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紧张态势下韩国舆论导向的特征分析

2017年以后，中美战略竞争趋于激烈，中美关系趋于紧张。韩国是对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国家之一，韩国学界、政界、媒体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分析和建议可谓汗牛充栋。再加上依托互联网的各种新媒体和社交网络所具有的互动功能，很多普通韩国人也通过发帖、回帖等方式积极参与讨论。这种热情源于，韩国人认为，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给夹在中间的韩国带来了“选边站队”的压力，战略回旋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使韩国“安美经中”战略面临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韩国该何去何从，该如何平衡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关乎韩国的命运和未来。

许多中国学者对韩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如，李军分析了文在寅政府后期对华政策立场出现动摇的原因。王传剑等人分析了韩国在对华与对美外交上面临的“平衡还是选边”的政策困境。金香丹指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对外经济合作重心进一步发生结构性变化，向美国“偏移”的态势更加显著，其原因包括全面加强对美经济合作以避免受到拜登政府排他性合作机制的排斥；借助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框架开拓欧亚、印太市场，降低对华经济依赖；推动韩美“经济安全”合作以维持对华技术代差等。刘乐从“两端外交”类型入手，分析了韩国这样的国家行为体如何才能在开展两端外交的过程中缓解与预防可能面临的身份两难问题。石稚瑄把美国的战略信誉作为自变量，把美国盟国采取对冲战略的强度作为因变量，揭示了美国战略信誉对于韩国等盟国对冲强度的影响。

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新形势下韩国的对外政策富有启发。与已有研究从政策实践或理论角度展开分析不同，本文聚焦于一个有限的目标：侧重于考察韩国舆论场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呈现出的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期望能从这个角度为相关思考提供有益的补充。也因此，本文并不追求对舆论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韩国不同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对各种现实利益因素的考量等也进行详细的考察。

韩国学界、政界和媒体的相关讨论与报道，在所涉领域和时期、所持立场和观点等方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相关讨论虽看似纷繁复杂，却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中美韩关系和韩国的对外政策，为相关决策提供特定角度的参考。接下来将按照学界、政界和媒体网络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

01、韩国学界的认知

（一）学界的价值取向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明显差别。在韩国，无论学者的留学背景是美国还是中国，很多表现出对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在价值取向上选择了美国。

2021年初，韩国著名的保守派学者咸在凤接受媒体采访时断言，在美中冲突的形势下，韩国最终只能选择美国，因为“韩国和韩国人的根与本就是民主和市场经济。二者都是美国模式。至少美国会保卫韩国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而中国，绝对不可能超越美国……韩国领导人需要冷静地判断，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做出怎样的选择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认为，19世纪末期传入李氏朝鲜的美国新教，在把李朝时期受儒家“三纲五常”束缚的朝鲜和朝鲜人变成具有现代精神的大韩民国和韩国人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咸在凤对以文在寅政府为代表的政治势力进行了口诛笔伐，批判他们对美国和日本的反感、对中国和朝鲜的“茫然的向往”，认为文在寅政府“屈从于中国”的姿态，像极了李朝末期的“亲中卫正斥邪派”。在另一个采访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如果未来五到十年韩国的执政者继续实行当前的“亲中”、“亲朝”路线，并因此“走向封闭”、“强调民族主义”的话，韩国的未来将极为黯淡。咸在凤有长期留学美国的经历，也有与基督新教关系密切的家世背景，他对美式自由主义思想和话语深度内化，典型地代表了韩国保守派学者的立场。

韩国保守派学者的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历史终结论”式观念。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期间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对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外很多学人已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学理批驳，各国的政治实践和世界历史的演进也从现实层面证明了它的浮夸和谬误。福山本人也在不断“推迟历史的终结”，甚至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声称“社会主义应该回归”。这样已经不合时宜的“历史终结论”式观念，对今天的韩国学者而言，仍然是一种“思想钢印”般的存在。按照韩国学者“历史终结论”式的逻辑，在中美竞争中，中国不可能“战胜”代表了人类未来的美国，韩国应该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边。这种“历史终结论”式观念在韩国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意味着韩美两国在价值观念上的亲和性，也是目前韩国尹锡悦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强调“价值观同盟”的基本依据。

类似的思想倾向，在那些有中国留学背景且与中国学者交流密切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上大多也能看到。比如庆熙大学教授朱宰佑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韩国应该制衡的国家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所坚持的价值观是与民主理念难以共存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所“认知的利益关系必然与韩国尖锐对立”。因此，韩国应该摆脱对中国的幻想，从现实出发，重新思考韩美同盟的意义，扩大韩美同盟合作的范围，追求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合作伙伴，探索克服夹在中美之间困境的方法。高丽大学教授李正男前不久也在《中央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称，中国实行的“国家主义体制”虽有助于实现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稳定，“不容易发展出能够引领国际秩序的普世的、有吸引力的政治体制模式”。

韩国学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进步势力的平台与学派，也都自觉不自觉地与保守势力共享相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像《历史批评》这样兼具学术性和大众性的杂志，它由注重向一般人普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公益法人机构历史问题研究所主办，被认为是韩国国内少数几个可以探索如何从“进步”视角看待中国的平台之一，但韩国历史学者金希教指出，《历史批评》对于韩国历史学界有关近现代中国的主流观点——比如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闵斗基学派”受冷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把1949年定为中国现代史的下限，由此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却很少进行严肃的、深入的反思。而以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白永瑞为中心、以“创作与批评”出版社为活动基地的“创批派”，可以说是韩国学界和思想界进步势力的标杆性存在，但他们却常利用类似“大国化”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的警惕和忧虑，而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等的理解，也往往基于其自由主义思想。

当然，韩国研究界并非只有一边倒的“亲美”声音。比如，“萨德”事件发生后，中韩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受到影响时，韩国国内曾有过经济上“去中国化”的讨论，但韩国亚洲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李王徽则认为，中韩之间快速增加的国力差距从结构上来说是难以克服的，“‘去中国化’战略很难取得成功”，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来很有可能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想要绕开这个市场而转寻他处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韩国企业在中国无法生存下来，那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也将难有竞争力，因此，“去中国化”只会限制韩国企业的影响力和潜力，最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还积极评价中国的科技水平，呼吁“现在不是我们要教中国，而是要向中国学习的时候了”，韩国“需要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李王徽还在2022年的多篇专栏文章中指出，过去五年，美国在经贸领域实施的遏华政策和去中国化政策基本失败了，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那些政策不是从经济逻辑出发，而是从安全逻辑出发的，而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心国家，美国是离不开这样的中国的。而且，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奉行美国优先主义，忽视同盟的利益，其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联盟”的终极目标并非与盟友实现共同发展的“友岸外包”（near-shoring），而是仅在美国增加投资和生产的“产业回流”（re-shoring），韩国企业并未从中获得什么益处。他认为韩美经济合作和印太经济框架不足以成为对华贸易的替代方案，因此呼吁韩国政府重新考虑所谓的去中国化政策，并应注意克制可能刺激到中国的言行。

2022年6月，刚卸任总统不久的文在寅在其脸书账号上推荐了一本名为《掌柜主义的诞生》的书。他表示，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以及韩国外交应该向什么方向走，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韩国人需要那些把事实真相、国家利益、现实考量与价值观念有机结合的均衡视角，而媒体所传达的并非总是真相，所以不能通过媒体来看待世间万事，而是要学会自己做判断。文在寅推荐后，该书迅速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书的作者是韩国光云大学教授、历史学者金希教，曾在中国复旦大学获得中美关系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他在《掌柜主义的诞生》中批判了近年韩国国内的“嫌华情绪”，认为从日本殖民统治时开始形成的对中国的“种族主义式偏见”，极大地扭曲了韩国人对中国的观感。他呼吁韩国人客观地看待中国，不能被主流媒体制造出的“信息茧房”控制，应该探索如何与中国合作摆脱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在东北亚地区构建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平机制。

但是像李王徽和金希教这样看待中国的声音，在韩国学界并非主流。金希教还因为《掌柜主义的诞生》而受到韩国保守媒体和保守政客的强烈批判。文在寅也连带着受到了高强度的批判。还有极端保守的学者尖锐地批判金希教是“中国的间谍”等。这些舆论攻击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困扰，也“震慑”了数量上本就属于少数的那些原本“友华”的学者。

（二）学界对韩国立场的看法

2019年，在韩国一个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谈话节目里，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贤和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炳镒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各种批判，反复强调“‘安美经中’模式已经落下帷幕……没有最佳结果，只能避免最坏结果……必须放弃其中一方”，韩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等等。

关于如何在中美竞争中做选择的问题，韩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看法是比较实用主义的，即谨慎地避免“选边站队”，既要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也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种观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高丽大学教授李正男做的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中。李正男在2017年5月对韩国国内46名中国外交、中韩关系、中美关系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如下结论：对于中美竞争态势下韩国应该采取何种立场的问题，总体上来说，专家们认为，在东亚地区美国遏华态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虽然依靠韩美同盟牵制朝鲜很重要，但在半岛统一、经济发展、朝核等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韩美同盟应该聚焦于防范朝鲜，不应该将其扩大为韩美日三角安全同盟，以至于引发中国对“韩国选择了站在美国一边牵制中国”的战略疑虑。专家们的多数意见是，在中美之间，与跟其中一方联手来制衡另一方以实现地区平衡的传统方式或者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的“等距离外交”相比，更好的外交政策是“自我主导型外交政策”（self-directed diplomacy），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重大事项上韩国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或政策，然后积极主动地对中国和美国进行说服工作。

然而，如果细看专家们回答相关问题的具体细节，就会发现情况并没有李正男总结的那样简单。在中美竞争格局下韩国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上，确实有56%的专家认为，韩国不应该倒向任何一方或者进行等距离外交，而应该坚持“自我主导型外交政策”。但与此同时还有多达36%的专家认为，应该把韩美同盟放在优先地位，然后对中国开展“平衡外交”；另有2%的专家主张推行以韩美同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有一人主张采取以中韩关系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或者把中韩关系放在优先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对美开展“平衡外交”。也就是说，主张在中美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的观点，已经是在中美之间注意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最大限度了。如果考虑到李正男调查的这些专家里，61%都有中国留学背景的话，问卷结果也许就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学界整体的认知状况了。

但即便如此，从五年后的今天来看，五年前的这个调查结果对于中国而言其实已经是比较温和与容易接受的了。因为，那之后的几年间，由于韩国主流媒体在报道香港和新疆等问题时紧跟美西方媒体步调，一些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和民间组织不断地在中韩之间蓄意挑起历史文化争议等，导致韩国民间反华情绪迅速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较为友华的持进步倾向的学者们的对华认知也跟着出现显著恶化，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风险”和“威胁”。少数即使想要客观看待中国的学者也在韩国社会强烈的反华情绪下三缄其口，以免像金希教那样成为众矢之的。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问题，下文会进一步论及。

02、韩国政治精英的认知

（一）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

韩国的保守派政治精英对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有着普遍的深度认同。2022年5月10日，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在就职演讲中，短短的3303个字，提到了35次“自由”，“自由”也由此成为其就职演说中最主要的关键词。他呼吁“重新发现自由的价值”，认为是“自由权利和自由市场”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和富足，因而共享“自由”这个普世价值对于解决韩国面临的内忧外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从他这些观点来看，他显然受到了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韩国政治人物带着立足于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道德优越感来评判中国的内政外交是常见现象。2021年7月，在野的国民力量党“八零后”党首李俊锡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把中国称为“民主之敌”，称“文在寅政府倒向中国，韩国国民对此是不满的”。李俊锡向媒体介绍，在彭博社采访内容公开的第二天，他与中国驻韩大使举行会谈时，还向大使“表达了韩国年轻人希望香港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的愿望”，“希望中国能够遵循国际标准”，等等。

对于所谓“国际标准”，还有许多更为直白、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表述。2019年8月，韩国媒体NewDaily在其网站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该文由韩国前世宗研究所所长、前统一研究院院长、国民大学教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部部长、前空军副参谋长等五位联合署名。他们在文章中表示，“什么样的思想理念能够使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什么样的思想理念会从本质上破坏人的生活，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了答案”，意即早在冷战结束时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历史已经做出了审判”。他们警告说，韩国人不能忘记在朝鲜战争中是美国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大韩民国的命运，“强大的韩美同盟是保卫自由民主必不可缺的”。

保守派学者咸在凤把尝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立场比喻为朝鲜王朝末期的“卫正斥邪派”，并据此将其命名为“亲中卫正斥邪派”，以批判进步势力的“友华”态度。但实际上，韩国保守派政治精英（以及包括咸在凤本人在内的保守派学者）的所思所想才与近代朝鲜的“卫正斥邪派”在气质上更为相近。19世纪后期在西学东渐和列强侵扰的历史背景下，陷入内忧外患的李氏朝鲜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潮，即开化思想和卫正斥邪思想。“卫正”，即保卫正教，也就是保卫尧舜之道、孔孟之教、性理之学等儒家文明；“斥邪”，即贬斥邪学，也就是贬斥以基督教和各种近代学说为代表的西学以及西学背后秉持弱肉强食逻辑的列强势力。“卫正斥邪派”坚守朱子性理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反对西学和列强势力的渗透，认为虽然“华夷之辩”下的“夷狄”“径情直行，无礼无义”，但西方人却连夷狄都不如，而是只知随欲而行、被欲望支配的禽兽，“只通一路，饥食渴饮”。在“卫正斥邪派”看来，“西洋乱道最可忧”，因为它的崇尚强力、不知礼义将使人堕落至野蛮的禽兽境地，因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换言之，要誓死保卫中华之道，保存中华之道比“国之存亡”更为重要。

进步派政治精英虽然基本上也都认同自由民主话语，但并未达到保守派那种“宗教信仰”般的程度，对自由和民主内涵的理解也比其美式含义更宽泛一些，也未让这些价值观念过多地干扰对中韩关系相关问题的务实研判，在看待中国时保持了相对的客观性和中立性。2017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希望韩中两国发展成为可以互相为对方换位思考的知己关系，并表达了对“中国梦”的认同，希望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的梦，而是成为亚洲乃至全人类的梦，韩国愿同中国一道实现这个梦想。但进步势力对于中国的相对客观的认知，既要面对保守势力的批判，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近年来韩国社会日益蔓延的反华情绪的影响。相关情况下文会进一步阐述。

（二）政治精英对韩国立场的看法

总体上来看，保守派政治精英把韩美同盟视为韩国外交不可动摇的根基，无论何时韩美关系都是韩国外交的最优先课题，自觉地在军事安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这尤其典型地反映在2022年3月新当选的尹锡悦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韩国的进步派政治精英同样承认韩美同盟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注重发展均衡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在韩美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追求韩国的自主性，只是他们的对外实践会受到国内保守派的批判和牵制，且从根本上仍然受到美国的制约。文在寅政府时期的一些事例清晰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文在寅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达的对“中国梦”的认同，还有他领导下的韩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对中国作出的“三不”表态，在他整个任期内都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批判。保守势力认为“中国梦”意在复活把中国视为天下中心的“中华主义”，甚至歪曲“中国梦”旨在重建“21世纪的朝贡秩序”，批判对此表示认同的文在寅像是中国的代言人，对中国奉行的是一种“低姿态”的“屈辱性”的外交政策。

2020年韩国驻美大使李秀赫也因先后多次发表强调韩国国家利益和对美自主性的言论，引发韩国保守派的批判和美国的不满。是年6月，李秀赫表示，“韩国并非（在中美之间）被迫作出选择的国家，现在我们是可以（自主作出）选择的国家”；9月，他称韩国目前安全依靠韩美同盟、经贸合作依靠中国；在10月举行的国会问政会上，当在野党议员批评其前述言论不恰当时，他回应称“韩国过去70年选择了美国，并不意味着未来70年仍要选择美国”，作为韩国的官员，他自然“应该首先考虑韩国的国家利益”，“要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才能选择美国”，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因轻视中国而导致的‘萨德’那样的事，有些事情上应该选择美国，有些事情上应该选择中国”等。李秀赫的这些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保守派纷纷指责其破坏韩美同盟关系，美国国务院则表示“有着7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为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的美韩同盟是非常令人自豪的”，强调“两国是同盟，也是朋友，美韩同盟基于共同的价值观，正持续地携手应对包括试图破坏现有国际秩序者在内的新挑战”，间接地表达了对李秀赫前述言论的不满。

作为进步势力的文在寅政府，前期一直在中美之间努力保持平衡，但到了后期，在受到美国施压和权衡本国利益等各种因素影响下，这种“战略模糊”立场出现了明显动摇，其表征就是2021年5月文在寅总统访美时，韩美首脑发表了有多处内容直接或间接指向中国的联合声明，尤其是联合声明首次提到台湾问题，这是中韩建交近三十年来的首次。这种转变甚至让韩国保守势力也感到意外。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苏秉勋因担忧引发中国不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文总统在回国途中，应该派一位主要随行人员赴中国说明一下韩美首脑会晤情况”，但因此引发保守派政治精英、媒体和网民的猛烈攻击乃至谩骂，被质问“韩国是中国的属国吗？”“你是朝鲜族吗？”“你是中国的间谍吗？”等等。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批判说“（过去）国王即位需要中国的册封……五千年的事大基因今天仍然活着”。苏秉勋被迫在第二天删除了相关帖文，但国民力量党仍不依不饶，称“不能只是把帖文一删了事，应该立刻向国民道歉”。

除了保守派的批判和美国的施压外，韩国进步势力在中美之间的立场还受到近年来韩国社会不断蔓延、增强的反华情绪的影响。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中各主要政党争先恐后批判中国的态势，可以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大选之前，有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和媒体一起炒作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朝鲜族身着传统服装是“中国人要掠夺韩国文化”、短道速滑赛结果“不公平”等。无论是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中道保守”政党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还是进步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都纷纷发声批判并要求中国停止“掠夺韩国文化”的所谓“文化工程”。国民力量党作为保守势力，在中美之间向来更重视后者，因此在诸多问题上持“疏华”乃至“反华”论调并不稀奇，而且大选临近，在野党想加大力度打“中国牌”以争取更多选票；但作为所谓进步势力的共同民主党一般被认为相对友华，其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也一直强调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多次驳斥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追加部署萨德”的主张，但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过后，他却是几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中第一个出面发文称“不要贪图（韩国）文化，反对文化工程”的人，导致该问题演变为政治、外交问题。其背后自然也有选举逻辑。亦即，第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利用韩国社会蔓延的反华情绪不断地攻击文在寅政府、共同民主党和作为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李在明，给他们扣上“亲华”的帽子。李在明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要刻意地表现对华强硬，以摆脱“亲华”形象。但这种选举逻辑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近年韩国国内对华好感度大幅跳水，甚至低于对日本的好感度。换言之，大选中各主要候选人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中国牌”，是最近几年韩国社会反华情绪扩散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是建交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是未来中韩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它使进步势力在中国问题上不得不小心翼翼，未来将严重制约进步势力对华立场的灵活性。

进步势力受到韩国社会反华情绪制约，保守势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反华情绪积极利用，借重反华情绪支撑其亲美立场。受韩国社会反华情绪影响，可以说是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的一个共同点。除此之外，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点。2021年7月初，韩国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认定为发达国家，这也是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以来首次有国家实现这种地位变更。“发达国家”身份得到“官方认可”给韩国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心态变化，也对韩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其实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都受到了影响。2021年12月底，作为进步派文在寅政府外长的郑义溶在盘点一年的外交工作时首先就提到了此事，他强调，随着韩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韩国将“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问题，而是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换言之，走出朝鲜半岛、走向全球的战略取向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显现。尹锡悦上台后提出的“全球枢纽国家”的总体定位和目标也与此密切相关。而韩国政治精英们认为，走向全球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韩美同盟。这也是美韩两国要把韩美同盟合作范围从朝鲜半岛扩展至全球的背景之一。韩国对国际地位的这种追求，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其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近代以来韩国遭受的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屈辱经历，使它对现代化有着不懈的追求，对进入美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社会有着强烈的渴求，对美西方价值体系有着深度的认同与内化。

03、韩国主流媒体和网络的舆论导向

韩国主流媒体以及网络的舆论导向，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威胁论”或者说对中国的贬斥，与之构成一体两面的，是对美国的信赖和追随。具体而言，韩国主流媒体以及网络主要通过过度的安全化、频繁的历史文化争议以及“民主vs.独裁”二元对立范式等塑造这种导向。

（一）过度的安全化：“中国威胁论”和美国“不可或缺论”

韩国媒体在报道中美博弈和讨论本国处境时，往往表现出过度的“安全化”倾向。韩国社会讨论自身处境时表现出的过度“安全化”倾向，从中美韩三边关系的角度看，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美国不可缺少论”。这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韩国舆论场中的“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尽管用来渲染“威胁”的素材与美国稍有不同，但主要还是对源自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照抄搬运。最典型的话语模式就是渲染中国的“霸权野心”，炒作中国要推行“扩张政策”，因而威胁到了“地区与世界和平”。韩国影响最大的保守媒体《朝鲜日报》在2021年3月15日刊登专栏文章，明确呼吁韩国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理由是“历史上给韩国造成生存威胁的，总是地区内的新兴霸权势力。就像从1894年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半个世纪里，破坏亚太地区和平、侵略压迫韩半岛的是有着霸权野心的日本一样，21世纪地区和平与韩国生存的最大威胁则是中国的霸权野心和为了实现‘中国梦’而推行的强压性扩张政策”，因此“韩国不应该害怕中国报复而选择屈从，而应该加入‘四方安全对话’，进行集体应对”。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外长朴振为代表的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核心人士反复强调中国应“参与现有国际秩序”，言外之意也许就是要求中国顺应现有的美国霸权秩序。

对于历史上作为朝贡体系一员、曾长期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韩国来说，过往历史也往往会在民族主义的扭曲下，被利用来刺激韩国人对中国的恐惧感，强化他们的警惕心理。在前面提到的谈话节目里，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贤就夸张地向观众表示，未来“韩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子孙后代有可能连一杯拿铁都喝不起”，等等。有研究者就此指出，“朝贡国”一词会让观众联想到历史上“朝贡国不仅要贡献物品，还要把年轻女子作为贡女贡献（给中国）”的情况，在关心子女、重视人权的女性观众比较多的节目里使用这种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观众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和反感情绪；同时还在观众中间营造出一种“如果不与美国联合，国家就要灭亡了”的危机感。

按照“中国威胁论”的逻辑，对于可能面临“亡国危机”的韩国来说，美国就是不可缺少的、最可靠的盟友。常有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和战略家表示，“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将陷入混乱”，而韩国社会往往对这些“预言”予以极大关注。2012年布热津斯基在其地缘战略著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里称，美国衰退后的世界将陷入混乱，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因此面临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其中韩国被列在了第三位。书刚出版，《朝鲜日报》就专门刊发社论介绍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比如“美国的衰退将使韩国面临痛苦的选择”，或者“接受中国的地区霸权，倒向中国”，或者“克服历史问题，强化与日本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大支持，日本能否与中国抗衡是令人怀疑的”；而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中国有可能在半岛统一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情况下，韩国就有可能需要用“缩小美韩同盟”来与中国交换；即使韩国拼命挽留美国、美国也要从朝鲜半岛撤出的时代正一步步到来；等等。《朝鲜日报》把布热津斯基誉为“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国家战略问题泰斗”，在援引其观点后进一步对韩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进行了评论，称“倒向中国就意味着要在中国的霸权秩序下，像附属品一样屈从于中国，在中国的压倒性的影响力下苟延残喘”，并批评了当时卢武铉政府要求收回作战指挥权的做法，认为美国正巴不得这样，正是韩国政府这种忽视韩美同盟重要性的做法导致美国想要撤出韩国，也因此可能使国家和5000万国民陷入危险。

布热津斯基的这本书于2016年被正式译介到韩国。著作被快速译介到韩国的、代表性的美国学者，还有少壮派的地缘政治学家彼得•泽汗（Peter Zeihan），他因在《意外的超级大国》一书里预测到特朗普上台后引发的国际形势变化而暴得大名。他迄今为止的三本地缘政治学著作《意外的超级大国：美国优势与全球动荡》《缺位的超级大国：页岩革命与美国退场的世界》《分崩离析的诸国：失序世界的权力斗争》，都已在韩国翻译出版，并由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代表性的“亲美”学者李春根作序推荐，成为颇受欢迎的畅销书，也引起韩国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位彼得•泽汗也强调，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将陷入混乱，即美国将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收手，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持自身霸权，而不是维持世界秩序，而美国放弃维持世界秩序的那一瞬间，过去在美国压制下的那些地缘政治冲突将陆续爆发，届时世界将分化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稳定、充满活力的美国，另一个则是各国为了生存而展开权力斗争的、美国退场的、霍布斯式的世界。与此同时，他秉持了许多美国学者一贯的唱衰中国的论调，认为中国的“成功神话”将落下帷幕，甚至将面临解体危机，而日本则如旭日升天，大器晚成，未来将再次迎来鼎盛时代，等等。他对日本未来前景的积极预测也从战略思想角度为韩国保守势力改善和强化韩日关系的主张提供了依据。

彼得•泽汗的观点同样暗示了美国撤出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战略家们似乎存在某种共识和默契。这种以退为进的话语方式在出口到韩国后，相当成功地刺激了韩国舆论，引发“亲美”保守势力或真心或假意的安全焦虑，使其不遗余力地通过大众传媒制造恐慌，塑造一种“不能没有美国”的共识，引导民意朝着“挽留”美国、“倒向”美国的方向流动。就像金希教评价的那样，“韩国的保守势力正积极地利用中国来构建有利于维持和强化韩美同盟体制的意识形态”。

（二）频繁的历史文化争端

最近两三年，韩国一些意见领袖和民间组织在中韩之间不断挑起历史文化争端，韩国主流媒体则积极跟进报道和传播，极大地影响了韩国人的对华认知。韩国民间组织“网络外交使节团”（英文简称VANK）很早就开始炒作中韩之间的历史文化问题。但目前这种过于频繁的炒作态势，大约始于2020年，这一年发生了所谓的“泡菜之争”。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坰德和“网络外交使节团”一起，要求中国百度百科删除“泡菜”词条下“韩国泡菜源于中国”的表述。2021年1月，该组织还在全球最大的请愿网站change.org上发文称“中国窃取韩国文化”，并配上泡菜图片，征集支持签名。此后，徐坰德和“网络外交使节团”或单独行动，或彼此合作，不断炒作中国长城长度问题、韩服问题、朝鲜族农乐舞问题、中国“游戏版号”审查政策问题等等，声称中国“盗窃韩国文化”、推行意在“进行文化掠夺的文化帝国主义”。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朝鲜族身穿传统民族服装传递国旗，亦被徐坰德批评为“掠夺韩国文化”。由于是在世界性赛事期间，“韩服争议”在中韩两国均引发广泛关注，激起韩国人的极度不满。

韩国意见领袖和民间组织不断挑起的这些历史文化争端，一次又一次引发两国网友的口水战，导致韩国社会反华情绪的蔓延和深化。如前所述，它正成为制约韩国政治精英对外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2022年10月，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在出席在韩国新闻中心举办的宽勋俱乐部特邀讨论会时表示，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迎来新的关口，“最大的外部挑战是美国，最大的内部困难是民意”，并坦率地指出，韩国部分媒体对中国过度的负面报道是造成当前两国民意不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主vs.独裁”二元对立式话语

韩国新闻传播学学者金成海对失衡的韩国媒体生态进行了检讨和批判。他对8家韩国媒体的涉华评论进行了分析，8家媒体在韩国社会都有着较大影响力，除了保守媒体《东亚日报》《世界日报》等外，还有《京乡新闻》《韩民族》等进步媒体。根据他的分析结果，无论是保守媒体还是进步媒体，在批评中国所谓“压制人权”、“追求霸权”、“破坏普世价值”、“回避责任”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韩国的进步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也存在显著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它们一直未能形成可与保守势力媲美的、塑造有关中国的话语体系的强大阵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它们与保守势力一样深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先入为主的评判。

历史学者李炳翰批评说，韩国的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在对待美国的立场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批判中国的问题上，比如批判中国缺乏“民主”、担心中国“大国主义”倾向等方面，双方却实现了“左右合流”，观点大同小异，甚至最保守的媒体《朝鲜日报》和最进步的媒体《韩民族》都可以口径一致。结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保守势力批判中国的话语生态，对于保守势力意在固守美韩同盟体制的战略束手无策。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韩国的进步势力囿于“民主对独裁”这样的“历史终结论”式的思维定式，盲目地把选举制和多党制视为唯一的政治模式，并把它当作评判中国的标尺，而不顾各国发展的客观情况。诚如李炳翰所言，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裁断纷繁复杂的现实，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做法。

韩国社会的这种氛围，使那些想要客观、理性评价中国的人，也在表达自己观点时难以像“亲美”势力那样理直气壮。曾有研究者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对韩国电视台的两个谈话节目以及节目下面网友的回帖进行分析，两个节目的主题都是中美“贸易战”走向、韩国在中美之间应该采取何种立场等。其中一个节目的对谈双方是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和韩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郭守钟，后者持“亲美”立场，前者持“友华”立场，而该节目的主持人以及观众也大多属于进步势力；另一个节目的对谈双方是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炳镒和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贤，两者都持“亲美”立场，但节目本身的政治倾向并不明确，观众以女性为主。根据作者的分析结果，持“亲美”立场的学者和网友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旗帜鲜明、堂而皇之，而持“友华”立场的学者和网友则显得有些羞答答，小心翼翼。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双方在韩国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大小和“正当性”强弱。

04、结论

从上文对韩国学界、政界和媒体网络的考察可知，在美国加大遏华力度、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总体而言，韩国舆论场从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了对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在政策取向上则可以粗略地总结出两个特征，一是倾向于相信“中国威胁论”，二是倾向于追随美国。与“亲美”势力相比，“友华”势力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一般认为，如果相对“友华”的进步势力执政，他们能够在中美之间尽量保持平衡，中韩关系发展会比较顺利。但是，就像上文分析的那样，进步派政治精英与保守派政治精英尽管在思想和政策立场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二者仍然共享一些重要的决策前提，比如美国的影响力、韩国社会蔓延的反华情绪和联合国对其“发达国家”身份的认可给韩国精英及民众带来的心态变化等，这些前提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较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韩国政府的对美对华认知和对外政策。

现在历史又走到了一个考验韩国精英政治智慧的关口。2021年8月，韩国政治学者张勋曾在《中央日报》发表专栏文章，对当时备受舆论关注的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的几位热门候选人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表示担忧。他指出，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的一大特征是，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除了媒体人出身的前总理李洛渊外，其他所有热门候选人，比如当时执政党的李在明，在野党的尹锡悦、洪准杓、崔在亨，都是法律从业者出身。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处理对外关系的经验和知识，也缺乏相关训练。对于这些曾经的法律从业者来说，“深刻理解决定韩国人命运的中美关系的本质并未雨绸缪地制定应对战略，着实是一项过于复杂的任务”。（作者：葛小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