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长周期规律探究

内容摘要：中日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周期:为期60年的超长周期、为期27—30年的长周期、为期约20年的中周期以及为期约10年的短周期。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呈现三大长周期变化。第一个长周期是1945年至1972年,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时期;第二个长周期是1972年至200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形成合作发展期;第三个长周期是2000年至今,中日关系出现政治、安全领域矛盾上升期。目前中日关系进入战后第三个长周期的尾声阶段。2032年之前日本将重新制定为期10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可能迎来二战后第四个长周期。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两条路线斗争,美国等外部因素也值得高度关注。下一个长周期,中日关系是进入战略对抗期还是相对改善期,还要看日本国内朝野、保守政党内两条路线较量的结果,特别是能否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及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认知争议。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周期变化,这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化及对华政策关系密切。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如何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又引起全球关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要做到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就需要从现象看本质,分析和总结这些相关关系变化的历史规律。笔者拟就此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长周期角度做一探讨。

一、关于国际关系周期规律研究的理论与应用

从长周期的角度探究中日关系,是国际关系学和国别研究的一种尝试,有助于就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长期走势提高能见度与透视力。将长周期理论及研究方法引入中日关系研究领域,还有助于提高哲学思辨、系统分析与战略预测能力,避免就事论事或得过且过地处理两国关系及面临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国际关系周期规律”,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国际关系反复出现类似现象的某种特殊规律。这种规律在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而非中日关系所独有。如果能在哲学思辨的熔炼与衔接下,将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或可从宏观上为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预测提供某种有益的参考。《朝日新闻》社论主编若宫启文在生前曾发现所谓“翌年法则”规律,即日本往往会在与亚洲实现和解的第二年又出现反复。也有人指出,日本在外交上曾出现“疏美防华”“亲美入亚”“脱美入亚”等“钟摆”现象。然而,近十多年来,这种所谓“翌年法则”或曰“钟摆”现象似乎并未再现或者说并不明显。由此引出值得探讨的问题: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是否存在某种长周期变化规律?如果存在,如何理解其成因?如何把握中日关系长周期变化规律,才能对未来的长远趋势做出预测并促使中日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健康稳定发展?

笔者认为,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长周期研究不同于历史学的断代分析,不能仅限于对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而是需要以某个核心问题为导向,以史实为基础,跨越历史断代分期进行研究,以日本政治、外交(自变量)和中日关系发展变化(因变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因素为最重要的外部干扰变量,综合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角度研究其成因与规律。鉴于篇幅有限,加之中国对日政策具有原则性、稳定性、连续性与可预测性,其对中日关系长周期的影响暂不作为本文的探讨对象。

(二)关于长周期变化的哲学解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唯物主义出发,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行了扬弃式改造,使之成为唯物辩证法对事物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辩证发展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形成循环往复的周期。列宁也曾经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从哲学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事物发展变化都不是直线上升的,会出现波动和反复,从而构成周期性的矛盾运动。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长周期变化也不例外。

从理论上讲,包括中日关系在内,国际关系的长周期变化可分为三种形态:一是良性循环长周期或曰螺旋式上升;二是恶性循环长周期或曰螺旋式下降;三是恶性与良性循环交替出现长周期,即波浪式螺旋上升或下降。战后中日关系的长周期变化主要表现为中日对抗—中日和平友好—中日矛盾突出的波浪式螺旋发展样态,尚未出现可持续改善的长周期现象和理想状态。这与日本国内斗争、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及美国等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另外,日本缺乏在国际安全领域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决策层,也是其对华政策难以适应中国发展壮大的因素之一。

笔者关于日本长周期研究的理论框架源于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概念是周而复始的变化,太极图的阴阳八卦体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和“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结构法则的完美统一。无论对长周期形成的内外因分析还是对日本国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以及对超长周期、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及不同阶段的判断,都离不开上述法则的灵活运用与逻辑指导。

(三)周期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既有运用

周期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对国际关系研究亦有重要启示。1925年,苏联统计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经济长波周期理论。他对1780年至1920年约140年英法美等国的经济、外贸、物价、利率、工资等统计项目进行了分析,发现每40—60年资本主义经济将发生一次长周期性波动,而且绝大多数战争或社会动荡发生于“各个长周期的上扬阶段”。这一长波理论对国际关系长周期理论研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提出“久战必和”的周期循环理论。他认为,连绵不断的战争会令人难以忍受,进而会产生一种道德复兴的社会需求。1948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提出历史循环理论,认为一种文明的衰落表现为文化失去团结人民的力量并爆发内乱。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霸权长周期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乔治·莫德斯基研究了霸权体系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长周期规律。他认为,霸权周期往往长达百年,1494—1580年是葡萄牙霸权时期,1580—1688年是西班牙、荷兰霸权时期,1688—1914年是英国霸权时期,1914年以后是美国霸权时期。莫德斯基还认为,争霸战争与经济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基本吻合,说明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具有内在联系,每个霸权长周期大体分为全球战争、强国出现、强国衰落、权力分散化四个阶段。其结论是,迄今没有一个“挑战国”赢得全球战争的胜利,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无休止的系列周期,一个霸权战争的结束就是另一个霸权周期的开始,因为伴随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其实施控制的收益会递减,而支付的成本和代价会增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开始高于边际收益,长此以往将导致这个霸权国家的衰落。在日本,原经济企划厅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研究企划部长坂本正弘在系统研究英美霸权交替等国际体系周期变化后认为,美国过度依靠军工产业发展将削弱民用制造业的基础与竞争力,从而出现贸易摩擦与相对衰落;但其本土既拥有包括资源能源、经济、军事、科技创新等与超级大国地位匹配的实力,还通过扶植同盟国共同主宰世界,从而可以减少维系霸权体系的成本、保持相对长期的霸权地位。

(四)关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长周期的既有研究

中国的日本史学家汤重南曾指出,有史以来日本同中国友好有五次高潮,同中国发生战争也有五次,其中第五次战争是1931年到1945年的侵华战争,战车一启动就停不下来,最终导致彻底败亡才能够止步。笔者也曾指出,自1894年甲午战争至2014年,东亚地区曾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甲子,即“殖民、战乱、革命”的60年与“和平、冷战、竞争”的60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60年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堕入“对抗、冲突、内耗”的命题,同时解释了自甲午战争以后中日关系每十年发生一次变化的短周期或小周期现象。

笔者还通过对“日本国家战略史”的研究发现,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世界争霸战的积极参与者,这可以追溯到日本封建统一集权国家的形成。从1568年织田信长企图统一日本至1868年明治维新的300年,日本的国内争霸战便与世界列强争霸战相互影响,从西班牙到荷兰,围绕世界霸主的更迭周期,不同时期的日本统治者均与国际强者为伍,以获取国内统治权。甲午战争后,日本与世界海上霸主英国结盟,自我定位为处于世界争霸战的第一线,并发动日俄战争。20世纪30年代,伴随德国崛起,日本又与德国结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二战后,日本一直与超级大国美国结盟,但受制于《日本国宪法》而未发动战争,一旦日本完成修宪便可能重新制定所谓国家安全战略,成为“能战国家”。

综上所述,1840年至二战结束,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恶性循环长周期。一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874年日本首次出兵台湾的34年,中日两国面临欧美列强的冲击选择了不同道路。清朝末期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闭关自守,疲于应付内忧外患;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则开始“脱亚入欧”,对外扩张初试锋芒。二是1875年至1904年的30年,日本吞并琉球国并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首次战胜中国,其后又在日俄战争中险胜,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三是1905年至1945年的41年,日本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日也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与中国人民反侵略扩张的历史。

终结上述恶性循环长周期的历史转折点是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二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亦可划分为三个长周期,表现为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交替出现,但尚未出现两个以上可持续的良性循环长周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避免中日关系的长周期陷入恶性循环、争取中日关系早日转向良性循环长周期并保持可持续性,是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历史课题。

二、二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三个长周期

二战结束以来,尽管日本的国家利益(生存与发展)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日本不同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不同,其日本对华政策也大不相同,从而构成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三个长周期。

(一)1945—1972年: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的对立长周期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第一个长周期处于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释放了大批日本战犯,扶植日本成为其东亚战略“桥头堡”。日本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保护,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着力恢复战后经济。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亲美政府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吉田茂内阁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借助美国优先发展经济。日本政治学者永井阳之助将“吉田主义”概括为“无核、轻武装、经济大国”;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对吉田茂的这种治国之道也颇为推崇。高坂还在1966年为吉田茂代笔撰写了《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一书,认为“军事力量对日本来说当是次要的”,同时指出吉田茂为与美国媾和而付出的“最大牺牲”是在美国胁迫下不得不承认台湾。

伴随战后经济复兴,日本外交自主性有所增强。1956年,鸠山一郎内阁实现了日苏建交和日本加入联合国。然而,1957年原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上台后,对内竭力推行政治右倾化,美化侵略历史,主张修改宪法;对外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将中国台湾纳入该条约协防的所谓“远东地区”。1960年,岸信介在日本人民的反对声浪中下台,继任的池田勇人内阁将政策重点转向国内经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希望同中国增进贸易往来。日本友人片山哲、石桥湛山、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大山郁夫、松村谦三、松本治一郎、高碕达之助、黑田寿男、中岛健藏、宫崎世民、佐佐木更三、竹入义胜、池田大作、铃木一熊、村田省藏、木村三一、清水正夫、宇都宫德马、内山完造、冈田春夫等,都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而积极奔走。但是,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上台后,推行“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政策,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的范围,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难以实现。

(二)1972—200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形成的合作发展长周期

第二个长周期伊始,伴随尼克松访华及佐藤荣作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形势迫切要求日本在保持日美关系的同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于1972年9月应邀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在福田赳夫任内,中日两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及无偿援助,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日本企业也通过贸易和投资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市场和丰厚收益。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日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均得到了提升,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这期间,日本经济学家兼外交家大来佐武郎、重视国际相互依存的自由派政治家伊东正义,以及对华友好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冈崎嘉平太、稻山嘉宽等,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伴随日本经济崛起,1983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拥有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政治发言权。中曾根在加强日美关系的同时积极推进中日关系发展,但因其1985年首次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中日关系一度恶化。1987年竹下登执政后,中日经贸、投资、政府资金合作等重回发展轨道。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在日本受到质疑,权力政治现实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抬头,但与理想主义自由派仍保持了一定平衡。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日美经贸摩擦加剧,中俄关系改善,中美矛盾上升。美国对华大搞“人权外交”,通过每年审议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等加强对华制裁,而此时的日本对华外交维系了相对的独立性,努力在中美之间谋求平衡。1991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率先解除对华制裁。1992年宫泽喜一执政期间,明仁天皇夫妇访华。这是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华,并取得圆满成功。其后,尽管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但村山富市首相坚持正视历史和中日友好,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等继任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中日关系。1998年江泽民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双方发表《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总体而言,第二个长周期的中日关系是在矛盾中求发展。

(三)2000年至今:中日关系出现政治、安全矛盾上升的长周期

第三个长周期始于2000年的森喜朗内阁。2001年,森喜朗支持同属原“岸信介派”的小泉纯一郎执政。小泉对内提出“改变自民党”“打破派阀政治”,使原“岸信介派”在21世纪成为自民党第一大派,而原“田中派”“大平派”则几经分裂后实力弱化、政策趋同。小泉内阁利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需要日本提供支援,首次突破禁区向海外单独派兵。不仅如此,小泉在任内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冻期”。

2007年安倍晋三首次执政后,虽然提出同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打破了小泉任内造成的中日僵局,实现了访华的“破冰之旅”,但其本质和战略底色未变,曾为“不得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而一直悔恨不已”。第一个长周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在第三个长周期似乎又改头换面后重现。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和吉田茂的外孙麻生太郎联手形成长期操控日本政权的“安麻体制”。他们在历史、台湾、钓鱼岛等问题上,采取了堪称“没有岸信介的岸信介路线”或“没有佐藤荣作的佐藤路线”,中日关系乍暖还寒,恶化容易改善难。

21世纪头十年,尽管对华友好并具有相互依存自由派思想的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内阁执政期间推动了中日关系明显改善,但他们执政时间都不长。伴随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信奉者、时任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执政并宣布所谓“政府购岛”,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加之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推行“重返亚洲”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加紧相互利用,牵制中国。在此背景下,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不仅于2013年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指责中方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是所谓“侵入日本领海”。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与中日双方公务船海上对峙矛盾上升。2013年12月,日本首次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制定了首个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把中国作为首要防范对象。安倍还提出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并力图实现任内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强国”,但未能如愿。

于是,安倍内阁又通过“灵活解释宪法”制定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实际上架空日本现行宪法,为与美军联合作战制造国内法依据。2016年,安倍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后改为构想),以美日澳印四国机制为核心,建立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格局。安倍还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反复促使美国总统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诱导特朗普政府制定美国的“印太战略”;其后又督促拜登政府明确表态“协防台湾”;甚至在2021年卸任后还多次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

岸田文雄曾在安倍内阁担任七年外务大臣,是安倍内阁外交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执政后基本继承了安倍的外交政策,提出“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外交”,大力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岸田与安倍外交有所不同的是对俄态度。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岸田内阁立即决定抗俄援乌。在安全政策方面,2022年12月,岸田内阁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份文件,将中国的外交行为和军事力量发展定位为对日本安全和国际秩序“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把台湾地区定位为“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和重要朋友”。

日本还把可动用自卫队的“存亡危机事态”的法律概念与台海局势和钓鱼岛问题挂钩。这与安倍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直接相关。在“安麻体制”下,日本开始给美国领跑、带节奏,并从精神、物质到国际舆论等方面加紧武力威慑中国的准备。目前,虽然日本尚难复活军国主义,但一些人的军国主义战略思维依然存在,利用岛内代理人主宰台湾的野心未泯,图谋将台湾嵌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链条。

“安麻体制”下的日本已出现经济规模萎缩而军事力量膨胀的“经缩军膨”反常现象。2023年,日本的名义GDP被德国超过,降至世界第四位,但岸田内阁表示将在五年内把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约合3200多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将升至2%,增强打击敌国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中日之间的功能性合作无法改变结构性矛盾的发展,2024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沿用了前述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华战略定位。这既是战后中日关系第三个长周期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强烈批评安倍和岸田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安倍是个抱有实现大日本帝国旧梦的复古主义首相。”鸠山主张,中日双方要超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差异,秉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友爱”精神,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各种问题,积累合作成果。他还不点名地批评安倍煽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及麻生在台湾宣称要“展现作战的决心”,指出:这与日本宪法规定放弃战争权利直接抵触,也违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规定的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的义务。日本政府应回归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等文件立场,表明不支持“台独”;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日本不应激化大国对立,而应努力在中美之间发挥沟通桥梁作用。

三、二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三个长周期的四个阶段与两条路线

二战后至今,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的演变与日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在这三个长周期中,日本对华政策又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日本对华政策都存在是否真正反省侵略历史、是否遵守以《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为基础的战后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两条路线较量。

(一)二战后三个长周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四个阶段

在上述三个长周期中,伴随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可能出现短暂的“逆周期现象”和波动,从日本对华政策角度看,可简要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初期至1972年,以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为代表的亲美反共反华路线占上风。第二阶段是1972年至1992年,以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为代表的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相对平衡路线占上风。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2012年,冷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处于彷徨阶段,开始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干扰。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日本政府挑起“购岛”闹剧,彻底打破了两国搁置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的现状,造成中日关系急转直下;2022年,日本又确立了以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的国家安全战略。上述四个阶段的划分,也可视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在中日关系长周期中出现的中周期现象。

事实上,在第二个长周期的尾声,中日历史认知矛盾就已显现,给21世纪初及第三个长周期的中日关系埋下隐患。而2001年至2006年小泉纯一郎长期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更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不过,同属“安倍派”的福田康夫于2008年执政,采取了友好明智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在逆境中明显改善。

现阶段,日本的军事动向与多边军事合作对中国构成的针对性与威胁,比二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日本正加紧引进部署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研制超声速电磁炮等,以图对华形成军事遏制。日本一些人支持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不断挑衅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底线。与此同时,日本为对付不断壮大的中国,除加强日美同盟外,还在推进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合作。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联手,拼凑各种小多边军事集团网络,形成有可能威胁东亚和平与中国安全的“暴力多边主义”。中日关系下一个长周期也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

(二)三个长周期内还存在若干个为期十年左右的短周期

二战后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三个长周期大都包括三个约为期十年的短周期。前两个长周期的共同点是,每个长周期的前两个十年,其变化往往具有递进性,最后一个十年则可能因矛盾加深而最终引发长周期的转折性变化。例如,战后第一个长周期中的1945年至1960年,中日关系曾出现递进式的恶化趋势,而1961年至1972年的中日关系则出现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现象,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水到渠成。战后第二个长周期的前两个十年,即1972年至1992年,中日关系取得递进式长足进展和全面发展,而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至2000年,日本国内局势则酝酿转折性变化。战后第三个长周期前两个十年的2001年至2021年,对华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先后长期执政,导致“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递进式地滑向“政冷经冷”。伴随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岸田内阁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关系又进入第三个长周期的最后十年。与前两个长周期不同的是,中日关系的恶化趋势仍具有递进性。

石破茂执政后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岸田内阁的既定政策和防卫计划。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框定了日本新首相的政策调整空间,旧官僚体制的思维定式也会对石破新政形成阻力。这种情况在前两个长周期并未出现。但从中长期看,若石破茂能长期执政,用人得当,真正回归石桥湛山路线,也不排除物极必反的可能性。石破茂执政伊始展现出在中美之间谋求平衡的政策倾向。他向李强总理表示,今后将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密切各级别对话与沟通,继续推进互利合作。同时,他还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立即通电话,双方确认将尽快会面,并一致同意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水平。2025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日美两国的对华战略走向将对第三个长周期尾声的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观察中日关系,可以大致分为四种周期:为期60年的超长周期、为期27—30年的长周期、为期约20年的中周期以及为期约10年的短周期。现阶段的中日关系处于战后第三个长周期最后十年的尾声。2032年前后日本将再度制定为期十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也可能迎来新的十年和战后第四个长周期。可以预见,2032年之前下一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很可能成为战后第四个长周期的起点。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仍将是日本国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美国等外因亦值得高度关注。

(三)二战后三个长周期贯穿着日本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斗争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和平友好力量与右翼反华势力的两股势力较量。在第一个长周期,日本人民便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争取独立和平的道路;另一条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并危害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道路”。前者反映出二战后日本人民反对战争、希求和平的诉求;后者的“政治基因”则可追溯到甲午战争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蔑视、敌视中国的历史传承。在日本政界,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石桥湛山、大平正芳、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岸信介、佐藤荣作、安倍晋三等人。前者主张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正确认识、反省侵略历史,捍卫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加强经贸合作;后者则坚持反共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美化侵略历史,信奉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热衷于地缘战略争夺,主张修宪扩军。前者强调遵守《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承认台湾已归还中国,不支持“台独”;后者则以所谓“旧金山和约”为战后国际秩序法律依据,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在钓鱼岛问题上,前者大多承认中日双方曾搁置争议,主张对话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悬案和问题,反对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后者则否认中日之间存在归属认知争议,拒不承认双方曾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对华加强军事威慑。21世纪以来,过去对华友好的公明党一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并由公明党重要人物出任主管海上保安厅的国土交通大臣,就钓鱼岛与中方对立,在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向自民党妥协。日本政党不分左中右,在钓鱼岛问题上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华负面评价或强硬立场,而他们之中有良知的人一旦了解到真实情况,对华态度也会有所好转。

在第一个长周期,日本国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主要表现在日共、社会党等革新势力与自民党等保守政党之间的对立。这一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受阻,而中日民间交往活跃。在第二个长周期,主要表现为保守政党内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路线与岸信介、佐藤荣作路线的斗争,前者占据上风,中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但在这一长周期的尾声,冷战结束,日本革新势力衰微,出现日本政治右倾化并对第三个长周期产生重要影响。在第三个长周期,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抬头,在“安麻体制”下,岸信介、佐藤路线的政治传人和政策思想再度占上风,造成中日关系倒退、恶化。岸田文雄执政后背离了大平正芳路线而成为“安麻体制”的同路人,甚至在对华军事威慑方面走得更远。

(四)处于第三个长周期尾声的石破茂政府将对下一个长周期产生重要影响

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打破了“安麻体制”,但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第三个长周期尚未结束。在保守政党内,麻生太郎、高市早苗及“安倍派”骨干等右翼保守势力,仍虎视眈眈地企图东山再起,与石破茂形成对立。关于石破茂的对华政策及未来的中日关系长周期将走向何方,仍可从战略高度对日本朝野、保守政党内两条路线较量的前景加以观察。

从第二、第三个长周期看,曾于1973年担任右翼议员反华组织“青岚会”秘书长的石原慎太郎,其生前每当中日邦交正常化逢十周年之际便跳出来从事反华活动。日本政界的右翼反华势力也随之开始行动。例如,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的1982年便发生了日本文部省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改教科书事件;20周年的1992年发生了右翼势力反对明仁天皇访华浪潮;30周年的2002年小泉首相再度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40周年的2012年,石原慎太郎作为东京都知事募捐“购买”钓鱼岛,促使野田内阁做出“购岛”错误决定,造成中日关系不进反退。这便形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期十年小周期的时间节点与逻辑起点。2013年12月,日本首次发布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22年底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使观察这种周期性变化增加了新的界定依据。

四、二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存在三个长周期的成因分析

二战结束近80年来,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形成三个长周期的原因相当复杂,但又有规律可循。既有历史远因,也有现实近因;既有政治、经济、安全等不同领域因素的影响,也有舆论、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表象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其中,日本国内因素往往是主要的自变量,即贯穿三个长周期的两条路线较量中哪一条路线占上风是关键因素。作为归因分析,笔者侧重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探讨。

(一)日本领导人政治底色与政策倾向的影响

如表1所示,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长周期演变,其成因与四大因素相互关联:(1)日本领导人决策思想是权力政治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自由派;(2)日本政治右倾化还是脱右倾化占上风;(3)中美关系是走向和解还是恶性竞争;(4)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在上述四大因素中,前两者是导致周期变化的内因和根本,后两者则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在第一个长周期,日本政府领导人主要信奉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在第二个长周期,日本多数领导人信奉和平主义、经济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有些领导人则兼而有之但有所侧重;在第三个长周期,受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保守化的影响,权力政治现实主义重新占上风,而理想主义的自由派则被边缘化。迄今的事实证明,大凡在信奉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日本政客掌权时,中日关系便会出现倒退、恶化;大凡在坚持相互依存理想主义的自由派执政时,中日关系便趋于改善。

这两类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战争观以及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国观也往往明显不同。例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安倍晋三等日本右翼政客,都是美化侵略历史的“台湾帮”代表人物,都信奉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在他们长期执政期间,中日关系都遇到干扰。与此相反,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海部俊树、村山富市、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等日本政治家,则能正视和反省日本侵华战争历史,承认“一个中国”,外交理念倾向于相互依存理想主义。在他们执政期间,无论中美关系如何,中日力量对比怎样,中日关系都能得到改善和发展。除了上述两种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之外,还有类似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等态度比较复杂的日本领导人,他们执政期间的中日关系多有起伏和反复,但最终能在同中方的交往中保持友好。

此外,来自美国的外部因素也各不相同。在第一个长周期,美国的消极影响巨大,日本追随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在第二个长周期,美国的积极影响一度上升,日本也努力在中美之间发挥平衡协调作用。在第三个长周期,美国的消极影响上升,日美相互利用。日本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在对华政策方面不再一味追随美国,而是在钓鱼岛、台湾、“印太战略”等涉及中国主权、安全与核心利益及国际战略问题上,主动诱导、引领美国,并通过美国带动盟国,实现日本的国际战略目标。安倍在钓鱼岛适用《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问题上获得了奥巴马总统认可,但在“自由开放的印太”问题上则未引起共鸣。于是,安倍又游说特朗普,向其身边的安全保障负责人强调“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双方对此达成共识。

(二)日本决策层对外决策理论偏好的影响

权力政治现实主义与相互依存理想主义是二战后对日本外交影响最大的两种国际政治决策理论。其中,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对政府政策影响较大,并与后者在交锋过程中形成一定平衡,堪称“理想现实主义”或“政治现实主义”;相互依存理想主义则大多由左翼进步学者组成的理想主义自由派所倡导,但该理论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教育及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并未在日本决策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第一个长周期,日本的“台湾帮”和右翼“战略现实主义”颇为得势。他们介入日本选举,诱导舆论,拉拢学界精英形成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学术团队,并为情报系统服务。在外务省内长期担任要职的冈崎久彦等是该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主张亲美反华并颇受青睐。冈崎久彦不仅担任过佐藤荣作首相的讲稿起草人,还是安倍晋三的战略启蒙老师。

在第二个长周期,日本“理想现实主义”决策思想成为主流,在推进中日关系方面,日本历届内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部门都曾发挥积极作用。这期间,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曾负责起草大平正芳访华演讲稿和“村山谈话”;时任村山首相秘书槙田邦彦、外务省东北亚课课长田中均也参与了起草“村山谈话”。同时,“理想现实主义”政策智囊猪木正道、高坂正尧、佐伯喜一、永井阳之助、冈部达味等也发挥了献策作用,他们在与社会党及加藤周一、坂本义和为代表的和平学派的争论中,保持了政策平衡和对《日本国宪法》的遵循。1999年小渊惠三内阁成立“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是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第二个长周期最后的余晖。五百旗头真、添谷芳秀等国际政治学者曾参与其中,但因为小渊在首相任内骤然离世而未能得到实施。

在第三个长周期,日本对外政策思想中的右翼“战略现实主义”抬头。2006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即接受了谷内正太郎的建议。2013年,安倍内阁组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局,成为日本搜集情报、制定政策和开展舆论战的总指挥部。谷内正太郎、秋叶刚男等外交、情报高官深得安倍的信赖,先后被任命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此外,2013年,时任日本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曾应邀负责起草安倍“战后70年讲话”,以修正“村山谈话”的“错误”;北冈还作为“关于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首席委员,参与了日本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制定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提出。此后,岸田提出所谓“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沿袭了安倍的“新现实主义”,并套用了高坂正尧的“权力、利益、价值体系”概念④,但淡化其和平价值追求,在制定第二个国家安全战略时强调突出军事色彩。参与决策的多为“军事现实主义”的信奉者,例如,安倍内阁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及部分自卫队退役将官,直接负责起草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草案及讨论。他们组成的“日本安全保障研究所”,针对中国提出“拥有打击敌国基地的反击能力”,以及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形成所谓“日台菲命运共同体”。

所谓“现实主义外交”是战后美国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强调国家利益就是依靠军事实力及势力均衡控制别国的权力政治。安倍晋三认为,“外交的基本是现实主义”,强调“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是21世纪日本最大的外交、安全课题。《防卫白皮书》一直称中国军事崛起是‘担忧’,其实不能不说是‘威胁’,所以要强化防卫力量,深化日美同盟,推进多国防卫合作。具体措施之一是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安倍还标榜自己第二次执政七年零九个月中出访81次,与所有国家首脑会谈时都强调“警惕中国增强军备和强行走向海洋”。尽管安倍晋三于2022年7月8日遇刺身亡,“安倍派”也因“黑金”政治被迫解散,但安倍的对外战略思想以及谋求突破宪法制约、扩武强军的政治势力依然存在。

如图1所示,如果以相互依存理想主义与权力政治现实主义为纵坐标轴,以重视经济贸易关系与重视军事安全关系为横坐标轴,可以对战后三个长周期内日本领导人的决策偏好做出大致的定位判断。目前,日本政府决策层缺乏在国际安全领域致力于结盟以外的相互依存理想主义决策理论和认知,这也是其对华政策缺乏建设性的主要原因之一。重视军事安全和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政客大多立场偏右,而重视经贸关系和相互依存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则立场相反,大多奉行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中日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而囿于权力政治现实主义政策逻辑的日本决策层,往往相互影响且长期接受单一信息,导致其思想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致力于国际安全相互依存的领导决策层何时产生”,已成为日本能否摆脱中日安全领域矛盾突出长周期的重要因素。

石破茂在其2024年8月出版的新书《保守政治家石破茂》中主张向石桥湛山学习,重返“保守自由派”原点。石桥湛山(1884—1973年)在二战前曾任东洋经济新报社记者,后升任社长,他反对日本对外殖民扩张,提倡“小日本主义”。二战后,石桥曾在鸠山一郎推荐下担任吉田茂内阁大藏大臣,后来担任了65天日本首相。石桥湛山和鸠山一郎内阁一样,都谋求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自主外交”。不仅鸠山由纪夫受其影响,强调日本要摆脱“大日本主义”而作为独立国家,“与周边国家共存”,而且石破茂也认为,石桥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日本政治仍有重要启迪,在外交方面,“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损的外交难以维系,应采用双赢并保持延续性”。

如表2所示,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而相互依存理想主义往往面临难以实现的困境。信奉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决策逻辑的国家如果彼此不结成同盟,便可能演变为敌对关系,而结成联合作战的攻守同盟又可能产生制造外部敌国的战略困境,甚至会不断引发或卷入国际冲突,进而造成本国安全成本上升、安全质量下降。

在战后中日关系的第三个长周期,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保守派观念成为日本决策层的主流和日本现行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这或许与日本政府决策层中不少人都曾留学美国并认真学习了权力政治理论有关。他们认为,为应对中国壮大、弥补美国相对衰落,日本必须自主设计世界蓝图,并与七国集团、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加强合作,在“印太”地区军事均衡中发挥日本的作用,以“确保日本安全”。石破一方面欣赏石桥湛山的现实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又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主张建立“亚洲版北约”。他还表示要加强“日美澳印”四国机制,推动“日美韩”“日美菲”合作。然而,石破的“选举语言”未必都能变为现实政策,建立“亚洲版北约”的主张在日本国内缺乏共识,在国际上也未获支持。另外,日本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不仅会提高其安全成本,挤压民生,而且会加剧亚洲邻国的不安,自我恶化国际安全环境,终将有损日本的国家利益。事实证明,冷战后,有北约的欧洲战乱不断,而没有“亚洲版北约”的东亚反而处于和平状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原外务省官员小原雅博主张,外交应“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日本必须保持官民并举地重视和发展同中国关系”。他认为:“即使凭借军事力量可获战争胜利,但也难以赢得可持续和平和创造繁荣……因此,需要以尊重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理论,牵制或抑制弱肉强食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促进了中国崛起,这并非威胁而是机遇。通过经济交流与合作构筑双赢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稳定的政治关系,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合作,做出贡献,符合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这堪称日本外交与对华政策的现实理想主义主张。日本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柳泽协二、日本外务省前国际情报局局长孙崎享等人也持类似观点。这符合石桥湛山、大平正芳的外交思想。遗憾的是,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决策者则一直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个角度看,石破茂今后何去何从便尤为值得关注。

(三)日本外交、安全决策机制变化的影响

在二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第一个长周期,1952年4月,吉田茂任用曾参与制定“兴亚院”占领中国政策的村井顺等人,创立日本情报机构中枢内阁调查室,聚集了一批二战前的旧警察、旧军人、旧特工等搜集中国情报,制定对华政策,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建立起工作联系。

在第二个长周期,大平正芳内阁九个政策智囊小组曾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等治国报告。高坂正尧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为“现实主义者”吸收了一些相互依存理想主义思想,进而提出国家是“权力体系、利益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结合体。高坂还与冈崎久彦等人展开论战,与右翼“战略现实主义”划清界限,堪称日本“理想现实主义”的代表学者。

进入第三个长周期,理想主义自由派在日本政府内部受到冷遇,这与日本外交安全决策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安倍晋三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给日本带来权力模式与决策机制重心的转移。首先,安倍内阁于2007年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使其与外务省平起平坐,可直接参与内阁对外决策。这也直接导致持理想主义的鸠山由纪夫在执政期间受其掣肘而难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不久后便下台。其次,2013年日本成立了NSC和国家安全保障局,防卫省参与其中决策。再次,日美“2+2”会议机制扩大到日英、日澳、日印、日德、日加、日菲、日韩之间,从而使日本防务安全与外交一体化。日本持续针对中国在外交上引导国际认知,并在军事上加强国际合作。为此,一些自卫队官员被借调到外务省安全保障课(处)任职,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受到防卫省影响,而外交似乎只是为其服务的工具。

安倍主导成立NSC的目的是通过制度化、机制化,强化首相决策权;重点由首相官邸决定外交与安全的长远战略;改变“和平宪法与日美同盟平衡”的政策框架。在这一日本外交与安全决策体系中,防卫省人员大多信奉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堪称“军事现实主义”;外务省人员则大多是伴随领导人偏好行事的“外交现实主义”。日本经贸界人士倾向于接受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但他们被排斥在NSC之外。就这一点而言,第三个长周期与第二个长周期不同,从而使权力政治现实主义成为日本外交与安全战略的主导逻辑,现实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遭到屏蔽或抵制。

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为获取所谓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据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提出的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必要的话,政治家可能不得不撒谎、欺骗、偷窃和与魔鬼做交易,目的是确保国家的生存”。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也宣称:“军事安全理论与经济理论完全不同,不能建立双赢关系,而是你输我赢。不信任对方,欺骗对方理所当然为正确。随时做到在最恶劣情况下仍可获胜,是军事安全专家的工作。……就地缘政治学而言,美中具有全球争霸的宿命。中国加速向海洋推进,其主战场是海洋。在权力政治的世界,势力均衡是衡量可否确保安全的唯一标准。军事安全理论与地缘政治学理论相互契合。日中关系已进入这一新领域,或这种想法占主导地位。”正因如此,宫本雄二认为,中日经济关系互补性很强,发展日本经济离不开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在军事安全领域,则与经济的理论完全不同,只能按军事安全理论应对。中国增强军备若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日本除了妥善应对以外别无选择,而日本政治、外交的重大作用和责任就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

(四)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的影响

在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的背后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逐渐占上风并影响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是以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美化侵略历史、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股政治思潮。

在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第一个长周期,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始于1957年岸信介执政后,日本开始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当时,岸信介出于反共目的,将以文鲜明为教主的韩国反共邪教组织“统一教”引入日本。同时,防卫厅下属团体“日本乡友联盟”一直从事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活动;日本遗族会也不断推动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当时日本社会党、日共等左翼力量影响较大,围绕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国内斗争激烈,社会动荡。一些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在访华之际往往会表示忏悔,而中方则强调应该让历史过去而不要重演,并释放了刑满悔罪的日本战犯。主张正确认识历史的日本社会党,作为当时日本第一大在野党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右翼势力起到了一定牵制作用,但其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于1960年10月被右翼分子刺杀身亡。

在第二个长周期内,日本国内两条路线斗争仍在继续,但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制约。例如,1982年日本文部省错误修改历史教科书,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等,在日本国内外抵制下,日方都做出纠正。中曾根曾提出成为“政治大国”,后改为“国际国家”。1993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提出要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摆脱“吉田主义”,制定新战略,但不包括修宪和参拜靖国神社。1994年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与自民党联合执政,1995年向国会提出正视侵略历史的“不战决议”,遭到右翼保守势力抵制。于是,村山通过发表“战后50周年谈话”,承认侵略战争并表示深刻反省。这一表态得到自民党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内阁的继承,并被写入1998年中日发表的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进入第三个长周期,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出现新特点。一是截至2024年“安倍派”解散,该派一直是自民党内的主导力量,日本国会内的右翼团体也明显壮大。日本最大右翼团体“日本会议”,不仅在日本地方都道府县设立“日本会议地方议员联盟”,还成立了有近30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参加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日本会议”主张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摆脱所谓对华“谢罪外交”;支持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历史教育中的所谓“自虐史观”,推动修改战后教育基本法;主张修宪,支持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日华(台)国会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任“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会长,菅义伟、高市早苗、下村博文、额贺福志郎、森英介及渡边周任副会长,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与谷垣祯一任特别顾问,卫藤晟一任干事长,石破茂任所谓咨询人。

二是右翼势力极端行为和对政治的影响明显上升。因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05年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小林阳太郎住宅遭右翼燃烧瓶恫吓;2006年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老家住宅被右翼分子烧毁。2024年8月15日,“日本会议”集会声称:“下一个日本首相应是参拜靖国神社的人。”或许正是在这种背景和压力下,无论谁当选日本首相都会通过向靖国神社祭祀供品的方式间接变相参拜,从而引起中韩两国关注和谴责。

三是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执政后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加强了对年轻人的历史观洗脑。小泉曾读过《啊,同期的樱花》一书中描写当年“特攻队员”的情节,并激动落泪。他曾在日本国会表示,“遇事不顺时,我就对自己说,‘体会一下特攻队员的那种心情吧’”。2002年,鹿儿岛县议会采纳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右翼教科书及建议,通过了禁止高中学生在中国修学旅行时参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同胞纪念馆的决议。2004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也表示,担心日本学生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可能会对他们的历史观产生“误导”,希望学校不要让学生去参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同胞纪念馆等抗战纪念设施。日本这种扭曲的历史教育必然导致当下日本年轻一代正确的历史认知缺失,以及中日两国年轻一代产生历史观摩擦。

四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利用人事权垄断媒体话语权,加强舆论战。安倍任内尤其重视通过行使人事权,在外务省、防卫省、自卫队、经济产业省以及日本广播协会(NHK)等主流媒体的重要岗位安插意中人,以确保其对华战略得以贯彻执行。安倍上台前,右翼言论曾遭到《朝日新闻》和NHK的谴责,因此安倍执政后首先向这两家媒体施加压力。百田尚树等右翼人士被安插进NHK经营委员会,而NHK著名栏目主持人和朝日电视台著名评论员则因批评安倍政府遭到解职。“日本会议”会长田久保忠卫、副会长樱井良子、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前会长八木秀次及前副会长藤冈信胜、右翼“战略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中西辉政等,在日本舆论界则十分活跃。

五是日本政客与自卫队退役高官的“拥核论”公然登场。2007年日本《每日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认可日本研究核武装的自民党众议员达75人,占总数的25%;参议员也达15人,占总数的18%,其中包括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茂木敏充、稻田朋美、佐藤正久等人。2008年,日本自卫队退役将官组成的“乡友综合研究所”提出,未来要实现类似北约的日美“核共享”(nuclearsharing)。2013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日本核武装计划”,主张日本同印度加深核合作,20年内通过计算机临界核试验实现拥核。2022年2月,安倍晋三也曾主张讨论与美国实行“核共享”。2024年9月,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提出修改“无核三原则”。

(五)日本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影响

日本政治右倾化泛滥与钓鱼岛归属认知问题直接相关。在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第一个长周期,美军占据琉球群岛和中国台湾地区。对此,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声明》表示坚决反对。1970年佐藤荣作政府要求美国将钓鱼岛连同琉球交给日本,引发二战后的中日钓鱼岛之争。在第二个长周期,中日双方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伴随199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日方开始以钓鱼岛为划分海上专属经济区的基点,否认中日双方曾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并企图通过建立灯塔显示主权,破坏了两国搁置争议局面。

在第三个长周期之初,小泉内阁便不顾中方交涉,每年由政府出资“租借”钓鱼岛。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进一步宣布“政府购岛”,实现所谓“国有化”。于是,中国采取了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常态化等有效反制措施。对此,日本不断增强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实力予以抗衡,同时通过修改教科书、建立展馆、开展网络宣传等方式,指责中国公务船“不断侵入日本领海”“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混淆视听,导致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恶化。

从此,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调整对华政策的逻辑起点。近十多年来,日本当局已将钓鱼岛问题作为调动民意支持扩军备战并在国际上构建多国对华格局的战略支点。对钓鱼岛归属坚持日本政府立场的宫本雄二宣称:“中国公务船对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列岛”———笔者注)的反复侵犯,是中国对日本实效统治明目张胆的挑战。……加之中国在南海改变现状的动向,造成东亚安全问题的日美对华格局定型。”伴随日方不断宣传中国“侵入日本领海”,日本社会对侵华历史中的“加害者”意识进一步淡化,而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被害者”情绪不断强化。钓鱼岛相关报道及炒作更成为刺激“网络右翼”发表反华言论的主要话题。

鸠山由纪夫指出,日本人关于中国威胁的认知已不再是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核”威胁,而是来自军费激增、钓鱼岛争端和走向海洋,而这些大多是相互影响的主观感觉。如此恶性循环,往往会阻塞真正的言论自由,影响正确信息的传播,从而形成信息闭环式的涉华日本社会右倾化。

与此同时,日本对华经贸产业政策开始服从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经贸合作在中日关系中充当稳定压舱石作用相对下降。安倍内阁为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曾出资鼓励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2022年,岸田内阁又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并先后任命小林鹰之、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以经济安全为名给中日经贸、科技交往设限,积极配合美国加强对涉华半导体技术封锁。宫本雄二曾指出,以往“中日关系即使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而恶化,也可通过经济力量修复关系,但2012年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发生后,日中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一举发生质变。二战后首次出现自卫队与解放军直接对峙状况。以往中日安全问题主要是台湾有事时适用《日美安全条约》的问题,中美是主角,日本只是配角,如今日本也成为主角。”这种变化在二战后首次出现,是第三个长周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标志之一。

五、关于中日关系前景的几点思考

当前,石破茂内阁如何贯彻岸田内阁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值得关注。它可能决定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将进入怎样的下一个长周期。

(一)从近期看,努力摆脱第三个长周期的不利影响是当务之急

现阶段,对中日关系不利的影响表现为,2024年8月,自民党总裁参选人高市早苗、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参拜靖国神社;石破茂再度窜访台湾,与赖清德会晤,双方就“台海有事如何应对和加深合作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强调“使中国认识到即使行使武力也难以成功或将付出巨大代价至关重要”。继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也窜访台湾并发表了类似主张。日本自民党与台湾岛内民进党还在自民党总部举行了所谓外交与安全的“2+2”会议,就“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2+2”会议决定日本向印度提供雷达等装备。这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加强军工生产与出口的意图相吻合,可能引起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对国际和平和中日关系都将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石破茂执政后能否摆脱上述安倍以来对华路线的桎梏,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有所作为,取决于五大关键因素:(1)是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2)在历史问题上是否遵守“村山谈话”;(3)在台湾问题上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独”;(4)在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问题上能否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5)在安全保障领域能否真正回归石桥湛山路线,中日互不为敌,树立契合新时代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对中日两国来说,存在摆脱第三个长周期的历史机遇和战略选项。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当年周恩来总理曾接受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会上提案的题目定为“和平宣言”。“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不仅肯定了《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如今,中日两国仍有必要重温“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与东盟各国一道共同践行和平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和封闭的贸易保护主义,共同谋求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

(二)从中期看,挑战与机遇并存、确保和平共处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在2032年之前,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两个小阶段:一是2024年至2028年。日本将继续落实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同中国对抗的军力将趋于增强。在这一阶段,中美、中日确保和平共处,是维护东亚和平、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二是2028年至2032年。2028年中日两国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50周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发表30周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发表20周年。203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60周年,同时也将是日本制定战后第三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之年。此间,中日关系既有改善的机遇,也会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维护东亚和平。

(三)从长远看,必须防止中日关系滑向更加危险的战略对抗期

历史上日本对外扩张的特点是:远交近攻,以强凌弱;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情报先行,无孔不入;强词夺理,舆论先行;结盟偷袭,步步为营;既与强者为伍,又挑战强者;不彻底失败绝不罢手,失败后并不死心。在“安麻体制”下,岸田内阁仰仗和利用世界“一超”美国,同时与中俄对立,甚至把中国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使日本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第一线。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日本可能再度加害邻国并惹祸上身。

诚然,日本两条路线之争不会止息。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生前提出的“地球共同体”,与中方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共通之处。当下,日本一些有识之士仍在呼吁,日本“必须终止以‘安保三文件’为标志的敌视中国的路线,作为独立自主国家,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平共生,与世界各国实现共存同荣的安全保障”。日本国民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28席,增幅最大。该党党首玉木雄一郎作为大平正芳的香川县同乡,早在2016年便主张应以大平正芳的思想为中心而不能像自民党那样不断扩军。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后能否终结“安麻体制”下日本的上述危险倾向值得关注。

(四)日本未来的决策层若能转向“现实的理想主义”将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

所谓“现实的理想主义”,即立足于国际国内的现实,坚持谋求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平等互利、和平发展。这种理念体现在以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添谷芳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迈克·望月为首的“亚洲未来研究会”2023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亚洲未来:日本的和平与可持续繁荣战略》。添谷芳秀与鸠山由纪夫一样,都主张日本要作为中等国家与亚洲邻国合作共存,这充分体现了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的思想。

该报告指出,2022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包括军事在内的权力政治、地缘战略,不仅超出日本国力,而且将使亚洲未来陷入混乱和分裂,因此“表示严重担忧”。日本应采取“中等强国外交战略”,保持“亲(近)美自立”的外交平衡,以缓解中美竞争,避免亚洲分裂,防止大国冲突;日本应抵制将亚洲分裂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争,避免在外交上采取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日本应与中国展开合作,在第三方市场推广环保技术,建设低碳基础设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该报告不赞成使用“印太”概念,因为其削弱了亚洲大陆的重要性并暗含遏制中国的意图,日本应与中国积极接触,实现日中关系的稳定并在紧迫的跨国问题上合作。关于台湾问题,日本应坚决维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不支持“台独”,不应将日本的政策建立在台海有事的基础上,对参与美国保卫台湾的军事计划要慎重。关于钓鱼岛,日本应与中国展开无条件对话,承认中日之间存在分歧,创造性地讨论如何缓和与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石破茂首相及日本未来的决策层若能阅读并接受上述报告的建议,真正重返石桥湛山、大平正芳路线,将对当前乃至下一个长周期的中日关系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五)不断澄清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开展“知的外交”有利于促进日本对华感情改善,避免冲突

民间感情是中日关系的基础。若钓鱼岛归属的真相在日本得不到可持续的彻底澄清,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就难以根本改善,未来选举仍然会推选对华强硬的政党和领导人上台。即便是曾自认为对华友好人士,若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不了解真相并持有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思维逻辑,同样会与中方严重对立。例如,1984年曾作为“3000日本青年访华团”成员访华的菅直人、野田佳彦都曾自称对华友好,但20多年后他们担任首相时却都因钓鱼岛决策失误而与中国形成尖锐对立,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

石破茂首相及今后的日本领导人可能也不例外。石破曾表示:“我们绝不想与中国敌对。“我们为中国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可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支援救灾等,作为邻居的支援应比现在做得更多。……中国不稳定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国与中国要敞开胸襟对话。”石破茂上任后立即成立了日本防灾厅并拟于2026年成立防灾省,这是非常及时正确的决定。在气候变化带来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面前,中日两国亟需就防灾、减灾、救灾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另一方面,迄今石破茂从未就钓鱼岛归属与中方进行过深入交流,而只能重复日本外务省所谓“无论在国际法还是历史上,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都无疑是日本固有领土”的错误主张,并提出一整套对付中国的措施。他曾主张日本为不造成可乘之隙,要做好各种准备;当海保厅实力不能胜任之时,可出动海上自卫队,为此要完善相关法律,密切协同;自卫队应引进鱼鹰战机或日美共同使用,建立“海军陆战队”,保卫钓鱼岛列岛。他还认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也涉及钓鱼岛列岛,假设发生“武力攻击”,《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将启动,而对付中国“渔民”等登岛则是日本应该首先应对的事态。由此可见,罔顾钓鱼岛归属真相和证据而侧重从军事与地缘战略考虑问题是何等危险,中日之间亟须坦诚对话。

日本有句俗话:“撒谎是盗窃之始。”迄今,日方为将历史上窃占中国的钓鱼岛“正当化”,只能靠不断对国内外撒谎,而谎言和不实信息必然导致战略误判和决策错误。例如,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20年日本官方文献即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而日本外务省一再回避这些证据,谎称钓鱼岛曾是所谓“无主地”。又如,野田佳彦内阁决定从所谓“私人岛主”栗原国起家族“购岛”便是毫无根据的非法之举,因为栗原家族是从古贺辰四郎家族获得的钓鱼岛,而事实上古贺辰四郎最初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的1895年6月提出开发申请,翌年9月才获准登岛进行殖民开发的。伴随1945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投降,其对台殖民统治结束,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必须归还中国,古贺家族的所谓“岛主的地位”也不复存在。然而,日本外务省则利用所谓古贺辰四郎1885年便派人登岛开发的谎言宣称,日本当初占有钓鱼岛与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无关,这便严重误导了日本决策并使该问题进入死胡同。

为防止中日关系陷入新的对抗周期,须就钓鱼岛领土归属认知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常态化地摆事实讲道理,澄清争议,揭穿谎言,开创中日新时代“知的外交”。只有从历史事实细节入手纠偏证伪,正本清源,才有利于争取大多数日本民众,使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减少对抗性,增加建设性。

(六)日本两条路线的斗争将继续影响中日关系新周期的前景,要防患未然

自甲午战争130年来,中日关系60年的超长周期、二战后以来的三个长周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四个中周期,以及每十年出现的短周期,都贯穿着日本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斗争。鉴于2022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期十年,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32年。在“九一八事变”100周年之际,日本将酝酿制定第三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计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下一个长周期有可能出现在2032年至2062年之间。在这一未来新的长周期,日本将举行十次参议院选举和不少于八次的众议院选举,并产生多位日本首相,上述两条路线的斗争将贯彻始终。

围绕钓鱼岛归属问题,若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决策思维继续在日本决策层占上风,一旦日本右翼上台并主导修宪,中日关系未来很可能陷入螺旋下降的战略对抗长周期。这将直接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及可持续安全,须未雨绸缪,让中日关系的航船绕开暗礁,战胜狂风恶浪,争取否极泰来,形成中日关系可持续改善的长周期。（作者：刘江永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