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推进对华政策,拜登政府不断强化对同盟的管理,美韩同盟是其重点管理的目标之一。在强化美韩同盟方面,拜登政府一方面采取“怀柔”和诱导的策略,另一方面利用对朝政策来拉紧同盟。在这样的政策逻辑下,围绕朝鲜半岛的国家关系发生了复杂变化,推进半岛和平进程所需的国际合作难以形成,半岛局势长期陷于僵局。如果美国持续推动对华遏制打压政策,半岛局势也将陷入历史性的困境之中,一个以半岛地区为中心的对立结构形成恐将难以避免。要解决半岛问题,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朝鲜应坚定无核化的决心,中韩需要开展切实的战略合作,推动形成双边与多边的良性互动。
新冷战同盟是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支柱,而美韩同盟是美国实践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因此,美国历届政府对管理这一同盟投入了诸多努力,特别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趋向加剧,以及韩国对外交“自主”的追求日益增强,美国对美韩同盟的管理力度也不断增大。尽管如此,美韩同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许多观点认为,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之下,美韩之间出现了不少分歧和不快,美韩同盟关系受到较大损害。拜登政府上任后,明确地确立“尊重同盟”的政策基调,美韩同盟得到了强化。那么,拜登政府在管理美韩同盟的做法上与前任政府有何不同,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共性,而这些又是如何反映在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之中的?特别是在美国深化对华战略遏制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半岛政策与对华政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地区国际格局变动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并把握贯穿其中的主线,总结出内在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判断未来半岛局势走向以及地区国家关系发展前景。
01、拜登政府的同盟政策调整与韩美同盟
长期以来,美国把确保其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作为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在这一目标导向之下,美国高度警惕挑战者的出现,往往会对潜在的挑战者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无论挑战者信奉什么理念、推行什么制度。在这一战略目标实践过程中,美国并非靠一己之力,而是把同盟作为核心支撑,即把确保同盟的支持作为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寻求最大化地活用同盟工具来达成其战略目标。
为了牢牢掌握同盟这一战略性工具,美国采取了多种手段来强化同盟管理。在冷战时期,美国主要从意识形态入手,突显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性”,同时辅助以安保、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并根据不同情况综合地运用各种手段来加强同盟管理。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全球化兴起以及经济相互依赖加深,美国在同盟管理方面遇到了挑战。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解体使同盟国的威胁感知下降,由此同盟维持的必要性自然相对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向全球范围延伸权力和影响,战略透支现象逐步显现,这使美国难以继续以冷战时期的方式来管理同盟。苏联解体后,美国忙于填补权力的真空地带,并构建一个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由此带来的成本倍增,通过为同盟国提供经济利益来管理同盟的方式越来越后继乏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持续强调“民主价值”,并以此为旗帜不断与盟友强化价值认同,增强连带感与认同感。同时,不断泛化安全概念和推行绝对安全观来塑造“新威胁”,以此寻求增强维系同盟的动力。新的威胁既有传统安保领域的,也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美国通过多种方式炒作这些新威胁,向同盟国灌输同盟的重要性,进而实现对同盟的稳定管理。近年来,随着对世界事务管控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越来越多地以提升盟友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引导盟友强化与美国的关系,进而共同分担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
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目标同样是确保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在其上任之初便明确表示要“恢复”美国的领导力,并把中国看作最大的威胁,曾公开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换言之,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展,进而继续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这样的战略目标之下,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同盟的作用,将强化同盟关系设定为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在拜登政府正式上台后,便积极、快速“修复”特朗普主义冲击过的同盟关系,希望最大化利用“同盟工具”实现其战略目标。为取得同盟国的支持,拜登政府对前任政府的同盟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
第一,在处理同盟关系上,更加注重安抚和怀柔。早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就批评特朗普政府对同盟的“榨取”和“胁迫”,强调要“尊重”同盟。
第二,更加重视“民主价值”的作用。特朗普时期立足于“美国优先”原则处理与盟友的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争议,同盟关系出现了不少的“裂痕”。拜登政府基于民主党的政策传统,在“尊重”同盟的同时,通过标榜“民主价值”来彰显与盟友的同质性,并以渲染不同价值的威胁来凝聚同盟关系。
第三,与特朗普的“退群”相比,拜登政府更重视同盟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维护基于规则之上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又一基本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拜登政府上台后,很快着手推进复归《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多边机制。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扭转特朗普时期以对盟友施压为主的双边协商模式,正在寻求以“民主价值”理念为旗帜,积极统领西方民主国家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集团方式规制或排挤战略竞争对手。
第四,继续推进同盟多边化、集团化,但更重视全球同盟联网与东西互动。在遏制中国力量扩展方面,特朗普政府也非常重视同盟的参与和作用,只是在动员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直接的方式。从政策逻辑上,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做法,寻求在“印太战略”下构建东亚地区的同盟集团。在此过程中,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全球范围内同盟的联动,努力促进北约与“印太”地区同盟之间的遥相呼应和配合行动。如在与“印太”地区盟友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时邀请北约成员加入其中,新建立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不仅如此,在加强“五眼联盟”的基础上,努力以某种方式将“印太”地区的盟友整合到其中,如推进“五眼联盟+”的情报共享机制。
第五,超越传统的军事范畴,努力打造基于西方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战略联盟。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结集的“四边机制”(Quad),并进一步将其升级为“自由、开放、包容”的战略协商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不仅可以共同协商军事安保议题,还可以深入探讨政治外交、经济技术、宇宙开发、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以及传染病防治等多个领域的问题。由此,一个实质上的多边同盟有可能在“四边机制”平台上被“孵化”出世。
由于美韩同盟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实践“印太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因此拜登政府上台后着手“修复”和强化美韩同盟。在强化美韩同盟关系方面,拜登政府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的同盟政策基调,美韩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美国转变特朗普时期对韩国的压迫式做法,表现出对韩国“尊重”和“重视”的姿态,以此改善美韩关系。在批评特朗普对韩国“榨取”政策的同时,快速消除韩美在防卫费分担问题上的分歧,并签署《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了驻韩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的立场,让韩国消除了对驻韩美军撤军的忧虑。
其次,美国不断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并突出美韩同盟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拜登政府上任之初,便积极与韩国进行协调,宣布美韩同盟为“印太”乃至全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核心轴”。此前,双方一直把美韩同盟定义为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核心轴”。由此,美韩同盟的目标范围从东北亚地区向“印太”乃至全世界扩展,进一步从区域性同盟向全球性战略同盟转变。而韩国对强化这样的同盟关系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这一点在2021年5月21日的《韩美首脑联合声明》中有着明确的体现。
再次,美国不断提升韩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拜登政府利用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一些领域开始不断赋予韩国更大的责任,突显韩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和自豪感,以此来吸引和拉拢韩国。如邀请韩国参加七国集团(G7)扩大会议,提升韩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邀请韩国参加主要民主国家峰会,在政治上提升韩国的地位;与韩国共同构建高端半导体技术供应链,赋予韩国疫苗生产枢纽地位;等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增大韩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韩国对此也给予了积极响应。
最后,在对朝政策上,拜登政府展现出灵活性,以满足文在寅政府的需求。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的对朝政策基调是“自下而上”的协商和“坚持原则”,释放出明显的“战略忍耐”信号。但在文在寅政府紧密的外交斡旋下,2021年4月拜登政府完成对朝政策评估后公开对外表示,将寻求以“务实方式”对朝展开外交。在5月21日的《韩美首脑联合声明》中,拜登政府又进一步释放积极信号,表示尊重前任政府与朝达成的“6•12协议”精神,并声称愿意“无条件”与朝对话。拜登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满足了文在寅政府在发展对朝关系上的政治需求。当然,拜登政府也试图通过对朝政策调整来对追求“自主”的文在寅政府进行必要管理。对于韩国提升自主的努力,美国一直保持警觉,特别是对文在寅政府提升“自主”可能引发的同盟“离心”加强管控。
在拜登政府的同盟政策下,韩国文在寅政府就发展对美同盟关系表现出积极姿态,美韩同盟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化。拜登政府上任后,韩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利用外交安保以及各种民间渠道与美国沟通,最后在一些关键问题领域达成妥协。文在寅政府一方面更为明确地表示应把“新南方政策”与“印太战略”进行深入对接,另一方面在四边机制扩容等敏感问题上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意向,许多韩国舆论积极强调在除安保外的其他领域加入四边机制的必要性。文在寅政府进一步强化美韩战略同盟,除了拜登政府的同盟管理政策功效之外,也有其自身的多重考虑。
一是安保层面的考虑。在特朗普时期,文在寅政府对美国提出的要求采取了“有选择配合”,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同盟关系频频出现“不和”之音,“同盟破裂论”“同盟危机论”“驻韩美军撤军论”等成为舆论热炒的焦点,给文在寅政府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随着无核化协商陷入僵局,半岛局势再现紧张气流,这种情况下,美韩同盟绝不可进一步疏远。因此,文在寅政府借拜登政府同盟政策调整之机,迅速加强了对美关系。
二是国内政治层面的考虑。文在寅政府上任初期曾获得了非常高的支持率,其中外交领域的施政进展成为最为突出的要因。但随着无核化协商受阻,同盟关系不协调之声频发,对华关系又无重大突破,以及疫情之下民生、就业等领域不满情绪升高等多重因素影响,文在寅政府的支持率一路下滑,这对其任期末的执政造成很大制约,更不利于未来的国内政治角逐。因此,文在寅政府需要做出一些“看得见”的成绩,以缓解国内的不利氛围。相比之下,强化对美同盟关系是容易获得产出的领域,成为最优加分选项。
三是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和打压的背景下,韩国国内日趋保守化的舆论有利于加强同盟。在韩国舆论界,“韩国应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 “韩国应强化韩美同盟,同时努力减少中韩关系的损伤”等论调日益占据主流。这种压力是文在寅政府不能不深入考虑的要素。
由此可见,美韩强化发展战略同盟,既有外交安保层面的考虑,也有许多成分是为满足国内政治的需求。然而,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协商长期处于僵局的情况下,美韩升级和强化发展同盟关系,会让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02、美国同盟管理政策下的半岛僵局
尽管半岛地区相关国家为解决问题付出了持续努力,但迄今为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19年朝美河内峰会之后,朝鲜半岛无核化协商与和平进程建设停滞不前,半岛局势再次陷入长期僵局。在韩美不断推进联合军演和增加在半岛军备投入的背景下,朝鲜多次发射中短程导弹表达不满,甚至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切断南北之间的通信往来,半岛局势频频涌现紧张气流,其未来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长期陷入僵局,实乃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的半岛政策因素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奥巴马的对朝“战略忍耐”,还是特朗普“自上而下”的首脑外交,包括现在拜登政府对朝“积极接触”的表态,在朝鲜关切的根本性问题上都没有拿出应有的“诚意”。美国之所以不愿意拿出应有的“诚意”,更主要的是因为对自身亚太战略/“印太战略”考虑,进一步来说,是出于调动和管理盟友配合实践美国地区战略的考虑。如前所述,美国的同盟管理政策最终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战略的,在这样的考虑之下,美国的对朝政策越来越服务于同盟管理。换言之,美国为更好地推进对华政策,需要加强对美韩同盟的管理,而为了加强对这一同盟的管理,美国往往是在对朝政策方面下功夫。特朗普高调攻击前任奥巴马政府,但在对华政策上延续并拓展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同样强烈抨击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但在对华政策上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基调,在推进对华政策中对于美韩同盟的期待也有着与前任政府近似之处。同样,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更多的是出于管理美韩同盟来考量设计的,对于所谓的“朝鲜威胁”,美国的考虑是将其管控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并加以灵活利用。可以说,在美国的这种半岛政策之下,朝鲜的关切难以得到满足,半岛局势自然难以走出僵局。
特朗普政府通过满足文在寅政府主导半岛事务的“驾驶员”地位需求,强化了对同盟的管理,但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实质性举措。2018年之后,在文在寅政府的斡旋下,特朗普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做出了调整,由极限制裁和武力高压转向了“积极的”首脑外交,先后成就了三轮朝美首脑会谈,这种局面也助推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不断创下新高。尽管如此,韩国在发展对朝关系上始终无法突破美国定下的原则,而特朗普政府又以这种对韩“配合”的姿态牵引着韩国对美形成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实际上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对半岛事务的主导权,强化了美国对半岛和平进程的掌控力。然而,美韩的这种互动并没有给半岛和平进程注入新的动力,无核化与缓解对朝国际制裁仍然停留在互为前提的僵持之中。
拜登政府同样在对朝政策上做出了“积极姿态”以满足文在寅政府的政绩需求,以此换取了韩国对美国的战略配合与协作。拜登政府上任之际,美国内部对朝认知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主流舆论认为在朝鲜没有实质性变化之前,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做出让步。由此,美国新政府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延续“战略忍耐”的征兆。然而,处于任期末的文在寅政府却需要留下一些“看得见”的政绩,在对朝关系和对华关系上少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稳固和深化发展韩美同盟关系成为其重要的关注目标。2021年5月21日的美韩首脑会谈便是双方进行“需求对表”的一次行动。拜登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做出了积极的姿态,宣称尊重此前朝美、朝韩达成的协议精神,愿意积极寻求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拜登政府的这一立场满足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需求,也让韩国找到了强化战略同盟关系的重要支撑,会谈后发布的《韩美首脑联合声明》是一个代表性成果。很显然,文在寅在任期末强化了美韩同盟,留下了“看得见”的外交实绩。而拜登政府则以“口头表述”式的对朝政策赢得了美韩同盟的深化发展。无论是拜登还是文在寅,双方都非常清楚,在文在寅政府任期末很难在对朝政策上取得实质性成果。在这样的认识下,双方通过对朝政策的步调协调实现了“各取所需”。
可见,拜登政府所展现的对朝“积极姿态”并非真的是为了解决朝核问题,充其量是为了拉拢盟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在拜登政府上任后一年多时间里,美国积极向朝鲜发出了“无条件”对话的信号,但并没有展现出朝鲜所期待的“诚意”,自然也无法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在新一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出台之前,拜登政府将会采取等待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继续加强对朝鲜半岛事务的管控,防止对美不利局面的出现。比如,在韩国积极探讨通过北京冬奥会重启半岛和平进程之际,拜登政府发动了对北京冬奥会所谓的“外交抵制”,致使文在寅政府借北京冬奥之机发表朝鲜半岛“终战宣言”之构想化为泡影,半岛和平进程仍无法找到走出僵局的突破口。而尹锡悦政府上任后,其对朝政策再次转向强硬施压。在拜登政府的“尊重同盟”政策基调之下,美国的对朝政策恐将再度调整,这又让朝韩关系及半岛局势前景充满变数。
除了美国半岛政策考量这一重要因素制约,还有一些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半岛和平进程。首先,从朝鲜立场来看,朝绝不会为没有制度保障的一纸协议而采取无核化行动。随着中美、俄美等大国关系紧张,特别是在以俄乌冲突为典型的国际变局之下,朝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保有核武器的必要性,因此,在一系列重点关切事项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满足和保障的情况下,朝鲜并不急于改变现状。在朝鲜劳动党八大报告中,金正恩对内强调自力更生,对外强调“强对强”“善对善”的原则,不接受没有实际意义的对话。虽然拜登政府不断向朝“示善”,强调愿意与朝无条件接触且一切可谈,但在朝鲜看来这些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朝鲜要求“真正的和平”,而结束对朝敌对行动是前提,如停止美国的军演、减少对朝周边军备部署和对朝制裁等。同样,对于文在寅政府提倡的发表“终战宣言”,朝鲜也没有积极的反应。在朝鲜看来,没有任何保障的政治性宣言不过是外交作秀而已。而且文在寅政府任期将尽,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其效力能否持续下去,对这一点朝鲜不能不有所考虑,等待和观望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因此,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无法开启,半岛局势僵持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不仅如此,受美国半岛政策的影响,各方在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没能建立合理的促进机制和有效的合作模式。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在半岛事务中发挥过多的影响力,更不希望在构建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新秩序进程中被中国抢占更多的话语权。因此,从2018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启动之际,便寻求排挤中国的参与,积极推进在美朝韩三边框架下解决问题,这造成解决半岛问题所必需的中美合作被阻隔在“城门”之外。而积极追求主导解决半岛问题的文在寅政府,希望最大化地以“民族自主解决”的方式实现目标,因而并不愿意有更多的外部力量加入其中,尤其是大国的参与,因为过多的大国介入会让韩国失去“主导”地位。出于这样的考虑,文在寅政府与美国一道坚持以三方框架来推进半岛和平进程,这也使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发挥受到阻碍,确保朝美协商持续进行所需要的中韩合作亦受到制约,这也是半岛无核化协商长期停滞的原因所在。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最终就形成了朝鲜对美国的博弈,而这一博弈进程中又由本就是当事者的韩国来充当“仲裁者”,这就使三方框架具有无法去除的先天性缺陷。鉴于朝美、朝韩长期敌对且相互信任严重赤字的事实,以及考虑到朝鲜与美韩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情况,尽管朝韩美进行了几轮互动却仍未取得进展,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在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下,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的难度尤为巨大。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制约了有关各方的直接沟通。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造成了重大冲击,各国纷纷忙于如何应对本国的疫情防治,无暇顾及外部事务的处理,解决半岛问题也越来越成为非优先事项。加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压力下,朝鲜采取了封闭国门的措施,这又使得相关方人员往来受到制约,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当面协商无法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半岛和平进程无法取得进展。
总之,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长期无法走出僵局,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主要当事方的美国,如果继续把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构建问题当作管理同盟的杠杆来使用的话,半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半岛局势也将无法摆脱周期性紧张的局面。
据韩联社报道,朝鲜2022年12月18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自11月18日发射“火星炮-17”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以来,时隔一个月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来源搜狐新闻
03、朝鲜半岛局势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走向
如前所述,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受阻。未来,美国因素仍将继续影响甚至左右半岛和平进程的发展。如果美国不调整现有的做法,解决半岛问题的国际合作就无法展开,朝鲜半岛局势将遭遇更多的风险和挑战,总体来看,这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美国方面来看,对华遏制打压将会继续加紧,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将增大,这不利于推进半岛和平进程。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美两大国的合作,但从目前来看,美国拜登政府不但没有缓和中美关系的迹象,反而在进一步构建对华战略遏制集团,所涉及领域远远超出军事安保,正在朝包括经济、人文、体育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扩散,中美在半岛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在持续弱化。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不会轻易改变既有的半岛政策动机,紧紧拉住韩国仍将会是其半岛政策的核心考虑。因此,拜登政府很难就朝鲜关切的问题领域做出妥协,会继续把“朝鲜威胁”作为调控同盟和推进其地区战略的支点。这种情况下,半岛和平进程也难以重启,即便是重启,也很可能是特朗普时期“外交作秀”的延续,难以取得实际进展。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美国会更加强化对同盟的管理。在“印太”地区,不排除美国通过加紧炒作战争危机绑紧同盟的可能。与此同时,美国结集盟友不断推进构建排除中国的新经济秩序,如“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等,这是继“四边机制+”之后“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很显然,这些行动有可能导致美国及其主要同盟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最大化“脱钩”,由此,“新冷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而半岛很有可能成为“新冷战”的震源地,因为在半岛上的冷战结构一直在延续。
随着韩国保守政府登场,美国拜登政府现有的对朝政策基调将会出现调整。可以预见,尹锡悦执政的韩国,将在对朝政策上进行转向调整,很可能恢复此前的高压制裁轨道。为与盟友保持同调,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将露出真实面目,现有的对朝“积极姿态”很可能会向升级版的“战略忍耐”转换,这种政策转换又会诱发朝鲜的强烈反应,朝鲜半岛局势将回归历史的困境之中。
第二,从朝鲜方面来看,面对美韩的新一轮“战略忍耐”,朝鲜可能会做出强烈反应。如前所述,出于同盟管理需要,美国拜登政府很难改变对朝政策基调,特别是随着韩国保守政府上台执政,美韩在对朝政策上可能要进行较大调整,对朝高压制裁将再次成为常态。这种背景下,朝鲜所期待的“减缓国际制裁”恐将难以实现,因此将会继续以“正面突破”的方式进行应对。根据朝鲜劳动党八大精神,很可能会在提升战略武备能力方面采取一系列行动,如在提升导弹突防能力、扩大打击范围等方面会有所动作。一方面,面对美韩施压,朝鲜领导层会展现出坚决与美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借此展现朝鲜国防建设的伟大成就,以提振国内民众士气。不难预见,在朝鲜的强硬回应之下,韩美将进一步推进对朝制裁,全方位加大对朝压力,半岛局势将陷入新一轮危机。而危机中叠加下来的敌对意识,又会进一步提升解决半岛问题的门槛,增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
第三,从韩国方面来看,韩国的国内政治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外交互动,都对未来局势构成挑战。2022年3月10日,韩国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当选第20届韩国总统,这成为半岛局势变奏的关键因素。尹锡悦上任后,其对朝政策体现出保守派一贯的基调和特征。尹锡悦将继续坚持对朝强硬施压的基调,把朝鲜的弃核行动作为改善半岛南北关系的前提条件,即基本延续过去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先弃核再补偿”的原则。在朝鲜做出实际弃核行动之前,韩国强化与美日共同协调,并不断增大对朝进行武力威慑。按照尹锡悦的主张,韩国将强化韩美大规模军演,并且在半岛巡回部署美国战略武器,甚至要求推进战术核武器的共享或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如果朝鲜继续推进核、导开发进程,韩国将联合美日等国家高调推动对朝制裁,升级版的对朝“战略忍耐”将会再次出现,届时半岛局势很可能会再度危机高涨,对半岛、对东北亚都将构成非常大的挑战。
第四,解决半岛问题的中国因素。如前所述,美国拜登政府正在从战略层面加紧对华遏制打压,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也正追随美国对华施压。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处理半岛相关国家关系上面临巨大压力,特别是随着美国对华遏制打压不断深化,中国所能作为的空间越来越小。又因韩国在战略上倒向美国,致使中韩关系的“天花板”将会日益降低。这种局面下,半岛无核化及和平构建所必需的国际合作将更难以实现。
总之,在多种因素复杂作用之下,未来朝鲜半岛局势将面临重大挑战。如果美国持续推动对华遏制打压政策,朝鲜半岛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化,半岛局势也将陷入历史性的困境之中。
04、结语
多年来,美国不断利用对朝政策来对美韩同盟加强管理,进而使其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围绕着朝鲜半岛的国家关系出现了更为复杂化的变化:美韩同盟被不断升级、强化,而中韩关系却屡屡遭遇“瓶颈”,朝韩关系无法取得实质进展。在此背景下,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致使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长期陷入僵局,半岛局势也无法走出困境。未来几年,如果拜登政府不转换当前的政策逻辑,朝鲜半岛局势将遭遇更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美国不断深化对华遏制打压的情况下,日趋保守化的韩国很可能在强化韩美战略同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排除以半岛为基点的“新冷战”格局在本地区落地生根的可能。
可以说,未来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能否取得进展,半岛局势能否维持稳定,主要取决于美国在半岛和平构建问题上的诚意,也取决于朝鲜坚持推进无核化的决心,同时也取决于朝韩关系能否得到真正的改善,当然这需要韩国对朝政策的持续性和足够的自主性。特别是在构建半岛和平的进程中,中韩能否形成实质性的战略合作也非常关键。未来,半岛和平构建需要几个核心当事方共同参与,不能刻意寻求排挤某一方,都应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务实地推进合作,相向而行,努力形成双边互动与多边互动的良性循环。(作者:毕颖达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