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完成他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其间正式宣布推出的意图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引发舆论关注。不过,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认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面临多重挑战,只要它缺乏明确的激励措施,就很难将框架转变为有意义的行动。
文章称,美国总统拜登在其亚洲之行中宣布,已有12个国家承诺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希望在经济上参与印太地区,并抗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文章认为,“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是美国“转向亚洲战略”的2.0版。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在亚洲之行中提出了美国转向亚洲战略,虽然该战略在地缘政治方面发展出了实质内容(组建四国联盟和美英澳联盟等),但由于美国随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使得其“印太政策”缺乏地缘经济影响力。“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尽管如此,文章分析称,“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面临多重挑战。首先,该框架不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那样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没有承诺在未来参与取消关税或增加市场准入的谈判。就目前而言,它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愿景、一种信号、一种目的声明,或美国试图追赶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历史、地理和经济的一种尝试。
其次,“印太经济框架”的最终目标是恢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并使美国能够为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制定道路规则”。然而矛盾的是“道路规则”要求一个基于具体规则和条例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框架。这种特殊性通常通过具有明确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自由贸易协定来正式确立。但该框架却不提供这些。
第三,从被排除的国家名单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轨迹更多的是由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而不是全球经济动态来定义的。对美国来说,另一个复杂的层面是,自2011年以来,重返亚洲战略不断受到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紧急情况的影响,比如中东或现在的乌克兰。
第四,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说服“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将其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但值得注意的是,除美国和印度外,几乎所有加入该框架的国家之前都与中国一起签署了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它们来说,这比加入该框架更像是一种承诺。
此外,“印太经济框架”在试图制定标准和原则时,必然会在“缺乏激励”的情况下产生义务。而在缺乏政策倡议的激励(如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下,政策倡议的合作伙伴是否会毫不犹豫地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即与中国的经济接触),这还有待观察。
最后,为了“印太经济框架”成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同时做两件事:第一,需要做好国内工作,妥善解决美国民众的反全球化情绪和经济关切;第二,应将“印太经济框架”与已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合并,如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利用其经济实力、软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开始制定——或者更好地与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全球经济发展的“道路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