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日印美“印太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概念到战略实践的演进

1924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提出地缘政治概念“印太”。他称之为“印太空间”（Indopazifischen Raum），一个与欧洲空间对立的“生命的统一体”。1965年英国曾把“印太”概念付诸地缘政治实践，提出“印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与澳新美同盟合作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防务，将英国的亚洲驻军重新部署至澳大利亚和印度洋岛屿，扼守两洋的重要海峡和海上通道，进而构筑遏制中国的弧形防线。20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学界研讨会多次使用“印太”概念。此后，“印太”概念似乎销声匿迹，直到2005年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提出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含在东亚峰会当中，这应被视为更加统一的“印太”地区出现的标志，“印太”概念再次受到关注。

近10年，学界已涌现出大量把“印太”作为统一的地缘政治单元的相关研究成果，澳日印美等国也相继将其付诸实践，制定各自的“印太战略”。关于“印太”概念的缘起及澳日印美四国“印太战略”的形成，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四国官方文件、报告等资料，全面探讨澳日印美等国地缘政治概念“印太”的演变及其进入战略实践的历史过程，梳理四国在“印太战略”或“印太愿景”下的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以期更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些国家的“印太战略”及其本质，深化对未来印太地区国际秩序的理解。

一、澳日印美的“印太”概念

澳日印美四国战略界对“印太”概念的关注先后有别，对“印太”的界定也因战略取向之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国政府将“印太”付诸战略实践的进程也不同步。

（一）澳大利亚政府最早将“印太”概念用于战略展望

澳大利亚2009年《国防白皮书》沿用“亚太地区”，但多次提到“更宽广的亚太地区”（wider Asia-Pacific region）：“在我们的近邻之外，从亚洲北部到东印度洋更宽广的亚太地区的稳定是澳大利亚持久的战略利益。”“到2030年，印度洋在战略上将会更加重要……印度洋和太平洋一起处于我们海洋战略和国防规划的中心。”2012年《澳大利亚防务态势评估》报告也多次提到“更宽广的亚太地区”：印度正逐步取得大国地位，虽然其安全政策依然以南亚为中心，但会越来越把印度洋和更宽广的亚太地区置于优先地位，因此，澳大利亚的防务需要更加重视印度洋。

2012年10月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提到新的“印太”概念，并指出根据这个新概念，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将被视为一个战略弧，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经济互动的增多以及中东—亚洲能源供应线的重要性正在推动“印太”概念发展。2013年1月发布的《强大与安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对“亚太”和“印太”作出解释：“亚太”是常用的地缘政治意向，包含亚洲大陆和环太平洋国家；“印太”强调横跨印度洋到西太平洋这一地理走廊和印度。

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澳大利亚越来越多从这一角度思考其利益。这两个词都可以用来界定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而该战略使用“印太”是对“亚太”的补充，它们都是审视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利益的有用框架。

澳大利亚2013年《国防白皮书》正式使用“印太”概念，因此成为第一个把“印太”引入战略展望的国家。这份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持续崛起，东亚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力量不断增强，以及印度兴起为全球大国，这些趋势使印度洋成为具有日益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使印度洋和太平洋成为一个单一战略弧。

澳大利亚2016年《国防白皮书》完全用“印太”取代“亚太”，声称经由东南亚连接的从印度洋到太平洋更广阔的印太地区，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这份文件强调“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也展现了对中国的关注和疑虑。2017年11月发布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更明确地指出印太地区的权力转移，认为“中国的发展加快了该地区相对的经济和战略实力的转变。在印太的部分地区，包括东南亚，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力增长到与美国相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了美国。印太地区未来的权力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中国以及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行动。”

总体来说，“印太”概念被纳入澳大利亚决策话语体系的过程反映了它对印度及印度洋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增长的关注和疑虑。

（二）日本政府最积极推广“印太”概念

2006年11月，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阐述“自由和繁荣之弧”时说，“在欧亚大陆外缘，一些成功崭露头角的民主国家构成一个弧形。日本想在这里设计一个自由和繁荣之弧。”为此，日本必须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这些拥有共同观点和利益的友好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合作扩大这个“自由和繁荣之弧”。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演讲时说：“一个打破地理范围的‘更宽广的亚洲’正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处形成。”安倍所说的“更宽广的亚洲”就是后来所谓的“印太”地区。2012年11月安倍晋三撰文写到，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密不可分。“东海和南海正在发生的争端意味着，日本首要的对外政策选项必须是扩大战略视野……我设想了一个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来捍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上公域。”麻生太郎的“自由和繁荣之弧”、安倍晋三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战略构想以及“两洋交汇”的说法，可以被视为日本政府“印太”概念的发端和“印太”战略的雏形。2013年2月安倍在演讲时使用了“亚太”和“印太”，但并未作出解释和说明，这是日本首相首次提及“印太”概念。

2015年以后，日本在外交活动中更明确地使用并大力推销“印太”概念，其“印太”战略逐步成型。2016年8月安倍在演讲中表示，只有两个自由和开放的大洋和两大陆的联合所带来的巨大活力才会给世界带来稳定和繁荣。日本有责任将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亚洲和非洲汇合处建设成为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且免于压力或胁迫的地方，并使之繁荣昌盛，希望通过合作使连接两个大陆的海洋成为法治的和平之海。至此，安倍初步提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2016年9月，日本防卫相岸信夫进一步强调，安倍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旨在通过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改善亚洲和非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2018年1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从亚太地区经过印度洋延伸到中东和非洲的印太地区是全球发展的核心，维持和强化作为“全球公域”的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海洋秩序将会为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带来稳定和繁荣。日本外务省发布的《2017年发展合作白皮书：日本的国际合作》强调，日本一直在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以使该地区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公平地为该地区所有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2018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做出类似的表述。

（三）印度的“印太”概念最具包容性

2007年1月，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执行主任戈普里特·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在讨论印日海上合作问题时首次正式使用“印太”概念，并把“印太”界定为由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组成的海上空间。库拉纳还强调，中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军事自信和美国智库2005年提出的中国“珍珠链”战略创造了“印太”这个概念。

2010年“印太”概念在印度引起广泛关注，印度政府领导人、外交官、海军军官、研究人员以及有影响的智库都开始广泛使用“印太”概念。2010年7月《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战略事务编辑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提出，“印度洋在国际地缘政治话语中又流行起来，……随着我们成为一个贸易国家……印度洋和太平洋从未像现在这样向我们招手。”次年11月莫汉又提出，太平洋和印度洋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独立世界，但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开始用更一体化的眼光看待二者，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与资源丰富的西亚和非洲已产生更强大的经济联系，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传统区别开始变得模糊。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印太”意味着把西太平洋纳入印度安全利益的范围，因而超越了传统的印度洋。这是印度“向东看”（Look East policy）逐步过渡到“向东接触”政策（Engage East policy）的逻辑。

自2012年起，印度官员开始正式使用“印太”一词。在2012年12月印度—东盟纪念峰会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第一次提到“印太”，称印度与东盟的伙伴关系是“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亚洲及其周围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这一愿景的有机组成部分。2013年8月，印度外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表示，“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印太’了”，印度需要与中国进行认知和适应性对话，并采取整体性方式接触亚洲国家，面对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

2015年10月，印度海军发布的《确保安全的海洋：印度海上安全战略》使用“印太”概念，强调印度“向东看”政策已转变为“向东进”政策（Act East policy），扩大了印度与东方及整个“印太”的接触和关系。2018年6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首次描绘了印度的“印太”愿景：世界的命运将受到印太地区发展道路的深刻影响，印太是一个天然的地区，该地区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各国应超越分歧和竞争，通力合作。2019年11月，在第14次东亚峰会上，莫迪总理又提出“印太海洋倡议”，力促以合作推动落实印太原则，确保海洋环境的共同安全。

（四）美国赋予“印太”概念更广泛的影响

美国战略视野从“亚太”向“印太”的转变与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调整过程基本一致。尽管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大多使用“亚太”概念，但美国战略界和学界关于“印太”概念的讨论在增加，它所蕴含的战略思想已体现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讨论中。最早提及“印太”的美国官员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10月她在演讲中说，“我们在扩大与印度海军在太平洋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太盆地对全球贸易和商业有多重要。”2011年10月她又撰文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推动力。从印度次大陆延伸到美洲西海岸，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一地区越来越被航运和战略联系在一起。”美国军方也高度重视印度洋的地位，并明确地把“印太地区”作为独立的战略单元进行规划。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战略指南强调，“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地区及南亚的弧形地带的发展密不可分。”该指南已把印度及更广泛的印度洋地区置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位置。美国国防部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继续努力帮助维持中亚和西南亚的稳定，并深化与印度洋地区的接触，以支持美国向亚洲的“再平衡”，支持印度作为区域能力日益增长的行为体的崛起。2015年1月奥巴马访印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美国和印度是连接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两国将建立伙伴关系。这表明美国决策者已越来越多地把“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战略思考和谋划。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印太”很快取代了“亚太”。2017年6月副总统彭斯（Michael Pence）在演讲中强调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追求的目标相同。在2017年9月29日宣布特朗普11月亚洲之行的计划时，白宫的新闻稿已使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演讲时说，展望未来100年，继续维持在美印两国共有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至关重要，两国必须促进更大的繁荣和安全，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此后，“印太”成为论及美国政策时的正式用语。2017年11月，特朗普阐述了其推动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印太地区置于对外战略的首要位置，表示要在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和安全方面优先采取行动。次年初，白宫秘密出台《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正式推出“印太战略”。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11月国务院发布《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推动共同的愿景》。拜登政府也强调塑造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明确表示致力于塑造“自由和开放、互联互通、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

简言之，澳大利亚政府最早将“印太”概念用于战略展望；日本“印太”概念的视野最开阔，体现出日本政府因应地区及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战略调整的雄心；印度的“印太”概念更具包容性，这主要是受其地缘战略环境影响，也与其传统战略思维有关；美国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使这一概念更具地缘政治影响力。澳日印美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密切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相互影响塑造、共同推进“印太战略”。

二、澳日印美“印太战略”形成过程中的双边与多边沟通

全面把握澳日印美“印太战略”形成过程中围绕“印太”概念、各自的战略关切及印太愿景或“印太战略”所进行的深入沟通，有助于客观、准确地理解四国“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愿景的本质。

（一）日本“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与印度“东向政策”的对接

日本是推动“印太”概念最积极的国家，与印度的沟通尤为密切。2013年5月底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期间积极回应安倍的“两洋交汇”设想。辛格说，印太地区正在发生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其范围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罕见。……印度和日本作为该地区主要行为体，有责任培育一种和平、稳定和合作的环境，为安全和繁荣奠定持久基础。在2014年1月安倍访印期间，辛格说，文化和宗教已经把印度和日本联系在一起。贸易和技术正在为两国关系奠定牢固基础。印日伙伴关系对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繁荣和稳定至关重要。

莫迪政府对发展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态度更加积极。2014年9月莫迪访问日本，与安倍举行会谈并签署《日印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东京宣言》，把两国关系从“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特殊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2015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议会演讲时说，太平洋和印度洋正开始连接成自由和繁荣之海，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不但对日本和印度变得很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将大大推动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2015年12月安倍访问印度时，两国宣布要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及更广泛地区实现和平、开放、公正、稳定和“基于规则”的秩序；支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民主、人权和法治、开放的全球贸易机制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等原则，并承诺根据这些原则，合作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发展。2016年9月东亚峰会期间，安倍向莫迪解释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并表示印度是连接亚洲和非洲的最重要的国家，希望两国能密切合作，使构想成为现实。莫迪表示赞成。2016年11月，日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2017年7月安倍与莫迪会谈时表示，希望大大提升“日印关系新时代”，在促进印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引领作用。2017年9月安倍访印，双方重申致力于发展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关系，实现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承诺把日本“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与印度的“向东进政策”对接起来。2017年11月安倍表示希望充分发挥日印关系潜力，实现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推动“日印关系新时代”；莫迪表示，印度将继续与日本合作，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实现。

（二）日澳“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

相较于与印度之间的沟通，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印太”概念进行的沟通相对滞后。2014年7月安倍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呼吁两国合作，“确保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海洋和天空是开放和自由的……当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日本和澳大利亚携手合作时，这些自然法则将会成为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繁荣之海的规范。”从2017年起，日澳双方在“印太战略”方面一直进行着密切沟通。

2017年4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会谈时表示，两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挑战持有共同看法，日本愿深化两国“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并进一步推动实质合作。2017年11月安倍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会谈时表示，日本愿与澳大利亚密切合作，维持和加强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秩序，并使之成为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全球公共产品。2018年1月，特恩布尔总理访问日本，双方广泛讨论了日澳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确认日本将深化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和协调，以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2018年8月毕晓普与河野太郎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保持密切沟通，致力于实现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2018年11月安倍访问澳大利亚，双方重申致力于深化合作，确保实现印太愿景。2019年安倍与莫里森（Scott Morrison）多次表示两国将继续合作，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20年9月安倍指出，日澳两国已成为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安全伙伴。莫里森表示两国关于印太的看法完全相同。双方强调了两国在印太地区各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性。

菅义伟（Suga Yoshihide）就任日本首相后也与澳大利亚保持频繁沟通。2020年9月菅义伟与莫里森两次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应对印太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并致力于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20年11月，菅义伟与莫里森重申两国“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在印太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等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深刻的经济互补等为基础的。他们再度表示决定深化合作，推动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

（三）美澳广泛的战略共识与共同的印太愿景

2011至2016年，美澳高层互动普遍使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强调合作塑造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格局，推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全面深度接触。

2017年美澳年度部长级磋商时，双方开始使用“印太”概念，强调双方对推动印太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共同承诺，并决定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合作。2018年2月特朗普与特恩布尔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致力于塑造所有国家都遵守国际法的印太地区，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和繁荣以及“基于规则”的秩序符合两国持久的国家利益。在2018年7月美澳年度部长级磋商中，双方明确表示，与伙伴合作，塑造开放、包容、繁荣和“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将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优先关注。

2019年8月美澳部长级磋商中双方表示，要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承认印度在战略和经济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南亚及印度洋对于确保实现开放、“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意义；承诺进一步与印度及其他伙伴合作，支持地区架构、地区基础设施，深化与这些国家的接触等。在2020年7月美澳部长级磋商中双方重申，印太地区是美澳联盟关注的核心，美澳与东盟、印度、日本、韩国及五眼联盟伙伴合作，强化网络化联盟和伙伴关系结构，维护安全、繁荣、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综上所述，美澳两国对印太地区事务已形成广泛共识，在“印太战略”上的协调也走向深入。

（四）日美沟通推动美国“印太战略”形成

美日之间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2017年2月安倍晋三访美，在联合声明中，双方使用的还是“亚太地区”概念，宣称“坚定不移的美日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基石”。2017年3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解释，日本有意把目光从亚太地区扩大到印度洋，再到中东和非洲，并通过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海洋秩序，支持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2017年4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双方强调美日同盟作为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的作用，使用的仍然是“亚太地区”。2017年8月美方向日本承诺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存在，日方向美国阐释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倡议，双方都强调合作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2017年10月特朗普与安倍通话强调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及强大的美日联盟的重要性，这是美日双边外交活动中第一次共同使用“印太”概念。2017年11月5日蒂勒森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就“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交换诸多看法。次日，特朗普访日并与安倍举行会谈，双方强调印太地区的重要性，重申致力于把印太地区塑造成自由和开放的地区，合作推进该地区和平与繁荣；还反复强调将与任何赞同“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的国家合作。美日就推动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达成共识。此后，双方在各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这一共识并在推动各自“印太战略”之实施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2018年4月特朗普与安倍重申了以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2018年9月特朗普与安倍强调，坚定合作，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地区秩序。此后，在2019、2021年美日“2+2”磋商中，双方都表示致力于推动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021年4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致力于推动实现基于两国普遍价值观和共同原则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共同愿景，促进包容性经济繁荣。

（五）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之推进

美国和印度对印太秩序有相同看法，在推进各自的“印太愿景”或“印太战略”时也进行了密切沟通。

2017年6月特朗普与莫迪会谈，双方都认为美印伙伴关系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双方强调尊重该地区航行、飞越和商业自由的重要性，呼吁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支持地区经济互联互通，并呼吁本地区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2017年8月双方决定通过建立新的“2+2”部长级对话，提升两国战略磋商。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讨论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和互联互通问题，重申基于国际法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及不受干扰的商业活动对实现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2018年2月特朗普与莫迪承诺继续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同年9月美印举行首次“2+2”对话。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声称，世界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有责任推动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2019年8月和10月彭佩奥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两次会谈，推动实现“两国互补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同年12月美印举行第二次“2+2”对话，重申致力于合作塑造自由、开放、包容、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2020年2月特朗普访印，双方再次强调美印伙伴关系对自由、开放、包容、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2020年10月举行的第三次美印“2+2”对话再度重申这些原则。美国和印度为推动各自的“印太战略”已进行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六）四国“印太愿景”的基本共识

除双边沟通外，澳日印美还通过三边或四边对话机制就“印太战略”“印太秩序”及相关议题进行了沟通。

2015年9月美日印举行首次三边部长级对话，强调彼此在印太地区利益的日益融合以及和平解决争端、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受干扰的合法商业活动等的重要性。三方都认可并在声明中使用“印太”这个提法。岸田文雄指出，为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三国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海洋安保领域的合作；将东亚峰会作为处理“印太”地区政治、安保问题的首脑级论坛。2017年9月美日印举行第二次三边外长会议，同意加强在海上安全和地区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18年11月和2019年6月的美日印三边峰会继续重申，三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在印太地区有共同利益，要密切合作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保持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17年8月美日澳举行三边战略对话，重申战略伙伴关系对确保自由、开放、和平、稳定、民主、繁荣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及世界的重要性，要深化协调与合作、实现这一目标。2018年8月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表示，将推动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海上安全能力建设上的合作，根据国际标准合作推动高品质基础设施开发，加强互联互通。2018年11月，美日澳三边对话联合声明宣布，共同致力于解决印太地区基础设施需求。2019年8月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强调，积极合作维护和推动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的印太，支持“基于规则”的秩序。2017年4月日澳印三边对话就印太地区广泛议题交换意见。2017年12月日澳印三边对话强调共同致力于推动印太地区和平、民主、经济增长，并塑造“基于规则”的秩序，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

特朗普政府时期，澳日印美重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就推进“印太战略”等问题交换意见。2017年11月澳日印美高级外交官讨论确保印太地区建立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措施以及合作的方向。2018年6月四国磋商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并同意与该地区的国家和组织合作，推动实现和平和繁荣的印太。2018年11月四国高级官员磋商重申，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2019年5月四国高级官员就合作推动塑造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行动进行磋商。2019年9月四国第一次外长会议讨论了合作推动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活动，重申致力于在海上安全、高质量基础设施以及地区互联互通等方面密切合作，支持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促进稳定、增长和经济繁荣。2019年11月和2020年9月四国高级官员在线磋商合作推动塑造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行动。2020年10月和2021年2月的四国外长会议都强调与更多国家合作对于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定地支持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以及东盟领导的地区架构，支持《东盟印太展望》。2021年3月澳日印美首次举行线上首脑峰会，联合声明强调共同致力于推动自由、开放、“基于规则”、植根于国际法的秩序，促进安全和繁荣，应对印太及地区外的威胁。

通过双边、三边和四边机制沟通，“印太”已成为澳日印美四国及区域内其他国家普遍接受的地缘战略概念。澳日印美虽然对“印太”的理解存在差异，各自的战略关注和具体目标也有所不同，但也已达成关于“印太愿景”的基本共识，即支持塑造“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建立“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四国在此基础上就“印太战略”的实施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

三、四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

澳日印美的合作领域广泛、内容全面、形式多样，这里仅择取“军事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略作陈述。为行文方便，论述将围绕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展开。

（一）军事安全合作

随着澳日印美各国的“印太战略”逐步成型，四国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深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军事安全方面强调深化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军事合作，促进能力建设，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2017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N. Mattis）表示，寻求通过3种方式促进地区稳定：强化联盟；加强该地区国家的能力，以使其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

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条约盟国，美日和美澳延续常态化和机制化的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因应新的地区安全形势。2018年3月美国、日本和韩国举行第10次三边防务对话（Defense Trilateral Talks），磋商朝鲜问题，还讨论了诸如海上安全和维持自由和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重要性等地区安全议题，重申必须保证航行和飞越自由、所有争端根据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2018年6月美国防部长马蒂斯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Itsunori Onodera）重申，致力于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地解除朝鲜的核、弹道导弹、化学和生物武器项目，致力于推动塑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通过双边、三边和多边机制加强地区秩序网络化安全架构。2017年6月到2019年12月，美日举行了5次双边“延伸威慑对话”（Extended Deterrence Dialogue）。

2018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年度“2+2”部长级磋商，强调美澳防务合作，特别是完全实施美澳“军力态势倡议”（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美国海军陆战队轮驻达尔文以及“加强空中合作”项目（Enhanced Air Cooperation）对改善两国国防力量互操作性的价值。两国国防部长还签署谅解备忘录，研究、开发并整合网络能力。2019年4月美澳日举行第13次三边战略对话磋商反恐。

美印军事合作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取得重要进展，两国军方保持频繁的战略对话。2017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Manohar Parrikar）表示将持续推进防务合作。2017年6月特朗普和莫迪决定扩大、深化两国战略关系以及防务安全合作。2018年4月底到5月初美印第三轮海上安全对话讨论了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进展及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发展，并探讨了进一步加强双边海上安全合作的方式。2018年9月美印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greement），该协议有助于深化两国军事合作以及共享最先进的国防技术的能力。2019年3月美印举行第三轮太空对话和第9轮战略安全对话。2019年12月美印第二次“2+2”对话强调，加强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合作，并签署《工业安全附件》。

除四国的安全合作外，澳日美还合作支持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能力建设。美国意在通过军事援助、培训和后勤支持、军售、联合军演等方式，帮助加强这些国家的海上执法能力、海域感知和侦查能力，帮助这些国家成功监视它们的专属经济区并解决跨国威胁。2018年8月美日澳在三边战略对话中表示将合作推动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海上安全能力建设。美国和日本合作为菲律宾海事部门能力建设提供支持；通过建设海岸监视系统提升帕劳的领海权意识；支持提高孟加拉国应对飓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能力，等等。

拜登政府提出深化与盟国和伙伴军事合作的“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战略。2021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系统阐述了“一体化威慑”战略，强调全面增强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威慑能力、韧性和协作。2021年1月至5月，奥斯汀多次强调美澳“牢不可破的联盟”，赞扬澳大利亚为增强印太国家能力增加投入，支持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2021年8月美澳举行防务政策与战略对话，讨论地区安全环境及共同发展战略能力等问题。2021年11月美澳发表《澳美军力态势协议十周年联合声明》，表示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军事态势倡议”。

2021年1月奥斯汀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讨论印太地区广泛的安全议题并就确保美日联盟的准备状态交换看法。奥斯汀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涵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2021年12月奥斯汀与岸信夫通话强调，致力于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深化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威慑能力。2021年和2022年美日举行3次“延伸威慑对话”。2022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日澳承诺合作采取具体、可行措施，确保印太地区之安全、稳定和繁荣，继续提升三边防务合作，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印军事关系进一步提升。2021年1月奥斯汀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通话重申对美印“主要防务伙伴关系”的承诺。2021年3月奥斯汀与辛格讨论了提升美印“主要防务伙伴关系”的机会，并同意在信息共享、后勤合作、人工智能以及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加强合作。2021年9月拜登重申美国对印度的承诺，推动信息、后勤共享和军方互动，加强先进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并扩大多边框架中的接触。2021年10月美印举行第16次防务政策小组对话，承诺深化两军的合作和互操作性。

特朗普政府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以实力维持和平”，拜登政府也强调“从实力地位”进行大国竞争，前后两届政府都非常重视提升美国及其印太盟国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军事上的互操作性。为此，美国与澳日印及其他印太盟国频繁举行各种联合军事演习。“刚毅之龙”（Resolute Dragon）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陆上训练演习，已在2021年和2022年举行两次。“霹雳”（Vajra Prahar）是美国和印度特种部队的联合军事演习，“准备战争”（Yudh Abhyas）是美印陆军的联合军事训练演习，“印度合作”（Cope India）是美印空军联合演习，“马拉巴尔”（Malabar）是美印海军1992年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7年美日印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三边军事合作逐步制度化、常态化。2020年到2022年，澳日印美连续举行3次“马拉巴尔”四边联合军事演习。

澳日印美（非全部四国）参加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还有“护身军刀”（Talisman Saber）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红旗”（Red Flag）空军演习、“东南亚合作训练”（SEACAT）年度多边军事演习、“金色眼镜蛇”（Cobra Gold）年度多边军事演习、环太平洋海上军事演习（RIMPAC）、“太平洋伙伴关系”（Pacific Partnership）年度多国演习、“拉彼鲁斯”（La Pérouse）多国海军联合演习、“太平洋先锋”（Pacific Vanguard）海上联合训练演习、“贞德21”（Arc 21，以圣女贞德而命名）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海上伙伴关系演习”（Maritime Partnership Exercise, MPX）。这些演习有助于强化澳日印美及其他印太盟国的军事能力，提升各国军队的互操作性，巩固各国军队持久的伙伴关系，增进相关国家的互信与合作。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演习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巩固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二）全面经济合作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中，印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是重要支柱，加强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是实施战略的重要举措。从特朗普到拜登，虽然美国与印太国家进行经济接触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本质都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并塑造世界经济贸易规则。

特朗普时期，美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集中在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基础设施与开发性金融以及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3个领域。2018年7月美国商会主办首届“印太商业论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了总额1.135亿美元的新的美国经济倡议，包括“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亚洲能源促进发展和增长”倡议（Asia EDGE）和“基础设施交易与援助网络”（Infrastructure Transaction and Assistance Network）等。

在能源安全和能源合作方面，特朗普政府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进行能源对话的目的是，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打开新的能源市场。2017年11月美日两国领导人表示，将推动美日“战略能源伙伴关系”，支持东南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遍获得价格实惠的可靠能源，合作在印太地区提供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投资选择。两国签署合作备忘录，支持在第三国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立采购基础设施制度，并交换相关信息。2018年3月美日举行第三轮能源战略对话，讨论能源市场、多边能源合作等议题。2018年10月美日第二次“战略能源伙伴关系”会议承诺，致力于塑造开放和竞争性的能源市场，通过印太地区和非洲的具体行动实现地区能源部门一体化。2019年2月美日第三次“战略能源伙伴关系”会议强调，致力于加强能源安全，促进印太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获得能源，通过美日“战略能源伙伴关系”协调投资和优先事项。2020年美日又举行两次“战略能源伙伴关系”会议，重申致力于维护开放和竞争性的能源市场、加强印太地区的能源安全。2017年6月特朗普和莫迪宣布建立美印“战略能源伙伴关系”，寻求通过合作提升能源安全，促进能源部门增进产业和利益攸关者的接触。2018年2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发起建立“美澳能源战略伙伴关系”（United States-Austral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n Energy），其目标包括促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开放和竞争性的能源市场，提升规则和标准；推动能源基础设施、低排放技术以及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发展；促进地区一体化能源基础设施发展；遵守善治原则；投标和融资的透明；扩大全球能源市场准入。

在基础设施和开发性金融方面，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合作既包括政策协调，也包括具体项目。20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印太地区提供高品质的能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支持印太地区第三国高质量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日本出口与投资保险公司（NEXI）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提供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投资替代方案。2018年9月日本国际合作署（JICA）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满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太国家的开发资本需求，资助私营部门项目。美日还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舞台上合作推动高品质基础设施发展和投资的国际标准。2018年11月，美国和日本召集关于经济和结构政策的工作组，推动基于市场的透明融资、开放的基础设施以及债务可持续性等原则的基础设施投资。2018年2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澳大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国支持印太地区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投资，并鼓励改善监管、透明度和当地资本市场。2018年7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及澳大利亚政府的联合声明宣告，建立三边伙伴关系，投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应对发展挑战，增加互联互通，并促进经济增长。2018年11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DFAT）、澳洲出口信贷和保险公司（Export Finance and Insurance Corporation）签署三方谅解备忘录，开始在印太地区实施“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目的是与印太地区各国政府合作，把私营部门的投资调整到新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协调各国的基础设施优先关注，支持遵守国际开发标准和原则的基础设施项目，改善数字互联互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实现印太地区的共同发展目标。2019年11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联合发布“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倡议，让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公民社会在开放和包容性框架下共同推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开发标准，这是三国塑造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合作规则的重要行动。

在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方面，2018年2月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意加强合作，推动两国数字贸易的增长，确保因特网的开放、自由和安全，并支持全球数字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2018年7月美国和日本举行关于因特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第九次会议，强调继续致力于维护因特网的开放、互操作性、可靠和安全，致力于共同改进全球数字经济政策环境。为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防御、促进对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的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8年9月美日联合为东盟成员国和其他印太伙伴进行工业控制系统的培训。美国还与日本合作，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

特朗普入主白宫不久就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塑造世界经济与贸易规则的企图。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美国寻求基于公平和对等原则的强健的贸易关系，愿意以此为基础与该地区任何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区主要是以双边形式重塑经济和贸易规则，因此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谈判并达成《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美国希望通过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改善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美国汽车工业的就业并增加出口，保护美国钢铁业，并解决不公平的汇率行为。经过商讨，2018年9月双方签署新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9月特朗普和安倍晋三同意开始谈判《美日贸易协定》，以互利方式扩大美日间的贸易和投资，实现自由、开放和基于公平规则的印太地区的经济发展。2019年9月双方签署《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美日贸易协定》将会取消或降低两国某些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提升双边贸易；《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将会确立数字贸易领域的高标准规则，展现两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

拜登政府也非常重视加强与印太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以及地区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塑造，旨在促进深受新冠疫情打击的美国经济的复苏。2021年6月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起“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3W），重点关注气候、卫生与卫生安全、数字经济与性别平等与公正等领域的投资。在印太地区，拜登政府主要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的协调，并努力推进“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与“蓝点网络”倡议的对接。2021年9月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提出，以七国集团“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为基础，加强印太地区正在开展的基础设施倡议；建立高级别的“四边基础设施协调小组”，定期开会分享关于地区基础设施需求的评估，并协调各国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援助等活动，确保能够相互强化和补充，满足印太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并继续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2021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部长理事会重点讨论“蓝点网络”如何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把“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与“蓝点网络”倡议对接起来，使之从设想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

2021年10月拜登在东亚峰会上宣布，美国将探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此后，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展开一系列讨论。2022年5月，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13个国家正式宣布发起“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有4个支柱：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低碳化，税收和反腐败。美国的目标是在这4个关键领域确立高标准的规则，深化美国与该地区的经济接触。拜登表示，将为21世纪经济确立新规则，这有助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得更快、更公平。澳日印美的合作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四、结语

通过考察“印太”概念在澳日印美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过程、四国围绕“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进行的沟通与协调以及在军事安全和经济领域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项基本认知。

第一，“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再度兴起以及逐步发展成为地缘政治架构，反映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客观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客观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是“印太”概念被各方普遍接受的基础。所谓客观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二是印度的崛起及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中地位的提升。这些因素使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更紧密了。

第二，在推动“印太”概念转变为战略实践方面，日本最为积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对“印太”概念的接受总体上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从提出概念到形成战略经历了多年的讨论和发展。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印度，首先是学术界、战略界对“印太”概念及相关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然后政府将这个概念纳入政府文件，成为官方认识对外战略问题的一种基本分析框架。澳日印美等国就“印太”概念的内涵及“印太愿景”保持密切沟通，并在该战略框架（愿景）下制定本国的战略，为实施“印太战略”展开深入合作。四国就“印太”概念及“印太战略”沟通的过程也是它们相互影响、形成共识的过程。

第三，印太地区主要国家（澳、日、印、美等）推行“印太战略”确实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各国的主要关注以及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有所不同，各国不同时期的关注也有所变化。纵观澳日印美四国“印太战略”的形成及相互沟通的历史可以发现：（1）日本防范中国的意图最为明确。古贺庆指出，安倍首相力推“印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2）印度高度关注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加的活动和影响力。印度学者拉杰什·拉贾戈帕兰认为，印度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中国控制印太地区，虽然政府领导人没有确认，但这是其政策的深层逻辑。“印太战略”是印度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管控中国是印度印太战略的基本目标。（3）澳大利亚曾比较强调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但寻求延续二战后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存在。（4）自2015年以来，美国酝酿着对华政策的调整，防范中国的意识逐步加强。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经济掠夺者”。拜登政府把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挑战和重塑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不断强调要联合盟国和伙伴共同塑造中国所处的“环境”。“针对”中国，并不必然意味着“围堵”“遏制”中国，可能更多地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中国迅速增长的实力及其使用力量的方式的关注和疑虑。不过，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不排除未来四国及其他盟国和伙伴通过推进“印太战略”形成对中国“围堵”“遏制”之势。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不仅判断其他国家的意图，还要评估各方能力，以此进行决策或者做出政策选择，妥善处理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

第四，澳日印美四国对“印太”的界定和认知有差异，各国“印太战略”的内涵和目标也有所不同，但不能高估四国“印太战略”及其“印太愿景”方面的差异。各国有不同的利益、对相关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关键是不能低估它们共通的部分。从2017年以来澳日印美就相关问题进行的沟通和协调来看，塑造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已成为四国的战略共识和共同的战略愿景。从本质来看，澳日印美试图塑造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秩序与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脉相承。对中国来说，在认识澳日印美实施的“印太战略”及其试图塑造的印太秩序和处理与四国及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关系时，这一点不容忽视。（作者：仇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