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内容摘要：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美国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战略，莫迪政府亦在主动调适印度外交战略，并在结构层次有利态势和自身大国地位追求等因素作用下，推动形成更贴合印度诉求的“印太”愿景。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当前印度保持了外交上左右逢源的态势，印度既是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QUAD，以下简称“四边合作机制”）成员，又和俄罗斯和中国等一起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使得印度在参与“印太”地缘竞争与合作时占据一定的优势。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借助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心态，正深化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以加强对华地缘围堵，同时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具备较高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并日益展现联美制华意图，客观上加剧中国经略外部环境时的竞争压力。有鉴于上述态势，本文将深入挖掘印度政府文件、领导人著述和公开讲话等一手资料，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印度地缘战略地位独特，其外交决策受到多层次因素的影响，那么印度的“印太”愿景究竟具备哪些本质特征？印度“印太”愿景区别于美国“印太战略”，它是如何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变化而演变成型，在实践层面都有哪些特点？当前印度参与“印太”区域事务的热情及其影响力都在提升，但“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态势和区域内大国间战略关系多变，莫迪政府参与“印太”事务又将受到哪些国内外条件的限制？厘清上述问题有利于准确把握印度“印太”愿景的本质并理解印度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简要探讨各方的角力和互动将如何影响“印太”地区秩序的走势。

一、印度“印太”愿景的三个本质特征

当前印美关系进展到较高水平，印度已加入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并在美国组建的排华技术同盟中扮演积极角色，但美国并不满足于美印关系现状。2023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之前，美国国会提议印度加入“北约+”（NATOPlus）。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官方发出与印度结盟的明确信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也趁机刊文鼓动印度结束中立、与美结盟，强调美国容忍了印度自俄乌战争以来的中立态度，但美国的耐心迟早会耗尽，而西方国家可以替代俄罗斯对印度的战略支持。但是美国这一信号并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回应，印度方面明确表示无意加入“北约+”，从官方层面正式拒绝了美国的结盟提议。印度快速提高与美国战略合作的水平，同时始终坚持所谓战略自主，这成为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对外战略的鲜明特征之一。

美国战略界试图解释印度对美战略选择，例如美国学者阿什利·泰利斯（AshleyJ.Tellis）就在《外交事务》发文直指美国推行“印太”战略过程中押宝印度是个错误，印度发展与美合作的目标是增强自身防务能力，不会承担在其他危机中支持美国的义务，美国无法吸引印度加入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英国《金融时报》直接以《印度永不会与美国结盟》为题发表评论，认为过去二十多年里泰利斯是美国对印外交顾问和实际参与者，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如今他改弦易辙，已经充分认识到美印在“印太”战略和愿景方面的巨大差异。美国的结盟提议被拒以及美国战略界对双边关系进展表达出的失望之情，让外界充分认识到印度“印太”愿景虽强调与美合作，但在“印太”战略的目标与愿景和战略手段与方法等多个方面都有其特点。

美国对印度“印太”愿景的理解颇有后知后觉的意味，但是回归到莫迪政府以来印度在“印太”概念和实践方面的本质特征，可以发现其最大特点是强调大国外交，具体又可通过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强调印度作为大国开展的外交。这与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大国地位追求密切相关。在莫迪政府看来，印度已经是世界大国，自己的任务是维持和利用印度的大国地位谋求更多利益。因此，印度“印太”愿景下的外交理所当然属于大国外交的范畴。第二是强调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其“印太”愿景的核心是关于大国竞争的策略主张，外交实践也尤其关注印度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第三是强调大国竞争的平衡，这种平衡既强调防止单一大国主导国际秩序，也强调与体系内既有大国的平等外交，最终是为了实现印度关于国际权力格局多极化的目标。

在厘清印度“印太”愿景的本质特征之后，就可以理解印度“印太”愿景为何如此强调印度对中国和美国的策略选择。第一，印度战略界认为印度积极参与“印太”事务是全球化的持续作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更是受到美国需要仰仗印度来制衡日益崛起的中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认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对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因此当美国加强对华遏制力度时，印度总是能适时地向美国靠拢，以实现制衡中国和确保亚洲权力结构均势的目标。第三，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强与美战略合作，并不意味着其完全处于接受拉拢的被动位置，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容忽视。从外交实践来看，印度的“印太”愿景既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有着密切联系又有很多差异，与处于“印太”地理中心地位的东盟及其成员国有积极交好的一面，但又区别于这些国家整体对华友好的态度。

印度战略界关注印度与其他大国间的平等地位，尤其强调美印在“印太”框架下与美国的平等外交。印度人民党前总书记拉姆·马达夫（RamMadhav）就认为美国应该与印度发展更加平等的关系，“美国应首先理解和尊重印度在印度洋事务上的主导地位，印度才会涉入其在太平洋事务的当务之急”。马达夫强调在“印太”语境下的印美平等关系表现为印度对印度洋事务的主导权与美国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代表了印度人民党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外交战略目标和方向。阿克伊莱什·皮拉马尔里（AkhileshPillalamarri）则指出中国因素并不是印美关系的全部，不能认为中印关系紧张就必然导致印美关系持续加强，印度外交的民族主义特征明显，印度对美国主导或领导全球秩序的提法并不感冒，印度外交强调独立自主，对“印太”的地区愿景也是如此。因此印度参与“印太”地缘互动时强调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但并不仅限于与中国竞争，加强印度独立自主能力和实现印度大国地位追求，也是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重要动力来源。

随着印度“印太”愿景日益成型及其具体措施的出台，印度参与“印太”区域事务的热情和影响力都在提升，但是“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态势和区域内大国间战略关系多变，使得印度参与区域地缘合作也遭遇诸多限制。为此本文将从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回顾印度战略界对“印太”概念达成初步共识和莫迪政府实践“印太”愿景的过程。在厘清印度“印太”愿景的缘起与演变过程之后，本文将系统总结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印太”愿景的主要特点，发现其“印太”愿景的实践尤其强调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提升印美战略合作、推动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本文将着重分析印度发展“印太”愿景时面临的局限性，并简要展望印度“印太”策略选择将如何影响区域内国家间关系和地区秩序的走势。

二、印度“印太”愿景的发展变化

作为海洋地理概念的“印太”提法很早即出现，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演变则赋予其新的政治含义。印度是较早开始相关讨论的国家之一，印度国内的“印太”愿景经历了动态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接受阶段（2012年~2014年），“印太”概念开始得到印度官方的认可使用。第二阶段是积极融入阶段（2015年~2017年），莫迪政府利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与华竞争成分，为相对空洞的印度“印太”设想注入实质内容。第三阶段是回调构建阶段（2017年~2019年），随着印中和印美关系的动态发展，莫迪政府开始在“印太”问题上回调立场以加强大国外交的灵活性。第四是主动塑造阶段（2019年至今），开启第二任期的莫迪政府积极加强“印太”设想与印度整体外交战略和倡议的联系，试图构建一个更加符合印度外交目标的“印太”愿景。

（一）初步接受阶段(2012年~2014年）

2011年之前，印度国内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停留在一轨半和二轨范围，到了2012年2月，印度外秘拉詹·马塔伊（RanjanMathai）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到相关地缘政治术语的转变，“建立稳定、繁荣和安全的亚太地区———或者像我们一些人已经开始称呼的———‘印太’地区，对于印美合作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区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但是我们都清楚，这里蕴含着21世纪最大的机遇以及挑战。”这表明印度开始从外交层面回应美国对印美在“印太”区域的合作前景。印度防务部门也积极介入相关讨论，2012年2月底，印度防长安东尼（A.K.Anthony）表示，“冷战期间，全球大国的注意力始终在亚太地区，但现在他们正发现印度洋—太平洋或‘印太’之间的相关性并统筹加以考虑。”此后，印度国内对于“印太”概念的讨论增多，讨论者的官阶也在提高。

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和对外提示之后，印度政府对于“印太”概念的想法日益成型并在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对外交往和表态上得到体现。2012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Singh）在印度—东盟峰会上特意提出“我感觉我们的未来是相连的，一个稳定、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关乎我们的进步和繁荣。”《印度时报》注意到这是印度最高层面首次正式使用“印太”地缘政治术语，为印度其他官方层面使用该术语增加了合法性。辛格认为“东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和安全结构及制度的主要建构者和推动者。这些论坛机制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东盟的中心地位（ASEANCentrality）和领导作用，印度完全支持东盟在相关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辛格此次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表述，也成为继任的莫迪政府发展印度“印太”愿景的核心内容之一。

此后印度外交部门对于“印太”概念的表述日趋增多且内容丰富，并尝试将既有外交政策融入该框架之内。2013年5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表示印度将与日方一起“共同努力增强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为我们的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深化在共同的区域和全球利益问题上的对话”，并强调“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区域的海洋安全对于区域和全球繁荣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坚持自由航行的原则，根据国际法确保合法贸易的畅通无阻，和平解决海洋问题，携手开发海洋发展潜力，应对诸如海盗等共同海洋问题。”事后来看，辛格的讲话奠定了印度后期参与“印太”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基本路线，其此次讲话涉及的“印太”愿景，与后期莫迪政府对印度“印太”策略的表述基本一致，表明印度战略界对于印度参与“印太”设想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并在莫迪政府执政以后得以延续和发展。

不难发现，印度战略界对“印太”概念达成初步共识的过程，基本贴合美国大力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炒作抬升“印太”概念的时间段，也契合世界战略重心向东方转移的大趋势。“印太”成为新的世界地缘中心，给印度带来的红利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实质内容尚有待填充，美国已经开始在“印太”概念下主动加强与印度等“印太”地区枢纽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试图通过各种小多边机制来维持美国主导的区域权力结构。不过当时包括美日印澳在内的部分国家炒作新地缘政治概念有各自利益驱动，但在是否和如何联手制衡中国的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此阶段印度战略界只是开始尝试接受“印太”概念，印度国内相关讨论更关注“印太”区域内在的经济趋势并强调区域内各方的共同合作，这区别于美国强调“印太”地缘政治竞争的意图。

（二）积极融入阶段(2015年~2017年）

2014年5月，莫迪政府执政，延续了前任辛格政府对“印太”术语的概念化工作。莫迪政府首先发展了印度此前的“东向政策”，正式推出“东向行动政策”，致力于在太平洋南部加强印度存在并拓展印度利益。在2015年11月的东亚峰会上，莫迪表示自上任以来“印度更加深入参与亚太和印度洋区域事务，反映了印度国内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那就是该区域对于印度和世界来说非常重要，”莫迪还阐述印度对于区域安全和经济合作愿景的主张，“支持推动包容、平衡、透明和公开的区域安全和合作架构，必须共同致力于加强和遵守国际法……印度和东盟一样致力于实现自由航行和飞行，确保国际贸易畅通无阻。”莫迪在讲话中还提到了更广泛的网络和太空安全以及核不扩散问题，表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不仅关注区域经济合作，也将关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印度外交和安全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变。2015年，莫迪政府任内发布的第一份年度军事报告开始直接关注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事务，强调印度应积极应对新的国际地缘形势和正在改变的全球安全态势。2015年，莫迪政府还发布《2009年海军战略（2015年更新版）》。此次更新版海军战略明确提出印度海洋利益覆盖“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及沿海地区”，以及“印度洋西南方向，包括印度洋岛国和非洲东海岸沿海地区”，囊括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泛区域。该报告奠定了印度谋求泛印度洋区域战略利益的基本思路，即从海洋安全入手，加强印度海上力量建设，积极扩大印度在区域内的存在和影响力。这为印度拓展“印太”区域利益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南。这也是印度莫迪政府首次将西南印度洋地区，即印度洋板块靠近非洲的部分增列为其核心利益区，印度学界和政界层面关于“印太”概念的讨论开始见诸具体实践。

2015年3月，莫迪访问毛里求斯，在印度首次向毛里求斯出口的“科拉”级（Kora）护卫舰入列仪式上发表讲话，正式对外推出“萨伽”战略（SecurityandGrowthforAllintheRegion，SAGAR），意为“致力于区域全体的安全与增长”的印度洋战略。莫迪强调“印度90%的国际贸易额和90%的石油进口都通过海路运输……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专属经济区，海上安全是印度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随着印度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对海洋及其周边区域的依赖更胜以往……因此印度洋将是我们制定政策最优先考虑的区域。莫迪强调印度的目标是“致力于信任和透明，各国共同尊重国际海洋规则和规范，尊重各自关心的敏感问题，和平解决海洋问题，增加国家间海洋合作。”莫迪政府不断充实和发展印度的“印太”设想，表明印度日益重视“印太”区域战略利益，决心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扩展印度的国家利益。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美国项目总监德鲁瓦（DhruvaJaishankar）一直鼓动印度政府制定专门的“印太战略”。2016年，德鲁瓦在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提出印度一直以来以大陆事务为中心，现在应重新评估海洋对印度的重要意义。德鲁瓦认为印度海洋战略的优先事项至少包括贸易通道、可持续的资源基地、抵御军事竞争、非国家行为体和自然灾害的冲击等，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印度政府必须进一步提升能力建设，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建立信心措施和机构合作等。印度驻缅甸前大使高塔姆·穆克帕德哈亚（GautamMukhopadhaya）在《印度教徒报》撰文探讨印度在“印太”的潜在影响力，认为此前印度是担心亚太竞争效应外溢从而影响印度洋地区稳定，如今印度正转变观念，积极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执政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区域伙伴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印度各界正达成共识，积极统合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两洋策略以拓展印度利益。

（三）回调构建阶段(2017年~2019年）

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构想，意图联合区域内多个具有实力的大国和中等强国共同遏制中国，其中印度是美国倚重的国家之一。但此时美国“印太”战略仍缺少实质内容，由于涉及的各方利益各异，协调相互之间的战略诉求难度很大。虽然美国“印太”战略构想视印度为涉及的主要国家中的唯一非美国盟友，但出于“美国优先”战略考量，特朗普政府仍选择区别对待美国与印度的安全和经济合作，这加剧了莫迪政府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过程中，印度政府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明确支持。彼时的莫迪政府认识到在美国主导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并不符合印度外交利益，印度有可能因此失去外交战略调整转圜的空间。因此莫迪政府开始从积极融入美国“印太”战略构想的方向上回调，进而构建一个更符合印度大国战略和地缘政治现实的新愿景。

2017年6月，上合组织首次扩容，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拉贾·莫汉（C.RajaMohan）认为莫迪政府实质上是同时参与“印太”和“欧亚”两个地缘政治设想，前者表明各国日益关注“印太”区域的海洋安全问题，后者则是中俄携手加强欧亚心脏地带的陆权国联合。这使得印度获得区域内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莫迪政府相信印度可以发挥自身印度洋和太平洋结点国家的作用，最大化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证明了莫迪政府这种大国平衡战略的合理性。2018年，特朗普总统宣布对外加征钢铝关税，前后两批豁免名单中都没有纳入印度，美国财政部甚至准备将印度列入货币操纵国观察名单。这也是印度从与美国互动的过程中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美国出于国内政治或全球战略的考虑随时可以牺牲印度的利益，印度对外政策面临美国对印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给出了印度对“印太”愿景的明确表述。莫迪表示，对于印度来说，“印太”只是一个地理区域，莫迪还强调印度认可并支持东盟在印太区域的中心地位，印度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容、开放、团结的新“印太”，这不是一个战略或是小圈子俱乐部，更不是寻求主导权的国家集团，印度的“印太”愿景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这不符合印度对“印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定义，因此印度对“印太”区域的愿景是积极的。印度这一表态更加突出区域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与当时美国全力打造“印太”安全战略联盟的方向有着明显区别。印度还主动提升东盟在印度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这其中有着拉拢东盟与中国竞争和平衡美国在区域内主导地位的双重考量。

莫迪政府关于印度“印太”愿景的灵活表态为印度参与“印太”区域的大国竞争提供了更大政策空间。莫迪随后于2018年6月9日至10日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重申了上述主张。2018年6月6日至15日，印度政府未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印度主办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Malabar2018），印度军方在演习之前明确表示无必要赋予四边合作机制以军事意义。这也被认为是印度低调处理与美国“印太”战略密切相关的四边合作机制事务，以避免造成印度在牵头组建围堵中国的国家集团的印象。

综合来看，此阶段内印度积极发展自身“印太”愿景，其“印太”区域政策兼具不确定性与可塑性的双重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兰德智库刊文认为在武汉非正式会晤后印度明显表现出了外交上的摇摆，尤其是印度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签署了《青岛宣言》，明确表示“日益增多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正在损害经济全球化”，这与特朗普政府当时明确推行的“美国优先”及四处挑起国家间贸易纷争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该文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印度正成为“四边合作机制中最弱一环。”由此可见，对于印度在“印太”问题上回调立场，美国表示失望。

（四）主动塑造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莫迪以较大优势连任。2019年11月4日，在曼谷举行的第14届东亚峰会（EAS）上，莫迪正式对外宣布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议”（IPOI），明确印度将采取更多措施利用海洋资源、确保海洋安全。这一倡议明确了七大支柱，包括海洋安全、海洋生态、海洋资源、能力建设和资源共享、自然灾害应对和管理、科学技术与学术合作，以及贸易连通和海上交通等，莫迪还表示印度致力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共同建设安全、可靠和稳定的“印太”区域秩序。印度驻东盟前大使古尔吉特·辛格（GurjitSingh）认为，莫迪政府提出的“印太海洋倡议”致力于把印度建设成为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的领导者，发挥澳大利亚海洋生态建设的优势作用，支持日本在互联互通领域的主导作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海洋资源开发以及新加坡在科技合作方面的前沿领导作用。可以说，印度通过扩大与“印太”区域内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印度正在主动构建自身版本的“印太”愿景的明确信号。

2020年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政治和经济形势造成巨大冲击，但美国并没有因此降低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烈度，相反双方围绕疫情起源、防控理念等的争执加剧。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凸显了印度地缘政治的相对有利态势。当印度的疫情仍在发展的时候，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不降反升，从2020年1月的76%上升到同年4月底的83%。即便后来印度疫情失控，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仍居高不下，当年11月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疫情严重的比哈尔邦地方选举中也再次获胜。印度战略界倾向于认为对印度地缘战略优势的信心，叠加疫情期间的高支持率所带来的强大自信，使莫迪政府开始加大力度实践其“印太”愿景。事实上，疫情发生之后莫迪政府在对外战略态势中的主动性日益明显，“印太”概念成为印度战略界重点关注的内容。

莫迪政府加强了“印太”设想与印度整体外交战略和倡议的联系。2020年6月，莫迪政府发布印度争取连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优先事项文件，呼吁综合多种手段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强调这些手段的“指导原则包括对话、相互尊重、遵守国际法”，印度外长苏杰生将之总结为“5S”战略，即对话（samvad）、尊重（samman）、合作（sahyog）、和平（shanti）和繁荣（samridhi）。这些同样也成为印度“印太”设想的主要原则。与这些抽象的原则相比，苏杰生在2020年9月出版的《印度之道》一书则详细论述了印度参与“印太”竞合的具体策略和目标。苏杰生认为在现实主义政治回潮的情况下，印度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富有创造力的姿态平衡外部竞争手段，以最大化国家利益，并总结出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更大、多极化的时代中，联盟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强调印度要利用好全球环境，运用不同的策略与不同的对象国打交道，组合形成最佳的对外战略，同时与美国、中国、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等这些彼此之间竞争的大国接触，即印度需要“与美交好、管控中国、与欧洲国家培养友谊、安抚俄罗斯、拉拢日本、吸引邻国”。苏杰生认为印度最首要的任务是创造亚洲的平衡态势，只有先实现亚洲的多极化，世界的多极化才有可能实现。苏杰生的论述清晰地表明了印度“印太”愿景的优先目标是保持亚洲区域权力结构的平衡，这成为本文审视莫迪政府“印太”愿景具体实践的出发点。

三、印度“印太”愿景具体实践的特点

莫迪政府主动塑造印度“印太”愿景，其外交政策实践形成了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参与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与前文划分的阶段大致呼应，莫迪政府“印太”愿景具体实践的四大支柱内容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不过莫迪政府总体强调与美合作遏制中国崛起，推动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同时重提东盟“中心地位”，意在与中国竞争对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吸引力，同时平衡美国在“印太”框架下的主导地位，从而发展更广泛的“印太”区域概念内的双多边关系，提升印度在“印太”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一）突出强调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长期以来，中国认为印度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但这并不妨碍印度一直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随着中国崛起，美国自特朗普政府开始大力推行“印太”战略，试图拉拢印度组建遏华同盟。莫迪政府与华竞争政策迎来有利的国际地缘态势，而且国内因素方面，莫迪政府秉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要求从战略高度与中国开展竞争。早在莫迪政府执政之前，印度教民族主义母体组织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就于2011年通过决议，要求当时的辛格政府关注中国带来的全面威胁。服务团还从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出发，以发展印度本土制造业为名，要求“政府遏制中国对印度经贸系统的侵入”，“禁止中国制造企业在印度市场的自由扩张，禁止例如玩具、手机、电子电器产品等中国产品进口”。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还注重主权概念下的民众动员，例如2012年正值中印边界战争50周年之际，服务团通过决议重申印度政府应致力于印度主权问题，要求政府制定全面对抗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成为莫迪政府“印太”愿景强调印中战略竞争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基础。

莫迪政府对华竞争性政策突出体现在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态度上，尤其是倾向于从主权动员的角度看待中巴经济走廊（CPEC）。2017年3月，服务团通过决议要求莫迪政府重点关注中巴经济走廊。2017年5月，莫迪政府采纳了服务团等的建议，以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印度领土主权为由公开反对走廊建设计划，并抵制了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印度也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国家，并且莫迪政府强调主权借口，意味着其在相关问题上预留的妥协空间很小。莫迪政府还先后提出“季风计划”和与日本合作的“自由走廊基建计划”等，试图与中国在南亚地区开展互联互通项目竞争。莫迪政府决意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态势日益明朗，中印关系进入动荡期。2017年6月发生的洞朗对峙危机，更是让中印关系遭受严重冲击。

与随后莫迪政府回调构建“印太”愿景阶段相呼应，2017年9月，在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中印领导人举行会晤，加上之后的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印关系有所缓和。不过2019年成功连任和随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印度受冲击较小等情况，让莫迪政府得以提升对外政策信心，开始主动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印太”愿景。2019年8月，刚取得连任的莫迪政府即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并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分为二并设立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莫迪政府此举满足了服务团的意识形态诉求，但也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单方面划入其行政管辖范围。莫迪政府的举措毫无疑问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2020年6月，印度前线士兵非法进入中方加勒万河谷区域，挑起新一轮边境对峙并酿成流血冲突。事后印度官方嘉奖涉入冲突的印方士兵，并提及此次行动代号为“雪豹行动”，表明这是一次周密计划的突袭行动。可以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国内进展给了整个印度社会一种虚幻的强大景象，同时以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反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导致莫迪政府在中美之间的对冲策略也更加大胆激进，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也由此前的竞争与合作开始转向冲突与对抗。

莫迪政府积极迎合其国内叫嚣与中国进行经济对抗的声音，尤其是服务团关于打压在印中国企业的要求。早在2020年3月，莫迪政府宣布修改《外汇管理法》，加入了明确限制陆地邻国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的条款，目标直指中国对印投资。加勒万河谷事件后，莫迪政府开始扩大制裁范围，那些已进入印度并正常运营的中国在印企业和投资也面临印度政府打压。仅在2020年内，莫迪政府就发起四轮行动，先后宣布禁止抖音海外版TikTok等267款中国应用软件。双方边界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之后，莫迪政府仍保留了对华经济对抗措施，随后还积极迎合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所谓“脱钩断链”措施，持续在美欧国家之间游说印度替代全球产业链中的中国地位的前景。种种迹象表明，莫迪政府推动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和全球供应链替代是既定战略，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强调在主权概念下推动政府采取与华对抗措施，只是帮助减少了印度国内对华政策辩论可能需要的时间。至此，莫迪政府主动挑起对华战略竞争并扩大竞争范围的态度日益明确。

（二）快速提升与美战略合作水平

美国全面加强“印太”区域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为印度发展自身“印太”愿景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2016年6月，莫迪访美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表示印美关系“已经克服了历史上的迟疑，”并再次启用“天然盟友”一词来描述印美关系。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开始主动提高印度在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印太”战略概念，将印度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支点国家；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印度成为“全球领先国家”。美国的战略回应和对印度国际地位的主动提升成为莫迪推出“东向行动政策”之初能够获得的最大外部助力之一。2018年，印度被美国列为“战略贸易授权1类”（STA-1）国家，是韩国和日本之外第三个获得此类贸易授权的亚洲国家。这为印度采购美国敏感的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扫清了法律和政策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印太”框架下的美印军事技术合作，美国也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对印军售额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之一。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不再执着于美印贸易逆差问题，双方在“印太”框架下的地缘经济合作发展迅猛。2021年，印美双边贸易额达1134亿美元，印度对美出口73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326亿美元。美国正式成为印度最大出口国，同时也是其最大顺差来源国。印度对美贸易实现较大顺差的态势，符合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对外经贸时的理念，帮助减少了莫迪政府发展印美关系可能面临的国内阻力，也实质性地提高了美国在印度经贸战略中的地位。2021年1月，美国驻印大使对外表示，2020年中印边境对峙期间美国为印度提供了军事援助，帮助印度对抗中国。印美关系取得全方位的发展。对于印度来说，这些都是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带来的丰厚收益。

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继续宣称印度是美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志同道合的伙伴，是四边合作机制和其他区域论坛的推动力，是区域增长和发展的引擎，强调美国“将稳步推进与印度的重要防务伙伴关系，继续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印将共同努力并通过区域集团合作促进南亚的稳定”。尽管随后发生的俄乌冲突影响到了印美关系，但拜登政府仍坚持对印度的拉拢和安抚政策。2022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豁免法案，明确不会因为印度采购俄制武器而对印度发起制裁，并特别强调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不损害美印关系，因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军事崛起的重要一环。这也再次帮助印度确认了自己在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特殊地位。

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时注重组建基于议题和领域的小集团网络，在军事安全和地缘经济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激烈竞争”，这进一步凸显了印度的地缘战略作用。为了对中国进行技术遏制，美国加大在供应链重塑、数字经济、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与中国的竞争力度，在高科技领域推动与中国“脱钩”的“小院高墙”战略。2022年7月，美国主持召开的“2022年供应链部长级论坛”，包括美国、印度、欧盟在内的18个经济体参会，会后各方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一项“四点路线图”，目标是“建立集体的、长期的、有韧性的供应链”。《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美国主办此次论坛的目标是利用俄乌冲突造成的国际供应链脆弱态势，说服各国加紧推动“友岸外包”战略，最终意图是在全球供应链中排挤打压中国等国家。可以说，美国的对华战略为印度带来新的机会，莫迪政府希望借机为印度企业承接部分产业转移，为推动印度企业全球扩张铺平道路。

（三）稳步推进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

与印度“印太”愿景发展阶段相似，印度对四边合作机制的态度也经历了动态的演变过程。印度所主导的“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是从1992年开始的印美联合军演发展而来，一直是美日印澳四边军事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年度“马拉巴尔”演习参与成员的变化是外界考察印度对四边合作机制态度的重要内容。2015年之前，日本能否参加演习是外界关注的焦点，2015年日本成为第三个正式成员后，澳大利亚能否参与这项年度军事演习成为新的观察点。

在较长时期内，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曾被认为是缺乏实际目标与能力的对话机制。2017年11月，四国外交和安全系统局级官员在东亚峰会召开之前举行对话，标志着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开始机制化进程。印度外交部还专门刊发声明谈及印度对四边合作机制的看法，着重强调“东向行动政策”将成为印度在“印太”地区政策的基石。不过随着莫迪政府在“印太”愿景构建方面的回调，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进程进展缓慢。至少在2017年至2019年，印度都小心避免“马拉巴尔”演习与四边合作机制完全挂钩，而澳大利亚未能正式参加演习，这基本对应着莫迪政府“印太”愿景的回调构建阶段。

进入2019年，莫迪政府积极推动四国之间的军事合作。2019年12月8日，印日举行了首次“2+2”部长级对话。印度和澳大利亚于2019年12月9日举行了第三次“2+2对话”，并讨论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动向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印度和澳大利亚官员还讨论了签署双边协议的可能性，以便为印澳两国的陆海空三军共享军事后勤资源构建基本框架。印度与其他三国的“2+2”部长级对话逐步成型，印度借此强化了自身在四边合作机制中的核心位置。当年12月10日，印度宣布将与四边合作机制的另外三个合作伙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签署共享军事后勤资源协议。至此，四国之间形成了以军事安全功能性合作协议为支撑，以四方安全对话、“马拉巴尔”军演等为主要内容的多边防务关系，拓展了四国合作的外延和内涵。

在莫迪政府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自2020年开始，澳大利亚成为“马拉巴尔”演习的正式成员国。此后，印度开始主动推动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2021年3月12日，四边合作机制举行第一次视频峰会，标志着四边合作机制从局级—副部级—部级到领导人级别会谈的逐步升级。有研究认为，印度积极参与四边合作机制首脑峰会并促成峰会机制化，明确展现了以四边合作机制为核心建立反华同盟体系的意图。这也成为拜登政府关于“印太”战略和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从领导人的表态还是重要政府文件中，都可以发现印度方面对四边合作机制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加，例如在出席2022年5月举行的四边合作机制领导人峰会期间，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突出强调印美防务合作的重要性。据笔者统计，印度外交部的年度报告近年来提及四边合作机制的次数在不断增加，从2019年的3次，到2021年的33次，直至2022年的67次。可以说，印度已经把四边合作机制设定为外交战略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四）强调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在接力打造印度大国战略的进程中，印度历届政府有着相当清晰的延续性，莫迪政府上任后将“东向政策”调整为“东向行动政策”，表明其将接续拓展印度外交的地理属性，在不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向更广泛的“印太”区域进发。④印度与东盟的对话和伙伴关系超过30年，印度战略界倾向于认为印度“东向政策”向“东向行动政策”发展是个自然的过渡过程。按照印度国内的一些观点，印度很早就是“印太”区域的主要行为体之一，例如印度定期参加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等。莫迪政府提出“东向行动政策”并没有脱离其前任辛格政府在对东盟外交上的表态，莫迪上任以来对“印太”概念的构建保持了与“亚太”概念的联系，只不过其“印太”概念更突出海洋观。2017年7月，印度外秘苏杰生谈到印度对东盟“中心地位”的理解时称“印度觉得是时候加强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接触，毫无疑问东盟就是桥梁———从心理、政治甚至实体层面都扮演了桥梁作用。”自此，印度开始通过自诩的“净安全提供者”作用，积极游说区域内国家支持印度介入东南亚事务。

在政治层面，莫迪政府对于印度东盟政策的表述也日益成型。2018年1月25日，莫迪在东盟—印度领导人会议上向外界表示历届印度政府都致力于将东盟“中心地位”构建为印度对东盟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为了体现印度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印度总理莫迪多次访问东盟，并把共同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升到战略高度。东盟于2019年推出《东盟“印太”展望》，核心目标是巩固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地区话语权。在美国加剧地区地缘竞争之际，东盟的这一立场有助于保持地区秩序稳定。而莫迪政府对东盟“中心地位”概念的政治支持开始得到回报，在2021年10月28日举行的第18次东盟—印度领导人会议上，双方通过了《东盟—印度关于在“印太展望”框架内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联合声明》，开始全面加强双方在海洋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

莫迪政府还加强了与东盟重点国家之间的双边往来，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成为莫迪政府重点经营对象。近年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安全合作进展较快，开展了海上联合军演以及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体现了印度维护自身利益、追求大国地位和制衡中国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新加坡是较早与印度展开安全合作的东盟成员国之一，常年保持了印度在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同时新加坡也是“米兰”军演的常客。印度积极发展与越南的政治和经贸合作，还利用越南与中国的竞合心态，试图协调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以在印越关系中加入制衡中国等因素。2023年6月，印越签署后勤支援协议，允许对方使用己方军事基地进行维保和补给工作，这是越南首次与外国签署此类协议；印度还承诺在给越方的1亿美元信用额度贷款下帮助越南建造12艘高速巡逻艇，并宣布追加5亿美元防务贷款额度，帮助越南进一步提升国防能力；两国防长还签署《面向2030年印越防务联合愿景》，表明双方沿着印度所谓“印太海洋倡议”等拓展双边关系。总体来看，印度“印太”愿景中的东盟中心主张，意在将印度的战略视野投向马六甲海峡以东更广阔的南海地区，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地理界限正变得模糊。印度积极争取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支持，作为印度介入“印太”事务的抓手。不过印度的“印太”愿景强调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致力于与美国合作建立排华的地区安全架构，这与东盟总体对华友好立场拉开了距离。

四、印度推进“印太”愿景的制约因素

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有颇多举措并取得一定成果，印度从积极推动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到主动掀起与中国经济“脱钩”再到积极迎合拜登政府对华“小院高墙”策略，印美关系快速发展。莫迪政府还在其“东向行动政策”框架下主动提升与东盟关系，试图从地区经济与安全两方面加紧构建排除中国的地区框架。不过当前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其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同时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进一步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带来的限制

印度教民族主义当前已经发展成为印度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影响力开始外溢到外交事务。既往的印度对美政策是猜忌与合作并行，同时强调对华竞争与合作，表现为在政治和安全上不信任中国，但强调对华合作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同时印度与华竞争态势还有利于其在美国方面寻求更多战略回报，从而帮助印度从中美两头获利。莫迪政府前期总体坚持了这一政策，但2017年以来，服务团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开始主动涉入对华经贸和中印洞朗对峙等问题，不断激化中印两国矛盾。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以来，服务团更是强调主权概念的民族主义动员，强势推动莫迪政府对华采取全面对抗政策，要求莫迪政府全面提升应对中国挑战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实力，同时注重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在实力（shakti）维度上超过中国，在权力范围（vyapti）内围堵中国。随着服务团加强干预莫迪政府对华外交决策，两国关系中竞争和冲突的一面日益突出，中印关系不断恶化。

服务团在经贸领域秉持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并将与中国竞争和冲突心理带入两国经贸领域。这种狭隘认知影响了印度对华贸易，迎合了印度国内情绪，但并不符合印度的实际经济情况。在政治对抗和边境对峙之外，服务团还推动莫迪政府在经贸领域对华经济部分“脱钩”并试图在全球供应链中替代中国，但是202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360亿美元，印度对华出口大幅下降、进口大幅增加。这一态势出离了印度各方力量的预期，只能说明印度经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反而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对印度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印度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冲击印中贸易，还正在影响印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多边自贸协定的认知相对狭隘，认为印度如果不能出口更多商品，就无法从自贸安排中受益，会冲击国内企业、损害印度就业。例如2019年12月，莫迪政府宣布退出即将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核心理由之一就是RCEP并不符合印度利益。印度退出RCEP成为莫迪政府回调构建印度“印太”愿景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印度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因此受到冲击。以印度与东盟货物贸易为例，2011年双边贸易额为742.3亿美元，当时尚能占东盟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3%；到2019年，这一数额为771亿美元，不仅增长缓慢且占东盟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比例不升反降，仅为0.27%。印度战略界坚持从单边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角度看待与东盟的合作，这不仅使得印度错失了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秩序的良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印度在所谓“印太”愿景下坚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落空。

在宣布退出RCEP之后，莫迪政府转向双边贸易谈判，希望在不引发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力量反对的情况下，达成几项有利于印度的双边自贸协定，改善自身国际贸易的保守形象，以抓住当前地缘经济合作的机遇窗口。2021年和2022年，印度先后与毛里求斯和阿联酋签署了不太全面的贸易协议。2022年12月，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印澳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ECTA）正式生效。与此同时，印度还在与英国、欧盟、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自贸谈判，在双边自贸谈判领域料将达成更多协议。但考虑到印度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莫迪政府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入驻印度的举措以及对外的双多边自贸安排，都将持续受到服务团及其分支机构的严格审查。

（二）综合实力不足带来的限制

莫迪政府强调“印太”愿景下印度可以借助独特地缘优势发展自身实力，但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并没有能兑现其对国际社会广泛宣传的发展潜力，它与中美的经济实力差距反而在扩大。2023年7月印度《德干先驱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发现，美国GDP从2019年的21.3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25.4万亿美元，中国GDP则从2019年的14.3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8.1万亿美元，美国与中国的GDP增幅分别达到4.1万亿美元和3.8万亿美元；而印度政府虽然宣称近年来经济增速领先全球，但印度GDP从2019年的2.85万亿美元只微增至2022年的3.39万亿美元，增幅仅有0.54万亿美元。文章进一步指出，如果以现价美元计算，印度经济发展情况则更不容乐观，2019年至2022年间，美国GDP的增幅达到5.99%，印度GDP增幅为6.08%，考虑到美印之间经济规模的巨大差距，印度的这点经济增幅优势不仅微不足道，还表明印度与美国经济规模的差距反而在拉大；同期现价美元计算中国经济增速，2019年至2022年中国年均GDP增幅达到了8.1%，也进一步扩大了相对印度的经济规模优势。

莫迪政府坚持对外营造印度制造业发展潜力无限的形象，但自其上任以来印度的制造业发展缓慢。2014年9月，莫迪政府宣布“印度制造”计划，并提出到2022年（后延至2025年）让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5%提高至25%的目标。此后印度推出了多种投资和生产激励计划，但是自2015年以来，制造业占印度GDP的份额实际呈下降趋势，到2019年占GDP比例是13.47%，创下莫迪政府执政以来的新低，此后一直保持在14%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自莫迪政府上任以来，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不升反降，其发展态势实际是萎缩。仔细审视莫迪政府吸引外资的成绩单也可以发现，虽然2019年至2021年印度引进外资金额逐年上升，但是占全球份额的比例却从3.4%下降到2.8%；作为对比，同期中国引进外资占全球份额却从14.5%上升到20.3%。正是考虑到印度的实际经济情况，有美国学者指出印度经济潜力被夸大，实际无法与中国展开竞争。

印度投资和经商环境正成为外界审视印度经济能力的指标之一。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1年投资环境报告》（2021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认为在印度做生意充满挑战。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2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forEconomicFreedom）表明，印度经济自由度世界排名第131位，在39个亚太国家中，印度排在第27位，远低于地区和全球平均水平。那些已进入印度市场的跨国企业也需要适应印度糟糕的投资和经商环境，无法适应的企业只能选择退出印度市场。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2014年至2021年，2783家在印度注册运营或有分公司业务的跨国公司选择关闭在印业务，考虑到目前在印度有实际注册运营业务的跨国公司总共只有12458家，这一数字表明印度市场机会和营商环境等吸引力有限。2021年，福特汽车宣布退出印度，但在谈判遣散补偿时遇到困难，最终在福特汽车平均为每个印度雇员提供约62个月的薪水之后，金奈福特雇员工会才签署最终的协议。另一家美国汽车企业通用公司的情况更糟，自五年前决定结束在印业务后，仍需要给印度公司员工支付50%的工资，直至达成最终的遣散补偿协议。这些试图退出印度的跨国企业面临诸多刁难，表明印度的投资和经商环境已经糟糕到相当程度，这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印度经商环境的负面观感。

（三）拜登政府“美国优先”实践带来的限制

特朗普政府执着于解决国际贸易逆差问题，在印美贸易方面实际执行的是政经分离策略，即区别对待美印安全与贸易合作，这一时期印美双边经贸关系面临诸多挑战，这也促使印度的“印太”愿景演变进入回调构建阶段。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不再纠缠于美国对印贸易逆差问题，并延续了主动提升印度国际地位的策略，以便让印度发挥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桥头堡作用。

不过无论是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PEF），还是加紧构建细分领域的“小院高墙”策略，拜登政府展现出持续的“美国优先”倾向，其在推行“印太”战略时实际投入的资源非常有限。印度急切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地缘经济合作，但美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却呈下降态势，仅在2021年美国对印直接投资额就比前一年下降25%，同期欧洲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也在下降。在莫迪政府非常看重的芯片领域，拜登政府通过推出《芯片和科学法案》，对外清楚地展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引导科技企业回流以帮助美国重新夺取和维护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霸权。拜登政府推动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时，坚持出台不利于韩国电动汽车在美销售的政策。由于拜登政府的一揽子补贴和激励计划，欧洲国家也面临严重的企业回流美国问题。这一态势表明拜登政府对外战略仍保持了鲜明的“美国优先”特点，考虑到美国的对手始终面临打压，这也说明“美国优先”策略主要是针对其盟友和伙伴国而言的。

在看到美国传统盟友面对本国制造业投资流失时的窘境，莫迪政府显然不应该奢望拜登政府给予印度更多超过这些美国盟友国家的待遇。当前印度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但对于外界关切的贸易问题，拜登政府明确表示IPEF谈判不会讨论消除美国关税壁垒问题，也不会对外提供市场准入的便利条件，更不会承诺削减关税。这种明确态度使得IPEF在起步之初就面临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这也成为莫迪政府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2022年9月9日，IPEF第一次部长级会谈结束，印度选择退出四大支柱之一的贸易谈判，印度也是赴美参会的13个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IPEF的国家。印度商务部长戈亚尔（PiyushGoyal）表示，印度现阶段并不准备加入IPEF贸易合作，但将继续参加该框架谈判，最终将基于“国家利益”做出决策，确保印度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可以说，莫迪政府发展贴合自身利益的“印太”愿景，但却遭遇拜登政府“美国优先”实践，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莫迪政府的外交策略选择以及“印太”愿景可能产生的效用。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计划本质上是为了推动美国对于制造业全产业链要素的控制，实际与包括印度等国家在内的制造业发展计划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2022年12月，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晶圆厂举行移机典礼，未来预计总投资额约400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例之一。拜登在移机典礼讲话时特意指出，“这里将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此前苹果总是从海外采购先进芯片，如今他们可以在国内打造供应链，这将改变游戏规则。”在一些印度战略人士看来，无论是之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现在的IPEF，都服务于美国重新夺取亚太地区经济主导地位的目的，这不符合印度防止单一国家主导区域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目标。对于印度这样的区域强国来说，可以从美国与中国的“激烈战略竞争”中寻找获利空间，但也可以因为其“美国优先”实践而备受打击，当前美国主导的“印太”地缘合作模式的脆弱性即在于此。

（四）“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带来的限制

印度享有当前地缘政治态势带来的不少战略机遇，但复杂地缘态势带来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有着广泛的全球利益，在区域层次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仅就“印太”事务而言，印度既可能因为美国调整全球战略而受到冲击，也可能因此产生与美国在区域内的利益冲突。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等相关涉乌决议投票中，印度三度投出弃权票，并拒绝西方国家对俄进行公开谴责的要求。印度的应对策略符合自身利益，但从印美关系来看，在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之际，印度实际展现了“微妙的挺俄立场”。印度这一立场遭到欧美的强烈指责，美国总统拜登直接指出印度“立场不坚定”。美印关系因此面临挑战。

2022年3月，欧美逐步展开对俄制裁，但印度决定继续采购俄罗斯石油，并与俄探讨绕过美国金融机制采用第三方货币结算。至此，印度应对策略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明显温差，展现了相对明确的维护俄罗斯的立场。2022年7月，印度央行（RBI）更是宣布在国际贸易中启用卢比结算机制。该机制将帮助解决欧美制裁条件下印度与俄罗斯的贸易结算问题，也有利于遏制印度面临的美元外流和本币贬值问题。这也表明印度将继续保持印俄联系，未来也具备条件与类似伊朗这样面临西方制裁的其他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

面对印度在俄乌冲突上坚持采取有悖于美国利益的做法，美国开始调整此前一味迁就印度立场的做法。2022年9月7日，拜登政府宣布重启对巴基斯坦军售，一份4.5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将帮助巴基斯坦维持现有F-16战斗机群的战力。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标志着美国将转变自特朗普时期的禁止对巴军售政策，美国对巴军售引发印度强烈不满，印度国内指责美国此举是报复印度在俄乌冲突之际坚持维护印俄关系的做法，印度防长公开向美方表达关切。拜登政府坚决否认外界传言并反对印方说法，但美方重启对巴军售事件在印度国内持续发酵，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公开表示印度不会被美国蒙骗。此后，拜登政府还宣布将巴基斯坦移出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灰色名单，这意味着“印太”背景下美国有意重新回到印巴联动的策略，利用美巴合作制衡和影响印度对美政策。

2022年9月7日，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在与印度进行“深度对话”，劝说后者重新考虑其对俄政策，但印度外交部从发言人、外秘再到外长都对此进行驳斥，强调印度不是他国可以通过“施压”手段达到政策目的的国家。面对印美关系的复杂局势，印度外长苏杰生指出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已克服对美战略疑虑，并在印美关系上取得突破，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印度会跳跃到与美国结盟的地步，印度更愿意选择在自身大国外交框架下的印美竞争与合作策略，只是在两国都面临中国崛起挑战的情况下，印美关系将更多地表现为合作多于竞争。2022年9月30日，印度媒体曝出美国对一家总部位于孟买的印度石化贸易公司实施制裁，这是美国首次对与伊朗进行能源交易的印度公司采取制裁措施。可以认为，随着美国在多个议题上加大对印度的施压力度，印美在“印太”地缘战略目标和手段上的分歧开始显露，印太地缘政治的复杂态势仍将持续。

结论

美国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战略，组建联盟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企图可谓昭然若揭，但美国“印太”地缘战略的效果将持续受到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对于印度来说，当前的国际环境相对有利，尤其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和美国需要印度帮助制衡中国崛起等因素，这是印度积极参与“印太”事务的外部逻辑。莫迪政府上任后，印度的“印太”概念实质化过程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化，中途因为特朗普持续实践“美国优先”策略并对印执行安全与经贸问题区别对待政策，促使莫迪政府从之前积极融入美国战略的立场上回撤，转而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强调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四边合作机制的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主要特点，为印度全方位介入区域事务奠定政策基础。同时，莫迪政府受到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等因素的制约，印度自身实力不足也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积极寻求一个能帮助其实现制衡中国的外部力量，美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当前印度把提升印美合作作为其“印太”愿景的核心内容，但印度对美国兼具追随和疑虑心态，这影响了其参与“印太”事务的态度和方式，具体表现就是印度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和联美制华的趋势不变，但印美关系发展仍然反映出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这符合印度战略界关于印度应从不结盟转向“多向结盟”的主张，也意味着印美在特定议题上可能基于利益趋同而结盟，其他特定议题上也可能基于利益分歧而存在竞争。这为中国全面客观地研判区域内国家间关系和地区秩序的走势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印度对华进攻性战略与实践以及美国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战略的情况下，“印太”地区秩序将持续动荡，但未来五到十年出现一个主导性的国家间联盟的可能性较低。当前，印度是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的主要国家，莫迪政府对这一地位的认同可以成为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的基础，这为中国经略对美和对印关系以及推动域内国家携手塑造地区秩序提供了有利契机。（作者：谢超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