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的趋势与转变

编者按：了解智库全球发展趋势也是智库进行自身建设的一个参考要素。宾西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高级讲师James G. Mcgann博士在2010年代做出了观察，首先指出智库数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增长以及内部复杂性、强调智库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宗旨、并列举了智库面临的具体挑战。根据粗略统计，全球的智库数量在今天已经突破了7500个，未来智库面临的挑战只能更多、更复杂，值得智库内部的决策者和外部建设者给出更加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01.信息时代下的智库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大量复杂的可用信息进一步增加，但是优质的思想会迷失在大量纷杂的讨论和无尽的白皮书中。因此，为了制定有效的方法来组织和过滤政策信息，至关重要的是对动态决策环境做出有效回应。

Witte和Reinicke指出了当前信息时代的两个陷阱：第一是“操作代沟（operational gap）”，指的是许多决策者缺乏必要的信息和工具来应对当代问题；第二种是“参与代沟（participatory gap）”，指的是个人和私人组织认为自己被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但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全球决策者面临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尽管决策者可能缺乏快速应对关键政策问题的工具，但不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是因为“信息雪崩”阻碍了有效决策。如果要克服这些障碍，就需要依赖分析关键政策问题的严格、可靠和可获得的资料。

智库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已经开始证明，在国内和国际政策领域中，它们作为信息传递机制的变革推动者的作用，通过与不同的公共和私人行动者合作收集和创造新知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认为智库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桥梁。不可否认，智库有助于识别政策问题、设计政策解决方案、执行、反馈、过滤政策决定。智库的发展、全球扩张和信息化，增强了研究和开发当今全球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潜力。

02.智库的内部复杂性

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机构，对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从而使决策者和广大公众能够就公共政策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一方面，可以将智库视为民主社会中的主要政策行动者之一，能够确保政策分析、研究、决策和评价的多元化、公开性和责任性。另一方面，智库可以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委婉表达，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议程。然而，在这些宽泛的概括中，全世界有一个多样化的智库群体。

总的来说，智库代表了构成公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子集。智库的存在有助于创建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反过来，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加强了智库的存在，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良性循环”。智库仍有帮助和维持世界各地公民社会的潜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都面临着在如何获得专业知识的共同问题。决策者和智库面临的挑战是利用世界各地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中存在的巨大知识、信息和团体能量，为公共利益服务。

03.智库的发展趋势

如今169个国家中运作了超过6480个智库。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捐助者和实践者注意到独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通常被称为智库）的数量和影响力的增长。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北约等区域性和全球性政府间组织也开始认识到智库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全球各地智库数量的激增，大大增加了国际交流、信息收集、创新和创造性政策分析的潜力。目前世界上有超过6480个智库，数量与十年前相比有很大的增长。北美和西欧仍以57%的比例占主导地位，但其他地区正在迎头赶上。中东、北非和整个非洲的智库活动最少，目前分别占全球智库比例的5%和8%。

随着越来越多的智库出现在全球各地，智库同时也在全球化。个别智库执行全球扩张战略，即智库在国内不同地点或总部以外的国家建立多个实体运营中心。这些机构组织了新兴的智库网络，以帮助制定和评估政策和项目，并作为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团体的联系纽带。

如今智库在各种政治体制中运行，从事各种与政策相关的活动，并由一系列具有不同组织形式的机构组成。虽然各机构和国家的智库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受众、市场和支持手段不同，但大多数智库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进行高质量的研究和分析，并结合某种形式的公众参与。

04.智库面临的挑战

话虽如此，所有的智库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实现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以便他们能够“对权力说真话”？或者仅仅是在决策过程中引入知识、证据和专业知识？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智库都具有财务、智力和法律的独立性，使他们能够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最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对智库以及整个民间社会的财政支持手段非常有限。这些组织运作的法律空间也界定不清，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也很狭窄。正是这些特征将北半球和西半球的智库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智库区分开来。

政策研究机构的数量和总体影响一直在增长和扩散。虽然智库是一个国家中众多公民社会参与者之一，但它们往往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催化剂。与“煤矿里的金丝雀”类似，本土智库也可以作为衡量该国公民社会状况的关键指标。如果从事智库工作的分析人士和批评者被允许自由行动，那么公民社会的其他机构也可以自由行动。

在过去几十年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或智库的增长完全是爆炸性的。这些组织不仅数量增加了，而且其工作的范围和影响也显著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见证了智库的指数级增长和政策制定的专业化增长。下图反映了2010年全球智库的统计数据。

05.智库的全球化趋势

最有趣的是，过去的十年见证了全球智库网络和伙伴关系的新现象。诚然，一些机构尝试了跨境合作，战略布局的全球智库和智库网络正蓬勃发展。这些全球伙伴关系和网络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国际知识和信息转移机制，决策者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使用这些知识和信息。乔治·斯蒂格利茨（George Stiglitz）对政策制定者提出的“放眼全球，本地再造”的挑战已成为现实。这些智库之间的全球伙伴关系导致了网络的创建，这些网络可以专注于跨国性问题，并支持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合作，最大限度地增加专业知识和减少各国之间的冗余。

此外，包括决策者和智库在内的阿特拉斯基金会（the Atlas Foundation）、全球伙伴关系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s）、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和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等全球伙伴关系模型，展示了全球网络和伙伴关系如何有助于改善绩效和政策制定。许多全球性智库或合作伙伴已经更进一步，在其总部国家之外建立了业务中心、实地办事处或外联中心，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和兰德公司（RAND）。就结构而言，这种全球智库包含一个综合的相对永久的研究人员或成员（机构或个人）在国际地区执行组织的中心职能，如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

全球智库聚集了一个国际组织网络，以执行特定的临时职能。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建立了可持续能源与经济网络（Sustainable Energy and Economy Network，SEEN），让公民团体参与南北关系问题，全球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在“能源、环境和资源治理”方面开展了实践，将特定的临时职能转租给国际组织或子公司，培养新的人才进行基于问题的研究，分析实际问题。此外，这种方式提高了研究人员研究问题的能力，有别于开展学科工作。

智库的全球化提高了向不同受众传播知识和思想的能力，也使决策者能够在决策中更多地利用研究成果。随着智库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长，并变得更加跨国化，政策性相关知识的存量和质量也在不断增加。审视知识是否能够以决策者可使用的形式提供的同时，政策议程的新想法被迅速不断地引入。反之，全球层面上的政策辩论也有助于弥补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例如当研究未能解决紧迫问题时，或当研究结果到达太晚而没有用处时。因此，通过鼓励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并且加强合作，特别是在项目开始时，可以确保工作的相关性和时间安排的合理性。随着当今世界变得更加复杂，相互联系增加，全球智库将成为日益增长和受欢迎的现象。这份报告突出一些世界领先智库来记录这一新现象。2010年全球发展报告是该报告发布的第四年。（作者：James G. McGann；编译：张健、赵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