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中美人文交流的特征及前瞻

人文交流是强调以人员交流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跨国交流现象，其基本内涵是以和平方式推动各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共同繁荣，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平化发展。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美两国人文交流。2023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中美应该有新的愿景，共同努力浇筑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其中的一根支柱就是“共同促进人文交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相继创建多项人文交流机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2010年5月25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成立仪式暨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主要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以及体育四大领域，其后拓展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青年七大领域。2017年9月28日，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并通过了《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包含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涵盖体育、妇女、青年、社会组织）、地方人文合作七大领域。从上述机制涉及的领域范围可以管窥中美人文交流覆盖面之广。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在2018年就陷入停摆状态，中美人文交流出现新变数。当前，中美人文交流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干扰，在较低水平上曲折变化，不符合中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百年变局下的中美人文交流在长周期和长变量影响下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推动人文交流稳步回升、持续发展成为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时代课题。

2024年6月25日，“鼓岭茶话：中美情缘生生不息”在福建福州举行，中美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畅叙鼓岭情缘。

中美人文交流的基本特征

中美人文交流尽管在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有所恢复，但总体来看，仍未走出低谷。美国共有111所孔子学院已经关闭或正在关闭，仅剩10所仍在运营。中美关系遇冷叠加新冠疫情因素，在华学习的美国大学生从2019年的近12000人，降至2021年的211人，跌幅高达98%。2024年在华美国留学生数量有所上升，但也只有大约700人。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积极影响，使中美人文交流出现回暖迹象。2024年年初以来，美国民间团体陆续访华，例如，哥伦比亚大学青年学生代表团访问北京、成都、深圳，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大学生代表团访问青岛，美国犹他州友好代表团到访北京、上海等地。但美国政府仍保留赴华旅行警告，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盘查和遣返还时有发生。中美两国每周航班数不足新冠疫情前的三分之一，远远无法满足两国人民交往的需要。这说明低起点基础上的小幅回调，仍难改变当前中美人文交流的整体低谷状态。

处于历史低潮期的中美人文交流，总体上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双方目标和认知的差异性。中国将中美人文交流看作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支柱。一定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史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史。在对美交往中，中国传承“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始终争取与美国一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中美人文交流良性发展。中国坚持将中美人文交流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助推器”“增信释疑的润滑剂”，向美国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期待并鼓励中美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多沟通，共同续写新时代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故事和双方合作的互利故事。

而美国以“重利薄义”思维对待中美人文交流，狭隘地将其视为影响中国的重要工具，企图使中国最终接受美国价值观和政治模式。基于此，2018年之前的中美人文交流尚能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在美国发现“接触战略”无法达到目标、中国始终按照自己的方式繁荣发展时，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成为中美关系急剧变化的转折点，中美人文交流也急转直下并被拖入“安全化”的操作中。美国将人文交流合作政治化、工具化的做法，使中美人文交流遭遇困境，难以深入发展。

第二，多重因素干扰下的不稳定性。中美人文交流遭遇多重因素干扰，在当前美国加大对华全面竞争的“攻势”背景下，受多变量影响的中美人文交流不稳定性比较显著，单变量冲击容易放大，多因素叠加更不易控制。

中美关系是中美人文交流的最大最直接影响因素。中美关系和人文交流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改善时，中美人文交流也相应改善；中美关系恶化时，中美人文交流也会慢慢回落。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中美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没有相互往来的人文交流。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两国关系调整，使中美人文交流成为响应这种变化的先导因素，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良性因素。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急剧变化，对两国人文交流带来巨大冲击，中美人文交流也在转折中曲折变化。

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恶性竞争是阻碍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负面因素。美国国会针对中国的法案不断增加，1993年第103届国会前的每届国会，提出平均约50条中国相关法案，此后十多届缓慢上升至100至200条，2019年后急剧上升至近600条，清一色反华法案，过去曾经出现的友华内容几乎消失。两党竞相把反华议题作为服务自身利益的工具，目前已经突破了共和党更关注军事和贸易问题、民主党多紧盯人权问题的界限，人文交流成为两党比拼鹰派或极端鹰派的新话题，给中美人文交流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美国大选往往会放大中美人文交流的不利方面。美国大选既体现两党竞争的激烈程度和中美关系态势，也体现具有个性特征的总统候选人对华态度。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出在科技竞赛中战胜中国，企图在技术层面遏制中国，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美科技领域的人文交流。共和党拿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在中国的交换项目经历和从事中美人文交流项目的背景做文章，展示共和党在对华人文交流上的强硬态度，干扰了本就复苏乏力的中美人文交流，冲击未来中美人文交流大局和已经规划或实施的交流项目。

第三，与两国经贸关系的不匹配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上层建筑或迟或早会跟随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美国政府也曾把经贸关系作为美国对华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当中美经贸关系紧密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负面冲击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各领域的人文交流顺畅活跃，并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特朗普首次上台、中美关系剧变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更加突出，价值观、意识形态反而成为中美关系的“试金石”。中美人文交流受政治大气候影响，与经贸关系相比，转冷的速度和程度更加显著，两者的不匹配性超出了通常表征。

从数据上看，2013—2023年，中美贸易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从5210亿美元扩大为6644亿美元，只是在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和疫情冲击后的2019年和2021年两个年份有所下滑。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紧随欧盟之后，美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也仅仅下降了一位，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以国别贸易计算，中美贸易相比于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则更为紧密。但中美人文交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之经贸关系反而表现较弱。从中美航班数量即可看到这种变化，2024年2月中美之间航空运力总量仅相当于2001年每周70个班次左右的水平，也就是倒退到了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一年的水平。

2023年11月5日，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和飞虎队老兵哈里·莫耶、梅尔文·麦克马伦携飞虎队后代，走进“飞虎队友谊学校”——广西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澎湃影像/IC photo） 

百年变局对中美人文交流的长远影响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主要大国和区域力量分化重组，中美在国际政治版图中的关系深刻调整。百年变局下这些影响深远的重大调整，都不可避免地给中美人文交流带来长期影响。

第一，地缘格局变化导致中美文化交流结构性动力衰减。冷战结束改变了原有全球地缘格局。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再面对前苏联阵营的激烈对抗。在美国看来，中国曾经作为重要力量发挥地缘格局平衡的作用，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已成为历史。中美20世纪80年代人文交流“蜜月期”已然消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全球化加速带来的中美人文交流“增强期”业已结束，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再现。值得重视的是，中美俄欧力量不断调整变化，并在动态变化中重塑全球政治地缘格局。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认定中国在地缘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突显，越来越成为美国维护霸权的主要“障碍”，导致美国与中国开展人文交流的结构性动力大幅衰减。历史上，中美人文交流源于大国关系平衡的需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人文交流在新地缘格局中缺乏足够的结构性动力。

2024年11月21日，在北京天坛公园，向中国捐赠日本二战侵华罪行相册的美国青年埃文·凯尔与游客合影。

第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美国创新能力相对下降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阻力。美国创新能力相对下降不但导致全球化失速，而且日渐转变为逆全球化的重要诱因。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是原创技术应用后形成新产品并获得垄断利润的创新大国。但随着技术向欧洲国家外溢，美国转而在要素的跨国配置中形成优势技术、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组合，从而取得相对欧洲的成本优势，这就是全球化不断推进的重要原动力，并客观上促进了科技人文的跨国交流。美国产业向中国转移，可以发挥双方比较优势，也会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但随着美国创新能力相对下降，美国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全球化因此失速，人文交流需求降低。当前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萌芽期，美国一方面创新能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遭遇其他国家的有力科技竞争，技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导致逆全球化抬头。在此消彼长情况下，美国出于维护科技霸权的目的，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脱钩断链”，人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导致中美人文交流遭受削弱。

第三，中美国际地位变化引发美国政治文化转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和贸易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2010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2013年成为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使“修昔底德陷阱”在美国战略界成为热议话题。特别是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后，美国使用了打压第二大经济体的一贯手法。当年，前苏联、德国和日本等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都无一例外受到美国打压。美国零和博弈思维与国际收入分配的占优心态，恶化了其政治文化，使中美人文交流遭遇美方的单方面负面影响。此外，美国不择手段维持战略科技领域领先优势的思维定式，也在中美国际地位变化中不断强化，并给中美科技人文交流造成冲击。

第四，美国遏压中国乃至对抗导致软实力持续性消耗。美国政府主张多措并举甚至不择手段遏制中国，对华打压乃至对抗的态势不断加剧。在此过程中，美国投入大量资源遏制中国影响力提升，人文领域首当其冲。202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2023—2027财年共计拨款16.25亿美元用于在新闻传播领域抵消美国所谓的“中国国际上的恶意影响”。美国采用一贯的双标手法，一方面片面宣传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和规则”，另一方面肆意污蔑中国为“威权”。这大大影响了中美人文交流，恶化了中美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这种资金消耗和外交滥用，特别是国家信用的不适当使用，导致美国软实力大量消耗。从长远来看，中国软实力相对上升，必然会在未来达到美国无力阻止中美人文交流的临界点。

2024年6月12日，“未来之桥”中美青年交流计划旗舰活动在北京进行，来自美国的中学生在故宫参观游览。

中美人文交流的前景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战略界正把精英阶层的对华焦虑扩散到更广层面，带来中美人文交流的更多负能量。特朗普再次上台或将放大本就存在于中美人文交流中的不利因素，加剧人们对未来中美人文交流的不乐观情绪。在此大背景下，广泛而活跃的双边人文交流越来越难出现，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科技竞争等较少关联的领域反倒可能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稳定所在。更年轻的群体由于在职业敏感性上更具低风险特征，因此将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主体。

第一，中美人文交流未来相当长时间会呈现“通而不畅”的局面。无论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还是民主党的拜登政府，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这表明美国两党对中国压制乃至对抗的战略意图基本一致，只是在具体的遏制和打压手段上有所差异。美国定义下的中美关系已在其国内形成趋势，这种惯性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难以逆转。与此同时，美国出于解决国内一些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维护霸权的需要，就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与中国接触，甚至需要中国的共同努力和帮助。

中美人文交流受美国“遏制为主，必要时接触”的策略影响，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会处于低水平状态。2022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巴厘岛共识，在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合作的大前提下，鼓励扩大两国人文和教育交流。2023年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同意在巴厘岛会晤的基础上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扩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巴厘岛共识并未得到美方很好的执行，旧金山会晤也未能扭转中美关系再度下滑。美国国会在2024年9月的所谓“中国周”，密集表决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反华遏华动作频频，且得到两党一致支持。其中一项类似“中国行动计划”的新计划，打着遏制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的所谓“间谍活动”的旗号，出台针对实验室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执法策略。这表明中美人文交流未来仍将受到美国霸权思维的影响，“通而不畅”将是常态。

第二，特朗普再次上台将使中美人文交流遭遇更多不确定性。2017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在政策和实践上践行其“美国优先”理念，并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将矛头首先对准中国。在其第一任期，美国不仅强行针对中国开打贸易战，还以各种理由反移民，伤害亚洲特别是中国移民。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偏执乃至歪曲地声称中国“窃取了美国技术”“损害了美国利益”，并于2018年11月推行“中国行动计划”。该计划向美国全境94个地区司法部门，派发每年1—2起华裔人员间谍指控的硬性指标。这些针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极大影响了中美人文交流，阻碍了两国人才交流乃至普通民众的往来。

特朗普以极大优势回归，加上共和党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又在美国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中形成6比3的压倒性优势，从而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实现了共和党的全面控制。这将使特朗普成为近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美国总统，并为其推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系列政策扫除诸多障碍。考虑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强硬态度和表现出的敌意，加上其竞选期间提出的对华外交和经贸政策，中美关系的剧烈波动很可能再次发生。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竞选成功后宣称将强硬推行遣返移民计划，并释放出首要目标是中国移民群体的风声，让人们担忧其是否会针对华裔实施各种排斥行动，对其可能采取更加激进的阻止中美人文交流的行为感到不安。从一定意义上讲，特朗普已成为中美人文交流负面预期的最大最直接变量。

第三，中美人文交流将更多活跃在社会层面的部分领域。美国“泛安全化”整体氛围并未得到改善，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也不会出现较大调整。出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已从“安全化”担忧进入“泛安全化”焦虑。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18年6月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讲话中曾声称，“中国在政治上怀有改写现存全球秩序的长期计划……中国正试图在周边复制传统‘朝贡体系’，将其影响力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扩大至安全、文化乃至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层面，对美国构成竞争性挑战。”美国“泛安全化”从老生常谈的台湾问题等逐渐转向经贸、人权、知识产权，并与宗教自由、民主价值、科技军事、经贸金融、教育卫生等全议题联动对华抹黑制裁。“涉华泛安全化操纵下不乏恶意限制中美人文交流、污名化中国人权、妖魔化中国倡议等”。这种泛化趋势并未随时间推移以及中方的努力而消减，反而时不时有抬头或加剧趋势。

中美人文交流受泛安全化影响小的领域，将会是未来较长时间段内中美文化交流更为活跃的领域。在科技领域，美国在构筑“小院高墙”的同时，对中美科技交流采取严厉防范措施，“中国行动计划”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在新闻传播领域，美国一方面加强其媒体在国际上对华造谣抹黑的力度，另一方面诋毁中国媒体并对中国媒体设置重重障碍，比如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使团”、限制在美人数等。教育交流领域则较为复杂，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方面，美国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施加严格限制，并采用各种手段防范中美学者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而涉及语言、文学、考古等学科或领域的交流则开放度较高。因此，未来中美文化交流必然会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状态，和科技竞争、意识形态等安全因素关系不大的社会领域，将成为活跃且相对稳定的中美文化交流领域。

第四，青年群体将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主体力量。美国对华防范和竞争使部分中生代力量疏离未来中美人文交流。随着老一代知华友华力量由于年龄及身体健康原因难以在中美人文交流中进一步发挥作用，作为美国社会中坚力量的中生代群体，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宣传影响较深，使其在中美人文交流中没有成为整体性积极力量，对未来中美人文交流带来不利影响。青年群体是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间内中美人文交流的主体力量。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整体对华不友好，但青年群体的世界观并未彻底形成，尤其是对中国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可塑性，并没有形成大范围反华排华力量。特别重要的是，美国的“泛安全化”并未在青年群体对外交流中被置于很高的层级，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鼓励中美青年交流，将其作为中美接触与缓和关系的重要手段。在习近平主席2023年访美提出“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至少有60项中美青年交流活动在中国开展，其足迹遍布20个省级行政区。从趋势和稳定性看，青年群体将是中美人文交流主体力量。

结语

百年变局下的中美人文交流正经受全球地缘格局重大调整、中美两国创新能力此消彼长、国际地位快速变化等带来的冲击，处于低水平的不稳定状态。在未来一个时期，中美人文交流“通而不畅”很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受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影响较小的领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青年群体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中相对活跃。

在此背景下，无论中美关系的未来趋向如何，中国应始终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坚持人文交流的开放理念，着力推动建立稳定持续的中美人文交流机制，增强两国交往关系的长期韧性；发挥中美人文交流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形成全方位、强有力、大协同的人文交流格局；采取更为灵活柔性的人文交流方式，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塑造更为有利的交流环境；将更多具有带动效应的人文交流项目逐步落地作为务实之举，切实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作者：沈桂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