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下欧盟的发展前景

内容提要：2022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冲击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将极大地影响欧盟发展前景，包括显著改变欧盟的经济发展和运行逻辑，给欧盟带来比此前债务危机等更为严重的长期性影响；打断了欧盟战略自主进程，使其前景更加黯淡；给一体化带来新动能，同时强化了欧盟内部阻碍一体化的负面因素。乌克兰危机将进一步削弱欧盟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加速欧盟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化，也可能扼杀其成为世界一极的地缘政治梦想。这不利于世界的多极化，不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切并非必然，如果能对乌克兰危机的教训进行正确的反思，能够团结一致且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欧盟也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2022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世界性影响仍在持续发酵，欧洲国家被公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欧盟是全球最为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其发展既是其内部运行逻辑演进的结果，也与外部冲击密切相关，即所谓的危机驱动论。乌克兰危机是冷战以来对欧洲冲击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将会推进抑或损害欧盟未来发展吗？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从经济、战略自主及一体化三个维度对欧盟未来3~5年发展前景作一初步分析。

一、经济发展前景

乌克兰危机显著改变了欧盟的经济发展和运行逻辑。其短期影响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非常突出，包括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通胀率居高不下，民众因此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经济困难是短期和暂时现象，还是未来长期困难局面的开始。如果是短期和暂时现象，欧盟凭借其经济基础和底蕴将相对容易渡过难关。如果目前的困难常态化、结构化，那可能会带来系列长期性挑战。欧盟内外对此都有相关讨论，判断和结论不一，乐观者有之，也不乏悲观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危机将给欧盟带来比此前的债务危机等危机更为严重的长期性影响，至少未来3~5年，欧盟经济发展将极为困难。

第一，欧盟特别是德国可能经历新一轮的去工业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本国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的短缺等原因，欧洲国家普遍开始经历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服务业占经济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持续下滑。目前，英、法等国制造业规模均只占本国经济约10%。德国传统上制造业发达，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但制造业规模一直稳占经济的20%左右。欧洲天然气需求的83%依赖进口，工业特别是德国工业较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提供的稳定、相对价廉的天然气。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制裁，相继制裁俄的煤炭和石油出口，并逐步削减俄气进口量，俄则采取了反制措施，俄气占欧盟天然气消费的比重则从约40%下降到9%，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

这对德国的打击尤为严重。德国几十年来已经与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能源伙伴关系，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将两国直接联结，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也已完工。德国制造业不仅将天然气作为燃料，也将其作为原料，俄气是德国工业“竞争力的基础”。完全排斥俄罗斯的天然气对欧盟和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当前，欧洲的俄气使用量下降部分原因是家庭和企业被迫削减天然气消费。欧盟天然气消费量2022年10月比2019～2021年同期平均下降25%，11月比过去5年同期平均下降24%，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能源密集型企业减少了消费。欧洲俄气使用量下降的另一原因是，俄气由更为昂贵的美国或其他地方的液化天然气所代替,这导致欧盟市场上的天然气价格要比美国的天然气价格贵5倍。其后果是明显的。欧盟能源密集型企业如化工、食品加工、钢铁及纸业每年经济产出价值约6000亿美元，雇用约800万工人，如今大量减产或倒闭，如超过一半的氨（化肥的关键原料）产能关闭，将给欧盟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这只是冰山一角。制造业整体也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2022年，欧盟首次成为化工产品的净进口方。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能源价格低廉，而且由于资金比欧盟更充足，能够提供更多的补贴，如根据将于2023年1月1日生效的“通胀削减法案”，补贴规模达3690亿美元，这将对欧盟制造业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欧盟部分企业已经考虑迁往美国或其他更有竞争力的地方，如17%的汽车生产相关企业准备迁往海外。瑞典电池生产商北伏宣称，准备扩大在美国的生产。调查显示，德国几乎1/4的中小企业因为能源问题准备迁往海外。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计划尽快缩减在欧洲的生产规模，而且这一缩减计划将是永久性的。如果未来3~5年内欧盟不能有效解决能源价格问题，欧洲制造业新一轮的迁出、倒闭即去工业化将不可避免。这一趋势与欧盟近年来的再工业化诉求和努力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欧元区和德国可能进入逆差时代。德国是全球第三大出口国，且顺差规模庞大，贸易顺差额占GDP7%（2020年），这一比例为全球最高。欧元区因为德国等国的作用而长年贸易顺差。乌克兰危机可能改变这一局面。德国贸易顺差2022年9月为90亿欧元，而2021年同期为161亿欧元；欧元区9月贸易逆差344亿欧元，2022年前三个季度贸易逆差2666亿欧元，而2021年前三季度则是顺差1292亿欧元。2022年极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也就是说欧元区和德国极有可能将面临长期贸易逆差的局面。

其原因之一是能源进口价格将居高不下。舍弃廉价的俄气、选择更昂贵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就必然意味着更为庞大的进口支出。原因之二是市场变小，导致出口减少。俄罗斯长期是欧盟特别是德国制造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德国对俄出口2022年上半年下降了34%，预计下半年将下降更多。2022年7月，欧盟对俄出口下降46.9%。从欧俄目前相互仇视及各自对彼此政策看，未来情况更不乐观。也就是说，欧盟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基本失去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市场。市场是稀缺资源，优质大市场更是稀缺资源。失去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市场意味着销售收入的减少，更将带来欧盟制造企业研发力以及竞争力的长期下降，对德国这样的全球性出口大国来说将是更为严重的损害。原因之三是制造业因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原因之四是欧元贬值导致购买力下降。2022年，欧元相对美元持续贬值，一度低于1：1的平价水平，造成以美元计价的能源进口支出的增加。

当然，贸易逆差并非必然是坏现象，但对于欧元这样一个没有中央政府支持的货币来说可能是比较麻烦的问题，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外部资金的支持。而欧元区由于其内部分化、无中央财政等结构性问题更容易受市场左右，也就是说一有风吹草动，外部资金更容易逃离，而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欧元区金融风险。

第三，德国风险的溢出效应逐渐显现。德国受乌克兰危机的短期及长期影响均十分突出，其经济已经开始下行，2023年可能萎缩7.9%，2024年可能萎缩4.2%，实际情况或许更糟，为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萧条。经济的收缩将影响各行各业，特别是制造业，预计2023年将下降26.6%。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结构调整、去工业化，加上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萎缩、数字化滞后、汽车业电动化带来的冲击等结构性问题，德国经济可能面临较长时期的痛苦转型，结果或成功或失败，风险很大。德国经济过去20年来一直表现优异，也助益德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如果经济出现问题，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加大分化，政治上会更加碎片化。当前德国政府是二战以来首个三党联合政府，已经显示出社会和政治的碎片化趋势。德国是欧元区的中坚力量和欧盟的经济火车头，德国经济如果出现问题，影响会波及周边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这些国家已经深度融入德国产业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时还关乎欧元区的稳定，德国如果意大利化（经济停滞、债务攀升、政治不稳），那就意味着欧元区的终结。

第四，债务风险更加突出。欧盟经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其成员国中相对脆弱的国家已经积累起不可持续的巨额债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国家为救助企业，避免大规模裁员，出台了巨额救助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新增债务。欧元区债务占GDP比重在疫情前的2019年为83.8%，2020年疫情暴发后快速上升到97.2%。因此，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国家债务占GDP比例明显上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欧洲国家对民众和企业出台了大规模的补贴措施，仅德国就支出2640亿欧元，欧盟的总支出则相当于欧洲每个家庭得到差不多3000欧元，这几乎是其每年的教育支出水平，而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不可持续的债务。对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法国等重债国来说，其能源补贴资金相当于新增3～6个百分点的债务。另外，欧洲国家普遍加大了军费支出力度，其中一部分也来自债务。与支出和借贷规模扩大相反的是，欧盟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下滑、衰退，换言之，欧盟国家未来很难通过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水平，其中的脆弱国家将更加难以承受债务重压。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之所以成为最短命的首相，任职仅44天，就是因为其大规模减税和增支预算并无稳固的财政基础，更多是寄望于从市场筹资，结果导致市场不信任，引发金融危机。财政情况和债务水平好于很多欧盟国家的英国尚且如此，欧盟未来不排除会面临类似困境的可能性。欧盟自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已建立相应机制，但其经济状况特别是主要成员国德国的经济及财政状况也在恶化之中，这将严重制约欧盟应对新一轮债务危机的能力。

过去几十年来，欧盟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持续下滑，2021年已经从2000年的26.5%下降到17.9%。究其原因，固然有新兴国家崛起的相对因素，更与欧盟竞争力下降直接相关，如人口的老龄化、欧元的结构性缺陷、福利和劳工市场的僵化、研发支出下降等等。乌克兰危机则加剧了欧盟的经济困境、压缩了欧盟的政策选择空间。比如，能源价格上涨理论上应推动欧盟加速经济向数字化和绿化转型，但反而导致倒退，如德国等国重新启用煤电，花费巨额资金修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从而固化对液化天然气的依赖等；经济下行也将降低欧盟对数字、绿色技术的投入，这反过来又会拉低欧盟经济竞争力，形成恶性循环。

二、战略自主前景

所谓战略自主，对欧盟来说，实质上就是摆脱美国控制、获得战略上自主决策的权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战略自主是欧盟内部讨论的高频词、热词，乌克兰危机本应让这一热词更热，因为欧洲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更需要欧盟有战略上的自主能力。相反的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战略自主在欧盟内部讨论中出现的频率明显下降，几乎消失。欧盟战略自主本不被看好，如今前景更加黯淡。

在防务领域，欧盟战略自主意愿明显下降。欧盟战略自主的缺乏最主要的表现是防务自主性的缺失。过去几年，欧盟试图增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启动了“永久结构性合作”，设立了欧洲防务基金，启动了欧洲和平机制，各国开始逐渐增加军费预算，但成效不大，在俄罗斯面前无能为力，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目光均转向了北约及其背后的美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所谓对俄军事遏制主要还是靠美国，美国增加了在欧洲的驻军，驻军规模自2015年以来首次超过10万人。在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中，来自美国的装备占了大多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15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欧盟的武器装备仅约80亿美元。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更为倚重美国和北约，要求美国在本国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并增加驻军。北欧的中立国芬兰和瑞典向北约提出了加入申请。芬兰总理马琳公开声称，欧洲还不够强大，离不开美国，“如果没有美国将陷入麻烦”。曾称北约“脑死亡”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危机让北约如同“电击”复活。

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纷纷宣示将增加军费。德国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军事现代化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还准备将每年军费占GDP的比例提升至2%的水平。波兰军费在GDP中的占比已达2.5%，准备再提升到5%的水平。法国准备每年增加军费7.4%。这些国家军费的增加并不是欧盟协调的结果，而是各成员国的自行决定，也就是说，欧盟并未解决防务上的碎片化问题。单看军费额，欧盟成员国军费之和规模庞大，2020年达2000亿欧元（2250亿美元），但其效用却远不及俄罗斯，而俄军费只略多于法国，2020年为617亿美元。

欧洲国家增加的军费，大部分仍可能流向美国而不是欧洲国家的军工企业。德国1000亿欧元的军事现代化基金首批支出100亿欧元，采购35架美国F-35战斗机。这显然不是战略自主的好迹象。欧盟的多数成员国仍将采购美国武器作为对美忠诚度的体现，以赢得美国好感而不是以建设欧盟防务自主为目的，在所谓的俄罗斯威胁面前更是如此。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军工业，美国军工业将进一步垄断欧洲市场，未来更可以借助欧洲国家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研发水平，相对于欧洲军工业将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是欧盟难以改变的恶性循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在欧盟2016年发布的“全球战略”中，有8次提到战略自主；在欧盟2022年发布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中，战略自主思想明显淡化。

在经济领域，欧盟的战略自主能力也呈下降趋势。长期以来，欧美经济体量大致相当，欧盟称得上是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对手。所以，波音与空客相争几十年仍然不分胜负。美国不敢随意对欧盟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如果说欧盟在经济上对美国存在依赖性，比如美国是欧盟最大的出口市场，但这种依赖是双向的，美国同样对欧盟市场存在依赖性。但是，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美国经济的更快增长，这种依赖关系一直在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欧盟GDP1995年为8.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26.9%，美国GDP为7.6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4.7%。2020年，欧盟GDP为15.1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7.9%；美国GDP为20.95万亿美元，仍占世界的24.7%。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拉大。

乌克兰危机对欧盟经济的损害远远超过对美国经济的损害，将加速改变欧美经济实力对比及双向依赖的关系，欧盟对美国的依赖会加强，而美国对欧盟的依赖则会减弱，如同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美欧在经济上也将变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说，欧盟在经济领域长期保有的较大战略自主性未来可能会逐渐降低。

一是在能源上的自主性下降。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与美国的能源关系较为有限，可以说并不存在能源依赖，因为欧盟大部分能源需求都可以从俄罗斯得到满足。但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由于双方关系的恶化特别是相互制裁，欧盟加速摆脱对俄能源依赖，转而大量采购液化天然气。相比俄稳定的管道气而言，液化气依赖海运、竞争性也更强，因而更不可靠。且美国液化气也容易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如在“美国优先”原则下，未来美国的民粹主义政府可能要求美国天然气生产企业优先将天然气用于国内消费而非出口。

二是在市场选择上的自主性下降。欧盟已经基本失去俄罗斯市场，近来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对中欧贸易和投资关系设置更多的障碍，谋求弱化中欧经贸关系。因此，从长期看，欧盟将更为倚重美国市场。

三是在金融领域的自主性下降。欧盟曾长期受制于美国的长臂管辖。特别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威胁将制裁与伊朗交易的欧洲企业，导致欧洲企业被迫撤出伊朗，欧盟因此无法履行对伊朗的承诺。欧盟痛定思痛，推出了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并决定加快欧元的国际化，制衡美元霸权。但从未来趋势看，由于欧盟经济发展受阻、逆差扩大，欧元相对于美元将更为弱势，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也将趋弱。也就是说，未来欧盟将更加难以抗拒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实施长臂管辖。

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变化也不利于战略自主建设。欧盟内的中东欧和北欧成员国传统上更为亲美、热情拥抱北约，对欧盟战略自主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担心触怒美国。由于地理上临近以及历史上的恩怨情仇，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更为敌视，是欧盟内的对俄强硬派，认为法、德等国的对俄务实交往政策是在纵容、绥靖俄罗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就强烈反对联结德俄两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反对法国将俄罗斯拉向欧洲的外交努力。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让这些国家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因为这些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俄罗斯威胁和俄的不可信，需要对俄采取强硬措施，尤其是要大幅降低对俄天然气依赖，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之相信其看法是正确的，而法德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它们指责法、德等国更为理直气壮。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就宣称，“就俄罗斯政策来说，我们对了，你们错了”，“你们认为如果我们过去按照德国的指导去做的话，欧洲会比现在更好吗？”

目前，中东欧及北欧国家在欧盟内的声音明显增大，其政策主张如亲美遏俄正成为欧盟内的主流。只要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只要欧俄对峙状况不变（未来3~5年难变），中东欧及北欧国家对俄强硬政策就仍将是欧盟的主流对俄政策，美国及北约就会继续主导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欧盟战略自主思想就很难成为主流。与中东欧及北欧版块上升相对应的是，法德由于在对俄政策上“犯了错”，道德合法性下降，受到指责和批评，在欧盟内影响力相对下降。两国也极为不满俄对乌行动，但出于欧盟长远安全的考虑，并不愿意将俄逼到墙角，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不要羞辱俄罗斯”。但是，由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及盟友压力，事实上法、德等国执行了与波兰、芬兰等国相似的对俄政策，因而客观上加深了欧俄之间的敌意和仇恨，强化了美国和北约对欧洲安全政策的影响和控制力。法国是欧盟战略自主的积极呼吁者、支持者，但国力有限，在公共债务超过GDP113%的情况下，很难独自引领欧盟战略自主，所以特别寄望于德国的支持。默克尔时代落幕后，德国进入多党联合执政时期，绿党和自民党等小党传统上更为亲美、重视北约的作用；而且，与法国不同，德国更重视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及北欧国家立场，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更感到有必要支持这些小国，比如德国提出了一个“欧洲天空之盾”的导弹防御倡议，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共15国参加，但排除了南欧国家，而且这一导弹防御所使用的技术将是基于美国和以色列而非法国的军事技术；再加上法德两国本身在防务合作上存在主导权之争，未来法德合作将更为困难。

当然，当前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变化多是影响力的变化，并非综合国力的变化，法德两国综合实力仍远超中东欧国家及北欧国家。但是，中东欧及北欧国家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对俄及对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进一步固化，对法德两国的疑虑更深。由此说来，法国及某种程度上还有德国推动的欧洲战略自主实践将更难得到中东欧、北欧及欧盟整体的支持。

三、一体化前景

欧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在欧洲一体化发展史上，有所谓危机驱动的说法，即一体化不可避免会遭遇危机，每一次危机的解决即意味着一体化的进步，危机越大，进步越大。当然，这是一种乐观的说法，危机带来进步，也有负面影响。比如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设立了欧洲稳定机制、建立了银行联盟等应对机制，这是一种进步，有助于欧盟财政上的一体化。但是，债务危机也加深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留下不少后遗症。乌克兰危机是欧盟自冷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外部危机，也必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重大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说，乌克兰危机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动能。首先，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欧盟自冷战结束以来，再次有了一个共同的威胁、共同的敌人。欧盟宣称，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了一个长期和直接的威胁”。在共同的威胁和敌人面前，欧盟成员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欧盟对俄罗斯连续出台了8轮制裁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和外交制裁。12月5日，欧盟又与美国联手推出了对俄石油出口的限价措施。其中也有一些分歧和矛盾，但总体而言，欧盟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维护了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局面。

其次，军事建设意识增强。2014年乌克兰危机曾经给欧盟带来冲击，但并未促使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问题上进行根本调整，此次乌克兰危机无疑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欧盟首次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向作为交战方的乌克兰输送攻击性武器，德国也打破禁忌、向乌克兰输送攻击性武器。欧盟成员国纷纷决定增加本国军费。尽管军费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员国的主权行为，而非欧盟共同防务政策框架下的协调行动，但给未来欧盟防务合作留下了更大空间。

再次，共同行动的紧迫性上升。乌克兰危机叠加世纪疫情的影响，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生活成本危机以及非法移民、极右翼势力上升、战争、国际地位边缘化等等风险空前突出，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很难单独应对，各国都认识到有必要在欧盟层面加强一致行动，比如联合采购天然气、联合采购军备、实行共同的产业政策和难民政策等等。

因此，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欧洲一体化有向前发展的较强内生动力。只是新动能能否转换为欧洲一体化前行的新现实，并不确定。一种可能是，欧盟当前的团结局面开始瓦解，分歧与矛盾重新成为欧盟事务中的主流，一体化举步维艰；另一种可能是，欧盟加快发展，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一体化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乌克兰危机在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动能的同时，也强化了欧盟内部妨碍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因素。

其一，内部矛盾将愈益突出。一是南北矛盾。欧盟在对俄制裁上维持了暂时的团结，但裂痕已经显现，未来还可能继续扩大。自2010年初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内部南北成员国之间的分化和矛盾一直在潜滋暗长，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沉重的债务及长期紧缩的生活压力下遭遇世纪疫情，所受冲击由于特殊的经济结构（如过于依赖旅游等服务业）而远高于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北方国家。乌克兰危机爆发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再次沉重打击了南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它们由于财政普遍捉襟见肘，无力拿出更多资金用于应对生活成本危机。而富裕的北方国家则可以投入更多资金，以保护本国民众和企业。如德国推出了2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这意味着德国企业能源的成本将远低于意大利、法国等国，也就是说，德国企业将相对法国、南欧国家企业更具有竞争力。这将进一步加大德国等国与南欧国家经济的分化程度，难免招致这些国家的怨恨。意大利时任总理德拉吉就批评德国的做法将“扭曲欧盟单一市场”，要求从欧盟层面采取统一行动。法国、意大利等国提出，欧盟应该像疫情期间设立恢复基金一样，再次以共同发债的形式应对乌克兰危机的经济后果。但是，德国、荷兰等国断然拒绝。

二是东西矛盾。在对俄政策上，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极力推进仇俄、遏俄政策，主张彻底削弱俄罗斯，拒绝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并不考虑长期后果。法德等国则更着眼于长远，即不论乌克兰危机结果如何，欧盟仍须找到与俄共存的办法，为建立一个“明天的安全架构”作准备，所以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提出，可以给俄罗斯提供“安全保证”，以化解俄对北约兵临城下的担忧。因此，欧盟内东、西方国家在对俄短期政策上虽达成了一致，但在长期战略性目标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突出。在价值观问题上，波兰、匈牙利等国更重视国家主权，近年来在媒体监管、司法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被法、德等国视为违反欧盟价值观，欧盟委员会及欧洲议会多次指责两国，要求改正，并以拒绝发放欧盟资金相威胁，加深了两国对西欧大国及欧盟机构的不满情绪。波兰还宣称，本国法律优先于欧盟法。在难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上，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欢迎乌克兰难民，但坚决拒绝接收来自中东、非洲等地难民。2022年上半年，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欧盟的移民同比上升84%。随着非法移民的持续涌入，东西欧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也会加深。

其二，领导力的缺失。欧洲一体化主要靠大国推动，法德作为欧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传统上扮演了欧洲一体化的领导者，但乌克兰危机削弱了这一角色。一是两国道德权威下降，对中东欧及北欧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既然两国过去的对俄政策是“错误的”，那么其任何有关欧盟政策的建议都可能引发中东欧及北欧国家本能的猜疑甚至反对。

二是“德国问题”。欧洲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源自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多年来一直扮演欧洲一体化的好学生，最主要贡献就是出钱，德国是欧盟预算的最大净贡献国。但是，德国是受乌克兰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它过去在欧盟中的领导力主要基于其长期优异的经济表现和其作为榜样的引领作用，一旦经济上的光环不再，其领导力必然下降。

三是法德轴心作用可能生变。法德即使同心，也难以领导欧盟，更何况两国离心了。未来，两国关系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长期以来，法国政治特别是军事实力占优，德国以经济实力见长。未来，德国在军备上将有大规模投入，准备建成欧盟内最强常规部队，这可能对法国军事乃至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法国国内对此已现疑虑。另外，法国对于欧洲财政一体化的理想，比如建立较大规模欧元区预算、银行业的共同存款担保、共同债务及共同债券等等，都需要德国的支持，而经济走下坡路的德国将更为关注自身利益，无心也无力去支持需要自身担负财政风险的一体化项目。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法德两国在能源管道建设、能源补贴以及军事合作等领域分歧巨大，并且推迟了原定于11月召开的内阁联席会议，这对两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民粹主义的掣肘。极右和极左的民粹主义是欧盟的老问题，但在主权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后都有新的发展。欧盟内民粹主义一个最突出的共同点是反体制、反欧盟、反一体化。乌克兰危机给欧盟带来的经济变化及生活成本危机将远甚于主权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影响，经济问题必然会向社会和政治领域传导，欧盟内部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国家的选举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2022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得票率创新高；6月议会选举，极右和极左政党所获议席大幅上升，执政党被迫组成少数政府。9月，瑞典议会大选，极右翼的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参与执政。9月26日，意大利选举产生了其历史上最右的一届政府，新任总理梅洛尼是有法西斯主义渊源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政治的极化、碎片化将加大欧盟成员国之间协调、妥协的难度，阻碍一体化的深度发展。比如，瑞典曾是欧盟内按人口比例接收难民最多的成员国，但由于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已经向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看齐，导致欧盟在难民安置问题上更难协调。

综而言之，欧洲一体化未来仍不乏前进动力，但因障碍显著，很难在至关重要的财政、外交与防务、移民及机制改革等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更多只是维持现状或者是修修补补。在财政领域，欧盟不大可能建成真正的财政联盟而统一成员国的税收、就业、福利等经济社会政策，但有可能就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共同发行一定规模的债券。在外交与防务领域，欧盟成员国仍将努力寻求用一个声音说话，推进军事研发和共同采购，但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包括不可能采用多数表决的决策模式，协调而非一体化仍将是欧盟外交与防务政策的主流。在移民领域，欧盟仍难以出台共同的难民政策，对于难民及非法移民的管理仍将处于被动应对的危机管理模式。在机制领域，欧洲议会仍缺乏真正的代表性和民主合法性，欧盟委员会也不可能变身为一个真正的欧盟政府，仍将是一个缺乏民意授权的、日益脱离民众的精英式官僚机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不可能变成真正的欧盟外交部长，对外行动署也不大可能变成真正的欧盟外交部，欧盟也不大可能设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盟财政部和国防部。其根本原因在于，上述所有重大改革都必须通过修改欧盟的基础条约来实现。而在当下，欧盟表面团结的背后，利益进一步分化，裂痕进一步扩大，凝聚力不升反降。至少未来3～5年内，欧盟并不具备大幅修改条约的条件，甚至可能很长时间内将会如此。

结语

乌克兰危机将极大地影响欧盟发展前景，称得上是欧盟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将进一步削弱欧盟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加速欧盟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化。

其一，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将持续下降。未来3～5年，欧盟经济将持续低迷，难以摆脱高债务、高赤字、高通胀、弱货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阴影。与此同时，欧盟“欧洲第一”思想抬头，堡垒化进程将继续发展，保护主义倾向将强化，这将进一步弱化欧盟竞争力，也将逐渐弱化欧盟在全球经济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引领能力，欧盟赖以自傲的所谓“布鲁塞尔效应”也将逐渐递减。

其二，欧盟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不管欧盟和西方国家如何指责俄罗斯，冲突再次在欧洲爆发本身已经说明了欧盟对俄战略的失败，欧盟自冷战结束以来并没有找到一个能与俄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大陆的办法。此外，欧盟长期奉行进攻性价值观外交，推动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颜色革命，但乌克兰危机凸显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双重标准和价值观的虚伪性。比如欢迎乌克兰难民，但对中东、非洲等地难民的态度则是完全相反；大力援助乌克兰，但对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等地的人道主义灾难基本上视而不见等等。

其三，欧盟的国际平衡者角色弱化。欧盟希望在大国竞争中走“第三条道路”，发挥平衡作用，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而不只是盲从美国。但随着欧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未来欧盟可能英国化或加拿大化，即欧盟逐渐丧失自己独立的国际人格，更多只是美国的附属和跟随者，无力捍卫自身利益，也无力制定独立的对外政策。比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毫不顾及欧洲利益，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本国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以及绿氢等产业进行大规模补贴，歧视欧洲国家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大量欧洲企业可能迁往美国”。欧盟对此极为不满，多次提出抗议和交涉，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期间也高调提出这一问题，但却基本上遭到美国的无视。

其四，欧盟战略收缩进程加快，外交政策进一步地区化。一方面，欧盟无论团结与否，随着实力的下降，均很难成为全球力量格局中的单独一极，无论其愿意与否，也很难扮演全球性角色；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即便结束，欧俄敌意仍将长期延续，这意味着中东欧及北欧的外交重点仍将极大程度上成为欧盟外交重点。在欧盟的大周边，除东边外，南面同样危机重重，中东的核扩散、战争，非洲的动乱、气候灾难、恐怖主义等等也将极大程度牵扯欧盟精力。尽管欧盟也出台了自己的“印太战略”，但这一日益重要的地区将在很大程度上沦为

欧盟与美国交易的筹码，或者是为讨美国欢心而象征性参与，或者是为将美国拉回欧洲不得不做出姿态（特别是对一些中东欧国家而言）。欧盟很难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真正在全球包括所谓“印太”地区投入资源、投射力量。

欧盟诞生于冷战时期，其发展壮大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也起到了平衡美国霸权的作用，乌克兰危机对欧盟是一个悲剧性事件，不仅打乱了其正常发展进程，也可能扼杀其成为世界一极的地缘政治梦想，这不利于世界的多极化、不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然，这一切并非必然，如果欧盟能对乌克兰危机的教训进行正确的反思、能够团结一致、能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世界，那欧盟也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作者：张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