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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冲到选边:乌克兰的战略取向与俄乌冲突的困局

发布时间:2024-08-14 来源:国际合作中心

内容提要:泽连斯基政府执政以来,延续了波罗申科时期“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战略,持续推动与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强化与北约的安全合作,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对抗。为此泽连斯基政府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方法和策略密切与西方关系,十分注重公共外交,主动与西方社会加强互动与沟通,在国际组织、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发声,争取西方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亲西方外交为乌克兰争取到大量援助,同时也给乌克兰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首先,泽连斯基寻求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打破了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的均势,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升级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泽连斯基加速推动加入北约和欧盟进程,增加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促使普京与西方提前摊牌,进而采取预防性行动。其次,亲西方外交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西方与乌克兰不是正式的联盟关系,为了避免引火烧身,西方选择不直接介入危机,仅提供有限援助,无法满足乌克兰打赢战争的需要,导致冲突变为持久战和消耗战,乌克兰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持续扩大。同时,“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削弱了乌克兰外交的自主性,增加了外交和谈的难度。俄乌和谈受西方的牵制而陷入僵局,导致乌克兰深陷地缘政治危机而无法自拔。

始于2014年的顿巴斯冲突在2022年升级为俄乌冲突,迄无结束迹象。目前,乌克兰正处在战时紧急状态,根据乌克兰法律无法按期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因此泽连斯基不得不“超期服役”。持续多年的地缘政治危机与乌克兰对外战略取向存在紧密联系。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泽连斯基政府不得不调整外交目标,综合运用多种外交策略,提升与美国、欧盟和北约的战略关系,对抗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压力。

乌克兰危机从爆发到全面升级,乌克兰不仅彻底放弃对冲战略转向了“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战略,还正式提出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外交目标。泽连斯基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对外战略》等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成为欧盟和北约正式成员”。同样,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战略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乌克兰外交的自主性,导致在俄乌和谈问题上受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牵制。

一、文献回顾

国际关系学界对乌克兰对外战略关注并不多,欧洲学者一方面赞赏泽连斯基政府的亲西方外交,另一方面也不看好和平解决俄乌分歧的前景。

西方学者更多考察俄乌冲突对大国关系、全球秩序和欧洲安全的影响。西方学者赞同泽连斯基的亲西方外交政策,但对乌克兰安全、加入欧盟和融入西方前景普遍感到担忧。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研究员塔拉斯·库齐奥(Taras Kuzio)早在2019年就对泽连斯基外交作出悲观预测,认为泽连斯基受国内政治影响无法打破俄乌僵局,双方关系有可能继续恶化。挪威学者认为,俄乌明斯克协议注定失败,双方在安全和领土问题上的分歧无法弥合。卡内基中心学者萨斯(Gwendolyn Sasse)认为,泽连斯基外交面临经济重建、赢得战争和加入欧盟三方面的挑战,其中安全因素是关键,如果不能赢得和平,其他目标就无法实现。

俄罗斯学者则关注乌克兰民族主义对泽连斯基政府外交的影响以及西方对乌克兰外交自主性的制约。俄罗斯学者对泽连斯基外交研究不少,普遍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对泽连斯基外交的影响较大,将俄乌关系恶化归咎于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也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乌关系恶化是西方大国和北约的唆使和挑拨的结果,乌克兰外交缺乏自主性,成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工具。俄罗斯学者谢苗诺夫在分析了泽连斯基与波罗申科的外交政策后认为,两届政府在顿巴斯和谈中的立场变化不大,泽连斯基尝试通过多种方法修改明斯克协议。

中国学者主要关注大国的乌克兰政策以及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的影响,对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外交关注不多。

本文聚焦乌克兰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以及全面倒向西方的动机,分析泽连斯基外交的地缘战略逻辑,系统梳理乌克兰外交的战略取向对俄乌冲突走向的影响。

二、乌克兰对外战略取向的形成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是乌克兰外交的分水岭,不仅导致乌克兰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还引发了一系列外交转向和安全危机。俄罗斯趁机将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高度自治。严重的领土争端和地区分离运动导致乌克兰彻底放弃对冲战略,在外交和安全上全面倒向西方,实施“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并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战略写入宪法。泽连斯基上任以来,延续了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亲西方外交战略,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乌克兰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泽连斯基政府批准的《乌克兰国家安全战略》《乌克兰军事安全战略》《乌克兰对外政策战略》《乌克兰经济安全战略》和《乌克兰信息安全战略》等文件中,加入欧盟和北约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全面倒向西方不仅被乌克兰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抵抗俄罗斯安全压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更被视为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一)乌克兰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

乌克兰寻求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客观形势不断变化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竞选总统期间,泽连斯基虽多次承诺延续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继续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但对何时加入欧盟和北约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2019年4月,泽连斯基在与波罗申科的公开辩论中表示:“融入西方世界的前提是乌克兰社会作好准备,并且通过全民公投予以确认。”泽连斯基在2019年5月的总统就职演讲中再次强调:“乌克兰走向欧洲和北约的路线是由公民自己选择的,总统的任务是为人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指出,只有获得全民公决批准后,该国才会加入国际社会(即加入欧盟和北约)。最初,泽连斯基只是延续波罗申科政府与欧盟和北约进行“务实合作”的基本基调,并没有提出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的具体目标。波罗申科深知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存在着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没有提出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时间表。波罗申科政府2015年版《乌克兰国家安全战略》只是将“确保乌克兰融入欧盟,并为加入北约创造条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泽连斯基在2020年批准的《乌克兰国家安全战略》仅将“发展与主要外国伙伴的战略关系,主要与欧盟、北约及其成员国和美国的务实合作”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原则之一。

进入2021年以后,乌克兰外交开始转变,泽连斯基政府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对外战略目标,希望正式加入西方军事政治经济联盟。泽连斯基不再满足与北约和欧盟的务实合作,而是提出要成为正式成员。这一政策开始超越其前任波罗申科,将对外政策目标从波罗申科政府的“加强与北约和欧盟合作”升级为“获得欧盟和北约的正式成员资格”。2021年3月,泽连斯基批准了修改后的新版《乌克兰军事安全战略》,正式提出乌克兰军事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根据威慑、稳定和互动的原则预先准备并全面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以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提出“促进乌克兰融入‘欧洲大西洋安全空间’,以及获得北约成员资格”。2021年8月,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对外政策战略》中明确提出,乌克兰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将获得欧盟和北约的正式成员国资格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路线;以对抗俄罗斯、确保乌克兰的独立和国家主权、恢复其领土完整为优先事项;促进乌克兰出口和吸引外国投资,保护乌克兰公民在国外的权益,在世界上树立该国的正面形象。

(二)泽连斯基调整外交战略的动因

促使泽连斯基强化乌克兰亲西方外交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国家安全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也有大国竞争的影响。

首先,转向“一边倒”亲西方外交与乌克兰受到的国家安全压力有重要关系。顿巴斯冲突和克里米亚问题一直是关系到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自2014年后,乌克兰一直将俄罗斯视为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由于俄罗斯在解决顿巴斯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较为强硬,坚持要求乌克兰落实明斯克协议,按照“施泰因迈尔方案”修改乌克兰宪法,给予顿巴斯地区特殊的地方自治地位,并将落实“施泰因迈尔方案”作为与泽连斯基政府恢复和谈的前提条件。因此,乌克兰将解决国家安全和领土问题的重心转向北约,希望通过加入北约缓解来自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压力。泽连斯基政府在2021年版《国家军事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暂时占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领土。”该文件强调,俄罗斯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威胁到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可能导致对乌克兰的武装打击进一步升级,并引发欧洲的国际武装冲突。

其次,强化“一边倒”亲西方外交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浪潮有直接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乌克兰的主流民意,民众普遍反对政府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对俄罗斯作任何让步,曾多次举行大规模的暴力抗议事件。由于顿巴斯问题涉及乌克兰的核心国家利益,乌政府落实明斯克协议存在巨大的政治阻力。乌克兰是一个年轻的多民族国家,存在地方分离倾向的地区不仅有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还有西部靠近匈牙利的外巴尔喀阡州,乌克兰社会十分担心给予顿巴斯地区自治权会引发国家全面分裂。2019年10月,当媒体传出泽连斯基政府准备同意按照“施泰因迈尔模式”给予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后,乌克兰全国多地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行动导致泽连斯基从内部缓和俄乌关系的想法最终失败,于是转向更积极的亲西方外交。在泽连斯基对俄缓和政策彻底失败后,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在2021年年初再次死灰复燃。泽连斯基外交更加亲西方,争取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以此争取西方加大对俄劝说外交的力度,借欧盟和北约来打破俄乌和谈僵局。

最后,拜登调整美国外交政策是乌克兰加强亲西方外交的客观因素。乌克兰独立以来,一直希望融入西方世界,但是欧盟和北约反应较为冷淡,乌与西方合作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立场。2021年1月,拜登上任后美国外交开始回归建制派立场,强化联盟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政策上的消极立场,上任不久就派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乌克兰,积极介入乌克兰事务。拜登外交的转变让泽连斯基政府转向寻求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泽连斯基政府不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争取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国资格”作为外交目标,还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紧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次加入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的联合制裁。2021年3月,乌克兰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制裁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媒体和官员。10月,泽连斯基政府又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案为由扩大对俄制裁。

(三)乌克兰“一边倒”亲西方外交转向的形成

泽连斯基转向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以此实现在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上与西方进行利益绑定的目标。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乌克兰与西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和条约,搭建起了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主张,支持乌克兰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的诉求。2014年,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地位协定》,不仅实现与欧盟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还在政治、司法、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跟随欧盟。

2020年,乌克兰成为北约第六个“机会增强伙伴国”。北约“机会增强计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合作内容:(1)军事标准的北约化,将适用于北约正式成员国的标准扩大到了“伙伴国”,要求“伙伴国”使用统一的北约军事行动程序和军事设备,北约也给予这些国家在北约战术、作战和战略行动中类似于成员国的地位;(2)更深度的军事合作。“伙伴国”将获得与北约进行更深入合作与对话的机会,北约也将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多军事和技术支持,提供更多深度参与北约联合军事行动的机会;(3)更稳定的安全合作机制。北约将与“伙伴国”建立定期安全磋商机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进行高层次政治磋商。北约还将定期与这些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军事互访活动。北约在信息共享方面给予“伙伴国”类似于成员国的权限。在地区安全危机管理过程中,北约与“伙伴国”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4)多层次的合作平台。在北约威尔士峰会后,北约与“伙伴国”建立起了多层次的相互合作平台,包括各种合作委员会、工作组和专家团体,涉及议题领域包括指挥和控制系统、教育和培训、演习、后勤等。任何北约委员会或机构都可以组织有“伙伴国”参加的会议,如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等。总之,乌克兰获得北约“增强伙伴”地位后,除没有北约正式成员拥有的集体防御条款保护外,几乎可以完全分享北约在信息情报、军事演习、地区干预和培训后勤等多个方面的军事资源,几乎等同于拥有北约成员国地位。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欧盟和北约纷纷建立起支持乌克兰的固定机制,承诺提供长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召集约50个国家成立了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长期机制——“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截至2024年6月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98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2023年,北约与乌克兰成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乌克兰与北约的合作。2024年6月,北约峰会宣布建立长期援助乌克兰的机制,承诺每年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三、乌克兰“一边倒”亲西方外交的实践、途径及特点

(一)泽连斯基政府亲西方外交的具体实践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为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压力,乌克兰放弃了独立以来奉行的对冲战略,选择“一边倒”的亲西方选边战略,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写入宪法。

1.强化与欧盟政治、经济和外交一体化

欧洲一直是乌克兰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不仅因为欧盟是乌克兰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更重要的是欧盟国家在乌克兰国家治理和经济现代化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对冲对俄罗斯一方的依赖。乌克兰一直希望加入欧盟,将“欧洲一体化”作为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的化重要手段,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与欧洲进行利益绑定。2014年3月,在乌克兰危机后不久,乌克兰临时政府就与欧盟签署了《欧盟联系国地位协定》,从法律上确定了乌克兰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根据《欧盟联系国地位协定》,欧盟不仅免除大部分乌克兰产品的进口关税,而且还承诺每年提供一定的发展援助和贷款,帮助乌克兰按照欧盟标准改革司法、政治和社会政策。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对乌克兰的入盟请求态度冷淡,认为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求乌克兰切实落实与欧盟的联系国地位协议规定的政治和司法改革内容。泽连斯基上任以后频繁与欧盟委员会、法国和德国等欧洲领导人会面,积极回应欧盟的政治、司法和安全改革要求。从2019年开始,泽连斯基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腐败、安全和司法改革。在欧盟的要求下,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和人民公仆党在议会推动修改宪法,取消议员豁免权,出台《反寡头法》,限制寡头的政治影响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明显加快。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对乌克兰入盟问题也明显积极起来,将入盟作为推动乌克兰国家治理改革的工具,并在安全、外交和经济上释放了支持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大陆每个国家的稳定都影响着欧盟。她说:“如果我们的联盟没有足够快地拉近同候选国的距离,其他国家就会填补这一空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则表示,如果欧盟不继续扩大,整个欧洲大陆将变得更加脆弱。2022年2月28日,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泽连斯基政府迅速正式签署了加入欧盟的申请,要求欧盟启动特殊加入程序,给予乌克兰欧盟行动计划资格,启动入盟谈判进程。6月23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批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欧盟候选国,格鲁吉亚为潜在候选国。欧盟委员会在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的建议中提出七个条件,要求乌克兰在政治、金融和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关于司法的要求涉及面最广,要求乌克兰进行宪法法院改革,完成最高司法委员会和最高法官专业委员会的改革,并继续打击腐败。2023年9月26日,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表示,乌克兰已全面落实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12月14日,欧盟宣布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2024年6月13日,欧盟27个成员国代表“原则同意”在6月25日开始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进行入盟谈判。

2.积极提升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争取援助,但避免卷入美国内政

美国作为冷战后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是乌克兰外交优先方向之一,更是乌克兰对冲俄罗斯影响力的筹码。泽连斯基上任后抓住美国民主党对俄罗斯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迅速提升与美国的战略关系。2021年9月,乌克兰与美国签署了新的战略合作宣言和国防伙伴关系战略基本原则协议,这标志着乌美战略合作进入了新阶段。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乌克兰更加看重美国在维护其国家安全上的作用。自从法国和德国主导的“诺曼底四方会谈”陷入僵局后,乌克兰对邀请美国介入的期望值逐步升高。提升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始终是乌克兰外交的重要方向之一,泽连斯基政府延续波罗申科时期争取美国“直接下场”的政策,在处理涉及乌克兰的美国司法调查案时十分谨慎,利用美国国内政治议程打开与白宫直接对话的僵局。2019年8月,美国情报人员检举特朗普总统“以权谋私”,指责特朗普以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泽连斯基政府调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父子。泽连斯基政府在调查拜登父子问题上特别谨慎,采取了小心回避的策略,极力避免被直接卷入美国国内党争。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寻求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希望乌克兰及其公民避免卷入华盛顿的内政之中。”

泽连斯基规避美国党争的政策赢得了民主党的好感,促使拜登打破了不直接介入乌克兰问题的禁忌。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美俄关系和美乌关系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拜登公开宣称普京是“杀手”,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现实威胁。乌克兰与美国关系则迅速升温,拜登总统一改特朗普时期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上任后不久就派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乌克兰,同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和外交支持力度,仅在2021 年美国向基辅拨款额就达到6.5亿美元。2021年8月,泽连斯基受邀访问美国,双方签署了战略防务框架协定,该协议还确认了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支持乌克兰提升安全能力。时任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克里斯蒂娜·克维恩(Christina Kvien)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不可接受的行动,我们还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装备和武器。”这一时期,美乌两国关系实现战略性突破。2021年8月两国签署了《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研发合作框架协议》和《国防伙伴关系战略基本原则协议》,扩大美乌在黑海防御、网络安全和侦察情报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同年11月两国又签署新版《美国—乌克兰战略合作伙伴宪章》,承诺扩大两国在政治、安全、防务、发展、经济、能源、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战略合作。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牵头人。泽连斯基在冲突后首次外访就选择美国,美国的支持成为乌克兰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2022年5月9日,拜登政府批准了总额约400亿美元的《支持乌克兰租借法案》。2024年4月,美国又批准总额达608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2024年6月13日,美国与乌克兰签署为期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正式确立美国长期援助乌克兰的制度框架。

3.持续提升与北约的安全合作

与北约进行安全合作是泽连斯基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泽连斯基曾经表示,促使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的回归以及通过使用伙伴关系提供的所有机制拉近与北约的距离是乌克兰所有外交官的优先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前,虽因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在短期内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但泽连斯基政府仍将加入北约视为外交重要目标之一。泽连斯基执政后持续提高与北约的安全合作水平。2020年2月,乌克兰承诺将修改《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明确“乌克兰的最终目标是正式加入北约”。6月乌克兰获得北约第六个“能力增强伙伴国”地位,从标准、指挥、后勤和训练等方面与北约统一。9月14日,泽连斯基政府在新版《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发展与主要外国伙伴的战略关系,主要是与欧盟、美国、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务实合作。2021 年 3 月 25 日,泽连斯基政府在《乌克兰军事安全战略》中首次正式提出:“乌克兰要加强与欧盟、北约、美国合作,促进乌克兰融入欧洲-大西洋安全空间以及获得北约成员资格。该文件还提出:“乌克兰国防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北约化,根据欧洲-大西洋原则和标准加速国防改革,确保未来加入欧盟和北约,并确保乌克兰有足够的军事能力。”

在泽连斯基政府的持续努力下,乌克兰与北约关系得到快速提升,合作机制和合作水平逐渐接近北约的“准成员国”。在2023年7月举行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北约同意成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北约国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双边的“长期安全承诺”,准备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保障协议。截至2024年6月,乌克兰已与15个北约成员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获得长期的军事援助承诺。

4.将俄罗斯视为欧洲安全威胁,加强“俄罗斯威胁论”宣传

泽连斯基将“俄罗斯威胁”作为强化与西方战略关系的主要理由,以此建构与欧洲国家的安全利益共同体。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乌克兰不断宣传“俄罗斯威胁论”,鼓动中东欧国家阻挠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阻止北约恢复与俄罗斯的安全对话。同时,泽连斯基不断强调乌克兰与欧洲在安全利益、价值观上的一致性,阻挠德法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干扰德法等国扩大俄欧能源合作的计划及“北溪-2” 天然气管道的修建和投产。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对俄外交的重点放在孤立和反击俄罗斯,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制裁和谴责俄罗斯的行为。

(二)乌克兰“一边倒”亲西方外交的途径及特点

泽连斯基在强化与美国、欧盟等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威胁的共识,争取国际社会更多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1.强调与西方在安全观和价值观方面的一致性

首先,积极支持北约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权。乌克兰不仅自己积极寻求加入北约,还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西方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泽连斯基上台后,多次观摩北约在欧洲的军事演习,并要求北约在其境内举行联合军演。2021年7月23日,泽连斯基总统批准了《关于深化乌克兰融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紧急措施》,从法律和政策上再次确认加入北约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国家安全任务之一,将采取各种外交措施和技术手段密切与北约的军事合作关系。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持续强化乌克兰与西方各国在安全上的统一性,将乌克兰描述为“为西方世界安全而战的斗士”,争取获得西方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安全支持,以提高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能力。

其次,突出乌克兰外交的价值观取向。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完全转向西方,在价值观上尊崇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公开与俄罗斯提倡的保守主义和“可控民主”分道扬镳,不断强调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泽连斯基执政以来,在政治上不断强调乌克兰的西方价值观属性,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上升至价值观和文明层面。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不断强调“乌克兰在为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而战”。通过强调乌克兰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的统一性,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与西方世界在价值观层面进一步绑定。泽连斯基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称,乌克兰与欧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乌克兰正在与俄罗斯作战,以保护 “欧洲的生活方式”。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士兵正在与世界上‘最反欧洲的力量’作战,将乌克兰的命运与整个欧洲的命运联系起来……没有自由的乌克兰,就无法想象自由的欧洲。”2023年12月,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称,他的国家正在为“我们的自由和你的自由”而战,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战争;由于乌克兰在防御方面的成功,使得其他欧洲国家免受俄罗斯的侵略。

2.彰显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道义制高点

乌克兰相较于俄罗斯是一个弱国和小国,受制于自身国家实力的“弱小”,缺乏物质层面的资源,因此泽连斯基外交将道德作为发挥影响力的领域之一。泽连斯基与西方不仅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上进行绑定,还试图在价值观、道德和情感层面建立信任和认同。泽连斯基政府在多边和双边外交层面上大打“人道主义牌”,通过展示俄乌冲突给乌克兰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来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2022年4月7日,乌克兰、美国和英国等58个会员国共同提出了一份联大决议草案,要求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该草案获得投票通过。在随后举行的人权理事会席位改选中,俄罗斯最终落选。2022年10月11日,联合国大会以高票通过了乌克兰等国提交的题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捍卫《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决议草案,获得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的143个会员国的赞成票,显示泽连斯基在发展与非西方国家外交关系上有所斩获。

根据联合国数据,俄乌冲突给乌克兰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超过1 000万乌克兰平民沦为难民,其中47%是女性,另外33%是儿童。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察团(HRMMU)证实,在俄乌冲突两年间,与冲突有关的暴力事件造成一万多名乌克兰平民死亡,近两万人受伤。2022年4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了布查市平民死亡的一系列视频和图片,指责俄军对这些平民犯下了暴行。该事件在欧洲引发一场严重反俄的人道主义浪潮,十余个欧洲国家先后驱逐逾百名俄外交人员。2022年10月和12月,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后,俄军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展开持续约两个月的大轰炸,乌克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欧洲议会和G20领导人峰会等多边平台上批评俄罗斯,呼吁谴责和孤立俄罗斯。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很多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升级对俄经济制裁。同时,乌克兰通过不断宣传俄乌冲突的人道主义悲剧,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俄乌冲突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斗争印记,特别是对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俄乌冲突升级发挥何种作用的思考。

3.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公共外交

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是泽连斯基时期乌克兰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日趋多元化,从过去的政府部门扩大至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党社团等,使得国家外交的对象逐渐扩大,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体外交逐步扩大至对象国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甚至可以直接与对象国的普通大众直接互动。通过互联网自媒体和新媒体传递本国的外交政策和立场,争取社会公众在政治和舆论上的支持,进而影响对象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乌克兰在社交媒体上展开公共外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由著名的演员转型而来的政治家,他的执政团队有着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从宣布竞选到当选执政一直坚持在互联网媒体上与本国公众进行沟通,积累了丰富的舆论公关经验。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西方主流社交媒体 “脸书”和“照片墙”等平台宣传泽连斯基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以此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乌克兰其他高官扎卢日内、丹尼洛夫、库列巴也频繁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甚至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撰文,阐述乌克兰的外交主张,介绍俄乌冲突动态,争取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的关注。乌克兰高官甚至打破外交惯例公开批评某些西方领导人,以此向一些援助乌克兰迟缓或犹豫的国家施压。通过多重舆论宣传、领导人形象包装,积极参与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活动来提升乌克兰的曝光度,介绍乌克兰外交主张,吸引更多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俄乌冲突的重视。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形象外交也是乌克兰公共外交的亮点。泽连斯基总统本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拒绝了英美等国出国避难的劝靠,坚持留在乌国内,确保了乌克兰国家机器在战时的正常运转,在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树立了“英雄”的人设,这对提升乌克兰外交形象和宣传乌克兰外交主张有不少帮助。2022年7月26日,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颁发了温斯顿·丘吉尔领袖奖。2023年5月,德国政府向到访的泽连斯基颁发了查理曼奖(Charlemagne Prize)。为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泽连斯基活跃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G20峰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多边平台上,宣传自己的政策立场和主张,争取更多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泽连斯基由于在地缘政治危机中的表现而迅速成为西方世界明星式的政治家。

四、乌克兰的战略取向调整与俄乌困局

通过对泽连斯基外交的研究可以发现,亲西方外交不仅给乌克兰带来益处,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地缘政治危机的发展和解决产生了消极影响。亲西方外交为乌克兰争取到北约和欧盟国家的大量援助,同样也给乌克兰摆脱地缘危机造成牵制。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亲西方外交是导致乌克兰危机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肯尼迪·华尔兹在分析均势理论时指出:“权力的增加也许会,也许不会有助于安全目标的实现。例如,当存在着两个联盟的时候,如果一方在吸引他国联盟方面更加成功的话,这种行为也许会诱使另一方冒险发动预防性战争,希望能够在实力差距扩大之前通过突袭取得胜利。”泽连斯基的选边外交不幸地验证了这个观点,乌克兰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仅未能缓解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冲突,反而加剧了大国在乌克兰的地缘安全竞争,促使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乌克兰“摊牌”,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和失控。泽连斯基推行“一边倒、亲西方”外交政策,虽然使乌克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升温,但也增强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这种战略取向导致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西方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刺激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因此,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普京发动的是“预防性战争”,与所谓的“帝国野心”无关。

第二,亲西方外交是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获得西方全面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乌克兰实力虽弱,但并不意味着其在国际关系中无所作为。泽连斯基时期的乌克兰外交实践说明,在冷战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下,弱国也可与大国主动设置国际政治议题,并影响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走向。虽然乌克兰尚未加入欧盟和北约,但泽连斯基政府仍然通过“安全利益外交”“价值观外交”“道义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多重手段与西方确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关系。乌克兰让西方意识到俄罗斯的行为是针对集体西方的,唤醒了很多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安全恐惧,将乌克兰与欧洲国家的安全利益进行绑定,给予乌克兰特殊的盟友地位。西方从维护 “自由世界”安全的角度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援助,从危机的“调停者”转变为 “参与者”。泽连斯基的外交将一场力量悬殊的大概率的败局转化成了大国战略博弈的僵局。

第三,亲西方外交在地缘危机中的局限性。由于乌克兰尚未加入欧盟和北约,因此西方国家在支持乌克兰上设定了政治和安全条件,仅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情报和训练援助,明确拒绝直接出兵参战。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时都附加一定的政治和安全条件。西方国家要求乌克兰不得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避免自身直接卷入战争,避免援助刺激俄罗斯发动核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在俄乌冲突之前就明确表示,美国不会直接派兵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而可能对俄方施加“前所未有”的制裁。美国和欧盟在援助武器上附加了诸多质量、数量和使用范围的限制,不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远程武器,担心引起俄罗斯进行核报复。2024年5月,虽然英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取消援助乌克兰武器使用范围的限制,美国和德国仍然坚持“有限解禁”,只能攻击俄乌边界附近的军事目标,不得攻击莫斯科。美国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也十分谨慎,不同意降低入约门槛。拜登表示,美国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过程简单化,乌克兰仍需满足入约的所有相关前提要求。美国和北约不同意乌克兰快速入约,就是为避免北约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冲突。总之,西方对乌克兰援助是有限度的支持,底线是不能引火烧身。

第四,亲西方外交削弱了乌克兰外交的自主权。寻求加入大国主导的联盟对小国和弱国意味着联合外部力量对抗安全威胁,但同时也意味着要部分放弃外交自主权。泽连斯基寻求加入西方联盟的“一边倒”外交实践表明,这一政策或许可以用于维持安全均势和预防危机,但也会成为自身摆脱和化解危机的包袱和牵绊。西方国家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存在着立场与意愿不匹配的严重问题,他们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诉求的立场较为积极,但一些西方国家的援助意愿并不高,不足以帮助乌克兰摆脱地缘政治危机。俄乌冲突已进入第三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暴露出明显的“战争疲劳症”,在援助乌克兰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维护冷战后国际秩序和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出发,从长期遏制和消耗俄罗斯的角度考虑,反对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割地求和”,导致俄乌冲突不断升级扩大,乌克兰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持续增多,深陷大国地缘博弈的泥潭难以自拔。

结论

梳理乌克兰战略取向调整的历程可以发现,由于大国竞争导致的地缘危机在乌克兰持续发酵,安全压力夹杂着民族主义使得乌克兰外交的政策选择空间十分有限,从对冲战略转向“一边倒”亲西方战略成为泽连斯基政府的唯一选择。地缘危机既是泽连斯基亲西方外交的原因,也是泽连斯基寻求与西方结盟外交不得不承受的结果。顿巴斯冲突和克里米亚问题事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乌克兰高涨的民族主义使得泽连斯基政府在对冲战略中对俄缓和政策注定失败。但是,乌克兰转向选边战略非但未能缓和矛盾,反而加速了地缘危机发展,导致乌克兰进一步融入西方,大国在乌克兰的地缘竞争日趋激烈。乌克兰战略取向与俄乌冲突为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弱国和小国在外交和安全上“选边站队”同样存在一定的风险,寻求结盟外交不仅可以构建和维持“均势”,同样也可能打破“均势”,引发战争和危机。(作者:张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