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

内容摘要：日本“印太战略”作为一种对冲战略在近年出现了显著摇摆: 从针对中国的制衡性举动，到一度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再到出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附从的趋向。在中国、美国、日本三边互动视野下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波动，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摇摆的机理。除了既有研究所强调的体系与单元结构要素，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间所采取的对冲战略还受美国同盟管理策略与中国对外战略姿态这两个进程性变量的共同影响。美国的同盟管理策略影响其亚太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则决定中国对这些国家是以克制安抚还是坚决斗争为主，进而影响到它们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强度。二者的组合促使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在“促美制华”“联美制华”“随美制华”“左右摇摆”“左右为难”以及“对华接触”之间摇摆变化。对美国对日同盟政策、中国对日政策态势以及日本“印太战略”调整变化的追踪梳理验证了这一判断。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轨迹由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所共同塑造，中国对此应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

日本富士山

1、引言

亚太地区正处于秩序转型重构的关键期，战略互动活跃、态势复杂、不确定性强，许多国家采取了“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 hedging strategy) 。由日本首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其中的一大焦点。以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与迅速发展的中美竞争为背景，与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呼应，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Abe Shinzo) 在 2016 年 8 月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这被认为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战略构想。2017 年 11 月，特朗普在安倍晋三推动下采纳了这一概念，推出美国版“印太战略”。但日本却在中美摩擦升级之时将印太框架从“战略”改为“构想”，淡化其对华竞争色彩，甚至一度出现寻求同“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迹象。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拜登上台后，日本“印太战略”与美国的印太框架进一步合流，对华遏制色彩明显强化。这一时期，中日美基本力量态势保持不变，日本在自民党长期执政下内政外交取向基本稳定，那么作为“印太”概念的首倡者与美国的支点盟国，为什么日本的“印太战略”出现了明显摇摆?

本文由中美两国处理与区域国家关系时的战略信号权衡切入，从中国、美国、日本三边互动的过程视角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变动调整进行考察，并借之探究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调整变动机理。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各国的战略选择与区域秩序的演进机制，从而服务当前中国参与区域秩序构建的战略需要。

2、探究对冲策略变异：从共时差异到历时摇摆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亚太国家将如何应对越来越受到关注。一般认为，东亚地区秩序在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呈现分离趋势，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倚靠美国的安全体系与倚靠中国的经济体系并存的二元化态势。在战略不确定性、中美竞合动态性以及亚太地区复杂相互依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两面下注”规避风险和争取利益的对冲战略成为东亚国家的普遍选择。对冲战略可以让这些国家与多个大国平行发展安全和经济关系，增加回旋空间，在大国冲突中规避风险甚而从中获益。例如，日本虽然是美国的核心与支点盟国，总体上配合美国，但也有明显的自主性，即试图在强化日美同盟与稳定中日关系之间、在安全竞争与经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日本“印太战略”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对冲战略，具有对华地缘竞争与寻求区域合作的两面性。

对冲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通过多元化的资源配置与策略组合来避免单一战略的风险和弊端。对冲的具体实践是多样的。既有研究区分了对冲战略的不同类型，指出在对冲战略下既有绥靖、包容/适应、接触等妥协性成分，也有防范、限制/牵制、制衡等对抗性成分。这些混杂着合作性、模糊性和对抗性的政策形态形成了对冲战略的连续光谱。针对不同的时空情境，其策略实践的重点与偏向也存在不同

其中，区域国家对冲战略的差异及其成因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面对中美间的战略博弈，即便同属美国盟国，各国的战略选择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学界从国际体系、地区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心理认知等层面对这种差异性进行了解释。以中国学者的讨论为例，刘丰和陈志瑞提出了对冲战略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强调体系对抗性程度与多重利益目标权衡的共同影响，认为在强对抗体系中崛起国与其他大国的激烈竞争使得中小国家很难置身事外，必须含蓄或明确地支持其中一方; 而在弱对抗体系中，中小国家则没有必要选边站队，并根据对自主性、安全和福利等多重目标的权衡，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如日本就呈现出总体制衡、有时对冲的情况。王栋等主张相对能力和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是影响亚太国家对冲战略强度和形态的主要变量。一国的威胁认知越高、相对能力越强，其对华对冲战略中的竞争性元素如牵制、防范、威慑与制衡的比例也越高，反之则适应与接触的比例更高。韩献栋等的研究认为，在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的共同影响下，美国的亚太盟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表现出“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等不同选择。其中与美国同盟关系更紧密而对“中国威胁”认知更强的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

上述研究侧重于对不同国家策略的类型化归纳与共时性比较。实际上，各国对冲战略自身的具体实践也有历时性的差异，针对中国时而表现出以合作性为主的姿态，时而又以强制性为主，呈现钟摆式变化。凌胜利指出，美国亚太盟国同时面临“联盟困境”与“选边困境”，基于体系压力、战略环境、战略能力和利益关系的权衡，在不同时期表现为暂时优先考虑中美中一方的“单向动态平衡”或灵活发展与中美双方关系的“双向动态平衡”。目前，对于这种变动性的解释主要集中于国内政治及单元层次，局限于当事国自身(而非中美两国) 的因素。例如有研究通过定量分析发现，领导集团更迭越剧烈，一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越大。具体经验分析则主要围绕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展开，聚焦于国内政治变动特别是领导人更迭(由此而来的利益判断与环境认知的差异) 所带来的影响。

可见，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亚太区域国家对冲战略出现的原因与表现而非其变化，更多关注多个国家对冲战略的共时性比较，缺少对单个国家对冲战略摇摆的历时性比较。实际上，如日本“印太战略”的摇摆所展示的那样，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冲也可能表现出很大差异。既有研究未能系统深入地解释这种变化。同时，既有研究大多是从单向的对冲视角出发，关注的是(各层次) 结构因素作用下区域国家对崛起国的认知和反应，却忽略了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守成国及崛起国自身如何应对并主动影响区域国家的对冲战略，未能充分展示三方关联博弈的战略互动过程。

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演进对于揭示对冲战略的摇摆机理、开辟新的研究空间有着独特价值。中日两国自 21 世纪以来经历了权力位序的转换，又存在深刻的历史问题与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中日国力发生逆转之后，日本国内政治保持了高度稳定。这有助于本文控制既有研究强调的诸多结构性变量。而如前所述，日美先后提出“印太”概念起初都是为了制约中国，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日本还起到了明显的引导作用。但自 2017 年下半年以来，在美国对华压力显著升级、中美战略对抗明显加剧的情况下，日本反而表现出寻求与中国缓和与合作的动向。此后，在其他结构性条件保持基本不变，而在疫情冲击、对话合作的需求甚至有所上升的情况下，日本“印太战略”的上述调整非但未能持续，反而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色彩显著增加。基于这些观察，作为美国亚太核心盟国的日本，其在中美间“两面下注”的“印太战略”为何出现明显波动呢? 本文从这一“最不可能案例( least-likely case) ”出发，聚焦中美两国战略选择对日本对冲战略的影响，探讨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机理。

3、三边互动下对冲战略的摇摆波动

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中美两国战略选择的共同作用，以此解释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事实上，面对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复杂交错以及互动的动态不确定性，主导国与崛起国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同样不乏两难之处，进而表现出某种策略的两面性和波动性。对冲的动态并不是由单纯的“安全—经济”二元化结构所决定，更直接地还来自战略互动过程中多方策略选择间的交错作用。这是在其他条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权力变动与大国竞争时期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出现显著摇摆的关键原因。

(一) 美国:战略收缩下的同盟政策变换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就美国的盟国而言，其对冲战略的选择受到特定时期同盟关系紧密程度的影响，在同盟结构相对松散时，其对冲战略更有可能出现对华合作的倾向。但就对单个国家战略摇摆的分析而言，同盟紧密程度并不能作为结构性常量，其变化动态并不由体系结构( 包括中美两国竞争的激烈程度) 所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元互动中各国对同盟关系的主动调整，特别是相对衰落背景下主导国在增加投入与减少投入间所做的选择。这就需要考虑美国自身决策的动机及约束，从而揭示其盟国对冲战略生成与调整的一大关键背景。

在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以及美国战略重点做出调整的背景下，美国与盟国间既有紧密合作的动力，又有诸多现实矛盾。一方面，相比过去，面对崛起国所带来的压力，作为“盟主”的美国对于来自盟国的支持有着更大的需求。从霸权护持的需要出发，美国希望在与崛起国的战略竞争中得到盟国的积极支持和切实配合。但另一方面，受到战略透支等的影响，面临财政等方面的约束，美国对同盟成本也更加敏感，迫切需要控制安全承诺、削减对外干预和国际援助，要求盟国尤其是重点地区的盟国分担更大的责任与成本。在此过程中，美国又易与其盟国围绕成本分担等问题出现分歧和争论。对于美国而言，加大投入固然有助于强化盟国与美国合作的信心，但代价则是投入与负担的加重，而如若基于控制成本和减少负担的考虑，收缩对盟国的投入与支持，则又可能引起盟国的不满和疏离。这一权衡并没有确定的占优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决策者基于国内政治考虑等所做的战略判断与取舍。特朗普就认为美国过去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造成沉重负担，却未获得相应的收益，而其“美国优先”的战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盟国对美国的信心。

同盟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在于如何在“被牵连”和“被抛弃”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一般来说，同盟中强势的一方更担心“被牵连”，而弱势的一方更担心“被抛弃”。但即便与崛起国存在明显的安全矛盾，如果盟国在权力变动的背景下对美国的信心下降(美国减少投入，削弱承诺可能是为了避免“被牵连”，也可能是为了控制成本) ，除了强化内部制衡，它们也可能基于“被抛弃”的疑虑在与崛起国的互动中有所克制。同时，守成国和崛起国的战略竞争升级增大了中小盟国“被牵连”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促使它们有意识地加以规避，推卸来自守成国的要求，避免成为崛起国打击的目标。这意味着，即便在安全维度，面对崛起国的威胁以及大国矛盾升级，当事国也有可能对崛起国做出某些主动的妥协性调整。这种“被牵连”与“被抛弃”的双重担忧与对“盟主”同盟政策的认知密切相关。

面对盟国的犹疑摇摆，为争取支持与配合，美国需要做出可信的承诺与适当的补偿。除了既有研究强调的“被牵连”和“被抛弃”维度，同盟管理还涉及同盟内权责分配的讨价还价。弱势一方之所以接受强势一方的主导地位，除了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国内政治合法性等) 等方面的原因，还因为能够获得安全保护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俱乐部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盟国与伙伴对美国战略的认可与配合程度。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获得较多投入与更明确承诺的国家在配合美国战略议程时会更加积极。相反，如果美国投入较少，其盟国的追随和配合动力也会有所降低。

可见，同盟紧密程度受到主导国战略选择的影响，是一个变量而非结构性常量。综合前面的讨论，可以预期，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当美国政府基于控制成本等考虑倾向单边主义、拒绝或无法回应盟国利益诉求时，其盟国的疏离与自主倾向也会上升; 相反，当美国重视与盟国的协调并在较大程度上包容盟国的利益诉求时，其盟国对其表现出更强的支持与追随倾向。

(二) 中国:战略定力与底线思维下的对外战略

崛起国的策略同样是对冲战略摇摆变动的重要因素。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面临来自美国单极霸权与周边复杂情势的双重约束，自身的战略取向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面对复杂的战略要求和其他国家的对冲姿态，崛起国自身往往会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某种形式的两手战略，表现为在增强实力、谋求战略优势的同时采取各种合作手段争取支持及中立力量，有限度地安抚战略对手及其潜在支持者，有意识地规避矛盾升级、防止冲突失控，从而拆解各种遏制围堵，防止与迟滞预防性打击，同时坚决捍卫核心利益，并为可能爆发的冲突乃至战争推进各种斗争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已成为近段时间中国安全和外交战略的两大关键词。

“战略定力”的核心思想是相信“时”与“势”在自己一边，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 “底线思维”则强调风险意识，凡事从坏处准备，除了主动作为，有备无患，也强调妥协的下限与斗争的必要，明确划线，防止对方误读误判，慑止某些国家的挑衅。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为了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环境，中国总体上继续维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安全领域所采取的相对克制战略，并在安全和经济两个维度上参与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安抚周边国家，争取到了战略空间。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有了新的变化。除了更加积极地在多个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提供各种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中国领导人突出强调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斗争精神，相信“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政府更加强调统筹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有选择、有限度地运用了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斗争性手段，展示决心，以促成其他国家对自身政治底线与核心利益的尊重。

在上述两方面考虑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战略姿态在过去十余年间也不乏转换。在200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周边事态的刺激(特别是一些国家及某些势力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越线挑衅) ，中国在亚太区域主要以强调底线为主。不过，在事态缓和、阶段性目标达成后，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战略态势再次转向了温和的安抚信号。这种变化也受到中美竞争态势的影响。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基本以安抚和争取为主，但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冲突中则更明确地坚持战略底线，并日益倾向于将相关事态置于对美战略的思维框架内加以判断: 一旦认为存在周边国家拉拢借重美国或受到美国挑唆的迹象，往往态度更加坚决; 如果认识到存在分化争取的空间，则会更有意识地自我克制以便加以利用。

中国的这些政策变换显著影响到美国亚太盟国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与政策倾向。当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倾向于采取坚决姿态与斗争手段时，这些国家对“中国威胁”认知上升，对美的战略需求也会随之上升，更可能偏向于顺从美国要求或招引美国介入。当中国策略基于长远考虑，以自我克制与安抚争取为主时，则这些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有所减弱，与中国共同利益空间扩展，对美战略需求也随之下降，这将削弱它们追随美国遏制和对抗中国的动机。

(三) 中美策略组合作用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趋向

综合上述讨论及既有研究，本文认为，美国的同盟政策决定了同盟的紧密程度特别是美国亚太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冲击中国核心利益等则影响到中国对这些国家采取安抚还是坚决斗争策略，进而影响到它们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和制衡中国意愿的强弱。可以预期，包括日本“印太战略”在内的美国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波动将出现以下动态:

第一，美国加大同盟投入，而中国政策姿态坚决，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以“联美制华”为主要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来自美国的支持上升和同盟紧密化，美国亚太盟国的“被抛弃”担忧下降; 另一方面，美国亚太盟国若与中国存在核心与敏感利益冲突，而中国基于底线思维，以强制手段为主，则这些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增强，在美国支持的推动下，对华态度倾向于强硬。结果，“联美制华”主要表现为相关盟国支持和拥护同盟主导国(美国) 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行动，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保持一致，借重、配合和鼓动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对华则主要表现出以防范、限制/牵制和制衡为主的姿态。

这种情况下的变化动力在于，随着美国亚太盟国与中国的冲突风险升级，美国的“被牵连”担忧上升，可能会转而通过控制同盟投入等予以约束。同时，中国一面对其挑衅行动予以有力打击，一面也可能会转而对之采取一定的安抚，有意识地分化争取。

第二，美国削减同盟投入，而中国政策姿态坚决，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以“左右为难”为主要特征。

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美国亚太盟国受到来自中美双方的压力。一方面，美国更在意成本，对同盟投入程度有限，态度消极，同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摩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态度坚决。面对中国坚决有力的斗争，其对美国的“被抛弃”担忧成为主导，或主动向美靠拢尽可能地“联美制华”，或选择退让妥协、规避风险，或在相关争端中采取模糊拖延的战术，以减少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促使中国转向克制安抚。

第三，美国加大同盟投入，而中国以克制安抚为主，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以“随美制华”为主要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基于升级对华竞争压力等需要，更倾向于争取盟国配合，投入战略资源，给予拉拢对象更多的优惠条件和实质利益作为交换筹码。而基于缓解战略压力等考虑，中国对于这些国家采取一定的克制容让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取决于美国亚太盟国对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它们可能与双方开展交往和合作，选择周旋于其间，谋求“左右逢源、两处获利”。在与中国存在较大矛盾的领域，或就那些与中国存在更多结构性矛盾的国家而言，除了伺机借重美国谋取利益，试探中国底线外(可能因此促使中国转向坚决) ，更希望美国冲锋在前，在一些地方也不乏对华克制，不愿采取主动以避免在大国竞争中“被牵连”。

第四，美国缩减同盟投入，中国以克制安抚为主，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以“对华缓和接触”为主要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基于自身战略选择更注重成本控制，对其盟国的安全承诺减弱，导致同盟关系出现问题，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信心下降。同时，由于中国采取了克制态度和安抚策略，对华矛盾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控制，且由于对“被抛弃”的担心，这些国家对华挑衅试探动机减弱，更可能采取对华缓和接触政策，控制矛盾摩擦，并在共同利益较多的经济等领域寻求合作。

考虑到中间过渡形态(特别是美国投入有限的情况及随之而来的“促美制华”和“左右摇摆”) 后，各种战略选择的特征如表 1 所示。如果说既有研究所总结的各种体系与单元的变量解释了一国对冲战略的总体倾向和变动范围，那么本文归纳的中美策略组合则解释了它们在一定限度内的摇摆波动。

下文选择日本“印太战略”演进这一重要现实案例对上述命题进行实证检验。过去几年间，日本“印太战略”作为一种典型的对冲战略，从积极首倡并引导美国到用“构想”替换“战略”再到追随美国与之合流，经历了明显的摇摆波动。同时，由于国内政治与战略竞争等原因，中美两国的对日政策构想出现明显的变化调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组合。中国、美国、日本三边关系与日本“印太战略”的一系列变化有助于检验日本的策略变动轨迹是否符合上述预期。

4、中日美三边互动下日本“印太战略”的演进

中日美三边关系是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三边关系。中日美三国各自的外交战略与策略调整，无不以其他两方的战略或政策为参照。三对双边关系之一也受另外两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无论是从实力对比、关系定位还是政策指向上看，中日美三边关系存在不均衡性，成为地区秩序变动调整的关键动力。冷战结束后，由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等因素，三国间形成了“日美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态势。中国国力迅速发展而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破裂后长期陷入困境。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日实力迅速接近并完成位置转换。其间，由于历史问题、钓鱼岛归属及东海海洋权益争端等因素，中日外交摩擦和对抗不断。2012 年“购岛”事件发生后，中日双边关系深陷低谷。此后，中日差距继续迅速扩大，中美实力差距则加速缩小，中美竞争日渐显现。中日美三边竞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传统议题逐渐转向围绕“一带一路”等就地区秩序与合作机制的塑造展开。

与区域其他国家类似，中美关系的变动已成为决定日本外部环境的首要变量。从日本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可能演绎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是全面协调的均势状态，即所谓“中美共治(G2) ”的形成; 二是全面对立状态，体现为政治对立、经济脱钩乃至军事冲突。日本一方面将中国视为“最大安全威胁”，担心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使自身在区域秩序及日美同盟体系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又难以承受中美关系过度紧张甚至全面冲突而迫使其“选边站”的危险，因此需要在中美之间保持微妙的动态平衡。日本在亚太地区依然拥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和军事潜能，也有政治军事“大国化”的追求。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凸显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日本作为第三方的重要性，促使其寻求主动引导和协调大国间的关系。

历史问题与地缘冲突缠绕着中日关系，各种现实利益竞争与战略结构矛盾交织，这使得日本对华竞争与防范心态维持在较高水平。日美同盟一直被日本视作安全保障的基石，而美国在衰退收缩的过程中对日本的期许和要求也在上升。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和对美国可靠性下降的担忧，客观上也刺激并强化了日本自身的战略自主追求。日本的这些举动无疑会引起中国对日本的战略疑虑和反制。与此同时，维持稳定的对华关系对日本来说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两国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受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状态的共同影响，日本在中美间的战略位置存在一定的摇摆空间。在区域秩序构建中，日本试图在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民主盟国”政治与安全合作和以中日协调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点，并试图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影响力和议价能力。“印太战略”可谓近年来日本地区秩序架构的顶层设计以及追求上述目标的系统布局尝试。

对日本而言，“印太”作为一个跨区域或者巨型区域的地缘政治经济构想，涵盖了政治、安全及经济等领域。日本宣称要通过构筑“自由与开放”的包容性区域秩序架构，确保以法治为原则、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进航行自由、和平解决纷争以及自由贸易，通过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来构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印太。实际上，日本推进“印太战略”背后有两大考量: 一是安全保障，即保障印太区域尤其是海洋秩序和海上通道的安全，手段是在日美同盟等双边/多边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以日美印澳四国为核心的安全对话机制(以下简称“四国机制”) 。二是经济利益，主要是扩大日企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份额，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手段则是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扩大计划以及日印联合主导下的“亚非发展走廊计划”等。可以说，“印太战略”是日本因应周边环境变化刺激催生的地区战略，也是冷战后其地缘安全与经济战略的延伸。

但在上述背景下，“印太战略”究竟是构筑排他性的集团以制衡中国还是建立包容性的地区合作架构存在不确定性，其具体实践在不同时期也各有偏向，反映日本在中美两国间的微妙处境。根据不同时期中美两国各自的战略特征，日本在中美间不断调整站位，争取对自身相对有利的位置与行动空间。近年来中美竞争态势与战略策略的变化成为日本政策调整的关键动力。

(一) 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提出

安倍晋三于 2016 年 8 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但其构思及准备却由来已久。2007 年 8 月，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日印两国作为“思维方式相同的民主海洋国家”，应把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联结起来，促进“更为广泛的亚洲的自由和繁荣”。同年，日本还积极谋求日美印澳四国部长级安全对话，但后来因为印度和澳大利亚回应消极等原因而搁置。这一时期，安倍晋三及麻生太郎( Aso Taro) 等还提出了“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等主张。2012 年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伊始，又提出“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的构想。以上这些都为安倍晋三 2016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的演讲做了铺垫。

中日关系陷入对抗僵局以及中美战略竞争逐步显现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提出“印太战略”的重要背景。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此后双方差距持续扩大。2012 年，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双边关系深陷低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展开更加“奋发有为”的全方位外交布局，突出表现为安全领域的抵御战略压力和维护主权权益的坚决斗争。针对钓鱼岛问题等争端摩擦，中国采取一系列战略动员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在东海和南海采取了有力维权行动，实现东海巡航常态化和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释放战略底线信号。同时，中国在经济领域也积极进取，拓展合作范围、领域和深度，力图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连续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成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收效明显。

随着 2012 年自民党重新上台以及中美在亚太区域竞争性互动的增多，日美同盟开始走出此前几年围绕驻日美军基地等问题的波折。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态度消极，同时逐步推动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试图将盟国和安全伙伴推向对华压制前台。美国开始意识到以连贯和整合的方式看待印度洋和东亚地区的重要性。2013 年 7 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印度和新加坡，表示印度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一环。2015 年 1 月奥巴马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发表了关于“亚太与印度洋地区战略愿景”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建立伙伴关系，支持从非洲到东亚的广泛地区的可持续、包容性发展。这种思维转变也反映在相关部门架构与管辖职能的调整上。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在重组时把南亚地区也纳入其关注范围。美国国防部在 2014 年年初把原属美军中央司令部管辖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划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过，受内政、中东(特别是叙利亚内战和伊朗核问题) 及乌克兰等一系列问题牵制，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阻力重重，“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强度不足，更强调集中于“可实现的目标”。在战略手段上也更重经济，强调价值观等手段的综合平衡运用，在安全议题上更倾向将盟国推到一线，投入程度远不如日本等国所期待。虽然 2013 年 9 月安倍晋三访问美国时曾提出“构建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纪”的说法，但奥巴马政府依然使用“亚太战略”。受此影响，2013 年 12 月发布的日本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多处使用“亚太”一词而未使用“印太”概念。

中日两国地缘相近，有学者称“一山如何容二虎”是摆在两国间的一大挑战。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已然将中国视为“最大安全挑战”，指责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威胁”到日本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在亚非市场开拓和经济合作领域成就斐然，这直接触发了日本政府对于地区秩序和自身利益的担忧。在 2012 年 12 月二度就任首相并开启“长期政权时代”后，安倍晋三的选项是通过多种制衡举措防范和克制中国。在国内层面，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2013 年) ，并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 2013 年) 和 “新安保法案”( 2015 年) ，2014 年又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而代之，解禁了武器出口。

在对外领域，日本则谋求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2015 年 4 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发布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两国作战协同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内的“无缝连接合作”。在经济领域，日本践行“中国+1(China plus one) ”的原则，强化了对东南亚等国的投融资，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中日两国在东南亚的竞争。除了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外，日本作为第三国积极支持时任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 Benigno Aquino Ⅲ) 提出的“南海仲裁案”。面对日本一系列触及底线的不友好行为，中国予以坚决反制，释放了坚守战略底线的信号。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的矛盾大有向着全方位演化的趋势。

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直接刺激了日本“印太战略”的提出。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成为中国新时代对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倡议被日本视为削弱日美的地区控制力、形成由中国主导的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地缘战略。对此，日本一直持观望态度与抵制政策。即便在经济领域，日本也疑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将挤占日本的海外市场，加剧投资竞争，对日本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对中国推动该倡议的能力及发展前景也持质疑态度。总之，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日本担忧中国力量存在和影响力在东南亚和亚洲内陆地区逐渐拓展，这在客观上为日本重视印太并且提出“印太战略”提供了理由。

在日本的战略谋划中，美国实力与投入的相对衰减也是日本提出“印太战略”的另一个动因。奥巴马政府虽然意识到印太的重要性却没有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进行整体设计。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进程遭到内外双重阻力而进展有限。据此，日本战略界及保守派人士认为，美国国力及影响力相对衰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虚多实少，对华政策过于克制，美国对日承诺的可靠性和持续性有限。日本需要在立足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能够扩大伙伴范围以多边机制应对“中国威胁”的策略，而“印太战略”契合了日本政府的上述诉求。总之，日本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中美呈现“一进一退”的背景下所催生的塑造地区秩序的主动尝试。结果，日本“印太战略”在一开始具有很强的对华安全防范和竞争的色彩，并积极拉拢鼓动美国介入。

(二) “特朗普冲击”与日本“印太战略”的调整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成为三边关系调整的契机。在“特朗普冲击”下，中日、中美及日美这三对双边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日美关系变动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日美关系等交织叠加、相互作用。特朗普采纳了最早由日本正式提出的印太概念，用“印太战略”取代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政策，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谈判后又陆续退出一系列多边合作组织，降低对同盟国的重视程度。特朗普政府在驻日美军经费负担、进口日本产品关税等领域持续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本更积极地寻求避险方案。针对形势变化，中国在这一时期对周边外交政策适时地做出一定调整，在继续巩固前期成果、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对周边国家更多地进行战略克制与安抚。在两方面因素合力的作用下，日本“印太战略”也呈现变化的端倪，日本学者细谷雄一( Hosoya Yuichi) 称之为“印太战略”从 1.0 版到 2.0 版的升级，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对华竞争，后者则更重视对华合作。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开局较为顺利( 这对日本也构成一定压力) ，但这种缓和的态势只是短暂的，不久后中美两国就进入战略竞争螺旋升级的新阶段。2017 年 11 月，安倍晋三利用特朗普访问日本的机会成功说服其接受印太概念，二人提出日美共同推进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但是，与奥巴马政府主动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同，以“美国优先”为基本原则的特朗普政府无意通过多边机制引领地区盟国和伙伴，更多以结果为导向谋求利益，其中包括来自盟国的让步。所以，特朗普虽然接受了“印太”这一战略概念，却拒绝回归 TPP 等多边区域架构，此举不仅是要区别其前任奥巴马的政策，同时也是基于自身政策倾向以及对国内政治利益的算计。

在双边层面，“美国优先”的“非常规外交政策”更让日本感到同盟可靠性“空前地不确定”。因为早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特朗普就抱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不公平关系。上台后，特朗普在双边贸易协议上加大对日本的施压力度，就钢铁、汽车及农产品一再对日施压，甚至加征关税予以制裁。日本曾试图通过“做工作”来规避或缓解压力，但收效有限，最终只好整合美国以外的其他 10 个成员国于 2018 年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此外，中日两国扮演关键角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谈判也进入快车道，对此威廉·佩塞克( William Pesek) 评论道，特朗普使亚洲“亦敌亦友( frenemies) ”的两个国家走到了一起。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上任初期中美关系的一度改善让日本的危机感增加，刺激其加紧推动美国接受“印太”概念。更重要的是，即便随后中美关系恶化、竞争加剧，特朗普也没有寻求强化日美同盟，对利用盟国与中国的安全矛盾介入地区事务似乎也兴趣有限，而是一再要求日本购买更多美制武器，同时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费用，但又回避就条约义务做出明确承诺，甚至一再威胁从东亚撤军。日本对美国承诺防御钓鱼岛等的模糊性存有担忧，对特朗普是否会牺牲盟国利益十分疑虑。如前所述，在东海和南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一度把重心放在安全领域。但美国接纳“印太”概念后，在政策宣示中过于强调遏制中国且突出军事竞争，实际付出又有限，反而给日本造成了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强调其“印太战略”并非为了遏制中国，以免过分突出军事对抗色彩，并开始寻求以协调者姿态居于中美之间，在对华政策上释放善意空间。

当中美摩擦在经贸领域日渐凸显时，日本并不像美国那样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海外市场是日本经济的关键支撑。日本的经济增长既要依靠巨大的中国市场，需要畅通的全球供应链，难以选择与中国“脱钩”的政策。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日本构成显著冲击，日本对华经贸合作转变的动力反而随之增强。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来看，日本都有改善对华关系并借此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易”的诉求。从日本角度看，即使无法与中国进行战略性的“利益交易”，通过合作姿态争取两国关系氛围的改善并取得一些具体成果也是有益无害的。

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外部刺激以及稳定国内政治之后，日本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改善对华关系。对此，中国给予了积极回应。从官方表态来看，中国对来自美国的“印太战略”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但是对来自日本的“印太战略”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灵活空间。在美国压力升级的情况下，中国对外交战略做了一定调整，对日本等邻国释放安抚和克制信号。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具体合作空间广阔。中日之间虽然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存在竞争，但也在一些领域存在互补性。印太地区各国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日本自认拥有丰富的投融资经验，有能力在协调优质项目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显然，“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之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为双方务实合作创造新的动力。例如，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的过度竞争已经让双方认识到协调的必要性。两国政府在安倍晋三 2018 年访华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这里的第三方主要是指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参与中欧班列也被纳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框架得到广泛讨论。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表态推动了这一轮中日关系的改善。自 2017 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转向积极。2017 年 5 月，日本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Nikai Toshihiro) 携带安倍晋三亲笔信参加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改善中日关系释放出积极信号。随后，两国领导人频繁互动并实现互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其中，安倍晋三在2018年10月访华期间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正式定性———从“竞争”走向“协调”，中国则提出了“迈向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这一定位。其间，中日双方敲定52个合作项目，内容主要涉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总金额超过180亿美元; 同时签署12项政府间协议，包括新版货币互换协定等。基于此，2019年日本政府的外交蓝皮书以“重回正轨”定义中日关系，2020年的外交蓝皮书则宣告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不久，安倍晋三在 2018年11月6日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Mahathir Mohamad) 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用“构想”代替了此前使用的“战略”一词。可见，中日关系缓和后，日本“印太战略”中制衡中国的色彩有所淡化。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 Kamiya Matake) 认为，从“印太战略”转变为“印太构想”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华态势从“竞争战略”到“协调战略”的转换。

总之，在美国同盟收缩与中国战略调整的推动下，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出现了从“战略”到“构想”的定位转换，表现出对华缓和与接触特征。当然，日本政府的“接触与协调”始终保留对华“规范与制约”的心理。因此，其确定的对“一带一路”合作方式是选择性限定参与，并强调“平等姿态”。从一开始，日本对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是带有前提条件的，如投融资过程中的“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等四项标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做法本身就彰显了中日关系缓和协调的微妙特征。

(三) 日美“印太战略”的合流

在“特朗普冲击”下，中日双方各自的主动战略调整对两国彼此接近产生了助力作用，也促使了日本“印太战略”的显著摇摆。但是，中日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没能解决两国间的深层问题，而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基本态势也没有根本改变，摇摆是有限度的。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更迭引起了美国全球及地区战略的再次转向。盟国重新成为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所倚重的工具，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开始得到不同程度的修复和缓和。受此影响，进入 2021 年以来，日本逐渐成为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追随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国内政治出现变化。由于身体原因以及抗疫不力、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安倍晋三于 2020 年 9 月正式辞任首相职务。菅义伟( Suga Yoshihide)继任首相后，“安规菅随”可谓菅义伟内阁的最大特征，日本“印太战略”也体现了较强的政策延续性。美国总统大选走向成为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关键。对此，日本以观望的态度，刻意保持灵活性，密切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随时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调整。

2021 年 1 月，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延续对华强硬的态势。拜登政府在 3 月颁布的《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特朗普执政期间，受到“退群”的影响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国的软硬实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拜登一上任就面临如何重新强化美国领导地位的问题。拜登政府更加迫切需要依靠盟国的支持，需要弥合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同盟体系造成的裂痕。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以恢复和强化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为战略目的，通过强化同盟体系，集合盟国及“价值观接近”国家进行俱乐部式合作，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民主集团”，试图以此排斥并规锁中国。为此，拜登及其外交政策团队通过通话、出访和接待来访等多种方式，与关键盟国( 特别是印太地区盟国) 展开密集磋商协调，反复重申其对盟国的安全承诺，在一些重要安全关切问题上表达对这些国家的支持，以便让这些国家相信美国有能力和意愿重新主导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延续对华竞争思维，并在多条战线上持续“加码”制衡中国，将印太这一地缘政治区域作为战略投放重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丁( Lloyd Austin)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等陆续访问东南亚和南亚多国。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是重启并强化“四国机制”。2021 年 9 月，拜登邀请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首脑到访华盛顿，实现首次面对面的“四国首脑会谈”。其中，日本被拜登政府视为“印太战略”和“四国机制”的主要支点国家，其试图借“印太战略”协调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推进合作，进而联动美国的欧洲盟国，从而强化对中国的规锁。拜登政府强化“四国机制”和凸显日本在其中的地位，一方面出于利用日本“冲锋陷阵”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有争取日本、满足其“大国”心理之意，促其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日本一直将中国实力的增长视作“威胁”，对中国主导亚太地区事务心存顾虑。日美同盟不仅是美国对付中国的工具，也是日本抵御中国的“后盾”。虽然中国对日政策仍较为克制，面对拜登政府对同盟战略调整的推动，菅义伟政府则表现出主动迎合的姿态。如安倍晋三所期许的那样，“美国外交和安保战略上的重要地区移到了印度太平洋，这意味着《日美安保条约》变得真正重要了起来”。② 日本态度的转变体现在其积极协调“四国机制”，配合美国组织参与四国首脑峰会以及积极谋求加入“五眼联盟”等情报组织联盟架构上。日本的“印太战略”投射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对该地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援助和投资，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最重要抓手则在于“四国机制”。2021 年 3 月 12 日，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召开第一次视频会议，日本扮演了重要的协调者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四国机制”中的另外三国分别建立了日美、日印、日澳外长防长“2+2”会晤机制，作为多边的“四国机制”与作为双边的“2+2”机制相互补充，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外交能力。2021 年 4 月，菅义伟访美，与拜登首次进行面对面会谈，推动两国新一轮战略互动趋向于“阶段性高潮”。在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将“塑造自由开放印太的日美同盟”作为核心章节，从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印太地区乃至国际秩序、加强同盟安全保障合作、利用印太框架遏制中国海洋活动以及强化与盟国及印太各国合作等角度，对日美同盟合作议程进行“再统合”与“再细化”。双方宣示了日美同盟在新时代的意义，聚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基调是彰显“日美同盟是地区安全、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目的则是“致力于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各种挑战”，“以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未来”，借以向世界展示“日美的领导能力”。

在经济领域，拜登政府同样积极争取日本的支持，试图重塑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半径的供应链体系，维护美国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性安全，并借此将中国排除出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建立一个“高新科技圈”来排除中国，降低中国科技的生产和实用转化率，在关键领域对中国形成压力，实现与美国的技术合作与联动，这对日本来说也有利可图。在大国战略博弈氛围下，日本对华战略心理日趋脆弱敏感，担心在区域产业链、海上安全等问题上“受制于华”，更加倾向于依托美国和西方“体系优势”而加强对华制衡。2021 年 2 月，拜登率先签署调整半导体和重要矿物供应链的行政令。对此，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回应，同时就供应链问题同美国进行了多次会谈。在 2021 年 3 月 12 日举行的四国峰会上，拜登明确将重塑供应链作为该机制的重点，确认了分散供应链的必要性，并建议四国在确保稀土供应方面展开合作，共享生产技术和开发资金，联手制定国际规则，四国合作向着“四国供应链联盟”的趋势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前中美博弈主要围绕经贸、科技和安全等具体领域竞争，疫情暴发特别是美国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则发展成围绕政治体制、治理方式、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体系之争”。菅义伟上台后，日本政府强化了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配合美国打压中国的力度。2021 年 4 月菅义伟访美后的两国首脑联合声明对台湾问题提出“严重关切”，这是自 1969 年时任首相佐藤荣作( Sato Eisaku) 与尼克松总统的联合声明之后首次公开谈及台湾问题，严重触及中国政策底线。此外，自 2020 年以来，日本政府也主动利用多边场合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日本捆绑美国既是美国的外在压力要求，同时也迎合了国内部分政治势力的诉求，这些行为都触及中国底线，遭到中国严厉批评。中日近期围绕涉华内政、经济科技等问题的具体矛盾摩擦表明两国关系正处于又一个“敏感而危险”的阶段。

从其自身立场与外部环境出发，日本对冲战略的摇摆空间有限。对华持坚决立场已成为美国国内共识，不会因美国政府更迭而发生方向性改变。受“美主日从”的非对称性同盟框架和中日关系中各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日本在中美间日益明显偏向美国，日本在拜登上台后也越来越趋向于附从美国的“印太战略”，倾向于配合美国强化基于意识形态的封闭集团构建，甚而引导欧洲大国参与印太经济和安全事务，呈现出遏制打压中国的外交态势。由于中国总体上采取了区别和克制态度，局面总体得到控制。日本也曾试图通过一些渠道和场合对华释放求稳姿态，暗示自身在一些问题上“不得已”才附和美国，甚至还做了一定缓和矛盾的努力。于是，当前日本“印太战略”表现出“随美制华”为主但又有些许“左右为难”的态势。

综上，日本“印太战略”三阶段的波动可以验证，由国内政治变化等带来的美国对日同盟政策调整以及受中美战略竞争等影响的中国对日政策调整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摇摆有着关键影响。在美国“重返亚太”但投入有限而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中国强势斗争维权的背景下，日本提出“印太战略”并积极“拉美入局”。此后，随着特朗普时期美国推进忽视同盟的单边主义外交而中国在中美竞争升级的背景下对周边国家转向克制安抚，日本也经历了从“印太战略”到“印太构想”的调整过程，开始寻求对华合作。而近一年多来，随着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转向重视同盟，加大投入，日本“印太战略”在中国有所克制的情况下又呈现出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附从的趋向。可以预期，如果日本追随美国的态势更加积极明显，那么中国政府当前的区别对待政策也将随之变化，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斗争只会越来越坚决，中日关系也极有可能进入激烈对抗的状态。

5、结论

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的前景取决于地区内各国战略关系的调整组合。在安全与经济主导权的二元化趋势下，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与战略态势的不确定促成了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两国间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以及中美两国采取相对应的“两手”策略，共同塑造了各方战略的波动调整。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日本并没有完全“随美制华”，而是采取对冲战略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调整。本文认为，结构要素不足以解释其他国家在权势转移和中美战略互动中的政策选择。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摇摆变动，受到美国的同盟管理策略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共同影响。美国的同盟管理信号决定了同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则影响到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安抚或坚决信号，随之而来的对“中国威胁”认知强弱则影响它们对中国制衡意愿的强度。二者组合在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共同作用下在“联美制华”“促美制华”“随美制华”“左右摇摆”“左右为难”以及“对华接触”等状态间摇摆变化。

为验证上述观点，本文从中日美三边互动的视角考察日本“印太战略”的演进过程。地区秩序建构已成为中日美三边博弈的中长期焦点。从首倡并引导美国跟进，到用“构想”替换“战略”，再到追随美国与之合流，日本“印太战略”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明显的摇摆。从近年来日本推进这一战略的具体实践来看，虽然涉及安全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但其最在意的还是安全层面。日本也意识到要在区域经济及社会合作方面寻求利益最大化就不可能无视中国。这就造成了其“印太战略”本身的模糊性。而日本具体如何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点上其对日美和中日两对关系的判断和管控。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中国强势维权、美国同盟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安倍晋三自 2016 年 8 月推出“印太战略”，最直接的考虑便是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2017 年以来，中美摩擦升级与特朗普单边主义外交交织叠加，在美国消极同盟政策和中国克制安抚态度的共同作用下，尽管中美关系战略竞争态势进一步凸显，安倍晋三还是以调整对“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态度为抓手改善中日关系，转而强调日本“印太战略”在提供地区经济及安全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寻求让其“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处的可能性。但过去一年多来，在美国“战略牵引”与日本“主动响应”的共同作用下，虽然中国有所克制、区别应对，日本的“印太战略”在拜登主政后越来越趋同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呈现出追随配合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倾向。日本在中美间不断调整站位，是中美两国战略变动与日本式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日本“印太战略”的演进有力验证了本文对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摇摆机理的判断。既有研究强调的结构变量解释了对冲战略的出现原因与大体区间，而本文强调的策略互动组合这一进程性要素解释了对冲在区间内的变动摇摆方向和动力。对冲战略的摇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此前研究所指出的，不同国家对冲战略的情况不同，本文对日本“印太战略”的考察只能覆盖其中的一部分摇摆轨迹。后续研究可将本文提出的命题应用于其他国家进一步加以检验。

国际战略形势正处在深刻变化之中。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中美已成为最主要的博弈方。在美国相对衰落和战略收缩的整体背景下，美国希望日本为同盟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情绪和党派团体利益随时可能左右外交决策，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难以避免。未来日美关系出现明显波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日关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历史遗留问题短期内难以化解，阻碍两国间正面认知的形成与战略互信的构建。加之美国因素的强势干扰，中日关系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作为三边关系中的关键变量，日本自身的战略选择也有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日本而言，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日益成为体系秩序选择的核心，其意义可能不再局限于外交层面，而是涉及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战略选择，由此加深了对西方主导的价值、规则和秩序体系的依赖。日本对华战略警惕感与竞争性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其当前“随美制华”的举措显然将激化中日矛盾。不过，目前日本仍未完全放弃对华协调，且对华经济利益诉求仍然强烈。未来，随着中日美实力对比与战略取向的流转变化，日本的站位与取向仍将持续调整摇摆。中国既要对日本追随美国推动“印太战略”所带来的挑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要注重两国间仍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以“两手对两手”，更好地维护并拓展自身利益。（作者：陈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研究员；王广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