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辩论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学术界出现讨论“全球南方”的热潮。其中，“全球南方”概念、使用情境及战略运用成为议论焦点。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迅速复兴，一些人排斥且强调谨慎对待，另一些人则接受并主张创造性使用。美国战略学术界主要从六个层面探讨“全球南方”的使用情境。在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正逐步获得更多的战略自主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是利益受损的集体，但其影响力逐渐增强；在地区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视为中国和印度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技场；在全球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看作是中俄与美西方争夺的焦点。在地缘政治经济层面，“全球南方”中的关键摇摆国家代表了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层面，“全球南方”是一个多元化的混合体。研究发现，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辩论起始于现实政治的迫切性，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其认知兼具多样性与局限性，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倾向；其主流观点在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中获得认可，未来可能会提出更具挑战性的观点和方案。面对美国对“全球南方”采取的新攻势，中国须深化对“全球南方”的认知，避免陷入美方设定的议题陷阱，进一步明确本国的国际定位，并坚定地同“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对现行国际体系、规则规范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被认为是后冷战时代终结的标志。此次冲突激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团结，北约从“脑死亡”中迅速“起死回生”。然而，美国争取“全球南方”国家谴责和制裁俄罗斯的行动收效甚微。“全球南方”展现了不盲从西方国家的姿态，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和本国利益自主地表达立场。例如，2022 年 4 月，当联合国大会就一项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进行投票时，82 国表示反对或弃权，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等“全球南方”国家。在 2023 年 2 月，130 多个宣布不参与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俄乌冲突及“全球南方”的选择对美国战略学术界反思“全球南方”的概念、属性、地位及全球秩序的发展方向具有直接刺激作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智库举办的“全球南方”研讨会明显增多，美国知名外交与国际关系类报刊上有关“全球南方”的文章也大幅增加。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 2023 年称为“全球南方”年。知名财经媒体《金融时报》将“全球南方”评为 2023 年度热词之一。

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概念的缘起与范围、使用情境及战略运用等进行了广泛讨论。美国战略学术界在引领议题的设置与讨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考察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概念的认知与辩论，分析其讨论“全球南方”的情境及反映出的思维逻辑，或可窥见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大国竞争、全球秩序上的政策方向，为中国的有效应对提供参考。

一、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基本认知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流变、范围与属性

第一，“全球南方”的概念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演变过程。美国学者将“全球南方”的根源追溯到 1926 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撰写的《南方问题》（The Southern Question）。葛兰西在其中首次提出“欠发达的南方地区”这一概念。此后，法国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 1952 年将国际社会按经济收入和意识形态划分为三个世界。其中，“第一世界”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指的是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第三世界”指的是那些刚刚摆脱殖民统治且非常贫困的国家。1969 年，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Preston Oglesby）将这个“第三世界”称为“全球南方”，并感叹“北方对南方世界的统治”。美国战略学术界多位人士均提到 1980 年前西德总理勃兰特领导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表的《北方—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又称“勃兰特报告”），将“勃兰特线”（Brandt Line）作为区分南方与北方国家的分界线。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全球南方”项目主任萨朗·希多雷（Sarang Shidore）、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全球秩序与制度项目主任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都表示，南方与北方的划分在西方世界受到广泛关注与“勃兰特报告”密切相关。这份报告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对国家进行区分。较富裕的国家绝大多数在北半球，较贫穷的国家则集中于南半球。

第二，“全球南方”的范围较广。从地理上讲，其涵盖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广大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77 国集团”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全球南方”的具体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对此美国战略学术界众说纷纭。除了人均收入的高低，是否有被殖民的历史、国家规模及其与大国的关系、是否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选择对俄制裁等，都成为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评判标准。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战略学术界明确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但对中国的归属存在分歧。

美国战略学术界广泛使用“全球南方”指代“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也体现在美国现任领导人的使用习惯上。例如，2023 年 9 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记者会上使用“全球南方”代指“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战略学术界有关人士认为，“第三世界”极具冷战色彩且含有对国际体系中较弱国家的贬义影射，“发展中国家”概念隐含地认可线性发展道路。虽然“全球南方”并不是对上述概念的完美替代，但至少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中性。

第三，“全球南方”的政治属性凸显。美国战略学术界认为，“全球南方”既非地理概念，又非连贯和有组织的集团，而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指出，从地理角度看，“全球南方”具有误导性。美国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Jay Carafano）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地缘政治联盟（geopolitical alignment），其复兴是当代地缘政治竞争的体现。希多雷表示，“全球南方”不是有组织的统一体，而是地缘政治现实（geopolitical fact）。尽管南方国家可能具有共同利益或面临相似挑战，但它们不是协调一致的集体，各国可能在行动策略和战略目标上有所差异。总之，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更强调其地缘政治意义而非地理含义。

（二）“全球南方”复兴的原因及美国战略学术界的态度

美国战略学术界认为，“全球南方”的复兴主要基于两大原因。首先，现实政治的变革。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升级与俄乌冲突刺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局面。然而，它们越是拒绝“选边站”，就越能激发大国争夺的本能和欲望。其次，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增加。新冠疫情的暴发、俄乌冲突的次生影响及气候危机等加剧世界经济不平等，“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一系列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它们越来越主张团结起来，要求发达国家解决气候危机和粮食危机。

总体来看，此次“全球南方”的复兴并非基于理想主义，而是受现实所迫。同几十年前“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动相比，此次复兴呈现出新特点。第一，国家利益至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在金砖国家等新兴合作机制的扩大中得到体现。南方国家的行动由国家利益驱动，已经产生巨大效应。它们正在限制大国的自由行动，并迫使大国至少要部分回应“全球南方”的诉求。具体而言，几十年前，“全球南方”国家基于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理想而聚集到一起，如今“全球南方”国家更多地遵从现实主义逻辑来展开行动；几十年前，“全球南方”国家选择统一行动，如今虽然它们仍然强调共同的身份属性，但在现实主义的指引下，其行动相对分散。第二，争取更多行动空间。近年来，随着区域性力量的崛起，所谓“中间国家”或“中等强国”不再完全受制于超级大国的意志，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宣称争取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追求更多的行动自由度。

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复兴，美国战略学术界的态度大体上分为两种。

首先，排斥且强调谨慎对待。一方面，“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并不能准确反映全球权力生态。它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和误导性，其政治意义强于实际价值。“全球南方”在外交上具有重要价值，是行为体塑造国际形象的战略工具。在分析“全球南方”概念可能带来的误导性时，美国战略学术界强调，必须警惕自称“全球南方”的国家（主要指中国和俄罗斯）隐藏其真实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另一方面，“全球南方”概念过于强调同质性，无法体现多样性。使用统一的标签可能误导人们只关注共同利益，忽视内部差异。虽然“全球南方”国家拥有某些共同利益，但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广泛多样性导致各国国情与政策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单一的“全球南方”概念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判断该群体内部国家的立场及指导现实政策极为不利。换句话说，仅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全球南方”，美国难以准确判断其政策倾向，更不用说预测其战略动向。为此，帕特里克等建议，政策制定者应慎用甚至弃用这一术语，以避免毫无根据的泛化和重蹈历史覆辙。

其次，接受并主张创造性使用。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认可“全球南方”理论和现实价值，据此提出有关全球秩序的分析框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提出的当今国际体系划分法，与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的“三个世界”论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他们都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

具体来讲，范亚伦提出当今国际体系包括三个地缘政治集团，分别是由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联盟、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所谓“威权轴心”，以及日益重要的“全球南方”。伊肯伯里提出的“三个世界”包括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的“全球西方”、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头的“全球东方”及由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南方”。他强调，这“三个世界”不是三个阵营（blocs）或三个团结一致的谈判集团，而是三个松散且不断演变的全球派系（global factions）。这些派系构成当今全球秩序的基石。伊肯伯里认为，与其将这“三个世界”视为国际格局下的极点，不如看作是试图塑造全球规则和制度的松散联盟。每个集团都拥有一种较为松散的政治认同，对于何种国际秩序是理想与合法的，存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二、美国战略学术界激辩“全球南方”的多重情境

美国战略学术界善于创造概念、设置议程及进行情境推演。在不同议题领域，他们赋予“全球南方”不同含义及情境模式。对既有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美国战略学术界分别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地区秩序与全球秩序、地缘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角度展开辩论。通过这些多场景辩论，美国战略学术界不仅能够掌握塑造叙事的主导权，还有望在全球辩论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可能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引导其他国家进入其设置的叙事框架。

（一）传统安全领域：美国的拉拢对象与战略自主力量

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战略家及学者们使用“全球南方”的频率显著增加。欧洲领导人将这场冲突视为生存危机。美国领导人将其看作民主与专制阵营之间的较量。然而，“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模糊的图景，没有形成非黑即白的看法。在冲突的刺激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积极争取南方国家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与谴责行动。然而，许多南方国家并未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反而从俄乌冲突中持续获益。例如，印度在冲突爆发后以优惠价格购入大量俄罗斯石油。对此，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表示：“我有权衡量自己的利益。”希多雷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选择揭示了美国在“全球南方”影响力的下降。

“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拒绝采取“非黑即白”的立场，体现出他们努力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平衡，以及在处理与自身利益相关度不高的国际事务时的谨慎。这些领导人认为，鉴于未来全球权力格局充满不确定性，避免卷入大国纷争是明智之举。更为重要的是，南方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平衡和谨慎态度反映了他们在处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安全议题时，努力提升战略自主权并保持政策灵活性，旨在最终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战略力量。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全球南方”在传统安全议题中的重要性引发了更多的关注。美国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的双重标准越来越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批评。

美国战略学术界还通过夸大中国的所谓“军事威胁”来拉拢其他南方国家。有美国学者宣称，中国不仅在印太地区与美国抗衡，还试图在“全球南方”确立军事和政治主导权，旨在通过限制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行动和影响力来结束美国的霸权统治。通过在传统安全领域实施这一策略，美国为强化同南方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寻找依据。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迪吉·罗兰（Nadège Rolland）建议美国政府积极拉拢那些地理位置关键、资源禀赋丰厚且政治制度与美国相似的“全球南方”国家。

（二）非传统安全领域：利益受损集体与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常被视作根据独立偏好自主行动的松散群体。然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通常以利益受损的集体形象出现。

气候是南方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全球南方”和“全球西方”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分歧。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认为自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因此“全球西方”应该承担大部分减排责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坚持向绿色技术快速转型，但这些技术通常十分昂贵，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实施这种转型。在国际谈判中，随着“全球南方”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它们集体对抗发达国家，推动发达国家增加气候融资和“气候赔偿”。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建议美国政府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寻求合作，以此作为切入点，增强美国在该群体中的影响力。

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方面，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的讨论围绕俄乌冲突这一传统安全事件所造成的次生影响展开。首先，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许多南方国家深受影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粮食和水安全项目的主任凯特琳·韦尔什（Caitlin Welsh）批评俄罗斯趁机增加对中东北非和东非等地区的粮食出口，扩大其在“全球南方”的市场份额，并试图用粮食换取政治影响力。

她建议美国增加对南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粮食依赖。其次，一些南方国家对能源供应十分敏感。美国战略学术界高度关注“全球南方”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联系及其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影响。

金融安全也是美国战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希多雷指出，“全球南方”尝试绕过美元制度的动机越来越强烈。2023 年在南非金砖峰会上发表的《约翰内斯堡宣言》宣布了金砖扩员，并鼓励金砖国家同其贸易伙伴在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时使用本币。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全球南方”大国正在努力推动“去美元化”进程，并加快本币贸易的发展。尽管南方国家在对抗美元霸权上面临一些结构性障碍，但随着南方国家力量的壮大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未来可能出现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三）地区秩序层面：作为中印竞技场的“全球南方”

美国战略学术界认为“全球南方”是中国和印度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夺发展中国家领导权的竞技场，并将这种竞争视为中印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显著改善的原因之一。在这一层面上，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倾向于将中国视为“全球南方”的一员。

有学者回顾了中印在冷战时期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的历史。例如，美国波士顿大学副教授、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张德佳（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指出，自 1955 年万隆会议以来，印度一直在与中国争夺“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角色。

针对当前中印之间的竞争，美国战略界人士分析了中印各自的优势。张德佳表示，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有能力提出美国模式的替代方案。总体来讲，“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及全球文明倡议等为完善全球治理、应对世界变局、破解人类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印度的优势在于其“桥梁”作用。换言之，印度正致力于将本国打造成一个既了解“全球南方”利益诉求，又倾听西方意见的国家，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与美西方战略伙伴之间的桥梁。美国《纽约时报》澳大利亚悉尼分社社长达米安·凯夫（Damien Cave）等人进一步解释道，印度正在将自身塑造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派领导者：其体量庞大、地位重要，在日益极化的世界中，比中国更能推动西方做出改变。虽然印度距离成为真正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西方寻求盟友来制衡中国的需要，印度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

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认为，二十国集团（G20）新德里峰会的召开是“全球南方”国家试图获得更多话语权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印度与中国争夺“全球南方”主导权的一次尝试。过去，G20 的发达国家成员往往将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务排除在外，然而，此次峰会中“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获得了更多关注，这是国际关系迈向民主化的关键一步。有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表示，印度和中国前后相差一个多月分别举办G20 新德里峰会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两国在“全球南方”争夺影响力的具体体现。这种观点认为，中印在地区层面的竞争将深刻影响美国主导的全球权力格局。在该峰会上，美国、印度、沙特及欧盟对未来的协同作出了规划，宣布打造“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以“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增长能力”。

美国战略学术界指出，中国和印度均面临各自的挑战。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其在全球的资金投入和战略布局。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也指出了印度的明显短板。高盛集团全球事务总裁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表示，印度的识字率和劳动力参与率偏低，且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追踪中国国际政策和海外行动的网络媒体“中南项目”（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总编辑欧瑞克（Eric Olander）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最看重的发展融资、基础设施和贸易等关键领域印度无法与中国竞争。”张德佳也表示，在投融资能力方面，印度暂时无法与中国匹敌。

在政策实操层面，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支持利用中印竞争来分化“全球南方”，防止这些国家形成统一阵线。他们还提倡强化美印合作，借助印度的力量抗衡中国，扩大美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四）全球秩序层面：作为中俄与美西方争夺焦点的“全球南方”

当前，“全球南方”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学术界讨论全球秩序与大国关系时绕不开的概念。美国战略学术界相关人士将“全球南方”视为中俄与美西方竞逐的焦点。在这一层意义上，美国战略学术界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赋予中国所谓“全球东方”领导者的身份。持此观点的人士包括伊肯伯里、范亚伦、《外交政策》副主编斯特凡·泰尔（Stefan Theil）、欧亚集团主席克里夫·库普钱（Cliff Kupchan）等。

1. “全球西方”“全球东方”与“全球南方”

综合伊肯伯里和范亚伦等学者的观点，当今的全球秩序由“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三个派系组成。其中，美欧领导的“全球西方”和中俄领导的“全球东方”既围绕全球秩序进行激烈竞争，又对作为“摇摆集团”的“全球南方”展开争夺。美国战略学术界认为，在这场竞争中，尽管三方各具特点，但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凭借其在现有秩序中的有利位置，明显占据上风。特别是，无论是“全球东方”还是“全球南方”，都很难根本颠覆现有秩序。围绕全球秩序的争夺主要在“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之间进行，这两大集团都由至少一个超级大国或强大的国家联盟来推动其议程。相较之下，“全球南方”国家多位于边缘地带，整体实力较弱，缺少老牌大国的领导，且没有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或否决权。尽管如此，“全球南方”并非完全无力参与这场全球竞争。

多数从中美竞争视角讨论“全球南方”的文献都将中国剥离出“全球南方”的范畴。即使有少数观点认为中国属于“全球南方”，也宣称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类似“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是资助者和上级，而其他南方国家则是受助者和下级。

“全球西方”与“全球东方”的竞争不仅涉及权力角逐，还涵盖价值观、现代化道路等方面。两大群体互视对方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其竞争领域异常广泛。伊肯伯里强调，这场竞争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角力，更是“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之间的较量。每一方都试图创造对本国政治体系、价值观和制度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对美国来说，如果“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那么“全球西方”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对中国而言，“全球西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联盟将是最糟糕的结果。然而，伊肯伯里推测，上述三个群体中任何两方结盟都不太可能完全或迅速发生。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政治将继续呈现“三个世界”体系，这将长期塑造全球秩序的规则和制度。

2. 中国和美国的“全球南方”战略

第一，中国的战略。美国战略学术界宣称，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双方在“全球南方”争夺影响力的竞赛已全面展开。罗兰指出，中国正在实施一项旨在限制美国行动能力及削弱其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通过领导“全球南方”的统一战线，中国可以突破西方国家的孤立。总体上，美国战略学术界将所谓中国的“全球南方”战略概括为传播“尊重”理念、增加经济联系、扩充机构成员、发动外交攻势。

首先，中国向广大南方国家传达更加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理念，承诺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不宣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对“全球南方”国家实施经济胁迫。

其次，中国广泛增加同“全球南方”的经济联系，以突破西方的经济“围剿”。范亚伦指出，“全球南方”是中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全球南方”仍然相对贫困，目前还无法替代人口较少但更加富裕的北方国家，但随着其人口的持续增长及收入的逐渐提高，南方国家有望成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外部动力。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认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重塑全球秩序、增强同“全球南方”多维联系的重要手段。在金融层面，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和“全球南方”国家支持的“去美元化”一旦实现，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同时减少美国对外制裁的效力。

再次，金砖扩员是中国实施“全球南方”战略的关键步骤。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及金砖集团的历史性扩员凸显了地缘政治的新变化，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对此，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副总裁伊恩·莱塞（Ian Lesser）等人呼吁美欧必须认真考虑“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关切。

最后，在外交层面，“全球南方”被视为中国与西方进行“话语斗争”的重要支持者。迄今为止，中国一直谨慎行事，以免引发美国的激烈反应。罗兰认为，当今中国可能希望团结南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抵消西方对华孤立与“脱钩”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对西方对手发起有效的战略反击。

第二，美国的战略。美国战略学术界认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对谴责和制裁俄罗斯持保留态度，这一现象凸显了美国与“全球南方”接触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同时，中国与某些南方国家之间的争端也为美国及其盟伴在“全球南方”重新确立影响提供了新的机遇。尽管如此，对于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一项专门针对“全球南方”的战略来应对中俄的挑战、印度的不结盟立场及其他国家的观望态度，美国战略学术界持有不同的看法。

一类观点认为，美国无须制定对“全球南方”的全面接触战略，现实情况也不允许美国这么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由地缘政治利益主导，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全球南方”还是其中的单个国家，都不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此外，无论美国如何界定其“全球南方”战略，都将面临国内矛盾的严峻挑战。例如，在气候政策上，由于两党的立场几乎相反，美国难以与“全球南方”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同时，美国不希望看到“全球南方”在国际组织中形成一个可能受到中国领导的统一投票集团。既有文献显示，持此类观点的人数相对较少。

另一类观点在美国战略学术界中更为流行。许多专家建议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全面的“全球南方”战略，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同时展开行动。在国内层面，美国战略学术界建议美国政府加强内部跨部门协同，调整对外发展援助计划，以便在“全球南方”更有效地与中国展开竞争。同时，国防部和美国情报界应密切监视中国建设海外基地的动向，并考虑采取措施阻止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

在国际层面，其一，以联合国改革为抓手，迎合南方国家对获得更大话语权的需求，稀释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苏珊·诺瑟尔（Suzanne Nossel）建议以人口和 GDP 为衡量标准，在亚太地区、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东欧、西欧这五大区域中，分别选出两个国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增强安理会的广泛代表性。其二，充分利用多边经济框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表示，国际金融机构带来的经济利益对“全球南方”更具吸引力。因此，通过“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以地理空间为基础、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多边框架采取行动，或许更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三，增强西方核心阵营的实力。曾任白宫幕僚长的罗恩·克莱因（Ronald A. Klain）指出，考虑到二十国集团内部协调工作的复杂性，扩展七国集团的规模更为可行。就 GDP 规模而言，可考虑邀请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入七国集团。扩员后的七国集团应向南方国家明确表示，美国及发达民主国家伙伴能够帮助他们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其四，加强对“全球南方”的战略性宣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兰奇（Howard W. French）提出，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活动，美国应构建一套极具说服力和破坏性的叙事逻辑，强调中国的投资纯粹是出于自身利益，且这些投资会对当地环境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

3.“全球南方”国家的可能选择

虽然“全球南方”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但这些国家拒绝“选边站队”，在有限竞争与全面冷战之间寻找平衡。例如，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许多南方国家对俄乌冲突采取观望态度，利用中立和不结盟的原则来应对冲突双方及其背后势力的诉求。《外交政策》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指出，“全球南方”越来越希望追求更加平衡和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模式。美国战略学术界普遍认为，今天的南方国家比 20 世纪更富有且更精明，深知如何利用竞争双方的优势为本国谋取利益。尽管当前国际形势仍有可能导致代理人战争的爆发，但冷战时期美苏对亚非拉地区的大规模“掠夺”不太可能重演。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美国战略学术界有人指出，尽管中俄与美西方的竞争可能正将全球政治分割为两大阵营，但这种分割并非必然导致糟糕的后果。泰尔认为，这种竞争可能激励两个阵营更积极地争取“全球南方”的摇摆国家。两大阵营可能通过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发展、安全和治理方案，向南方国家提供比以往更多的资源支持，从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五）地缘政治经济视角：关键摇摆国家

在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讨论中，地缘政治经济因素获得了特别的关注。科恩宣称：“21 世纪 20 年代是地缘政治的时代。”在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摇摆国家”是指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但在国际合作上偏好不一的国家。美国战略学术界明确了关键摇摆国家的认定标准，并据此确定了这些摇摆国家。

首先，关键摇摆国家的认定标准。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在认定标准上既存在重合之处，又各具特色。科恩认为，关键摇摆国家应具备以下特质：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上占有竞争优势；拥有吸引“近岸外包”“离岸外包”或“友岸外包”投资的独特能力；拥有大量资本且愿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布局。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席、前国务院官员希瑟·康利（Heather A. Conley）领衔的研究考察了六个摇摆国家的战略偏好。这项研究设定的关键摇摆国家标准如下：须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各自所在区域内是强国；已经或即将在国际或地区机制中承担重要角色。

其次，关键摇摆国家的认定结果。依据上述标准，科恩选出的第一类关键摇摆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巴西、摩洛哥、印度尼西亚、智利，第二类包括越南和墨西哥，第三类有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康利团队认定的关键摇摆国家包括但不限于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库普钱则认为，作为中等强国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是影响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走向的关键摇摆国家。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在关键摇摆国家的认定结果上既存在一些区别，又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总体上，他们都看好那些发展潜力大、在地缘政治经济领域活跃的地区性强国。这些国家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完全结盟，可以较为自主地塑造国际关系的发展动态库普钱从长期历史结果和近期全球趋势两个层面分析了关键摇摆国家变得愈发重要的原因。从长期历史结果上看，其一，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的单极时刻相比，当前中美两极分化的程度较弱，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具有更多的自由行动空间；其二，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去全球化”的过程中成长为地区领导者，获得大量“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机会；其三，它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参加意识形态相似的组织，而是采取务实的交易型政策，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近期全球趋势上看，其一，它们正在利用中美竞争加剧的国际环境，通过策略性地平衡与大国的关系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谈判能力；其二，它们凭借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量，在国际气候政策中获得重要影响力；其三，它们通过行动塑造了俄乌冲突在国际社会的观感。

相反的观点认为，关键摇摆国家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未能达到普遍预期。其次，这些国家缺乏健全的法制体系，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进而限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再次，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关键摇摆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使它们难以应对由先进技术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风险。最后，尽管这些国家通过在气候议题上的统一行动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正在并将持续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六）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视角：多元混合体

“全球南方”是一个包含多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复杂群体。具体来讲，“全球南方”内部成员国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引领，政治制度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致。即便是在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中，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异。基于此，简单地使用“全球南方”这一泛称容易使政策制定者忽略南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和公共治理方面的多样性，进而无法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对外政策。

多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是“全球南方”团结与否的决定因素。正如希多雷所言，与几十年前高涨的理想主义信念不同，如今“全球南方”国家因现实利益驱动而走到一起。除中国和印度外，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家之间几乎不存在激烈竞争的基础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地理上的相互分离和缺乏影响各自核心利益的争端，有助于确保“全球南方”内部大国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全球南方”有充分的理由保持统一战线，要求欧洲和北美国家提供更多气候融资。

针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上的沉默，一些美国观察家认为，这预示着一场新不结盟运动的出现。反对者则表示，与 50 年前相比，今天更不可能形成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南方集团。虽然许多南方国家可能希望利用国际格局中的一方对抗另一方，以便从对抗的双方获取利益，但它们尚未表现出采取一项使所有成员国都受益的协同战略的迹象。

三、如何看待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认知

尽管美国战略学术界部分专家对“全球南方”概念本身提出质疑，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南方”仍会是外交场合的热门议题。在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眼中，“全球南方”的重要性似乎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首先，美方战略学术界的争论起始于现实政治的迫切性，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多数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支持使用“全球南方”的概念，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出谋划策。虽然有人提出“全球南方”具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但在一部分人看来，恰是这种模糊性为美国根据战略需要重新定义“全球南方”提供了空间。例如，一些有影响力的分析文章或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或归类于“全球南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战略需求而非客观的地理和经济现实。简言之，美国的战略需求是通过拉拢、分化、对抗、争取关键摇摆国家等多种策略组合，平衡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服务于护持美国霸权的大战略。基辛格在评价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的外交风格时写道，“全方位地与各国结盟、建立关系，但一定要使普鲁士同各国的关系比那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美国战略学术界的“全球南方”构想或有类似的考量。

其次，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认知兼具多样性与局限性。美国战略学术界讨论“全球南方”议题的范围较为广泛，内部分歧与共识并存。他们认识到“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以及每个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全球南方”国家展示出的某些外交独立性及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主动策略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解。美国战略学术界在理解“全球南方”的概念和战略运用时，能提供较为深入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分析。

然而，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认知可能因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而带有局限性。第一，过度强调地缘政治对抗。无论是确定“全球南方”的属性，还是解读“全球南方”的多重情境，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讨论总是聚焦地缘政治竞争。据此，其政策建议主要关注如何分化和利用“全球南方”国家，有意识地将中国塑造为“全球西方”的竞争对手和“全球南方”的例外者，从而可能加速全球秩序的碎片化和阵营化。第二，存在对“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夸大解读。例如，尽管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但分析表明，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元仍将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对“全球南方”采取“去美元化”行动的担忧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这种担忧往往被过度放大，或许旨在制造一种战略焦虑或紧迫感，以此激励美国政府采取更为果断的应对策略。第三，对“全球南方”国家外交策略的评价带有情绪化色彩。例如，虽然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承认“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外交自主性，但他们仍对这些国家“在两头得利”的做法提出批评。实际上，在“全球南方”国家（例如印度）看来，这种在多个强国之间平衡的策略恰恰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外交手段。第四，美国战略学术界对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持有偏见。他们的评价标准局限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范式，因而对于那些采取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国家存在负面评价，有意忽视不同模式在其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再次，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观点可能已对拜登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或者说战略学术界的某些观点已在美国外交实践中获得认可。例如，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在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中国在全球南方：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的发展和影响力”研讨会上，对非洲联盟成为二十国集团的新成员表示欢迎，并呼吁增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领导席位，“让全球南方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这些机构不仅影响全球政策和经济决策，也是美国维护其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平台。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展示其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承诺，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构建更加积极的影响力并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

最后，美国战略学术界在有关“全球南方”议题上的辩论仍在继续，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具挑战性的观点和方案。一方面，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持续演变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战略学术界正在对当前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评估，并可能提出全新的构想和方案。这些新的观点不仅挑战传统的理论框架，还可能孕育出新的行动策略，以解决美国面临的所谓系统性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加入讨论，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辩论将更加丰富和多元，推动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更具深度、广度和前瞻性。

四、中国的应对思路

美国战略学术界的争论与共识基本可以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南方”事务中的主要方向与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南方”将持续受到关注，有望在全球和地区性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对此，美国政府不会无动于衷，有可能推出或明或暗的“全球南方”战略，在继续拉拢其他南方国家（尤其是所谓“关键摇摆国家”）的同时，分化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关系。总之，未来美国的“全球南方”战略可能体现为全方位、多议题的混合政策议程。面对这盘“公开的棋局”，中方须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中国需要在其概念的范围、属性、情境运用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回应，创造性地构建“全球南方”的叙事逻辑与合作机制。

2023 年 8 月，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时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我国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全球南方”战略、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指明了方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思路。

一方面，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我须深化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南方”未来发展。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的国际话语权明显提升，众多亚非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空间不断扩大，相互之间合作的动力和意愿也随之增强。然而，“全球南方”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但彼此诉求多样化的群体，彼此的利益在很多领域存在差异和分歧，甚至存在竞争和冲突。中国须加强对“全球南方”内部的深层次了解，重新认识“全球南方”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新位置与新特征，确立超越商业利益的共同战略愿景，建立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的战略关系。从历史的叙事逻辑出发，增加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天然的亲切感”；从当前的合作机制出发，增强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力度与广度；从未来的战略出发，妥善解决中国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争端，防止美国在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打入“楔子”。

另一方面，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明确中国的国际定位，同时阐明中方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态度，避免陷入美方设定的议题陷阱。一些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不仅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还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曲解。我须积极应对美方的选择性区隔，阐明中国归属“全球南方”的合理性，进一步明确中国的战略定位。此外，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双方在涉及“全球南方”的许多问题上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双方还需要大量战略学术界人士通过 1.5 轨和 2 轨对话等方式发挥澄清意图和增信释疑的作用。在“全球南方”和全球秩序等议题上，双方战略学术界须设计更加有效的对话方式和更有意义的对话主题，在宏大的战略性问题和易于操作的技术性问题上寻找平衡。（作者：赵建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