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后美国经济形势评估

内容提要：拜登政府执政后，把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和长期转型作为施政重点。但增长乏力、通胀高企、转型不畅等经济问题交织，成为拜登及民主党中期选举的不利因素。中选过后，“分裂国会”加剧美国两党政治分歧，将让拜登政府在国内经济议题上很难再有“大作为”，“两洋”经济外交或成为美国经济政策新重心。美国府会也将更加聚焦对华经济竞争。展望未来一段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大，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尘埃落定，预期中的“红色浪潮”并未出现，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掌控参议院和众议院，“分裂国会”时代再次来临。中期选举后，美国内政变化将影响其经济政策走向，拜登政府再度推行“大手笔”财政支出、继续推动经济转型难度加大，其经济重心和政策聚焦将侧重“以外促内”。未来美国经济温和衰退的可能性增大。

一、中期选举折射美国经济困境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秉持“大政府”经济理念，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帮助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民众和企业纾困、重振制造业、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力求获得亮眼的经济成绩单，为民主党的选举政治增添筹码。但事与愿违。据“真实清晰政治”（Real Clear Politics, RCP）网站的民调，中期选举中选民对经济和通胀问题不满的占比最高，分别为58.8%和63%。这是拜登政府最为重视、投入资源和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反而却成为民主党在本次中期选举中的“负资产”，折射出美国经济中的现实困境和痼疾。

（一）经济蹒跚复苏且动力不足

为应对疫情和挽救经济,特朗普推出多轮经济强刺激措施,拜登也于2021年3月签署《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上述措施投入总规模高达5.6万亿美元，帮助美国经济实现强劲反弹。但进入2022年以来，上述经济刺激措施逐步到期终止，支撑美国个人消费的“超额储蓄”锐减，服务业和制造业等经济活动处于2020年第三季度经济反弹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现象的核心症结在于，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虽然推出巨额经济救助计划，但对疫情后提高经济生产率投入不足，导致当前美国缺乏推动经济自我复苏的动力。2022年上半年，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2022年9月公布的《拜登政府经济蓝图》称，美国政府通过果断的行动创造了现代史上最为强劲的经济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繁荣景象。2021年以来，美国增加就业岗位970万个，失业率降至3.7%，取得历史下降最快降幅。但看似繁荣的劳动力市场却有隐忧。一方面，劳动力参与率走低凸显就业群体的顾虑。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2022年10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为62.2%，仍低于2020年2月疫情前63.4%的水平，意味着至少有290万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紧张局势。根据美国商会的统计，失业者不愿重返岗位的前四个影响因素分别是自身健康状况、需要照顾家庭、担忧疫情风险、需要技能培训。而美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的有效帮助不足。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大洗牌”加剧中下阶层困境。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因为用工短缺需要进行“大招聘”，但与此同时，部分行业员工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却不断“大辞职”。在众多行业中，酒店休闲业、耐用品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的员工辞职率最高，分别为6.1%、2.9%和2%，金融业等中高收入行业相对稳定。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无法掩盖阶层流动不畅、劳动技能培训不足、就业机会不均、中低收入者对工作现状和薪资水平不满等实质性问题，社会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另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202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私人投资分别下降14.1%和8.5%，这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主要阻力。其中，非住宅类建筑物固定投资已连续6个季度下降。投资不足主要受制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私人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商业环境的预期不乐观，不愿意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二是由于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私人投资受到抑制。

（二）通货膨胀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美国的通胀率自2021年3月超过2%的正常水平后便一路高歌猛进，至2022年9月达到9.1%，创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此轮通胀成因复杂，受多重因素轮番驱动。首先，激进财政政策导致赤字激增。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超5万亿美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虽然有助于力保经济企稳反弹，但却加剧了财政赤字，成为推动通胀上涨的主要因素。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2021年和2022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高达2.776万亿美元和1.375万亿美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2.3%和5.5%。其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被打破。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压低长期抵押贷款利率不同，截至2022年11月17日，美联储已将资产负债表扩张至8.68万亿美元，直接持有美国国债5.54万亿美元。美联储用增发货币的方式为美国财政透支买单，流动中货币量大幅飙升，引发通胀水平上升。再次，能源类商品价格飙涨。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供应紧张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动荡，持续推高美国能源类商品价格。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10月美国的通胀率为7.7%，但燃油类能源产品价格飙升68.5%，成为驱动通胀高位徘徊的主要因素。最后，工资-通胀螺旋效应初步显现。2022年8、9、10三个月，美国平均名义时薪分别同比上涨5.2%、5%、4.7%，高于3%左右的正常水平，推动了对工资涨幅的预期进一步上升。名义工资和通胀水平相互推动、螺旋式上升也成为推动通胀严重的因素之一。

拜登政府虽将应对通胀作为最优先事项，但效果不佳。财政救助政策逐步退出后，亟需美联储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但严峻的通胀形势迫使其不得不采取激进的加息策略，2022年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6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3.75%～4%。但是，仅依靠连续加息无法有效抑制通胀，反而会抑制消费和投资，拖累经济复苏，加剧经济滞涨风险。2022年开始，拜登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财政兜底措施明显减少，通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进一步挫伤了疫情以来美国民众的优越感和获得感。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2022年8、9、10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2.8%、3%和2.8%。普通民众工资收入减少，遭遇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2022年9月，在拜登政府的一再努力下，才阻止了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意味着通胀问题已经演进为社会动荡的隐性因素。在实际工资增速低于通胀上涨速度的背景下，食品、能源、耐用品、医疗服务价格的全方位上涨，低压了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使其生活负担加重，增加了其焦虑和不满情绪。

（三）拜登政府经济转型落实不易

疫情以来暴露出的种种经济问题，倒逼拜登政府加速经济转型。过去近两年来，拜登政府相继推动通过涉及总额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793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以及约40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力求打造更具经济活力、实体产业回归、基建代际升级、社保更加完善的美国。

但目前美国经济转型至少面临三大掣肘因素。一是政治挑战。上述重大措施多是5至10年的中长期项目，且和民主党在应对气候变化投资、增加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主要理念不同。在美国政治极化、府会换届的背景下，很难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二是经济成本。拜登政府全力调整美国产业和贸易政策，倡导供应链本土化。这一调整虽然提高了经济安全性，但却使经济效率受损。从产业政策调整的角度看，拜登政府虽然强行增加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医疗原材料、太阳能等供应链的韧性，但美国关键产业短板较多，长期的产业“空心化”已使芯片制造、部分重要初级品加工出现技术和工艺的“空白”。美国国内相关上游零部件企业以及原材料供应商的产能难以快速提高并满足需要，造成成本高企和产业链中断风险。从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角度看，拜登政府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构产业链生态系统不仅需要时间和大量投入，而且短期内也会对传统经济造成较大冲击。根据美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如果按照拜登行政令的要求，即2030年美国销售的新车将有一半是包括纯电动汽车在内的零排放汽车，传统行业将因此失去7.5万个就业岗位。三是“虚”“实”转换矛盾。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以来，美国从“工业立国”走向“金融立国”，形成了新的美元霸权机制。如果拜登政府为重振制造业，以“在岸”“友岸”“近岸”的方式促进相关产业回归，缩小“贸易圈”和经常性项目逆差，将导致资本账户顺差减少，其金融市场吸引力会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元的国际影响力。鉴于美元是美国霸权的支柱之一，这一现实决定了美国经济由“虚”转“实”的空间有限。

二、中期选举后美国经济政策走向

（一）确保经济政策稳定

共和党掌控众议院后，将会强化对拜登政府的监督，在预算等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力，掣肘拜登政府的后续施政。拜登政府或将采取以下举措应对。一是坚持推行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拜登政府将把充分落实《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等作为今后两年的施政重点,以及兑现2020年大选竞选承诺和为2024年大选布局的优先事项。由于共和党掌控众议院后也无法推翻上述法律，且部分关键法案确立的拨款资金已就绪，因而共和党对拜登政府的掣肘有限，经济专家亚历克斯·麦克唐纳（Alex McDonough）称，“《通胀削减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在法律落地时资金就已到位，不需要后续的年度拨款，共和党很难通过拖延等方式阻滞法案实施”。二是将再次上演“妥协的艺术”。2010和2012年美国政府两次面临“分裂国会”的局面，奥巴马政府一再展现“妥协的艺术”。预计拜登政府或在削减非政策核心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医疗保险以及税收优惠等问题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以换取共和党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合作，避免陷入僵局。三是争取两党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立场存在分歧，但在部分议题上仍可展开有限合作。如在加密货币监管领域，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人帕特里克·麦克亨利（Patrick McHenry）与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对加强数字资产监管具有共识，已经共同起草了《数字资产监管法案》；在农业、航空和国防等领域，“农业法”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再授权法”在2023年到期后可能需要延期，由于2023年需要国会通过的重要法案不多，一些国会议员更愿利用上述三个法案来推动其目标，因而两党存在合作与妥协的可能。

（二）经济重心将侧重“以外促内”

鉴于“分裂国会”和府会的分歧，未来两年拜登政府很难再推进大规模促进经济复苏或转型的法案，势必会将经济政策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绕开国内政治，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为平台，推进新“两洋”经济战略，争取取得显赫的经济外交成果，为2024年大选累积资本。

一方面，拜登政府将加速推进“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在成功召开该框架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并确立其四大支柱内容的基础上，美国将引领其他成员国加速完成谈判进程，计划主要将从三方面入手。一是重构全球供应链。美国将供应链支柱作为“印太经济框架”谈判的核心要素和重塑印太地区产业分工合作格局的有力抓手，通过“建立关键部门和货物标准、增强关键部门经济韧性和投资、建立信息共享和危机应对机制、提高供应链透明度”等方式，掌控区域内贸易、技术与资金流向，将半导体等关键产业迁回国内，将一般关键产品转移至盟友国家，巩固和强化自身产业竞争力并孤立中国，达到确保产业链安全、配合国内经济转型，以及打压竞争对手的多重目的。二是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生态系统。拜登强调，推动“印太经济框架”是建立美国主导的新经济生态系统的关键。为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贸易支柱谈判目标，未来两年要在“劳工、环境、数字经济、贸易便利化、农业、贸易政策和监管实践、包容性、技术援助与经济合作”等领域取得成果。美国主导印太经贸网络既可增强其经济影响力，又可绕过国会取得经济外交成果。三是“以外促内”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拜登政府希望在能源安全与转型、土地和水资源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方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创新技术、激励向清洁能源转型的绿色经济支柱谈判中有所斩获，以引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努力，“倒逼”美国国内绿色经济发展，巩固并扩大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绩。

另一方面，推进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合作。美国与欧盟已举行两次该委员会会议，组建了10个具体领域的双边工作组，未来将在更广泛的经贸领域进行深入合作。美国和欧盟均认为，合作不应陷入双边传统的关税和市场准入纠葛，而是应联手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未来将主要聚焦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新兴技术，增加风险管理工具，制定规则路线图。美国将欧盟视为强化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的重要合作伙伴，未来将聚焦稀土、半导体、太阳能、信息技术产品领域，通过构建断点预警体系、联合生产和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巩固美欧产业链合作，并与“芯片四方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等多边平台对接，形成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新体系。美国和欧盟称将在加强对新兴技术出口管制信息共享、统一行动，以及完善外商投资审查合作机制等方面有所作为，将“小院高墙”策略与欧盟对接，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等多位高级官员还表示，未来美欧将在提供更多贸易便利化措施、提高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共同应对“经济胁迫”“非市场经济做法”等领域紧密合作。

（三）应对下一轮经济危机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

从财政政策看，美国府会达成大规模财政支出共识的可能性极小，拜登政府应对下一轮经济危机的行政能力受限。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共和党将严重通胀问题归咎于拜登政府不计后果的财政支出。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2023年至2032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从31.7万亿美元升至 45.35万亿美元，仅债务净利息支付一项就将从4420亿美元增加到1.19万亿美元，占2032年联邦总支出近八分之一。债务风险客观上制约应对下一轮危机的政策空间，共和党有充分理由对拜登政府采取制衡行动。此外，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在2023年下半年再次面临风险，共和党有足够的政治砝码要求拜登政府减少财政支出。从货币政策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面临进退两难。美国一旦再陷经济衰退或遭遇意外危机，在财政政策乏力的情况下，美联储需要设定更多使经济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这迫使其不得不容忍通胀，再次转向宽松货币政策。如果仍要坚持价格稳定目标以抑制通胀，就不得不牺牲经济增速，甚至要容忍经济阶段性衰退。面对未来可能的经济衰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会采取沃克尔（Paul Volcker）的“休克疗法”，还是伯南克（Ben Bernanke）的“直升机撒钱”方式尚无定论。根据美联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在2023年为4.6%、2024年为3.9%。这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有意使基金利率处于偏紧状态，把控制通胀作为优先目标。但是一旦遇到经济衰退或出现突发危机，“分裂国会”将削弱联邦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这也必然会加大美联储保持既定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难度和压力。

（四）或将微调对华经贸政策

回顾过去两年，拜登政府对华经济竞争与遏制常见，与中国的合作却几乎没有进展。中期选举后，拜登及民主党已成功保住参议院控制权，而稳定全球经济局势也需要中美加强合作。深化竞争、有限合作，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基本立场。从积极方面看，两国将重新启动中美经贸沟通磋商机制。中美元首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晤给两国经贸关系重回正常轨道提供了机遇。美方也意识到，中美就全球问题和双边共同关心的经济议题进行直接沟通对话符合美国利益。根据美国税收基金会的统计，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引发中方的经济反制导致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下滑0.04%，并损失了2.6万个全职就业岗位。在中期选举后，拜登政府将算“经济账”，未来美国有望实质性降低对华征收的关税。虽然拜登政府大幅推进的绿色经济计划含有大量“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和补贴政策，但在太阳能、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却面临中短期产能不足的困境，因此中美企业仍有合作空间。此外，在应对粮食与能源危机、债务危机、气候危机等领域，美国需要中国共担责任，加强全球治理合作。

但同时也要看到，对华强硬仍是美国两党难得的共识，预计美国对华经贸“示强”举措将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从关税之争向补贴之争转变。在美联储连续加息、中美利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或再就汇率问题做文章，动用反补贴政策工具对华施压。2021年3月，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提出“与中国公平贸易执行法案”，主张针对《中国制造2025》采取反补贴清单予以应对就是典型表现。二是单向投资审查向双向投资限制转变。2021年，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凯西（Robert Casey）提出“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主张不仅要加强对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审查，更要加紧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以确保美国先进技术不被中国获取。2022年9月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已为此举行听证会。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对华双向投资限制将是第118届国会对华经济施压的优先事项。三是从产业链排华向体系性遏华转变。过去两年，美国两党相继在国会发起多个涉华经济立法，“与中国贸易关系法案”建议取消美国与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反经济胁迫法案”主张构建反制中国经济反击的“盟友圈”，“确保透明操作以防止中国滥用国际融资法案”建议削弱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对‘丝绸之路’说不法案”考虑在主权数字货币领域对华出招。预计未来美国排华之举将不仅限于产业链领域，而是将构建全面遏制和打压中国的经济金融生态系统。

三、美国经济走势前瞻

2022年中期选举后，美国经济宏观和微观表现继续呈现两面性。其中，政策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大，前景不容乐观。

（一）经济或出现温和衰退

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纷纷调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预测2023年下半年其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较大。2022年美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和问题，是因为私人消费表现良好，但其背后是因“超额储蓄”支撑。根据穆迪的统计数据，2021年12月，美国“超额储蓄”达到了2.7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但伴随2022年相关刺激政策的退出，“超额储蓄”迅速下降，至2022年年中该值已跌至1.7万亿美元。按此下降速度，“超额储蓄”将在未来6～9个月消耗殆尽。在拜登政府短期内很难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措施、美国消费者实际收入减少、家庭生活支出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超额储蓄”耗尽快于预期，将导致私人消费在2023年第四季度及2024年大幅下降，美国经济随之减速的可能性较大。当前美联储进入加息大周期，联邦基金利率高达3.75%～4%，这正从两个渠道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一是从实体经济渠道，提高利率将削弱消费和投资需求，美国非住宅类固定投资需求目前已经开始下降，预计2023年对消费的影响会愈发明显；二是从金融渠道，提升基金利率会抑制房地产金融市场，进而拖累美国经济。更需要关注的是，美联储认定中性利率为2.5%，而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已迫近4%，这显然会使经济活动趋于紧缩。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称，当前状况与1989－1990年美联储采取的紧缩政策类似，当年曾发生经济衰退，预计2023年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2022年7月6日，美国10年期与2年期国债出现自2007年6月以来的首次倒挂。万德数据（Wind）显示，2022年7月6日至11月25日，10年期国债利率与2年期国债利率差从-0.04%扩大到-0.74%。虽然其中有美联储压低长期国债利率、提升短期基金利率政策的影响，但也反映出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成为出现金融动荡的前兆。因为全球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通胀水平飙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上升、普通民众陷入生活成本危机，世界经济增长将进入2001年以来的最疲软阶段（除2008年和2021年两次危机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和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2%和2.7%，发达经济体仅分别增长2.4%和1.1%，美国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

（二）严重通胀有望逐步缓解

虽然本轮通胀回归2%价格稳定区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通胀有望于2023年开始缓解。高盛等多家机构预测，2023年核心PCE物价指数有望降至3%左右，通胀压力显著减轻，驱动通胀上升最主要的价格因素减弱。从目前的通胀结构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是通胀最主要驱动因素。但汽车等耐用品供应链中断和航运拥堵问题在2022年显著缓解、汽车和消费品库存从供应紧缺转向快速反弹，半导体供应显著改善，汽车芯片出货量比2019年高出42%。而且，地缘政治对能源类大宗商品的冲击和影响正在减弱。2022年11月，拜登政府再释放15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价格对通胀的驱动作用将逐步减弱。从货币政策看，2022年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的政策紧缩效果有望在2023年出现，而且美联储仍有进一步加息的动力和意愿，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胀的效果将日趋显著。此外，在美国民众“超额储蓄”明显减少、疫情影响逐步下降的情况下，预计有更多的民众会外出求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状态将得到改善，尤其是在零售、休闲服务、运输仓储等工资议价能力低、薪资待遇低行业就业的劳动力将加速回归。高盛预计，到2023年底，美国劳动力工资同比增幅将下降 1.5%～ 4%，这有助于减缓劳动密集型服务类别的通胀，进而降低工资－物价通胀螺旋效应的影响，使通胀预期保持稳定。

（三）债务上限引发金融风险渐增

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达31.3万亿美元，已迫近国会在2021年12月设定的31.38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鉴于财政部还有约52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和其他一些应急措施，联邦政府触及债务上限后仍可继续支撑一至两个季度。因此，2023年第三季度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会再次发酵，引发意外金融风险。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意味着其可以在财政、税收、预算和债务等问题上掌握主动。从美国历史上看，凡是出现“分裂国会”的情况，都是债务上限及相关风险较高的时候。2011年8月，直到最后期限前几小时，“分裂国会”才就债务上限上调达成一致，但已引发金融市场波动，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惠誉、穆迪等评级机构将美国债务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2013年也出现了类似的局面。鉴于当前美国两党党争和政治分歧程度显著高于10年前，府会债务上限谈判必将捆绑众多党派议题，增加联邦债务违约风险。此外，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是在本党把持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利用预算调节程序以简单多数票决定提高债务上限的，但在“分裂国会”状态下无法使用这一简化程序，因而提升债务上限难度更大。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警告国会共和党人，决不能把债务违约作为推进议程的政治砝码，否则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债务违约的主要风险在于使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 (GAO) 发布的评估报告，2011 年的债务上限僵局导致联邦政府的借贷成本增加了 13 亿美元，2013 年的债务上限僵局导致联邦政府一年付出的额外费用达 3800 万美元到 7000 万美元。一旦2023年出现部分债务违约，将导致美国国债利率飙升，影响汽车贷款、信用卡还款、住房抵押贷款、商业投资以及其他借贷和投资成本。随着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银行和其他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将会萎缩，导致银行和金融机构收紧信贷供应，甚至导致信贷危机。穆迪的分析报告称，债务违约可能会产生与大衰退年代相似的宏观经济后果，美国的GDP将下降 4%，近 600 万人失业，失业率达9%，家庭财富或将损失 15 万亿美元，在抛售最严重时股票股指将下跌多达三分之一。虽然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债务违约，但并不等于零风险。“分裂国会”或使债务违约成为2023年美国经济最大的黑天鹅事件。

过去两年，拜登政府奢侈的经济刺激措施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持续复苏和成功转型，反而加剧了经济复杂局面。中选过后，美国两党政治博弈日趋极化，拜登政府将很难再推进国内重大经济议程，在自我复苏动力不足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再次陷入温和衰退可能性大。两党预算和债务掣肘，不仅削弱了美国政府应对下一轮危机的经济政策空间，而且不排除引发债务违约等意外金融风险。拜登不得不因国内政治将政策重心转向经济外交，一定程度上会对美国产业布局、贸易和私人投资产生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中期选举带给美国经济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远多于利好。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仍将漫长而曲折。（作者: 孙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