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30周年：务实性合作与结构性矛盾

内容摘要：

中韩建交30年来，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地区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务实性合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韩在经济非对称性凸显、政治安全理念分歧加剧、合作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形下，“两国、两制、两个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激化。未来一段时间，中韩关系仍面临合作政治意愿非常强烈、合作基础非常深厚、合作潜力非常巨大的战略机遇，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总体态势，但也需要进一步充实战略互信、合作目标、合作模式等具体内涵。

中韩1992年8月24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22年为建交30周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从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升级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务实性合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两国、两制、两个安全体系”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面对未来30年，两国成立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以“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但“中国威胁论”在韩国持续高涨，韩国东北亚基金理事长郑徳龟等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质疑“中国未来是敌是友”。中韩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值得两国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一、中韩务实性合作成果丰硕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逐步升级为“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韩时对中韩关系作出高度评价，称“中韩两国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大原则，把握合作共赢、共创未来的大方向，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地国，韩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之一”，并提出“四个伙伴关系”建设，即“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致力于地区和平的伙伴关系”“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关系”“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关系”，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具有“互不为敌”“互不干涉内政”“不预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的鲜明特色，有力推动了各领域各层级务实性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参见表1）。

表1中韩关系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外交部材料制作。

第一，政治安全互信深化。1992年签署的《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一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持久的睦邻合作关系；二是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三是中国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支持朝鲜民族自主和平统一。中韩承诺“政治互不敌视”、“军事互不开战”、在台湾和半岛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互不伤害”，展现了两国从热战、冷战关系向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合作关系转变的决心和诚意。曾参与中韩秘密建交谈判的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回忆称，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希望卸任前完成“北方外交”，表示“只要不敌视韩国，韩国就可以超越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向共产主义国家开放门户”。中韩建交30周年庆典韩方筹备委员会事务总长金珍镐认为，中韩建交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与韩国“北方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韩国相信中国希望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富裕，中国相信韩国希望通过“北方政策”扩大“经济领土”，维护半岛和平。

《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的签订为中韩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领导人开展98次的频密互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与韩国总统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相互进行国事访问，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决定合作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推动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建设，推进两国产业合作新阶段，加强文化交流合作。2003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双方宣布建立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决定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加强领导人经常性互访和会晤，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及文化产业合作，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2008年，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双方宣布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决定建立两国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将“中韩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化，推动尽早落实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计划》，并调整补充《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萨德”问题后访华，双方决定恢复高层沟通等对话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同韩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中韩人文交流，妥善处理“萨德”问题。

在中韩领导人的政治引领下，两国相继建立国安首长、外长、防长之间以及外交安全对话，国防战略对话等交流合作机制；开通两国国防部、韩国海空军和中国北部战区海空军、韩国海空军和中国东部战区海空军之间的直通电话。2013年，《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进一步将两国合作精神概括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睦邻友好”。

中韩建交公报还为两国关系的纠偏提供了根本遵循。“萨德”问题后，习近平主席着重指出，中韩应“牢记两国建交的初心，秉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本原则”，“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韩应深化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韩要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各自发展道路，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感情。金珍镐认为，中韩两国应饮水思源，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推动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第二，经贸合作成果显著。王毅认为，中韩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经济互补，两国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成为中韩关系平稳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锚。中国商务部统计：贸易上，中韩贸易额在1992年建交时为63.8亿美元，2005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10年突破2000亿美元（2071亿美元），2018年突破3000亿美元(3134.3亿美元)，达到1992年建交时的60多倍，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投资上，截至2020年底，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861.9亿美元，韩国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国，中国是韩国第二大投资对象国；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达到98.5亿美元。金融上，为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两国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此后还将互换规模逐步增至4000亿人民币（70万亿韩元）。2014年，中韩率先在首尔建立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机制，2016年在中国正式启动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机制。

中韩还积极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经贸政策协调。2015年底，《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中韩分别承诺在20年内取消91%和92%税目。2017年12月，中韩启动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中国首次向韩国使用负面清单方式进行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进一步促进中韩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韩还顺利实施了《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0)》，在中国设立烟台、盐城、惠州中韩产业园和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在韩国设立新万金韩中产业园区。

第三，社会人文交流全面推进。在人员往来上，中韩建交后，签订《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并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中韩友好协会、中韩文化协会、21世纪中韩交流协会等人文交流机构，建立184对友好省市关系，实施2015年“中国旅游年”、2016年“韩国旅游年”、2021～2022年“中韩文化交流年”等交流项目，全面推进社会人文交流。2014年，中韩人员交流往来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为1992年建交之初的50多倍；中韩每周往返航班1254班次，占韩国国际航班的29%。此外，中方还积极保护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韩方则在2014年至2021年连续向中方移交825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得到两国政府和民众的一致赞扬。

在教育科技上，中韩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有关基础科学研究、海洋技术、核安全、航天宇宙、生物医药、产业技术、信息通信、气候环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协议，构建了中韩科技合作联委会及生态环境、信息通信、知识产权、核聚变、基础研究、海洋科学等领域高级别对话机制，推动教育科技合作与互派留学生活动。2018年，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7万名，中国在韩国留学生约6万人，互为在中韩两国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之首。

中韩两国历史渊源长久，同受儒家文明影响，中韩社会人文交流频密，推动两国相互刮起强劲的“韩流”和“汉风”，在部分沿海地区形成“一日生活圈”,有力增进了两国相互理解和民意友好基础。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共同谱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国际抗疫合作新篇章。此外，中国游客还大幅拉动韩国经济增长。2016年，中国赴韩游客突破800万人次，中国赴韩游客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以2015年为标准），对韩国经济溢出效益220亿美元，约占韩国当年GDP的1.6%。

第四，对外政策协调得到强化。中韩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在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上存在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在朝鲜半岛，中韩共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避免半岛紧张局势失控，同时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相关各方恢复接触与谈判，并行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目标。

在亚太地区，中韩携手参与中日韩、东盟+中日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地区经济合作进程。2000年5月，东盟“10+3”（中日韩）财长在泰国清迈签署“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清迈协议》），提升地区国家协调抗击金融风险能力。2015年，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投资银行，推动韩国“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2021年底，中、韩等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19年，中日韩领导人成都会议发布《中日韩未来十年合作展望》，为两国未来10年合作规划八大方向，即共同提升合作水平、维护持久和平安全、倡导开放共赢合作、引领科技革命、在促进包括交通和物流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重申致力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以及实现整体振兴与共同发展。

在国际事务上，中韩强调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公平正义，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新冷战”言行，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种问题。2021年，中韩领导人还就“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政策协调”等达成共识。

二、中韩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中韩建交后，仍然存在着“两国、两制、两个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所谓“两国”是指中韩作为历史文化渊源深厚且隔海相望的邻国，在历史文化、领土海洋权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两制”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韩国资本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两个安全体系”是指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韩国则在美国同盟体系庇护生存和发展起来，在内政外交上深受美国的制约。中韩合作伙伴关系模式成功地实现了推动中韩务实性合作与有效管控结构性矛盾的双重目标，确保两国关系快速发展。但随着中韩国家发展不均衡、战略认知分歧拉大、合作环境持续恶化，中韩结构性矛盾有所激化，并进而带动两国泡菜、韩服、车载尿素等争议频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韩关系的发展。

第一，中韩经济非对称性凸显，韩国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有所抬头。中韩建交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中韩经济的不对称性，致使韩国感觉在经济质和量上均受到“被中国吞并的威胁”。韩国学者金珍镐称，中韩建交时，双方都没有想到中国30年后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想到中国产业技术会快速发展，崛起成为韩国竞争对象，对韩国国家安全和韩美同盟构成深远的威胁。

从经济规模看，韩国《世界日报》报道，韩国2021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2年的3560亿美元升至2020年的1.631万亿美元，达3.6倍，而同期中国从4920亿美元升至14.723万亿美元，达29.9倍，中韩对比差距由1992年的1.4倍扩大到9倍；韩国对外出口额从770亿美元增长到5130亿美元，增长6.7倍，而同期中国从860亿美元增长到55980亿美元，增长65.1倍，出口额对比从1992年的1.12倍扩大至10.9倍。

从产业和科技竞争力看，韩国科技信息部评估，中韩2016年科技发展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7.6%和70.3%，但2020年韩国（80.1%）与中国（80%）科技水平已经基本持平。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评估，韩国对新兴产业的研发投资、创业环境、政府支援、法律保障指标已经落后于中国，中国5年内还将在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指标上全面超越韩国。韩国《亚洲日报》报道，中国产业竞争力在各种国际排名中均已经超越韩国：2018年，中国工业竞争力(CIP)全球排名第二，韩国则排第三；2019年，全球1000强研发企业中，中国168家，而韩国只有25家；2021年，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全球排名16位，而韩国位居第23位。

从相互依存度看，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评估，中国对韩国GDP增长贡献度将从2009年的4.14%增加到2019年的5.47%，而韩国同期对中国贡献度将从1.28%下降到1.01%。从2019年，韩国对华进口依存度27.3%，高于日本（19.8%）和美国（8.1%）对华进口依存度。2020年，在中美贸易战长期化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韩国对华进口依存度升至29.3%，高于日本（28.9%）和美国（12.9%）。

韩国担忧，中韩经济非对称性扩大，将对韩国安全和发展构成致命威胁：一是将挤压韩国发展空间。韩国亚洲大学教授李旺辉认为，中韩产业结构正从互补型转向竞争型，中国华为、小米、OPPO、VIVO等企业已经成为韩国三星电子的重要竞争对手。二是将影响韩国产业安全。2021年，韩国产业研究院分析，韩对华进口依存度超过50%的物项达到1088种，涵盖化学、蓄电池、半导体、钢铁、一般机械、锂电池等韩国主力产业，中国暂停零件、原料出口，将造成韩国经济和社会混乱。韩国还担忧，韩国若高度依赖中国经济，很可能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时被拉下水。三是将加剧全球能源资源竞争。中国经济发展将大量消耗全球资源能源，同为资源能源纯进口国的韩国将面临激烈竞争。四是面临中国“经济武器化”威胁。韩国《世界日报》称，2016年驻美韩军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立即启动所谓的“限韩令”等经济报复，将经济制裁视为政治外交武器。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评估认为，中国2020年名义GDP达美国的67%，2033年将超过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还可能提前。这将导致韩国受到中国经济制裁时，无法像现在一样向美国求助。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林大根称，韩国正从“中国财富论（China is Money）”阶段、“中国兄弟论（China is Brother）”阶段迈向“中国敌国论（China is Enemy）”阶段。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米•阿什默认为，韩国若继续将经济发展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无异于在自己的坟头与中国跳舞。

第二，中韩政治安全理念分歧加剧，韩国出现“中国霸权扩张论”。中韩基本国情、政治理念、执政方式不同，韩国对中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和误解。在基本国情上，韩国人口规模小，发展水平高，很难理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对统筹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性。政治理念上，韩国坚信美西方“民主优越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暗含批判意味，也很难认同中国“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执政方式上，韩国总统五年单任制且还面临进步—保守政权更替的影响，这决定其执政偏重短期可见效益，很难理解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惧攻坚克难的执政风格。

当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阶段迈进时，韩国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和误解进一步增大。韩国认为，中国对内全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在破坏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原则，走改革开放的“回头路”；中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复制美国“国强必霸”的老路，削弱美国的亚太存在，积极推进“亚洲中国化”。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李熙玉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大体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01年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试图成为世界秩序的“规则制定者”，拟向外推销中国制度、哲学和秩序，包括以中国“贤能主义”取代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

受对中国政治偏见误解影响，韩国进而担忧自己与中国地理接近、历史人文相亲、经贸往来密切，可能使韩国率先成为“中国霸权扩张”的牺牲品。从历史认识看，韩国建国以后，为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意识而选择“去中国化”，包括有选择性地记述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如将“汉城市”改名为“首尔市”等。近年来，韩国更担忧中国倡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为这是要恢复“中华帝国秩序”，将对韩国主权造成致命性威胁。韩国亚洲大学教授金兴圭认为，韩国强调以经济成功自豪感和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感，中国着重重构中华民族的等级制。韩国加速“去中国化”与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错误理解产生共振，不断加剧了韩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冲突感。2021年7月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反驳尹锡悦“萨德部署属于韩国主权”的说法后，韩国前国立外交院院长尹德敏认为“中国试图干涉韩国大选。”

从意识形态看，韩国在经历弹劾朴槿惠的“烛光革命”以及被联合国贸发会议确定为“发达国家”身份后，“民主”“人权”“自由”价值观的优越感进一步上升，更难以容忍中国的“体制输出”。2021年7月，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公开将反中乱港活动美化为“民主运动”，主张韩国应当对抗“民主世界敌人”，扬言在涉港问题上与中国“死磕到底”。

从地缘安全看，韩国担心被视为美国同盟体系的“薄弱环节”后，中国会“威胁韩国不要损害中国利益”，或“离间”韩美同盟关系。韩国还担心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海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恶化地区局势和韩国安全。2021年，韩国《朝鲜月刊》刊文称，中国可能6个月内武力统一台湾，严重威胁韩国海上通道安全，韩国甚至将被迫参加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

从对华民意看，韩国民众在日本“殖民论”、冷战意识以及中韩生活习惯差异等影响下，对中国政治社会存在着深层次的“嫌弃意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表示，“中国霸权扩张论”导致韩国民众嫌华情绪急升，韩国对华反感率从2002年31%增至2021年的77%,仅次于日本（88%）和瑞典（80%），同期对华好感度从66%降至24%。

第三，中韩合作环境的不稳定因素增多，韩国的“安全体系危机感”升高。当前，中韩合作日益受到三大外部因素制约。一是“逆全球化”潮流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了“逆全球化”潮流的发展，也推动了韩国政府为强化自身经济安全而制定《原料、零件、装备竞争力强化对策》（2019年）和《原料、零件、装备百强企业培育方案》（2021年）等，拟通过战略零件国产化和供应链多元化战略，降低对外依存度。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则严重限制中韩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2020年，中国赴韩游客减至15.9万人次，原本为中国游客主要目的地的韩国明洞地区商店空置率高达60%，在北京望京聚居的韩国人也从2019年的12万剧减至2万。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韩国对华投资2014个项目，比2019年减少4.5%，实际投资36.1亿美元，下降34.8%；中韩新签工程完成营业额7.3亿美元，下降45.6%。

二是朝鲜核导持续高速发展，扩大了两国对朝政策的分歧。随着朝鲜《国防建设五年计划》主张“进一步研发核武器小型化、轻量化及战术武器化技术”，并再次试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威胁感日渐上升。这也导致韩国对原本通过中国管控朝鲜核导试验、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促使朝鲜进行改革合作的“中国作用论”产生质疑，在对朝政策上与中国的分歧扩大。在无核化问题上，韩国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日益悲观，转而重视增强对朝威慑，甚至要求制定“B计划”，自主发展核武器或重新引入美国战术核武器。在反制朝核导威胁上，韩国认为中国未彻底履行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既难以说服朝鲜弃核，又难以遏制朝鲜恢复核导试验。在统一问题上，韩国虽然改变了对中国“对朝一边倒”政策的认知，但也确认了中国不会放弃朝鲜“缓冲地带价值”，不会支持韩国统一半岛。中国在两国建交时曾承诺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在朝韩之间保持中立，但韩国现在已经不满足中国的中立，甚至要求中国在朝韩之间“选边站”。中韩对朝政策分歧拉大，不仅削弱两国战略互信，还给美国离间中韩关系提供可趁之机。2021年，前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称，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件时，中国可能会像朝鲜战争时一样军事介入，韩美必须就此制定联合作战计划。

三是美国加大压韩遏华力度。韩国认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象征着基辛格访华后形成的中美合作模式解体，中美相互依赖越来越脆弱，相互对抗态势愈发强烈，致使东北亚国家“阵营化”的“新冷战”回潮。这将加大全球合作抗击经济危机的压力，冲击韩国出口主导型经济，同时刺激美国加大对韩战略捆绑。拜登上台后，积极推进韩美军事同盟、价值观同盟、经济同盟建设，要求韩国参加美国主导的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美日英澳“四边对话”机制（QUAD）、“民主十国峰会”等反华遏华机制，强化新能源汽车电池、半导体、网络信息等产业合作，参加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脱钩攻势。在美国施压下，韩国首次在2021年5月韩美峰会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南海等涉华敏感问题。此外，美军撤军后的阿富汗局势、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也加剧韩国安全威胁感，加大巩固韩美同盟的努力。

国际环境日益恶化与美国施压“选边站”的双重压力，致使韩国陷入两难选择，短期内不得不巩固韩美同盟以谋求自保，长远上必须应对“美国霸权衰退”后的“安全体系危机”。韩国前外交部次官申珏秀称，东亚秩序演变可能出现美国持续主导、中美协治、中国主导、地区大国合作、中美分治、中美对抗6六种情景，最有可能和对韩国最有利的就是地区大国合作；韩国应与加拿大、东南亚等共同打造“第三势力”，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举行“2+2”（外长+防长）对话机制，积极推动构建地区大国合作秩序，扩大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余地。文在寅政府前总统统一外交安全特别助理文正仁称，韩国上策是联合东盟、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构建牵制中美新冷战的“第三势力”。

三、中韩关系未来走向

未来一段时间，中韩关系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机遇，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但中韩合作内涵需要进一步充实。

一方面，中韩关系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机遇。第一，双方合作意愿仍然非常强烈。展望未来30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回顾总结双边关系30年发展成果，规划未来发展，增进人民友好，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希望规划设计下个30年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开启更加成熟的韩中关系”。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称，“将发展相互尊重的韩中关系”，“推动韩中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中韩两国领导人的强烈愿望，将对推动两国务实性合作发挥强大的政治引领作用。2021年，中韩成立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以提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高水平、可操作、出实效的政策建议，确保未来两国关系未来30年行稳致远。

第二，双方合作基础深厚。中韩建交30年来，在各层级各领域均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取得了丰富的合作经验，为未来30年合作奠定深厚的基础。对此，《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高度评价称，“中韩两国历史性的建交和过去20多年双边关系发展，为实现两国的繁荣，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亚洲的共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并提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的四大原则，即提高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加强面向未来的互利合作；尊重平等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为地区及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增进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王毅总结中韩互利合作关系的三点启示：一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发展道路，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感情；二要加强和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使之成为中韩关系平稳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锚；三要致力和平,持续不断地探索南北关系的改善，毫不动摇地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韩高层对过去30年合作经验的概括总结，对两国未来合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韩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地区和国际事务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在政治安全上，中韩两国不仅需要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增进相互理解，还需要就海洋权益、防空识别区、军事互信等敏感问题上增强交流谈判，管控敏感问题，避免战略误判。在经济贸易上，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称，中国有近5亿中产人口，今后10年将进口22万亿美元商品，而且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集成电路市场，韩国约8成的存储芯片均销往中国，韩国经济界不希望中韩经贸脱钩，或在半导体技术竞争中划线站队。韩国韩中交流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李昌镐称，中韩构筑新型相生合作关系，将有助中国摆脱“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打造世界经济三极体制。韩国亚洲大学教授李旺辉称，韩国不可能与中国经济脱钩，反而将推动升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强化韩国“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建立供应网络风险管理协商机制，把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打造成东北亚开放合作平台。在社会人文领域，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郑永禄认为，中韩需要加强公共外交，尤其用好中韩留学生资源，管控“嫌韩”“厌华”情绪。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中韩作为重要的地区邻国，仍然需要在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重启朝核谈判、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安全机制、促进地区和全球秩序的和平演变上加强政策协调。

另一方面，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充实。一要增进战略互信。中韩两国均强调“相互尊重”，但内涵不同。中方期望韩国秉持“军事上不对抗”“政治上互不干涉”“核心利益上互不伤害”的建交初心，不采取遏制围堵中国举措。而韩国则期望中国在遵守“三不”基础上，进一步化解韩国的“中国威胁论”：政治上，期望中国管控民族主义情绪，谨慎对待韩国内政事务，不对韩采取“钦差式的傲慢”；经济上，期望中国放弃“赢者通吃”想法，为韩国科技产业提供制度保障，预留市场空间；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期望中国进一步偏向支持韩国，避免韩国陷入安全外交困境。中国前驻韩大使邱国洪建议中韩采取六个方面举措来增进战略互信，包括以元首外交为核心增进高层政治互信，升级完善两国间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对话机制，全力避免美国因素阻碍中韩关系正常发展，深化互利合作，继续妥善管控双方的矛盾和分歧，以及加强公共外交合作。

二要合理设定发展目标。“萨德”问题爆发后，朝鲜半岛和平创造理事长洪锡炫等韩国专家提出韩中关系“天花板论”“补课论”，认为中韩以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促进经济经贸合作为两大轴心的合作模式似乎已到极限，中韩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相互期待过高，反而造成巨大的失望和怨恨，因此应该对中韩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和定位。同时，韩国《朝鲜日报》提议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朝着“经济欧盟化”或“军事同盟化”目标发展。所谓“经济欧盟化”，指的是中韩仿照欧盟国家进行部分主权让渡，构建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共同体；所谓“军事同盟化”，指的是中韩建立军事同盟关系，韩国帮助“中国化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遏制”，中国帮助韩国管控、解决朝鲜问题。

但客观而言，中韩关系“补课论”固然没有必要，但“经济欧盟化”“军事同盟化”也不现实，还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一是中韩两国均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濒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境地，对主权问题高度敏感，很难像欧盟国家一样让渡主权，建立超国家机构。二是中韩经贸制度性融合，势必会推进两国社会治理体制协调，引发巨大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令两国得不偿失。三是中韩“同盟化”将彻底改变中国不结盟政策、韩美同盟体系以及东北亚战略格局，引发美国和朝鲜等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激化朝鲜半岛和东北亚战略冲突。

对此，中国专家张蕴岭提出，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和中韩小变局下，中韩两国要基于大局观、新文明观，激发东方文明的“和”的基因，构建既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新型中韩关系。

三要摸索合作新模式。韩国龙仁大学教授朴承灿认为，中韩关系从1992年建交到2010年为垂直分工合作阶段，2010年至今为水平竞合并存阶段，后疫情时代将加快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将从水平竞合阶段迈进联合创造革新阶段。过去，韩国主要将中国视为贸易中转站和组装车间，对华大量出口中间产品,在中国组装成品后再出口欧美等国家,对华实现大量的贸易顺差。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韩国经济持续放缓以及中韩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接近，中韩经贸合作将从“高速度增长”将转为“高质量发展”：中国将从韩国贸易中转站转为终端产品市场，韩国将逐渐加大对华投资以及终端产品出口，越来越看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韩国将加大中韩科技研发和产业合作，率先研发适合中国市场的绿色环保高端产品，进而获取全球品牌效益；韩国将进一步利用地理和人文便利优势，扩大对华服务业出口，拉动韩国民众创业就业。韩国驻华经济公使刘福根认为，韩国对华投资会只增不减，但投资形态上会出现三大变化：一是投资领域由以往的制造业为主变成高端服务业为主，如文化、法律、金融等领域；二是投资主体由以往的中小企业改为大型跨国集团投资大型项目；三是价值链上，由以往的韩国企业占大部分利润、中国企业占少部分利润的垂直价值链演变为韩中企业互惠互利的扁平化价值链。韩国庆熙大学客座教授全炳瑞认为，韩国未来5年“安美经中”格局不会变，韩国将集中力量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推进传统制造业“去中国化”和消费金融产业“入中国化”。

此外，中国前驻韩大使宁赋魁指出，为消除中韩民众日益严重的“互嫌互黑”情绪和“互怼”现象，中韩双方应对两国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差异理性看待、相互尊重，发扬光大中韩共同价值理念和东亚传统文化，不要动辄“上纲上线”，将对方观点“政治化”“阴谋化”，使之成为导致双方民众感情对立的矛盾源头。

结语

中国正值“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和“由富变强”的关键期，内外挑战严峻，任务繁重，更应该保持战略清醒和克制，进一步发挥“和”“善”的传统智慧，凝聚内外资源为我所用。韩国是中国周边具典范意义的邻国，中韩建交30年合作成就举世瞩目，但也面临多重风险挑战。成功推进中韩新型伙伴关系建设，将对我国产生重大的政治意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一是有利稳定中韩合作，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二是有利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管控解决“中国威胁论”蔓延态势，维护周边和平合作势头，瓦解美国遏制围堵；三是有利发掘东亚传统智慧，改进国际关系理论，为世界不同国情、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安全体系的国家发展新型伙伴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勇气。对韩国而言，中国具有双重战略意义：在双边关系上，中国是韩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在三边或多边关系上，中国也是韩国平衡美国、日本、朝鲜的重要筹码。在中韩关系的“而立之年”看未来，两国都有充分的理由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作者：陈向阳 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