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不会走向终结

“后苏联空间”，新的背景和趋势

“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的首要战略外延空间，也被认为是俄与美西方战略博弈的“主场”。俄乌冲突对全球地缘政治板块产生深远影响，“后苏联空间”也不例外。随着冲突影响持续外溢，“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将如何演变？本期“封面话题”约请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学者撰文发表看法。

  ——编者手记   

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目前，俄乌冲突没有很快就能结束的迹象，日益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无论从何种视角看，这场军事冲突都可被视为欧亚大陆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历史最终会赋予这场局部军事冲突以怎样的属性？独联体国家“独多联少”的局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后苏联空间”还会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存在吗？俄能否重构一个由其主导、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新欧亚”，进而将俄罗斯—欧亚的“小世界”变更为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

2022年5月16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在莫斯科举行。图为与会领导人合影，从左至右为集安组织秘书长扎斯、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欧亚中心主义”：从外交修辞到实质的国际议程

作为曾经的帝国和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对于地缘战略空间及由此伴生的各种地缘政治想象有着近乎与生俱来的执念。其中，“欧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又足以代表俄地区和世界秩序观的核心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和历史多数时间里，俄将自己视为“欧亚”的“同义词”，欲构建“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安全“同心圆”结构。但是，作为一种观念，“欧亚”的边界以及俄相关立场在苏联后期和“后苏联”时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终结，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体系重构国际和地区权力格局的可能性。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新生的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满怀对“新世界”的向往。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告了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和国际法主体的消亡，也标志着苏联加盟共和国实现了“文明离婚”。俄领导人一度满怀信心地认为，冷战期间的美苏两极对立格局必将随着俄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市场化而转向俄美制度性合作，国际秩序将在“俄美共治”的基础上脱胎换骨。

苏联解体初期，独联体在表面上还保持着苏联时期那样高度一体化的历史痕迹。然而俄时任总统叶利钦采取“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于1994年决定不再维持和独联体各国的统一经济、货币和防务空间。由此，独联体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启建军、铸币等真正象征主权独立的关键进程。“欧亚”在彼时的俄外交中固然重要，但相较于莫斯科更想要建立的俄美联盟，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与俄官方不同，俄民间精英人士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主张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族人当时占绝对多数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组建一个“小欧亚”或小联盟。叶利钦曾经在别洛韦日森林苦劝乌克兰时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同意“斯拉夫三兄弟”单独结盟，但在后者坚定的独立诉求下，“迷你苏联”的地缘政治方案未能成形。

1994年，北约在美国主导下开始讨论东扩的具体前景。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公开宣布，北约东扩不再是“是否”，而是“何时以及如何”的问题。美国时任国务卿贝克在两德统一谈判进程中向苏联高层表示“北约不会东扩哪怕是一英尺”的口头承诺被抛诸脑后，俄只得到了“不排除未来具备加入北约资格”的外交辞令。处于转型困境之中的俄罗斯从当时的内政外交需求出发，对北约东扩忍气吞声，并于1997年签署了对双方均无约束力的《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试图以此将北约东扩给俄带来的安全风险降到最低。直到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俄似乎都没有把重塑“后苏联空间”当作一个对冲北约和美国战略压力的重要工具。

2022年6月29日，第六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伊朗总统莱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出席。

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此后俄重要外交优先方向依然保留了表面上的“欧亚第一”和实质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俄知名学者、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前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于2002年发表的专著《欧亚的终结》足以折射出当时的俄外交布局。在他看来，“欧亚”已被“苏联遗产”的彻底崩溃、“后苏联空间”新独立国家的崛起及其面向经济全球化的新选择所摧毁。特列宁直言不讳地指出，俄罗斯在“欧亚终结”后的唯一出路是“向欧洲挺进”。

因此，当莫斯科和华盛顿在9.11事件后的短暂“蜜月期”因伊拉克战争而破裂后，俄与“老欧洲”大国法国、德国加大了合作力度。2005年，普京提出与欧盟构建“经济”“自由、安全和司法”“外部安全”和“人文”四个“统一空间”。2009年，俄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倡议建立欧洲安全新架构，次年又与欧盟启动“现代化伙伴关系计划”。基本可以确认，直到2007年宣布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建立关税同盟（2010年正式启动），“欧亚”在俄外交整体布局中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俄“大国中心主义”传统有关，也是因为彼时俄对西方还抱有幻想。

于是，被视为苏联“文明离婚”产物的“后苏联空间”日益“去俄罗斯化”，独联体国家基本奉行多元平衡外交，各自与域外大国平行发展合作，从而构建了更为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图景。作为其结果，全世界共同见证了欧亚地区空间关系的重组。

2011年，普京启动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进程，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欧亚的回归”。2012年，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易位”重返克里姆林宫时，俄与西方的战略互疑也达到新高度。2014年，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版图，这进一步固化了俄与西方的对立结构，双方关系从此进入螺旋式下降轨道。作为对冲西方层层叠加战略压力的工具，除了“转向东方”加强与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大国的合作外，俄明显加大了对欧亚地区事务的投入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中俄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文件，“大欧亚伙伴关系”也正式出炉，这些重大事件标志着以传统“后苏联空间”国家（实际上并非全部）为支撑、非西方国家“文明联盟”为基础，俄正式开始重构“欧亚”并赋予其巩固和强化俄大国地位的时代使命。从此，“欧亚”超出了“后苏联空间”的范畴，成为俄维护全球影响力的核心工具，“欧亚中心主义”演化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国际议程。

俄乌冲突是“欧亚”走向何方的关键节点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无疑是苏联解体30年后整个“欧亚”走向何方的关键节点。对俄而言，在国际权力转移不断加速、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通过欧亚地缘政治和经济区块的重组获得更大发展潜力无疑是最优选择。俄一些分析家指出，俄未能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现在反而有机会在由“大欧亚”等思想形成的“后美国秩序”中获得有利地位。至少在莫斯科看来，俄乌冲突不仅具有了整合“后苏联空间”的功效，而且带着反美反霸的正义性。

苏联解体后的30年不仅是新独立国家不断巩固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过程，更包含着“后苏联空间”国家频繁互动的三种“一体化”历史发展：一是在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存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俄正在推动并主导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的以欧盟为样本、并协同中国等大国合力推进的“聚合式一体化”。

需要看到，一些“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有着复杂的心态。它们在过去30多年间已经习惯了作为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存在，也与外部世界构建起广泛的合作网络，更进一步希望与各主要大国均衡发展关系、扩大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情感”和“心理”进程的苏联解体仍未全部结束，尤其是对俄而言。俄不会“再造苏联”，更大的可能是，以“一带一路”共建和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等为动力，欧亚国家摆脱以往作为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命运，获得一种全新的发展机遇，进而生成诸多外部力量共同关注并相互竞合的“欧亚时刻”。（作者：杨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