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美战略之争

内容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转型任务艰巨，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双边关系的发生逻辑、实际场域和极限条件均非同以往。由于缺乏既有经验、战略互信和同一性挑战，中美两国持续展开的全方位战略博弈也前所未有，因此双方在观念、策略和行为上都在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试探乃至创新，这也将在较长时段内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作为两大世界性强国，中美战略博弈既影响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走势，也受到这两者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两国着力强化各自推动建立的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在产业、技术、金融、防务安全以及外交等多个领域展开博弈，以扩大各自的竞争优势并提升国际影响力，进而在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中获得更多机遇和权力。基于全球化、多极化、地区化发展以及中美战略互动的逻辑，地区主义为观察中美关系演进提供了新的维度。通过对中美两国推进地区合作的观念、策略和实践特性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把握中美战略之争的必然性及其在部分领域回归合作理性的远景。而两种不同的地区主义观念与实践也将充分体现在未来两国在地区层面的复杂博弈中，中美博弈的胜负并不取决于一时之势，而在于两种地区主义的包容性和普适性所带来的可持续性。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组双边关系，这是双方政府层面一再强调和确认的事实。2024 年 1 月 30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回顾和总结过去几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表示，美国将维持其“投资、结盟、竞争”的基本方针，同时还需避免冲突，开展有限合作，使这一“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关系更稳定”。

2024年 2 月 25 日，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坦承，“管理对华竞争”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挑战，美中经济利益联系远超当年美苏之间的联系，不能用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同时，美国必须加快行动，避免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回顾过去两届美国政府，特别是拜登政府持续展开所谓“对华战略竞争”的演进轨迹，可见沙利文、伯恩斯等人所言不虚。一方面，美国要凭借其实力优势、联盟体系和伙伴网络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美国的根本诉求并不限于继续主导中美双边关系，而是通过其主导的多边体系维护自身的实力优势和霸权秩序。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回应美国极限施压有三个基本方略：一是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审慎处理双方的矛盾和分歧，以更强的战略定力和更高超的斗争艺术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推动中美关系回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轨；二是坚持多向发力，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减少单边主义、集团政治的干扰和破坏，最大程度地推动多边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延续有利于民族复兴进程的外部环境；三是顺应和支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动荡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和全球稳定。

综上所述，中美官方对开放、竞争、合作这些议题的表述、定义和解释明显不同，而唯一的公约数是双方均有意最大限度地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且都需要联合其他力量以增强自身的博弈优势与攻防转换能力。这表明随着国际权势的持续转移和世界格局的加速变革，新时代中美战略博弈的发生逻辑、实际场域和极限条件均与以往的大国竞争明显不同，双方都必须在策略、领域和推进路径的选择上不断作出动态调整和探索。其中，为赢得博弈先机和优势，中美着力强化各自推动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中美双方所秉持的不同地区主义观念及行为模式也因此成为分析中美关系演进、未来国际秩序形态与走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与地区主义的兴起以及中美推进地区化实践的维度展开论述，试图分析、阐释其中的关联性、必然性及对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景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全球化的回落与多极化的加速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发展环境，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对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变动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推动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加速发展。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言，世界多极化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一定阶段的政治表现和特定产物。

（一）全球化的回落

经济全球化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持续外溢、升级的结果，它促进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为世界经济实现历史性增长提供了动力。最近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大致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此后的 30年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就结果而言，经济全球化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撑了美国单极霸权 30 多年，也同时带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使“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南北发展失衡的传统格局。在此进程中，中国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适应国际规则，有效对接和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做大做强自身经济并提升竞争力，最终造就了超大经济体量且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国际投资目的地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下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更加突出，逆全球化的声音和行动随之增多。一方面，逆全球化的出现部分反映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改进和治理。另一方面，消解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需要各方积极引导、协调合作，而不能简单、粗暴地将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发生了扭曲和反转。它们认为西方难以维持生产、贸易、投资和技术的绝对优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和众多新兴经济体“改写”竞争规则，从而获得“不正当的”全球化红利。更让美西方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其自主意识和权力诉求会逐渐超出西方国家的控制，最终将导致世界秩序领导权易手。正是出于维护霸权利益和战略疑惧，自 2017 年特朗普执政起，美国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贸易政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发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延续上一届政府的政策，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双向投资限制和资金链剥离，并采取“长臂管辖”和外交胁迫等政策手段，在关键节点国家和地区打造内外联动、精准打击的多国联盟，最大程度地推进全球生产及经贸和技术创新系统的“去中国化”。美国的种种做法不仅对国际价值链系统造成极大的扭曲和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严重破坏了国际合作生态、削弱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效能，使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大。

针对美国在中美经贸和全球多边合作领域“开倒车”的行径，中国始终坚决反对，坚持斗争，并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实现“斗而不破”，维护国际经贸合作大局。一方面，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采取对等措施进行反制，有效应对美国发动的多轮关税战及相关舆论战；另一方面，中国的行动“有理有节”，坚持通过双边谈判和适度互让来缓解矛盾，同时将贸易、投资重心更多地转向东盟、欧盟和中东等地区，从而保持对外经贸合作总体稳中求进、持续上升的态势。中国的成功应对是由其在全球制造和技术应用中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美国违反价值规律、单方面破坏自由贸易规则只是逞一时之强，其无法改变和逆转整个世界对商品流通、要素共享的基本诉求。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就洞察到发达经济体市场容量和购买能力“双下降”以及新兴市场相互贸易重要性上升的趋势，加快实施对外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战略，加大货物、服务的进口，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事实表明，这些“先手棋”非常及时且富有远见，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经济遭遇“寒潮”时保持内外经济循环的基本畅通，也在中美经贸合作严重受阻时让中国的对外合作仍具有多向切换的灵活度及战略转圜的空间。

（二）多极化的加速

国际秩序进入调整变革期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加速。多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的历史过程。一般而言，一“极”的权势增长路径是由内向外、从周边再到全球，而地区则是其国际地位的基本依托。有研究认为，成为“极”所必备的综合实力包括理论意识、组织基础、技术革新、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外部环境六个要素，其中首要的是意识的觉醒，表现为意识的思想理论获得新兴阶层的接纳、传播，从而出现新的组织来推广和实践新意识、新理论。由此检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可以为当下多极化加速现象找到若干有力依据。

第一，在理论意识上，霸权国家和发达经济体愈益陷入发展困境，新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学说失去往日的光环。一方面，自 2008 年以来，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频发，内部矛盾激化，结构改革前景黯淡，民粹主义势力崛起，对外政策趋于消极、保守，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多边合作事务上更多地采取利己主义的“双重标准”。这正在不断解构其原有对外领导力和公信力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大国结合国情、世情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发展和完善各自的理论学说、制度实践，并且积极深化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及政策沟通。它们借此获得的制度和行动选项更为丰富、多元，理论自信和自主意识得到空前提升。

第二，新兴大国在地区性合作和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使多极化发展的外部条件更加成熟。随着跨国投资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产业分工不断调整，一批新兴经济体及其背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兴起。这一趋势既有利于改善全球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让南方国家能够借助技术扩散和信息分享深度嵌入日趋扁平化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无论是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经济危机，还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气候变化、跨境安全、反恐和减贫等全球性挑战，美国或少数发达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相反，它们只有通过与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对话协商、通力合作，才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问世的二十国集团（G20）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充分协商的重要平台、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影响和作用举足轻重”。尽管它并未取代七国集团的地位，且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缓解后西方对其依赖有所弱化，但这一机制的存在意味着发达国家“承认了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制度地位”，它所代表的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不会过时。

第三，21 世纪以来新兴大国团结合作的趋势不断增强，推动了地区和地区间发展合作机制及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兴起，使多极化的组织基础日益巩固。这些新的多边组织、机构、平台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添了新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也对新型南南合作产生了显著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例如，金砖国家就是具有显著代表性和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只是将这些新兴国家视为未来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并没有想到它们能够真正走向合作。目前，该组织已从最初的小多边对话平台转变为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的成员国已扩至 10 国，尚有 20 多个国家等待加入，其助力更多地区、次地区新兴力量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值得期待。金砖合作机制之所以成为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因为其与一般性的南南合作有两点重要的区别。一是它有着明确的价值观和文明叙事，其以发展为叙事，以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为特征。二是它拥有强大的物质手段，由金砖国家发起成立的新开发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融资贷款，这开辟了有别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的新渠道和新选择。

二、地区化的兴起与地区主义

“地区”是多样性世界的缩影，其界定依据既可以是“社会和文化相近的地区”或“由政治观点和对外政策相似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也可以是“政治上或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地区”以及“地理位置靠近的地区”。作为国家与全球发展之间的连接点和中间层，地区是国家对外合作过程中依托的重要多边平台。

（一）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概念

地区化在本质上与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指向，是相关“国家和社会之间加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互动的过程”。地区化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体所驱动，基于彼此间对安全、商品交易、资本流通和知识分享的共同需要，形成自下而上、由内向外扩散与溢出的趋向。地区主义则是“在国家推动下建立和维持正式地区制度和组织的（建构）过程”，其动力来自政府为减少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易中的损失和成本，克服世界市场的结构性扭曲现象而进行的积极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地区化也就是经济地区主义，二者是统一的。

地区主义是地区化发展不充分所产生的条件诉求。地区内及地区间互动不必然导致机制化、组织化倾向，而地区化能否推动地区主义的相应发展则取决于多重因素，主要包括相关大国及地区国家的实力势能和担责意愿、其他地区对本地区的外部挤压作用、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对地区机制的需求程度、地区国家社会文化与相互认知的相近性等。

（二）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

无论是地区性秩序安排，还是全球性制度，其核心理念和经验性范式均来自多边协作的必要性。在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之初，大国协调和多边共治被各国领导者奉为基本准则，彼时的地区秩序也主要是基于雅尔塔体系下的大国共识与力量均衡，因而仅存在极为有限的多边主义共识，之后国际多边机制的发展更多地受到美苏“既争夺又妥协”的影响。与此同时，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大批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西欧国家、日本等经济体再度兴起，中国作为亚洲潜在的重要经济力量和政治大国主动摆脱冷战格局的束缚，这一背景为欧洲、东亚、非洲、南美等地区内部及地区间合作实现渐进发展或快速跃升提供了动力与空间。由于争霸的需要，美、苏曾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各地区内生的多边合作要求。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开始重组，各国的多边合作意识上升，合作行为也随之增加。在此背景下，地区主义作为在一定范围且有一定参与度的多边主义观念和实践迎来蓬勃生机，对全球性多边合作的兴起发挥了有益的助推和补充作用。

从本质上讲，地区主义、国际多边主义均为合作属性的思想意识及政策导向，只是在关涉对象、规定地域以及运作范式上存在差别。当然，不同地区的地区主义因情况不同，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欧盟与东盟均是较为成功的地区一体化实体，但二者的一体化深度不尽相同。它们在内部约束性、法治化要求、地区组织权威性及对外行动协调能力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也反映了欧洲和东亚国家的主权观、制度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等深层因素影响下的不同偏好、选项与尝试。

历史表明，各类地区机制的存续主要取决于地区化现实收益及其持续的共享。从现实和未来趋势看，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两种地区主义虽各有优势，但后者因其务实性、灵活性较强而更符合国际社会的需求，特别是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多样性、自主性需求，因而更具发展潜力。尽管因受到外部竞争的压力，地区主义的发展天然地带有一定的防御性质，但积极健康的地区主义绝不等同于自我堡垒化、“势力范围”化。相反，健康的制度性合作应有利于地区国家优化资源整合并扩大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集体红利，同时提升必要的区域性政治、安全互信，促进共同和相互安全保障。

当前国际合作经历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美国对于多边主义原则的践踏甚至抛弃。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退群”或“断供”，到拜登政府继续刻意虚化、弱化世界贸易组织、军控与核裁军机制的地位，都反映出美国对国际“大多边”合作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短视和机会主义的态度。如前所述，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将更多以强化其盟伴关系的“小多边”为主轴，将压制、竞赢中国的主要赌注投放于其主导和控制的地区性合作机制上，通过打造“限量版”国际经济、技术、防务和外交合作来实现“美国优先”的目标。未来，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延续其极具排他性的地区主义政策。

目前，美国的战略转向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已有所显现并将继续。同时，美国推行高度选择性的多边主义、地区主义政策的难度也显而易见。其一，过去 30 多年，中美通过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及其外溢影响相当深远。短期内，美国无法脱离、去除来自中国的商品供给及其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核心作用。从长期来看，美国难以承受彻底放弃中国市场的代价，毕竟后者仍将是世界发展最重要的攸关者。美国既需要应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规则缺位、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恐怖主义、跨境犯罪、地区冲突等外部挑战，也不能无视与中国对话、合作所带来的重要利益。其二，若美国追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实现“去中国化”的最终结果，其首选策略是联合盟伴采取集体行动。然而，无论是选择与“富国俱乐部”联手制华，还是选择胁迫全球南方的部分国家选边站队，美国都难以管控其“跑冒滴漏”的风险。一方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双边基础和韧性，这会不时地对冲、抵消美方的进逼之势。另一方面，美国若加大胁迫各方配合其制华的力度，反过来会凸显其“小多边”机制的不平等性质，扩大内部矛盾和嫌隙，增加其行为成本及结果的不可控性。其三，现实条件已使美国无法对华发动“新冷战”。无论是处于严重分化和撕裂中的美国社会及其多数民众，还是早已摆脱冷战桎梏的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都不赞成和支持美国过度对外干预，反对美国人为地切断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相较于当下以现实利益驱动的机会性结伴关系为主流的国际趋势，美国再度启动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旧式结盟体系不仅与时代变迁的客观条件不符，而且还会因过度消耗其国家资源而遭到反噬。正如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霸权国因无节制的对外扩张而背上更多的战略包袱，并顾此失彼，其最终命运只会在国别和地区政策、多边政策之间的张力反复拉扯下走向衰败。

三、中美博弈与两种地区主义之争

作为两大世界性强国，中美战略博弈既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走势，也受到这两者的影响。在中美经济合作和全球化出现“双退行”的特殊时期，地区性舞台也必然成为大国的关键竞技场。它既体现了中美双方意志、实力和利益在较量中调整的具体动态，也将担负起接续、转承乃至塑造新型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秩序的艰巨使命。因此，近年来中美两国着力强化各自推动建立的区域性合作机制，展开产业、技术、金融、防务安全以及外交等多个领域的博弈，以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在塑造未来国际秩序进程中获得更多的机遇和权力。

（一）中国的地区主义发展路径

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欧洲、东亚地区先后兴起并有力地提升了其全球政治经济地位，这与进步的地区主义观念和路径有重要关联。中国领导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意识到近在周边、远至欧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决心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无疑是着眼全球的，但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基本是地区性的。具体而言，20 世纪 60、70 年代，东亚地区产业发展先是形成了“雁行模式”，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由参与本地区跨境经济分工开启。这一主动的地区化实践不仅极大地改善和加强了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联系，也促进了本地区与北美、西欧等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互补性合作，进而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参与的多边合作显著增多，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对地区合作的观念认知和实践信心。从中国与东盟（10+1）合作机制（1997 年）、中欧领导人会晤（1998 年）、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上海合作组织（2001 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04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2012 年）、中国—拉共体论坛（2015 年），到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1 年）、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1997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 年）和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这些加长版的“成绩单”反映了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积极参与并推动多边合作的新兴大国角色的转型。最能代表新时代中国践行开放性地区主义理念、主动构建跨地区性多边发展合作机制的当属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议程。截至2023 年，已有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该倡议不仅使沿线地区、国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和结构升级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也使相关区域、次区域间的各类交流日益便利和密切，这些改变又进一步促进了政府间合作和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发展。2016 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欢迎共建“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2017 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呼吁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9 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认为，“一带一路”的共建成果将使相关国家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 2.8%至9.7%，使全球贸易增长 1.7%至 6.2%，并促使全球收入增加 0.7%至 2.9%。概言之，中国推进地区主义合作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内部条件曾使中国被迫选择“隔断型战略”，对外政策更多基于国际政治考虑，经济和社会领域对外合作的分量十分有限。中国对于地区主义的最初认知主要来自其反帝反殖的革命立场与意识形态偏好，因此中国积极支持有利于亚非地区新兴独立国家团结和发展的各类地区、跨地区多边机制，较早地同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等建立了外交联系与合作。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合作最初也相对集中在双边经济关系层面，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多边机制改革和创设则是较为晚近的事。如今，对于既有的国际组织，中国视之为多边主义、发展合作的合法性来源和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主张应尽力维护、发挥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重大国际问题治理上的核心作用。对于地区性合作机制，中国不仅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而且努力推动构建各类新型地区和跨地区（特别是惠及新兴市场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多边合作平台，认为这是改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衡、不合理的必由之路。如前所述，美国对中国的做法不仅十分忌惮，而且早已从战略上深度质疑并做出强烈反应。

（二）中美地区主义政策的差异

美国的对外开放和多边合作实践早于中国，不仅具有先发优势，而且曾在推动地区化和国际合作上做出过诸多制度创新和开拓性尝试，为获得并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受其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美国当前和未来的对外合作政策将持续推动经济、技术、军事、安全等领域的目标优化，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对相关地区合作的关注和投入与其对华竞争所需战略集中之间的张力。中美现行的地区主义观念与实践特性均明显不同，这说明两国的地区主义政策在性质、目标、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就性质而言，中美的地区合作具有平等的互利主义与不平等的利己主义之分。中国的地区主义观念和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平等合作取向和互利性道义价值。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社会主义大国属性，因而在推进政府间和地区性合作过程中注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织密朋友圈和伙伴网，是因为它不仅依托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深厚的政治互信和经济上持续扩大的互补关系，还因为其共商共建共享的指导思想更具时代进步意义和道德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作为和平发展新兴大国的形象将在周边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持续赢得更多的认同。相较之下，美国的地区主义观念和实践经历了从重商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再到“新华盛顿共识”的不断转变，但无论如何改头换面，这些学说都服务于美国的霸权，都是美国推行和延续经济上“美国利益优先”、政治和文化上“唯我独尊”以及地缘安全上控制世界的政策工具。这也决定了美国的地区主义政策及其实施始终无法脱离不平等性、排他性和极端功利主义等特质。

第二，就目标而言，中美的地区合作具有合作发展主义与集体安全主义之分。中国认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通过中外经济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合作，双方的发展战略、制度与技术标准、产业和市场将形成有机衔接、融通。这不仅可以直接为这些地区的民众带来可见的福祉与稳定，也有助于提升双方的发展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的地区合作布局和机制安排主要侧重经济、外交需要，一视同仁、平行推进，且欢迎各类第三方市场主体参与合作。换言之，中国在与世界各地区、次地区开展合作时不分亲疏远近和体量大小，不分政治制度差异，不强迫他国“选边站队”。即使是相距遥远且属于欠发达的南太平洋、加勒比地区国家，也能通过与中国开展经贸、投资、旅游、司法和警务等多方面合作，以及接受来自中国的卫生、农业、教育和官员专业技术培训等发展援助，与中国建立起日益坚韧的利益纽带。作为亚欧大陆东端的新兴大国，中国也将推进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点放在周边地区，其政策出发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维护主权安全和促进国家统一；二是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三是反对外来干涉，反分裂、反恐、反对极端主义势力。中国通过与东盟的相关磋商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强化平等协商、源头治理，维护南海、中亚、南亚等利益攸关地区的安全形势稳定。

反观美国，其地区战略主要配合自身的全球霸权战略，以保持其在关键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确保其“势力范围”的安全为目标，经济合作则发挥相应的辅助作用。冷战开始后，美国着力在全球各地区推行其主导的各类集体安全机制，除分别在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关键地区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中央条约组织（CENTO）外，还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更新了“门罗主义”，将众多美洲国家纳入《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美洲国家组织、《波哥大公约》等排他性地区安全框架之内，从而不仅在区域层面上确保美国霸权秩序的合法性、稳定性，还可以避开苏联甚至联合国的干预。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也仍然将地缘战略、军事安全、同盟关系等作为其参与、控制相关地区多边经济机制的基本考量。有研究表明，尽管存在历史条件、美国利益和可控程度等指标上的差异，但美国针对美洲、亚洲、非洲等三个地区开发银行的政策与实际投入均明显体现其“地缘安全重要性”“盟友关系”“外交随从”等动机或偏好。

第三，就践行方式而言，中美在地区合作的相关规划、决策及执行落实上存在差异。中国的地区主义方案重视内外政策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一致，强调双边和多边合作中的规划性、系统性，通过“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顶层设计来提高合作的连续性和透明度。中国在对外合作中“遵信守诺，不搞例外主义，不搞双重标准”，不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通过参与地区多边合作，中国学习、适应并积极参与适合当地情况的包容性制度创设，不断积累新兴大国处理地区关系的经验。另外，中国坚持包容的原则，正视合作伙伴的多元性，客观看待其发展水平、能力、诉求的多样性，正确处理合作过程中的分歧、变动和风险，在地区合作的路径、标准、时限等问题上充分展现中国的长远谋划、责任担当和协商耐心等制度与文化优势。在内部，中国政府重视根据民间、企业界的实际需求不断拓展合作领域，采用政府先行、民间跟进、上下互动、双向贯通的方式引导各类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地区性制度建构。总体而言，中国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上述特点均反映了制度上的比较优势，即注重战略规划、兼顾内外和远近利益、决策体制的协调统一、内部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动员等。

相较之下，美国的地区主义理念和实践通常体现执政者及相关部门的权宜性考虑，存在对地区合作对象高度选择性、政出多门且整合困难、落实过程繁杂且易变等局限，这导致其对外合作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不足。这些都与美国的国际地位、复杂的权力制衡、利益集团竞逐及其将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等国情特点密切相关。与其他内外决策过程相同，美国的地区政策经常受制于三权分立、党派斗争以及政府轮替等因素。一方面，某一党派主导的行政部门提出的方案未必能获得另一党派主导的立法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联邦债务持续高企也使得各方围绕国会预算拨款法案的竞争更趋激烈，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外关系的国内共识。此外，美国对外合作政策基于联邦政府的“主导型层级架构”，因“相对封闭而缺乏组织活力”而使各州和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境外地区合作计划缺乏认知，从事一般贸易、生产的私营企业难以直接参与美国与其他地区的大型合作项目，只有那些军工复合体及高端制造业巨头才能成为主要玩家和受益者。继特朗普政府出台“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后，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通过对美国海外利益核心地区和重点对象国家进行“高标准”基础设施投资、援助，组建以“公平贸易”、供应链安全、清洁能源、反腐败和保护劳工权利等为导向的多国同盟，进而抗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对冲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然而，这些野心勃勃的构想均因遇到诸多现实挑战而进展缓慢。除了要平衡美国自身基础设施陈旧的现状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瓶颈之间的矛盾外，落后的专业融资机制、基建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建设周期长与资金回报率偏低等问题都使得“蓝点网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印太经济框架”也因机制约束力低、缺少美方主动降低关税的实际利好、后续资金投入不确定、对中国产品替代困难以及数字化合作的技术门槛较高等因素，使现有成员国在回应与配合上困难重重。美国推进地区性经济合作的能力、实效不彰，无疑将对其对外经济合作信用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未来中美两国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两种地区主义的观念和实践上。随着这一较量的长期化，其覆盖面和深度将超出任何历史先例，从而在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中发挥作用。

余论

中美之间实力对比以及相应的位势变化给两国关系、地区和世界秩序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变迁互为因果。在美国看来，中国已成为“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因而其最主要、最紧迫的国际战略目标是全面调动现有力量，包括国际体系内可利用的一切资源、手段，尽快形成限制、打压中国的多层、多向、全领域的布局。美国对外关系及其对于自由、开放的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将主要对标其对华“遏阻、抵消”战略，其双边和多边政策特别是地区合作实践将不可避免地转向针对中国的“闭环管理”策略，从而进一步扰乱国际多边合作生态，引发经济全球化的深度退潮。

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更大的开放力度和更强的自身实力开发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新动能、新疆域、新样态，尽可能突破美国布下的“局”和“网”。尽管美国所推进的高度同质化的保护性产业和国际技术联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利益互动与融合过程不仅不会轻易中断，还会持续加速。一方面，既有的多样化地区合作机制仍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在面临复杂内外挑战下抗压和变革的制度、经验、能力优势，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 30%左右，不断为推动全球各地区合作和经济全球化注入稳定性、确定性。从根本上说，“美攻中守”的表象并不能遮蔽中美战略博弈中双方策略“进步”与“倒退”的根本属性差异。从短期来看，由于中美均是国际安全、工业制造、金融、知识生产领域的领跑者，两国在地区和国际关系的观念、实践较量中难以“高下立判”，而是更有可能呈现复杂的竞争态势。从长期来看，中美在地区合作层面的竞争是一场“成本强加”与反向施压的博弈。中国所秉持的地区主义在本质上与其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和推动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对外战略同步发展、相互促进。国际格局的时代变迁和多极化的加速演进，也使中国基于自身的世界历史观、国际战略思维、外交思想以及地区主义理论创新进入了一个更具自主意识的发展阶段。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基于自身的实力、精神文明以及改进体制机制的能力，更源于相关多边机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所坚守的“大互补”底色，这是由其主导的地区合作所产生的发展和安全共生的效应推动的。尽管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既有的经济全球化出现部分退化和变异，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曲折不会改变历史演进的基本方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世界所需要的区域主义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一种合作的、互利的和开放的区域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所释放的地区合作能量必将更能顺应世界和平发展的正向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主流意识和现实需求，也更具外部回应性和无限拓展的机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美竞争的长远前景与两种地区主义的演进并非注定是“此消彼长”或“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某些影响中美在地区层面博弈的重要变量有可能转化为积极因素或机遇条件。其一，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利益上仍有诸多交集，且对重大议题存在共同的关切与合作的必要。其二，双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已深度互嵌，形成的利益链也自然会在各自推进地区政策过程中产生不同诉求。其三，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为第三方提供的选择空间更大、机会更多，因而它们通常更希望两个大国“斗而不破”，使其能够灵活地利用两国提供的差异化公共产品。归根结底，中美两种地区主义观念、实践的竞争焦点将主要在于其包容性和普适性。如果双方的地区主义政策经过反复较量而可以相互借鉴，就可为探索和发展中美新型共处模式增添动力，更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趋平等、均衡和进步的方向转变，让“地球村”的可持续安全和繁荣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接近现实。（作者：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