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发展及影响
一、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起源及发展
拜登执政之后，多边合作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在此背景下，美国海权合作战略重新被美国决策层所重视。在“大国竞争”理念的支配下，海权合作战略有了新的进展。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于2021年9月15日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亚太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重大转变。
（一）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内容
根据协议，三国将加强信息科技共享，以及“与安全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整合”。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第一支柱是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签订新合同，购买八艘配备美国制造的防御性导弹的核动力潜艇。新协议将使澳大利亚海军能够在南海、台湾海峡及其他地区进行巡逻，从而加强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遏制。在未来，澳大利亚的潜艇将有可能航行到俄罗斯的太平洋海岸，甚至进入北极地区。
2022年4月，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领导人承诺“在高超音速、反高超音速和电子战能力方面开始新的三边合作”，以回应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美英澳三国领导人于2023年3月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该计划旨在支持澳大利亚发展生产、维护、运营和管理搭载常规武装的核动力潜艇舰队所需的基础设施、技术能力、工业和人力资本。澳大利亚完全致力于对海军核推进技术进行负责任的管理。在同年11月的三边会谈声明中，还宣称“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将开展一系列综合三边实验和演习，旨在加强能力发展、提高互操作性并提高复杂性和规模海事领域的自主系统。这些实验和演习将为国防工业提供参与能力演示、开发和交付的机会。通过这些实验和演习，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合作伙伴还将进一步测试和完善联合操作无人海事系统、共享和处理来自三个国家的海事数据以及提供实时海域态势感知以支持决策的能力。”2024年4月8日美英澳三国防长的联合声明声称：“我们认识到日本的优势及其与这三个国家的密切双边防务伙伴关系，正在考虑与日本就先进能力项目进行合作。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致力于继续与国际伙伴就 AUKUS保持开放和透明。”此外，韩国也表明了加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意愿，后者扩容的趋势愈加明显。
（二）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意义
就其参与方的利益来说，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对于美国的意义在于重振对美国全球力量衰落的信心。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意味着重新定义和重建美国的影响力，并表明从特朗普的“美国孤立”方式转向拜登的“拯救美国外交政策”方式，强调美国的权力转移。事实上，美国的许多盟友本身就是越来越重要的创新和尖端技术来源，对集体军事技术计划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同盟不仅有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项目，还有开发和部署“联合先进军事能力”的内容，即先进的网络能力、人工智能和自主能力、量子技术以及额外的水下能力——扩大到包括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的仿生能力。这是由其有能力的盟友网络带来的。对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来说，这个联盟符合他的“全球英国”外交政策愿景，意味着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近60年后，作为主要安全伙伴在该地区卷土重来。与这个联盟的联系将为脱欧后的英国提供良好的平衡，以追求其国家利益并立足于亚太地区建设。对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来说，这种伙伴关系是澳大利亚适应亚太地区的一个分水岭时刻，该地区正因中国经济和外交足迹的增加而改变。这不仅为获得核潜艇铺平了道路，而且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六个可以挑战中国的大国之一。而日本则想凭借加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机会获取先进军事技术，从而挽回与中国进行的海上博弈中的颓势。韩国则希望借此获得先进军事技术，平衡朝鲜近期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方面取得进展构成的不对称优势。
二、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对美国海权合作战略的影响
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对美国海权合作战略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美国海权合作战略在技术形态领域向信息化战争高级阶段进发
人类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塑造的，而战争的发展和演进则很大程度上是由军事技术驱动的。社会生产形态决定战争技术形态。人类的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当前人类战争技术形态处于信息化战争阶段。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各种无人平台，体现了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大量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能的无人平台进入各国军队服役。无人作战系统的快速发展，正在培育出独树一帜的新型作战力量，从而推动了现有作战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一点在纳卡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并引起了各国军界的高度关注。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意义远不止于核攻击潜艇；它是一个大胆的战略，将成员国的防务和技术部门联合起来发展下一代军事能力。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成立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除了帮助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潜艇这一支柱以外，已形成第二支柱，即共同开发和部署“先进能力”。这些先进能力包括人工智能、网络、无人潜艇器、加强战斗空间感知、工程与建筑研究等领域，充分说明美国海权合作战略正在向信息化战争的高级阶段进发。
（二）使美国海权合作战略与“印太战略”等地缘战略结合更加紧密
在美国的战略思想中，寻找“假想敌”始终是其鲜明特色。21世纪的中国因其快速发展的综合实力被美国选为“假想敌”。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海权，美国于2012年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又出台了注重多边合作、倚重多种手段、扩大遏制纵深的地缘政治战略“印太战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员国与“印太战略”的核心成员高度吻合，且关注的海域恰恰是“印太战略”的核心地域。“印太战略”重要的成员国日本如果加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这意味着美国海权合作战略与“印太战略”的结合会更加紧密。
（三）使美国海权合作战略更深地嵌入大国竞争之中
美国的同盟政策具有较长历史，且对其国际地位的稳固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同盟是共和国的盾牌。如何控制这些盾牌一直是美国决策层所考虑的重大问题。拜登上台后，开始对特朗普时代被破坏的同盟关系进行修复。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就是这种修复同盟关系的产物。有学者在论及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成立的原因时认为：“拜登政府明白单枪匹马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样，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不能由单个超级大国解决，而是通过加强与盟国的伙伴关系并确保在该地区的永久影响力，通过多个强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融合来解决。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联盟的形成，为亚太建设的维度增加了另一个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了这一三边联盟是基于自由和包容的印太地区共同愿景的战略伙伴关系。”如前所述，海权合作战略是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理论渊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使美国海权合作战略更深地嵌入大国竞争之中。
三、对中国海洋安全的挑战及战略应对
无论是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中的第一支柱还是第二支柱，都明显旨在威慑和遏制中国。对于这一目的，美英澳三国已毫不避讳。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在众议院发言时公开宣称，要利用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这一工具，实现三国“保卫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并维持三国的“技术和军事优势”。英国前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也表示，“中国日益示强”（assertiveness）是三国必须加强国防的原因之一。2024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罕见地将中国台湾和美国核潜艇协会联系在一起，他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智库中心表示，新的潜艇能力将加强和平与稳定，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海峡。坎贝尔表示，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能力，“在包括海峡两岸局势在内的多种情况下都具有巨大影响”。他补充道：“我认为，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防务方面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将有利于更广泛地加强和平与稳定。”
（一）对中国海洋安全的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当前的潜艇项目可能会带来两大海上安全威胁。
1．威胁中国海上航线安全
改革开放40多年带来的结果是从经济性质上重塑了中国，使其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海洋工业国家。而现代海洋工业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矿产资源和能源，向国外出口工业制成品。由于水上运输的独特优势，中国有95%的进出口贸易货物量通过海运完成。截至2022年底，中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3.7亿载重吨，较十年前增长一倍，船队规模跃居世界第二。而南海、马六甲海峡以及印度洋一线是中国海上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后，其海军在南海、马六甲海峡以及印度洋的水下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指数级的提高，鉴于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是一个针对中国的海上联盟，中国的海上航线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2．威胁中国海基核力量安全
精干有效的核力量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有效保障。然而，随着现代侦察体系的发展，陆基核力量的隐蔽性大幅度下降，其战场生存能力也随之降低。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中，海基核力量因其隐蔽性好，战场生存能力强且火力持续能力高，一向是作为核力量的重点和二次核打击力量的主体来进行建设的。然而，随着现代反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中国已经开始成为潜艇使用地理不利国家。在周边四大海域中，渤海和黄海水深太浅，弹道导弹核潜艇无法有效遂行作战任务；东海我方一侧也面临该问题，且直接面对美日同盟的强大反潜力量，无法在战时保证海基核力量的生存。因而，当前东亚海洋战略格局演变，使我周边安全环境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南海因其面积辽阔且平均水深在1000米以上，成为中国海基核力量进行机动、隐蔽和集结的重要海域。而澳大利亚装备核潜艇之后，有可能会潜渡至南海海域，从而对我海基核力量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二）中国的战略应对
鉴于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对于中国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的严重威胁，有必要采取反制措施进行积极应对。就领域而言，反制措施应该分为三类。
1．军事反制
由于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是一个军事联盟，且主要内容集中于军工领域，因此首先应该在军事领域采取有效反制措施，主要是建设以无人平台为主干的反潜作战力量。随着澳大利亚潜艇力量的增强，中国有必要增强反潜力量。在各种反潜力量中，无人作战平台可以作为主干力量来进行重点建设。具体而言，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可以携带反潜装备，在主力舰队周围形成移动的警戒网，并可以长时间不停歇作业，有效保障舰队安全。装有猎潜探测声呐的长航时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可向“母舰”提供目标数据或直接对目标发动攻击。中国在无人机研发方面的优势能够使其在航空反潜领域“弯道超车”。总体而言，中国是全球屈指可数的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及生产大国，具有建设无人平台为主干的反潜作战体系的技术储备和物质基础，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实施有效的威慑和作战行动。
2．外交反制
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在恶化地区局势的同时，还恶化了美盟与相关国家的关系。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原本与澳大利亚达成潜艇销售协定的国家是法国，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成立的前提是澳大利亚撕毁了法澳之间已经达成的潜艇销售协定，双方关系由此急转直下。法国公开表示不满并于2021年9月17日宣布召回驻美和驻澳大使。法国《回声报》同日评论，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幻想美国会善待欧洲，但潜艇事件让法国看清了，拜登眼里只有华盛顿的经济和商业利益。美国这次背叛的不仅仅是法国。此外，该联盟的成立使澳大利亚在拥有战略级海上进攻能力的同时，也打破了地区平衡。与澳大利亚毗邻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与澳大利亚有海洋权益争端，在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协定宣布以后，印尼对“该地区持续的军备竞赛和力量投送”表示关切。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上述形势，与相关国家进行充分沟通，使其认识到AUKUS对地区繁荣与安全的危害，从而在外交领域对其进行有效牵制与反对。
3．地缘反制
从地缘角度看，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意图是从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三个方向对中国发展海权进行遏制。而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安全组织成员国中，不仅有因乌克兰危机而与美西方进行激烈对抗的俄罗斯，也有对美国海洋霸权极其不满的伊朗。俄罗斯显然是想向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发起挑战，而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Shahram Irani）2023年6月3日宣布，伊朗计划与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组建海军联盟，其中还包括伊拉克、印度和巴基斯坦。沙赫拉姆还称，几乎所有位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国家都得出结论，它们应该站在伊朗一边，通过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建立安全。他还提到了与阿曼的几次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因此可以从地缘领域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相关国家的海洋安全论坛，将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涉及的海洋安全问题纳入议题，就其对地区繁荣与秩序的危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形成有效反制。
4．经济反制
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关联的核潜艇项目将会涉及美国和英国的相关军工企业。其中美国是主体。冷战期间，由于里根政府的相关政策（1981年美国政府停止商业造船补贴计划），使美国的造船业大幅度萎缩。多种国际因素导致商船建造价格大幅下降，美国商船建造实际上已经停止。为支持这一行业，美国政府鼓励一项并购计划，2001年将剩余的六家船厂并入两家私营企业——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HII）和通用动力公司（GD），显著减少了竞争。作为一个中等强国，英国的潜艇制造情况与美国相比集中程度更高。造船业的高度集中和单一依靠军品订单意味着较大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在面对强大对手时将会成为可资利用的缺点。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如果利用国家力量针对相关公司进行遏制式的产业竞争，即便不能有效阻止美英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制造技术，也能让其付出代价，提高美国利用盟国遏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影响中国海上航线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前者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而后者则涉及中国的军事安全。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在军事、外交、地缘以及经济领域采取有效反制措施。其中，军事反制措施包括构建以大型反潜无人机为重点发展方向的立体化反潜作战体系；外交反制措施则主要包括利用相关形势在外交领域对美英澳形成牵制；地缘领域的反制可借助上海合作组织设立海洋安全论坛，对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涉及的海洋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经济反制措施则以对参与核潜艇项目的美英造船厂实施遏制式的产业竞争为主。
当今国际秩序正处于大变局中，国际海权战略格局因此在不断发展演进。展望未来，随着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各项目的逐渐推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海洋安全及海外利益，甚至是国土安全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并且呈现出综合化的态势。因此，中国有必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以综合性的手段进行有效应对。（作者：杨震 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