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时代的美日科技合作

摘要：美日加强在大国竞争时代的科技合作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量，即美国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本旨在通过加强美日科技合作来推动日本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加速日本的数字化转型到来；美日双方共同希望通过科技合作来强化美日联盟关系。美日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军事科技、通信技术、量子技术、半导体以及太空科技领域。以“印太”地区为重要地缘指向、强调私营部门的作用、注重规则建设是美日科技合作表现出的主要特征。美日科技合作的前景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美日在部分具体领域上的分歧、美日两国各自的敏感科技信息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导读：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规范等的变迁以及大国的兴衰通常与科技变迁联系在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奠定了英国在世界近代史上长期领先及其首个全球霸权国家的地位；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德国和美国后来居上，国家实力的变化使得德国崛起于欧洲大陆并开始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而美国的崛起也使得美国主导的美洲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主导地位，不仅保证了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也使得美国在对苏冷战中占据上风。科技革命决定了国家的实力与地位，更决定了国际格局的走向。面对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制定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试图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确保本国在大国竞争格局中的竞争优势和实力地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美日科技合作的大幕徐徐拉开。

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和日本均已认识到，数字经济和新兴技术具有改变社会和带来巨大经济机会的潜力，因此美日将深化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民用空间领域的合作，以提升国家竞争力。2021年5月，美日决定建设美日全球数字连接伙伴关系。2021年11月的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再次强调了在新兴技术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并提出通过多边接触的方式来优化全球数字经济政策环境。在美国看来，美日科技合作一直是美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新能源技术、超级计算和关键材料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进行了超过25年的富有成效的合作，而且美日在科技领域的伙伴关系涵盖了两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广泛复杂问题。

本文试图对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日科技合作展开讨论，旨在厘清美日科技合作的动力、合作领域、合作特征，以及合作前景。关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以国外研究为主，且主要集中在智库界。国内学者的讨论相对较为有限，归泳涛只在探讨经济领域的美日对华战略时简单论及。

美日科技合作的动因

新兴技术的巨大社会、经济影响潜力是美日加强在科技领域合作的根本性动力。除此之外，美日加强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首先，对美国来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巩固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在拜登政府看来，“技术的快速变化将塑造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我们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重新加大投资以保持我们的科学和技术优势，并再次领先”。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合作被拜登政府视为美国能够抓住技术进步所带来机会的关键之道。利用分析软件VOSviewer对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进行文本可视化分析，可发现“盟友”（ally）与“伙伴”（partner）正是该方针的关键词汇（见图1）。这进一步证明了拜登政府战略体系中国际合作的重要地位。这种观点也几乎是美国精英的共识，得到了美国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精英的普遍高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也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跨政府共识。因为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10月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同样反复强调了美国盟友和伙伴的重要作用。

图1　《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的文本可视化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拜登政府还推出了所谓的“科技联盟”（allian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战略，旨在确保对华有效技术遏制和封锁的同时，试图全面强化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本则被视为美国科技联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智库直接点名的“科技联盟”成员，并指出美国应优先同日本等国展开合作。因为日本长期以来都在世界科技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国际科技格局中不容忽视的重量级玩家。日本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研发投资国（见图2），2020年日本的全球专利数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三。日本公司在美国的研发资金也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公司都多。在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主义路径，强调与盟友合作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加强与日本这个长期以来在国际科技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传统盟友的合作也在情理之中。

图2　中美日研发投入

资料来源：OECD,“Gross domestic spending on R&D,” https://data.oecd.org/rd/gross-domestic-spending-on-r-d.htm。

其次，对日本来说，需要通过加强美日科技合作来推动日本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加速日本的数字化转型。在日本看来，经济问题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掌握前沿的新兴技术将是这场竞争成功的关键。因此日本将控制新兴技术作为优先事项。但对于当前的日本来说，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就站在新兴科技的前沿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日本虽然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科技格局中的重量级选手，但近年来日本的科技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瓶颈。瑞士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日本的全球专利申请数量均呈现下滑态势。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暴露出了近年来日本数字化转型迟缓的问题。这从日本2020年还在使用传真机统计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便可见一斑。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日本2020年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已从2019年的第23名下降到第27名，2021年进一步下降到第28名。与此相比，中国则在2020年和2021年均有明显进步，已上升到全球第15名。数字化和通信技术发展的缓慢也制约了日本的疫情防控和企业及社会活动。于是，日本决定加速数字化转型，并将之视为推动经济恢复的关键。而发展新兴科技的“孤掌难鸣”则使得日本意识到，“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是合作和多边的”，而且要“为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渠道”。日本政府于2021年3月制订的《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明确提出，要与美国和欧盟等科技水平高的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以加强日本的研究能力。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美日应进行联合创新，寻求在对方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进行合作，以使双方科技合作的利益最大化，而且美日还必须促进先进技术在军事、工业、信息和通信方面的创新应用。总之，对渴求科技进步的日本而言，加强与美国这个当今头号科技强国的科技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强化联盟关系也是美日双方在大国竞争时代的共同需要。近年来，因自由霸权战略或“美国首要”（American Primacy）战略在实践中遭遇巨大挫折，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论调和战略收缩论声势日益高涨。这些观点高度质疑美国传统同盟体系的价值和作用，这在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中可以看出。但在作为建制派代表的拜登政府眼中，同盟体系依旧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一环。现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高级顾问米拉·拉普-胡珀 (Mira Rapp-Hooper)在其所著的《共和国之盾：美国联盟的胜利与危险》一书中，就全面肯定了美国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联盟体系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认为美国联盟体系并没有失去价值，只是需要改革。作为她的观点在拜登政府政策议程中的回响，拜登政府明确指出，“我们将重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使之现代化”。

由此，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着手修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对美国联盟体系所造成的冲击和裂痕。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头号盟国，美日联盟关系的修复无疑将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议程。而对于右倾化日趋严重的日本来说，加强美日联盟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对冲乃至遏制中国崛起自然也将成为日本政府对外政策议程的重要议题。这种观点也是日本国内观念市场中的重要力量，为不少日本学者所认同。所以，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再次承诺建立一个不可磨灭的联盟”。显然，加强美日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修补并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因为这会带来美日合作领域的拓宽，以及互动频率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将加强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确定为美日关系的重要议程也就不足为奇。

美日科技合作的领域

美日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军事科技、通信技术、量子技术、半导体以及太空科技领域。

第一，军事科技。对于富有浓厚军事同盟色彩的美日关系来说，在军事、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一直是美日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日在军事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最早可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朝鲜战争后的1954年《共同防御援助协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则奠定了美日国防工业合作的基础。合作初期，由于战后日本经济和科技尚未“羽翼丰满”，所以双方合作主要以美国对日本单向技术输出为主，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改变。随着美国获得日本技术的意愿增强，1980年两国成立了系统与技术论坛（S&TF），以探索军事技术领域可能的联合研发项目。1983年，美日签署了《互相提供军事应用技术协议》，允许日本向美国（实际上只有美国）转让军事技术——作为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例外。这也表明美日军事科技合作走向了双向流动、相互吸收的新阶段。此后，美日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双方联合进行了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部署，以及军舰隐形和其他先进科技的联合研究。　　

在大国竞争时代，面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美日决定进一步深化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计划签署一项新的关于防务研发的合作协议。日本学者也积极呼吁美日加强军事科技合作，“为了确保新型军事能力和基础技术的创新能够增强而不是降低该地区的安全，美国和日本必须加快并加强长期以来以军事和国防为重点的协调与合作”。日本还建议将无人系统、高超音速/超高速导弹（hypersonic/hyper-velocity missiles）和人工智能的国防应用视为美日军事合作最重要的三个领域，因为这三个领域正是中美军事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同时，高超音速领域内的合作也正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强调的美日防务合作的重点领域。总的来看，美日在大国竞争时代的军事科技合作已经展开，并步入实际行动阶段。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被委托为日本开发一种名为F-X的下一代战斗机提供技术支持。除此之外，美日还正就模块化混合动力汽车系统、下一代两栖技术、高温外壳技术进行联合研发，并围绕爱国者PAC-2的零件、宙斯盾系统的软件和部件、F100发动机配件、F-15惯性导航单元展开技术转让。

第二，通信技术。美国和日本都是传统通信技术强国，曾引领了一定时期内通信技术的发展。但在5G技术方面，美日却似乎已然落后于中国。2022年2月16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美国在5G领域的几乎每个方面都远远落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遥遥领先。具体来说，美国的平均5G移动互联网速度约为每秒75兆比特，但在中国的城市，这一速度为每秒300兆比特；在全球5G服务市场上，中国30%的市场份额也超过美国；美国在5G基础设施建设、对5G的投资上也落后中国。尽管他们的观点有夸大美国落后趋势、中国领先趋势之嫌，但无疑反映出了美国各界对美国在5G时代落后的强烈担忧。日本顶级通信公司NTT Docomo仅拥有约6%的5G专利——华为与高通则分别拥有10%。日本政府也对日本在5G竞赛中起步较晚感到遗憾，“即使我们拥有更好的技术，我们也无法赢得市场份额的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另一方面则为了避免重蹈5G竞争失利的覆辙，试图抢占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制高点，美日决定在通信技术领域展开合作。政策层面，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重申了美日对5G的安全性和开放性的承诺。2021年11月的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指出，美日均认识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促进5G网络开发和部署合作的重要性，还打算继续在5G网络安全国际论坛上进行协调，并共同努力推进和促进电信供应商的多样性。行动层面，美日已决定共同投资45亿美元，其中美国25亿美元，日本20亿美元，用于开发下一代通信技术。美日还计划联合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建设5G网络，以遏制中国对该地区通信网络的影响。最后，美日在5G领域的合作也有助于解决双方在5G领域内的一个共同缺陷，即美日均缺乏一家完整的5G电信供应商。美国不再有制造基站的公司。日本公司尽管在硬件和软件供应链的特定节点上享有竞争力，但它们不以垂直整合的平台（vertically integrated platform）运作。

第三，量子技术。作为重要的新兴技术领域，美日均对量子技术给予了高度关注。美国已经将量子计划与人工智能、5G、先进制造一道视为能够影响未来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未来产业”。在日本看来，日本未来的增长和发展将取决于量子技术的发展，但如果日本不采取积极措施则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量子计划也是大国竞争时代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领域。2019年5月的美日科技合作高级别委员会联合会议呼吁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外层空间等领域加强双边合作。2019年12月19日，美日联合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量子合作东京声明》，认为“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具有彻底改变我们对基本现象的理解”的潜力。《量子合作东京声明》也标志着两国正式确定了共同在量子技术领域展开科技合作的承诺。日本于2020年1月提出的《量子技术创新战略》将国际合作——强化与美国、欧洲的国际合作——确定为五根战略支柱之一。2021年6月17日，美日举办了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工作委员会会议，并签署了量子信息科学项目安排。该安排将促进美日双方在量子通信、计算、仿真、设备、传感器、代工厂和材料等子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可见，美日在量子技术领域的合作已经从擘画蓝图阶段走向具体实施阶段。

第四，半导体。半导体一直在美日科技合作关系中占据特殊位置。美日在20世纪末的经贸纷争很大程度上就与双方在半导体领域内的纷争有关。美日是传统的半导体强国，均在世界半导体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份额。不过因种种原因，21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实力和话语权都有明显的下滑。据图3和图4可见，无论是在价值链上还是晶圆制造能力上，日本均已落后于韩国。在半导体领域内，美国则被认为面临着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中国的市场份额将从2020年的15%增加到2030年的24%，成为世界上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家。

在大国竞争时代，确保敏感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是美日共同的战略目标。因此，美日决定加强在半导体领域这一敏感供应链领域内的合作。2021年4月16日，美日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宣称，“我们还将在敏感的供应链（包括半导体）方面进行合作，促进和保护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在日本看来，加强国际合作,如通过与海外半导体公司建立合资工厂的方式来确保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的基础,也正是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半导体也可以说是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最重要的“科技武器”，因为“半导体行业目前处于国际上对中国的技术野心和供应链的脆弱性日益关注的核心”。

图3　半导体价值链份额

资料来源：Antonio Varas et al.,“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April 7,2021,BCG,April 1,2021,p.31， https://www.bcg.com/ja-jp/publications/2021/strengthening-the-global-semiconductor-supply-chain。

图4　2019年全球晶圆制造能力

资料来源：Antonio Varas et al.,“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 BCG,April 1,2021,p.35，https://www.bcg.com/ja-jp/publications/2021/strengthening-the-global-semiconductor-supply-chain。

第五，太空科技。美日在太空科技领域是长久的合作伙伴。自1969年美日签署第一份太空技术合作协议以来，日本已成为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至关重要的合作者。太空合作在美日同盟架构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2015年4月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南》首次设立了关于空间和网络空间合作的独立部分。再如，美日通过组建“太空部队”进一步加强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试图在大国竞争时代争雄脆弱的高边疆。2018年8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签署了一项关于“月球及其以远探测合作工作的联合声明”。2019年5月的美日关于科技合作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鼓励科技利益相关者在日本政府的登月研究与发展计划下探索新的合作途径”。2019年9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月球探测合作发表联合声明。2020年7月的美日空间问题全面对话第七次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双边空间合作，扩大在空间安全、空间态势感知、空间探索、商业空间活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等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而且,双方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出现了一定的机制化和常态化特征。例如，由美国和日本空间政策专家和官员组成的美日空间论坛（USJSF）每年举行两次会议。除了民用太空合作，在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和“朝鲜威胁”的推动下，美日近年来还积极展开太空军事合作，赋予了双边太空合作的浓厚军事安全色彩。双方在机制构建、装备共用、能力对接等维度积极推进太空军事一体化，以促进美日太空军事体系全面融合。

美日科技合作的特征

大国竞争时代的美日科技合作呈现以“印太”地区为重要地缘指向，强调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的作用，注重规则建设等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以“印太”地区为重要地缘指向。在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布局中，“印太”地区均具有重要地位，是两国资源投入和地缘合作的关键区域，日本也可被视为美国盟友中在“印太”地区与美国合作最为密切的存在。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第一条就指出，“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因此，“印太”地区自然也成为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地缘指向。早在2018年，美日就联合发表了关于推进“印太”地区数字互联互通合作的联合声明，承诺在第三国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作，包括支持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美国已将“印太”地区确定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增长的重要地区，这将促进新兴技术的扩张，但从电子商务到5G硬件，中国在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印太”地区的技术发展，因此美日伙伴关系将寻求纠正这种失衡。即便是美日太空合作，有观点也建议以“印太”地区为重要的地缘指向，例如，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帮助东南亚地区国家建立自己的太空问题解决能力。不过，有观点指出，虽然美日之间的数字合作主要集中在“印太”地区，但美日技术合作的许多现有举措和框架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如拉美地区等美日感兴趣的其他地区。因此该观点建议美日推进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合作。美日也注意到了应扩展合作地域，2021年5月的关于启动美日全球数字连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就明确提出，要加强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第三国合作。

第二，强调私营部门的作用。美日双方一致认为，私营部门将在双方的合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私营部门的作用也是美日科技合作议程中的重要议题，甚至部分观点将私营部门视为美日科技合作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因为，美国所有研发资金中约有70%来自企业，而在日本则约为80%。2018年美日关于通过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互通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联合声明就专门提及了美日私营部门在“印太”地区的合作。2021年11月的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不但包括美日两国私营部门的代表，而且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被确定为重要的对话议程，并且美日两国欢迎两国的私营部门向两国政府提交联合声明。围绕如何扩大在“印太”地区的清洁能源合作，两国都承诺将讨论如何通过美国和日本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协调，以可负担和有效的方式向区域合作伙伴扩大清洁能源技术的使用和部署。私营部门在美日太空合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美日空间论坛“反映了私营部门在国家空间能力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有利于创造性和坦率讨论的非正式环境中，综合了包括公司、学术界和其他非政府行为者在内的各种专家的观点”。两国私营部门在量子技术领域的合作更是美日量子技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领域亦如此，美日双方私有部门的参与感明显。而且两国私有部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实际上要比两国政府“走得更快”，因为两国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质性合作相对较为有限，更多的只是处于观望和“谋篇布局”阶段。有观点指出，美日两国能否引领6G的发展，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与私有部门密切和持续的磋商。还有观点指出，为了充分地促进双方公共和私有部分之间的整体协作，美日应考虑建立一个双边的公私跨学科机构，以支持美国和日本的最高决策者。

第三，注重规则建设。在产品—技术—规则链条中，规则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因为制度非中性特性决定了，规则一旦被确立，就将给予制定者额外的优势和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的大国竞争充斥着大国规则、制度竞争。主要大国均试图制定有利于己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特别是将自身的国内规则、国际规范上升为国际规则、国际规范，从而进一步赋予自身先发优势。美日科技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也带有浓厚的规则建设色彩，即美日科技合作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的合作，更试图联合制定相关领域内的治理规则、规范。

美日在关于通过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互通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联合声明中强调，要加强标准制定，即“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论坛上推广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国际标准”，“推广公共采购的国际最佳实践”。第十二届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的联合声明反复提及了规则建设，如“两国打算加强在‘超越5G’技术方面的合作，包括研究、开发和国际标准”，“强调有机会指导国际电联在推进互联互通、制定国际电信标准和弥合数字鸿沟方面的未来工作”，“两国都打算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促进支持国际数据流的规则”。2021年4月16日发布的“美日竞争力和韧性（CoRe）伙伴关系”声明指出，“加强美国和日本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专家在全球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和信息交流”。美日同样将国际规则建设视为双方太空合作的重要领域。凡此种种均可以说明，规则建设已然成为美日科技合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阻止或阻挠中国的国际规则建设也是美日科技领域规则建设努力的重要目标。有观点指出，“阻止中国在2022年接任联合国领导的国际电信联盟主席国，应是美日以及其他四边机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此举将对中国到2035年实施‘极权主义’影响的技术标准的目标造成重大打击，同时表明美日技术标准合作得到加强”。

美日科技合作的制约因素与前景

总之，尽管美日两国都有动力推动在新时代的科技合作，两国在部分领域内的合作也已经展开，未来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可能依然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从而增加两国科技合作的不确定性，使得合作前景充满变数。

第一，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源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显著的贫富差距，政治极化、两党对立、白人至上主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等问题近年来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愈演愈烈。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礼乐崩坏”的情形,这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内政外交的不确定性，即政策延续性存疑，从而使得美国的战略信誉、战略可信度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严重损害。对美日科技合作而言，虽然在强调多边主义路径的拜登政府任内，美日科技合作已经徐徐展开，但如果未来“特朗普冲击波”卷土重来，华盛顿重新由主张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的领导人当政，那么美日科技合作能否继续进行，合作领域能否继续扩宽、加深，或许都将被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考虑到目前美国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依然没有显著改善，白人至上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势依然高企，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对美日科技合作的制约效应将继续存在，短期内难以消解。

第二，美日在部分具体议题上的分歧。大国竞争时代，日本尽管可被视为美国同盟体系中与美国关系最为紧密的盟友之一，但美日同盟也并非铁板一块，在部分议题上美日同盟内部因种种原因同样存在纷争与摩擦。如何管控同盟内部的分歧由此成为美日同盟的重要课题。就美日科技合作而言，当下在这一问题上“心意相通”的两国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以通信技术领域内的合作为例，日本虽然限制使用华为的产品，却并没有“指名道姓”地针对华为；日本虽然承诺加强与美国在5G业务上的协调与合作，却并没有加入美国所谓的排除中国供应链的“清网行动”。可见，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相关分歧势必会阻碍美日合作程度的加深，并在一定程度上损耗双方的合作动力与热情。追根溯源，美日双方在部分具体议题上的分歧所折射出的是双方对华战略认知与对华利益诉求的不同。对日本来说，尽管中国需要被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需要被遏制，但日本并不想彻底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日本依然需要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对华战略认知与利益诉求的不同也意味着双方的战略分歧将长期存在，难以彻底调和。

第三，美日两国敏感科技信息管理制度。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美日两国各自都制定了相关的敏感科学技术信息管理制度。但是美日两国的敏感信息管理制度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的科技合作造成了阻碍，成为两国科技合作深化的重要掣肘因素。例如，有观点指出，日本的法律机制、保护敏感机密信息的制度以及安全文化的缺乏，有时会导致日本不愿意参与一些潜在的合作。201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重新审查日本的学术指导方针，通过制定管理条例限制与外国科学家的合作，以防止日本大学内两用技术的泄露。显然，如果美日两国的科技合作想走得更远，势必会产生大量敏感、机密信息的交流需要。换言之，如果美日两国不调整自身的敏感信息管理制度，使之更符合美日两国进行深入科技交流的需要，那么美日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很可能将只是“浮于表面”，无法有实质性结果和产生重大影响。

结语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以及出于其他战略、战术层面的考虑，美日决心加强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军事科技、通信技术、量子技术、半导体、太空科技是目前美日科技合作的主要展开领域。不过，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美日也在加强接触，确认合作意向。因此，美日科技合作的领域可能会不断扩宽，值得进一步关注。就美日科技合作特征而言，由于“印太”地区是当前美日同盟的重要地缘关切，所以美日科技合作也以“印太”地区为重要的地缘指向；由于私营部门在两国的科技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强调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也是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特征；在制度竞争时代，规则制定成为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内容。观察未来美日科技合作的走向，美国国内政治、美日在部分具体议题上的分歧以及美日两国各自的敏感信息管理制度可成为主要的着力点，因为这三方面是美日科技合作能否在未来走远、走稳的主要影响因素。（作者：丁思齐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博士研究生；刘国柱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