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发展问题探析

内容提要：东北亚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产业链供应链向横向与纵向深化，形成地区生产网络，构成了地区安全发展的价值轴。当前全球层面的大国竞争与“阵营化”投射至东北亚，日本和韩国追随美国“去风险”及“脱钩断链”,导致地区合作停滞且信任赤字不断累积，成为制约东北亚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地区国家要看到安全发展的史之大、市之大、势之大、实之大、失之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更多从发展角度思考如何用地区新安全格局保障地区新发展格局，探索和重塑地区价值观，构建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发展的文化根基。

伴随美国的全球和亚太战略转向大国竞争和“阵营化”,东北亚成为冲突前沿，地区各国面临紧迫且现实的安全发展困境。日本和韩国更趋保守，在美国影响下逐渐与美国形成“准三边同盟”,进一步恶化了地区互信，导致地区合作停滞不前，成为东北亚安全发展的最大障碍。以发展为中心深化地区合作，符合东北亚各国的根本利益。各国应认识到东北亚安全发展的史之大、市之大、势之大、实之大、失之大，更多从发展角度思考东北亚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找到自身的历史方位，找到属于东方的共同认知，培育东北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

一、东北亚安全发展格局演化

二战后，东北亚安全发展格局是由地区“继起式”经济增长奇迹和区域融合深化所奠定。日本经济率先实现高速增长，韩国经济于20世纪70年代创造“汉江奇迹”,中国经济在80年代末通过改革开放迅速腾飞，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从产业链供应链分布角度看，当时的日本处于产业链供应链上游，充当了“雁型模式”的雁头，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次性分工体系，构成了地区安全发展的价值轴。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向横向与纵向深化，层次更加多样化，地区内主要国家间的依存度不断深化，日韩对中国的依存度持续增强。1999年中日韩三国的贸易额为1290亿美元，2020年增至6460亿美元。2018年韩国对华出口依存度为26.8%;2021年，日本对华出口额创历史新高，半导体出口额为118亿美元，占对华出口额近10%。日韩间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除2020年疫情影响外，日企对韩投资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东北亚主要国家经过数十年发展形成了紧密的地区生产网络，已不再是单一的供应链模式，不再适合按国家发展阶段简单划分，地区国家共同构成亚太产业链供应链重要一环，这奠定了地区繁荣稳定的安全发展基调。

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东北亚主要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快速推进。历史趋势使然，产业、资本、技术、人员等在亚太自东向西转移，东北亚成为地区安全发展的领头羊、发动机。中日韩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冷战局势下东北亚地区形成的两极对立秩序，也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日韩经济关系加速发展，构建了互补型区域性产业链和经济网络，成为东北亚经济核心。自1999年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实现定期非正式会晤。2003年10月7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提出“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和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方面肩负共同的责任”。2004年11月，在《联合宣言》基础上三国领导人签订《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2008年12月，首届中日韩首脑会谈在日本福冈召开。2012年5月，中韩FTA启动谈判，2014年11月率先签订，2015年12月正式生效。2015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确定启动中日韩FTA谈判；11月，由东盟发起、中日韩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式启动。2019年11月，RCEP“完成全部20章节的文本谈判和实质性的市场准入问题谈判”,2020年11月正式签署，2022年1—2月相继生效。

RCEP为中日韩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制度安排，有利于区域生产网络进一步融合，夯实地区安全发展的根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添谷芳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迈克·望月等学者指出：“亚洲国家现在处于RCEP共同规则之下，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治理意义重大。RCEP标志着日本地区政策的积极发展，减少了亚洲的分散和分裂。”

虽然RCEP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中日韩FTA谈判受多种因素影响，至2019年11月共举行了16轮谈判，之后陷入停滞。2019年第16轮中日韩FTA谈判发布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提出通过“中日韩+X”合作模式深化三国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但“三方依然在规则层面存在较大分歧”。这一历史过程中，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现代化进程，蕴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洪荒伟力，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助力。随着奥巴马时期美国“重返亚太”,东北亚安全发展向好趋势被打破。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全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加大对东北亚地区的干预。2012年，受中日、韩日“岛争”冲击，中日韩合作停滞。2016年，“萨德危机”使中韩关系陷入低谷，三方合作再度搁置。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原则的“交易外交”,大搞长臂管辖，进一步扰乱了地区局势。拜登政府上台后，操纵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日韩安全互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再度加剧了地区割裂。

与此同时，中国正走入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地区安全发展的中流砥柱。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强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21年、2022年、2023年，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三大全球倡议强调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是引领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全球安全发展的重要理念，是为了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安全发展格局。面向国际，中国已提出并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八个全球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提出并推动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等十个地区层面命运共同体。

2023年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地区安全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双方应该深化合作、相互成就，切实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双赢。两国应立足更高站位、秉持更广阔视野，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亚洲价值观对地区安全发展来说至为重要。本质上，东北亚主要国家同沐亚洲文明，拥有众多地区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国际循环，与日本“贸易立国”“投资立国”基本国策、韩国“贸易立国”长期政策，必然体现在地区安全发展格局上。

虽然当前日本和韩国随美而动，扰乱了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但是在这些国家内部一直存在深化地区合作的声音。这些声音与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三大全球倡议有相通之处。例如，日本学者进藤荣一呼吁亚洲国家应建立“和平的共生”关系，中日韩应建立共同的“东亚价值观”。2002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日本与东盟为中心，扩大“ASEAN+3”机制；2010年，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表示应在经济合作基础上推动文化、思想、人才交流，创造21世纪共同体典范。1998年，韩国金大中政权提议成立“东亚展望小组”(EAVG),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目标；2013年，朴槿惠政权提出“东北亚经济依存度增大、安保合作程度不高”的“亚洲悖论”,提议构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2017年，文在寅提出“东北亚责任共同体”,试图通过加强中日韩三方合作，恢复六方会谈，发展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多边区域合作。深化合作是历史发展大方向，是东北亚实现繁荣稳定的根本所在。

二、东北亚安全发展的现实障碍

后疫情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展开，集中体现为战争与和平的角力、发展和安全的权衡、合作同对抗的拉锯。随着国际安全环境日益恶化，美西方急于抓住变局时代的主导权，重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在东北亚周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开启所谓向亚太体系化推进进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边机制”“五眼联盟”风起云涌，“印太小北约”渐有成型之势。美日韩持续强化战略合作态势，试图掌控规则制定主导权，追求用实力获取战略优势，这使得东北亚地区内原有安全矛盾与对立未能有效缓解，反而更趋紧张。美日韩试图通过机制建设来全方位、多层面地持续推进合作，以维持其地区竞争优势，这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一)全球层面的大国竞争与“阵营化”投射至东北亚，引发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焦虑，扰乱地区安全发展态势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启全面遏华。拜登上台后，不仅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强调“联盟及伙伴关系”是美国最重要战略资产，将“汰逐”中国列为战略优先事项。当前的东北亚局势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大国对抗加剧，中美两个大国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二是“阵营化”趋势，美日韩在军事、经济和价值观上联手，北约介入越来越明显；三是安全日益紧张，东北亚已成为全球军备竞赛最激烈地区之一。随着美国战略竞争政策走深走实，世界范围内正发生新一轮的政治经济结构性重塑，东北亚主要国家在安全发展上的向心力愈发不足。

日本是美国亚太政策的“马前卒”。2022年，外务省《外交蓝皮书》称，“世界已正式进入中美竞争、国家间竞争时代”,“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础”,“区域安全保障环境严峻、不确定性增加，美日同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2023年1月13日，岸田文雄与拜登在白宫举行会晤，双方就以美日同盟为基石，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经济合作达成共识。美日试图以美国为“矛”、日本为“盾”,通过深化和发展同盟关系主导地区秩序。此外，日本也是地区对抗认知的主要塑造者，紧张局势的重要鼓噪者。“经济安全保障”这一概念近几年才被日本保守政治家炒作起来。其用泛安全逻辑遮蔽经济的本质——发展，即发展是安全的目标和手段，将经济社会的认知塑造成“恐华防华去华”的唯安全论。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的观点，就是让投资者偏好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转成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坛沿着“大国化”“保守化”车辙一路右转，企图从“阵营化”“脱钩断链”中悟出“日本何去何从”这一历史性命题。

同时，拜登政府极力拉拢韩国，美韩同盟迅速升温。文在寅执政期间的韩国一直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2021年5月美韩首脑会谈后，两国同盟关系出现新转折。会后双方发表共同声明，确认两国将“以韩国的新南方政策与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携手合作，共同创建安全、繁荣、充满活力的地区。”会谈期间,韩国三星、现代汽车、SK、LG四大企业负责人随文在寅赴美，在半导体、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等尖端技术领域达成合作协议,韩国承诺将至少对美投资250亿美元。2022年5月,尹锡悦上台后展现出一边倒的“亲美”倾向。其在美韩首脑会谈后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为强化供应链、新兴产业尖端技术合作，扩大经济安保领域交流，两国签订“韩美供应链及产业对话”谅解备忘录，并在国家安全保障局间开设“经济安全保障对话”通道。尽管韩国在与美国的对话过程中尽可能回避中国话题，但在外交策略上已由“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转向“安全、经济都靠美国”。

随着美日、美韩双边同盟深化，美日韩三边关系也迅速加强。2023年以来，美日韩首脑外交活跃，相互间高层往来热络，推动三国外交关系持续改善。一是日韩恢复首脑穿梭外交，双边关系正常化。自李明博政府后期开始,日韩因历史、领土等问题而矛盾不断、日趋僵冷,日韩关系也因而成为美日韩深化合作的短板。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通过在强征劳工问题上对日妥协让步，推动日韩关系改善。继2023年3月尹锡悦访日后，5月岸田访韩，两国恢复首脑穿梭外交，启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边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如日韩时隔五年再度举行局长级的安全保障对话，时隔九年再度举行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时隔六年再度举行局长级的政策对话，凸显其双边关系升温态势，为三边合作推进扫清了障碍。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戴维营精神》联合声明，表示三方将定期举办首脑会谈和多领域三边演习，加强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关键矿产等重点领域的新兴技术合作，试点“供应链预警系统”。三国宣称要“开创三边伙伴关系的新时代”,提升合作机制化水平，强化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东京大学准教授佐桥亮评价说，该会谈是30年以来的首次专门会谈，意味着美国在东北亚构建“小多边”机制目标基本完成。美日韩同盟加剧了东北亚“阵营化”对抗风险，对地区安全发展根基构成侵蚀。在“阵营化”升级背景下，日本与韩国积极响应美国“去风险”“脱钩断链”战略。2022年，日本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减少5.7%,而对北美投资增加28.7%,对印度投资也增至2倍。

经济安全成为美日韩强化合作的新领域。一方面，美国拉拢日本、韩国打造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在具体议题上向中国设限施压。2022年12月，尹锡悦政府提出韩国版“印太战略”,强调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岸田政府也于2023年3月提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构想的新计划，注重经济安全秩序。在此背景下，“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机制成为美日韩强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美日韩渲染炒作所谓的“中国风险”,试图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削弱中国优势。特别是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美国拉拢日韩对中国施压。2023年7月，日本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新规定生效，相关设备出口中国时将面临诸多限制。舆论分析认为，日此举旨在与美步调一致，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去风险”“脱钩断链”是一种旨在通过增加交易成本破坏其他国家贸易优势的行为，也是对地区生产网络在全球竞争力的破坏。这是一种对全球化、对人类发展的倒退，必然垒高地区安全发展的风险。全球有东亚、北美和西欧三大政治经济中心，东北亚“阵营化”对日本和韩国来说也是一种反噬，“去风险”“脱钩断链”将增加其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世界各国经济紧密相连，任何过激、过急、彻底的脱钩尝试,都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经济损失。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一项基于IDE-GSM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阵营化”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最坏场景下的全球2030年GDP将比标准场景减少7.9%,其中日本、韩国、美国将分別减少11.6%、11.3%、12.0%。添谷芳秀、迈克·望月等学者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亚洲未来——为实现和平与持续繁荣的日本战略》这一报告的导言中指出：“新战略强调日本自卫能力和美日同盟的核心……似乎表达了构建自身综合国力的愿景……新战略提出的模式和日本自身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模式可能使亚洲在未来陷入混乱和分裂。”

(二)东北亚主要国家合作停滞，信任赤字不断累积

中日韩FTA自2019年第16轮谈判以来陷入停滞。2022年生效的RCEP是首个覆盖东北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机制，仍需进一步加深和巩固。美国试图在亚洲搞“亚洲版北约”,在东北亚联合日韩搞“阵营化”,从安全和发展上分裂地区，阻碍地区一体化进程，进而实现在东北亚地区的秩序主导权。2022年5月，拜登访日期间提出正式启动IPEF,日韩两国积极参与。2023年5月，IPEF部长级会议在美举行，会后各国签订了首个重要物资供应链协议，剑指半导体和重要矿产，旨在“摆脱对华依赖”。鼓噪“印太”概念，实质上是把地区发展的次要方面当作主要矛盾。添谷芳秀、迈克·望月等指出：“仅用‘印太’来界定亚洲地区是有问题的。‘印太’概念是把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强调海上互联互通。但这种对该地区的海上概念的强调也有缺点。‘印太’概念削弱了亚洲大陆的重要性，暗示了一种旨在对抗甚至遏制中国的地区取向。”其还提出：“鉴于RCEP重要意义，日本应积极参与RCEP进一步制度建设(如建立常设联合委员会),以提高其有效性……RCEP可能会对美国主导的在其盟国和伙伴国之间‘友岸外包’政策产生蛆龋。在这方面,日本应充分认识到与RCEP相关的经济安全挑战，同时确保美国理解RCEP在制定贸易标准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中国主导的反美亚洲集团。”

东北亚各国间的战略信任要精心呵护。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黑天鹅”“灰犀牛”“大白鲨”等现象频发，东北亚各国均须应对安全发展风险，破解国内国外安全发展领域的各种压力。例如，虽然美日韩三边关系得到加强，但日韩不稳定因素并未消除。2019年，日本强化三种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原材料审查，并将韩国排除在可获得贸易便利的“出口白名单”外。韩国政府认为此行为是对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对强征劳工问题判决的经济报复。尽管尹锡悦政权积极推动日韩关系改善，但日韩之间的不安与不满依然存在。日本担忧尹锡悦亲日外交能否长期化，韩国则对日本拒绝公开支持其主办2030年世博会、消极面对历史问题等存在不满。另一方面，放眼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乌克兰危机还未结束，巴以再起冲突，全球通胀尚未看到尽头，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成为个别地区、一些国家安全发展的稀缺品。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弥足珍贵，不可不用心呵护。东北亚主要国家应增加身份认同、价值观共鸣，重回美国“重返亚太”之前的正确方向。

此外，海洋污染、跨境河流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东北亚安全发展的难题。2023年8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正式启动核污水排海，引发中韩两国强烈不满。尽管韩国政府未明确表示抗议，但据日本非营利团体言论NPO调查，68.7%韩国民众反对核污染水排海。3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使东北亚安全发展态势更趋复杂。

(三)日韩两国的政治环境日趋保守，在发展问题上更愿意从经济保守主义角度思考和行事

安倍晋三将自己定义为“开放的保守主义”,在执政期间不断增強防卫能力，扩大军费开支，力主修宪。后安倍时代，岸田文雄继承了安倍路线,政策与执政方式“比安倍更像安倍”,傍美联欧、弱俄遏华的谋划运筹愈发凸显。在美国强化安全保障趋势下，日本政府调整了战后以来的综合型安全保障方针，逆经济规律强推经济安全保障。以所谓经济安全保障之名,日本以惊人速度系统构建了经济安全保障工具包。22019年10月，日本重修《外汇法》,强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各部门内部增设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科室。2022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并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从体制机制上与美国对标对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提出“战略自主”“战略不可或缺”两个关键概念，旨在减少所谓的对他国“过度依赖”以及增加其他国家在先进产业领域对日依赖。2023年10月，日本汇总了扶植重要产业和技术基础的行动指针草案，包括产业扶植政策、产业防卫政策、抗衡“经济胁迫”的国际框架三部分，意图推动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等先进技术开发，以及防止技术外流的出口管理、重要技术企业的网络安全等保护措施建设，建立不依赖特定国家的供应链。在安全方面，2022年12月，日本重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全保障文件，拟于2027年将防卫费及相关预算水平增至GDP的2%。据测算,日本防卫费2023—2027年将增至43万亿日元,相当于2019—2023年的1.5倍。

韩国自尹锡悦执政以来，政策层面也愈发右倾化和保守。其注重强化美韩同盟，将美韩同盟看作东北亚稳定基石，以及平衡中韩、日韩关系的重要支点，表现出显著的“倚美制华”偏好，试图通过经济安全保障参与尖端产业竞争、提升供应链韧性，实现“全球中枢国家”“中等强国”目标。2022年4月，还未正式上任的尹锡悦就提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Quad首脑会谈意愿。5月，尹锡悦政权宣布将以初始成员国身份加入IPEF,加强供应链合作。6月，尹锡悦出席北约峰会，标榜所谓“价值观外交”,要“与北约团结一致守护捍卫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观”。9月，韩国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初步会议，并于2023年2月参加了Chip4正式会议,就供应链的稳定化和多样化进行了讨论。2023年3月,尹锡悦借与拜登会谈契机,再次加快参与Quad的步伐。④6月,尹锡悦政权发布题为《自由、和平、繁荣的全球中枢国家》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強调经济安全保障已成为韩国外交的重要议题。57月,韩国和日本一道，与北约签订“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内容涵盖对话协商、网络防御、新兴技术等11个领域,“助长了北约向亚洲扩张的计划”。

政治保守极化体现为美日韩同盟安全合作的深化。一方面，美日同盟正围绕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谋求转型。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战略文件，提出要拥有攻击性军事能力，并将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意图增强武力介入地区军事冲突的能力。2023年1月，美日举行外长与防长“2+2”会谈，美对日新安全战略表示强烈支持。日本正在着力推动与美军在情报、指挥系统及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一体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美韩持续强化军事合作。尹锡悦上台后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恢复了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特别是同年4月美韩首脑在华盛顿会谈并发表《华盛顿宣言》,阐述强化美对朝延伸威慑的方案。美韩将成立新的核磋商小组(NCG),还将致力于联合执行和规划韩国在紧急情况下对美国核行动的常规支持，并完善在朝鲜半岛实施核威慑的联合演习和训练活动。根据美韩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美国不断向朝鲜半岛部署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及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核资产。

三、对东北亚安全发展的思考

东北亚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地区国家要看到安全发展的史之大、市之大、势之大、实之大、失之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

一是史之大。汉代以来，中国便与陆地相连的朝鲜半岛及隔海相望的日本建立了紧密联系，形成了东北亚地区的文明秩序和价值观，至今仍对该地区的发展和安全具有深刻影响。纵观历史，东北亚主要国家一直维持着频繁、密切的文化交流。尽管存在一些差异性与特殊性，但东北亚在整体上文化同源性强，习俗、文字、语言、饮食、宗教信仰等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例如，中日韩三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三国儒学大家王阳明、伊藤仁斋、李退溪分别提出过“良知”“忠恕”“敬”概念，均强调对他人的“信任”,“信任”根植于儒家文化，成为维系三国共同体的纽带。这是域内各国能够超越现实政治问题加强合作的文化和价值基础。东方文明长久以来的历史沉淀、共同的传统文化，要求地区国家本着“以史为鉴、开辟未来”的精神，构建超越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别的身份认同，凝聚安全发展共识，提升区域综合治理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负责任地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全面落实布特拉加亚愿景，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

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沉淀、共同的传统文化及东方文明，有利于东北亚各国重新构建超越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别的身份认同，凝聚区域安全发展共识，维护地区内的和平稳定，提升区域综合治理能力，促进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是市之大。作为全球经济最活跃地区之一，东北亚市场规模大、技术进步成就显著、发展潜力不断增强。2022年，东北亚核心三国中日韩的GDP总和占全球GDP总量的23.4%,比1999年提升6.4个百分点；三国间贸易额由1999年的130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7695亿美元，全球贸易额占比由11.3%增至18.7%。更具体看，三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51.2%,汽车产量占50%,集装箱运量占35%,本质上已形成相互依存、彼此交织的经济关系。东北亚已成为全球三大经济中心之一，是全球安全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即使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三国共同生产网络、共同市场的重要性仍未下降。2022年11月，《日本经济新闻》对百家日本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关于中国供应链问题的问卷调查，30%企业表示将继续扩大在华销售业务。对日企而言，在华投资收益率较高，2021年日企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为15.1%,远高于6.9%的平均值。2023年9月,韩国化妆品巨头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会长表示“中国市场依然重要”,期待在中国市场实现二次腾飞;11月,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孙京植访中,強调两国企业应加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端技术领域的交流,共谋新增长动力。

东北亚市场已深度融合，且仍有巨大发展空间。至2022年，中国已连续16年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连续19年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韩互为对方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韩间还存在新增市场空间，在医疗养老、金融、通信等领域合作需求大、互补性强。例如，日本在革新性癌症治疗技术领域的专利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一，硼中子治疗、重粒子线治疗、光免疫治疗等发展迅速，东芝能源系统公司2023年4月在韩国起用重粒子线治疗相关设施。2022年，中日韩三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6.1%,仅中国老年人口已超2亿。日韩在养老产业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技术，能够与中国千亿元级老龄市场深度融合。

三是势之大。东北亚地缘位置特殊，经济依存度高，生产要素互补且拥有巨大市场规模及潜力，发展具有天然优势。伴随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北亚快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正不断向东转移，亚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逐步显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所言：“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作为全球增长引擎，亚太肩负更大的时代责任。作为亚太地区领导人，我们都要深入思考，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是人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公正。东北亚“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不仅符合地区人民根本利益，还符合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面对域外国家干预和破坏东北亚安全发展环境，地区国家应重回正确道路，重启地区一体化进程。重要的是更进一步推动RCEP建设以及中日韩FTA,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开放导向、坚持绿色发展、坚持普惠共享，连续16年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连续19年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韩互为对方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韩间还存在新增市场空间，在医疗养老、金融、通信等领域合作需求大、互补性强。例如，日本在革新性癌症治疗技术领域的专利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一，硼中子治疗、重粒子线治疗、光免疫治疗等发展迅速，东芝能源系统公司2023年4月在韩国起用重粒子线治疗相关设施。2022年，中日韩三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6.1%,仅中国老年人口已超2亿。日韩在养老产业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技术，能够与中国千亿元级老龄市场深度融合。

三是势之大。东北亚地缘位置特殊，经济依存度高，生产要素互补且拥有巨大市场规模及潜力，发展具有天然优势。伴随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北亚快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正不断向东转移，亚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逐步显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所言：“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作为全球增长引擎，亚太肩负更大的时代责任。作为亚太地区领导人，我们都要深入思考，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是人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公正。东北亚“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不仅符合地区人民根本利益，还符合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面对域外国家干预和破坏东北亚安全发展环境，地区国家应重回正确道路，重启地区一体化进程。重要的是更进一步推动RCEP建设以及中日韩FTA,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开放导向、坚持绿色发展、坚持普惠共享，促进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

东北亚是践行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区域，国家的行为模式与互动关系决定了治理方向，要深化东北亚自贸、货币金融、三绿产业、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推动地区价值链和价值观更好融合。第一，以RCEP为抓手，进一步完善东北亚贸易投资规则。如，细化和深入政府采购、跨境数据流动、争端解决等前沿问题，推动构建地区技术合作规则。

第二，探索东北亚“绿色制造、绿色回收、绿色能源”产业规则体系，实现“碳中和”帕累托最优。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构建“亚洲脱碳共同体”。第三，完善东北亚自然灾害应急机制，构建解决灾害频发问题的地区援助体制。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实之大。放眼世界，和平稳定难能可贵，维护地区安全发展是东北亚各国的切实责任和根本利益所在。勿以小利而失大义、失大利。根据RCEP《实行关税率表》,中国对日最终免关税商品的比例为86%,对韩为86%;日本对华为86%,对韩为81%;韩国对华为86%,对日为83%。三国共同发展空间巨大。

贸易之外，三国在环境治理、绿色发展、第三方市场等领域已取得相当程度的实际进展。环境治理方面。1993年，“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NESPEC)正式确立；1999年，三国成立“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EM)。在这些合作机制推动下，东北亚环境领域的技术及信息共享、科学研究合作、教育工作不断深化。

绿色发展方面。2020年7月，韩国提出“绿色新政”,包括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绿色产业创新；同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5月，日本将“2050年实现碳中和”写进《地球温暖化政策推进法》。绿色发展以及“三绿”产业体系成为三国扩大合作的新空间。2022年，中国风力发电机企业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进驻日本市场，为富山县入善町海域的项目提供了三套3000千瓦的发电机；①2023年，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与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旨在促进中日企业碳中和合作。

第三方市场方面。2015年中韩FTA正式签署后，两国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与备忘录。同年，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与韩国韩华工程建设公司、西班牙联合技术(TR)组成联合体，以总承包建设方式承接了科威特阿祖尔炼油厂项目，该项目的主体结构建设已于2019年12月基本完成。此外，在中缅天然气、秘鲁地铁等项目中，中韩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了相互协作的错位发展机制。2018年，中日召开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同年，日本阪和兴业与中国宁德时代、青山控股集团、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在印尼设立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该项目一期工程于2022年9月顺利建成并正式投产，预计年产约50000吨镍和4000吨钴。

五是失之大。合作共赢是东北亚安全发展的根本出路。东北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生产网络，任何“脱钩断链”都需要企业付出大量成本，引发经济混乱与损失。日本媒体曾指出，若切断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日本经济损失将达53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0%。另有民间估算，与中国“脱钩断链”将使企业每年的生产成本增加13.7万亿日元，成本转嫁后的电脑和手机的本土平均零售价格将分别涨50%和20%。韩国方面，2021年对华出口额为1629.13亿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近1/4。”尹锡悦执政下，截至2023年2月，韩国对华出口额连续九个月下降，降幅达24.2%。”官方报告《2023年下半年经济政策方向》预测，韩国2023年GDP增长预期仅为1.4%，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出口乏力。”以半导体为例，日韩跟随美国“脱钩断链”面临同样的局面，将对其产业链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在华韩国系半导体、平板显示器制造企业将受到直接打击。”大韩商会会长崔泰源表示，“如果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我们就没有恢复能力”，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华投资额高达33万亿韩元和35万亿韩元，将遭受相当大的损失。

四、结语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少国家自保自顾倾向加重，政策滑向保守化的“小安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小圈子主义成为一些国家颇具共性的时代“小格局”。但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动荡变革最终要转化为人类社会曲折前进的注脚。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202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韩国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王毅提出，中日韩合作发展历程表明，三国合作具有深厚基础、强劲需求、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日韩应以更进取姿态，为促进地区和全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东北亚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球安全热点集中的地区之一，蕴藏重要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美日韩在安全发展问题上制造对立，推动阵营化态势不断强化，损害了地区合作的氛围，也有转移地区问题焦点、削弱合作动力等负面影响。冲突源于认知差异，实现东北亚安全发展要从以下三方面反思。

第一，要摒弃经济安全保障思维，更多从发展角度看世界、看亚洲、看东北亚，思考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是大趋势，但奠定国际格局最终方位的关键因素还是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进。以发展为中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各国如何抉择，将决定自身未来百年的前途和命运。东北亚各国要推动政策和舆论从经济安全保障回归发展，多思考如何构建东北亚新安全格局、如何用地区新安全格局保障地区新发展格局。

第二，要认识到区域生产网络的复杂多样性，不是简简单单的供应链问题。西方按照“经济安全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逻辑刻意引导塑造，把复杂的区域经济契合现实简单抽象为供应链问题，给社会形成一种认知错觉，即复杂的经济关系是单一的、很容易被斩断的链条，这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全球经济、区域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东北亚拥有紧密的产业分工体系，提升区域生产网络韧性非常重要，简单化处理只会造成安全发展的“布雷斯悖论”,破坏区域发展大势。在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新纪元，东北亚各国应顺应时代变化，发挥互补优势，在高新技术研发上更开放、更有胸怀，用新时代的工作方式培育共同的经济增长条件。

第三，要反思怎样在历史十字路口找到自身价值观。《孟子·公孙丑上》中讲：“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世界著名建筑与工业设计师黑川雅之在《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一书中指出：“日本人是西方世界观的奴隶……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在叙述自身应有的审美意识时，也不得不基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东北亚各国应看到区域合作的史之大、市之大、实之大、势之大、失之大，不要只顾低头弄巧，而应抬头看路，探索和重塑地区价值观，找到共同认知，回归共同发展之路。

世界正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格局拆解重组“才露尖尖角”。放眼世界，和平稳定难能可贵，维护地区安全发展是各国的切实责任和根本利益所在。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多极化进程应当成为各国团结而不是分裂、对话而不是对抗、合作而不是冲突、共赢而不是多输的历史进程。解决东北亚事务应当由各国一起商量，东北亚的前途命运应当由各国共同掌握，每个国家都能在地区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东北亚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东北亚的未来需要由大家携手创造。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树立积极友善相互认知，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中。(作者：刘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传播中心执行主任;徐玥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