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

摘要：日美同盟对复交50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产生着战略性与结构性的影响作用。日本对同盟关系中“被抛弃”困境的经典应对，即强固日美纽带、调整对华策略的双轨路径，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尼克松冲击”象征的同盟信任危机与中美日关系变动，是促使日本1972年决定快速对华复交的外部重要推手。20世纪80—90年代，日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及同盟“漂流”危机，由于冷战结构及“西强中弱”的双重因素加持，日本双轨应对的对华影响总体呈正向或平稳态势。其后中国经济总量超日，日本担心美方“重华轻日”、对华“迁就”,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大幅强化同盟并开始摸索对华缓和，其双轨应对的效果从此日益呈现正反分化乃至对立。而“特朗普冲击”一度使日本对同盟可靠性产生严重危机感，遂行“拥抱美国”对策以及以对华接近为核心的阶段性“异常”战术对冲。拜登执政后，日本总体上对同盟恢复信心，但俄乌冲突事件使之担忧“东亚有事”时美国的介入方式及程度，遂以激进方式稳固并拴留同盟，在对华强硬的同时也注意规避正面冲突。中日复交50年来，日本的同盟管理成效持续影响着中日关系乃至地区格局，值得关注与探讨。

复交50年来,中日关系一直受到日美同盟的影响乃至规范作用。即便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呈逐渐上升趋势,中日美三国之间的互联互动日益增强,日美同盟或者说美国对日本对外战略也一直发挥着直接的规范作用。1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中日关系的最好状态也只是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家间关系的属性上低于作为同盟的日美关系。日本大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稳固日美同盟,在此前提下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制定或调整对华政策。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是通过调整日美同盟关系来应对日显重要的“中国问题”。可以说,日本对同盟状态的认知以及对同盟的管理结果,很大程度上会结构性地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及中日关系走势。

在日美同盟管理上,日本与许多次级盟国一样,一直在努力应对两大难题---“被卷入”和“被抛弃”的两难境地,即格伦·斯奈德所描述的“次级同盟”困境。2一方面,过度依赖日美同盟,有“被卷入”或陷进美国对外战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则有可能遭受被盟主美国抛弃的风险。基于这种权衡和同盟内部的相互安全依赖程度,日本作为“安全依赖型”国家不断调整对外战略与安全政策,将风险和成本降至最低,努力使同盟关系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也一直意识到“被卷入”的风险,有时这些风险还比较大,尤其是在冷战前期这种担忧比较普遍。然而,就涉及日美同盟及中日关系而言,随着时间迁移,日本越来越认为与“被抛弃”的风险相比,“被卷入”的风险要小得多。

中日复交50年来,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并大大增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博弈及议价能力,这实际上使得作为弱势盟国的日本从未彻底打消在日美同盟中遭算计及“被抛弃”的疑惧,始终存在着一种潜在不安意识。类比可知,同为美国盟友,例如韩国、菲律宾、泰国,一贯非常重视并小心翼翼地注意避免“被卷入”风险,而日本的行为却日益显示其更专注于并更在乎“被抛弃”的困境。同时,日本每一次感到“同盟堪忧”即不能完全信任美国、不能确认美国对华政策有无急变可能之时,总要在开展稳固同盟工作的同时,调整对华政策或至少在对华关系上保有一定回旋余地。3这符合同盟理论所指出的,对“被抛弃”的恐惧会导致弱势盟友采取各种对冲和保险策略,如重新强化与强势盟友合作、发展本土防务能力、与新伙伴结盟结伴或直接与对手缓和关系等。4

为了解释中日复交以来日本管理“被抛弃”同盟困境及其对华影响,本文将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选取困境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探讨日本对此困境的典型处理路径与方式---强固同盟与调整对华关系,并总结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5需要说明的是,中日关系变化受到包括国际格局、中美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选取的同盟困境与管理视角,只是提供了解释此种变化的一个路径与机理,也因此,本文的重心并不在于探讨有关同盟困境的概念要义、分析框架与管理模式等理论层面的一般性问题。

本文的论述还意在表明如下几个简要判断。首先,如上所述,50年来同盟困境的历史暴露了日美同盟的不平等性,也反映了日本在联盟中的次级盟友地位,这导致日本的“同盟困境”始终存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中美实力与战略能力日趋均衡,更使日本无法彻底卸下“被抛弃”的疑虑包袱,即使在日美关系看似融洽的奥巴马与拜登执政时期也一直存在“同盟困境”。再加上经济因素的作用,日本有谋取对华关系基本稳定可控以及可预期的战略需求。其次,在冷战时期形成“联合对苏”格局或日美实力远超中国时,日本感知同盟困境并进行改善和管理,其结果对中日关系往往是尚有利好或并无明显不利。但在进入21世纪尤其第二个十年后,不断提速的同盟强化进程至少在安全与军事层面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战略性制约。再次,同盟困境越严重、同盟管理越失策,日本调整对华关系的幅度就越明显,反之则调整幅度和缓或表现为留有一定转圜余地。因而,即便以此角度观察,中日关系也始终存有断续不定、规模不等的改善机遇。当然也要看到,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总体上站在美国一边,形成了“同盟制华”的基本格局,日本调整对华关系属于战术性对冲而非战略性变革,在可预期范围内不会超出日美同盟框架的约束。最后,日本应对同盟困境以及处理中日美关系的轨迹演变表明,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抛弃”风险以及改变在三角架构中的弱势地位,日本展示了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对日美同盟以及中日关系进行调整和转型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作为二战后典型的“安全依赖型”次级盟友,日本以增强或扩展整体同盟的方式,承担了新领导角色或以前由主导盟国负担的防务职能。这些战略新方向,或许正在悄然撬动日美同盟关系的属性和架构,其后果亦有可能极大地改变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一、管理同盟困境与复交早期日本对华关系

中日复交前后开始的近30年(1972年前后至20世纪末),日美同盟至少经历过三次明显的矛盾与困境,日本的应对路径分别是再确认并强固日美同盟、改变或适度调整对华关系。两者的侧重与强度在三个时期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由于冷战格局下存在“联合抗苏”需求或中国在中日美三角中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双轨应对路径及方式的对华影响总体呈正向或大体平稳。这与后来尤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表现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大体相同的路径却产生了大为不同的影响。

(一) 20世纪70年代:应对“尼克松冲击”下的三角关系变动

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观而言,如果没有国际格局变动、中美关系破冰等外因的变化,中日两国复交恐怕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1970年10月佐藤-尼克松会谈的约定,日美之间对待中国问题应当遵循“紧密联系协商”原则,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应事先通报日本政府。然而,包括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上海公报》在内的诸多动向,日方直到事前都并不知晓。这一越过日本的“越顶外交”与“尼克松冲击”,使当时一味随美反华的佐藤内阁陷入尴尬无比的处境,其执政前途受到强烈冲击和沉重打击。7也可以说,进入1972年后,田中角荣内阁决定尽速实现中日复交,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越顶”及同盟管理失败造成的反作用力所致。8在遭到“尼克松冲击”这一同盟困境打击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对同盟关系与对华策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应对,对中日关系自然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为了避免围绕中日复交事宜进一步造成日美同盟产生裂隙,日本吸取教训,事前都与美方进行了相应沟通。9同时,日美于1978年制定了首个《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进入实质性军事合作阶段,同盟逐渐走上防务一体化道路。此时,由于冷战背景下存在“联合抗苏”的战略需求,中日美处于“准盟友”协作阶段,日美强化同盟的动向并未对中日关系造成多少影响。反之,由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签署后的日美同盟信任度和黏合度明显提升,美国对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支持态度,布热津斯基与万斯等美国多位政要劝告日本及早与中国缔约。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种支持态度起了推动作用,进一步强化了福田赳夫认真思考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决心。

其次,日本也不时担心美国与中国和解后可能绕开日本的安全利益行事,故而在20世纪70年代相应地加强了外交自主性,包括以发展中日关系来间接影响和牵制美国。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夕宣称:“日本不仅依靠《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果日中美三国成为等边三角形的话,远东和平就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比在亚洲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更能成为强有力的安全保障。”1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条约缔结以来,两国关系发展极快,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在中日关系史上造就了一段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12

(二) 20世纪80年代:处理同盟贸易摩擦与加强对华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由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发生乃至激化、日本追求自主性与平等化,在美国,“日本威胁论”抬头,“敲打日本”呼声一度高涨。日本在美国安全保障的庇护下取得的经济成功,凸显了当时许多人所认为的美日同盟的结构性矛盾,即“日本治世”(Pax Japonica)将会挑战美国霸权。因此,美国加大了对日压力,要求其“正常化”并敦促其增加军事分担。当时出现的部分现象如特朗普时代一样,美国指责日本“搭便车”,强烈要求日本增加“贡献”、开放市场。

对于日美同盟的如此状况,日本政府尤其中曾根康弘内阁采取了大胆举措加以调整和改善。但是,这种矛盾还不能导致两国激烈冲突或同盟解体,双方的协调性和配合性远大于离心性和分裂性。面对愈演愈烈的美苏冷战,日本也并不担心美国会再次对日“越顶”及损伤同盟。20世纪80年代,日本还只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谋求“负责任的合作者”角色。例如,大平正芳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但也特别强调日美合作关系,将日美同盟置于日本外交最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大平内阁与铃木内阁已开始明确使用过去忌避的“同盟”二字来强调日美紧密伙伴关系。13在该时期,日美在联合作战、海上通道防卫、军事技术合作等安保体制及防卫合作领域的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日本还旗帜鲜明地站在日美同盟及西方阵营一边,“联华协美”以抗苏。日本乃至日美使用“同盟论”“日美同甘共苦论”“西方一员论”“不沉航母论”“命运共同体论”等,来强调日美同盟的强固性和紧密性。

20世纪80年代,日美同盟的战略利益和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格局与走势,对日美而言,中国是其为遏制苏联可运用的有力工具。例如,1980年日欧首脑会谈的一个主题就是,防止中苏和解造成“东西方平衡崩溃”,强调“日美欧加强对华合作”,“把中国拉进西方阵营中来”。14从中不难看出,日美同盟和日美欧联合方针与发展中日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动。除了经济、人文因素外,日美同盟的此种“反霸刚需”也是促使80年代日本对华态度友善、两国关系持续进入一段堪称“友好蜜月期”的原因之一。

(三) 20世纪90年代:管理“漂流”同盟与协调对华关系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新旧交替、国际秩序复杂演变,日美贸易摩擦继续发酵,日美两国在战略及安全上暂失敌手,相互间矛盾和摩擦有所加剧,日美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状态,面临比此前贸易摩擦更为严峻的考验。不过,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日本及西方世界认识到仍须遵从“以美国为中心”的主从态势和协调框架,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加上日本在安全及经济领域也对美国存在严重依赖,日美同盟难以发生大幅逆转。日美开始重新调整双边同盟关系,日方也积极响应美方提出的“奈倡议”15,经过反复磋商和磨合,双方于1996年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又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同盟角色,将职责范围扩大到本土防卫以外,为美军的区域远程冲突提供后勤支持,并与美方联合开发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从而继续保持并深化拓展了与美同盟关系。

这些动向中有主要针对中国即预备防华的一面。其时日本已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抱有警觉心理,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机后,日本感知到中国实力上升带来了地区格局的变化,遂意图稳固日美同盟以制约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与日美之间存在巨大经济实力差距,加之克林顿政府对华施行“大接触”战略,而日本在对华战略关系定位上基本服从于美国的总体战略需求,所以日本对华实施的亦是与日美同盟对华方针相匹配的有限防范战略以及相对自信和宽容的总体政策。16宫泽喜一组阁后提出了“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车轮”,从而将中日关系提高到“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的位置。17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访华,中日友好关系出现高峰。1998年,中日签署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简称《中日联合宣言》),对中日关系重新定位,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关系基本框架及“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向。其时,各界对此的评论是“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8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日本继续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日关系总体上处于上升发展阶段。

二、管理“奥巴马悬念”与对华关系两面性

中日美关系开始发生某种实质性变化,应是起自奥巴马执政时期尤其第二任期。一般认为,传统的日美同盟关系,因“特朗普效应”遭到巨大冲击后才直接波及中日关系;但事实是,日本对美方的持续疑虑,在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开启时就已显露端倪并间接影响了中日关系。日方尤其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政界和战略界的保守派势力,对美国民主党中类似克林顿式自由派的奥巴马执政,从来也未能做到真正的安心和放心,几乎天然地怀有疑虑,担心其对同盟承诺的不确定性和对华的“软弱”与“迁就”。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前后,日本战略界、智库及媒体就开始担心美国可能“近中疏日”,甚至可能重现克林顿1998年访华那样的对日“越顶外交”。20在此种认知下,日本尝试大胆地强化针对中国的同盟关系纽带,并开始逐渐缓慢地转圜对华关系。

(一)同盟矛盾与日本对美国民主党的疑虑

奥巴马执政后,围绕中美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海洋与领土争端、“亚太再平衡”实效等,日美同盟内时常发生龃龉与不和谐现象。对这一时期的日美同盟关系,可以用“表面光亮、内里复杂”来形容,同盟管理的错乱远比安倍内阁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深刻。日本在奥巴马时期的同盟疑虑,主要源自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奥巴马在战略定位上对日本重视不够、进而变相导致同盟遭轻视甚至“降级”待遇,日本持有潜在的不安与不满。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的国际形势及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更增强了日本的忧虑。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尤其重要的是,它成了一个转折点,显现出“中盛美衰”、中国将成为美国挑战者的势头。22无独有偶,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倡议将二十国集团(G20)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这让多年来一直以七国集团(G7)峰会中唯一非西方国家自居的日本顿感失落和不安,感觉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方向正朝中印等新兴国家尤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即将超日的中国转移。部分日本战略界人士认为,美国的全球和地区优势均因中国的强势崛起而被逐渐消解,这改变了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美国单极霸权。美国相对衰落的地区安全存在以及中国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促使日本寻求日美同盟以外或“日美同盟+X”外交安全构想,以增加自己的决策选择。某种意义上,其时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在当选首相前后宣扬“东亚共同体”理念,也是对美国及同盟信心不足并试图挣脱的表现。鸠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等系列事件预示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终结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日本只有通过推动东亚合作,才能在美中之间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位置。23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并非不重视美日同盟,但其在执政期间表现得相对更看重气候变化、经济恢复等全球治理议题,这种偏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风格需要开展与中国等全球新兴大国的对话与合作,这不时会让日本感到美国在全球政治中更看重与中国的宏观协调合作。并且,就在中日东海紧张对峙之际,中美双方在2013年前后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展开互动并一度初步达成一致,美国亦曾公开接受这一提法。这一概念被部分观察界人士评价为美国承认了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日本对美国绕过盟友协商并抬高中国、“降级”同盟的行事做法抱有很大的疑虑和不满。

其次,日本对美国的宏观对华战略“言过其实”以及执行时显得不够强硬、软弱迁就,甚为在意、难以释怀。这典型地体现在两个事态的发展对日本造成的观感和印象上。

第一,日本觉察到美国的对华宏观战略名不副实,政策执行不到位、欠缺力度,未能有始有终。日本起初对奥巴马政府提出“转向亚洲”和“亚太再平衡”等对外政策概念曾寄予厚望,期待美国在军事上能切实压制中国。但直到奥巴马卸任,美国对其调整东西两洋海军力量部署的计划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举措跟进和配套,其中口号响亮的“空海一体战”基本是从纸面到概念,由此造成日美同盟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未能产生威慑和遏制效果。25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也再次发生变化。由于受到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乌克兰危机等难题的困扰,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不得不将“再平衡”亚太的资源部分调配至中东和欧洲。对此,日本战略界的代表性人物兼原信克愤懑而辛辣地评论称,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其与中国的谈判仅限于全球变暖问题,安全问题被搁置;奥巴马第一届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口号,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变得毫无意义。

第二,日本对美国面对中国海洋发展动向尤其在中日海洋争端中表现出的软弱、妥协态度,屡感失望和担忧。奥巴马对中日东海及钓鱼岛争端问题的处理曾明显加重日本对同盟可信度的疑虑。272010年“撞船”事件及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后,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声称《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重大关切并非如何“适用”,而是如何避免美国被卷入可能升级的中日冲突。为此,美方不断敦促中日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和平解决争端。日本自然会对美国作为盟国未完全支持日本而心生疑虑和不满。2012年12月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对记者称美国不会为了“太平洋中间的一块石头”而打仗,这曾使日方的心理预期被深深震撼。这至少表明,奥巴马政府中有对日本把美国拖入对华过度对抗的强大反对声音。28同时,日本对奥巴马政府围绕南海争端对中国反击不够坚定以及没能坚决阻止中国在南海“改变现状”和支持盟友伙伴等表示失望。日方认为,这位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对中国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态度,及其在处理朝核问题时的过度“战略耐心”,已经引起了同盟管理者日本对美国在该地区信誉和长期作用的深层担忧。29

(二)日本的同盟管理及对中日关系影响

可以说,整个奥巴马执政期间,面对美国的政策姿态,日本的确感到不安或至少难以放下心来。此种认知和心态,导致日本采取双轨路径及方式进行应对,都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安倍政府竭力拉拢美国、稳固同盟,以降低“被抛弃”的可能性。这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造成影响。30安倍政府主要通过大力推进国内的安全政策改革议程来加强日美同盟、日本安全保障,并以此应对“中国威胁”。某种意义而言,这些改革实质上改变了日本“同盟困境”的本质,使其能够更为主动地弥补美国军事实力的下降,以“正和互动”向美国提供可信的安全保证,即日本通过在支持同盟方面发挥更大的防务作用,降低美国放弃日美同盟的可能性。31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中日争端并缓解相应的安全压力,日本战略界主流普遍认为,“撞船”事件及钓鱼岛“国有化”事件等“岛海”争端加剧了日本的“威胁认知”,“东京已经开始感觉到北京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战略转变”,因而在同盟等集体安全问题上采取了新的姿态。32

例如,2014年,安倍内阁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即重新解释日本宪法第九条,部分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取消了这项已有60年历史的禁令。这种更宽泛的解释意味着,如果受到攻击,日本可以保护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这种对日本参与军事冲突能力的新规范增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选项,并通过提高应对所谓更广泛安全威胁的能力,从整体上加强了日美同盟。同时,安倍内阁积极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美国讨论如何应对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事态,扩大和深化了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作战、后勤支持、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日本还于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使自卫队执行“防护美舰”等任务拥有了国内法律保障。在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以及推动通过“新安保法”之前,除了针对日本本土的武装攻击事态,日本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都被普遍认为是违反宪法的。

通过重新解释宪法和确立“新安保法”,日本政府可以认为攻击美国将“对日本的生存构成威胁”,因此日本有责任保护美国。在2020年辞职后的一次采访中,安倍还强调了这项具体的立法和更广泛的解释如何让日本在管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影响力。33日本认为这些变化有助于平息美国对日本“搭便车”的担忧,确认日本实际上可以提供“互助”并动用军队来保护盟国。总体而言,这一被称为“安倍主义”或“安倍路线”的安全政策新风向,使日本能够与盟友一起向同盟体制提供更加可信的保障,以减少盟国对日本责任和承诺的怀疑。除此之外,在地缘经济领域,安倍还宣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具有超越经济利益的重大安全意义,把TPP视为确保美国持续介入亚太事务的关键抓手,并为此克服了来自日本官僚、政界和农业利益集团的阻碍,推动日本最终签署TPP,以及时呼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要素动员和转向。34

另一方面,虽然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日本试图围绕“岛海”争端强硬对抗中国,但进入奥巴马第二任期后,日本开始小步摸索缓和对华关系,这与奥巴马对外政策的对日触动与压力应当不无关联。实际上,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在较早阶段就试图与中方进行接触并实现两国关系的某种缓和转圜。2014年9月,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会晤;11月,安倍和习近平主席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首次正式会谈,气氛虽显尴尬,但也“实现”了礼节性握手,并达成“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等四点原则共识。一般认为,2017年4月,时任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带安倍亲笔信访华并参加中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日关系正式开启转圜的主要标志。不过,细察可知,虽然因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等历史问题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缓和的势头被一度干扰,但在此前2014年会谈的基础和延长线上,2016年双方领导人在杭州举行的G20会议上展现了久违的笑容,交谈气氛轻松良好,会场布置的正式庄严程度也异于以往,中日关系被认为从那时起开始大幅缓和,即两国关系“真正有所改善,是从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在杭州G20峰会上的会晤开始的”。35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目睹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推动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受到了很大触动,产生了焦虑及“搭便车”心理。

三、应对“特朗普冲击”与调整对华关系

日美同盟因“特朗普冲击”受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日本在采取固有办法维系、巩固同盟的同时,鉴于“同盟困境”的严峻程度,还大胆开展了一些基于战略自主行为的尝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战术上以大幅度的对华接近进行了对冲和保险。日本最担心的态势是,日美同盟不够牢靠的同时,又与中国极度交恶。这种担心的直接动因是日本在与中国日益趋强的对峙抗衡中有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被抛弃”的严重疑虑心结导致了日本实施强烈的对华战术对冲策略。就像前文提及的“尼克松冲击”“同盟漂流”一样,日美同盟出现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关于美国对次级盟友日本承诺的辩论,几乎与日美结盟的历史一样悠久。尽管如此,“特朗普冲击”还是带来了远超之前危机效应的新紧迫性,并对日本处理对华关系产生了很大的甚至在后来可以说是戏剧性的影响。

(一)“特朗普冲击”与同盟管理困境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迅速引发了日本专家称为“特朗普冲击”的现象,这呼应了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冲击”所留下的惨痛记忆。可以说,特朗普明确将贸易和安全联系在一起,表态将缩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因此重新评估植根于旧金山体系的安全架构,引发了日本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被抛弃”的恐惧。

特朗普的竞选言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日本的深切关注。例如,《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就警告说:“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36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公开谈论结束美国与盟友的同盟关系,并一直在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上质疑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其“美国优先”的口号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网的基本面提出了质疑,有时甚至提出不惜加以破坏的威胁。

可以看到,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主要是从交易及盈亏的角度看待同盟问题。其就任总统后立即宣布美国退出TPP,使已经在国会批准TPP的日本陷入困境。最大的讽刺是,美国曾花费多年时间劝说原本不情愿加入TPP的日本,还威胁称“如果不加入,美国将被迫与那些毫不犹豫加入TPP的国家走得更近”37;安倍本人为最终完全接受该协议也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把国内关于该协议对农业、劳工权利和医疗保健影响的担忧抛在一边,才得以实现此举。此外,特朗普也谈及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贸不平衡,2018年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日本虽未出现在清单上,却对美国此举可能影响自身贸易利益深感担忧。同年,当特朗普正式宣布对华加征关税并开启贸易战时,也忍不住顺便批评日本,“日本长时间里占美国便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38安倍与特朗普的关系充分暴露了同盟的不平等和日本的低阶地位,安倍在“单恋”特朗普的过程中还多次遭遇被公开羞辱的待遇。

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对贸易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突然与朝鲜缓和关系,以及发表关于日本发展核武器前景的即兴言论等,都激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应与批评,使日本的同盟管理者产生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日本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担忧并不新鲜,但特朗普总统独特的外交风格严重损害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对美国的同盟网络体系造成了巨大破坏,并一度影响了日本的战略思维和政策考虑,这是前所未有的。2019年6月,特朗普身边的工作人员曾泄露其言论,“美国可能会完全退出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条约”,这被广泛解读为对日本的警告。39据报道,特朗普曾告诉安倍,“盟国要分担负担。我们花了很多钱,你们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在为你的军队买单。”

由于安倍的安全议程以日美同盟关系为中心,其不得不面临日美同盟未来的严重不确定性。日方担心,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不那么可靠的安全伙伴,这再次引发了有关日美同盟未来的根本性问题,包括日本需要为“后联盟”时期的生存预先做准备。41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对此解答道:“东京的疑问是,特朗普是否代表了美国人民更深层次的冲动。”如果华盛顿把“美国优先”放在首位,它的联盟承诺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考虑日本战略前景的人来说,他们的核心担忧不是特朗普夸夸其谈的风格,也不是其对双边贸易关系带来的压力,而是这远非一个暂时现象。“美国人是否厌倦了他们的全球领导角色?他们是否不再愿意把他们的资源---财政、军事、软实力等---用于塑造一个世界或地区秩序?如果这就是特朗普总统所代表的同盟战略,那么确实表明了,日本可能要重新思考其战后依赖美国作为战略压镇力量的模式。”

日本政府很早就开始关注“特朗普冲击”的影响与应对。总体上,安倍内阁对“特朗普冲击”的回应被认为在西方世界中属于比较机敏的,其也一直在评估日美同盟的状态及未来轨迹。正如美国日本问题专家亚当·里夫所言,由于存在这样的担忧,日本通过在制度和个人关系上的投资,加大了对美日同盟的投入,增加了对美沟通与对话场次,以加强被特朗普的武断推文或错误声明损伤的日常关系。43

应当承认,安倍作为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在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方面算是较为娴熟的。安倍具有明显的保守民族主义信仰---这一点连西方媒体都已广泛承认,但作为首相,其实施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外交。安倍非常重视日美同盟及对美外交,能够与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总统维持“合作”,尽管此二人的对日立场几乎相反。安倍和奥巴马一起访问广岛和珍珠港,试图以此最终消除日美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与难堪,似乎取得了成功;他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离经叛道”的特朗普发展私人友谊,同时代替美国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在美国离场后主动承担了推动TPP的重任。442016年美国大选后,安倍是特朗普胜选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会见时安倍即主张加强双边同盟并在印太地区开展更深层次的地区安全合作,承诺“让联盟变得更强大”,坚称双边关系“无懈可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然而,从客观效果看,安倍力图“管理同盟”但效果不彰,其种种努力可谓事倍功半。安倍放低身段、紧抱同盟的“特朗普对策”,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对美影响力,但实际上还是严重低估了特朗普,其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安倍成功阻止了同盟的激进变化、维持了基本的同盟稳定,但也只是暂时避免了同盟出现最坏的前景,其代价是日本在从安全到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或忍耐,对特朗普交易式的同盟管理的回应几乎变成一边倒的妥协。此外,对“特朗普冲击”的应对也暴露了安倍政治议程的基本矛盾:尽管安倍承诺要恢复日本作为世界政治格局中强大而自豪的“一级”国家的地位,但特朗普的强势与傲慢态度暴露了日美同盟的现实和日本的从属地位,安倍作为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表不得不忍受一连串的公开羞辱。即使特朗普从2018年已经宣布中国为“战略敌手”并需要拉拢日本,安倍也没有从美方得到更多实质性的回报。

从安倍在上述各个问题领域的一再失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地区安全问题以及经济贸易领域,安倍始终没能挽回特朗普“随性”政策的可靠性、确定性和可预见性。46在经贸方面,安倍一度极力游说特朗普重返TPP,甚至在初会特朗普时就力陈“没有美国,TPP就没有意义”47,反复强调TPP可以成为对抗中国的武器。但特朗普不为所动,就任总统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让美国退出该协定,随后反而施压日本与美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安倍最终也未能劝说美国重新加入TPP。如此种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作为盟主所表现出的明显战略“凌乱”和不可靠,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关于同盟政策的辩论,这对日本、日美关系乃至地区形势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二)日本的应对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的对日傲慢态度暴露了同盟内部不平等的现实,促使日本通过在同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来展现承诺、维系盟邦,也激活了对于如何避免同盟管理中“丢脸”与屈辱状态的讨论。日本前高级外交官田中均公开表示:特朗普关于“放弃同盟”的言论不仅“有削弱人们对美国对日本安全保障信心的风险”,而且最终会“迫使日本决策者开始更积极地考虑以前不可想象的情况,比如万一美国真离开的话”。50事实上,针对“特朗普冲击”的影响,日本不仅在强化同盟,也有效地发展了新的安全伙伴和准联盟关系网,同时还采取发展对华关系这一明显的战术对冲策略。

1. 广义的同盟强固工程

首先,是稳固和强化日美同盟,即开展直接的同盟管理。“特朗普冲击”为安倍强化同盟提供了新的刺激和动力。日本当然不会默许日美同盟解体,而是力图找到某种方式来缓和同盟的不确定性,确保同盟管理取得进展。日本的同盟管理者们也毫不犹豫地迅速采取行动支持特朗普,试图恢复同盟的战略确定性。同盟管理理论表明,当国家意识到同盟中的危机时,其有两种选择---加强承诺或放弃同盟。安倍奉行的是“特朗普优先”的方针,一些日本专家称之为“拥抱特朗普外交”。安倍寻求保持同盟框架,通过“拥抱特朗普”、让日本的利益暂时服从于美国的利益,持续加强日本在同盟中的作用,以换取美国对同盟及防卫日本的保证。

为了巩固同盟和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安倍加快落实2015年前后提出的安保政策改革措施,增加日本防卫预算,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包括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F-35隐形战机等美国的武器系统。在贸易领域,面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日本通过日美经济对话与特朗普周旋、调整策略,与美国达成《日美贸易协定》和《日美数字贸易协定》等。

其次,构建补充、扶持同盟的地区友好伙伴关系网。这一组网有多种形式和层次,其中的典型体现和核心构件是基本达到“准同盟”级别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与日欧安全与战略合作群。日本的准同盟体制是一种非正式军事结盟关系,其具体内涵和特点可表述为:当事方在威胁界定与战略共识、安全磋商、装备技术交流、军事互操作性、部队互访与联合演习等领域都有广泛协议和具体实施。日本的准同盟构建,是日本囿于宪法限制和历史原因对外所能采取的、除日美同盟以外的一种“次高级联盟”方式。

日本意图通过地区安全倡议尤其网络化的印太与日欧合作关系,扩大其在同盟中的作用。2016年8月,安倍在非洲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以“共同价值观”打造四方民主安全海上联盟。其后,该机制于2017年重启,2019年9月首次举行外长会议。日本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下的地区安全努力,也加大了日本在该地区运作的决策选择,提升了同盟中的日本价值。随着认定周边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日本更希望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能力建设、互操作性培训、港口访问和联合海上行动等,制定与日美同盟互补互助的国家安全议程。另外,近年日欧双方陆续签署了一系列战略或政治文件,尤其2019年生效的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不仅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框架,确认了日欧的共同战略利益与协调意愿,为双方加深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了保证。在国际秩序变动下,日欧日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双边关系,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安全关系。日欧在开展整体性的战略与安全合作的同时,双方军事联系的实体操作主要依靠与欧盟(北约)大国尤其英法德三国的互动来实现。

日本在该地区多样化和日益增长的安全合作关系,一般被认为是针对美国的一种对冲或者为了减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但日本在该地区的安全实践表明,至少在中短期内,其是在扩大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对美同盟,而不是直接针对同盟的对冲。52虽然日本的区域安全倡议有时会与日美同盟的优先事项发生冲突并产生负面后果,但更多时候是为“安全依赖型”盟友提供一种机会,以与日美同盟兼容的方式开展合作,使日本有机会对日美同盟框架做出更广泛的积极贡献,在日益多极化的环境中扩大同盟的整体伙伴关系网。

此外,这些新的组网与联网使日本能够树立某种声誉和势头,在推进其自身战略政策目标(如“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的同时,增强与美国类似的安全目标。因此,就日本而言,其地区安全倡议与广域伙伴关系往往成为日美同盟合作的重要延伸,最终成为促进日美同盟伙伴之间的纽带和联系。即使在很多情况下自卫队与美军分开行动,但双方仍然受到已经达成的共同原则的指导和约束,而这些原则支撑着日美同盟。正如亚当·里夫所言,日本多样化的地区安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自身的基本战略目标为模型,并与之兼容”。53虽然日本在该地区开展更为独立的行动,但其仍将这些项目和倡议与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安全战略联系起来,实际上正在帮助维护美国领导的地区秩序,对同盟承担更大的责任。54

2. 战术对冲---“顺应”中国与对华接近

特朗普上台后造成同盟承诺的不确定性,加重了日本在地区关系中保持平衡与对冲的重要性,为日本对华靠拢、中日两国相向而行并改善关系提供了契机(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存是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长期结构性因素)。这种平衡当然也是做给美国看的,以对冲对美国过度依赖造成的风险性。

安倍一度出人意料地成为自由贸易派的“宠儿”与“明星”,甚至在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方面与中国找到了某些共同点和话题。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导致的关税问题等,使保护主义泛滥,危及日本经济繁荣的基础条件。尤其在新冠疫情时期,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日本需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因此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采取各种多边路线,务实地适应中美战略关系紧张下的经贸环境。在贸易领域,推进没有美国参加但有中国等全部东亚国家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大型自贸协议谈判,试图在稳定和拓展供应链的同时,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对华技术“脱钩”问题上,日本一面追随美国采取外资审查、进口限制等措施,一面尽力确保中日经贸往来与对华出口正常开展。需要辨识的是,在新冠疫情下的世界,日本调整及重塑供应链产业链,亦有管理中美战略关系恶化的一面,目的是增强日本经济的弹性,使之既不那么容易受到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也不那么容易受制于中美紧张局势的“回旋镖效应”---就像日本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同样会被美方超额征收关税一样。

在“印太战略”方面,日本一面加强与美国的协调,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一面又在2018年11月把“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将政策重心从对华竞争转向对华局部合作。55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出台“印太战略”,表明受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日本的对美游说努力获得了回报,美国基本接受了日本对于该地区的宏观战略构想。但是,日美两国的“印太战略”也有一些差别。美国版的“印太战略”对中国的态度更具对抗性,勾勒出了特朗普政府关注大国竞争的“竞争愿景”,而日本的“印太战略”在2018年后一度变成更具合作色彩的议程。562018-2019年前后,日本官方人士也多次强调或暗示,“自由开放的印太”不是任何人的专属或排他性概念。57这种开放姿态表明,这些地区愿景在带有前提的条件下并不明显排斥中国。

随着美国在特朗普治下变得越来越内向、民粹,越来越为国内政治所消耗,日本认为中国将在西太平洋经济中占据不可挑战的地位。在安倍讨好特朗普的努力遭遇挫折后,考虑到中日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日本仍需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并与中国合作促进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此外,地理和人口的现实也驱使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并进行大量投资,两国经济处于深度依赖关系,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成为一件务实的事情。日本也认识到中日关系破裂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无论其有时对中国感到多么失望和不满,在特朗普时代还是为重新开展积极的对华外交打开了大门。

在此背景下,从2017年上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趋势。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鲜明质疑转为有条件支持,两国企业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署了52份备忘录。2018年10月安倍访华,这是日本首相时隔七年首次正式访华,中日关系呈现迅速升温势头。2019年6月,G20峰会在大阪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中日在会谈中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十点共识”。对此,美国战略界的保守派认为,安倍访华“损害了日本与美国的联盟以及被安倍称为朋友的特朗普总统”,并警告称“东京与北京之间的协约,可能设置了不利于美日同盟的障碍。为什么美国的盟友没有采取更多行动来平衡中国的崛起”。58中日双方当时已经在为2020年春习近平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进行准备,但访问计划因新冠疫情被一再延迟。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再度升温,2019年双方贸易额达到3100多亿美元,中国赴日游客持续大幅增加,2019年达到近1000万人次,占访日外国游客的三成。59中日也一度开启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发展进程,双方于2018年正式启动了谈判多年未果的海空联络机制。

四、拜登时期的日美同盟态势与中日关系

2021年1月,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后,日美同盟愈加关注中国。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一大重点是联合盟友的力量,在对华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实施全方位对华打压。在拜登对“特朗普冲击”采取修补措施后,日美同盟对中国这一对手的看法越来越一致,政策反应比之前更为协调。60这也是近十多年来日美同盟在对华议题上分歧最小、日方“同盟困境”感知最弱的时期。日本认为美国已经回归到重视同盟的传统路线,对同盟的安稳度和可靠性较有信心。日美双方在一些战略性议题上走得更近,在协调行动上迈出了新的重要步伐。

日本觉得日美同盟进入了近年未有的稳固和利好阶段,对其显得信心充足。在日本看来,拜登时期美国对华长期打压及战略竞争的大战略是基本可预测的,美国非常需要日本的帮扶,至少短期内中美不太可能开展对日“越顶外交”。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转变为拜登的对华统一战线,日本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对日美同盟的信心,加强了“联美制华”、强硬对华的政策倾向。兼原信克对此表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上半叶的重大战略问题;对日本来说,日美的同盟关系至关重要---考虑到中国的崛起,这一点更为重要---而且无论谁入主白宫,这一事实都不会改变;拜登总统使美国外交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回归到重视同盟网络的传统风格;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拒绝了孤立主义,并继续致力于印太地区,这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像坐过山车一样的特朗普时代已经结束,这预示着稳定、可预测的政治协调的传统风格将回归。”61美国战略界人士亦有类似看法:“美日同盟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双方利益一致的时期,深化美日同盟,稳定地区秩序;除非美中日的内部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否则同盟倡导者不太可能受到严重挑战。因此,这对美日同盟来说是一个稳定时期,双方都不应该浪费这个时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日美同盟特别是其未来走向完全高枕无忧、充满信心。只是日本鉴于美国当前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压制中国崛起,认为在该阶段美国暂无昔日单极霸权时开展对日“越顶外交”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多年来日本屡受其累,随着中国快速崛起而日益增强的被美抛弃的潜在深层担忧并未解消。这种担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中美实力日趋接近及平衡,理论上美国越过日本谋划对华战略交易或中美两国战略避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对于这一点,日本战略家的深刻感知至少可做侧面印证:“中国的崛起如此迅速,以至于在任何人有时间注意到之前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高度。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已接近美国经济的75%,是日本经济规模的三倍。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中国的军事开支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是日本的四倍,达到20万亿日元,这在日本看来是天文数字。而且,中国的军事技术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进步。”63第二,美国在俄乌冲突之际,面对作为核大国的俄罗斯出钱出力但不直接出兵参战的事实,对日本带来直观刺激和教训。这使得日本不自禁对东亚发生冲突之际美国是否能直接介入并出手的前景产生疑虑。如上所述,日本当前并不对“平时状态”下的日美同盟感到担忧或不安,但对在“东亚有事”下的同盟作为仍感到没有很大的把握和信心。

基于以上的同盟认知,日本采取的仍是双管齐下的对策,第一是拴留、强固同盟并使之深度介入地区事务;第二是采取“主副”结合的两手对华策略,一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与对抗之策---这无疑是当前日本对华政策的主流,但同时也尽量规避对华正面冲突,谋求中日关系的基本可预期稳定。

关于第一点,日本正在推进的是,在积极稳固同盟的同时,主动促推美方进行政策调整,以使日美同盟成为对华制衡的硬核基础设施。日本对“双后”(后新冠疫情、后俄乌冲突)时代的国际格局及秩序前景高度关注并异常敏感,认为美国收缩、同盟失效将使日本处于灾难性的战略局面。为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日本一定要护持日美同盟纽带,防止中美达成任何和解与共治,一定要让美国留在东亚并持续介入地区事务,使之不愿也不能脱身、保持延伸威慑。这是日本大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最大战略要义。此即兼原信克所表达的:“面对中国的崛起,人们对拜登总统寄予厚望。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将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日本需要准备支持美国主导的对华新战略;为此首先是稳固日美同盟,只要日美同盟保持稳固,中国就很难寻求扩张;现在唯一真正支持西太平洋地区自由和繁荣的只能是日美同盟。”64当前,尤为令人关注的是,日本以积极行动配合美国在安全、外交及经济领域实施“制华”举措作为交换筹码来稳住同盟,同时积极图谋利用东海、台海及南海问题作为战略棋子,诱压美国及日美同盟深度介入。日本不再像以往那样担心“被卷入”中美冲突,反而煽风点火,密切配合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甘愿站到军事对峙前沿。65从大战略格局来看,如此日本才可更有效地使美国与东亚发生纠缠,拖住美国并使之赓续介入中日关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整体战略指向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日三角关系更加失衡。

关于第二点,与之前安倍执政后期的对华思路不同,菅义伟及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思路已转换或聚焦到:(1)尽可能高度制衡中国的发展与影响力扩张。日本判断,在拜登时期,其有必要也有条件与中国开展一番对峙抗衡,以减阻中国实力增长速率,制衡或部分压制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势头以及秩序构建主导力。(2)日本亦不意图造成中日关系彻底破裂的局面,即不与中国发生正面武力冲突,不使双边关系发生剧烈震荡,以免影响经贸往来。

所以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集中凸显出来,制衡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对华外交乃至整体外交的主线。当前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与戒备,甚至可以说已超过中日关系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68这种严厉与强硬的应对,正使中日关系面临历史性的“范式之变”。“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及岸田内阁围绕人权外交、军事转型、经济安全、台湾问题、“岛海”争端等的涉华政策不断示硬逞强,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和摩擦,对双边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战略上倒向美国的趋向明显,在重大敏感问题上消极动向频仍,对华转用对抗性策略的一面显著提高。

菅义伟及岸田内阁紧随美国步伐加大对华制衡,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致力于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以日美同盟为基石,进一步提升日美印澳合作,并努力与欧洲、东盟等伙伴国家携手,应对中国崛起。69这使得中日关系的“新时代”意涵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关于此点,须引起重视的是,即便日本相对稳健的学者,亦大幅改变了对华认知,大体持有过度紧张或片面夸大的、对华强硬的观点。例如,五百旗头真写道:“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扩张。……关键问题是,中国公开采取行动接管尖阁列岛(即中国所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笔者注),如果这被允许,那么冲绳将是日本下一个需要面临的风险。为了保护尖阁列岛,日本必须立即加强海上保安厅的能力建设,加强中程导弹网络部署。”70

另一方面,尽管日美双方的对华看法越来越相似,但在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程度以及如何应对方面,两国内部仍存在分歧和差别。日本发现越来越难以找到“适当空间”来平衡对中国的经济务实态度以及与美国的全面盟友关系,其仍需要在对华关系上维持最小限度的平衡,就经济现实与安全议题进行微妙的权衡。日本在加强同盟、得到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又因离不开中国的巨大市场、担心与中国正面冲撞,不得不试图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中日关系。在国内外时机适宜时,日本也会在战术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对华缓和谋稳,而并不是让中日关系的弦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近年中日关系总体上处于逆势与下行通道,但仍可以看到,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逆势增强。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量创下3700多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外交领域对话不断,经济文化交流和多边合作也在持续恢复开展,双边关系中的韧性因素仍然存续并发挥作用。岸田当选后的部分公开言论也在一定程度释放出缓和中日关系的信号,“与中国打交道要遵照三个原则:说该说的话(直言不讳),敦促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他还多次表示:“中国在经济、安全方面正成为‘全世界的重要存在,,必须以‘现实主义,与中国打交道,继续摸索稳定的对话接触与关系构建。”71同时,最基本的规定因素是,岸田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首先需要服务于内政优先事项和民意工程,须在其经济振兴抱负和地缘政治志向之间求得平衡效益,采取务实姿态与策略应对“中国挑战”。中国作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至关重要,至少短期内日方不太可能找到关键替代选项,其很难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并与中国真正“脱钩”72。这是中日复交50年后,日本面前展现的不争的强大现实。（作者：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