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发展的“两难困境”：游走在世界体系与东亚国际体系之间
内容摘要：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持续的经济繁荣，如何理解东亚地区的崛起以及相关国家的政治选择，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世界体系论也加入这一讨论之中。东亚地区的崛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东亚的体现，还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这是世界体系论者争论最为激烈的命题之一。本文首先对世界体系论者关于东亚崛起争论的两种观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地缘政治和商业网络的关系，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阶段、各阶段的特征以及历史遗产进行了总结，对当今处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下东亚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及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既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脱离不开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遗产，东亚地区相关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仍将游走在目前仍在盛行的世界体系和东亚国际体系之间。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跃进、1978年以来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1985年以来越南令人瞩目的革新开放、90年代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之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东亚地区出现了几个世纪未有的经济繁荣现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关于东亚的发展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议题，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东亚的发展是否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一、世界体系论关于东亚发展的两个命题之争
从世界体系分析的角度讨论东亚的兴起，主要出现了如下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沃勒斯坦为代表，认为东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21世纪发展的延续；另外一种是以阿里吉、滨下武志、塞尔登等人为代表，认为东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由于中国的崛起而有其独到的特征。
（一）东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21世纪发展的延续
沃勒斯坦认为，如果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来看，1967—1973年至20世纪9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即我们熟悉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段（下降期），而东亚的兴起（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80年代的东盟和中国）正好处于这一时期，这就需要解释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东亚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衰退时期兴起？
就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而言，东亚兴起主要得益于两个事实。一个事实是生产的地理重组。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段（上升期）相比，处于B段（下降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利润下降，大批资本家将寻求利润的活动转向金融领域，工资下降。产品利润的下降导致生产的重组，即降低工资，提高效率。而就业的压力导致核心国家之间激烈竞争，进而使汇率起伏不定。1967—1973年以来世界经济的总体状况就是如此。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是如此，对于某些地区，也许是比较好的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大的资本家有能力找到另外的获得利润的地区，另一方面是因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段（下降期）是生产重组的时期，这就为某些地区寻求发展提供了机会，对于这些地区，B段（下降期）也许是一个好的时段，东亚地区正是利用了世界经济重组这一机会。
另一个事实是冷战的地缘政治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既有墨西哥和巴西，也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但在80年代墨西哥和巴西开始衰退，而到了90年代人们只谈“东亚兴起”。这就需要从冷战的地缘政治结构来分析。沃勒斯坦本人并不完全同意那种认为东亚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东亚500年的历史（商业的发展或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观点。在他看来，1945年的巴西和南亚的经济状况与东亚的经济状况完全相同，但1945年以后的情况却很不相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冷战的地缘政治状况不同。东亚处于冷战的前沿，而南亚和巴西则不同。日本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国援助的直接受益者，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受益于冷战。
所以，对于世界体系的结构而言，东亚兴起只是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地理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唯一的资本积累中心；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欧成为另一个资本积累中心；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成了第三个资本积累中心。西欧和东亚的兴起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实际上下降了，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
（二）东亚兴起是基于古老东亚国际体系特征的重新区域化的表现
与沃勒斯坦认为东亚兴起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21世纪发展的延续的观点不同，阿里吉及其研究小组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东亚兴起，特别是中国崛起之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义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阿里吉、滨下武志、塞尔登等人于2003年主编的《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以及阿里吉于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之中。阿里吉及其研究小组的观点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个“世界区域”，东亚体系有别于欧洲体系。“世界区域”是阿里吉等人在分析东亚崛起时反复强调并创造性使用的一个范畴，既与沃勒斯坦沿用布罗代尔的“世界经济体”概念构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同，也有别于弗兰克基于“全球逻辑视角”而认为早在13世纪就已经存在一个单一的包括非洲和欧洲的全球经济体系。
与沃勒斯坦否认欧洲世界体系兴起之前存在一个东亚国际体系不同，阿里吉及其研究小组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东亚国际体系就已经存在，这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尽管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与欧洲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诸如多种多样的政治管辖区、共同的文化诉求以及区域内进行的大量贸易。但东亚体系与欧洲体系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欧洲体系在结构上呈现均势特征，而东亚体系的结构则表现为等级性。欧洲体系的均势结构促使国家之间相互发动战争，并且为争夺中心进行无休止的领土扩张，而东亚体系的等级制几乎与体系内的军事竞争和体系外的领土扩张无缘。二是欧洲体系内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向外扩张，而东亚体系内的竞争则是内向型的。欧洲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大力发展海外殖民地，而东亚国家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相互竞争，但竞争是内向型的并且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上。
第二，市场经济是东亚体系得以延续的基础。在阿里吉等人看来，东亚体系之所以能够延续，关键是市场经济的延续。与欧洲体系借助军国主义、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协同作用进行无休止的海外领土扩张和资本积累不同，东亚体系则主要依靠基于正式的朝贡贸易和非正式的私人贸易而形成的市场经济维系其存在并得以延续。“东北亚、内陆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依靠朝贡和贸易关系，连接成一个经济、政治交往互动的紧密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地区具备了成为一个包含这些次级区域在内的单一世界区域的条件。总之，我们把东亚作为一个世界区域研究的时候，首要关注的是其政府和商业组织间的交往关系。”阿里吉及其研究小组从500年、150年和50年三个时段对东亚体系的市场经济进行了详细考察和分析。
从500年（1300—1800年）长时段来看，东亚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中心国的国内市场比附庸国要大得多；二是为了获得政权合法性并进入中心国的国内市场，附庸国不得不接受在政治上从属于中心国的关系；三是作为政治上从属地位的交换，附庸国被赐予礼物以及与中心国进行非常有利的贸易关系。从150年的中时段来看，东亚体系开启被迫融入欧洲体系的进程，其特征有二：一是中国迫于西方军事力量，被迫开放国内市场；二是作为欧洲体系特征的军备竞赛被引入东亚体系，改变了东亚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日本最终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日本依靠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从50年的短时段来看，东亚体系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其特征主要有三：一是美国将原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外围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的外围；二是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相比，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具有高度的军国主义倾向；三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东亚地区曾因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冲击而崩溃，但东亚地区的固有特征一直在延续。
第三，东亚兴起是基于古老东亚国际体系特征的重新区域化的表现。东亚兴起并不仅是沃勒斯坦等人假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21世纪的延续，而且是某些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的复现。中国崛起使得东亚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地区经济重新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阶段，阿里吉将其称为“新亚洲时代”。为什么中国崛起对于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此重要？这是阿里吉及其研究小组集中回答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尽管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经济崛起，出现了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卡明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群岛”，但这些群岛并没有使东亚地区真正复兴，其主要原因是军事和经济的分离。这些群岛虽然经济上崛起了，但因为军事上必须向美国提供“保护费”，所以，经济上自然而然依附于美国，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的“加工车间”和“钱柜子”，日本如此，韩国和新加坡也如此，菲律宾和泰国更是如此。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的意义则不同，它不但在军事上不依靠美国，而且具有悠久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和长盛不衰的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用阿里吉的话来说就是：
中国崛起的意义极其重大。中国不像日本或中国台湾地区，它不是美国的附庸，中国也不是香港那样的城市特区或者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尽管它的军事力量不能与美国相比，其制造业增长仍然依赖于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但美国财富和力量对进口廉价中国商品的依赖以及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如果说不是更大的话，那也同样很大。更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带动东亚和其他地区商业和经济扩展的主要力量。
由此，阿里吉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不得而知，但崛起的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不但融入和参与世界体系，而且要不断修正和发展世界体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二、东亚国际体系的兴衰：地缘政治与商业网络
如果基于地缘政治来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的兴衰，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时段：19世纪日本崛起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1895—1945年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1945—1991年冷战时代分化的东亚；1991年冷战后重建中的东亚。
（一）朝贡时代的东亚国际体系
尽管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地区同时受到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对于两种文明的影响孰重孰轻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大量的研究表明，印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而中国的影响则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正如英国的东南亚问题专家霍尔将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喻为古希腊的文化对西欧的影响，“与中国的影响不同，印度的影响没有政治上的含义。它在被东南亚当地社会吸收的过程中，其自身所起变化的程度正如古希腊文化在影响西欧时自身所起的变化一样”。
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和文明中心一直是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而东南亚、朝鲜半岛、日本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由于中国版图在这一时期也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所以，在东亚国际体系的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存在着一个半边缘地带，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内蒙古、西藏以及当时被称为西戎、东夷的地区。核心区的中国对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所采取的策略是非常不同的：对半边缘区，核心区中国采取剿夷（武力征服）或抚夷（羁縻与抚绥）策略，不断将其融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之中。即使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对半边缘区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策略，而对边缘地区诸国或族，核心区的中国采取的主要是不带任何征服性质的朝贡政策，即只要这些边缘地区诸国或族承认中华文明的至上性和优越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朝贡，就可以确保自己的自治国或族的地位。而中华帝国对边缘地区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为了帝国的安全。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对此阐述得很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在19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中，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既是中国的核心区域，也是东亚的核心区域。这一核心区对东亚经济世界有两点意义：一是，东亚体系的腹地是内陆而不是沿海，而边缘地区大多是沿海地区和周围的岛国；二是，商业大多集中在北方的长安、洛阳、开封、大都（今北京）等内陆城市，只是到了明朝沿海地区才得到发展，但很快由于满族入主中原而被抑制。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是一个内陆体系，且由中原地区向沿海地区和周围岛国呈等级差异。
朝贡体系作为东亚国际体系形成并得以延续的一种动力，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朝贡体系并非附庸关系。朝贡体系是一种朝贡国和受贡国双方相互都受益的系统，特别是宋朝以后，随着商业向近代型的转化（由唐代以前主要经营特产品发展为经营日用品），作为受贡国的中国不但继续维持着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而且海上贸易和沿海地带的经济都得到了飞速发展。而纳贡国则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正如费正清教授对清政府对朝贡的态度所描述的：“在清政府的心目中，纳贡的地位就是给外国人在特定条件下以经商权，使皇帝对外国朝觐者的权威合法化。但是这并非附庸关系，也并不表示要求清朝保护。仅有的真正的‘保护国’是在帝国边境以内的属国，其中某些统治者被认为是贡谒者，而不被认为是外国人。”
第二，朝贡体系促进了私人贸易网络。朝贡关系的形成和运作表面上是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但随着商业网络在东亚地区的形成，私人贸易也成为可能了。这不但促成后来的官僚资本的形成，而且为私人资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中，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便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如南下东南亚的华人在致富之后，或投资于昔日的家乡，或吸引同乡人外出从事商业活动。这种建立在“族”（家族、乡族以及由此演变出的种种关系）的基础上的商业网络，将东南亚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管政治结构如何变动（如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1511年以后成为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在冷战时代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但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来华投资的主要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的华人资本）。
第三，朝贡体系的合法化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东亚经济世界。政府之间的朝贡关系使得朝贡体系作为一种机制在整个东亚地区合法化。这种被东亚地区各国合法化的机制是东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和政治世界的最为基本的和深层的动力。虽然朝贡体系在19世纪以后逐渐消失了，但通过朝贡体系而建立起来的相关机制（主导、中心、等级、优越感以及商业网络）作为一种观念一直存在于东亚国际体系之中。
历史上的东亚国际体系主要涵盖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洋群岛）和中国。由于中国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中心，所以，历史上的东亚国际体系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上一直受中华帝国的主导。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并未因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而立即中止，相反，以朝贡关系为纽带的东亚国际体系一直延续到中英《南京条约》。而对东亚国际体系产生致命冲击的与其说是西方的殖民体系，不如说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二）条约机制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崩溃
早在1511年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开始，基于朝贡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就开始面临着欧洲列强的冲击，这就是东南亚诸国在维持与中华帝国的朝贡关系的同时，逐渐成为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这些国家既是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进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东亚国际体系的“交融地带”和“冲突地带”。但对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革而言，则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与之前基于朝贡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不同，日本在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主要借助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所谓现代国家体系的条约机制。这里有两点尤为值得注意，一是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进行国内改革，借助修订不平等条约加入“一级强国”之列。从1853年美国人马修·佩里率舰来日要求开放门户开始，到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缔结通商条约，尽管日本认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既没有关税自主权也没有治外法权，但在西方国家武力威胁之下，日本不得不接受。1868年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对内一改以往德川幕府时代的封闭政策，全面进行国内改革，从上到下掀起西化运动；对外则努力修改与欧美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争取关税自主权和治外法权，恢复日本的尊严，加入“一级强国”之列。随着日本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稳步实施，修改条约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到了1911年关税自主权完全恢复，治外法权也在1894—1899年阶段性地得到恢复。二是日本借助条约机制取代昔日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开始用过去欧美对付日本的方式对付东亚地区，先是将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朝鲜，强迫朝鲜开放国门，然后是出兵占领中国台湾地区，最终在1894年发动了日清战争。日清战争之后，日本便以此为契机开始在东亚大力发展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推出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初设想，并在这一幌子下对东亚国家采取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随着日本的兴起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中心，东南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朝鲜半岛由于直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而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国家。而中国由于东北三省以及台湾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而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国家。这种结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最终解体。
在1895年以后日本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过程中，核心区和区域等级差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东亚经济世界的核心区由以往的内陆转向东亚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上海、广州、福州，日本的东京，新加坡等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地区。东亚经济世界开始呈现一种由东亚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的等级差异。东亚经济世界这种核心区的转移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西方殖民者从1840年以来借助不平等的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而这些通商口岸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带；二是日本借助《马关条约》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大力发展其经济，并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的同时，从东亚其他国家掠夺廉价的原材料；三是东南亚地区从l511年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后便成为西方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加工场所；四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忧（王朝崩溃和军阀混战）和外患（列强瓜分）之中，根本无暇顾及经济的发展。这些加在一起使得东亚经济世界的核心区向沿海地区转移。
（三）冷战地缘政治与东亚地区的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劲敌，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和泰国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国，并成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朝鲜、东南亚四国则选择与中国和苏联联盟，成为反体系运动的一个部分，至此历史上形成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结构彻底终结，东亚地区进入地缘政治重组和经济发展并进的时代。
1945年以后，日本、东南亚地区的东盟国家（东盟六国）、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它们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贸易和金融机制规范本地的经济，同时发挥自己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使东亚地区的这些沿海地带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50—90年代，在东亚地区形成新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网络，如图1所示。
三、东亚国家发展的政治选择：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最终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却在1993年之后经济一直处于低迷之中。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持续的低迷，使得东亚地区秩序又进入重组之中。在东亚地区秩序重组进程中，有两种力量一直左右着该地区各国的发展战略选择，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二是地区一体化浪潮下的地缘政治。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主导权
关于全球化尽管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全球化具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全球化意味着生产的多国化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扩展;第二,全球化意味着贸易的便利化和交换的多边化；第三，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融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世界体系。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并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纷纷对过去的工业化战略进行调整，竞相进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诸如全球电子／计算机工业网络（参见图2）。
然而，经济全球化并未彻底消除大国之间的竞争，相反，这种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的产业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地理空间重组以及东亚各国相应的工业化战略调整，在经济上为东亚国际体系的重组提供了新的结构基础。特别是，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并不断迈向核心区，对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身份在国际社会出现了各种争论，有的认为中国是利益攸关者，也有的认为中国是美国霸权挑战者，还有的认为中国是世界秩序重塑者或修正者。所有这些争论，其实主要来源于中国在世界体系结构中所处的发展状态。随着不断融入世界体系并逐渐迈向世界体系的核心区，这些认知上的差异使得美国将中国假设为世界体系主导权的竞争者，在现实政策中的直接体现就是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在2018年以后陡然加剧，甚至于2023年提出“新华盛顿共识”，以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
（二）区域化与东亚的地缘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另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合作和竞争而在地区层面设计的双边和多边制度。地区主义（regionalism）或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不仅改变了或正在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地区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根据地区合作的方式（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和一体化的程度（多个领域还是单一领域），我们可以将冷战后的地区主义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建设深入推动地区一体化，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欧洲一体化；第二类是通过正式制度建设推动相关国家在单一领域的合作，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各种各样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FTAs）和特惠贸易协定（PTAs）；第三类是通过非正式的制度建设推动地区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东盟一体化；第四类是通过非正式的制度建设推动地区在某个领域进行合作，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亚太区域化。其中，欧洲一体化与亚太区域化对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最为引人注目。
作为亚太区域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地区，自然成为大国争夺的地区。其实，围绕着东亚地区秩序的竞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了，而冷战结束后的竞争更加激烈。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不但相互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与域外的国家签订“意大利面条碗”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关于东亚地区秩序的竞争中，逐渐形成了四种相互竞争的地区秩序观念以及相应的地缘政治战略，这些地缘政治战略一直延续至今。第一种是东南亚国家通过对“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冠名为“东盟方式”（ASEAN way）进行地区秩序重建，进而实现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在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运行半个世纪之后，东盟国家并没有走出边缘地带发展的困境。第二种是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赔偿、援助、贸易与投资而形成“雁行发展模式”（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以确保日本在东亚地区秩序重建中的地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是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努力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金融中心。然而，日本的种种努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得到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完全认同。第三种则是美国由冷战期间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转向冷战后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以构建美国主导的、基于多边主义的亚洲太平洋秩序，东亚地区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美国对东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从来没有改变过，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到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莫不如此。第四种则是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早期的“韬光养晦”转向2013年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构建互联互通的地区秩序。尽管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中国官方并没有明确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既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还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时还与许多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互惠贸易协定。
这四种地区秩序观念以及与此相关联国家的外交政策表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尽管东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也一直在进行，但无论是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还是东南亚国家，相互之间并未彻底摒弃历史挟嫌，所以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融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历史上的东亚国际体系促进了地区商业网络的形成，诸如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和海外日本人商业网络，但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商业网络的作用。东亚过去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在一个区域合作机制不成熟或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地区，既不可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也不可能彻底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更难复兴以某一地区大国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或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正如世界银行对东亚地区的评估中所说的，“东亚的经济图景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地区经济规模巨大，而且所有国家的收入水平都在上升。它比过去更加开放，地区内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同时，东亚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份额也上升了，虽然并不是那么明显。东亚先融入全球，现在正融入地区，中国处于这个发展的中心位置。但地区合作的制度框架相对还不成熟，一些特别安排也还存在较高的副作用”。
四、结论
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崛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21世纪的延续的断言，非常正确地观察到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地缘政治在东亚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但却忽视了历史上朝贡体系下所建立的地区商业网络在东亚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而乔万尼·阿里吉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地区商业网络在东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却轻视了地缘政治对东亚地区各国发展及其合作的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动和地区商业网络的特征，既是东亚各国发展的动力，也为东亚各国的发展带来了困惑。
东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世界随着朝贡体系的瓦解而逐渐结束，这与1511年之后西方殖民者逐渐将东南亚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密切相关，但更是东亚国际体系内诸多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选择的结果。在进行地缘政治战略选择的过程中，不管是积极主动地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由于一直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东亚国家始终游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东亚国际体系之间：完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发展，却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命运；完全依靠东亚地区经济网络进行发展，却担心受本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制约。（作者：王正毅 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