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南方”
2023 年12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以“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南方”为主题的第五届清华全球发展论坛。会后，本刊将其中八位专家的发言内容进行整理和编撰，以推动学界深入研究“全球南方”的重大理论和战略价值。作者顺序按论坛发言顺序排列，不分先后。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同盟军
“全球南方”是2023年以来在国际各类会议场合频繁提及的一个热词。比如，在G20峰会上专门举办了全球南方峰会，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中也有数十次谈到了“全球南方”。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会议上，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阿根廷也被吸纳加入了金砖国家组织。另外，2023年9月召开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更是明确提出了全球南方倡议。而在有关全球气候变化、乌克兰危机、中东巴以和谈等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于北方国家的力量。不仅如此，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能提出一些攸关切身利益的独立议程和改革诉求，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势头也越来越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将会对世界秩序产生何种影响，对全球发展，特别是对气候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战略价值的问题。
（一）全球南方兴起于世界大变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对世界大变局最多的判断是全球国际格局出现“东升西降”。但准确来讲，“东”到目前还未“升”至足以促变的程度。近代以来，在欧美国家引领和主导下，形成了以现代国家体系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和以现代市场体系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如果从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来看，整个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一直是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丛林”社会，区别只不过在于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多极、两极、单极等不同结构，国家与国家之间始终处于大国兴衰的竞争进程之中，在发展逻辑上也停留在国家发展和国际发展的层次，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发展。因此，世界大变局并非国际体系的结构大变局，而是全球体系的整体大变局。
事实上，世界是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这一生命共同体是一个由众多物种组成的生态体系，不同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和合共生，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共同体。从生态体系来看，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本质意义的变化，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资本主义推动建立的世界体系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建立的全球体系，这一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时代特征是人类日益突破国家主义的尺度，上升为人类一体的全球主义尺度，在全球主义尺度下，整个世界越来越形成权力体系和资本体系两翼齐飞的“一球两治”发展格局。因此，应该说大变局可能最主要体现在当下世界“天下三分”“一球两治”的格局。“天下三分”，即中美两大经济体系——美国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此形成中美对“一球两治”的竞争。
在中美竞争的过程中，无论作何选择，全球南方国家都将处于大国竞争的中间地带；不只是南方国家，而是包括南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是战略上的中间地带。所谓全球南方，是指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且没有与北方国家建立同盟关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南半球，且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故被称之为全球南方，即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南方国家，主要包括中东地区、非洲地区、拉美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最大的特征是经济落后和文化多样，但又是在全球议题上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与美苏冷战追求世界霸权不同，中美战略博弈并非角逐世界霸权，也不致力于开展代理人战争，全球南方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意义并非在于地缘政治，而在于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能否获得全球南方的支持对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二）全球南方的本质是新中间地带
从战略地位来看，全球南方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新中间地带。无论是对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还是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全球南方都处于中间地带，都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系着力拓展的重要地区。全球南方国家既需要美国的关键技术、信息、资本、金融等资源，欢迎来自美国的援助项目，也需要中国所拥有的庞大制造业，积极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因此，全球南方在战略上对中国和美国都不排斥，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发展合作机会都欢迎，符合中间地带的开放特征。同时，全球南方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且市场广阔，是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工业化与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改革等议题上共同发出全球南方声音，符合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的特征。
中东地区以中东产油国和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中东国家欢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因中东的能源资源与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具有高度互补性，中东国家普遍愿意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同时，鉴于石油美元是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中东国家也普遍欢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高端服务体系，重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非洲地区所有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中国与非洲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友谊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双方持续推进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充实合作内容，致力于在多极化进程中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从2014年起，美国开始主办美非峰会，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据OECD DAC数据，美国对非援助从2014年的12094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17417亿美元。此外，非洲国家还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与传统的欧洲殖民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难以摆脱大国政治的介入。
拉美地区长期被美国视为战略“后院”，美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国家领导人峰会等加大对拉美的控制。除了长期以来的金元外交外，拉美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已经深度融入美国体系。相比美国，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关系更多停留在贸易、投资领域，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建立了中国—拉共体论坛，将拉美地区纳入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框架，致力于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南太平洋地区处于太平洋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和太平洋深处，该地区虽然地理位置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地区内各国普遍更重视社会民生、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等议题。南太地区普遍欢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欢迎中国推行的“小而美”项目，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上升。面对中国在南太地区影响力的上升，美国也加大了对南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拜登政府宣布“太平洋伙伴战略”，并高调举行第二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加强美国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然而，中国明确表示不与其他大国在南太地区开展排他性竞争，南太地区在未来将一直保持全球中间地带的特征。
总之，全球南方在经济上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在战略上并不选边，保持对各方的开放态度，且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外围地带。双方投入的资源和精力都有限，全球南方将一直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中间地带。
（三）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天然同盟军
到2035年中国将实现现代化，届时中国将不再属于南方国家，对此中国该怎么办呢？面对“天下三分”的国际格局，中国的战略仍然应该是支持做强做大中间地带国家，从而获得来自强大了的中间地带的支持。因为，中美的制度性竞争可能是长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搞好关系，做强做大中间地带，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美国提出现代化理论的目的就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美国为防止其加入共产主义体系而提出了现代化的理论，从而引导发展中国家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避免向社会主义发展。因此，南方国家的全球属性越来越重要。对于中国来讲，则应坚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地位。
中华民族理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在面临种种挑战的当今世界，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且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的新兴大国，中国始终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中国对世界未来应该有一个负责任的思考并拿出创造性的行动方案，带领整个全球南方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要确立一个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世界尊重的全球南方价值观。只有在这一全球南方价值观的武装之下，全球南方才能获得一个坚固的基础，从而支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作者：赵可金）
“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
（一）“全球南方”的战略意义
2023年7月以前，全球南方是一个外热内冷的话题。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推出了很多有关全球南方的研究文章，印度在2023年1月召开了首届“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11月又举办了第二届线上峰会。从美国角度看，由于其将中国排除出发展中国家的意图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呼应，于是美国试图借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分隔开。从印度角度看，它希望重温“不结盟运动”引领者的旧梦，做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当时，中国国内对此讨论不多，特别是对这一概念的应用与实质性内容衔接较少。
王毅同志在2023年7月10日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是全球南方阵营的当然成员”。他还指出，全球南方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合体。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中国领导人掷地有声的发言，扭转了我们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局面。
在这个局面得到改变之后，我们还需要经常性使用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并且与实例挂上钩。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载体，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体系很丰富，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五通”、“六廊六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促进全球南方发展的最大贡献，也是世界范围内对促进全球南方发展贡献最大的一个倡议。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从一开始不关注，到后来的批评、抹黑，2021年之后又推“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等与之开展竞争。欧盟除了推出“全球门户”倡议，还联合印度推出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倡议，称其为“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是同中国争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美欧国家费那么大劲，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论证了“一带一路”的实际效果，说明“一带一路”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
（二）“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南方合作发展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回顾这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可见这一倡议取得的成绩远超预期。比如，2013年倡议提出之初主要致力于拉动亚欧区域合作，涉及64个“沿线”国家。此后，非洲、拉美、南太平洋国家开始陆续加入，迄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已达到150多个，涵盖了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从全球南方国家数量和比例看，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而且是促进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重大实践。
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能从区域合作扩展到全球南方合作？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进入一个经济扩张周期，地域和民族冲突相对平缓，但当时国际资金供给严重不足。“一带一路”倡议凭借其投融资能力以及中国企业强大的基建能力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得到了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同，成为促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更加均衡的新路径。这跟以往全球南方依靠北方国家的资金和基础设施供给的模式存在巨大不同。
经济实力决定话语权。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总体呈上升态势。经济总量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376%上升到2022年的583%，虽然近年来经济困难导致增长幅度很小，但总的趋势是曲折上升。货物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277%上升到2022年4273%。跨国投资流入方面，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2755%上升到2022年的7078%；跨国投资流出方面，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806%上升至2022年的308%。这些指标决定了全球南方对国际经济秩序形成更大影响力，其对公平公正的诉求也被更加重视。“一带一路”依托全球南方而更有生命力，并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
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都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外部市场和资源更加多元化，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度依赖全球北方，这为2018年中国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提供了支撑。同时，我们还大幅度拓展了全球化视野。以前很多国际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对全球北方的研究，但通过“一带一路”我们加深了对拉美、非洲、中亚等地区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了解，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广度和深度得到不断拓展。可以说，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更加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也给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助力。许多南方国家几十年没有建成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在这十年中都建成了。以至于全球北方不得不拿出所谓“一带一路”替代方案，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入。
（三）“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也面临不少挑战，主要挑战如下。
一是在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方面，中国有必要打造更多区别于全球北方的特点。如在矿业方面，有国外评论认为，中国的矿业企业在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开发与北方国家企业的做法别无二致，都是为获取矿产资源。实际上，中国企业的做法是与之有别的。中国企业比西方跨国公司更加主动回应东道国要求，在东道国延伸产业链条，从事矿产品加工、冶炼，适当支持它们的工业化诉求。相比之下，全球北方国家还是延续以往的规则和实践，还批评这些东道国搞资源民族主义。
二是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许多产业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一些不同点，这与20年之前的情形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全球南方国家属性，完善“一带一路”配套措施。比如，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可以发挥光伏、风电、储能、智能电网等领域的产业优势，研究如何提供优惠、快捷的融资工具，开拓海外基建项目。
三是注重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中国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促进发展的全球属性，在传播中积极使用“全球南方”的概念，强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成员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意愿和作用。在对外表述中，要保持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避免全球北方国家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作者：袁锋）
“全球南方”概念与中国的全球南方国家身份构建
近年来，“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引发世人关注，全球南方这一群体的涌现与活跃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新现象。全球南方作为一支独立于传统发达国家的重要力量，也将成为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必将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全球经济发展、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带来深远的影响。
俄乌冲突以来，发达国家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然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这使得许多西方国家感觉到挫败。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慕尼黑会议上不无失望地表示“为失去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感到震惊”。全球南方国家基于发展的切身利益，更多关注粮食危机、经济疲软、气候变化、流行病等重大议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议题上坚持自身立场，不愿意选边站队。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立场以及国际自主性的上升，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议题的关注。
（一）“全球南方”内涵的发展
从地理意义上讲，全球南方指主要位于赤道以南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社会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相对脆弱，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和扰动。因此从地理概念上来看，“全球南方”是一个跨区域的多边联合体，是一种反对北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抵抗性符号。值得强调的是，“全球南方”概念既延续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对立，也内涵了因全球化而带来的跨区域因素。
从动向上来看，全球南方有整体崛起的势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合作形式日益完善。全球南方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这主要以金砖国家的发展为代表。202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七国集团，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加强。此外，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东盟预计到2030年有望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22年东盟经济增长率高达51%,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金砖国家和东盟整体经济体量的增长使得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更多发展机遇和话语权。面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南北对立，考虑到以往北方国家采取的双标行径给南方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许多南方国家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更愿意采取相对务实的中立态度。二是南方国家向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这反映在南方国家都有反对霸权的倾向。近些年来，南南合作机制出现了成熟的组织化平台，比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成员国通过多边合作机制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并谋求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立场。这些组织化平台为南方国家发挥了“扬声器”的作用，提高了南方国家的国际声誉。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第三世界”可以说是“南方”的前身。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最早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无论“南方”还是“第三世界”概念，都用于描述贫困落后的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到了冷战后期，随着一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第三世界”概念已经无法展现世界经济的发展状态。20世纪80年代，“南北委员会”提出了以地域划分的“南北发展计划”，向世界普及了以北纬30度为界划分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割，其中发达国家为“北方”，发展中国家为“南方”。冷战结束后“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话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全球南方”指代以金砖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之所以在“南方”前面加上“全球”二字，并不是基于地理因素，而是旨在让这一概念具有更多全球化的内涵。当前，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些中等强国，如印度、土耳其等国。因此，“全球南方”的内涵已经不仅仅在于指称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二）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全球南方”的看法
俄乌冲突以后出现了新不结盟运动，美国先是通过东盟峰会、非洲峰会等联合盟友一同影响全球南方国家。尽管美国并未明确其全球南方政策，但从其政策实践中已经可以看到美国对“全球南方”看法的大致轮廓——希望借助南方国家加强对俄中两国的遏制，从而维持其霸权地位。
首先，针对俄罗斯的遏制。美国认为对“全球南方”的把控是能否成功遏制俄罗斯的关键。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了多轮制裁，但由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俄罗斯并未崩溃。因此，美国认为只有控制住“全球南方”，才能成功实现对俄罗斯的制裁。美联储肆意加息导致的经济冲击，使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常处于主权债务的临界边缘，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区域出现去美元化。比如，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贸易就开始采用国家间本币结算；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主动摆脱在石油贸易上对美元结算的依赖性。
其次，针对中国的遏制。一方面，美国认为可借助印度因素，通过扶持印度，如联合印度成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让印度充当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的桥梁；同时借助二十国集团（G20）、召开“全球南方”峰会，形成印度号召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起来的影响力。印度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和地区，尤其是在南亚存在竞争关系。美国正是看到这一点，便企图夸大中印分歧，极力打造“中印对抗”的叙事，以分化“全球南方”阵营。这是值得警惕的。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影响。拜登政府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宣称在全世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对抗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提出了涉及6000亿美元的方案，意图实现“去中国化”。
美国学界与政府的想法有所不同。其一，美国学界认为“全球南方”概念较为模糊，部分国家以“全球南方”自称，是极为笼统的概念。“全球南方”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3/4，既包括巴西、印度等大国，也包括经济条件十分不同的阿曼等一些小国。因此，美国学界认为，难以将“全球南方”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如果美国政府强推“全球南方”概念，这一概念应该被谨慎地使用。其二，美国学界认为美国不大可能针对“全球南方”制定整体反应策略。美国情报部门提出，相对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美国的全球南方政策将在气候、去美元化、种族问题上面临较大挑战。其三，美国试图把“全球南方”当作大国政治博弈中的“棋子”，迫使其听从美国的领导，但实际上全球南方国家并未按照美国期待的去做。其四，针对美国协调“全球南方”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在美国学界看来，为确保国际组织的公平性与执行效力，美国有必要推动联合国全面采纳以人口或GDP为动态指标来制定计划的长期机制，从而缩小“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核心权力的距离。
尽管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全球南方”都十分重视，但美国政府不会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措施，因为“全球南方”在美国政界并不属于核心议题。美国更可能通过媒体制造舆论以损害中国外交声誉，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三）中国的“全球南方”国家身份和作用
中国不是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但中国是全球南方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贡献者。中国始终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强调现代化不是一国专利，也不能为一国所独享。中国的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全球南方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发展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群体，也只有包含在全球南方整体的共同发展之中才能得以根本实现。我们主张的“全球南方”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的，是相互扶持而不是“脱钩断链”，是共同进步而不是相互拆台。2023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的“中国非发展中国家的法案”，呼吁世界各国不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这让中国的国际身份认同出现多重性和矛盾性，给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制造了麻烦。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保持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也一直致力于与全球南方国家保持有效协调，立足于联合国倡导的新千年计划，推进共同发展。在未来，中国应坚持将自身发展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群体这一发展基调，更多推动身份认同和经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顺应南方国家正当的发展诉求，完善与变革现有不合理的国际体系，这有利于战略重心转向“全球南方”。
面对与其他大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状，中国应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原则。当前，一些主要大国对“全球南方”的争夺愈演愈烈；美国霸权尽管相对削弱，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海外利益亦面临一些挑战。因此，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真正的多边主义，在议题设置上发挥更多引领作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平等、普惠、可持续共同发展。（作者：王帆）
中国的“全球南方”地位与挑战
“全球南方”实际上是二战以后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百年大变局不断演进下变化发展的一个概念。“全球南方”这个词最早是由1969年美国政治活动家、作家卡尔第一次使用。但由于当时更多采用的是“第三世界”话语，因此对“全球南方”的应用较少，这一概念的影响力不大。此后一段时期，被运用得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概念，后又逐渐演变为“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实际上，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强调：“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由此形成了“东”“西”“南”“北”话语，“南方”这个概念便获得了事实上的存在。
可以说，“全球南方”具有地缘经济政治意涵，而地缘政治有些时候有可能是交错的。例如，历史上的东欧和西欧不仅仅是东方和西方的问题，而是具有地缘政治和经济双重内涵交错的概念。近几年，“全球南方”概念被西方媒体热炒的主要目的便是针对中国。
（一）中国在“全球南方”的长期发展及优势
中国是“全球南方”成员，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关系密切，一些不结盟国家如加纳、埃及共同提出“全球南方”概念。实际上，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的1961年，还曾提出过“五项原则”，不结盟国家便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近些年，不结盟国家的发展遇到了较大问题。
七十七国集团于1964年成立，后来演变为“七十五国集团”，此后随着一些新成员的加入或离开，截至2024年，该集团发展至拥有了133个成员。按照当前的说法，“全球南方”就是“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中国最早便与发展中国家，即当时的南方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了长期合作，与亚非拉地区国家的合作广泛，特别是与非洲国家在农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长期的合作与交流。近十年来，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成效来看，“一带一路”原来设定的目标是“带”“路”到欧洲去，但目前的沿线国，包括153个共建国，绝大部分是全球南方国家，或者说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效很大，这是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既有优势。
（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地位
“全球南方”是中国与美西方长期竞争的一个战略点。中国既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同时又处于一个相对独特的地位。美国不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想把中国与“全球南方”剥离开，从而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第一，中国和一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确有不同。中国将自己的身份定位表述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新型发展中大国，并要发展成为强国。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还是政治大国。此外，1992年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目前是七十七国集团外的国家，这又是一个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不同的特殊身份。因此，与一般的全球南方国家相比，中国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是具有特殊性的。
第二，美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贬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行为，包括污名化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发展合作。可以看到，美西方通过制造指向性明确的涉华舆论，宣扬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破坏环境、导致相关国家滋生了政府腐败问题等，试图以此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然而，无论遇到何种麻烦，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发展均保持在稳定水平，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2023年为了纪念“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而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明，该倡议实施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三）新时期中国在“全球南方”面临的挑战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百年大变局是指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中国和美国发生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中美权力转移引发的矛盾是百年大变局最为重要和突出的一环。中美之间形成的对抗性竞争关系导致美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越发重视，而中国与美西方围绕“全球南方”的竞争可能会加剧这种关系的对抗性，中国与“全球南方”也会成为被围攻的重点。
第二，“全球南方”已有分化之势。当前，无论七十七国集团，还是不结盟运动的120个成员，这些在“全球南方”集团内部已经出现分化，比如印度、土耳其。韩国最早也是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在七十五国集团时仍是成员国，但如今韩国已宣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可见，“全球南方”内部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存在显著差距；在政治领域，一些南方国家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国际纷争和国内冲突、腐败、经济发展乏力仍然是一大部分“全球南方”中小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紧要问题。这对中国而言，是面临的新挑战。
第三，全球发展开启与环境相协调的新发展模式。过去，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单一资源型发展模式，即通常依靠最基本的原料出口来获得发展。此外，还有不少国家是以援助依赖型模式实现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亟须转型。但是，这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问题，这种转型难以仅靠自身力量完成。对此，中国要适时摆脱当前“债务陷阱”“环境破坏”“新型殖民主义”等污名化帽子，不断努力找到新型合作路径，改善发展合作模式。（作者：陈岳）
中国和“全球南方”对WTO改革的影响与策略
（一）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面临来自印度的挑战
2023年，印度利用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借着G20峰会平台召开了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南方”峰会，宣传自己在全球南方中的角色和地位。于是，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发出疑问“中国还是不是全球南方的成员”。这给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定带来挑战。实际上，无论是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的表态，还是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理所当然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跟印度处理在全球南方中的关系、中国应以何种身份和路径在全球南方中开展务实合作，推进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包括全球贸易治理、全球投资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关于全球投资治理，从日内瓦传来的一个好消息是，中国提出的投资便利化倡议顺利地被纳入世贸组织（WTO）总领事会贸易部长会议议程。但是，印度成为该倡议的反对者。当时参会的32个国家代表（包括美国等4个非参加方的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投资便利化协议，只有印度代表站出来发言表示反对。印度的立场当即遭到美国的反驳。
印度反对中国提出的投资便利化倡议并非意外。2013年中国外交部召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研讨会的时候，就预料可能遭到印度的反对。2013年笔者在美国智库访问，当时就表示担心印度在RCEP谈判过程中可能会“掉队”，原因是印度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化进展缓慢。结果不幸言中，印度官方于2019年正式宣布退出RCEP谈判。
下一步在全球南方合作发展进程中，中印博弈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中国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斗争的过程中，也需要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起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的上升
WTO作为全球贸易治理最关键的平台，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目前，美国和欧洲对WTO安排都是不满的，对WTO治理改革和中国在WTO框架下的身份有很多争议。2018年中国智库访问团和欧洲国家的智库举行WTO研讨会时，一些欧洲国家代表声称“因为中国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 WTO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已经不合适了”。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三分法，把中国单独对待，这实际上意味着欧美不想让中国在WTO框架下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基于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排名，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在WTO框架下一起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深化WTO改革。
全球南方国家在WTO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8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以GDP衡量）占全球的份额为51%，首次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的超越；2022年全球南方这一指标上升到583%，比发达经济体高166个百分点。这一格局表明，全球南方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需要有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但是，发达国家也在竭尽全力维持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例如，目前IMF的改革还是美国主导，维持一票否决权，这与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要求明显不匹配。另外，金砖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也要求在全球经贸治理各方面提升金砖国家的话语权，然而，金砖国家获得更大话语权的难度非常大。当然，中国通过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成立新开发银行等举措，在这个领域中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WTO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平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从而对其发展进程增添了新的动力，极大地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自然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鼎力支持。
早在20世纪70年代，亚非拉国家就以全球南方为名，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掀起了针对发达国家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因为当时国际贸易主要被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没有竞争力，无法参与国际分工和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也就没有发展的动力。然而，这场斗争失败了，最后无果而终。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乌拉圭回合谈判刚刚开始，各个国家的关税、非关税壁垒非常多，贸易规则极不便利。当时贸易条件也很差，无论打越洋电话还是发传真都非常昂贵；集装箱运输等技术支持也很落后。经过近50年的全球化发展，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全球贸易规则极大地推进了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全球交通、运输、科技等方面的巨大进步让贸易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融入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即发达国家主要从事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品牌研发、高科技和服务，而中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中国最初通过发挥自己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获得了发展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WTO的最大受益者。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不到7%，而美国占28%。但20年后，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位置发生了互换，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降到156%，而中国的制造业占比则一路飙升，2022年达到302%，2023年更进一步达到32%左右。麦肯锡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可能达到35%。
时至今日，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中国取代了美国在货物贸易中的位置，20年前美国是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如今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所以，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背后的原因不仅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且在贸易、制造、科技等各方面都在发生实力对比的变化。
（三）中美两国在WTO改革上的立场分歧代表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斗争
在WTO改革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是比较明显的。笔者与WTO前总干事长拉米在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曾经有一次公开对话，他在访谈过程中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WTO改革要做两套方案，一套是有美国的方案，另一套是没有美国的方案”。拉米对美国在WTO的表现非常不满，因为在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诉波音公司非法补贴案件上，美国不服从WTO的裁决，还使出霸权手段，拒绝任命新的大法官，导致WTO上诉机构瘫痪。来自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赵宏教授是WTO上诉机构最后一位大法官，她于2020年11月30日离任。自此WTO整个仲裁机构一个大法官都没有了，意味着WTO的仲裁机制彻底瘫痪。
比较中国和美国提出的WTO改革方案可以发现，中国的方案体现了全球南方的利益诉求。中国坚持的WTO改革方向是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价值、非歧视性和贸易开放，确保任何成员国不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针对特定成员国采取歧视性的措施，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在WTO框架下，发展中成员享有特殊待遇。以前WTO认定成员身份的做法是按照成员自己的声明。韩国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韩国人均GDP已达到3万美元,它还声称“我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已比较高了，但与美日欧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所以韩国属于新兴经济体”。于是，韩国按照自己声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享受了多年的发展中国家待遇。但2021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正式投票表决，认定韩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不能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联合国这个裁决是非常明智和及时的，这也是联合国第一次这么裁决。将来，对于一国在WTO框架下成员身份认定的问题，也应由联合国通过投票来决定，而不能仅仅依据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声称来判定。WTO改革必须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因为在这个机制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自身权益。
与中国的方案相比，美国的WTO改革方案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美国质疑现行WTO框架无法有效约束发展中国家，其矛头实际上就是对准中国。美国还强调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尊重各成员国的选择，这主要是源于美国对自身安全的关注，因为美国认为WTO的一些规则让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以此强调它的主权政策选择。美国还对WTO框架下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应用提出质疑，要求修改有关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定的规则，以反映当前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
目前在WTO框架下，南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与北方发达国家展开谈判和斗争。这个局面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针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至今，基本上呈现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阵营的利益博弈格局。2009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金砖国家带头承诺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中国在气候谈判问题上跟南方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气候变化谈判与WTO改革是两大不同类型的全球治理领域，但WTO也在日益关注如何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考虑环境保护、低碳绿色发展，以及防止和适应气候变化。WTO改革也要求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南方成员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推动改革进程。这要求南方国家必须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从而提升在WTO谈判和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的话语权。
最近欧盟已经颁布了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法律和进度安排，这一新政已确定在2026年就要付诸实施。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认定CBAM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具有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工具嫌疑，同时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针对CBAM对各国钢铁出口的影响做了定量的测算，发现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中国对欧盟的钢铁出口排在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后面，居第四位。印度质疑欧盟推出的CBAM违背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原则。所以印度现在是反对CBAM的先行军，印度外交部已经公开表示要在WTO起诉欧盟。在这一问题上，要求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予以共同应对。
中国已经提出了一整套WTO改革方案，下一步还需要继续努力推进其实施。一方面，中国必须在WTO框架下赢得南方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非论坛、中拉论坛，还是与东盟、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都有助于团结和影响南方国家，以便让南方国家在WTO改革进程中与美国所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谈判时能够争取主动。
（四）中国应与南方国家共同努力，推动WTO改革走向公正与包容
在WTO改革过程中，除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还有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对WTO改革的态势是联合起来，动用它们的政策工具和手段来对南方国家施加压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来影响非洲、拉美、亚洲国家，经常打着人权、民主、安全等借口，干涉某些南方国家的内政；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拉拢、分化一部分南方国家，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国家群体，扩大它们的影响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话语权和舆论工具，对南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炒作和操控，意图把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这对中国将来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中发挥作用造成阻力和干扰。
关于南方国家的话语权，笔者曾赴摩洛哥参加一个地中海论坛，发现在这个论坛上中国的代表数量不够，发声也不多。美国利用这个论坛作为平台，抨击中国的“人权”问题、对国有企业的“非法补贴”问题，抹黑中国经济。美方代表的错误言论遭到中方代表的坚决抵制和针锋相对的驳斥。遗憾的是，在很多国际会议场合都缺乏中国自己的代表。例如，巴黎和平论坛的“全球矿业和发展”分论坛讨论的是中国在全球矿业发展中的角色，但这个分论坛没有中国代表发言。全球治理进程需要中国发出声音引导国际舆论。
既然中国和南方国家都在WTO框架下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全球贸易体系中面临比较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就要坚持维护WTO这个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捍卫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权利，强调应由联合国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认定某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推动WTO改革朝着公正合理、包容协调的方向发展。
目前，WTO也开始关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领域。关于数字贸易规则，中国已经提出要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协议，但它是亚太地区部分国家之间的协议。目前WTO已经开始了在数字贸易领域的探讨和研究，也在一些重要场合探讨未来在这个领域的规则制定。笔者在参加WTO研讨会时，欧洲国家代表指出，WTO要讨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如果没有中国的代表参与，这种谈判和讨论是缺乏代表性的。这说明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是有影响力的。下一步在WTO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中国应当发挥引领作用。
在绿色贸易方面，欧盟在碳边境调节机制之外，还制定了一部“零毁林”法案，其中涉及大量软性商品，包括林产品、棕榈油、大豆、牛肉、咖啡、可可等。如果不能证明这类出口产品的零毁林地区来源，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如巴西、印尼等国的这类产品就难以进入欧盟的市场。然而，这些国家种植这类产品的小农户大多数没有经济实力和能力去完成证明的工作。笔者曾在有关研讨会上提醒欧盟国家代表,制定政策不能太理想化、太激进。这也要求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框架下发出声音，予以积极应对。中国在WTO有关防止塑料污染协议方面的规则制定取得很大的进展，在WTO改革进程中需要在这些领域把有关规则机制化。（作者：张建平）
世界变局与“全球南方”兴起
伴随世界变局深度展开，全球南方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具有政治和战略意义。面对世界的快速变化，南方国家也要从中确立自己的定位。世界变局如此深刻，体现在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迁，权力扩散趋势持续加强，更多非国家角色、跨国网络和全球性问题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过去由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决定其他国家命运的那个世界已经渐行渐远。南方国家只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会赢得可预期的、更有希望的未来。
由于历史上南方国家长期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半边缘位置，经济发展和主权安全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难以实现现代化跨越。发展中国家经济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根本上缺少实现资本积累过程的能力,而国际经济秩序的惯性制约更是固化了这些国家的被动地位。经济安全受到损害会进一步削弱主权的有效性。由于实力不足，南方国家更容易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侵蚀，主权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成为干涉主义的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自主创新,而且也取决于相互团结、协同合作提升话语权，推进有益的对外合作。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南方国家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其中一些发展中大国发展较快，使得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要调整。中小国家的境遇虽然在短期内难有显著改观，但其自主性不断增强，潜力逐渐显现出来，也日益成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过去持续几百年来的由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超载并从顶峰滑落，国际秩序终究要走向变革。世界变局中，南方国家发挥影响的力量增强，途径也在增多。在一个日趋多样化的世界里，越来越需要开放包容的多元治理模式，否则就不能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多样的威胁。
全球南方的兴起无疑将大大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全球南方需要凝聚更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全面广泛合作，努力探寻在根本上破解安全难题、消弭冲突的可行办法，进而努力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和众多南方有着共同的发展诉求。实现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兴起尤其为深化南南合作带来了新机遇。中国和大多数南方国家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联系，也曾经历相似的历史境遇，相互间容易理解，有条件建立起更牢固的信任关系，开展更广泛合作，拓展和加强多领域多渠道交往。在发展人文和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应逐步探讨扩展安全合作范围，如从反恐、防核扩散、防危机、防冲突、维护公共安全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深化国际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是南南关系有潜力的重点之一，并且已经取得积极进展。
世界变局既给全球南方带来挑战，但同时更构成新的机遇，南南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殖民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老路越来越走不通。军事扩张、地缘争夺、零和博弈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已被更多国家更多人民充分认识，并将遭到更多反制。只有坚持开放、合作、共赢，才能实现成果共享，为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当然，深化南南合作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应循序渐进、从易到难，从简单易行的领域和层级做起，之后再推进到更深层次的合作。
南南合作有助于为变化中的世界提供更积极的可预期前景，对冲和化解狭隘的、排他性的权力争夺和地缘博弈。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发展中国家开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作为全球南方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紧密的利益攸关方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大国，中国有必要更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尤其应推动与南方国家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在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也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实际上，只有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才能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也才能有效抵御风险，赢得战略机遇，不断积累并巩固和平发展的对外关系基础。
只有凝聚和强化共识，才能强化国际合作，不断拓展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变化，并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承和治理智慧，不仅反映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关切，在根本上也符合全球南方乃至更多国家的共同利益，并代表着国际关系的前行方向，必将得到更多的理解、认可和支持。为推进地区整合和全球治理，全球南方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将未来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对于地区冲突顽疾，也要强化沟通协同，探索并找到缓解局势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能重蹈传统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实现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良性互动，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检验。而如何实现国际制度供给与包括南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和安全需求之间必要的平衡，促进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应该是全球南方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工作。（作者：唐永胜）
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力量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和作用上升。全球南方是当今百年大变局和世界多极化进程的积极变量，也成为促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各国共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的成员，把全球南方看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的积极力量，将加强南南合作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方向，同其他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持同南方国家做共商共建共享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做全球南方合作的倡导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维护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是中国在全球南方事务上的基本立场。为此，全球南方应坚持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主体，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坚持联合自强、共同发展，坚持普遍安全、文明互鉴，不断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构建全球南方规则，推进全球南方机制建设，维护并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空间，将全球南方打造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机制，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一是坚守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初心和底色。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情感纽带和广泛的共同利益，过去具有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奋斗历程，当前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拥有相似的看法和诉求，未来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难题和目标任务，深知自主自强的重要性。当今世界，霸权霸道行径危害深重，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反对外部干预、维护安全稳定的重要使命。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加强联合团结，凝聚合作力量，共同捍卫发展权利，共同进行现代化建设，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当下，应着力构建真正体现全球南方自主意志的叙事话语，防止个别霸权国家强加概念和标准，将全球南方概念政治化、工具化，警惕其利用这一概念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
二是坚持发展振兴、合作共赢的使命目标。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维护全球南方独立的正当发展权利，推动国际社会走共同发展之路，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发展理念，加强发展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深化减贫、粮食安全、农业技术、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发展伙伴关系。坚持普惠包容，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脆弱国家，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共同治理发展赤字，共同走向繁荣富强。中国已经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已经成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还将推出专项资金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的这些努力有助于促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
三是坚持平等互尊、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全球南方国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制度性话语权、全球治理能力比较薄弱，深受强权霸道、双标不公平治理的危害。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四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观。人类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全球风险挑战，全球南方国家必须重视全球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要注重求同存异化异，加强自身团结，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经验互学共享，坚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协作行动，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五是坚持积极参与、有所作为的实践策略。由于全球南方集合了地理空间、历史条件、发展水平、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以及利益诉求不同的国家群体，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作为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支新兴力量，全球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成员构成，目前主要处于务虚讨论和话语塑造阶段。在实践行动中，要坚持积极参与、促进合作、虚实结合、有所作为的策略，理性区分话语操作与权力实控，专注办好自己的事、现有的事，发展完善现有机制平台的共享，比如“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机制等。要在中国创设和主导的现有平台基础上，促进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中国理念和智慧更多融入全球南方发展中，为促进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作者：吴志成）
坚持平等互利，全面推进“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
关于全球南方，本文准备探讨的重点旨在全球，而不是南方。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按照目前的GDP标准，中国国内很多地方比欧美国家更发达。从全球来看，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中国受益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欧美国家都开始反对全球化。主要原因在于，欧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里没有得到好处，这与它们原来的计划和预期是相反的。欧美国家原来预想的是让自己从全球化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但最近34年中，欧美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好处有限，而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印度等南方国家。
到现在，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北方提出了反全球化，反而是南方国家在进一步提倡要继续全球化。比如，除了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机制，印度也在提倡全球化，此外还包括一些地区性的多边经贸协议，包括RCEP、非洲大陆的自贸区等。各个地区都在搞自由贸易。可见，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兴趣方兴未艾。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在经济上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在过去34年里从一个贫穷国家变成越来越发达的国家，这一经历让中国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榜样，激励它们更加坚定实行全球化的做法。最早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能还要拒绝全球化，实行结构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战略。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发现全球化有助于它们更好地发展。
对待全球化的不同态度是中国跟印度最大的区别。印度现在拉帮结派的做法有点像20世纪7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印度在提倡全球南方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政治观念。印度本国经济也不开放，这几年虽然它的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但其实也是得益于开放。当印度又开始限制外资、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它的经济注定是没有长期发展动力的。与印度不同，中国还在坚持继续开放。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开放的力度非常大，这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成为比印度远为重要的中心枢纽。从世界贸易来看，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中国的贸易。中国除了是激励南方国家发展的榜样，也是推动南方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立场是又一独特之处。中国虽然强大起来，但它跟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中国在发展起来以后一直努力推动南方国家共同发展，跟南方国家站队。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南方国家都能确实体会到中国这一特色。中国在跟南方国家交往当中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原则，而不是把本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作为教条来规范南方国家。这也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欧美国家一些年轻人刚从高校毕业就去到一些南方国家，指示它们的国家领导人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发展。中国从来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更多地强调多样性，强调不同国家的自主性。此外，中国在跟南方国家交往中也注重实在性，强调互利共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对方做生意，而不是无条件援助，这种做法反而让对方国家觉得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平等的经贸合作，有利于这些国家更持久地发展。
中国在国际政治方面一直坚持多元性。关于一个国家必须有坚强领导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可以适用，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它们未必适用这种政治理念。中国在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时候，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多元性。因此，中国与南方国家合作的方式是全面化，而不是集权化。全面化就是要考虑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也就是“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坚持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经济和基础建设方面，中国也提倡全面的合作。
在过去多年里，从国内到国外，全面化都越来越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单从政治层面或单从经济层面的考虑都是片面的。由于中国自身的规模和历史，我们的理念就是能够在各个方面都开始逐渐发挥作用，虚实结合，逐步推进。目前看来可能是草根的一些东西，再过十年以后回头来看，可能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中国作为激励发展的榜样、经济工业化的推动力、平等的政治伙伴，在全球南方是大有可为的。中国能够在潜移默化和渐进过程中推进全球治理的变革。（作者：唐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