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亚太联盟“北约化”
所谓亚太联盟“北约化”,就是把原有的亚太“轴辐”式双边同盟体系进行多边化、网络化,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北约式”的联盟。当前,亚太“北约化”虽然并未真正形成,但美国正在着力打造的是一个在进程当中的“小多边主义”联盟模式,并试图将多个“小多边”联盟串联起来,最终达成“亚太版北约”。为此,拜登政府在原有联盟和同盟的基础上进行新组合。主要措施可概括为“五四三二”,也就是,复兴“五眼联盟”、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组建三边同盟、加强双边联盟。
“五眼联盟”是在冷战期间建立的一个多边情报合作联盟,它的前身是二战期间建立的美英情报合作联盟,战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先后加入。“五眼联盟”在整个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在21世纪头十年针对恐怖主义,在全球进行网络窃密、监听以及情报收集为主的协调合作,可以说是美国打造的一个“黑客帝国”。近年来,“五眼联盟”进行新的转型,把主要目标对准了中国和俄罗斯。除了严密监视中国的网络和情报,“五眼联盟”还介入新的议题,如联合干涉香港事务;禁止华为和中兴进入其5G通信网络;对华裔科研人员展开调查;在全球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渗透等。“五眼联盟”还计划把日本纳入,成为“第六眼”,弥补在东北亚情报缺口。印度和法国也在考虑加入“五眼联盟”。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最早在2007年建立,但在之后十年间一直处在停摆状态,直到在特朗普时期的2017年得以重启。拜登政府上台后又对其进行全面升级,将其从部长级会晤升级为首脑峰会。近年来,美日印澳四国多次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和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四边机制”的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围绕海上安全、公共卫生、关键技术、网络安全等议题设立了专门工作组。尤其是,2022年5月,四国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计划,以打击“非法捕捞”为目标,力图在亚太区域加强海上情报共享,并提升盟友伙伴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在成员国方面,“四边机制”也在寻求进一步拓展,韩国已经表示要加快参与“四边机制”。同时,“四边机制”还以“四边+”的形式寻求进一步扩容,纳入更多地区国家来围堵中国。东南亚国家是“四边机制”扩容的主要候选对象,美国甚至还考虑把英国纳入“四边+”机制,同时已经以疫苗、技术等议题为由召开了“四边+印尼”“四边+越南、韩国和新西兰”等会议。
2021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宣布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称作“奥库斯”(AUKUS)同盟。奥库斯的成立,代表着拜登政府对联盟体系的一次重大调整。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称,此举是当下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创新”。第一,“奥库斯”是个核技术联盟,美英将支持澳建造八艘核动力潜艇,这开创了美国把核技术扩散到另一个国家的先例,英国和澳大利亚成为仅有的两个美国与之分享核动力技术的国家。此外,在美国看来,澳大利亚本来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薄弱点,而一旦核潜艇部署到位,将大大加强其在南海的存在,并发挥长航时、隐蔽性的特点,对中国威胁大幅加强。2023年3月,三方共同宣布,“奥库斯”计划将分多个阶段执行,美国将出售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给澳大利亚,最后再交付SSN-AUKUS核动力潜艇。第二,尽管“奥库斯”是个“盟中盟”,但这个“盎格鲁-撒克逊铁三角”的建立,说明其已成为“印太战略”的核心,三国未来将在亚太事务中进一步“共进退”。第三,未来,美英澳三国还会在关键颠覆性技术领域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量子计算、数字技术和水下能力等等。《华盛顿邮报》指出:“新同盟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双边同盟得到了明显加强,其试图打造一个以美日同盟为“主梁”,美澳同盟为“辅梁”,美韩、美菲同盟为侧翼的对华威慑架构。
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针对中国的指向愈发突出,且已经在为未来潜在突发事件进行准备。2022年5月,拜登在亚洲行当中,给予日本“延伸威慑”即核保护伞的安全承诺。而岸田政府正在配合美国,推进日本“进攻性军事能力”目标。2023年初,美日在“2+2”会议上宣布美军将在2025年部署驻冲绳第12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该部队将拥有先进的情报、侦察、监视、反舰和运输能力。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023年6月1日访问日本时,还声称美日正“致力于实现军事联盟现代化”。
澳大利亚正在成为美国“印太战略”架构中新的“基石”。据美官方智库国会研究局透露,美国将重新武装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可能从美国获得远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反舰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潜航器等先进武器装备。2022年12月,美澳举行“2+2”会谈时宣布将在涉华安全议题上强化合作,“共同进退”,并且将增加美国海军、陆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澳的军事轮换,甚至同意“邀请日本加入澳洲建立的军事态势”。
美韩关系紧密程度同样出现明显进展。拜登政府将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视为进一步拉近韩国的重要契机,而尹锡悦当局已经改变了原有中美之间的相对平衡立场,明显靠向了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展示出强硬立场,明确提出购置部署萨德系统,扩大核威慑,加强韩美日三边关系。2023年4月,美韩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同意将美韩同盟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加强延伸威慑。美国还决定定期在朝鲜半岛部署战略核潜艇。尹锡悦近期甚至表示韩美同盟已经升级为“以核为基础的同盟”。
美菲同盟关系在菲律宾新总统小马科斯上任之后也实现了提速升级。在2023年2月美防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期间,双方达成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框架下菲向美新增开放四个军事基地。双方还决定重启在杜特尔特时期停止的南海联合巡航。
二、推进北约联盟“印太化”
推进北约“印太化”,就是“引欧入亚”,把北约引入亚太地区事务。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不仅致力于修复和改善跨大西洋关系,同时还力推跨大西洋联盟和亚太联盟的“并网”,把北约和主要欧洲盟友拉到亚太来共同应对中国。2022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就指出,美国将以新的方式把亚太和欧洲地区的伙伴连接在一起。当前,北约“东进印太”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动向。
(一)北约对中国的关注和态度出现明显变化
2019年,北约在伦敦峰会公报中首次把中国视为需要应对的“挑战”。2021年在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公报中声称中国是一个“系统性对手”,构成“系统性挑战”。2022年6月底,北约马德里峰会批准新的战略概念(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把中国作为“系统性挑战”写入文件当中,声称中国具有“野心”,采取“胁迫政策”,发动“恶意的混合战、太空行动、对抗性的宣传辞令”。中国远在北约防区之外,北约却跨区域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表明北约成员国随美国指挥棒起舞,配合其做出对华战略遏制选择,标志着北约在冷战后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
(二)北约及主要成员国加大介入亚太事务的力度
北约为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将所谓介入亚太事务列入全球扩展的重点。欧洲大国英、法、德等国纷纷出台其“印太战略”或“印太构想”,宣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积极向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渗透。尤其是,北约多次强调支持南海“航行自由”,以及维持台海现状。2023年2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日本时罕见表态,声称中国大陆“没有正当理由恫吓台湾”,还表示改变台海现状将“对区域和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北约秘书长迄今为止对台湾问题最严重表态。英、法、德等北约国家还积极进入亚太地区进行军事活动,显著增加了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存在。2022 年 8 月,美、英、法、德、荷等国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 “漆黑-2022”联合军演,德国空军首次派出战斗机参加。
(三)北约国家与美亚太盟友正在形成相互支持的协作关系
北约声称,将以亚太为重点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作为“北约2030 倡议”议程的重要内容,还将通过“个别伙伴合作计划”(IPCP)在网络空间、前沿技术、打击虚假信息、海洋安全、气候变化和供应链韧性等领域,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合作。2022年5月,北约与上述四国举行了国防部长会议。2023年4月,北约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亚太四外长”举行五方会议,重点讨论了中俄关系。近期,北约还有意在日本开设联络处,此计划一旦实施,将是北约在亚洲的首个联络处,标志着这个西方军事联盟实质性将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当前一个很明显的态势是,美国主导的北约、四边机制、三边联盟和双边同盟,构筑了一个同时遏制中俄的联盟体系,从而使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区域的盟友实现合力,形成欧洲盟友支持美国亚太利益、亚太盟友支持美国欧洲利益的联动趋势。
三、拓展军事联盟“全域化”
当前,拜登政府正在拓展传统联盟的非军事功能,把军事联盟同时打造为包含军事、经济、价值观、技术、能源议题在内的“全能型”联盟,推动实现军事威慑、科技竞争、供应链重塑、意识形态打压等多重政策目标,形成对中国在全领域的打压和规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协同盟友高举价值观和人权大旗,将意识形态因素融入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博弈。拜登政府明确把中美竞争定性为“21世纪民主和威权的竞争”;以香港、新疆等问题为抓手,拉拢盟友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裁;拉拢盟友反对中国对南海“非法主张”和对邻国“胁迫”。在经济技术方面,拜登政府拉拢盟友建立“小院高墙”,构建更紧密的对华施压阵营。2022年3月,美国拉拢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制造商,提出共同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的构想,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半导体产业链之外。同年5月,拜登在首次亚洲行期间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拉拢了地区12个国家。2023年5月, 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广岛召开并发表声明表示,七国将针对中国所谓“经济胁迫行为”发出预警。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试图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圈”,逼迫这些国家与中国经济和技术脱钩,同时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影响。
四、构建盟友伙伴“一体化”
与前任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不仅注重与传统条约盟友的关系,还更加强调盟友和伙伴之间的战略互动和整体联动,即与“志同道合的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打造一体化的“盟伴体系”,盟友、准盟友和伙伴的界限不再截然分明。当前美国打造“盟伴体系”的主要方式是给盟友“赋权”,大力推动盟友伙伴之间的安全合作。
(一)“借盟拉盟”,让美国的盟友之间加强军事合作,相互结成紧密的“准盟友”关系
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就是美国盟友彼此之间开始进行“2+2”会谈。从2021年开始,日本和澳大利亚、德国和菲律宾分别建立了“2+2”会谈机制。2022年1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规定双方军队未来将能够前往对方国家开展训练、联合演习和救灾行动。这是日本首次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签署此类协定。2023年1月,日本又和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将军队驻扎在对方国家的领土。
(二)“借盟拉伴”,通过盟友的力量去拉拢更多亚太地区伙伴国家
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敦促日本向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出售如巡逻艇、海上巡逻飞机等武器装备,一方面推进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提升这些南海当事国的防卫能力和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帮助这些国家在南海应对中国。美国还借澳大利亚的地缘优势,加强其在南太平洋区域的影响力和军事态势。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美国邀请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越南、澳大利亚、韩国等八个国家召开扩大会议,以进一步扩大盟伴阵营。(作者:王迎晖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