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战略逻辑与演进前景

内容提要：中美战略竞争给印度带来了战略红利。战略红利使印度对战略机遇和战略威胁的认知发生转变，并拉大了印度自我身份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之间的差距。角色理论分析框架下，鉴于印太核心国家在对印度的角色期待中并不涉及对印度某种领导型地位的接受，因而印度试图通过身份选择性切换和投机性凸显“印度教特性”来进行角色转化，并选择性地进行“全球领导型国家”的角色扮演。然而，频繁的身份切换造成了外界对印度角色认知的困扰，而印度对“印度教特性”的强调则可能强化美国对印度另一个“他者崛起”的认知，从而在深层次使美印基于“中国威胁”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复杂化。在未来，印度国际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之间的冲突性将有所上升。

中美战略博弈为印度的崛起提供了战略红利，而享有战略红利的印度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靠近美国，目前在印美两国学术界和战略界仍存在争议。这在根本上涉及对印度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的讨论，而印度的战略选择不仅会重塑中国在南亚的周边外交环境，也会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效果及工具选择。本文尝试以角色理论分析框架，对中美博弈中印度角色的战略逻辑和演进前景进行探讨。

一、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中美战略博弈产生的影响是体系和区域层面的，并不只涉及印度一个国家，为什么文章需要特别探讨印度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呢?另外，如果印度所享有的战略红利本质上是中美战略博弈的衍生品，中美博弈结束之时即为印度战略红利消失之际。那么当前享有战略红利的印度，在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中呈现出何种特点和行为模式呢?

(一)印度的特殊性

与同处于中美战略博弈中的小国或小国集团(如东盟)不同，印度并不会因终有一天必须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而感到困扰。小国(或小国集团)不愿面对此情景的主要原因是这将带来其采取“对冲”战略条件的消失，而印度深知只要中美战略博弈不结束，印度享有的战略红利就不会消失。

所谓红利，即上市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而战略红利，主要指依据特定要素而给予的激励或奖励。那么,印度是美国对华“极限战略竞争”的股东吗?印度文因何特质和要素而使美国必须给予其特殊对待呢?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印度的特殊性主要集中于“潜在的替代力”和“实际的破坏力”两个维度。“潜在的替代力”即以中国为参照进行替代的能力。当前，印度无论从人口结构、GDP增长率、市场规模和潜力、吸引外资能力及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等指标看，都是印太地区最有潜力接近中国的国家；而“实际的破坏力”,则表现在印度在边境安全上对中国的干扰和牵制、在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中进行的“去中心化”以及在全球南方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进行的“软实力”竞争。

据联合国数据，2023年4月印度人口达14.257亿，首次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据经济学人情报库(EIU)数据显示，2022/2023财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69.434万亿卢比，实际增长率为7.3%,预计2023/2024财年印度的GDP增长率为6.6%。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上，印度2022/2023财年预计为281.66亿美元。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上，预计至2028年，印度将从2023年的第62位升至第50位。在军费开支上，2023年印度的军费开支为835亿美元，居于美国、中国及因俄乌冲突爆发而临时大幅增加军费的俄罗斯之后，位列全球第四。2023年印度军费开支占其GDP的2.44%,同期美国军费总开支占GDP的比重为3.36%,中国占GDP的比重为1.67%。以上数据表明，在人口、经济、军事及发展潜力等维度，印度是印太地区最有潜力超越中国的潜在“替代者”。

在“破坏力”维度，印度当前仍试图维持在边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印度通过积极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和安全合作，来试图对抗中国的实力投射。如2023年，印度与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来共享高科技装备和技术。根据相关协议，印度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在印度造船厂进行大型维修；另一方面，自2020年6月边境对峙以来，印度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公路和隧道)建设。在过去几年里，“印度沿着边境修建了3500多公里的道路。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斥资8.5亿美元挖掘一条高海拔隧道，该隧道完工后将确保不受气候条件影响而实现全年畅通。”此外，莫迪政府还试图通过在边境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扩大服务和培育旅游业，重振边境沿线的数百个村庄，以扭转对印度不利的经济移民态势，加强边境地区防御。

在软实力竞争上，印度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并认为自身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既在价值观和战略目标上与西方深度交汇，又在发展阶段和发展理念上深深根植于全球南方国家，是唯一可以连接发达国家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国家”。

在中美战略竞争演进的过程中，印度迄今享有的“战略红利”甚至演变出一种罕见的“印度例外论”,即印度享有的“战略红利”的边界似乎是不设限制甚至是可以讨论的。例如，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并未加入美国和西方针对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进口禁令，但印度不仅获得了美国的豁免，而且有迹象表明当前美国国内还有力量“正努力阻止美国为了推进其他目标(如惩罚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而依据《以制裁法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将印度纳入更广泛制裁机制的任何立法的通过。”有研究甚至认为，从美方视角看，因为“印度已经在战略上对美国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为了任何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对美印关系造成直接损害。”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两国不仅发表了涵盖防务合作、技术经济合作、国际及地区问题等广泛领域的《印美联合声明》,而且印度总理还罕见被再次邀请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而这往往被视为美国给予外国政要的最高荣誉之一。这说明，当前发展美印战略关系不仅是美国国内两党的“共识”,甚至在美国正在成为某种“政治正确”。

(二)战略红利与印度角色的分析框架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给印度带来的“战略红利”边界的探讨，现有研究鲜有涉及。究其原因，难点之一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互动进程中，对自变量、因变量及干预性变量的选择和控制均有一定难度。

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根据角色理论，国际角色包括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两个维度。其中，“角色认知指政策制定者对什么样的角色、义务、规则和功能与他们的国家身份相符的主观认知和判断，而角色扮演则指针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决策、反应、义务和功能的行为模式，集中反映在一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角色认知既包括自我认知，也包括外部角色期待。

在认知层面，当自我角色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产生角色认知冲突，这种冲突需要进行国际角色转化。当角色转化越趋向角色共识时，角色认知与角色扮演之间就越倾向于协调；而当角色转化难以趋近角色共识时，角色扮演就容易出现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的情况，并为国际合作的推进设置深层障碍。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角色共识决定了角色认知与角色扮演之间冲突的性质和激烈程度。”

鉴于国际角色产生于国家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之中，而中美战略博弈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输入、反馈和调整等多个阶段。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对印度角色的分析在认知上需要平衡两种视角：一是印度的视角，即印度对自身及战略环境的认知、印度的战略诉求及期待；二是印太地区其他关键国家对印度角色的定位，主要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通过对比印度的自我角色认知和外部的角色期待，有利于厘清印度国际角色认知在不同维度上的认知差值，从而为进一步探讨印度如何进行角色转化和进行角色扮演奠定基础。

二、逻辑起点：战略红利与认知转向

战略红利是一种被提前支取的激励或奖励。中美博弈背景下，印度享有的战略红利是印度角色认知发生变化的逻辑起点。其不仅放大了印度对自身战略重要性的认知，也使印度对战略环境、战略机遇及战略威胁的认知相应发生转变，从而从深层次影响了印度的自我角色定位。

在知识储备上，独立以来印度在实践上主要受三种思潮的影响：一是传统文化和宗教观的影响，二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安全观与实践(如缓冲区、科学边界、前沿地带等),三是地缘博弈及立足时局变化而进行的策略选择。2010年以来，印度战略界就印度的“不结盟及战略自主”进行了广泛辩论，并对印度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战略机遇期及战略挑战进行了系统反思。

(一)印度对战略环境的认知转向

在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上，印度从主要关注美国战略调整对自身产生的影响，转向关注中美互动对印度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地缘区位也从南亚次大陆，拓展至包括西亚非洲的“印太”区域。

21世纪以来，中国和印度在亚洲的崛起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对“全球中心急速向亚洲转移”以及“美国相对衰落”的判断。受此影响，印度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国家，在对战略环境进行判断时，将“美国因素”从“霸权稳定”的视角转向更多评估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中美互动对自身战略区域所产生的影响。

在地缘区位上，南亚次大陆、孟加拉湾及东印度洋地区长期以来占据印度战略周边的中心区域。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演进及对东亚重视的提升，印度逐渐将“东亚一太平洋”地区塑造成自身的拓展周边，并关注中美在海洋维度互动对自身产生的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演进，使印度官方自2018年开始接受“印太"概念，并认为印太“是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空间，从非洲东海岸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陆，包括印度西部的海湾邻国、阿拉伯海岛屿国家以及印度在非洲的伙伴国。”在此区域，印度关注中美在贸易、海洋安全、能源安全、气候等议题上互动对印度战略环境产生的直接和潜在影响。

(二)印度对战略机遇期的认知转向

在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上，莫迪执政下的印度认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明晰化，相比2012年，印度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实际被延长了，且印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空间。

战略机遇期与印度的国家发展密切相关。21世纪的前十年，鉴于中美互动状态的大致良好及对风险和挑战的协作管控，印度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印度发展的机会窗口是10年至15年。”而随着美国自2017年以来陆续出台系列涉及中国和印太的战略文件，印度战略界开始将中美战略博弈视为“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意味着中美间激烈的战略竞争短期内不会停止，较难出现实质性回调。因而，印度所有的安全、经济、外交和发展政策考量都将不得不置于对中美战略竞争时长进行大致预估中来加以考量。有研究认为，“至203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达到10万亿美元，并有望在2037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受疫情和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经济总量或在2036年超过美国，这比之前的预测晚了6年。”在2023年印度的国庆日上，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提出，至2047年印度独立100年之际，印度将成为发达国家。这也是一种关于印度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相比2012年的预判，印度战略界的观点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延长了印度的战略机遇期，使印度有更多时间来提升国家实力，谋求国家发展，甚至是走出一种“印度方式”的现代化之路。

(三)印度对战略挑战和安全威胁的认知转向

在对战略挑战和安全威胁的判断上，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从21世纪最初十年的发展伙伴，转变为将中国视为自身“外交和安全的巨大挑战”,并自2020年后开始公开鼓噪中国是印度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和印度作为金砖国家代表在亚洲的共同崛起，使全球均衡成为越来越清晰的现实。中印两国持续性的力量增长也使两国在亚洲的互动更趋复杂。“在南亚，印度仍保持着主导性国家地位，但正面临着中国的有限压力；在东南亚，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制度融入度，而印度则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将东南亚作为重要抓手，并积极融入东南亚的地区安全架构；在中亚，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和安全双重维度向中亚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印度基于自身崛起而衍生的巨大能源和安全需求，将中亚定位成战略邻国。”

印度主流观点认为，印度在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地缘影响，并认为中国是印度崛起的外部限制因素。“务实派认为，印度必须夯实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长期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而鹰派则主张对华强硬及对抗。”在对中印发展伙伴关系的评估上，印度认为自身在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中的“比较收益”并不多，典型的如中印贸易赤字问题。在边界问题上，印度认为，中印实力的不对称使“中国没有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驱动，更多将边界问题作为撬动中印关系的杠杆，达到稳住中印关系的目的。”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印度公开鼓噪中国是印度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三、认知差异：自我认知和外部期待

印度的角色认知包括自我角色认知和外部角色期待两个维度。角色的自我认知是角色定位的基础，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而外部角色期待是对角色自我认知的反馈和修正，“国家在进行自我角色定位的同时，也会面向国际社会进行角色扮演。”

(一)印度角色的自我认知：从亚洲大国到全球领导型国家

在角色的自我认知上，印度有着较强的“大国情结”。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印度将自身视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印度将自身定位成“谋求次大陆绝对安全的强国”;冷战的结束和“新兴国家”概念的兴起，使印度在21世纪初将自身定位成"与中国同等重要的亚洲大国”;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印度将自身定位成“净安全提供者”。

2011年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以来，印度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在2015年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出于“对中国在亚洲强势崛起的回应，印度领导层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必须对印度的战略定位进行调整，以防止印度被中国崛起的巨大光环笼罩而黯然失色"。2015年年初，莫迪在部长会议上督促“放弃对印度平衡国家(balancing force)的定位，尽快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帮助印度在全球发挥领导性角色(leading role)。”印度外长苏杰生也提到，“印度欢迎多极世界和多极亚洲。”印度“领导型国家”的定位传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印度不会因为美国期待“联印制华”就会扮演该角色；二是印度不会接受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单极”亚洲。2018年香格里拉会议后，印度官方开始接受“印太”概念，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中指出，“印度支持构建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

大致而言，21世纪以来印度对自我角色认知最大的变化是从“亚洲大国”转变为“全球领导型国家”。在坚持战略自主的前提下，印度希望“通过多向结盟和多维度议题导向的结盟，来实现决策的自主性并在多极化世界中谋求与印度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与大国不同，“领导型”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全球领导型国家的定位，表明印度的战略雄心已经从亚洲延伸到全球层面。

(二)印度角色的外部期待：“中国驱动”下的差异性

印度角色的自我认知，在实践中还会受到印太地区关键国家对印度角色认知的影响。这种认知反馈及修正，在实践中将塑造印度角色扮演的具体表现形式。

首先，就美国而言，美国战略设计遵循明显的“威胁导向”,在将中国定位成“现实且持久的威胁”的前提下，美国选取通过“武装”印度来试图实现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这种对印度地缘战略价值的肯定主要源于两大背景：一是地理上印度位于连接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中心，与美国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战略聚集区域重合；二是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上越来越感到自身在资源、能力甚至感召力上存在限度。

至于美国战略界如何评估印度实力提升对美国的战略影响，美国主流战略界在知识谱系上基本沿袭了奥巴马时期“脱钩”理论的战略判断。这种判断认为：印度国家实力的提升，特别是在对华威慑能力上的提升，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在经济、技术、产业链和价值观上对印度更深层次的融入，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印度国家实力的提升仍需时间，且印度在如何制衡中国上与美国观点并不一致。在具体官方表述上，虽然美国在多个场合称印度是“领导型国家”,但这基本是基于低成本的“口惠”之便。在战略互信和预期上，美印仍存在一定分歧。

其次，相比美国，日本对印度的“多面性”有更清晰的理解，更能理解印度在中美战略博弈、俄印关系中的立场，谋求与印度“不动声色”的实质性走近。日本认识到印度对于发展资金的渴望，2017年以来积极支持与印度相关的印太地区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本不仅积极参与改善印度东北部路网改善过程，而且还有意联合开发重要港口与岛屿，并提出了“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将其看成“通过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来改善亚非联系”承诺的具体化。在美国对印度投资不足的情况下，2022年日本宣布将向印度投资5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还意识到印度很难在安全上与其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深度捆绑，因而在加强自身安全方面更为主动。日本不仅在2022年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RAA),还在2023年与英国签署了一项为在对方国家部署军队提供便利的防务协议。

再次，在澳大利亚视角下，印度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与澳大利亚存在重大共同利益的国家。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加强合作以共同抵制中国在各自传统势力范围影响的扩展；二是提升双方在防务上的协同作战能力。2022年11月，印度海军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完成了海上伙伴关系演习；三是澳大利亚与印度具有强大的经济合作潜力，并且有利于减轻彼此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2022年4月，印澳签署了《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双边自贸协议有助于满足印度的矿产资源需求，而对澳大利亚而言，推进印澳经济合作有利于减少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

最后，东盟对印度的角色定位有一定张力。对东盟国家而言，印度是可以同时在经济上和安全上缓解其对中国和美国同时“双重过度依赖”的另一个有待探索的选项。印度的体量、市场潜力、强劲的防务支出、在海洋安全上与东南亚国家的“惺惺相惜”以及在外交上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多次确认，都使东盟国家认为印度是中美战略博弈下可以联合的“朋友”。2022年11月，东盟与印度正式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求在智慧城市、网络安全、疫苗生产与分销等新领域的合作。

综上所述，在角色认知上，印度对于“领导者”的偏好根深蒂固，而美国更倾向于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将印度融入自身盟伴体系；日本和澳大利亚更侧重在特定领域与印度开展合作，以便弱化中国对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将印度视为未来的“领导型国家”;东盟更多将印度视为“中美二元结构”之外的另一个可选项，并希望在经济发展、海洋安全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继续深化与印度的合作。

四、调试、转化与选择性角色扮演

当角色的自我认知与外部的角色期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时，角色的兼容就变得困难，这就需要国家对国际角色进行转化，并在调试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角色扮演。现有研究表明，“国家不得不经常面对内部角色定义与外部角色定义的分歧，也试图解决自我角色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

(一)选择性的身份切换

在角色转化上，印度如何完成在自我认知上从亚洲大国到全球领导型国家在逻辑上的自洽呢?

印度的亚洲大国定位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关，而印度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缓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战略区位上，印度也逐渐脱离南亚次大陆的束缚，开始寻求在亚洲投射影响力。莫迪上台后，随着印度与巴基斯坦综合实力差距的拉大，印度摆脱南亚次大陆束缚的趋势更为明显。通过对巴基斯坦采取“极限施压”和战争边缘政策，印度宣称摆脱了在安全上以巴基斯坦为主要障碍的束缚，从而有条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理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

“全球领导型国家”的身份定位与“印太”战略单元的兴起紧密相关。“领导型国家”意味着印度认识到自身雄心与资源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更趋向于在自身拥有优势的领域发挥领导和塑造作用，典型的如印度在二十国集团(G20)和全球南方中的表现。2023年9月，印度在G20峰会上利用主席国地位推动非洲联盟成为正式成员，并将会议主题聚焦于发展、债务和气候变化，从而巧妙避开了俄乌冲突。同年，印度还两次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试图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对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印度视为一种位于中美之间、穷国和富国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桥梁国家”。在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叙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有配合、支持印度与中国争夺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动力，而印度也有借此来提升自身“领导型国家”的内在诉求。此外，印度的全球领导型国家还体现在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首倡建立的国际太阳能联盟，疫情期间提出要做“世界药厂”,以及莫迪政府在联合国等多种平台上积极推进“瑜伽外交",欲将印度打造成神秘的"东方古鲁"(Guru)。

然而，基于规避弱点而进行的身份“无缝切换”,也在现实中给外界造成一种困扰，即为什么印度会对自身定位在很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且与其在外交其他领域的定位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比如，较为典型的如印度在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过程中，2016年2月之前印度主要追求“大国”的身份叙事；2016年2月后至2019年，印度则主要追求“地区大国”的身份叙事，但在退出谈判阶段(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印度又强调“自力更生新兴国家”的身份叙事，这种多重身份的“无缝”切换造成了外界对印度角色的困扰。

(二)投机性地突出“印度教特性”

在国家角色的转化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一国的角色转化往往带来国家角色扮演的转向。

就印度而言，独立以来印度的国际角色扮演大致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历程。莫迪上台后，第一任期在对外战略上仍呈现出“继承性大于变革性”的特征，“多边平衡”逐步演变为“多向结盟”。这表现为既与中国和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合作，又与美国和西方共推价值观外交和民主同盟机制构建，同时还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积极互动。有研究就认为，“虽然莫迪为印度外交带来了进取的一面，但他并没有改变印度外交的整体目标和手段。”

莫迪第二任期，印度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均广泛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战略文化上强调“印度教特性”(Hindutva)。这表现为：对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由政府的公共政策渗透到国家机器和正式制度中，而且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活跃分子与民间组织和文化团队的关联逐渐控制了公民社会。”对外，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积极推动印度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影响了印度政府在诸多涉华问题上的立场。有研究认为，2019年以来，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形成了一种“种族—宗教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统治风格”,并正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复兴印度教民族主义。

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民族国家不同，受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的印度政府提出，印度在“民族国家”之外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吠陀》《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等经典中蕴藏着印度教对真理的探寻。在考虑当今印度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时，印度认为，“鉴于印度独特的文化意识，印度应有能力从其古老、珍贵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价值中汲取营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治理范式。”这有助于解释莫迪政府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改革的多边主义”以及“领导型国家”等诸多定位，其背后对“印度教特性”的强调非常明显。

2023年12月，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举办了首届“知识印度”世界大会。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致辞时宣称，“印度的崛起要求印度在世界上推广‘婆罗多’叙事，……这种叙事根植于印度的传统、语言、历史遗产和实践，……出于某种天定使命，印度有责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很显然，“印度不仅将文化传统视为促进自身利益的渠道，更将之视为印度大国地位的支柱之一。”

归根结底，印度认为通过对自身“印度教特性”的强调可以解决自我身份定位和角色期待不一致的矛盾，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由于近来对华“投机性”示强外交自认为在现实中取得了某些"实质性胜利";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俄罗斯出于维护主要战略方向的考虑，在现实中对印度的角色扮演采取了表面“迎合”甚至默许的态度。理论上，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层面对于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强调越重、频率越高、态度越强硬，反而说明该国对于获得某种国际角色的愿望和意志越强烈，也说明这种国际角色往往与其现状差距就越大。

结语

通过对中美博弈背景下印度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的分析不难看出以下三方面内容。首先，战略红利拉大了印度自我身份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之间的差距，鉴于印太核心国家在对印度的角色期待中并不涉及对印度某种领导型地位的接受，因而印度国际角色转化与调试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对自我角色定位上，印度已经从“亚洲大国”转变为“全球领导型国家”,而印太地区核心国家对印度国际角色的期待主要有两个基点：一是基于“结盟”的基点，二是基于降低中国冲击而与印度开展议题(领域)导向的协调与合作的基点，并不涉及接受或认同印度的某种领导型地位。这带来了对印度角色不可调和的认知冲突。为降低角色认知冲突对角色扮演带来的自相矛盾和混乱状态，印度试图通过身份定位的选择性切换以及投机性突出“印度教特性”来进行角色转化。但印度对其“印度教特性”的强调以及对自身“文明国家”标签的强化，凸显出印度对于获得“全球领导型国家”角色认同的强烈愿望，这反而加剧了印度国际角色认知与角色扮演之间的冲突。

其次，战略红利使印度在“潜在替代力”维度被提前溢价兑现的概率增大，但迄今为止印度能否真正“替代”中国仍存在不确定性，印度能否通过自身发展给世界提供机遇也有待观察。当前，虽然大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司通过“中国+1”安排来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相比越南和墨西哥，印度并不是供应链多元化策略的最大赢家。与此同时，印度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印度政府对外资“不友好”立场，都使外资对印度投资趋向谨慎。据印度储备银行统计，2022/2023财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同比下降了16.3%,仅为710亿美元，是近十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印度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其经济发展模式在深层次还面临着“三大失衡”的掣肘，即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失衡、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失衡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失衡。“三大失衡”不仅制约印度利用其人口红利的能力，而且也将从长远上制约着印度战略崛起的物质性基础。如果印度无法解决其经济发展中的“三大失衡”,印度实现“印度制造”目标的可能性较低，也较难完成莫迪设定的至2047年实现发达工业国家的目标。

印度所享有的战略红利是否能够促使印度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这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印度能否为其他国家提供足够大的市场，特别是至少能够弥补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需求放缓的情况；二是印度能否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三是印度能否在新兴技术驱动的新经济业态下在全球治理层面推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则的建立。而且，能否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将决定印度的“全球领导型国家”自我定位是否具有道义合法性基础。

最后，在角色转化过程中，印度对“印度教特性”的强调有可能强化美国对印度另一个“他者崛起”的认知，从而在深层次上使美印基于“中国威胁”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复杂化。虽然中美战略博弈下美国对印度将进一步沿袭“利诱”策略，但美国国内对印度民主倒退的担忧有加深趋势。有评论甚至认为，“印度试图成为一个强大且具有监视权力的压迫性政府，正在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让印度公民融入‘印度国家’'的概念之中。”美国也有可能最终意识到，美国支持的“印度的崛起”是一个与美国存在严重“异质”的“他者”的崛起。

此外，印度采取的某些突出“印度方式”的国际角色扮演，在战略上的矛盾之处在于，印度在全球南方及G20等非西方机制中作用的加强，从根本上削弱了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秩序，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的议程。虽然拒绝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中国推进的倡议之间做出选择，并提出具有“印度教特性”下的自我革新，但在印度潜力变现之前，印度所有的软性力量包括文化特性的投射在效果上都将大打折扣，并将带来美国对印度战略认知上的困惑。未来，印度国际角色的冲突性预计会有所提升，国际合作推进存在深层障碍。（作者：杨晓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