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界关于自由霸权战略的辩论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与挑战。故此，美国战略界对自由霸权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辩论。这场辩论的大背景是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和现实面临挑战，这些辩论涉及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愿景、对外部世界介入的程度、方式以及武力运用等诸多议题。美国战略界对外部世界认知与愿景的讨论围绕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观展开；美国对外部事务介入程度的讨论主要分为优势派与克制派，分别主张战略复兴与战略收缩；美国对外部世界介入方式的讨论围绕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展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国际组织与盟友对美国的意义；美国战略界对武力运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军事手段在对外战略中的优先排序问题。以上四种议题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对自由霸权战略反思与辩护的核心，即威胁认知与战略成本。美国战略界的辩论对美国大战略走向的现实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由霸权战略受到抑制，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度惯性导致具体政策依然遵循旧有的行动路径，伴随克制派与民粹主义的合流，美国大战略的内部共识将进一步撕裂与分化。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强调美国在世界中的支配地位或霸权地位，所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也可以称为自由霸权战略。但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战略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基于多元化的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美国战略界对自由霸权战略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进行调整展开了深入的大辩论。本文通过对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不同流派进行梳理，旨在阐述美国战略界对自由霸权战略中诸多问题的不同观点，包括美国战略界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与愿景、美国对外部事务的介入程度、介入方式、如何运用武力等，并分析美国战略界围绕自由霸权战略的反思与辩护等议题所展开的讨论，探析相关辩论对美国大战略走向的影响。

一、美国自由霸权战略辩论的背景

长久以来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形成了多种流派的分野，不同流派对当前美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方案有不同的看法，讨论的主题也复杂多样。总体来看，美国战略界相关辩论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既有美国外交思想传统论战的延续，也有新世纪以来，美国在全新战略环境下，以特定议题为出发点，对美国大战略本身展开反思与辩护。

(一)改变世界与独善其身：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论战

当今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思想基础来源于自建国以来的外交思想传统，总体来看，大致分为“向外”与“向内”两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沃尔特·麦克杜格尔认为美国与世界互动有两种模式，一种将美国看作异于外部世界而选择独善其身，另一种则将美国看作“救世主”,积极干预外部世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特·米德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国有四种看待外部世界的传统，即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与杰克逊主义；前两者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外部世界，而后两者则更多关注美国内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更为消极。对美国能否改造外部世界的不同看法产生了对外部世界的不同愿景。麦克杜格尔分别列举出八种对外政策传统，老版本的对外政策是“向内的”,分别是国内的自由主义原则、海外的单边主义、美洲体系以及扩张主义。这些思想传统是在塑造美国的过程中“防止外部世界威胁或腐蚀”美国的假设下形成的。新版本的对外政策传统是“外向的”,分别是积极的帝国主义、威尔逊主义、遏制和全球性改良主义。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美国能够、应该、而且必须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美国梦”。

以上划分方式体现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外交原则：价值导向与利益导向。价值导向的外交有时亦称为原则外交，通常指基于普世价值的外交政策，强调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权利的尊重。利益导向的核心原则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优先事项，强调权力关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以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种外交原则是典型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价值导向与利益导向这两种不同的外交原则在现实层面的重大分歧在于是否接受与所谓“非民主政权”的利益交换。价值导向的外交往往看重道德因素。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道德抉择是美国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美国历任总统都提出过对美国民众有吸引力的目标，而这种吸引力来自于道德因素。而汉斯·摩根索与亨利·基辛格等人则坚持利益导向的原则。摩根索认为抽象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于国际关系，他认为：“以权力来定义的利益概念，将我们从道德过度和政治愚蠢中拯救出来。”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不同流派的分野影响到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与愿景。

(二)维持霸权与克制收缩：从两场反恐战争引发的反思

自“9·11事件”后，美国大战略将反恐看作优先事项，并且在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下，发动了两场对外战争，深刻影响了美国大战略的后续发展方向。战后重建与地区治理问题让美国深陷泥潭。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西方世界内部出现反全球化、反移民以及国内政治极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以及俄罗斯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大国竞争回归大战略的主题，美国反恐大战略亟待根本转向。自奥巴马政府开始至今，美国进入长达十余年的战略调整期。

两场对外战争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对外部事务介入程度以及如何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反思。面对两场反恐战争带来的“战略透支”,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波特和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名誉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等学者强调美国的战略收缩。他们强调美国应该在三个关键地区——欧洲、波斯湾和东北亚保持力量平衡，因为这三个地区是热点地区，在这些地区之外，美国无须担心国际事态的发展。此外，美国应首先寻求将责任转嫁给当地大国，只有在威胁太大以至于该地区其他大国无法应对时美国才应该进行干预。对美国在海外如何使用军事力量是不同流派最直观和现实的讨论主题。这方面的讨论是和美国对外介入程度的讨论相结合的，主要围绕对军事力量使用的范围和优先程度展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认为，美国需要保持坚定的态度履行义务，持续捍卫盟友的利益。美国在面对进一步扩大联盟，以及在危机中迅速使用武力等情境时，使用武力都应该受到限制。

(三)“美国优先”与“基于规则”的联盟：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转向

2017年特朗普的当选对美国建制派产生重大的冲击，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优先”也让外界对美国自由霸权战略是否会从根本上转变产生疑问，因此，建制派主导的拜登政府对美国对外战略又进行了适度的修正。拜登主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旨在面对中国与俄罗斯等大国竞争的挑战，再一次团结盟友，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尽管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在维护美国霸权这一根本目标方面观点一致，但对于应该如何参与和构建国际组织，以及与美国盟友的合作方式方面却存在着重要分歧。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执政实践来看，在如何看待北约成员国的责任与义务、气候变化、医疗卫生治理等方面，美国政府经历了多次调整。特朗普政府时期曾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又再次加入。尽管拜登政府在对外战略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回调和修正，但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反移民等议题的兴起，特朗普所代表的中下层白人主张的“美国优先”思想依然不可忽视，这种思潮也是影响美国大战略辩论的重要背景。

由此可见，如何看待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如何参与国际社会，实质是关于美国介入外部世界的方式之争，该议题是美国大战略辩论的热门议题，也是美国两党论战的主题之一。“美国优先”与“基于规则”的联盟这两种对外政策思想的取向，表现在大战略的相关辩论上，分别对应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不同政策方针。这是美国大战略辩论中，有关对外部事务介入方式相关辩论的重要背景。

二、美国战略界关于自由霸权战略辩论的观点与分歧

基于不同的外交思想传统，美国战略界不同流派对自由霸权战略进行了反思与辩护，主要涉及美国战略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愿景，美国战略界对外部事务的介入程度、介入方式，以及武力运用的相关讨论。

(一)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与愿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美国战略界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与愿景的差异决定了持不同观点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在美国大战略面临重大调整的今天，相关的讨论依然是重要主题之一，讨论的基本范围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观所延伸出的多种观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国际观带来价值导向与利益导向的对外政策原则，米尔斯海默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是这方面辩论的代表人物。

米尔斯海默认为，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总是战胜自由主义。自由霸权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政策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产生矛盾。美国的决策者应当明智地放弃自由霸权。与之相对，伊肯伯里却认为，自由主义始终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它基于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承诺，以及宽容的理念，这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政府、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和国际机构。至于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影响，伊肯伯里认为，这是新兴的民主国家缺乏维持民主制度所必需的传统和习惯，新兴国家领导者应当推动国内改革，减少自由社会出现的不平等现象。

总体来说，现实主义国际观侧重于实然角度考虑，从现存的国际环境出发维护美国既有的国家利益和领导地位，再以此为基础拓展国家利益。自由主义国际观则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视角考虑美国的国际角色，侧重于应然角度考虑，从未来理想的国际环境出发来维护美国长久的国家利益和领导地位。二者对国际环境的假定存在根本分歧，即美国是否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和塑造对美国最理想的国际环境。现实主义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美国应当与其他民族国家一样关注权力平衡和大国竞争，而自由主义则对塑造理想的国际环境更加乐观。对于美国近年来面临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国家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等各种挑战，自由主义国际观不把它们看作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根本挑战，而是该秩序改善和调整的必然阶段。

(二)对外部事务的介入方式：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

美国单边主义者质疑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倾向于相信美国的单边行动。冷战的结束和海湾战争的迅速胜利激发了他们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信心，他们认为美国的单边行动负有特殊的国际责任，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必要前提。持这类观点的群体以共和党建制派居多，这一派不太相信通过推广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能改变国际环境，强调通过美国军力的全球存在来维护国际环境，更类似于经典的帝国警察，更喜欢美国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而不是多边解决方案。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纳迪娅·沙德罗认为，自由国际主义者忽视了世界秩序就是充满竞争与权力斗争的事实，美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防止损害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活动，而不是追求诸如试图规范中国或其他国家治理自身之类的宏大计划。另一方面，沙德罗质疑国际机构应对危机的有效性，认为国际机构主要对内部官僚机构负责，而不是对外部选民负责；这些机构缺乏大规模行动的能力，官僚主义的复杂性使它们无法完成更广泛的任务。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利伯认为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以利比亚战争为例指出，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上提供了国际合法性，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并建立针对卡扎菲政权的禁飞区，但联合国本身并没有为卡扎菲下台后利比亚的秩序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这都体现出现有国际组织在面临挑战时的失灵。因此，面对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美国内部对多边主义与国际机构的质疑有相当的思想基础。

多边主义相对于单边主义更加看重国际组织的作用。美利坚大学教授迈尔斯·卡勒将多边主义定义为“国际治理”或“多方”的全球治理，其核心原则是“反对双边歧视性安排，这些安排被认为会增强强国对弱国的影响力并加剧国际冲突”。除了这种制度层面的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鲁杰认为，集体安全体系被普遍认为体现了多边主义原则的制度安排。因此，各国有义务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其次通过经济手段来应对威胁或实际的侵略，最后在必要时刻才能行使集体使用武力的权力。美国空军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亨默认为，多边主义在未来能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大战略，伴随着美国财政上的限制和美国资源减少的现实，美国的盟友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帮助填补这一空白。美国未来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更需要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允许其他国家拥有更多发言权，将有助于美国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伙伴，而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由此可见，单边主义质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有效性，更加相信依靠国家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国际问题；在对待盟友的态度上，更加倾向于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将联盟体系看作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工具。与之相对的多边主义则更加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的重要地位，积极参与构建和改善国际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在对待盟友的态度上，多边主义则更加倾向于平等合作。

(三)对外部事务的介入程度：优势派与克制派

美国应当积极介入外部事务，还是减少对外干涉的强度，抑或是完全从国际事务中摆脱出来，这方面的讨论是美国大战略调整的重要议题。美国目前对外部世界的介入和干预程度是否过度抑或不足，有关这类议题的讨论分化出两个不同派别：优势派与克制派。优势派强调战略复兴，克制派则强调战略收缩。优势派坚持美国应当维持在国际层面的领导地位，维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呼吁美国应当增强国际竞争力。克制派则主张美国已经无力维持自由霸权战略，美国需要削减国防和外交开支，并将经济资源转向国内优先事项。两派在涉及美国对外部事务的介入程度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流派：优势或霸权战略、选择性介入战略、离岸平衡或新孤立主义战略。

优势战略有时被称作自由霸权战略，又被称为深度介入战略。这种战略要求美国履行对盟国的军事承诺，各国可以减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并放弃通过结成联盟和增强军事能力的方法来制衡竞争对手。简而言之，该战略是以美国军力为后盾，维护一种特定的价值观与国际秩序，摆脱传统的权力政治与均势原则下的权力平衡，这是目前美国对外战略思想的基本底色。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伊肯伯里的观点，他认为未来自由国际秩序内部的霸权主体会慢慢退让，崛起的国家会成为地区性强国，这会带来崛起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世界各国依然会继续向美国寻求安全和伙伴关系。因此，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或许无法在未来的自由国际秩序中处于支配地位，但仍然是领导者。相较于自由霸权战略，选择性介入战略主张美国从外部事务中适度收缩，但并未放弃自由霸权所构建的基本秩序，而是选择性地将资源投入到对美国利益关联较强的重点地区。选择性介入战略不是一种单一的观点，而是不同学者在基于现实主义的部分原则下提出的不同策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德鲁·戈德伯格、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罗伯特·阿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蒂芬·范·埃维拉等学者对选择性介入战略都有一些研究。离岸平衡战略相较于自由霸权战略，体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国际观视角，克里斯托弗·莱恩的观点较为典型。相较于选择性介入，离岸平衡的现实主义色彩忽视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价值导向，也是美国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削弱。新孤立主义战略则是战略克制走向极致的体现。新孤立主义者的口号是“美国优先”,认为美国对海外事务的国际承诺可能会迫使美国总是在对外行动中退让，而联合国等机构会损害美国的主权。他们认为，对国际事务的过度关注不仅会分散对美国国内重要优先事项的注意力，而且会不必要地卷入与美国国家利益无关的事务中。

综上所述，优势派将当今世界、特别是冷战后的外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看作是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责任，认为美国对此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放弃这种地位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危险的，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是危险的，因此主张美国应积极地干预外部事务。而克制派则认为应适度摆脱美国与国际社会的纠纷，减少国际承诺。关于对外部世界的介入程度的讨论实际上是美国战略界关于美国的“势力范围”的讨论。优势派与克制派在势力范围是否符合美国外交传统、美国是否应遵循势力范围逻辑，以及势力范围能否带来和平与稳定这些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优势派认为美国负有特殊的国际责任，划分势力范围意味着对范围之外的地区置若罔闻，而克制派则认为美国的能力是有边界的，需要把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在其他议题上，例如在看待价值导向或利益导向的外交政策，或者单边与多边主义的问题上有时重合，又各有差异。大部分优势派认同美国既有的积极干预的外交政策，但部分群体否定以小布什为首的单边主义的对外行为；而克制派否定既有的美国外交政策，主张采取保守、防御性的外交政策，主张苦练美国的“内功”。但无论是优势派与克制派，在看待价值导向或利益导向的外交原则上，以及看待国际组织的有效性上，都有赞同或否定的观点。

(四)对武力的运用：武力优先与有限武力

关于如何在海外使用军事力量，优势派主张武力是解决国际问题的重要选项，克制派则相对来说更主张谨慎使用军事力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利奥特·科恩是主张积极使用武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不能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案例简单地归结为使用武力导致的失败；相反，不使用武力也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例如西方国家拒绝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导致叙利亚内战随后演变成一场更大的中东冲突，进而出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阿特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有限使用武力。阿特认为，从军事角度看，选择性介入战略保留美国对盟国做出的安全承诺，这是一种预防性战略。这种战略导向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提前阻止对美国不利的地区安全问题比让这些问题发展为现实，然后美国再收拾残局更有效，而且最终成本也更低。即使预防战略失败，如果美国事先在冲突地区采取审慎措施，收拾残局也会更容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高级专员克利福德·基拉科夫总结了阿特等学者关于选择性介入战略的相关论点后，提出应当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以“防御性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建议。基拉科夫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国际体系的一种视角，它符合选择性介入战略的阐述。

三、美国战略界对自由霸权战略的反思与辩护

对自由霸权战略的反思与辩护是美国战略界对大战略相关讨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围绕自由霸权战略的辩论多表现为立足于现实中的具体议题，从而针对对方观点进行批判。应当如何调整美国现行的自由霸权战略，即如何调整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式，是各方围绕不同议题展开讨论的核心。具体而言，美国战略界对自由霸权战略的反思与辩护分为两类：其一，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与预判；其二，对战略成本的评估与分析。

(一)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与预判

美国杜克大学大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彼得·菲弗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杰里米·苏里等学者认为，当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专注于一场周期性的战略辩论：在美国经济困难时期，美国应该缩减其国际存在，还是应该在海外复兴自身的影响力?"换言之，美国要么放弃对海外意识形态的输出，减少国际责任；要么加强自身软实力，对自由霸权的主要思想基础——自由国际主义进行思想创新，以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挑战。这是优势派与克制派的主要分歧。优势派认为，解决当前的挑战与困难的关键在于振兴美国自身实力，以此来完善自由霸权秩序；克制派则认为，当前的挑战与困难的来源正是自由霸权本身。以上认知的分歧，来自于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与预判的不同。

优势派认为，对美国繁荣的威胁正在增加，削减开支将招致更多的威胁，美国有能力扩大其军事活动。美国面临的是减少国际承诺，还是投资于一项新的具有国际价值的潜在资源的抉择。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罗伯特·卡根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卡根认为美国负有塑造世界秩序的持久责任和能力，如果让世界秩序回到一个权力制衡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互动模式，就是回到过去几个世纪的大国冲突时代。“修正主义”的大国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它们的势力范围从来没有大到足以满足它们的骄傲或不断扩大的安全需求，而各国历史上有充分的积怨导致冲突的爆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美国有能力和独特的地理优势来为世界提供安全保障和阻止冲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则通过回顾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进行战略竞争的成功经验，主张重视遏制战略的价值，与战略对手展开长期性的大国竞争。在布兰兹看来，从里根政府时期通过积极的对外战略最终战胜苏联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和平地结束一场根深蒂固的竞争需要无情地阻挡对手前进的道路，而不是给它退路”。布兰兹认为，冷战的历史经验表明，当面临外部挑战和自身优势地位削弱时，需要展开竞争而不是退让。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托马斯·怀特也认为，战略收缩是危险的策略，因为地区冲突往往最终会牵涉到美国的利益，因此，冲突相关国家最终可能会在美国战略收缩后将美国再次拉回来，相比一开始就留下来应对冲突，收缩战略会使美国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紧缩开支将加剧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克制派是抨击自由霸权战略的主力。他们认为，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体现为过度扩张与狂妄自大，这会带来糟糕的后果；美国外交政策过于军事化，导致国防上花费过多。克制派直接抨击了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观念，认为美国只是全球众多大国之一。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认为，美国在国际社会追求“霸权领导者”这个目标是错的，这一目标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当它符合美国的利益时才是合理的。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国力让本土长期以来未曾面临真正的现实威胁，但也正是这些战略优势让美国过于乐观和鲁莽。另外，自由霸权还夸大了非传统安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单纯的对外军事手段干涉反而助长了跨国恐怖主义威胁，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不是美国来“监管世界”,而是依靠当地国家与政府的良好治理。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的缺陷在于持一种激进的心态，认为所有人都有一套不可剥夺的权利，当其他国家违反人权时，自由国家具有一种强大的动机要干涉他国。已故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美国的“帝国心态”实际上让美国陷入了安全困境。杰维斯认为，霸权放大了威胁的感受。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利益这一事实导致美国担心一个地区的变化会损害在其他地方的利益，因为美国利益存在于全球的各个角落，而且一切似乎都是相互关联的。兰德公司研究员戴维·施拉帕克甚至质疑美国的国防部门挟持了国家利益，他认为“对国防部的部门利益的威胁与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是不相同的",国防部对“灾难性的危险并没有具体描述，它只是简单地假设美国公众会接受它们的存在”。施拉帕克认为对所谓的全球公域的威胁也被国防部认为是主要危险，尽管谁在危及它们、危害到什么程度、危害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公开解释。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并不赞同“美国衰落”这个前提假设，但他同样赞同收缩战略。贝克利认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有足够的安全空间等待外部威胁完全显现后再做出回应，美国可以专注于应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和所谓“流氓国家”,而不是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总体来看，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认为自由霸权偏离了美国国家利益，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存在认知错误，而施拉帕克则认为美国的国防部门并没有对外部威胁作出更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解释。

(二)对战略成本的评估与分析

克制派重点关注战略的成本，认为美国目前的大战略难以为继，美国需要削减在国防和外交事务上的开支，并将经济资源转移到诸如基础设施与教育等国内优先事项上。克制派代表人物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里·波森认为，随着美国优势地位的消失，采取战略克制可以节约资源，应对更为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过与盟友的合作，精简和优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配置，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应对可能的威胁。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两位化名为“Mr.Y”的军事战略学家在其撰写的报告中也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大战略，一个将美国的注意力从国际事务转移到国内事务的战略。施拉帕克认为，美国应当制定更为“谦逊”的战略。他认为美国试图“维持和扩大美国的领导地位。这种执着是非常傲慢、不必要和不可持续的”。施拉帕克引用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结论，指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最终会使美国损失4至6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未来退伍军人医疗保健和伤残津贴的费用。超过6700名美国人在两次反恐战争中丧生，另有5.1万人在军事行动中受伤。

优势派承认，美国因国内福利和经济复苏缓慢而面临严重的预算问题，但美国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放弃其全球超级大国的角色，目前的国防和外交支出仍然是可以承受的。伊肯伯里、波特和利伯等学者作为反对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一方，对收缩战略的支持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即对外战略的成本问题的相关论点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夸大了美国对外行动的预算成本。利伯认为，尽管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金钱和人力方面代价高昂，这些战争的支出在2011年达到顶峰，总体国防支出占GDP的5.1%。但是，国防的相对成本从那时起就迅速下降了。鉴于以往的经济表现，以及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尽管存在财政负担，美国仍然能够再次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伊肯伯里认为，如何替代自由霸权战略，如何在实行战略收缩后履行外部的安全承诺，收缩战略的支持者并没有合理的应对方案。事实上，收缩战略不是孤立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海外事务的干预，但“放弃盟友和伙伴，关闭基地，大规模削减人员，削减主要国防基础设施将极其难以逆转，如果美国认为有必要进行海外干预，成本将会极大提高”。换言之，一旦美国削减对外军事人员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未来发生重大事件时，美国重新部署军事人员反而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托马斯·怀特则认为，在欧洲，美国的撤军将发出“每个国家都必须自我保护”的错误信息，将助长欧洲极右翼团体的影响力，比如德国选择党、意大利联盟党和法国的国民阵线，同时削弱中间派领导人的影响力。因此，华盛顿将失去对个别盟友的国内政治的影响力，特别是像波兰等更年轻、更脆弱的民主国家。由于这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团体几乎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削减开支也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伊肯伯里与波特认为，美国深度参与外部事务还能够阻止高科技军事技术流散到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手中，即“美国在高端国防工业的主导地位使华盛顿能够允许其盟国进入美国国防市场，以此作为一种交易，来换取这些国家在关键的军事安全问题方面符合美国的规范，例如防止他们向美国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转让技术”。这一观点驳斥了支持收缩战略的一方关于美国过度参与外部事务将导致军事技术扩散的问题。总而言之，伊肯伯里与波特认为，主张与美国60年来所实施的维护自由霸权的战略传统彻底决裂的人夸大了该战略的成本，克制派不仅低估了美国狭义上的安全利益，而且普遍忽视了至关重要的更广泛的安全和非安全利益。

从双方辩论的主要议题来看，自由霸权战略是否有效地应对了美国的外部威胁，以及它的战略成本问题是辩论的核心内容。总体上看，优势派与克制派的分歧实际上是对美国外部威胁的认知不同，优势派偏向关注未来的威胁，而克制派着眼于现实的问题。背后体现出对美国未来前景的两种不同思考：优势派认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依然处于领导地位，调整的核心在于如何改进与完善现有的秩序；而克制派却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丧失，现有国际秩序需要根本性的调整。战略成本作为一个可量化的问题，原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双方分析成本的不同角度导致这一争论的是非标准模糊化。例如，海外军事行动是否给美国带来了繁荣，这成为一个无法清晰论证的问题，因为美国经济的繁荣或衰落并不必然归因于美国对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自由霸权战略下的海外军事部署与基础设施的相关成本，相较于美国战略收缩后的军事干预成本，两者孰高孰低，这种假设性的对比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无法进行科学的衡量，同一场地区冲突或重大事件也无法情景再现。另一方面，对于自由霸权战略是否有效应对了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辩论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这归因于双方对何为美国的利益与威胁有不同的认知，对美国海外利益范围的大小和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也都存在不小的分歧。

四、美国战略界的辩论对美国大战略调整的现实影响

美国战略界的辩论对美国政府的战略调整起到了重要的现实影响。总体上看，美国的外部挑战并不是美国未来大战略调整的首要因素，美国的优势地位在现阶段依然无法动摇，美国如果保持对外战略的惯性，短时间内并不会有重大的外部阻力。纵观“后反恐时代”美国的战略收缩，无一不是美国内部反对力量推动的结果。思想层面的辩论对美国战略调整有着重要的现实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自由霸权战略受到抑制，战略克制成为美国大战略的共识，大国竞争成为大战略调整的重点。无论是自由国际主义者还是共和党建制派都主张美国应当积极介入外部世界，然而在当前美国历经战略透支后，面临新兴大国的地缘政治挑战，一些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合作，倡导克制主义的外交取向，致力于结束美国对外无休止的军事行动。他们部分吸收现实主义的若干元素，对行使武力和“推广民主”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同时主张与威胁美国领先地位的国家展开大国竞争。塔夫茨大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等人认为，一个成功的大战略应该对全球权力分配的变化持敏锐的态度，近年来自由国际主义之所以饱受批评，是因为该战略未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未来的全球秩序是一个“非极性”和无序的新世界，过去的大战略已不再适用。而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和公众对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怀疑更导致无法形成具有共识的大战略。因此，根据个案情况制定具体政策要好于基于宏大战略做出的决定。由此可见，自由霸权作为一种宏观战略，在历经了一系列挫折和批判后，只能维持在有限的战略空间，克制派则因此占据一定的话语权。2019年“昆西国家政策研究所”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该所致力于推进美国实行更为克制和务实的对外战略。科克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保守派的支持者查尔斯·科克表示，该基金会“将与来自各个政治领域的不同团体和政策制定者合作，以推进更好、更审慎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是战略克制派对美国官方施加影响力的事例之一。当被问及拜登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是否受科克影响时，白宫发言人婉转地表示，美国人的“广泛联盟”支持总统将美军撤回美国的决定，并表示美国“会把资源重新集中在新出现的恐怖威胁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上”。由此可见，此前大多局限于学术圈内、一度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的战略克制派，他们的一些立场现在已经成为官方政策。

另一方面，大国竞争成为大战略调整的重点，美国不断强调关注自身，提升和壮大自身实力，以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帮办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强调，中国与俄罗斯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只有确保自己的力量和经济活力，在地区力量平衡中保持优势，并明确传达其利益和红线，才能实现自由开放世界的愿景。拜登政府在2021年《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指出：“美国将在印太与欧洲地区保持强大的存在，而在中东地区将军事存在调整到破坏国际恐怖主义网络、阻止伊朗的侵略和保护其他重要美国利益所需的水平。”由此可见，美国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逻辑，将印太地区看作关注重点，对中东事务则以维持稳定为目标。因此，美国一方面从中东和阿富汗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却发表《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对中国来说，美国对大战略调整的相关讨论将使美国对华政策更加趋于对抗和竞争，特别是在当前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共识。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变动时代，地缘政治竞争重回美国大战略的主题。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拜登政府的“大国竞争”,都源于美国对自身领导地位可能丧失的焦虑，而“维护领导地位”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由霸权秩序的维护。拜登政府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更加细致的手段开展大国竞争，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多领域竞争，同时将推进国内事务、提升美国竞争力与美国的对外战略相结合，有效应对跨国挑战，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打造新的战略优势。同时，美国不断强调壮大自身实力以应对战略竞争和威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哈斯就反复强调，美国的威胁来自内部，美国的一些优势，例如法治、权力的有序过渡、大规模吸引和留住移民的能力、社会经济流动性等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枪支暴力、犯罪、毒品滥用和非法移民等问题，都削弱了美国的吸引力。约瑟夫·奈也持相似的观点。他在评价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时指出，或许对于美国开放秩序的未来而言，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源于内部。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度惯性导致具体政策依然遵循旧有的行动路径，自由霸权战略的底色不变。波特认为，权力和习惯的相互作用使美国的大战略稳定。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构成其在对外行动中的权力，而由未经检验的、公理的假设做出的集体想法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习惯”。在波特看来，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决策集中在一群被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本·罗兹称作“Blob”的团体中。这个团体起源于二战期间，当时美国政府产生了对国家安全相关专业知识的需求，因此一批专家组成了一个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团队。在二战的背景下，这个团队必然主张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主张后来成为一种长久的信念，促使美国的国家安全范围不断扩展，并使美国容易频繁使用武力，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成了美国外交框架中的天然要素。这个团体塑造了影响至今的美国自由霸权战略。

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不光是总统与政府部门意志的体现，也受制于美国式民主体制。沃尔特认为，由于美国存在众多社会组织、智库、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以及高校学者，他们提供了众多对外政策的思想资源，在与政府部门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外交政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受到从经济利益到社会关系等复杂的外部影响，他们的观点往往不是独立产生的。同时，这个共同体高度网络化，主要成员通过私人关系和参与共同的团体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个共同体中的“高级人物”通常彼此认识，并了解其他知名人物，大多数人生活在共同的专业社会群体中。因此，在外交政策领域，许多人进入政府决策层往往不是因为自身专业性强，而是因为与成功的政治家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或在外交政策共同体中获得不菲的声誉。④因此，尽管美国战略界观点和流派多样化，但这种战略共同体的内在环境鼓励个体观点保持在普遍的共识范围内，对于意图跻身于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核心的人来说，通过迎合共同体主流观点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然成为必然选择。

纵观美国外交的历史可以看出，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的自由霸权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底色，这种传统自二战后长时间没有受到挑战，形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度惯性，乃至战略惯性，而建立在这种思想传统上的外交政策共同体自然将自由霸权战略看作主流。因此，尽管近年来美国战略界中克制派逐渐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战略界与政府机构共同形成的对外政策共同体依然以自由霸权为主流思想，优势派借助“权力”与“习惯”形成的固有优势，依然在美国大战略调整的辩论中占据上风。尽管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的冲击，但自由霸权战略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从政策执行方面来看，特朗普在执政的第一年并没有背离美国大战略传统。外交政策共同体的权力与传统制约着特朗普政府，促使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朝着美国对全球所承诺的方向，而并非他自身所期望的方向转变。之后的拜登政府进一步回归美国主流对外政策。由此可见，虽然重大国际事件的爆发往往导致美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发生改变，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议题分散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注意力，但美国依然不得不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自由霸权秩序的内在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因此，尽管拜登政府采纳了部分建制派与现实主义者的相关意见，体现出战略克制的元素，但战略克制的核心目标与自由霸权一致，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原则依然是维持自由霸权。

第三，克制派相关主张与民粹主义思想部分合流，美国大战略的国内共识进一步撕裂与分化。怀特认为，近70年来美国大战略的特点是民主与共和两党能够就美国的全球角色达成共识。尽管历届政府在细节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联盟体系、军力的前沿部署、相对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不太完美的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原则。然而今天这种共识已经破裂。布兰兹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共识的破裂也深表担忧，他认为无论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能否胜出，“美国第一”议程都会成为美国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将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战略克制作为目前美国内部呼声较高的主张，它不仅部分契合了现实主义者与建制派的观点，同时也与民粹主义思想部分合流。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代表了草根阶层对现实的不满和民粹主义的胜利。特朗普执政时期以“美国优先”为口号，与克制派的部分主张不谋而合。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克制派的立场，例如，特朗普反对共和党主流派要求他进攻伊拉克的观点，特朗普一再宣称对他国进行国家建设是浪费金钱，不符合美国利益。当前美国面临产业空心化和移民等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克制派所主张的减少美国对外部事务介入的观点极大影响了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想，迎合了民粹主义对减少美国的世界责任与负担的呼声，而这被新孤立主义称为对国际制度建设的摒弃。特朗普主义对美国联盟战略和价值导向所构建的“价值观联盟”造成损害，这与克制派审慎的行动原则相悖，到了拜登政府时期再一次做出修正和回调。美国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选举政治的压力将促使克制派与民粹派一定程度上合流。总体来看，不同于冷战期间在两极格局下形成的清晰的国际战略，也不同于21世纪初反恐战略的共识，关于美国大战略调整的辩论将伴随着美国内部共识的撕裂与分化而长期持续。

五、结语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系列现实教训与挫折，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辩论，美国战略界意识到有必要对自由霸权战略进行修正并适时强调战略克制。战略应该是在各种方案之间的妥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具体而言，就是在收缩与复兴，或者克制与优势之间做出平衡。扩展还是收缩美国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力，美国的战略选择一直处于不断调试的状态。冷战结束后，美国所形成的自由霸权战略并没有改变。但伴随近年来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经济体的相对衰落，新兴经济体的日益强盛，美国的这种自由霸权战略日益体现出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或不协调。所以，美国战略界提出了对自由霸权战略的各种质疑，总体上看就是关于美国在世界所扮演角色的辩论，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或“克制的霸权国”之间的争议。未来美国大战略将以“适度克制”与“大国竞争”为主要特征，对自由霸权战略做出适度调整，但自由霸权战略的底色将长期存在。（作者：杨卫东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沈骏霖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