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与重塑

内容摘要：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深受俄罗斯影响的欧亚地区秩序日益呈现“漂流”态势，俄罗斯地区权威受到的内外挑战日增、地区秩序不稳。欧盟和北约事实上已成为冲击欧亚地区秩序的重要外部势力，改变了地区既有权力结构，提高了地区秩序塑造的成本。就欧亚地区秩序“漂流”的内部根源而论，俄罗斯与其他欧亚国家在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地区秩序观、一体化的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一定认知差异，这些差异随着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和外部势力的干预而被强化。自俄乌冲突爆发后，欧亚国家可通过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加强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与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的合作，积极寻求地区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改变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态势，重塑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欧亚地区秩序。

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欧亚地区秩序日益呈现“漂流”态势。俄乌冲突爆发后，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态势日趋显著。部分欧亚国家对俄罗斯离心力增强，域外势力也加大了干预欧亚事务的力度，欧亚地区国家维持既有地区秩序较为吃力，未来欧亚地区秩序走向的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加。欧亚地区幅员辽阔，占据了“世界岛”的绝大部分，而稳定的欧亚地区秩序不仅能造福本地区国家和人民，也对毗邻地区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欧亚地区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地区，维持欧亚地区秩序的稳定也事关中国的边疆安定和国家安全。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欧亚地区秩序“漂流”的根源、未来走向，从而探索构建欧亚新秩序的可能。为此，本文首先回顾了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梳理了欧亚地区秩序“漂流”的表现、分析了其根源，进而提出了欧亚地区新秩序可能的建构路径。

一、俄罗斯塑造下的欧亚地区秩序：缘起与演变

国际秩序为国家行为提供了更大的可预测性，是各国实现重要社会目标的基础，其稳定运行需要各国的普遍认可和遵循相应的国际制度。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是指维持国际社会基本的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模式，其中规则是确立秩序的基本手段。还有学者认为，国际秩序是一组帮助管理成员国互动的国际制度。对此，本文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国家在一定的规则或制度管理下的有组织性的互动状态。概言之，欧亚地区秩序是指本地区国家为维护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在地区制度的管理下呈现出的有组织的行为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学界所指的欧亚地区是指在波罗的海三国之外、由12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地区，可分为中亚、高加索和东欧三个次地区。中亚地区包括哈、吉、塔、土、乌五国，东欧地区即白、摩、俄、乌克兰四国，高加索地区则有亚、格、阿三国。相对应的是，欧亚国家的官方文件常以独联体地区、后苏联空间指称欧亚地区。

通常而言，在国际体系中大国创造和管理秩序。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秩序不可或缺，一方面，其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管理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其也可帮助大国以自利方式管理弱国的行为。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积极促进独联体各领域一体化的发展，以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欧亚地区国家原属苏联，彼此间大多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并未因苏联解体而很快消失。诸多欧亚地区国家境内通常有相当比例的俄罗斯族人口，俄语也是部分国家的官方或主要语言。此外，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实力超强，加上既有的社会、文化联系，使其能以多种途径影响欧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并以自身方式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建构方向。

1991年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以外的11个欧亚国家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随着25日苏联宣告解体，独联体成为管理和协调欧亚国家关系以及俄罗斯塑造地区秩序的主要地区性制度。《独联体章程》阐明的组织宗旨包括：推动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生态、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使它们在统一的经济空间获得全面和均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推进地区国家间的协作和一体化，等等。此外，《独联体章程》也规定了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处理彼此关系的准则以及开展地区合作的具体领域，从此，《独联体章程》成为指导本地区国家相互间关系、构建欧亚地区秩序的纲领性文件。《独联体章程》规定的欧亚国家合作领域非常广泛，既包括集体安全和军事政治合作、成员国之间的冲突预防和争端解决，也囊括了经济、社会和法律领域的合作以及独联体机构的国际合作等内容。然而，以独联体为基础的欧亚秩序是一种弱秩序(thin order)而非强秩序(thickorder)。一般而言，强秩序确立了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对国家行为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这种秩序既广泛又深刻。而弱秩序则主要有三种形式：秩序可能只涉及经济或军事领域，而非两者兼而有之，即使在一个领域存在强大的制度，但其仍是一种弱秩序；秩序可能涉及一个领域或两个领域，但领域内构建的制度效力较为软弱；秩序虽涉及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但仅在一个领域拥有强大制度。简而言之，弱秩序既不广泛也不深入，或仅在两个领域中的一个得以深入发展。

就欧亚地区秩序建构而言，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推动的欧亚地区秩序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自格鲁吉亚加入后，独联体成员国达到12个，在其框架下的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一体化均有明显进展。例如，在政治一体化方面，1996年4月俄、白签订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成立共同体条约》,标志着独联体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在军事一体化方面，1992年5月俄、哈、塔、亚、吉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该条约有效期为五年，且可进一步延长。此外，阿、格、白三国于1993年也签署了该条约。1994年独联体国防部长理事会通过了《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构想》,至此，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机制开始形成。五年后，亚、白、哈、吉、俄、塔等国于1999年4月续签了此条约，但彼时阿、格、乌未续签；在经济合作方面，1994年4月独联体国家通过了建立经济联盟委员会和自由贸易区的两项决议，相关地区国家启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同年9月，独联体各国首脑还一致同意建立经济委员会以加强彼此间的经济联系。10月，独联体国家又签署了建立支付联盟和关税同盟的协定。到了1995年，俄、白、哈三国再度商定建立地区关税联盟。

根据其他欧亚国家与俄罗斯合作关系程度来划分，叶利钦时期的欧亚地区秩序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俄白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全面一体化。1996年两国签署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成立共同体条约》,1997年两国再签《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条约》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宪章》,在两年时间内，两国迅速建立起联盟国家(Union State)机构。1999年两国又签署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条约》,正式确立联盟国家程序，该条约统一了两国的政治、金融和经济体系；第二个层次是由俄、白、哈、吉四国推进的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一体化；第三个层次涉及较为依赖俄罗斯但又不太热衷于地区一体化的一批国家。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格、亚、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对俄军事依赖要大于经济依赖，导致这些国家对待地区一体化心态复杂；第四个层次则涉及对任何形式的地区一体化都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土、摩、阿与乌克兰即为此类国家。总体而言，叶利钦时期的欧亚地区秩序虽是弱秩序，但它也奠定了本地区秩序发展的基础。与21世纪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欧亚地区秩序覆盖国家广泛，包括了本地区所有国家，但其经济和军事制度所覆盖的成员国数量不一，整体而言，独联体制度较为软弱和涣散。

自普京总统上台后，俄罗斯加大了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力度。例如，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俄白政治一体化，特别是在军事和战略领域的合作。俄罗斯通过联合军事演习的方式加强了其在白俄罗斯的战略存在。尽管俄白之间也时有分歧，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保持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俄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与一体化进展，使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倚重有所加深。在本阶段，俄白一体化比叶利钦时期更加深入发展。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欧亚地区秩序的建构在以下几个层面得以继续发展。

在安全秩序方面，在俄罗斯领导下，2002年俄与亚、白、哈、吉、塔联合建立了军事联盟，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使独联体安全合作机制升级为正式的军事组织。自此，集安组织成员国一直在打造该组织的法律、机构和能力。例如，该组织建立了快速反应部队(CRRF),并可在战时动员更大规模的多国军队接受其指挥。集安组织的组织使命则包括打击恐怖分子和有组织犯罪以及阻止任何针对其成员国的大规模袭击。此外，集安组织成员国间的合作还包括俄罗斯以折扣价向其盟友出售武器。各方还达成协议，约定所有国家都必须同意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可在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自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塑造下的欧亚地区安全秩序的覆盖范围比20世纪90年代要小，但是合作深度却得以加强。

在经济领域，欧亚地区也出现了参与国家变少但合作深化的一体化模式。2000年10月，在独联体无法实现深度经济一体化或建立有效的关税同盟后，俄与白、哈、吉、塔联合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寻求通过降低成员国的税收、关税和其他经济壁垒来协调各自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最终旨在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一个共同的对外关税体系、一个共同的能源市场和一个关税同盟。2007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内的俄、白、哈又承诺建立关税同盟。2010年三国制定了统一的对外关税标准，并取消了大部分内部关税和海关管制措施，初步实现了各国间货物与人员的自由流动。2012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在关税同盟框架下成立了单一经济空间。2015年俄、白、哈、吉、亚又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以加深彼此间的经济与政治合作。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俄罗斯努力推动独联体各领域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个演变方向则是次地区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即部分次地区国家不断尝试构建各种次地区秩序。

1997年10月，格、阿、摩和乌克兰成立了一个磋商性的地区联盟，即“古阿姆”集团。乌兹别克斯坦于1999年加入该组织，2005年退出。2006年5月该组织更名为“古阿姆民主与发展组织”。2007年该组织组建了联合维和部队，旨在打击分裂主义。2017年该组织成员国就协调自由贸易区和海关程序达成了协议。“古阿姆”集团的成立与发展一直得到美西方的支持、鼓励，是美西方抗衡俄罗斯在该区域影响力的重要组织。

而在中亚地区，次地区秩序也有所发展。1994年哈、吉、乌三国成立了中亚经济联盟，1998年更名为中亚经济合作组织。1999年塔吉克斯坦加入，2002年其又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2004年10月俄罗斯加入，并于2005年将该组织并入俄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至此，中亚次地区一体化进程一度趋于停滞。

二、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

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是指本地区秩序日益偏离俄罗斯的战略影响、日益趋向不稳定的一种状态。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不少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利益观念日益淡化，地区认同感逐渐降低。此外，部分次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且与域外势力的合作加深，从而导致地区秩序动荡不宁。欧亚秩序的“漂流”始于本地区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所爆发的“颜色革命”,而在经历俄格战争和克里米亚危机后，这种动荡趋势加剧。而自俄乌冲突爆发后，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态势更加凸显。具体而言，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呈现以下特征。

(一)成员国“退群”频发、部分成员消极对待欧亚一体化机制

进入新世纪后，独联体的凝聚力更加弱化。2005年8月土库曼斯坦退出独联体，2006年格鲁吉亚退出独联体国防部长理事会、2009年退出独联体。2014年乌克兰停止参与独联体活动、2024年5月退出独联体。2022年7月哈萨克斯坦退出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协议。2022年6月摩尔多瓦表示将逐步退出独联体、11月再表示将暂停参加独联体会议。2023年2月摩尔多瓦宣布已退出与独联体签署的多项条约，2023年5月摩尔多瓦表示将退出独联体议会间大会，2023年12月摩尔多瓦再宣布拟于2024年底前完全退出独联体。若2024年底摩尔多瓦如期退出，当前独联体成员国将仅余八国。

此外，集安组织成员也有减无增。2012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就退出集安组织。近年来亚美尼亚以俄罗斯与集安组织未及时干预亚阿之间的纳卡冲突、不履行安全义务为由，对集安组织态度消极，亚美尼亚领导人多次批评俄罗斯与集安组织不采取行动和无法履行义务。因被亚美尼亚拒绝，原定于2023年在亚美尼亚境内举行的集安组织“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3”联合维和军演，被迫改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与此同时，亚美尼亚还拒绝参加原定于2023年10月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亚美尼亚更宣布于2024年2月23日起“冻结”俄罗斯在集安组织中的主导地位。2024年5月8日，亚美尼亚宣布不会拨款资助集安组织的活动，6月12日，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声称亚美尼亚拟退出集安组织。

(二)新世纪以来部分欧亚地区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趋于不稳定

在“颜色革命”和地区军事冲突爆发后，部分欧亚地区国家疏远俄罗斯的进程加速。自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初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后，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其中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矛盾走向激化。

自俄格战争和克里米亚入俄后，俄罗斯一些邻国意图重振其与亚洲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力图使经济多元化，部分国家对俄防范意识有所增强。在欧洲板块，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稳定，而俄乌已陷入敌对状态。此外，俄罗斯与摩尔多瓦的关系也陷入震荡。在俄乌冲突初期，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在其推特账户上就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为，并宣布接受乌克兰难民。在俄乌冲突一周后，摩尔多瓦便正式申请快速加入欧盟，但未加入西方对俄制裁之列。在高加索板块，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格鲁吉亚不但支持国际机构的挺乌决议、接受大量乌克兰难民，还支持美西方对俄实施的军事制裁。另外，格鲁吉亚民众也举行了一些亲乌示威活动，并与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一起参与人道主义援助。而在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借俄乌冲突之机于2023年9月完全控制了纳卡地区，其后，亚美尼亚开始摆脱传统上对俄罗斯安全保障的依赖，不断亲近美西方。阿塞拜疆夺回纳卡地区使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权威遭到削弱，影响力处于历史低点。此后亚俄关系趋于恶化，2024年6月阿塞拜疆外长缺席集安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

此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国家尽管继续与俄保持密切关系，但也一直避免公开支持其军事行动，并在安全上日益增加与域外伙伴的接触。由于面临高通胀和供应链中断的压力，一些中亚国家努力寻求贸易关系的多样化、试图建立新的货运路线。其中，哈萨克斯坦宣布保持中立，乌兹别克斯坦对事件表示“深切关注"、呼吁各方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军事活动”,而吉尔吉斯斯坦则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其国内和外交政策”、重申该国对领土完整原则的支持承诺。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未对俄乌冲突公开发表评论，但也未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三)地区合作组织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功能不足

集安组织是普京总统上台后仿效北约建立的地区安全组织，而欧亚经济联盟则是以欧盟为蓝本打造的地区经济组织。二者是当前俄罗斯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支柱，但其功能发挥尚存在不足、地区秩序塑造效果不彰。

1.集安组织未能完全满足成员国安全需要

依据集安组织的章程，成员国应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当受到外部安全威胁时可行使集体防卫权，且成员国应采取措施在组织框架内建立应对诸种威胁的危机反应系统。然而在部分成员国看来，当阿塞拜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以武力夺回纳卡地区时，俄罗斯和集安组织的反应却不够及时。例如，2023年9月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表示，拉钦走廊本应由俄罗斯维和部队控制，但俄却未采取有力行动，这样的结果“要么是俄无法维持对拉钦走廊的控制，要么是它不想这样做”。

在地区局势动荡之际，欧美反而乘机介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调解。在欧盟的斡旋下，亚阿领导人举行了多轮谈判。2022年9月事态升级后，欧盟就向亚阿边境派遣了实况调查团，并就在此部署欧盟长期调查团一事与各方进行了谈判，而这一态势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是难以想象的。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也趁机积极介入亚阿冲突问题，一直与亚阿领导人保持直接接触。美欧在亚阿问题上还采取联合行动，组织了多轮亚阿之间的外交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会议，美国媒体甚至声称美在阻止2022年9月局势升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外交作用。一时间，美欧与亚美尼亚的外交关系急剧升温。例如，为彰显两国的密切关系，亚美军队举行了联合演习。2023年9月亚美尼亚召回了其驻集安组织代表，并考虑加入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7月亚美尼亚外长参加北约峰会，在当月，亚美军队还在亚美尼亚举行了为期10天的联合军演。

2.欧亚经济联盟吸引非成员国能力不强

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俄的反制裁措施，导致联盟成员国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直接冲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联盟的吸引力。白俄罗斯因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更积极推动俄白一体化，致使美西方对其制裁持续升级，白俄罗斯经济面临较大困难。2021年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3%、2022年为负4.7%,俄罗斯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6%、2022年为负2.1%。而未受制裁的亚、哈、吉三个联盟成员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12.6%、3.2%、7%。在此情势下，部分成员国的一体化热情受损，联盟吸引力有所降低。

此外，美西方对俄白的制裁也使亚、哈、吉在联盟中的收益减少。因俄罗斯在联盟中拥有经济实力和消费市场上的巨大优势，联盟外国家或国际组织与联盟签订合作协议的主要动机是想借此进入俄罗斯市场。当它们没有与俄合作的意愿时，则不太有强烈的动机与联盟签署合作协议。与此同时，面临美西方的制裁重压，保持中立的国家在与联盟合作时也会更加谨慎，导致联盟国家对外合作机会减少。另外，欧盟与俄罗斯的对抗也排除了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制度化合作的可能性，且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欧亚经济委员会成员发表的反对美西方对俄制裁的声明，也加深了美西方对联盟及其成员国的负面认知。最后，美欧对俄制裁使其也不能从美西方进口商品，这也导致联盟关税收入减少，成员国可分关税收入也相应随之减少。

(四)部分地区国家重启次地区一体化进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独联体内部开始形成两种目标冲突的一体化趋势：一种是俄罗斯主导的以独联体为框架的一体化，另一种是一些次地区国家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力图脱离独联体的尝试，后者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为代表。

在中亚地区，一度停滞的次地区一体化进程又开始抬头。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开始积极发展同其他中亚四国的关系，并倡导中亚的一体化进程，其他四国则积极加以回应。2018年3月中亚五国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元首峰会，这是2005年以来首次无地区外大国参加的中亚峰会。对此，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表示：“没必要求外人解决中亚问题，我们自己就能够解决一切，这是我们举行会晤的原因。”2019年11月第二次峰会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峰会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首次会议的议题，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地区合作的具体倡议和新合作理念。2021年8月第三次中亚峰会在土库曼斯坦举行，各国不但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倡议，还就峰会机制建设等议题达成共识。2022年7月第四次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会议签署了六份重要文件，托卡耶夫总统对此表示，本次峰会事实上标志着中亚五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迈入了历史新阶段。2023年9月第五次中亚峰会在塔吉克斯坦举行，各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和合作文件。2024年8月第六次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召开，各国表示将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加强合作。此外，近年来美、俄、欧、日、印等国分别与中亚国家建立“C5+1”合作机制，纷纷将中亚视为一个整体看待，这无疑也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地区认同和自主性努力。

除此之外，高加索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渐发展。自2006年后，“古阿姆”集团已“从一个松散的联盟正式演变成美国遏制俄罗斯、削弱独联体的主要平台之一”。“古阿姆”集团成员国希望加强经济合作以减少对俄的能源依赖，合作抗衡本地区主导国的优势军事力量。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希望达成政治合作以抗衡独联体、减少俄罗斯对其政治影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并同北约和欧盟建立更加积极的合作关系。此外，“古阿姆”集团成员国争取加入北约的态度也较积极，并受到美西方大力支持。“古阿姆”集团近年来虽发展缓慢，但是其亲西方立场却愈加鲜明。例如，2023年8月该组织秘书长在第三次领导人峰会上就强烈声援乌克兰，坚定地支持乌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愿意对乌提供人道主义和多边援助。虽然该组织实力较弱，但其浓厚的亲西方色彩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部分欧亚地区国家的地区认同。

三、欧亚地区秩序“漂流”的根源

自欧盟和北约不断东扩后，事实上已成为欧亚地区秩序建构的主要搅局者，原有的地区权力结构被打破。而新的地区权力结构、欧亚国家的秩序观差异、既有地区一体化制度的弱化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导致欧亚地区秩序呈现“漂流”态势，也使地区主导国难以实现其既定的欧亚地区秩序建构目标。

(一)权力流散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

如果无外部势力介入，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处于“一超独大”地位。以2021年为例，当年俄、哈、白、亚、吉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8366.31亿美元、1971.12亿美元、682.07亿美元、138.61亿美元、87.47亿美元，俄与哈、白、亚、吉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分别为9.3、26.9、132.5、210。此外，俄在亚、格、白、哈、吉、塔等地都设有军事基地以支撑其地区主导地位。但是，当美欧深度介入欧亚地区事务后，新的地区权力结构开始形成。2021年欧、美、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7.32万亿美元、23.59万亿美元、1.84万亿美元，而2021年北约、美、俄军费分别为12210亿美元、8062亿美元、659.07亿美元，与美欧相比，俄罗斯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随着美欧深度介入欧亚地区事务，既有地区秩序的根基生变，与美欧相比，俄实力处于相对劣势。当既有的欧亚地区权力结构被打破后，俄罗斯也就难以继续主导现有的地区秩序建构，诚然，一国的战略目标与具体实施步骤需要精确匹配其所拥有的实力资源。长远观之，美、欧、俄关于欧亚地区秩序建构的战略竞争前景取决于三方实力的消长。

众所周知，当国家面对外部威胁挑战时，要么选择制衡，要么追随强者。制衡是指一国与他国结盟以反对具有权力优势者的威胁。而追随强者，则是指一国与引发威胁者进行结盟。一般而言，国家越强，他国就越可能与之结盟。相反，当国家相对衰落时，最好的情况是其盟友倾向于中立，而最坏的结果则是盟友投向强者一方。事实上，这一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原则也适用于欧亚地区。在美欧未深度介入欧亚事务之前，俄罗斯是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其他国家则主要扮演消费者角色。在欧盟和北约强势东扩后，其已成为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之一，且在一些领域供给能力比俄更强，这诱发了部分欧亚国家在地区合作中的观望态度。欧盟和北约与俄罗斯围绕欧亚地区秩序建构的博弈，促使双方都希望以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方式吸引其他欧亚国家的支持，而后者则可能会在欧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选择待价而沽。如果俄罗斯能满足它们的需要，作为回报，成员国就更容易接受俄地区领导者的地位。若部分国家求利不得，或俄罗斯难以提供充足的地区公共产品，一些成员国则可能会转向域外势力。

进一步来看，一些欧亚国家在欧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摇摆做法也诱发了俄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中犹豫不决的态度。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权利义务对等的考虑，俄罗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后若不能得到预期回报，其供给意愿也会降低。特别是当欧盟和北约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竞争、一些欧亚国家投向美西方势力的事件屡次发生之后，俄罗斯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犹豫情绪也会不断增强，无论是俄乌关系还是亚俄关系发展，都大体遵循了这样的逻辑。如此，经过多次博弈后，域外势力与某些欧亚国家联合行动的局面开始形成，欧亚地区秩序也随之走向“漂流”。

(二)观念分歧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

人类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类别广泛的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观念有助于澄清因果关系的原则、有助于协调个体行为。而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即使不做费力费时的创新，其也能继续指导人们的具体行动。俄罗斯与部分欧亚地区国家对地区秩序的观念差异，也造就了不同的地区秩序建构目标，而地区秩序目标的不同，则导致欧亚地区国家在构建地区秩序的路径、动力、战略和策略之间形成张力，同样也会促使欧亚地区秩序趋向“漂流”。

俄罗斯希望建立其塑造下的欧亚地区秩序、积极推进地区一体化，以维持和巩固地区影响力，并以该地区为战略依托，助其成为多极世界的权力中心之一。虽然《独联体章程》规定成员国主权平等、会员国应是独立且平等的国际法主体，然而俄罗斯视欧亚国家为“近邻国家”(countries of the nearabroad),有外国学者甚至指责俄罗斯“不把欧亚地区视作国际体系的自主或独立部分……俄对本地区的政策介于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在一些分析家看来，对于俄罗斯而言，俄的领导地位是公认的，而区域一体化的复兴须以莫斯科的引力为中心。

事实上，俄罗斯对推动欧亚地区一体化尤为重视，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发布的六份《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均将欧亚地区作为其第一外交优先区。即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与外部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2023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文件仍认为“要加强俄作为对世界发展和文明有影响力的主权中心之一的地位",须“进一步将近邻地区变为和平、睦邻友好、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之地”。早在1995年，俄罗斯便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强调要把各成员国对独联体一体化的态度与俄罗斯向其提供经济、政治、军事支持的规模联系起来。《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的目标在于加强俄罗斯对独联体的全面影响、为俄改革提供有利条件、建立以俄为首的军事防御联盟、抗衡外部势力的干涉压力、加快独联体经济军事一体化以提高俄国际影响，等等。无论是《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还是《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俄罗斯均以推动欧亚地区各领域的一体化为目标，力图将独联体建成具有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功能的国际组织，使欧亚地区成为确立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有力依托。

不过，俄罗斯与部分欧亚国家的地区秩序构想存在一定差异。苏联解体后，诸多欧亚地区国家勃兴的民族主义成为各自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的驱动力，一些欧亚地区国家以维护其领土完整和独立地位为首要任务，认为地区秩序的基础应以独立的主权国家为起点，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外部观察家曾指出，部分独联体伙伴珍视自身的国家主权，往往不太情愿接受俄罗斯的地区主导地位。俄罗斯也曾公开讨论过一些地区规范，这些规范试图使地区组织对部分独联体成员国家的军事行动合法化，但这些地区规范并未深入人心，多数欧亚国家领导人不太同意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就许可欧亚国家或集安组织使用武力解决地区问题。

此外，俄罗斯与一些欧亚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也有所不同。俄罗斯将北约在欧亚地区的扩张活动视为一种威胁，认为北约扩张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必须加强集安组织以加以应对，而一些集安组织成员国却将北约视作平衡地区大国力量的域外势力。部分集安组织成员国希望该组织主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高本国军事实力，而不愿集安组织与北约进行直接对抗。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和后来的俄乌冲突中，集安组织成员国均保持沉默，未公开表态挺俄，这些现实无不折射出俄罗斯与部分欧亚国家在安全认知方面的差异，而这种认知差异无疑也深刻影响了欧亚地区秩序的建构。

(三)制度弱化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

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和集安组织是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经济、安全组织，但是成员国对其主权让渡不够，这致使两个组织皆未具备推动地区一体化、裁决成员国分歧的有效管辖权，从而削弱了它们在欧亚地区秩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1.欧亚经济联盟制度整合效果不彰

首先，一些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一直消极对待在联盟内推动政治一体化的努力，希望将联盟管辖权限制在经济领域。2012年俄罗斯关于成立欧亚议会以配合关税同盟的提议被其他成员国拒绝，俄罗斯引入共同货币的提议随后也被否决。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表示联盟不能被政治化、非经济问题不应成为这一经济联盟的合作内容，且作为主权国家，成员国在不侵犯联盟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其与联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也不应受联盟干涉。

其次，部分地区成员国对政治问题的敏感也影响了联盟机构的权力分配格局。《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规定联盟机构包括最高理事会、政府间理事会、经济委员会、联盟法院。其中，最高理事会是联盟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成员以协商一致方式做出决定和指示。政府间理事会和经济委员会的决定、命令和建议，同样也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而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命令和建议也以有效多数或协商一致方式做出。按照规定，当最高理事会、政府间理事会和经济委员会的决定发生冲突时，最高理事会的决定优先于政府间理事会和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而政府间理事会的决定又优先于经济委员会的决定。

从组织架构来看，联盟机构的权力分配和决策机制使其缺乏足够权力来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第一，经济委员会作为联盟常设监管机构，反而地位最低、权限最小，其受最高理事会和政府间理事会的严密控制，仅是它们意志的执行者，缺乏主动塑造联盟发展的充分权力。况且委员会工作人员又不是国际公务员，而是成员国代表，这一点使其更难以主动推动地区一体化；第二，联盟法院权力有限、无法支持经济委员会行使权力，其职能重在保护成员国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强化对委员会的监督，而非强化联盟超国家机构权力；第三，联盟三大机构坚持协商一致的决策模式也降低了联盟的决策效率，导致任一成员国的反对都会使决策难产或流产；第四，联盟机构被赋予的权力太小而无法制裁成员国的违规行为。例如，2017年10月，为报复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对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言辞冒犯，哈边境官员加强了跨境交通检查，检查流程为此延误了六周，此举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商遭受重大损失。哈萨克斯坦一度还禁止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乳制品。对此，阿坦巴耶夫对联盟的不作为深感不满：“联盟成员国和委员会领导层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漠不关心和缺乏关注，这让我感到震惊。”

再次，联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外部性也损害了联盟成员国整体福利的增长、内部经济整合动能不足。地区一体化固然可以扩大地区成员之间的内部贸易、投资等经济交往，但是内部各项政策的绑定又会对成员国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带来较多的外部性冲击。

第一，地区一体化打造的市场空间有限，欧亚地区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开放型经济制度。俄罗斯资源型经济抗击外部经济风险能力较弱、贸易起伏大，经济发展不太稳定，难以完全满足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较多的联盟成员国需要依赖与域外国家的贸易来满足其资金、技术与市场需求(见图-1、图-2)。

第二，由于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相互锁定，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使一些联盟国家经济利益受损(参见图-3)。白俄罗斯因是俄盟友、受制裁最多，经济衰退较为明显。哈萨克斯坦则因为俄罗斯受制裁而受牵连，经济增长也放缓。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则因本国有大批在俄务工人员赚取外汇寄回国内，经济发展受外部制裁影响较小。

第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同质性很高，内部贸易创造效应较弱，而贸易转移效应较强。一方面，联盟内俄哈出口商品均以能源资源为主，两国产品非但不能互补，却相互竞争。而另一方面，吉、亚、白三国经济总量太小，虽与俄哈经济同质性较低，但市场规模太小。

2.集安组织制度功能发展不完善

集安组织是俄罗斯推动欧亚地区安全一体化的杠杆，为俄罗斯在集安组织成员国的军事存在和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性，也帮助地区国家应对北约东扩带来的安全挑战，限制域外大国对本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此外，集安组织还能帮助其他成员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约束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以优惠价格获得俄新军事装备，与俄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培训军事人才，维持成员国国内政治稳定，等等。但是整体来看，部分成员国之间的威胁认知差异和现实利益分歧阻碍了该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该组织部分成员国警惕地区大国的超强优势地位，在组织内与俄讨价还价。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欧亚国家将集安组织成员国身份作为与俄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些欧亚国家既要俄罗斯提供安全保护又想维持自主性，其中，俄哈关于哈萨克斯坦领土使用问题的争议就是典型事例。俄罗斯因安全需要在哈萨克斯坦建造了七个军事基地和武器试验场。出于国家主权、环境考虑以及将部分土地用于农业或能源生产等原因，哈萨克斯坦一直努力争取对其中一些设施的管辖权，俄哈之间的分歧因此而生。与之类似，2009年6月集安组织通过了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的决定，但当时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却都没有加入。白俄罗斯拒绝签署加入快速反应部队的文件，原因在于其希望借此反制俄禁止进口白乳制品的禁令，而待这一问题解决后，白俄罗斯很快表示将加入该快速反应部队。与白俄罗斯不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未加入快速反应部队，其主要担心快速反应部队可能会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

其次，集安组织回应成员国的安全需求也存在差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在本国发生危机后曾呼吁集安组织进行干预，但未得到回应。对此，卢卡申科总统抱怨道：“一个成员国发生了流血事件和反宪法政变，而本组织却保持沉默，这算什么组织?”2022年1月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政变中，集安组织却迅速进行干预，在三天之后便恢复了哈国内秩序。集安组织的不同对待引起一些成员国的不满。再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同样的逻辑也导致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陷入两难：若俄罗斯出兵支持亚美尼亚，会加剧独联体的分裂，还可能将支持阿塞拜疆的土耳其引入地区冲突，使俄罗斯直面土耳其甚至北约的军事压力，而若俄罗斯不采取行动，则会引起亚美尼亚的不满，导致盟友关系出现松动。

最后，部分集安组织成员国利用俄美矛盾与俄进行外交博弈。乌兹别克斯坦便是此类典型。乌对集安组织态度一直较为消极，乌总统卡里莫夫多次表示乌永远不会加入任何类似苏联的联盟。2015年他再次提及此政策路线，并称乌退出集安组织也是因为担心自身主权受到影响。然而2014年12月乌总统却希望俄罗斯协助其打击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威胁。同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又重申，“乌不会加入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不允许在其领土上部署外国军事基地。”此外，为了进行大国平衡，乌兹别克斯坦还一直积极发展与北约的关系。1994年乌兹别克斯坦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文件，在“9·11”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又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参加了北约首脑会议，2015年2月乌美重启军事合作。

四、欧亚地区秩序的未来重塑

总体而言，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是地区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重塑欧亚地区秩序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发力。概言之，稳定欧亚地区秩序既需要确立相对平衡的地区权力结构，还需要本地区国家调整各自的政策。

(一)欧亚国家应加强与域外友好力量的合作、平衡美西方干涉势力

欧亚国家积极加强与那些对本地区奉行和平友好政策的域外力量的合作，可为地区秩序稳定创造均衡的地区权力结构。具体而言，欧亚国家深化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的合作，全面高质量落实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是可取之策。

1.深化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的合作

加强上述合作除了可以平衡西方势力在欧亚地区的扩张外，还可减少本地区国家对维护国家自主性的顾虑，提高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为欧亚秩序提供更多国际合法性。

首先，中国在欧亚地区不谋求"势力范围",不筑“小院高墙”,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支持该地区的安全与发展。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后中国表示应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认为事件起因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处理起来需要全面权衡和考量，不赞成各方采取对抗的作法。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也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希望有关当事方保持冷静和理性，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有关问题。中国的立场有利于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和地区秩序的稳定。2017年以来，美国奉行的同时遏制中俄的双重遏制战略客观上也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为构建稳定的欧亚秩序提供了现实条件。

其次，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能为欧亚地区秩序建设提供新力量、新理念与合法性。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机制能够增强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实力。长期以来，北约和欧盟一直试图将部分欧亚地区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北约和欧盟的积极介入促使欧亚地区的大国实力分配格局走向失衡。1992年12月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1994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997年7月北约与乌克兰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宪章",建立了“北约一乌克兰委员会”。2018年3月北约正式承认乌克兰的“申请国”地位，2020年6月北约更给予乌克兰“增强机会伙伴国”(Enhanced Opportunities Partner)地位，乌克兰与北约的合作日益紧密。与此同时，欧盟也积极推进东扩进程。2004年欧盟推出了“欧洲睦邻政策”(ENP),将俄“近邻”国家作为欧盟周边“治理”的重点，积极在本地区推广欧洲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试图影响和塑造欧亚地区国家的内政外交走向。自2009年欧盟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后，乌、白、格、摩、亚、阿六国随即成为东部伙伴关系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欧盟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价值与制度引力，用严格的条件性约束和塑造了周边的候选国，强制或诱导这些国家心甘情愿地顺从和适应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设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发展对于维护欧亚地区的稳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重视度也日益增加。有外部分析人士曾指出，俄罗斯一度坚持深化欧亚地区多边经济联系要“首先以欧亚经济联盟的形式",并“确认集安组织在确保区域安全与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不希望其他国际组织发展成为俄主导的地区组织的竞争对手。③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摆脱西方制裁与孤立，俄罗斯对上合组织开始重新定位，进一步突出后者在地缘政治平衡与安全维护方面的作用。此外，俄罗斯也借上合组织扩员和发展的新契机，意图依托这一平台推动欧亚秩序的变革。事实上，上合组织倡导的“上海精神”超越了冷战思维、文明冲突、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为欧亚地区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新理念。

值得指出的是，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倡导国际公平正义，致力于推动各国间的经济务实合作，加强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努力促进人文民间交流，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样能够为欧亚地区秩序建构提供更大的合法性补充。一方面，金砖国家是一个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的开放性国际机制。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35.6%,现已超过美欧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到2028年，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进一步上升至36.6%,而七国集团将降至27.8%。另一方面，当前形势也强化了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重视。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努力发展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继续扩大讨论全球和地区政治问题的议程，努力提高金砖国家作为改变或调整国际政治秩序平台的重要性。

2.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质量对接、增强欧亚地区国家实力

“一带一盟”对接有利于发挥双方比较优势，增强欧亚经济联盟对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塑造能力，对接符合欧亚地区国家的现实利益。2022年6月托卡耶夫总统就表示，对哈萨克斯坦与欧亚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当务之急是推动欧亚一体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自成立之后，欧亚经济联盟通过自贸区建设积极寻求外部合作伙伴。目前，“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伊朗的自贸区已经生效，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贸区已经签署，与印度、埃及、以色列的自贸区谈判也已经展开。”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希望与联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但短期内后者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时机尚不成熟。在自贸区难以达成的情况下，双方将合作的主要方向转向贸易便利化方面。2018年中俄签署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各方承诺将进一步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随着“一带一盟”对接的逐步推进，未来双方不排除建立自贸区的可能。

事实上，推动“一带一盟”对接、中俄深入发展经济合作也符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利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市场规模狭小，对俄经济促进作用有限。2022年俄、哈、白、亚、吉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悬殊，其中，俄经济规模占联盟经济总量的87%。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欧经济关系全面“脱钩”,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的方向和结构。由于受到严酷制裁，俄罗斯国内消费水平下降、市场潜力不足，需要与非西方国家扩大经济联系。而在非西方国家中，俄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俄支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总额为1661.1亿美元，同期俄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伙伴越、新、塞、印的贸易额分别为78.13亿美元、34.79亿美元、25.55亿美元、163.48亿美元。印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额仅占中国与后者贸易额的9.8%。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7.9万亿美元，分别是俄、哈、白、亚、吉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79倍、246倍、917倍、1532倍，可以认为，从推动地区国家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能为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与建设资金。

(二)欧亚国家应适应地区发展现实、凝聚地区共同发展合力

欧亚国家应真正本着主权平等、友好协商、互利合作的精神处理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凝聚共识、扩大利益共同点、创造利益增长点，以构建稳定的地区秩序作为共同目标。

首先，各方要寻求地区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欧亚国家应彼此支持，保护合法政权免受“颜色革命”颠覆，在抵制西方价值观、制度和规范的传播方面，开展密切的协调与合作。西方国家在欧亚地区鼓动和支持“颜色革命”并在一些国家频频得手，对欧亚地区秩序的稳定造成了剧烈冲击。如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2013年又发生了第二次“颜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郁金香革命”,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也爆发了未遂的“颜色革命”。而在“颜色革命”爆发后，一些地区国家的政权被颠覆、亲西方势力上台，国内秩序趋向混乱。对此，普京总统认为“颜色革命”只是西方支持下的政变，而政变后的所谓选举仅是政变支持者的幌子。俄对该地区政策目标之一就是“确保独联体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人道主义和法律等所有方面的可靠稳定”。考虑到俄罗斯以外的欧亚地区国家均为中小国家、应对外部冲击能力有限，故而，本地区国家应加强有关防止“颜色革命”方面的合作以维护地区秩序的稳定。

其次，地区主导国应根据欧亚国家不同外交政策倾向采取不同政策。部分欧亚国家转型后与美西方联系增多，后者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潮、经济模式会对一些欧亚地区国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试图塑造它们的发展方向。因为历史与现实因素，美西方对欧亚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亚国家的对俄罗斯政策。概括而言，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国家积极推动次地区一体化，希望加强次地区合作，并根据地区环境和条件，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但中亚国家的一体化旨在更好开展多边自主外交而并没有针对第三方的倾向。与美欧相比，俄罗斯的权力资源尚不足以与之抗衡，保持对美欧干预势力的战略威慑不失为维护欧亚地区秩序的有效手段，也能防止少数国家联合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而对一些执行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外交政策、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欧亚国家而言，地区主导国可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避免将原本对地区主导国友好的国家推向反对阵营，事实上，长远来看，部分欧亚地区国家的平衡多元外交政策也有利于维护欧亚地区秩序的稳定。

结语

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是欧亚地区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俄罗斯希望维持其塑造下的欧亚地区秩序，并成为欧亚地区秩序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随着国力下降和政策调整，俄罗斯供给公共产品有所减少、对其他欧亚国家吸引力有所降低。同时，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部分欧亚国家程度不一地出现了追求政策自主性的进程，这与地区大国维护其在欧亚地区优势地位的目标产生矛盾。使问题更复杂的是，欧盟和北约相继东扩到欧亚国家西部边界，事实上已经成为冲击欧亚地区秩序的强大力量，对俄罗斯的地区权威构成挑战。对于个别欧亚国家来说，无论是寻求安全保障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与美西方国家关系都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而对美西方而言，它们既需要欧亚地区的市场、资源、能源，也需要利用欧亚国家制衡俄罗斯的再次复兴。因此，在二者合力作用下，欧亚地区秩序呈现出持续的“漂流”状态，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以及当前的俄乌冲突就是欧亚地区秩序“漂流”的外在表现之一。

鉴于此，未来重塑地区秩序需从内外两方面同时着力。就欧亚地区国家而言，它们应认识到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有利于提升彼此利益和地区福祉，各国应适应地区发展现实、凝聚地区共同发展合力。从外部因素来看，欧亚国家应加强与域外友好力量的合作、平衡美西方干涉势力。具体而言，欧亚国家应深化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的合作，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质量对接、增强欧亚地区的整体国家实力。俄乌冲突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为欧亚国家和美西方重新审视自己的欧亚政策提供了契机，为彼此欧亚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可能。如果各方认识到对抗与冲突难以实现本国利益，转而选择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地区冲突，那么,欧亚地区秩序的“漂流”态势得到缓解也是可期待的。(作者：雷建锋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