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影响

内容摘要：在美国推动下建立的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及其常设化，被认为是三国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对接美日、美韩两个同盟，加强三国协同，三边合作机制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以及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将产生重要影响。三边合作机制的深化面临诸多制约，其中主要来自三国国内政治变动和彼此认知分歧。三边合作机制有着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实际部署，但日韩与中国存在密切利益联系，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难以完全排除或替代中日韩三国对话合作机制。

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晤，会后发表名为《戴维营精神》的联合声明，并签署《戴维营原则》《美日韩磋商承诺》两份文件，明确三边合作的机制框架。三国在联合声明中承诺在应对共同安全威胁上加强协商，扩大联合军事演习，对导弹威胁实现情报即时共享，并在构建印太地区有韧性的供应链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  在美国全面布局“印太战略”的关键时刻，这标志着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构建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此次峰会，三国领导人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开辟了新时代”的“历史性转折点”。2尽管三国政府都否认这是在构建三国同盟，但三国承诺在军事安全、经济技术以及区域战略上密切协商与合作，其含义和影响都值得重视。

一、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形成

二战后，美国与日本、韩国分别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两个同盟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军事存在的主要支柱。由于日韩关系的原因，两个同盟之间长期缺乏直接联系。冷战期间，美国在强化两个双边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两者协调，以实现共同的行动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依托两个同盟，维护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共同实施对朝战略，特别是应对朝核问题，并且努力推动两者在部分领域协调。当前，在美国重新聚焦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其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转变为服务其“印太战略”实施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冷战时期，美国主要以遏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为目标构筑美日韩三边同盟。在美国的强力撮合下，日韩两国虽然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未能达成真正和解，缺乏同盟所需的政治互信，这导致长期以来美日、美韩同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机制对接，主要依靠美国的中心作用得以维系。在两个同盟关系中，美国一向更为重视美日同盟的作用，将其视为整个东亚、亚太以及印太安全政策的基轴。日本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的集结点。美日安全战略定位和部署更趋协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在快速推进，全面同盟的特征更为突出。相比之下，美韩同盟是军事同盟，主要针对朝鲜和朝鲜半岛安全。因此，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基本沿着倚重美日同盟、巩固美韩同盟，促进日韩关系改善，避免日韩“准同盟”短边萎缩的思维演进。

冷战结束后，美日韩三边机制主要围绕朝核问题开展合作。由于东北亚局势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共识，日本开始谋求在亚太合作中发挥大国作用，韩国则积极推行“北方政策”等打开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窗口，这使得“美日韩”不再是两国外交的唯一选择。2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出现，使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重焕生机。1993年1月，三方启动协商机制，加强在朝核问题上的协调。为了更好执行1994年签订的《美朝框架协定》,美日韩于1995年3月成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计划在朝鲜建设两个轻水反应堆，由日韩两国提供主要建设资金。1999年4月，美日韩成立了三方协调监督小组(TCOG),标志着三边安全合作联系机制开始建立。1999年5月，连接日韩两国的陆海空司令部热线开通；同年8月，两国海军举行首次海上搜救联合军事演习。虽然在此期间两国就独岛(竹岛)归属问题发生激烈冲突，但整体来看，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的机制化构建并未受到影响。

进入21世纪，美国小布什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在全球反恐及伊拉克战争，需要东北亚地区保持稳定。3因此，美国积极推进六方会谈和美朝双边对话，使朝核问题取得一定进展。但美朝在申报、验证等问题上的双边对话使日韩感到被“忽视”,继而美日在申报、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除名的问题上出现裂痕。  与此同时，韩国国内政治对立严重，保守党派和进步党派在对朝政策上分歧巨大，增加了美韩同盟的不稳定性。2000—2001年间，韩日关系因“日本新编教科书”问题跌入谷底，韩国政府以此为由暂停了与日方的所有军事交流活动。在2003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时，美日韩仅召开局长级会议对朝施压。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开始把战略目光转移到亚太地区，希望在东北亚拉拢日韩盟友共同针对中国，但卢武铉政府提出了“东北亚均衡者论”,将韩国定位为东北亚地区“调停者”或“协调者”,不愿参与美国的地区安排。2006年，韩日围绕独岛(竹岛)问题再次爆发激烈冲突，虽然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韩使两国关系有所好转，但两国首脑互访机制因此被搁置。

奥巴马执政后，伴随美国“重返亚太”以及朝鲜半岛出现新的紧张局势，美国开始重新强化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将其视为维护美国在东亚利益的基石。同时，朝鲜施行的“边缘政策”也刺激了美日韩加强三边合作。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美日韩三方一致拒绝接受朝鲜为有核国家；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美日韩三方均主张对朝进行严厉制裁，逼迫其重返弃核进程。美日韩对朝核威胁的认知趋同、分歧减少，使三边合作进入新一轮发展。尤其是李明博政府放弃了前几任政府的对朝缓和政策，提出了“无核、开放、3000”对朝政策构想，推动韩国对朝政策立场向美日靠拢，使韩国再次回归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内圈。李明博执政后，即着手修复并强化同日本的联系。2008年2月，两国恢复了每年一次的首脑互访机制；同年4月，李明博在访日期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成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恢复停滞3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9年，两国签订首个双边安全协议《韩日国防交流意向书》。

2010年，朝鲜半岛接连爆发“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东北亚局势急速升温。以此为契机，美国加大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力度。在当年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中，美韩军方首次邀请日本以观察员身份进行现场观摩，意在强化美日韩三边军事协作能力。2011年，日韩两国防长就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和《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ACSA)达成一致，前者是同盟关系才具备的情报互换机制，后者使日本自卫队和韩国军队在参加国际合作活动时能够相互提供物资劳务，两项协定几乎从形式上将日韩两国关系定义为“同盟关系”。但在国内强烈反对压力下，李明博政府最终于2012年5月两国着手签约之际放弃签字。朴槿惠政府上台后，虽然日韩关系因历史问题麻烦不断，但两国并没有中止在朝核问题上的安全合作机制。2014年，为实现日韩情报互通，美国主导三方签订了《美日韩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从2015到2016年，朝鲜接连试射潜射导弹并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直接促成日韩两国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通过该协议，两国建立了不通过美国直接共享朝鲜乃至东北亚地区军事情报的机制。到2017年，美国先后在日本和韩国部署了末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THAAD),标志着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具备了军事同盟的内核。但文在寅执政后，韩国再次调整了对外政策方向。韩日围绕慰安妇、日本二战强征劳工、领土争端等问题湖龋不断，甚至爆发激烈的贸易争端，两国关系迅速遇冷，美日韩三边合作再次陷入停滞。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朝鲜进行了三次领导人会晤，但由于双方在无核化方式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美朝关系陷入僵持状态。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方针，美国与日韩两国的同盟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痕。不仅如此，面对日韩外交摩擦，特朗普政府缺乏有效调解，导致三边关系受损。  直到2019年韩国宣布不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触及美国底线，特朗普政府才开始介入调解，但成效甚微。

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了特朗普时期的“单打独斗”做法，转而大力推动地区和全球同盟和伙伴体系的构建，力图修补和强化盟伴体系，重塑美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构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因此凸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仅需要日本和韩国紧密跟随其战略部署，而且需要两个同盟进行协同，通过三边合作机制施行统一战略、加强综合优势构建。不过，尽管美日韩三国首先启动了参谋长会议，商讨朝鲜核导问题，并开展了“红旗-阿拉斯加”联合军演，但日韩关系的僵局使美国协调日韩关系的努力未能取得更大进展。2021年6月，在英国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单方面取消了日韩首脑会谈；同年11月，日本因岛屿争端拒绝参加美日韩副外长联合记者会。由于日韩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推动美日韩正式建立三边合作机制的图谋一时难以实现。

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主要围绕“印太战略”的实施，着眼于三边对接和全面关系的发展。拜登政府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将加强美日韩合作列为未来一两年实施“印太战略”的十大优先事项之一，凸显对三边合作的重视。同年5月，拜登访问韩日两国，美韩、美日首脑发表的共同声明均强调三国强化合作、密切联系的重要性。11月，三国领导人签署《关于印太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一致强烈谴责朝鲜核导挑衅，承诺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保持紧密合作。

尹锡悦当选总统使韩国政府对日、对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尹锡悦政府有着拉近韩日关系的强烈意愿，为此，韩国政府制定了第三方赔偿方案，以解决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并于2023年3月撤回终止履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程序。日本对此给予积极回应，解除了对韩国的出口限制措施。在此背景下，美日韩利用G7峰会等多边场合举行三边首脑会晤，全力推进三边军事合作，除密集举行联合反潜、反导、搜救、海上拦截等联合军事演习外，还推进情报共享机制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美国不失时机地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晤，正式宣布建立三边合作机制，可以说是美国长期策划推动的结果。

二、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特点

美日韩首脑会晤所确立的“戴维营原则”重点是三边合作机制化、机制常设化与合作全面化。尽管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三边合作机制不是三边同盟，而是在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基础上的全面合作，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明确表示三边合作机制具有“对一方威胁就是对所有方威胁”(a threat toone is a threat to all)的含义，[1意味着三边合作机制已具有“准同盟”性质。此外，跨军种常态化联合演习、“采取实质性步骤应对共同威胁”等表述，尤其是“一方遭攻击后，三方联合磋商”的内容，引入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使美日韩三边合作接近集体防御同盟。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是美国构建其“印太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意义已远超三边机制本身。

第一，美国通过机制化构建，推进美日韩三边一体化合作。在日本和韩国军事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如仍保持两个同盟分散行动，一旦有事，不仅难以协调，反而可能因一方单独行动对另外一方，特别是对美国行动造成伤害或破坏。从这个角度，美国有必要推动三边的一体化合作。[21美国对三边合作的机制化构建，不仅有助于日韩关系实现“不可逆的和解”,而且使其突破双边框架，被置于更广阔的地缘空间，与美国的区域和全球战略进一步绑定。为弱化政权更替对三边合作的影响，尤其是避免未来的韩国领导人轻易翻盘，拜登政府希望构建制度化的“防火墙”机制，确保三边合作不会因双边关系生变而中断。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所要打造的是由美国主导、以两个同盟为基础的三国集团。借助该机制，三国会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综合布局，以获取战略优势，服务其“压朝”“遏华”“抗俄”的三重战略目标。这个转变，将对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力量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构建，意味着美国从以双边为基础的同盟体系，全面转向以三边为基础的多点化、网络化盟伴体系。制度重构既是美国领导其支点国家的重要依据，也是在经济外交过程中规范他国行动的工具。[1美国针对大国竞争积极推进“一体化威慑”,更加重视运用自身与盟友的综合力量，构建多个小多边机制，以完善其“印太战略”部署。美国大力推动印太框架下的多重小多边机制构建，先后打造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升级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并重启美菲合作机制，构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被认为是在此基础上一个符合逻辑的步骤。有了这个机制，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大架构方得以确立。。21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后，将与其他小多边机制联动，构建多个“小多边+”机制。这些机制将按拜登政府的战略意图连接起来，形成由美国主导的多点化、网络化的盟伴体系。

第三，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以领导人峰会和多个部长级常设性会晤机制为支撑，以多领域广泛合作为内容，与印太和全球合作项目挂钩。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不同于传统军事同盟关系，尽管以安全合作为重点，但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各个领域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具有明显的全面关系构建特征；其范围亦不只局限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而是扩大至包含台海、南海、印太乃至北约的广阔区域。

第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有很强的对华战略设计和具体部署，是拜登政府针对中国构建的“小院高墙”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推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和范围构建“遏华”“排华”“反华”的合作机制和网络，本身力不从心。因此，拜登政府希望借助多方面力量，利用多重网络，在保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其战略目标。2|通过美日韩三边机制化合作，美国意在特定的安全、经济、科技议题上得到日韩两国支持与配合，同时保有其主导优势。

对于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未来发展，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曾公开表示，戴维营峰会只是第一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未来”。[3]这表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美国会继续推动三边合作机制做实做大，与美国构建的其他机制相连接。

三、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影响

戴维营峰会是美日韩在军事、经济、安全领域密切合作的重要分水岭，将三边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制度水平。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将以服务美国战略目标为导向，协调三国在朝鲜半岛、东北亚、亚太、印太乃至全球的互动。

在美国的战略策划中，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既可以稳定日韩关系，又可以实现美日、美韩两个同盟的对接，使美国更容易落实其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由于韩国国内两党对立，美国难以把控韩国对朝鲜政策的连续性，更难以掌控与日韩两个同盟的政策协同。拜登政府希望推动日韩和解，为三边合作排除障碍。尹锡悦上任后调整对日政策，决心结束韩日历史纷争，推动两国构建基于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机会。有了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即便未来韩国政局发生变化，也可以通过三边合作机制拉压韩国“服从大局”。

日韩两国在三边合作机制下从和解转向全面合作是一个重要发展，可视为新形势下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具有改变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和结构的意义。三边合作机制为日韩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作提供了平台。在加强自主防卫能力的同时，两国均强调扩大与美国的全面安全合作，并且积极融入北约安全机制。在戴维营峰会召开之前，日韩两国相继出台政策，使本国的安全战略与美国战略对接，借助美国战略在更大区域范围和世界事务中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日韩将围绕三边合作机制进行更多协商与合作，避免2019年那样的相互贸易限制与制裁再次发生，并在半导体高技术开发方面与美国协作。

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构建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和全球战略的重要举措，将加重地区阵营对抗色彩，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在朝鲜半岛，一旦美国通过三边合作机制加强三国军事力量的协同部署和行动，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将不会示弱，只会通过提升硬实力进行对抗，由此可能导致半岛“阵营对抗”色彩凸显，增大发生冲突的风险。在台海、南海等地区，美国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将在三边合作机制下推动与其综合战略相协同的安保运作体系，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意图借助乌克兰危机，通过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协同G7、AUKUS、Quad等“小多边”平台发挥联动作用，将北约拉入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体系。事实上，北约与日韩、美日印澳等国家的外长和防长会晤、联合军演、防务合作的频次和力度都在不断上升，在印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次数也明显增加。

在经济技术领域，美国打着经济安全、“去风险”旗号，推动与中国“脱钩”,降低对华依赖，与日韩重点加强在芯片半导体、关键矿产、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等战略产业和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联手打造在高端产业链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争夺地区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主导权。

美国开启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后，一直希望日韩两国紧密跟随其战略部署。拜登政府对三边合作的机制化构建进一步拉紧了美国与日韩之间的纽带，将日韩与美国的遏华战略深度捆绑。不仅如此，通过美日韩三边机制，美国意图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取代以谋求经济发展为主的地区发展逻辑，中国将面对复合型的“泛安全化”和“阵营化”的周边环境。与此同时，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也有针对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意图，中国将面临难以提升对日、对韩合作的困境。中日韩三国对话合作机制源起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东盟推动的“10+3”合作机制，在2008年成为独立对话合作机制，尽管运行中因多种因素走走停停，但并未彻底停摆。在多年停滞后，目前中日韩三国均表示出尽早恢复这一机制、努力改善三国关系、推动合作的意愿。然而，美国并不乐见中日韩三国的走近。一旦美日韩结成难以退出的“三方同盟”,就意味着日韩对外战略与美国“印太战略”深度捆绑，而这势必压缩两国自身的外交空间，影响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将成为中日韩三国推进合作过程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发展的制约

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虽已在多年酝酿基础上正式宣布建立，但其全面深入发展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从美国自身能力来看，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时期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大力推行同盟体系安全战略，在地区和全球范围构建“同盟+”体系。这种雄心勃勃的大战略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从实际能力看，都是不切实际的。世界力量对比格局在变，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缺乏重塑霸权或主导地位的能力。此外，美国国内两党政策取向分歧严重，如果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特别是特朗普重新胜选执政，美国的战略与政策导向将不可避免出现调整，拜登政府推行的政策也将难以顺利持续。就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而言，目前美国设定的打造持久和全面关系的构想，都可能生变，这不可能不令日韩担忧。特别是，美国具有压倒性实力的时代已经终结，拜登政府能否为其扩张性战略投入充足资金，将考验其战略严肃性。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盟伴间协调，使之附和印太与全球战略的推行，特别是与美国携手对华遏压，都存在巨大挑战。

从韩国方面来看，韩国国内政治存在严重分裂。尹锡悦以微弱多数胜选，而反对党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朝野在对日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反对党和不少民众对尹锡悦政府的亲日政策并不认同。随着历史遗留问题和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等热点议题的发酵，韩国国内的反日浪潮可能随时反弹。对于三国组建与朝鲜对抗的集团，使朝鲜半岛矛盾进一步激化，多数民众也并不赞成。

从日本方面来看，尽管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国内不少民众和政治势力反对日本卷入地区军事对抗和大力提升军事进攻能力的做法，维护和平宪法与地区和平仍是日本国内主流民意。目前，岸田政府支持率低迷，民众关注的重点仍以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为主，并不希望美日韩三边合作给本国外部安全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日韩关系仍是制约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全面和深度构建的主要阻碍因素。日韩两国长期存在战略认知上的差异，双边安全互信基础薄弱，尹锡悦的对日政策并未得到国内高度支持；而日本精英对韩国存在不信任感，在双边关系改善过程中总是保留余地，对历史问题亦缺乏深刻反省。不仅如此，日本的和平宪法仍限制集体自卫权的行使，韩国则在向美国靠拢时为对华关系留有余地，这使得两国在扩大军事合作方面存在现实困难和政治风险，特别是实现军事上的三边有效互动，操作起来困难不小。此外，两国对于在三边合作机制下“一方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另两方有义务参战”的原则都持有异议，在围绕延伸威慑、涉朝网络安全情报共享等具体议题上也存在温差。因此，尽管美国宣称要使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不可逆，但实现这个企图仍面临不小挑战。

美国企图利用美日韩三边合作和其他机制，发动盟伴孤立、围堵、排斥与削弱中国，实现“小院高墙”布局，将遇到多方面制约。日韩两国对中国市场具有很高依赖度，其企业与中国有着紧密供应链关系，美国利用三边合作机制强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与中国“脱钩”,将使日韩企业陷入困境。尽管目前日韩政策都具有“亲美防中”取向，但两国与中国都有着密切联系，也都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完全对立。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近20%,两国难以“脱钩”。岸田首相明确表示，日中关系密不可分，两国要保持稳定与建设性关系。韩国与中国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占韩国外贸总额的22%。尹锡悦总统也强调，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2008年发表的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亦曾明确表示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尽管三国合作重点在经济领域，但从以往会晤看，领导人的对话议题和推动的合作领域涉及环境、核安全以及地区稳定和平等内容。尽管美日韩都有加强三边合作机制的利益需要，日韩紧靠美国参与三边合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还是难以拒阻或者替代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中日韩三国对话合作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既是竞争关系，也是制衡关系。此外，韩国深知中国在实现半岛和平与解决朝核问题中的重要性。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参与，半岛长治久安将难以实现。对中国的外交与安全需求将牵制韩国在“亲美防中”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五、结语

拜登政府大力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和全球同盟体系，构建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是重要举措之一，具有综合性影响。美国长期努力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和全面化，为的是将机制化的三边合作与其他“小多边”机制进行联动，并在未来发展成网络化的盟伴体系。尹锡悦政府积极推动韩日和解，使两国关系出现转圜，为美国推动三边合作机制提供了契机。美日韩三边合作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问题，已扩大至包含台海、南海在内的整个印太地区。三边合作领域的扩展使之超越军事与政治同盟，演化为包括经济、技术、供应链在内的新型合作关系。尽管美国希望三边合作机制在未来持续推进，但韩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各自国内政治变化依然制约着其发展前景。

在美国针对大国竞争积极推进“一体化威慑”的背景下，美国竭力打造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有着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日韩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有强烈担心，已采取不少应对措施。但两国与中国间毕竟有着难分难解的利益纽带，维护与中国关系的基本稳定、保持与中国合作仍将是其理性选择。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建构的区域合作框架，中日韩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重要的经济利益基础；同时，中日韩也都有恢复三国对话合作机制的强烈诉求。从这些因素看，多重机制的竞争与平衡是亚太大趋势。作为该地区主要国家，中国在此复杂格局中具有充分影响力和广阔活动空间。（作者：张蕴岭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杨延龙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