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日本形势展望

内容摘要：在内外因素冲击下，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路线在惯性延伸中加速转轨。岸田政府总体延续“安倍路线”，战略转型进程正朝纵深方向发展。岸田政府的战略天平向军事过度倾斜，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羁绊。未来岸田执政地位将更加稳固，同时各种变数陡增。2023年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复苏动能明显不足：宏观经济走势不稳，经济波动性显著增强；内需难以得到提振，严重制约经济增长。2023年岸田政府在全面践行“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同时，将继续深化战略外交实践，外交活跃度或有提升。日本对华制衡日益凸显，但其战略逻辑存在悖论，在现实中也很难走得通。

人类正迈入历史性的转折点，全球政治正进入新的时空，当今世界显现两大表征，即“动荡”和“多变”。在动荡多变的世界里，“日本丸”这艘巨轮能否渡过险滩呢?为此，就要全面准确预判日本战略方向及政策走势，需要对其发展路线、政治经济与外交、中日关系等新形势及新热点做出前瞻性的评估。

01、发展路线加速转轨

2022年11月，岸田文雄首相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日本外交政策》为题发表演讲，称日本是“一个始终走和平道路的国家”1。但纵观战后日本的历史实践即可得出以下经验性认识：尽管日本政府多次宣称其是“始终走和平道路的国家”,但实际上战后日本经历了从“吉田路线”到“没有安倍的安倍路线”,其间和平发展路线在惯性延伸中加速转轨。

二战结束后，以吉田茂为代表的经历过战争的决策者们，逐步确立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长期专注于经济发展，将安全托付于美国。但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日本对这一路线不断进行调整。特别是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战略转型的步伐明显加速，高层决策者不甘于日本沦为“二流国家”,力求摆脱以“吉田路线”为代表的战后体制束缚。2022年7月安倍遇刺身亡之后，在战略路线上岸田政府总体延续“安倍路线”,战略转型步伐正朝纵深方向发展。

《日本国宪法》确立了和平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该宪法因带有浓厚的和平主义色彩，往往被称作“和平宪法”。该宪法第二章标题是“放弃战争”,第九条载明：“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2对日本来说，什么是“和平道路”呢?在2005年日本政府回顾战后60年发展历程时曾这样总结：“我国始终如一地作为以牢固的民主主义为基础的‘和平国家’,奉行‘专守防卫’政策，不助长国际纠纷。”3其依据是，只拥有最小限度的必要的自卫能力，不拥有攻击性武器；战后从未使用过武力；防卫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为1%左右；防卫政策、防卫力量具有透明度；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输入核武器的立场，不成为武器供给来源，不获取武器交易中的利益。但伴随着日本安全战略转型，上述立场与承诺正遭受实质性的挑战。

继2013年12月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以来，日本内阁会议又于2022年12月审议通过重新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标志着日本安全战略的重大蜕变4,也昭示了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加速转轨。日本推动安全战略转型，走扩军备战之路，其消极后果有三点：一是背离了 “和平宪法”的理念与“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国内有反对意见称，日本本应作为“和平宪法”指导下的“和平国家”,却过度沉溺于军事，甚至认为日本正在走上通往战争之路；二是制造了安全观上的分裂对抗，加剧了军备竞赛，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三是过度向军事倾斜，忽视了民生疾苦。针对五年内防卫费总额大幅增至43万亿日元，有观点称不如把有限的财源用在应对越来越严峻的经济与民生问题上，花到真正该关注的人身上，这才是决策层最应担负的责任。5岸田政府更加偏重军事要素，已经引起日本各界广泛的担忧。尽管《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要运用综合国力，包括外交、防卫、经济、技术与情报五大力量6,但其本质特征是偏重于由军事来确保安全，轻视了至关重要的外交、经济等因素。

2023年，日本在加强与美军合作、获取远程攻击性导弹与防卫装备出口等方面的动向值得高度关注。其一，加强与美军在自卫队创建统合司令部上的合作。《国家防卫战略》提出，创建一元化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7美军为加强与自卫队的新合作机制，与日本展开实质性探讨，把设在夏威夷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部分指挥权移交给驻日美军司令部等。其二，致力于获取远程攻击性导弹。日本将在今后五年采购和装备大批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射程1000公里的国产改良型“12式”陆基反舰导弹等。为切实加强打击能力，日本防卫省正朝着研发可飞行2000—3000公里的长射程导弹与美国开展协调。日本政府的上述做法与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理念的一致性将再度受到舆论质疑。其三，谋求修改防卫装备转移指针。2023年4月以后，日本将对规定防卫装备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用指针进行修改。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出口装备和物资作为防卫合作的“重要手段”8,今后将力图使之具体化。日本拟将装备转移定义为遏制单方面改变现状行为的重要手段，以遭受“武力进攻”的国家为对象，探讨解除对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比如，援助类似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以及扩大向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出口并强化防卫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出口武器或将助长和激化国际冲突。

02、政治稳定变数陡增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政治角力场上，呈现前者明显占据优势的局面。这种“一强”格局，延续到后安倍时代，并被岸田所继承。但是，岸田执政连遭逆风，政治稳定变数增大，这种现象可被定义为“虚弱的一强”。具体而言，岸田上台以来，日本政局变化显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议院选举获得大胜，岸田执政开启“黄金三年”。

岸田上台之后，带领自民党先后赢得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胜利，岸田执政地位更加稳固。2022年7月参议院选举结果显示，在改选的125个议席中，自民党达到单独过半数(63席)。根据选举规则，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日本未来三年内将不会举行国政选举，因此日本国内普遍认为岸田内阁已经开启执政的三年黄金期。自民党胜选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前首相安倍晋三于选前两天在奈良街头发表助选演讲时遇刺身亡，民众的大量“同情票”流向自民党；二是在决定参议院胜负关键选区，由于在野党阵营无法推举统一候选人，导致执政联盟碾压在野党阵营。9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是日本政坛“一强”(自民党)和“多弱”(在野党)的格局所致。特别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直至现在的岸田政权，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执政党在国政选举中已经取得了七连胜。

第二，岸田执政连遭逆风，政治稳定变数增大。

影响岸田政府政治稳定性的变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安倍国葬决策深埋隐患。据日本的舆论调查显示，近八成受访者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在疫情快速扩散、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背景下，岸田政府仍为安倍举办葬礼，并由国家财政负担所有花销。11二是日本政坛频发变动，内阁大臣接连辞职。如2022年10月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山际大志郎因与韩国“统一教”存在关联而引咎辞职，一个月后法务大臣叶梨康弘因发表不当言论辞职，紧接着总务大臣寺田稔因政治资金问题辞职。对此，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泉健太表示，我们将严肃追究首相的任命责任。12月27日，岸田任命渡边博道为复兴大臣，接替卷入政治资金丑闻的秋叶贤也。12这是2022年10月以来岸田第四次撤换内阁大臣。由于岸田首相苦于应对接踵而至的人事危机，导致民众对其观感转瞬而下。虽然岸田已致歉并表示深刻反省，也难阻支持率的直线走低，不能不让日本国民对岸田政权的稳定性产生疑虑。三是在重大决策中缺乏向国民及时有效的解释能力。岸田将强化防卫力量作为目标，但并未交由国会严肃讨论就确定下来，引发舆论的普遍困惑。《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岸田最应该反省的是，政权运营操之过急，莽撞地进行重大政策转换。13立宪民主党对此摆出鲜明的反对姿态，认为岸田政权运营过于恣意妄为。四是防卫费增额引发社会担忧。在内阁会议通过使战后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三份文件后，决定对2023年度起五年里防卫费增至约43万亿日元，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对增税筹措部分财源的不支持意见超过了六成。日本政治学者中北浩尔认为，政府的核心政策未能得到民众的理解，是岸田政府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三，潜在热门接班人正在努力展现存在感。

在自民党中，一些被视为“后岸田”时代的接班人正在展现各自的存在感。如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消费者担当相河野太郎主动出击，在为岸田政权提供支撑的同时也在极力寻找出头的机会。岸田派二号人物、外相林芳正欲在外交领域做出成绩，他被问及是否有意并力争出任首相时曾表示：“支持岸田政权是当然的，而作为志向将力争登上首相宝座。”15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高市早苗反对为增加防卫费而增税，希望留住安倍派和保守势力，以增强其对自己的支持。

2023年将成为决定岸田政府命运的一年。在为提升防卫费而进行增税之前，不排除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岸田也并未否认此种可能，并称解散众议院是首相的权力。16尽管其闪烁其词，但2023年是否会解散众议院还需要跟踪观察。此外，岸田否认在通常国会召开前改组内阁。有关春季的统一地方选举，他认为政府推进的经济对策、为地方注入活力以及民主议题等将成为政策争议的焦点。

03、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2020年以来，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对日本及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其负面影响甚至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严峻局势，引发全球能源短缺、通货膨胀高企及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世界经济整体陷入衰退的风险，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展望2023年，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作用可能将逐渐减弱，但西方国家通货膨胀持续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大，地缘政治风险、逆全球化趋势及气候变化影响等中长期挑战因素叠加，都对日本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冲击下，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甚至可能陷入衰退。

(一)宏观经济走势不稳，经济波动性显著增强

2022年12月8日，日本内阁府发布2022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数据，与此前发布的初次数据相比，将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从-0.3%小幅上调至-0.2%(换算成年率从-1.2%上调至-0.8%)。初次数据公布时，显示日本是时隔三个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但修正数据将2022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下调为-0.5%(换算成年率是-1.8%)。由此可见，日本第三季度应为时隔一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年内暂时仅有第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见表1)。因此，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各季度经济增长率起伏波动较大，难以维持连续正增长。展望2023年，日本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何时进入稳步复苏轨道仍面临非常高的不确定性。

(二)内需难以得到提振，严重制约经济增长

据最新数据统计，2022年第三季度日本的供需缺口为-2.7%,已连续12个季度需求不足，需求缺口高达15万亿日元。17由于俄乌冲突导致能源、粮食价格高涨，加之日元贬值，进一步加剧进口物价上涨。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11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6,创下自1982年2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且连续14个月上涨。1812月12日，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电力与燃气价格高涨的推动下， 11月企业物价指数(PPI)同比上涨9.3%,环比上涨0.6%,达到118.5,连续八个月创历史新高。19如果企业间交易转嫁成本进一步波及面向消费者的商品，将进一步加重普通消费者的负担。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22年10月《劳动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基本工资与加班费等合计的现金工资总额实现了连续10个月同比增长，但是考虑到物价上升因素，实际工资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6%,连续七个月同比下滑，并且自2021年4月由升转降后，降幅首次超过2%。20因此，如果工资涨幅不及物价涨幅的情况长期持续，将对家庭实际收入造成下行压力。再加上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加速减少带来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下降。据最新统计，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有可能低于80万人，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21这些问题都阻碍实际家庭收入增长，导致消费市场萎缩，影响企业设备投资增加，对内需进一步造成打击，并可能损害日本的经济复苏。

(三)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日本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从外部环境来看，能源价格高涨与日元贬值势头叠加，给日本国际收支带来沉重打击。据日本财务省2022年12月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10月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达到641亿日元，时隔八个月出现逆差。其中，贸易收支逆差为1.88万亿日元，连续12个月呈现逆差。22今后，俄乌冲突持续刺激能源价格高涨，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紧缩金融状况有可能造成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风险攀升，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放缓。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2年11月22日发布的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GDP增速为3.1%,2023年将放缓至2.2%,特别是美国及欧盟的GDP增长率仅为0.5%。23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同年12月14日发布的最新报告中，也将除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以外的亚太地区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9%下调至4.6%。24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这也将压缩各国出口空间预期，对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日本经济造成压力。

04、战略外交继续深化

2023年，岸田政府在全面践行“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同时，岸田文雄以其曾长期担任安倍内阁外相的资历和自信，在疫情有望逐步缓解的情况下，将继续深化战略外交实践，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动应对乌克兰危机，积极主导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在开展多维度的对华外交等方面继续发力。

第一，践行“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岸田称日本“为亚太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未来还将“发挥重要作用”。25他提出的所谓“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是指在历史转折点上，日本应该奉行尊重和维护普遍价值的外交，同时坚定地高举政治理想主义的旗帜，必要时以现实主义果断应对各种挑战。2022年1月，岸田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首次施政演说，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有三大支柱：一是“珍视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基于法治等普遍价值和原则”,二是“积极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和实现全民健康在内的全球性课题”,三是“坚决守护国民生命与生活的努力”。“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核心内容是，致力于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以日美同盟为基石，进一步提升日美澳印四边合作，并努力与东盟、欧洲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以应对中国崛起。26

第二，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2023年，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指引下，岸田政府将更加注重致力于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积极实践秩序外交。2023年1月起，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为两年，这是其第12次当选。日本曾一度指责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安理会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曾任日本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关西学院大学教授神余隆博认为，日本作为“中坚国家”,能否阻止常任理事国的“强横行为”,今后将受到极大的考验。日本还主张为了“恢复联合国的信誉”,有必要加强其职能。作为非常任理事国，日本的工作重点一是推进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改革工作，推进核裁军与核不扩散进程等；二是促进法治；三是加强基于新时代人类安全原则的努力。并且，日本提出由于全球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还需要灵活组合和利用联合国以外的框架。

第三，主动应对乌克兰危机。

岸田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27在日方看来，乌克兰危机动摇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立即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同时，与包括七国集团(G7)在内的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对乌克兰提供对口支援，承诺向乌克兰及其他受战争影响的国家提供总额约11亿美元的援助，另外还提供财政、人道主义、国防设备援助以及收容难民等。

第四，积极主导G7广岛峰会。

在日本看来，2023年全球割裂将继续给国际社会的合作蒙上阴影，同时中美战略博弈形势将更趋复杂。以此为背景，日本外交也将迎来关键时刻。在岸田外交中，即将于2023年5月召开的G7广岛峰会显得尤为重要。为此，还专门在首相官邸设置了倒计时牌。广岛市是岸田的家乡，他正着力在国内造势以提升社会各界对峰会的关注度。预计岸田政府将利用此次峰会，一方面以所谓“民主国家”来维护国际秩序，争取深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为确保国家利益，与最大贸易对象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避免因台湾问题等引发危机。岸田初步的考虑是，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上，将明确宣示“在亚洲也不允许凭借实力改变现状”的姿态。他还将强调不使用核武器，提升核透明度，以及核裁军的必要性，以期唤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关注，提升国家形象。

第五，开展多维度的对华外交。

日本的主流战略派基于对国际秩序正在动摇的认识，也同样认为东亚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挑战。他们表示，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仍在继续甚至在强化。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2023年1月13日，岸田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会谈，再次确认台湾海峡稳定的重要性，并加紧联美制华力度。近几年来，因疫情、中美博弈、日本对华消极动向不断增多等，中日关系处于相对停滞期。岸田曾表示，与中国打交道要“该说的要说，敦促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另外，“中国在经济、安全方面正在成为‘全世界的重要存在’,必须以‘现实主义’态度进行摸索。构建起与中国稳定的接触对话关系模式”。28岸田在2022年11月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后，曾指示外相林芳正尽早访华，重启部长级“日中经济高层对话”等稳定中日关系的举措。今后能否与中方在确保经济利益的同时防范、化解危机，这或许是岸田政府对华外交最大的焦点。

2023年，日本还将考虑制定“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计划的细则，并进一步加强与东盟、欧盟、北约、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伙伴间的协调，以及继续推动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建设。

05、中日关系系逆水行舟

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文件中，日本单方面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大幅增加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并以应对“台湾有事”为借口，宣称将大幅增强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同时增强海上保安厅的装备能力并深化其与自卫队协同配合等。29应看到，日本对华制衡日益凸显，但其战略逻辑存在悖论，在现实中很难走得通。日本国内倡导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以及致力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人士，大多认为上述对华制衡措施并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在真正落实阶段也将困难重重。他们认为，盲目反华的逻辑混乱，一味对华制衡、脱钩，将使日本丧失与重要邻国进行交往的“蓝图”。30有观点认为，岸田政府在完成战略文件修订之后，将通过日美首脑外交和安全合作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抗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同时，对华脱钩的动作也愈发明显。战后，日本是全球化特别是供应链合作的主要受益者。目前，曾经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被人为割裂，日本在这股逆流中正在尝试与中国脱钩。但这一做法被认为不仅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也将大大增加日方的成本。

要对话不要包围，对华除合作外别无良法。在党的二十大及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中美日关系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间交往的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等原则31,也得到了日本国内智库界与经济界的关注。

展望2023年，日本信守政治承诺并对华开展务实合作显得尤为重要。2022年11月，在曼谷中日领导人峰会上，中日达成了新的“五点共识”。其中，明确了中日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32为此，中日两国要积极开展多领域合作，共同肩负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加强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为两国关系改善奠定了新的基础。同时，把务实合作转化为合作现实，需要两国政府相关部门认真落实这一共识，携手推进。为此，需要两国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需要在正视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互信，培植诚意，才能以务实的态度真正坐下来展开对话，共同寻求妥善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有鉴于此，仅在口头上讲“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是远远不够的。个别日本政治家不负责任的涉台言论、美日强化干预台湾的种种行动，总是让人感到并不是“没有任何变化”,而是“正在发生变化”。对此，王毅提醒：“日方应恪守迄今做出的承诺，遵守两国间基本信义，不让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势力坐大，与中方一道维护好邦交正常化50年来取得的宝贵成果。”

可以说，能否全面及时地把握中日关系中的发展与矛盾，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抑制负面因素上升为政治障碍，是考验日本政府是否遵守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的关键。中日关系能否取得长足的发展，事关人民福祉与国家前途，期待两国逐步积累政治互信，深化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精神，最终使国家关系趋向稳定成熟，跨越坎坷，迈向坦途。（作者：张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常思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