《亚洲的21世纪》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作者简介：
［新加坡］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资深学者型外交家，新加坡驻联合国前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
他有两段出色的职业经历：33年的外交生涯和15年的学术经历。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他在纽约生活了10多年。作为学者，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始院长。
2019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是全球知名的公共政策学者和亚洲研究专家，代表作《中国的选择》《新亚洲半球》《东盟奇迹》《西方失败了吗？》等。
内容简介：
近年来，西方逐渐衰落、亚洲迅速崛起，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着权力的大转移，东升西降成为大势所趋。这本书正是对这一国际大势的研判。
作者站在中美之外，从第三方的角度观察国际格局，结合时事分析其背后的成因，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崛起之路，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21世纪的全球发展态势。书中收录了马凯硕近年来发表的主要文章、演讲与接受的重要采访。
第一部分谈“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结”。当前，西方所犯下的主要战略错误是拒绝正视和接受这一现实，由此引发出问题：西方如何学会在一个不再由自己主宰的世界里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
第二部分谈“亚洲的复兴”。21世纪，亚洲将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事实上，欧洲和北美只是在过去的200年里才实现了经济腾飞。西方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主导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反常现象，而现在，历史正在回归正轨。
第三部分谈“中国的和平崛起”。作者充分展示了对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认同，具体探讨了世界秩序的重构与变化，中国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和平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等。
第四部分谈“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全球合作”。当前人类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新冠肺炎疫情到气候变化，皆须通过全球合作予以应对。作者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促进全球合作的多边世界秩序，多边外交应充分发挥其“人类议会”的功能。
书摘：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这句话的最新版本为：“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
这个新说法恰好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矛盾。过去几十年内，全球化对改善人类处境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力量。然而，许多人不仅不为全球化欢呼，反而断言全球化即将消亡。尽管是西方发起了全球化，但预言全球化即将消亡的声音在西方尤为响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简要来说，西方在全球化管理上犯了三个战略错误。更准确地说，是西方头号强国——美国犯了错误。
由于许多美国人会极力否认美国犯下的这些战略错误，在新书《亚洲的21世纪》中，马凯硕详细解释了错误是如何犯下的，称美国无疑已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最后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这三个战略错误都是可以纠正的，中美双方能够且应该合作。
美国犯下三大战略错误
那么，美国犯下了哪三个战略错误呢？
第一个错误是占美国人口1%的精英阶层犯下的。他们从全球化中攫取了巨额的财富，而占人口50%的底层民众却遭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破坏，对于这一点，精英阶层袖手旁观。
第二个错误是，在本应加强政府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时，美国选择了削弱它们。这一错误是在著名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期间铸成的，当时里根总统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这种理念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接下来的30年间，主要公共服务机构资金不足、权威丧失、士气低迷。
第三个错误是美国放任占有财富最多的1%的人口在国内形成了实际上的金钱政治。民主政治和金钱政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在一个民主政治国家，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而在一个金钱政治国家，民众面对的则是一个“由极少数人拥有，被极少数人统治，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政府。大多数美国人都怀疑美国是否真的已经成为由富豪统治的国家。然而，保罗·沃尔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马丁·沃尔夫等知名人士都证实了这一发展趋势。
一种矛盾现象伴随着美国犯下的这三个战略错误。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维产业，美国的政治体系却不曾公开承认自己犯下这三个重大的战略错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极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的评论版面上也未对此进行更多讨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不得不调查和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美国政治体系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佯装无知的现象。
美国无疑已成为由富豪统治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表现得如此糟糕？
简言之，在美国人民没注意到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隔2~4年，美国人就会投票选举出他们的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州立法会议代表。然而，在民主正常运行的伪装下，在所有仪式性投票的背后，美国已然成了一个被权贵阶层统治的国家，用金钱来决定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由此，权贵阶层可以实现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警告过这种危险。他说：“如果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参与原则所保护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
大约50年以前，他警告称，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开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在2010年的“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这一裁决联合其他判决，推翻了对利用金钱影响政治进程的许多立法限制。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和其他类似判决影响甚大，它们在事实上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马丁·沃尔夫表示：“美国最高法院在2010年对公民联合会的不当裁决说明，公司就是掌权人，金钱就是话语权。事实证明，这是美国迈向金钱政治的一大步。”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在决定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但如今，他们失去了这种话语权，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因此，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功能上变得越来越不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而美国正相反，它越来越像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权力。
理论上，如果美国人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他们就会造反。然而，他们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被富人劫持了，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俏皮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引用过后，他们可能会在心底悄声说：“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腐败不可能发生。”但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这句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金钱对美国政治的腐蚀应该引起重视。在大多数国家，个人或企业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被称作腐败。即使在腐败横行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也知道这是违法的，尽管人们对腐败往往无可奈何。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是腐败行径，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已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了。
在将使用巨额资金影响公共政策这一行为合法化的过程中，美国最高法院显然忽视了约翰·罗尔斯的警告——“如果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将会产生以下腐败结果。
最终，这些不平等将使那些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人能够对立法施加更大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适时获得在社会问题上更大的决定权，至少在那些会使情况更加有利于他们的问题上是如此，并且这些人通常对这些问题保持意见一致。
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富人在“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上获得了更多决定权”。财富和政治权力已然从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人手中转移到了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因此，美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
中美两国能够且应该合作
对此，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该怎么办？”
就这三个战略错误来说，好消息是它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简单措施来修正。第一步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承认自己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创伤是咎由自取，这三个错误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步自然是对创伤采取补救措施。第三步是西方和东方，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就合作应对全球化面临的共同挑战达成新的全面理解。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尽管从理论上看很“简单”，但在实践中难以实施。第一步可能是最难实现的，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相信是其他国家导致了它们的问题。
因此，当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时，很少有美国人敢于揭示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国内因素而非外部因素造成的，美国国内消费和储蓄之间的不平衡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即使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下降，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也不会减少。2017—2019年特朗普引发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3750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3450亿美元，但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792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8540亿美元。
因此，除非美国承认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自身导致的，否则它很难采取必需的补救措施，尤其是重建强大而有效的机制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挑战，以及扭转导致美国出现金钱政治局面的举措（美国最高法院将企业无限额政治捐款合法化的决定也是导致美国金钱政治局面的一个原因）。简言之，第一步和第二步是相辅相成的。只有首先承认自己患病，才能找到治愈的办法。美国如果不承认国内问题是自身导致的，就无法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
美国在艰难实施前两步的同时，可以采取第三步行动：就如何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与中国达成新的谅解。在这方面，理论上，中美两国的利益看起来可能不可调和。然而，正如我在《中国的选择》一书最后一章中用大量篇幅所阐释的那样，中美两国在长期利益上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事实上，美中之间有5点“共同利益”。如果说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本应如此），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确实如此），那么这两个目标之间就没有根本性矛盾。事实上，如果能够相互合作，而不是纠结于地缘政治竞争上的零和博弈，两国政府成功实现各自目标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种双赢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华盛顿许多有影响力的人认为，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维护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在主导地位与人民利益之间，美国人民的利益显然更为重要。纯粹的常识足以说明这一点。
简言之，尽管在如今的政治背景下，我们难以想象中美能够互利合作，但现实是，双方能够且应该合作。中美双方，尤其是两国政府，都不应忘记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本国人民的福祉。它们可以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