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变局下中亚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重构趋势

内容提要：2022年中亚地区可谓状况频发、跌宕起伏，令人应接不暇，却也波澜不惊。哈萨克斯坦的“一月骚乱”，塔吉克斯坦的5月戈尔诺-巴达赫尚暴力袭击事件，乌兹别克斯坦的7月卡拉卡尔帕克斯坦骚乱，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9、10月武装冲突，似乎成为这一地区在这一年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但另一方面，在以俄乌冲突为中心的欧亚地区政治、安全危机影响下，中亚各国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在政治体制上尝试改变长期以来相对集中的总统制权力构架，建立新型民族国家政体和重构地区安全格局的设想成为中亚各国独立30年后更加迫切追求的新目标。然而，历史遗留问题的发酵与现实综合条件的更新依然对这一地区性进程产生着不同方向的影响力，也为这种趋势的前景增加了重大不确定性。

2018年，习近平主席从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规律、推动当代社会进步的高度提出了当今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主席进一步阐述了百年变局的核心内涵：“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而从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变化的速度和力度来看，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欧亚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构成和历史发展阶段，极有可能成为全球大变局的焦点。尤其是进入2022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一月骚乱”，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5月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发生骚乱，7月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出现全境群体性暴力事件，9、10月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发生空前军事冲突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将全球的关注目光聚集在这里。尤其是俄乌冲突的爆发，或将成为冷战后全球战略体系重组和国际秩序重塑的转折点，而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欧亚地区更是首先受到影响。

在欧亚地区出现如此高密度和高烈度的突发事件是苏联解体30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认真观察、悉心分析就会发现，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并非孤立，也绝非偶然。欧亚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发生突变的原因，一是这一地区处在正逐步老化的政治经济中心（欧洲）与21世纪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亚太）之间的边缘地带，两个方向产生的能量向欧亚地区渗透、释放、挤压，造成这里成为各类型经济体竞相参与、各大战略力量相互竞争、各种矛盾集中交汇的地区，欧亚地区承受的应力因不断被强化而严重失衡；二是欧亚地区在30年前以苏联解体为起点开始了新的民族国家集群重构，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年轻地缘政治板块。地区内各国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制度构建过程完成得并不充分，大量国内社会矛盾和地区国家间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基本解决，反而经过长期积累和发酵开始进入集中爆发期。这样一来，就在欧亚地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时空要素叠加。尤其是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更是大大激活了地区内显性和隐性的冲突因素。目前，中亚各国正在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而且多数国家又处于或刚刚启动国家权力交接过程。独立后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相对集中的总统制政体正在被某种新模式替代，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国内利益集团洗牌和国家资源重组。在尚未明确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的前提下，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提高。中亚各国在重大内外挑战面前纷纷酝酿和采取应对政策，甚至从宪法高度和国家政体层面进行大幅度改革。欧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加速演进也带动中亚各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大幅度调整，中亚地区的2022年几乎是在一种明显的躁动和不确定的嬗变中渡过的。

一、面临转型的国家政体选择

30年前，中亚各国在获得独立后，为了应对由苏联政权迅速崩塌引起的全方位政治冲击、阻止国内族群对立和社会分裂、抑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发展成为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力量、拯救因原有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而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各国经过短时间的尝试、摸索和磨合，先后确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构架。独立30年来，总统制政体以其效率较高、动员迅速、执行力强等行政优势，为中亚各国平稳渡过建国之初的政治脆弱期，巩固独立主权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各国权力过度集中，围绕着总统及其家族形成了固化的权力核心和庞大的利益集团。客观来说，在中亚各国刚刚独立时，强大的总统制政体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基本符合保留在当时中亚各国社会中的原苏联政治文化基因和长期影响中亚诸民族的部族政治传统。对此，即使是主张针对现有国家政体进行改革的中亚各国领导人也均给予充分肯定。但经过了30年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历程，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现实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体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中亚各国民族精英正越来越强烈地产生摆脱后苏联政治叙事的冲动。在过去的30年中，中亚各国将维护主权独立和时任总统权力核心作为首要政治选项，充分运用总统制政体优势强化政治稳定职能。中亚各国对美国及西方势力在本地区移植“颜色革命”高度戒备，并采取或硬或软的手段予以抵制，同时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不断强化主权安全意识。但随着中亚各国政治独立基本巩固，并分别进入发展转型期，以正常国家身份高度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上升，仍坚持“苏共+部族”式的总统制政治形象显然不利于各国的国际化进程。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些国家人为制造“民主对抗威权”的对立，引起欧亚地区严重分化。中亚各国解决长期以来的身份困境，进而摆脱后苏联地缘政治属性，并谋求独立发展空间的心态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与苏联时代进一步切割，甚至撇清与“主权民主”的“政治血缘”关系成为中亚国家努力争取的目标之一。

其次，在快速重组的世界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竭力占据相对有利位置和份额。独立30年来，为了摆脱原苏联经济体系断裂造成的发展困境，中亚国家分别利用各自优势在经济发展中主打资源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受制于地缘条件，构建与世界各大经济体的联系也是中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中亚国家获得投资的主要来源地有中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最大的贸易伙伴则以中俄为主。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受到空前制裁，中亚各国受到明显牵连。为减少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经济活动大大减少。同时，为继续面向国际市场改善营商环境，避免受到俄乌冲突延宕的后续影响而拖累和阻碍本国经济实现国际化的目标，从政体入手更新其国际形象也成为中亚各国打造新形势下国家整体经济环境的需要。

再次，独立后30年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国家不得不在政体上作出调整。权力相对集中的总统制政体之所以能够在中亚国家初获独立时确立下来，并得以在后来的民族国家政治实践中持续存在多年，中亚各国刚刚从苏联分离出来时公众心理对苏维埃时期意识形态的记忆认同和中亚游牧历史上部族政治文化的民间传承无疑构成了重要的社会民意基础。但30多年间中亚各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据独联体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在独立前的1991年，中亚地区总人口仅为5 076.03万，到2017年时突破了7 000万大关，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7 822.26万，而到2030年将达到8 197.25万。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30岁以下的年轻国民人口均超过总人口50%以上。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大大改变了民众对独立时建立并延续至今的总统制政体的理解和认可程度。尤其是独立后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为中亚各国社会的主体，他们接受了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大量外来思潮。尤其是受到西方“改造后苏联空间”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民主输入”活动影响，一些青年人甚至对本国现政体产生强烈反感和明显叛逆。在哈萨克斯坦“一月骚乱”中，曾出现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充当打砸抢烧急先锋的现象就是例证。

然而，尽管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并下决心通过政治改革尽快消除积弊，但改变延续了30多年的国家政体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托卡耶夫提出改革“超级总统制”，建立“第二共和国”。米尔济约耶夫则发起自下而上的宪法改革，以还“公民尊严”为目的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从他们已披露的信息看，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质上仍是在总统制前提下为迎合民众在多党参政、议会选举、重视民生等方面的保守性变革。但即便如此，仍难免触动已长期固化的国内利益集团。在全球和地区政治形势发展充满变数的大环境里，改变本国社会财富和原有权力格局无疑带有一定风险。而吉尔吉斯斯坦在扎帕罗夫上台后通过全民公决又恢复了总统制政体，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已经启动了家族世袭模式。可以确定的是，中亚各国独立后30多年的民族国家构建历史中，探索和找寻适合于自身国情的国家权力模式的政治实践还将继续下去。

二、动态平衡外交大幅度调整

中亚国家独立后均采取了多元外交政策，竭力与本地区相关的各大战略力量保持平衡、发展合作，以谋取利益最大化。中亚地区各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它们期望达到的理想对外政策境界是吸引全球性大国的关注、迎合它们在中亚地区有条件地实现各自利益的存在，并利用大国间地缘政治取向上的分歧和战略利益上的矛盾，有意造成低烈度、非破坏性的竞争，以从中获得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然而，全球战略力量的消长变幻无常，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政治和安全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时，中亚各国加入大国博弈的游戏更加需要强大的动态平衡能力。不断在中美俄欧等主要权力中心之间调整位置、距离和姿态，基本成为中亚各国30年来外交活动的常态。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再次打破了欧亚地区的脆弱战略平衡，中亚各国在对外政策上也纷纷作出应急反应，一系列的明显变化和大幅调整成为了2022年中亚地区形势的一大看点。同时，处在大国博弈形势突变的大环境下，继续奉行大国平衡外交的难度和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

乌克兰危机最终发展到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地步，缘于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同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俄乌冲突与中亚地区各国也有着复杂的关联性。2022年年初，在俄乌冲突爆发不到两个月前，哈萨克斯坦发生“一月骚乱”。这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全国性大规模突发政治安全事件，2019年继任总统的托卡耶夫显然没有掌握调动国家机器的充分权力。面对国内严峻而复杂的局面，托卡耶夫总统不得已向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提出派部队维和的请求。很快，以1月6日集安组织联合部队出动维和为标志，哈萨克斯坦全境的宪法秩序迅速得到恢复。到此为止，集安组织首次参与因成员国内部动乱而成功执行的维和行动似乎可以圆满收官，托卡耶夫在处理这场危机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信赖也理应因此次成功合作而为哈俄关系加分。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2月21日晚，普京总统签署命令，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而在第二天，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特列乌别尔季郑重表示，对俄承认乌克兰东部地区两个“共和国”一事，哈方将始终恪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并呼吁通过外交方案解决问题。3月17日，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卡米洛夫在议会公开表示，“我们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4月5日，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季进一步明确阐释哈方立场：一是哈萨克斯坦目前不承认“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二是哈方不参加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三是哈领土不允许被“某些国家”利用来规避上述国际制裁。中亚大国对俄乌冲突的表态在俄罗斯引起强烈反应，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立场，甚至让俄罗斯一些民族主义精英们发出“当心成为第二个乌克兰”的警告。而俄罗斯暂停里海石油管道运营，更让中亚各国意识到了现实威胁。在6月的圣彼得堡世界经济论坛上，托卡耶夫一面在主旨发言里反复表示对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支持，强调与俄经贸关系对哈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一面又顶住俄罗斯社会舆情对他“忘恩负义”的谴责，当着普京的面拒绝承认乌东三地独立。

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中亚各国已经在以更具独立性的对外政策来体现独立30年后的外交成熟了。在托卡耶夫总统向集安组织提出维和要求的同时，外长特列乌别尔季也即时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视频通话解释作出这一决定的缘由和考虑。哈萨克斯坦国务秘书卡林在接受CGTN专访时，一再强调“一月骚乱”不是“颜色革命”，坚持独立自主的判断和不受制于人的话语逻辑。俄乌冲突的爆发加速了欧亚国家关系的蜕变，中亚各国也在原有的大国平衡外交前提下作出大幅度调整。美国和欧盟则借机加大了对中亚国家的外交攻势。继2021年因北约安全援助部队撤离阿富汗提出借用中亚国家军事基地的要求后，俄乌战事刚起，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便不失时机地以乌克兰危机为例重新提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事宜。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率团于5月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四国，以“加强美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推动共同建设一个更加互联、繁荣和安全的中亚”。11月，这位曾经担任美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又访问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唐纳德·卢在土库曼斯坦接受采访时表示：“中亚地区各国正受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压力，因此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多重影响叠加的作用下，中亚各国对外合作呈现出更加突出的多向性。8月，塔吉克斯坦协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其境内举行“区域合作-2022”军事演习（“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2022”），中亚各国几乎悉数参加。这次有美军参加的军演不仅因首次在建有俄军第201综合基地的塔吉克斯坦境内举行而引人注目，而且也是1994年美作战部队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联合军演后近30年来又一次踏上中亚领土。10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以事务性原因拒绝参加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独联体非正式峰会，随后又宣布取消原计划在吉境内举行的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2”（“Нерушимое братство-2022” ）联合军事演习。对于中亚各国明显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倾向，一向将这里视为“特殊利益区”的俄罗斯当然不能没有反应。而且，在因俄乌冲突受到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的全面战略围堵的局面下，俄罗斯为缓解来自西方的压力，巩固东部合作空间的需求也大大上升。10月，在阿斯塔纳举行了首届俄罗斯—中亚国家领导人峰会，意在紧急修补与中亚国家关系。而此前当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纷纷建立起与中亚国家对话的“C5+1”模式时，俄罗斯因其当时认为与中亚国家存在特殊关系的战略自信，对这些模式是根本不屑一顾的。

哈萨克斯坦“一月骚乱”的解决说明中亚国家在安全上对俄罗斯仍有信赖，而俄乌冲突引起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突变又促使中亚各国与俄罗斯拉开安全距离，这是2022年中亚各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纠结之处。在世界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一月骚乱”和俄乌冲突后的中亚国家对外政策大幅度调整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因为中亚各国在2022年的外交活动中正明显体现出这样的一些冲动和趋势：一是试图就此终结中亚地区所拥有的“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属性；二是竭力摆脱独立30年来形成的“欧亚”对外政策定式；三是争取构建更具地区独立性的外交战略体系。当然，即便这种趋势或转折点的出现在事实上能够成立，由于本地区独特的地缘环境而受到外来战略力量的影响也仍是常态，未来中亚地区及其各国多边平衡外交还将继续是一种受制于外部条件的动态发展过程。

三、区域一体化的曲折与反复

中亚地区于19世纪60年代被沙俄帝国正式吞并，十月革命后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苏俄的一部分。1924~1926年开始为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而进行民族国家划界时，为实现中央政权对中亚地区有效的统一管理和压制内外并起的“泛突厥主义”思潮，经过多次调整和更改，建立了中亚五个民族共和国。由于中亚民族国家划界的宗旨是便于治理，当年的行政区划实际上是按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的国内原则和计划方式进行的，而且出于防范地方势力坐大的需要，有意违背民族人口聚居区域分布的规律，人为制造出若干此中有彼、相互牵制的“国家”关系。例如将某一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另一个民族国家，把水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划分给两国甚至三国共用。由此形成了索赫、瓦鲁赫、沙希马尔丹等8块飞地，大的有300多平方公里，小的不足1平方公里。共用的医院、清真寺、墓地等公共设施比比皆是，不同民族共和国的公民在苏联时期杂居、互迁、通婚的现象也很普遍。在实际上的统一国家权力之下，这些矛盾都可以压制在社会稳定的红线以下。但当苏联解体后，上述问题变成独立主权国家间的争议焦点。尤其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土地资源有限的国家，与邻国在边境、水源、道路上的争议往往又与本国的民族主义政治动向联系起来，故使得中亚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自独立后不断发生，并随着国内政治的变化而起伏消长。

2018年3月，在乌兹别克斯坦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推动下，召开了首届中亚国家领导人非正式协商会议（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ая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中国中亚学界称之为“中亚峰会”）。这是中亚地区国家元首于独立后首次在没有大国参与的情况下坐到一起讨论本地区事务，被国际舆论视为启动地区一体化的标志性事件。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困扰中亚各国多年的边境、领土、水源等纠纷，成为中亚峰会的首要选项。乌兹别克斯坦率先与吉尔吉斯斯坦解决了80%以上的未定边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还主动访问塔吉克斯坦，化解了卡里莫夫时代乌塔两国因水源分配问题几乎发生军事冲突的紧张关系。尽管中亚各国民族精英们似乎都认识到了地区国家间的争端已经严重阻碍了各自发展和共同稳定，但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却仍然决定了这一解决过程必将漫长而曲折。2022年7月，第四届中亚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的乔尔蓬-阿塔市举行。这次会议上签署了五年来第一份重要法律文件——《哈、吉、塔、土、乌五国关于面向21世纪中亚发展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总统却以需要本国议会通过为由未参加签字，使中亚峰会召开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没能完成法律程序。这一结果凸显中亚一体化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各国均意识到只有通过这一五国最高会晤平台协商解决阻碍地区安全和发展的共性问题，才能使各自面临的困境得到系统性改善；另一方面各国又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地区一体化的优先方向、推动方式、投入程度都有自己的打算。获得多边协作红利的愿望与发展认知上的差异在中亚各国之间越来越突出，因而严重阻碍地区一体化进入实质性阶段。

近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间多次发生严重边境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2021年4月，因塔方人员在边境地区安装摄像头引起双方械斗，从边民互掷石块、猎枪射击，发展到两国边防部队交火，导致19人死亡、87人受伤。后经双方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晤和两国总统电话磋商，才勉强达成停火协议。而2022年9月吉塔边境地区战事又起，冲突规模和烈度达到苏联解体以来最高程度。吉塔边境冲突在这两年表现出了这样一些主要特点：一是由以往仅围绕瓦鲁赫飞地或边境上某一点发生冲突扩大到几乎吉塔边境全线；二是从以前至多动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等步兵轻武器发展到出动装甲车、坦克、直升机、无人机等重型装备；三是造成上百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十多万人流离失所；四是原有边界冲突调解机制的效率和作用明显下降，此前一般经冲突双方地方军政长官出面斡旋基本就能促成停火，而近两年介入调解和谈判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升至两国外交部长、国安委主席、总理，甚至两国总统直接通话；五是吉塔冲突已出现外溢效应，土耳其以“突厥语国家领袖”自居，不仅在一些多边场合表示关注，而且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无人机，塔吉克斯坦使用的无人机则由伊朗提供。同时，在俄乌冲突吸引大国关注和冲击欧亚国家关系的背景下，中亚邻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参与调解的意愿和作用也均在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框架下部分地区性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过境国。受边境冲突影响，正在推动的中亚—南亚输电项目（CASA-1000）、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项目等已上马工程均可能受到冲击。此外，如果吉塔交界地区形势持续不稳，同样会对正在重启的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实施和推进构成安全威胁。

结论、对当前中亚形势的看法

中亚各国正在进入独立30年后的转型关键期，各种地区性和社会性矛盾受到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突发事件影响而被激活。历史因素与现实问题的叠加，在2022年表现出了一些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影响今天的政治生活。从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动荡到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冲突，苏联时期及其解体后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仍然在各国国内政治和相互关系中产生着强大影响力，并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会成为地区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第二，中亚各国之间的发展差异越来越突出。独立30年后的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路径、模式和速度不同，中亚各国之间的差异性继续加大。这一趋势可能造成的结果，一是地区各国间共同语言不断减少，给区域合作带来更多分歧和难度；二是用传统的视角对中亚地区进行共性观察和整体分析将越来越难以概括五国的个性特征。

第三，参与中亚地区进程的域外力量多元化。地区性大国的积极介入使域外力量参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发展进程的影响来源更加多元化，也使其发展路径上的不确定性增强。尤其是土耳其以“突厥语国家组织”拉拢中亚四国，并将原来打“共同历史文明”和“共同语言文化”认同牌的做法向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实体化合作转型，在造成地区国家关系复杂化的同时，再次强化了“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

第四，社会矛盾爆发释放了巨大破坏性能量。在哈萨克斯坦“一月骚乱”、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骚乱、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暴力冲突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暴力性、破坏性特征。这再一次证明了中亚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不成熟。一旦有某种社会因素被激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聚集度高、杀伤力大、破坏性强的群体性事件。

第五，对俄在继续依赖和保持距离之间纠结。在国家安全上对俄罗斯仍有依赖，却又在主权独立上对俄防范，将是中亚国家对外关系上的长期矛盾点。俄乌冲突给中亚各国提供了彰显独立性的历史机遇，但事实上又因摆脱不了对俄罗斯在安全、经贸上的需求而继续维持一种特殊国家关系。俄乌冲突引发的欧亚地区国家关系的裂变也让中亚各国跃跃欲试，但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又不可能走得太远。尽管未来欧亚地区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中亚各国在对俄关系上的纠结仍将持续。（作者：许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中亚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