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新动向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由来已久，但近年来，特别是岸田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推进经济安保战略明显加速。目前日本正逐步形成战略目的清晰、机构设置完善、经济控制能力增强、对外合作日益紧密的全方位经济安保战略。日本政府加速推进经济安保战略有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亦有日本自身的战略考量。日本希望借经济安保战略实现经济、安全等多方面战略目标，但囿于多方面因素制约，其战略效果有待验证。

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通常指将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使用经济手段追求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的战略。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结束，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受到日本政府关注。1982年，日本通产省发表首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以经济手段为中心，遏制和排除外部经济或非经济威胁。当时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任务在于保障以石油为代表的海外战略物资的稳定供应，同时以官方发展援助（ODA）等经济手段，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形象。近年来，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越来越丰富和具体，特别是岸田政府上台以来，将经济安保战略摆在突出位置，明显加快经济安保战略部署，专门设立经济安保大臣，并拟出台首份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正逐步走向成熟。

一、日本在体制机制、企业管理和对外合作等方面全面部署，通过不断完善经济安保战略架构，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加速成型。

首先，日本进一步完善经济安保战略和机制建设。一是加快构建经济安保相关的党内和政府机构。2019年初，自民党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成立，成为推动经济安全理念、战略和战术形成的重要政治力量，由原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任会长。2019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室，主要负责对经济安全保障课题进行讨论并制定相应政策；7月，日本内阁通过的《综合创新战略2020》写入了经济安全保障的概念；10月，外务省调整综合外交政策局的设置，把安全保障政策课下辖的宇宙网络政策室改组为新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统筹负责日本外交政策中的经济、技术和网络安全等安全保障课题。

二是增设专门的国家安全保障局经济班。2020年4月1日，日本政府又在负责综合协调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局中增设经济班，仿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统筹经济安全，负责情报搜集、政策咨询、立案等，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的窗口。该机构是出口管制、网络安全、日美合作、外资并购、敏感人员监控的主责部门，由经产省官员担任审议官，审议官下属的4名参事官分别来自总务、外务、财务、警察部门。此前，日本各政府部门经产省产业构造审议会设有安全保障贸易管理小委员会。外务省调整综合外交政策局内设机构，成立新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加强经济、技术、网络领域的政策制定。防卫省在防卫装备厅新设装备保全管理官，负责技术保密相关的技术管理室和合同信息保全计划室。经济班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完成对各经济安全部门的统筹和整合，经济安全保障正式成为日本国家外交安保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加快经济安保相关立法。2021年10月，岸田文雄接任日本首相，在新内阁中增设经济安保担当大臣一职，专门负责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相关事务，首任经济安保担当大臣由主张对华强硬的小林鹰之担任。2022年2月25日，日本内阁通过“经济安全保障综合推进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法案主要包括“确保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链”“保证安全的基础设施”“支援高精尖关键技术开发”“特许专利的非公开化”四部分，将赋予日本政府对事关经济安全的经济行为进行材料收集、事前审查、劝告和责罚的权力，极大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为日本对外实行经济保护和制裁提供法律依据。岸田政府上台伊始就把经济安保定位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希望将经济安保作为抓手，实现经济、安全，以及对美对华的多方面战略目标。

其次，日本政府加强对企业管制和引导。一是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管制。2019年5月，日本财务省发表声明指出，近年来保护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为防止重要技术外泄，避免发生损害国防工业生产、基础技术等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的事件，要拓宽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外汇法》修正案，新法案规定在涉及高科技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相关行业”中，如外国资本计划收购日本上市企业1%以上股份或非上市企业任何股份、任命董事或出售相关业务，都必须先向日政府申报并接受审查，以防范“先进技术”流出。《经济安全保障综合推进法（草案）》也指出，为防止引进可能对日本安全保障造成威胁的外国制品及系统，日本政府将采取事前审查，以排除可能对基础设施稳定运作造成影响的外国产品或设备。

二是不断降低产业链对华依赖并加强对高科技保护。日本计划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合作，到2025年将从中国进口稀土的比重从目前的58%降至50%以下。科技保护方面，2020年7月起，日本政府收紧了对大学下设研究机构的资金限制，要求所有领取国家研究开发补助的大学机构，向政府申报其接受外国企业与组织资助的情况，并计划从2022年开始要求申报外籍留学生及科研人员的详细履历，避免日本研究机构受中国资助和中国留学生偷窃技术。

三是不断加大对企业高科技研发及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支持。2021年，日本政府追加预算约6000亿日元，设立基金支持先进半导体生产企业，另设立5000亿日元的大学基金，用于强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基础，培养科研人才。未来日本政府还计划拨出2万亿日元，用于设立碳中和相关项目的创新型技术研发基金并设立专门基金，营造推进6G研发环境，力争赢得相关技术及产业的国际竞争。日本政府还对投资绿色低碳转型的企业予以减税，并投入1094亿日元，引入住宅绿色积分制度，引导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型。日本政府还设立约1.15万亿日元的业务重组补助基金，专门用于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绿色化、数字化转型。

最后，日本以对美合作为中心，加强国际供应链建设。一方面，美国是日本经济安全合作的重中之重。2021年4月发布的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提出“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方面开展合作”，以及“进行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太空技术开发战略”经济建设，以此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日本主动提议建立日美经济版“2+2”对话机制，欲与美在对华经济战略上进一步绑定，经济版“2＋2”的讨论焦点在于充实日美半导体供应链，在尖端技术领域两国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在半导体、电池、先进医疗、重要原材料方面，日美建立起强劲的供应链机制，两国希望该机制不仅能阻止中国继续发展相关方面的技术、生产能力及产品规模，还希望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将研发、生产和市场开拓彻底、严格地掌控在两国手中。出口管制方面，日美共同推动《瓦森纳安排》42个成员国同意，将尖端半导体基板制造技术、芯片光刻模拟软件和军事级网络软件纳入管制范围，严控出口。技术研发方面，双方成立半导体工作小组划分研发和生产等任务，意欲在半导体等领域建立脱离中国的供应链。另外，日美将共同推进“安全和开放的5G网络”，并力争在6G领域实现对华完全超越，投入45亿美元用于加强两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日本积极扩展与东盟等地区的多边合作，打造稳定供应链。2020年4月，日本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发表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强韧性倡议”，表示要保持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减轻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该倡议明确了双方合作的领域与内容。一是努力保持市场开放，防止经济活动停顿，以保障食品、生活必需品、医用品及医疗设备等必备物资的顺利流通，维持地区及国际供应链的运行。二是尽力保障各种原材料、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供应，支持所有人维持健康与福祉，维持市场稳定性，减轻可能对地区及世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三是共同探索供应多元化、互补化、透明化、适当库存化、持续化的途径，在应对商业风险与维持成本竞争力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2020年7月，日本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接着出台了“日本东盟经济强韧化行动计划”。该计划包含了50多项具体措施，包括由日本东盟经济产业合作委员会事务局负责的“强化海外供应链韧性计划”，支持企业以降低生产集中度为目的增加对东盟的投资，对企业购买设备、实施商业调查提供补贴。日本还着手构建应应对供应链危机的合作机制，如支持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设立强化供应链韧性的持续性项目，开展调查研究，举办产学官研讨论坛等。

此外，日本还在东盟之外寻求与更多国家或地区的合作。2021年4月27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的经济部长发表了“供应链强韧化倡议”，内容包括通过贸易手续数字化来促进贸易，通过改善商业环境、供需匹配等促进投资，支持以生产基地多元化为目的的设备投资。日本还和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共同举办了“供应链强韧化论坛”，探讨如何在“印太”地区加强供应链韧性和提高产业竞争力。2021年4月，日本与美国、欧盟、中国台湾合办了“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的韧性”的论坛，共同发布“巩固供应链安全的联合声明”，以加强在供应链重组与韧性方面的咨询与合作，鼓励将供应链布局在理念相近经济体的区域，以确保供应链不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于2021年9月24日举行“四方安全对话”（QUAD），同意采取措施，建构安全半导体供应链。

二、日本近来加快经济安全保障战略部署出于多方面战略考量，其中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博弈加剧及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要求是重要外因，日本自身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的需求是内在原因。

其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加重了日本经济安全危机感。随着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一些发达国家的“本国优先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自由、公平、竞争等价值观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在国际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发生了动摇。各国比以往更加重视将国家安全和经济视为一体，纷纷以本国产业为中心制定相关政策。保守主义盛行，中美博弈加剧，新技术革命来临，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经济、技术、安全保障三者联系更加紧密。日本政界认为“日本的未来取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不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还包括安全保障等，经济安保需确定为国家战略。日本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认为强化经济安全是在补短板，目标是打破部门分割，建立一个能从全局掌握经济安全情报的体系。2018年以来，美国、德国、韩国、OECD、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纷纷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强化从经济安全的视角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管理。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2019年3月，欧盟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英国在2017年、2018年先后发布《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审查绿皮书》《国家安全与投资白皮书》。德国、法国、意大利于2018年到2019年均通过立法采取了新的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投资管理措施。同时，国家间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的合作也陆续展开。2018年5月，日美欧三方举行贸易部长会议，就阻止以获取技术及知识产权或向母国国内企业转让技术为目的的外国企业及其资产的投资和收购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更是在自身加强经济安全化的同时施压日本与其同步。2021年11月19日，岸田文雄在相关阁僚参加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首次会议上指出，“在世界各国为确保战略物资和获取重要技术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切实加强日本经济安全保障非常重要”，并指示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小林鹰之迅速制定法案。

其二，美国压力加速日美经济安全合作。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政策，策应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战略调整。2018年起，美国相继通过《国防授权法》《出口管理改革法》及多项关联行政令，严厉限制中美高科技领域贸易往来和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对美投资，并授权美国政府推动盟友国家建立类似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加强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出口管制合作。此后，美国多次向日本、德国、意大利及五眼联盟等盟国的政府与企业施压，游说其减少与中国的经济科技联系，禁止使用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和服务的承包商与美国联邦政府签订、续订或拓展合同，并建立排除中国科技产品的所谓“洁净5G网络”，甚至动员日本、澳大利亚的国有金融机构，为东南亚国家弃用中国科技产品提供资助。面对美国压力，日本一方面需要以实际行动支持美国，另一方面也渴望加入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圈，利用美国的市场、资金、科技成果等资源，获得更多排他性利益。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将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列入白名单，认定上述三国在美投资不会带来安全风险，宣称未来白名单可视情扩大，由此产生的便利与利益对日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2020年以来，美国多家智库报告称日美应通过设立共同基金、共享数据资源与研究成果等方式，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并在外资投资与出口管制政策上及时保持一致，以共同维护日美同盟的科技竞争力，这将使日本得以借美国的科技优势推动自身发展。此外，强化经济安全政策也有利于日本巩固并管理美日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的政策以来，日本在军费分担、军备购买等多个方面承压，新冠肺炎疫情亦导致日本民众对美国的信赖程度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经济安全保障可以为日本加强对美沟通合作提供新的支点，进一步将日美捆绑在同一战车上。

其三，加强经济安全战略是日本自身经济发展需求。一是赢得科技竞争，力求保证技术优势。现在世界仍然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前夕，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军事技术和能源技术都在大发展转折期，日本在上一次产业革命中并未占据有利位置。近年，日本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金融科技等方面发展缓慢，专利总数落后于中美，所获诺贝尔奖多为20世纪50～60年代技术，竞争力处于下滑阶段。2019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排名仅为30位。5G领域，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NEC）、富士通全球市场占比不足1%；量子领域，年度专利数在十年前被中美大幅超越。而且近年日本东芝等企业出现外资持有2%～3%左右股票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情况。对此，日本深感忧虑，特别感觉到了中国发展速度的威胁，所以保持日本技术优势被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事项。

二是维持日本经济的自主性和不可或缺性。日本近年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安倍经济学”过度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效果已到临界，日本政府必须考虑退出战略和补位政策，岸田政府上台以来提出“新资本主义”，经济安保战略成为岸田政府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能力，用维护安全的借口，引导资本回流至日本国内，另一方面降低供应链对外依赖，减少技术外流。日本担忧对华经济依赖过大，2022年2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世界潮流报告”显示，2019年的共约5000个种类中，来自中国的进口按金额计算占5成以上的有1133个种类，达到23%。

三是争夺国际规则制高点。国际贸易规则方面，目前全球层面仍然缺乏统一的投资贸易协议，各地区经贸关系呈现区域化和碎片化特点。在此背景下，日本积极推动CPTPP、日欧EPA等高水平自贸区成型。随着RCEP生效，全球主要大型自贸协定中基本都有日本参加，日本打着自由贸易旗手的名号正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在数字经济等新经济领域，目前世界各国都处于探索发展期，日本借经济安保政策大力发展自身的同时，积极联系美欧等主要经济体，构建新经济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试图参与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

此外，经济安保是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日本各界越来越认识到由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核威慑的存在，发生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很小，经济制裁作为大国之间斗争的武器越来越受到重用，经济成为除热战外最容易受到侵害和打击的领域。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需要修改之前的经济和安全策略，从经济安保领域入手是日本目前最实际也最切实可行的方案，日本加速推进经济安保战略实际也是对以往综合安全战略的一次升级。从日本自民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制定建议”来看，日本经济安保战略范围囊括了能源安全、海洋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日本国际安全观的雏形。

三、日本经济安保战略虽有内外因素助推，但仍然面临很多制约因素与挑战，其最终政策效果有待观察。

首先，政府推动能力、企业执行力和市场影响力制约政策效果。日本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对企业补贴和支援的财政政策，但对于企业调整成本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以日本支持台积电在日本本土设厂为例，日本计划投资1万亿日元建立合资企业，工厂建设由索尼公司负担，但是其他设备费用至少需要5000亿日元，对于企业来说仍然是沉重负担，新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短期也难以解决。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政策等于为日本企业加上紧箍咒，对中企等圈上隔离带，对重要项目投资交易均要审查，打击日企在华投资积极性，影响日企对华投资意愿。同时，中国对日投资将遭受极大限制，影响相关企业日本市场业务，影响中日企业间正常交往合作，对中日经济合作造成负面冲击。另外，政府为让企业回流大量使用政府补助金，短期对企业来说形成助力，但长期来看违背市场规律，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产生僵尸企业。日本主要企业对政府要求在董事会中设立主管经济安保的职位和官民协议会等主张抱怨颇多，日企未来多大程度完全执行政府政策值得怀疑。

日本国内市场各方面需求有限，必须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扩大生产，提高利润，这也是为何日本大多数企业都是海外型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要实现迭代发展必须通过大规模市场使用和检验，这也是中国市场对日企的吸引力来源之一，日本在很多细分领域具备技术优势和较大全球市场份额。例如日本在某些半导体材料行业在全球占有绝对优势，德山化工控制全球75%的高纯度氮化铝市场，其氮化铝粉被全球公认为质量最好、性能最稳定的半导体散热材料；在硅晶圆领域，排在世界首位的信越化学工业和SUMCO合计掌握约6成份额，在高速通信标准5G和数据中心等尖端产品方面具有优势；在集成电路生产不可或缺的光刻胶领域，日本企业所占份额达9成。如果受限于经济安保政策，这些材料无法出口或减少出口，将对全球供应链稳定造成冲击，同时削弱日企在国际市场地位。所以企业和市场的发展规律与经济安保战略的内在矛盾将对日本政府政策效果形成制约。

其次，日美之间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特朗普时期美国一度对日本部分出口产品增税并威胁对日输美汽车加征关税，逐年增加的驻日美军安保费用也越来越成为日本财政负担。相比美国，日本更重视也更需要中国市场，所以美国虽向日施压对华强硬，但日本往往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变通。以半导体行业为例，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对日本企业造成了严重冲击。铠侠控股（原东芝存储器）被迫停止向华为供货，为此推迟了2020年日本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如果美国继续扩大对华制裁，将使日本拥有优势的半导体企业失去重要的中国客户，从长远看会削弱它们的竞争力。美国半导体战略的目标是吸引有竞争力的外国企业到美国开设工厂，这反而会使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面临空心化的危险，与日本“加强自身具有战略不可或缺性”产业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铠侠控股在延期上市后，启动了与美国西部数据的合并谈判，此举被视为日美半导体合作的第一步。但美方希望合并后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日方对此不愿接受，坚持保留日本工厂和高附加值的研发功能，谈判因此陷入困境。由此看来，美国对日本的合作战略更倾向由日本对美国输血支撑美国领导地位，而非帮助日本恢复昔日经济辉煌，所以美日在构建稳定供应链体系和发展保护本国产业方面将面临复杂的利益博弈。

再次，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颇深，难以完全剥离。截至2021年，中国连续14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20%左右；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截至2019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为1157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1%，是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进驻中国的日本中小企业已经超过5万家，投资行业也由制造业扩展至服务业，中国的定位从生产基地变为巨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上半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比2019年同期减少3.9%，但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总额反而增加20%，尤其是对运输机械设备的投资增长显著，占到整个投资额的40%。日本企业正在加大对汽车领域和健康养老领域的投入。同时，中国企业也继续加快对日投资步伐，主要涉及制造业、金融服务、互联网、电气、通信、软件等新业态，以及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2020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全行业直接投资7376万美元，同比增长11%，中国企业在日本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1.8亿美元，同比增长12.6%。中日仍是彼此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随着RCEP的生效和中国积极加入CPTPP，两国在新规则磋商基础上的深度经贸融合依然存在着广阔空间，这与日美希望打造排华供应链存在不小的矛盾。

最后，过度强调经济安保会导致经济问题泛安全化，与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方向相悖。一方面，过度经济保护不利于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日本本是自由经济的受益者，战后经济增长得益于自由宽松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但在成为发达经济体后却成为了保守秩序的拥护者。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一国单纯以经济安全为由进行经济保护和技术封锁不会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也不利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种将经济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经济安保有损于日本的经济利益和技术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安保容易破坏国家互信，割裂世界体系。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一边加大对中国等地区的经济安全防范，另一边与美国等形成封闭经济圈，这增加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成本，破坏了国家间的信任基础。在缺乏经济互信的情况下，各国高水平经济合作越发困难，共同克服发展障碍的基础不复存在。同时，以日美为核心的封闭经济圈将世界不同价值观的地区割裂在外，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越来越碎片化，不同的区域和同盟分别建群以针对群外势力。例如《日美数字协定》对两国的数字经济贸易达成了一定程度共识，而新加坡、新西兰、智利、中国等则加入了《数字经济伙伴协定》，形成各自为营的现状。事实上，以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应使各国联系更紧密，而不是彼此分立，因此更加需要各国合作应对，但若过分强调本国安全将使得合作难以推进。

结语

日本加速推进经济安保战略具有深刻的标志性意义，意味着日本安全战略的深化。多年来，日本不断扩展经济安保范围，升级综合安全战略。从1980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主张，到2013年日本政府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再加上近年来的不断完善，日本经济安全战略逐渐成型。与此同时，日本近年也一直在在谋求安全自主，增强打击能力。近期，日本政府密集与执政党展开磋商，计划2022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未来日本在发展军事打击能力的同时或将进一步利用经济打击手段，两者互相结合补充，“以攻为守”地增强日本安全保障能力。这既是日本实现安全利益的重要路径，也是“非正常国家”日本利用外力推动战后安全战略转型、实现军事和经济大国的重要手段。

同时，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加速推进也标志着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战略互惠关系下，中日以经济为中心的民间交流仍得以扩大。但近年来日本政界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反华”在日本政界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从2021年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可窥一斑，三位候选人虽然在日本国内许多议题方面意见不一，对华口径却一致强硬，候选人之一岸田文雄表示“如果当选，会将抗衡中国作为首要任务”，河野太郎指出“中国已成安全威胁”，高市早苗则更具体的强调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并针对中国设立调查机构防止技术外泄。在负面政治因素影响下，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近期，日本国会通过了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切的决议，并一再渲染“台海有事”威胁日本安全，这表明日本政府渐渐脱离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的谨慎路线，正愈来愈明显地全方位制衡中国。加强经济安保政策成为中日经济领域出现摩擦的前兆，冲击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和安全互信。虽然中日经济关系仍然紧密，但并不排除未来中日高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的可能。

日本还通过经济安保战略的推进逐渐形成重塑国际规则的“日本方案”。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实际是日本国际大战略的重要一环，也体现出日本对当今国际环境变化的看法和应对。当前国际规则体系正在因为中美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虽然日本站位更靠近美国，但由于日美之间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中日关系又难以短期改善，日本必须在国际秩序重塑过程中发挥自身主动性、找准自己的定位。日本希望发挥“世界桥梁”的作用，以“自由贸易旗手”和“自由民主的共同价值观”等连接除美国之外的欧洲、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同时保持中日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经济安保战略展现了日本不仅要发挥桥梁作用，还要凸显杠杆作用，一方面继续维护并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保持对华接触，另一方面与欧盟、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战略上的合作伙伴形成第三极力量。加速推进经济安保战略表明日本战略自主意识不断上升，在联系外部势力的同时，正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行“日本优先”政策，着眼于“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构建，提供日本版新秩序理念和规则方案，实现日本长期国际战略目标。（作者：颜泽洋 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