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三边同盟：从戴维营峰会看美日韩合作的趋向与限度

2022年以来，美日韩三边关系进入新一轮强化周期，正在深刻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系三方首次独立于多边场合专门举办峰会，被视为三边关系迎来“历史性”质变，美日韩“铁三角”重现，三边同盟呼之欲出。当前三边合作呈现新的特点：军事安全一体化程度加深，合作范围向“印太”拓展，合作领域向经济技术领域延伸。与此同时，三边关系中固有的短板和制约因素并未消失，同盟困境仍存。美日韩三边关系牵动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01、重塑“铁三角”：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新一轮拉紧

（一）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历史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先后与日本、韩国签署《美日安全条约》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建立美日、美韩双边同盟，构成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石。为了维护美国单极霸权，与日韩打造“铁三角”关系，成为美国东北亚战略的重要支柱。在二战后的不同时期，美国赋予美日韩三边合作以不同指向：在冷战时期发挥了对抗苏联的东方“桥头堡”作用；冷战结束后则重在应对朝鲜核导开发；近年来在美国推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俄对抗和中美战略博弈激化，美日韩合作也被美国赋予新的战略目标，重塑美日韩“铁三角”，成为美国东北亚政策的优先课题。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自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首次举行会谈以来，迄今已举行13次三边峰会，此前12次均利用国际多边场合举行，戴维营峰会是首次专门举行。鉴于戴维营在美国总统外交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拜登将其就任总统后首次在戴维营的外事活动用于接待日韩领导人，外界普遍认为美方有意给予日韩两国特殊高规格政治待遇，表明其对三边合作的高度重视。美日韩三边关系被认为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二）日韩“破冰”助推三边关系迅速升温

2017年，强征劳工案、“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导致日韩关系恶化，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断，美日韩三边合作也陷于停滞。自2017年9月美日韩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后，三边首脑层面的接触中断了近五年，直至2022年6月，三国领导人利用出席马德里北约峰会之机才实现会谈。此后，三国领导人于202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先后举行会晤。截至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已举行四次三边会晤。

与此同时，三国还在外长、防长、副外长、朝鲜半岛事务代表等不同层级展开三边接触。针对朝鲜试射导弹，美日韩三国外交和防务当局官员频繁进行通话和会谈，半岛事务负责人展开穿梭外交，强化情报共享，协调应对行动。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信息，2022年美日韩三国外交层面沟通会谈达到27次，2023年截至7月底达到16次，频次较往年大幅攀升（2018年3次，2019年3次，2020年2次，2021年8次）。[①] 此外，美日韩防务部门间的三边互动也趋于频繁。2022年6月和2023年6月，美日韩三国国防部长均利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之机举行三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2023年4月14日，美日韩在美国国防部举行第13次防务当局工作层磋商（DTT：Defense Trilateral Talks），这也是该机制时隔三年重启。

（三）美日韩三边关系拉紧的动因

2022年以来，在国内政治右倾保守化加剧的内因作用以及朝鲜频繁射导、乌克兰危机延宕、台海局势紧张等外因驱动下，日韩对外战略明显向美靠拢，在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产业科技等领域同美加强捆绑，为美日韩三边合作的重启与深化创造了条件。

1.日韩保守政治占据主导，“价值观外交”大行其道

此轮美日韩三边关系拉紧，直接动因是韩国对外政策的调整。2022年5月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一改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大国平衡”方针，对外政策突出“亲美亲日”取向，将强化韩美同盟和改善对日关系作为优先要务。2023年3月，尹锡悦政府通过在二战强征劳工索赔案上提出“第三方代偿案”，以单方面对日妥协让步的方式，推动韩日关系得以“解冻”，补齐了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短板，为三边合作的重启扫清了障碍。但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日韩关系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两国实现完全和解，更像是在美国撮合下两国保守派执政当局之间的一场政治联姻，其背后折射出韩国政治生态保守右倾化的现实。[②]

二战后，日韩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均得到美国大力扶持，天然带有“亲美”情结。尽管两国政界和社会对于同美结盟必要性有较强共识，但朝野政党围绕如何平衡对美外交始终存在路线之争。当前，日本保守势力主导政坛，自民党一党独大，传统中左势力式微，政治保守右倾化不断发展，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凸显“对美一边倒”取向。韩国政坛虽然保守派和进步派分庭抗礼，但尹锡悦所代表的保守派上台后摒弃前任政府的“亲中融北”倾向，着力突出与中朝俄的价值观差异，亲美底色更加鲜明，政治上也呈现保守化趋势。乌克兰危机客观上导致西方集团内部加强“抱团”，日韩认为乌克兰危机动摇了二战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球格局愈发呈现阵营对抗的局面。日韩突出其西方阵营一员属性，为彰显作为亚洲先进“民主国家”的优越性，外交上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划线，言必称维护“基于法治和规则的国际秩序”，这种“价值观”构成美日韩三边关系拉紧的意识形态基础。

2. 外部局势动荡加剧，日韩对美安全保障诉求上升

2022年以来，朝鲜频繁试射导弹，核导能力不断提升，日韩对美寻求安全保障的紧迫感上升。韩国保守阵营竭力渲染“朝鲜核导威胁”，煽动民众危机意识，尹锡悦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主张通过强化韩美同盟和韩美日三边合作，更有效提升对朝“威慑力”，以维护韩国国家安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意支持，为其赢得总统选举助力。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将对美关系置于绝对优先位置，2023年4月底尹锡悦作为韩国总统时隔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韩发布《华盛顿宣言》，宣布成立“核磋商小组”，美国派遣战略核潜艇赴朝鲜半岛活动，承诺提升美国战略核资产的“定期可见性”，并全面强化美韩联合演训和一体化指挥作战能力。

日本岸田内阁在2022年12月出台的“安保三文件”中，借乌克兰危机、朝鲜核导开发和台海局势等，渲染日本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炒作日本面临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面威胁”。一方面，推动日本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使日本防卫政策实现“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另一方面，提出要全面强化对外防务合作，依托“日美同盟”基轴，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及北约等美国盟友强化横向联系，谋求扩大军事行动范围，进一步突破战后军事禁区。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客炮制“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等论调，渲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诱导民众加强对日美同盟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知。日韩国内各种民调显示，两国民众对美好感度均有所上升，对日美、韩美同盟重要性的认可比例也较前扩大。

3. 美利用日韩对华战略焦虑，加大诱拉力度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为推动对华战略竞争，东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地位上升。日韩是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国盟友，且与中国存在复杂尖锐的矛盾分歧，美国看重两国遏华地缘价值和战略能动性。美国加大对日韩战略拉力，竭力促成美日韩三边合作，表面看针对朝鲜核导开发，实则意在使日韩发挥遏华前沿阵地作用。为调动日韩积极性，拜登政府通过频繁的高层交往加大对两国的政治拉力，并迎合日韩的大国志向和心态，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尽显“挺日捧韩”姿态，在双边同盟中赋予日韩更大自主性，将美日、美韩同盟辐射面从东北亚向“印太”乃至全球拓展。

日韩认为，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中俄战略优势扩大，单极霸权更加稳固，遂谋求强化对美战略贴靠和捆绑，提升自身国际地位。面对中国全方位强势崛起尤其是军力发展，日韩国内对华心态扭曲失衡，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对华安全焦虑上升，“亲美疏华”“倚美制华”论调频出。

随着中国产业科技实力不断向中高端迈进，日韩对华产业技术优势减弱，合作动能降低，对华防范和竞争心态突显。此外，新冠疫情延宕三年，中日韩人员往来和旅游合作受阻，日韩民众缺乏直接了解中国渠道，对华认知深受西方各种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影响，客观上也促使日韩国内形成对华负面认知。有关民调显示，近两年日韩涉华民意在历史低位徘徊，对华不持好感的民众比例均上升。这也为美国推动遏华指向的美日韩三边合作提供了民意条件。

02、准三边同盟：美日韩合作的新进展和特点趋势

（一）戴维营峰会推动三边关系新进展

2023年8月18日，拜登、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在戴维营举行三边领导人会议后发表《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磋商约定》三份成果文件，强调此次峰会“开启了美日韩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宣称三国在“地缘政治竞争、气候危机、乌克兰危机、核挑衅考验的历史转折点，需要团结一致、协调行动”，“在坚固的美日、美韩同盟支撑下，彼此双边关系前所未有之牢固，美日韩三边关系亦是如此”。[③] 据美国白宫公布的“事实清单”，此次峰会达成的具体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④]

第一，实现三边合作机制化。三方确认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三边领导人会议，并每年轮流举办外长、防长、工商部长、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会议。启动由助理国务卿/司局长级别的年度三边“印太”对话。三方承诺就影响三国共同利益和安全的地区挑战和威胁迅速展开磋商。

第二，强化三边安全合作。三方同意加强防务演习、改善信息共享和加强弹道导弹防御合作，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每年举行三边多领域演习，使三边防务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23年底前启动针对朝鲜导弹发射的数据共享和实时导弹预警数据交换机制，成立针对朝鲜网络活动的三边工作组，协调打击朝鲜通过加密货币盗窃和洗钱等非法创收和恶意网络活动；利用现有安全通信线路，继续建立各自通信渠道并使之制度化；协调打击虚假信息等外国信息操纵和应对滥用监控技术所构成的威胁。

第三，拓展亚太地区合作。立足东盟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等现有地区架构加强协调，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倡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湄公河之友”等机制，加强能力建设和人道主义援助。三国开发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印太”等地区优质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碳中和以及弹性供应链筹集资金。建立三边海洋合作机制，协同推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伙伴的能力建设，重点是海上执法能力建设。三国援外部门将举行三边发展和人道主义政策对话，协调推进对亚太等全球各地的援助。

第四，深化经济技术合作。为强化所谓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三国将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中共同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进一步开展三边经济安全对话等方式，重点在供应链预警系统、先进技术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安全性、“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援助、金融稳定、关键矿产和应对“经济胁迫”等方面开展合作。三方决定启动供应链早期预警系统（EWS）试点，重点围绕关键矿产和动力电池建立机制，迅速共享有关关键供应链的信息。三方将加强国家实验室合作，推进先进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气候和地震建模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项目。三方将加强在颠覆性技术保护和技术标准领域合作。

第五，扩大卫生和人文合作。三方决定通过联合研究和数据共享保护其公民健康和促进亚太地区的卫生安全。三国承诺重振围绕美国“癌症登月”计划的三边合作，包括推进流行病学数据共享研究及相关交流项目、临床实验法规、学术合作和尖端癌症疗法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将赞助举办2024年釜山首届三国青年领袖峰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将实施三国中层政府官员有关技术政策培训项目。

（二）新形势下美日韩合作的特点和趋向

从戴维营峰会看，美日韩三边关系呈现以下新特点和新趋向。

第一，三边关系发展由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双轮驱动”。美日韩三边合作突出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反映出三方联手维护西方霸权的明确指向。在意识形态层面，美日韩强调其“伙伴关系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老调重弹宣称要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在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方面加强协调”，实际上沿袭了美西方所鼓噪的“民主对威权”的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叙事，意在联手维护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谋求联手抢抓国际地区秩序变革重塑期的主导权。[⑤] 在现实利益层面，尽管美日韩各有所需，但在应对朝鲜核导威胁和对华竞争方面表现出相近的利益诉求，美方希望拉拢日韩完善遏华“包围圈”，日韩希望借美强化对朝“威慑力”，重塑对华经济技术竞争优势。

第二，三边合作将追求机制化和实效性的“量质齐升”。从戴维营峰会主打成果看，一是明确了三边合作的机制架构：以年度首脑峰会为政治引领，由一系列部长级会议为保障依托，以“印太”对话为执行机构，形成一套由上而下的机制化安排，以确保三边合作得以稳定有序推进；二是明确了三边合作的内涵和外延，三方将合作范围拓展至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产供链和基础设施、尖端技术、海洋、人文等广泛领域，积极创建新的对话合作机制，激活既有交流合作渠道，追求务实成效。今后三边合作将呈现“形式机制化、议题具体化、范围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三边合作将在军事安全和经济技术方面“两手并重”。在安全领域，三方仍将聚焦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着力提高军备“威慑力”和联合机动反应能力。同时，随着三边合作范围向“印太”拓展，未来也可能通过联合演训方式，将触角伸向东海、台海、南海。三方对朝军事合作内容也将由虚向实，从旨在对朝发出军事威慑信号的一般性联合军演，逐步向反导演习、反潜联演、登陆作战等实战型演练拓展，尽快建立完善三方情报共享和联合指挥作战体系。美韩也可能将2023年4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向美日韩三边拓展，美方通过战略核资产的“定期可见性”，在强化延伸威慑的同时加强驻日、驻韩美军基地的横向联动，强化美日韩三边军事一体化反应能力。在经济技术领域，美日韩打着“经济安全”旗号，谋求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并联手维护其在高端产业链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将重点加强在芯片半导体、关键矿产、动力电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宇宙开发等战略产业和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半导体联盟”等排华性多边机制下的合作，抢抓地区经贸和技术规则主导权，以形成对华竞争优势。

（三）准三边同盟：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常态”

戴维营峰会中，美日韩并未达成三边集体安全协议，三方仍以“三边伙伴关系”定位三边关系，仅通过以“原则”和“精神”为题的政策宣示来阐释新形势下的三边关系内涵，意味着三边关系仍是有限的升级。从具有法律意义的条约角度来判断，目前美日韩三国并无缔结三边军事同盟的计划，短期内三边关系尚难以发展为正式的三边同盟。鉴于三边关系已经具备两组双边同盟以及三边合作水平的提升，或可以“准同盟”来定义当前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性质。

当前，国际上对于“准同盟”的相关概念尚缺乏权威的理论定性。有关“准联盟”或“准同盟”的研究，直到冷战后才开始出现，代表性的观点由美籍韩裔学者维克多·查提出。他认为，准同盟是“保持非盟友但共享第三方作为共同盟友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⑥]，其研究所针对的就是对日韩关系的定位。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准同盟”是介于正式联盟与伙伴关系之间的第二层级的国家间关系，由于准同盟以正式安全合作为基础，且合作集中于安全和军事领域，故可以将准同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行为体在次级安全合作方针之上形成的具有针对性的安全合作关系”。[⑦]

根据上述研究，无论从当前日韩关系的现状看，还是从三国合作的内容和水平看，美日韩三边关系似应符合“准同盟”的定位。近年来，美国表现出加快整合全球盟伴体系的动向，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正由以传统双边同盟为基础的“轴辐”结构向网格化、圈层嵌套的复合结构转变。在此过程中，美国主导的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层出不穷，但其中只有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因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具备了“三边同盟”的属性。除此之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Quad）都可定位为“准多边同盟”。但从合作程度看，由于日澳之间签署了带有准同盟性质的《互惠准入协定》，日菲也在商签这一协定，而日本与韩国、印度与其他三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尚低于这一水平，这也使这几组小多边“准同盟”之间存在微妙差别，或可认为美日澳、美日菲三边关系的“准同盟”水平要略高于美日韩三边关系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03、同盟困境犹存：美日韩合作的制约因素及外溢影响

就传统联盟理论而言，联盟能否维系取决于盟国间的利益能否保持一致。[⑧] 美日韩三边“准同盟”的维系和发展同样取决于此。长期以来，格伦·斯奈德（Glen H.Snyder）在“联盟困境”理论中揭示的同盟内部所存在的安全两难，即由于彼此利益的不一致性，导致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这种矛盾纠结心态在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中不时显现，未来同样也会存在于美日韩三边“准同盟”中，从而制约三边合作的深度和成效。从美日韩三边关系现实及三边合作消极影响来看，未来其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日韩矛盾根深蒂固，仍将长期制约三边合作

尽管日韩关系得以改善，但两国围绕慰安妇、教科书等历史问题以及岛屿主权争端积怨已久，双方矛盾不时激化，将长期影响日韩关系发展。韩国国内政治分裂，保守派和进步派尖锐对立，日方担心韩国一旦政权更迭，类似文在寅政府推翻朴槿惠时期“慰安妇协议”的情况可能再次出现。韩国社会民众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心存芥蒂，尤其担心日本借“朝鲜有事”再度在军事上染指半岛，多数韩国民众并不认同韩日结盟。2022年底日本出台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将发展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曾引发韩方强烈不满，认为日方以朝鲜半岛为对象行使“反击能力”，或将损害韩国领土主权，使朝鲜半岛面临战争威胁。据日媒报道，戴维营峰会上三方未能就建立“热线”达成一致，主要源于日韩之间缺乏安全互信，且日韩在围绕延伸核威慑、涉朝网络安全情报共享等具体议题仍存温差。[⑨]韩国进步派媒体《韩民族日报》发表社论，直指尹锡悦不顾历史问题推动韩日“准同盟化”是“危险的赌博”。[⑩] 有媒体报道称美方官员直言，挥之不去的历史包袱是三国仍未签署三边安全协议的原因之一。

（二）日韩安全关切不同，美对日韩亲疏有别或将影响韩方积极性

长期以来，美韩同盟功能相对单一，主要针对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则被美方赋予防范、牵制中俄朝三方的功能，事实上其辐射范围涵盖整个西太平洋。相比美日，韩国对中俄的威胁认知并不突出，参与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主要意在防范和威慑朝鲜，其根本诉求是希望借助美日力量，为实现韩方主导的半岛统一创造条件。就美方而言，对日韩重视程度存在温差，无论是对双边关系定位还是在外交投入上，美日同盟对美方战略重要性都要大于美韩同盟。韩国民族自尊心强，同日方竞争心态突出，如美方对日韩不能“一碗水端平”，或将不时刺激韩方的敏感神经，打击韩方参与三边合作的积极性。

（三）日韩与美对华利益诉求不同，遏华温差明显

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竞争对手，推动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对华指向性明显。但受到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美日韩在对华战略诉求、对抗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对华关系破局的承受力等方面不尽相同。中国是日韩最大贸易伙伴，日韩在华有庞大投资存量和商业利益，对华经贸合作攸关两国经济民生。日韩虽有意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仍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在追随美国对华“脱钩”“断链”方面心态矛盾，竭力趋利避害，防止影响对华正常经贸合作。同时，随着中国与日韩综合国力差距拉大，日韩也难以承受同中国全面对抗的代价，在遏华议题上对美追随仍将是有选择和有限度的，美方寻求打造美日韩“反华同盟”并非易事。

（四）美日韩合作负面外溢效应显著，或将影响三边合作成效

一是刺激军备竞赛，破坏地区战略稳定。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以应对“朝鲜核导威胁”为名，明确将强化多领域三边演习，建立完善三方情报共享和联合指挥作战体系，合作重点向实战型演练升级，并加快先进反导系统、舰载无人攻击机和超高音速武器等的前沿部署，将向朝方发出更强敌对信号。美方赋予日韩更大军事行动自主权，助推日韩强军扩武步伐，将进一步打破地区军力平衡，刺激军备竞赛。日韩推动美方强化延伸威慑承诺，增加战略核资产的前沿部署，甚至寻求实现“核共享”，将刺激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也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

二是推动东北亚“北约化”，加剧阵营对抗。三方将朝鲜核导开发、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国在南海的正当合法维权行动定位为对“基于法治和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突出了针对中俄朝三国的阵营对抗取向，将使美日韩合作愈发呈现“东北亚小北约”的特征。美日韩将合作议题从东北亚拓展到 “印太”事务，为了争夺地区秩序的主导权，手段上会突出意识形态色彩，竭力输出西方价值观叙事，在其重点投入的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行动上会突出排华竞争性以及阵营对抗的取向，也将加大地区中小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

三是冲击亚太合作机制，干扰区域一体化进程。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美日韩着眼于维护其在高端产业链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突出三边合作的对华竞争指向，加强在芯片半导体、产供链、新兴技术等领域的排他性合作，恐将加剧地区的分裂。尤其是突出“去中国化”的对华竞争色彩，恐将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等亚太既有的多边合作机制造成冲击，干扰破坏地区产供链合作。

04、结语：涉华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美日韩合作的升级，突出“压朝、遏华、抗俄”的战略指向，恐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中国维护周边战略环境尤其是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构成重大挑战。防范东北亚重回冷战阵营对抗格局，避免半岛危机升级失控，已成为新形势下中国运筹东北亚外交的紧迫任务。要有效化解美日韩合作对华消极影响，一是要针锋相对开展斗争，予以反制。对美日韩在半岛、南海以及涉台等问题上联手对华施压保持高度警惕，对其军事冒险倾向保持强大战备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二是要积极稳控中日、中韩关系。日韩对华政策“两面性”突出，一方面“遏华制华”消极面上升，另一方面也希望同中国保持接触交往，推进互利合作，维护关系大局稳定。中国仍应从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大局出发，积极多做日韩工作，努力增进政治安全互信，改善国民感情。三是要深化中日韩合作加以对冲。高举和平、和解、合作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旗帜，积极推动深化中日韩合作，化解美日韩合作可能带来的地区分裂对抗风险。四是要积极推动半岛和平进程。美日韩三边合作主要指向朝鲜，半岛无核化仍是有关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应同美日韩就半岛事务保持沟通，坚持“半岛无核化”共识，并行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和永久和平机制建设，通过缓和半岛紧张局势，打掉美日韩强化三边军事合作和部署的借口。（作者：项昊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