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指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内容摘要：日本岸田政府重视并积极深化“印太战略”,将经济安全作为主要战略内容在对外安全合作中加以推进，包括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框架下拓展经济安全合作，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谋取共同制定经济规则，与欧洲国家等在“印太战略”下加强地区经济安全合作，对小国重点就提升经济安全能力开展支援性合作等，多层次构建基于规则的印太经济安全秩序。岸田政府谋求日美共同主导印太经济安全秩序，将与美国发动的大国战略竞争形成联动，推动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加大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不利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并阻碍“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并加强研究。

岸田政府十分重视“印太战略”。2022年6月10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岸田提出的“岸田和平愿景”的“第一大支柱”是“着力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并宣布将在2023年公布一项合作重点放在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印太和平计划”。1和安倍及菅义伟时期相比，岸田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更具浓厚的经济安全指向性。2022年5月23日，岸田在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致辞中表示：“为实现‘印太战略’,日本与美国和区域伙伴合作以巩固和加强基本价值观和原则、追求经济繁荣、确保和平与稳定这三大支柱为中心开展”2,突出经济问题在岸田政府“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在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并持续在经济领域对华开展博弈的新形势下，日本“印太战略”对经济安全的重视及其与美国对外战略产生的联动影响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一、岸田政府与“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是日本应对大国竞争和谋求秩序构建的重要依托，是“中等国家”日本实现区域大国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日本较早关注“印太”并构建出成型的“印太战略”。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做有关“两洋交汇”的演讲中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提出“扩大的亚洲”的概念。32013年，安倍又在印尼的外交演说中提出“印太一体”的概念。42015年，时任安倍政府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提出“印太概念”有三个支柱：(1)“价值和精神”,包括民主主义、自由和法治等普遍价值；(2)“有活力的经济”,强调经济的连接功能；(3)“安定的海洋”,主张基于国际法的规定，和平解决纷争。52016年8月，安倍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的演讲中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在此后大力推进。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主要基于民主价值观构筑秩序“指导性联盟”,普及规则、形成规范，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经济的连接性，提升“印太”安全能力、强化安全秩序等。6

继任的菅义伟政府同样重视“印太战略”。2020年10月，菅义伟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与东盟、澳大利亚、印度、欧洲等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与地区合作，共同实现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7不同的是，菅义伟政府明确脱离安倍政府后期日本在“印太战略”出现的朝融合型“印太构想”进行的可能转向，再次回到“印太战略”的主张上。2021年4月，菅义伟访美期间突出强调，日美要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岸田政府更加重视印太地区的秩序问题，进一步深化“印太战略”,并注重对外开展战略合作。2022年5月23日，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就“印太战略”表示：“尽管欧洲危机仍在继续，但两位领导人重申印太地区对全球和平、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日益严重的战略挑战。”9同时，岸田政府更是利用“印太战略”开展欧洲-印太的联动外交，以在变动形势下引起其他各国多方的战略共鸣，通过集体性联合制衡共同加强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推进“印太战略”,并将之作为对华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为防止具有“宏池会”背景的岸田倾向“友华政策”出现“短板”,美国要求岸田政府在“印太战略”上配合美国。在岸田政府完成组阁的第二天，日美首脑首次电话会谈就确认“共同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10。2022年7月9日，在安倍遇刺身亡的第二天，拜登在日美首脑电话会谈中强调安倍主张的“印太战略”要持续下去。119月2日，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题为《我们联盟未来》的演讲中，强调美日同盟从“盟友保护时代”进入“向印太地区同盟投射的时代”,称“美日两国战略愿景从未像现在这样契合”。12

深化“印太战略”也是岸田政府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的政策。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在国际上被诸多国家特别是被美、印、澳和欧洲国家接受，令日本在国际上的自信心大为提升，并将之视为重要的“外交资产”。岸田认识到，“日本迄今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在国际社会日趋赢得广泛的支持”,“放眼全世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与欧盟等各行为体都提出了与印度太平洋相关的愿景”。13作为在安倍政府内长期担任过外相的岸田，囿于自身派系属党内小派阀的现实制约，也愿意在“路径依赖”下利用“印太战略”继续展示外交成绩，争取保守层支持。毕竟“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的助推”是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重要“动因”。14岸田的政治意图就是提升政府支持度，意在维持长期执政。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与安倍政府、菅义伟政府的“印太战略”相比，其更重视经济安全。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安全在岸田政府的战略视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岸田政府重视推进经济安全战略。2021年10月8日，在首次施政演说中，岸田就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称将“果断推进经济安保等新时代课题”,强调日本增长战略的“第三个支柱”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提出要“实施确保战略性物资、防止技术外流的举措，构建自律型经济结构。制定相关法案，打造牢固的供应链，推进日本经济安全保障”。15而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对外维持基于规则的经济安全环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国竞争下经济领域成为美国重点争夺的战略领域，美国“印太战略”重视经济安全，并要求日本在地区上配合以及发挥盟友“力量倍增器”作用。同时，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日本也想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和地区经济合作基础，配合美国在经济领域削弱竞争对手，并增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日本“印太战略”聚焦经济安全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在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视野下秉持综合安全观，其关注的经济安全合作既涉及新兴技术、关键供应链和重要基础设施等具体合作领域，还包含坚持公正的经济规则和反对所谓“经济胁迫”等经济安全环境构筑问题，以及提升小国经济能力应对地区经济安全发展脆弱性等一系列与经济安全秩序密切相关的领域。2022年1月17日，岸田在国会演说中表示，“印太战略”下还将在为实现数字时代的基于信任的跨境数据流动(DFFT)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将数字经济也纳入其中。16同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印太战略”还关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广义经济安全问题。

一是利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这个“印太战略”核心框架，深入推进印太经济安全合作。2022年5月24日，在东京举办的QUAD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确认，在基础设施领域未来五年将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援助与投资，构筑“四方债务管理资源门户”(QDMRP)平台，促进债务的可持续性及透明性，强化相关国家应对债务问题的能力。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强调要利用互补优势以实现多样化和竞争性的半导体市场，并发布《关键技术供应链原则共同声明》,推进在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技术发展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指导，并与行业伙伴建立联系，扩大关键和新兴技术资本。

QUAD成员国是日本“印太战略”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双多边的经济安全合作上，日本更侧重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安全合作，战略合作更加深入和广泛。2022年5月23日，日美《联合声明》确认，将在“保护和促进关键技术方面进行合作，包括通过使用出口管制，支持各自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供应链的弹性”。日美还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探索下一代半导体的发展”。18同年6月，日美创设名为“矿物资源安保伙伴关系”的新型国际框架，保障稀土等重要矿物资源的稳定供应。为强化经济安全合作，日美还创设经济版“2+2”部长级磋商机制。同年7月29日，日美经济版“2+2”首次会议主要讨论了通过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实现和平与繁荣，对抗经济威压和不公正不透明的贷款惯例，促进和保护重要、新兴技术和重要基础设施，强化供应链的韧性等经济安全问题。

日澳两国多次在双边层面确认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2022年10月，日澳首脑《联合声明》就经济安全合作提出三方面的合作：(1)解决和应对“经济胁迫”,加强信息共享，并探索应对挑战的方法。(2)提升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支持促进共同价值观的技术设计、开发、保护、治理和使用。(3)将利用关键和新兴技术，建立有弹性和安全的电信网络。20新签订的《日澳安全合作宣言》表示，合作推动“以规则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以及多样化和有弹性的供应链，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安全的方式包括建立弹性供应链，促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和透明可持续的贷款做法，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包括电信安全和复原能力，解决强迫技术转让问题包括手段更为复杂的技术转让，加强边境和执法合作，抵制经济胁迫和虚假信息。21

日本与美、澳、印还建立了三边合作关系。2021年12月，日美澳就基础设施和重要矿物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222022年10月，日美澳三方升级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TIP),强调提升项目的公平性和透明度。23日澳印三边则主要致力于构建弹性供应链。同年3月15日，日澳印三国举行贸易部长级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三国一致同意，将尽快制定“供应链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环境和人权，确保数据的透明性和可信赖性，以强化印太地区的供应链。

二是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谋取共同主导经济规则的制定，鼓励和支持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参与，巩固日美经济安全合作和谋求共同主导印太经济安全秩序。岸田就“印太经济框架”强调，在供应链弹性、脱碳和清洁能源以及数字经济方面开展合作非常重要，主张在这个框架下共同构建经济秩序。24日本认为，IPEF有利于“维持和加强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并促进该地区法治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25“印太经济框架联合声明”关注四大领域，包括在贸易领域强调“寻求建立高标准、包容性、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承诺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在供应链领域，强调致力于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使其更具弹性和整合性，确保获得半导体和关键矿物等：在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领域，提出支持可持续性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提供技术援助，寻求提高竞争力和加强连通性。在税收和反腐败领域，提出促进公平竞争，根据现有的多边义务、标准和协议，制定和执行有效而强大的税收、反洗钱和反贿赂制度，以遏制印太地区的逃税和腐败，并推进负责任和透明的制度。262022年9月9日，IPEF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具体化“四大领域”的经济安全合作，包括各国将任命负责信息收集的协调人以尽早掌握供应链断裂状况，强调普及降低对化石燃料依赖度的技术，推进通关手续顺畅化和保护劳动者权利及致力于防止贪污和逃税等。

三是俄乌冲突背景下侧重与欧洲等国在“印太战略”下加强经济安全合作。岸田在与欧洲首脑会谈中多次强调印太安全与欧洲安全密不可分，这更是日美的共识。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强调“与欧洲和加拿大等其他区域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的重要性”。272022年2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在由法国和欧盟联合举办的“印太合作部长级会议”上，呼吁日欧要在经济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并陈述欧洲遭受的网络攻击和“经济胁迫”,强调俄乌冲突下包括印太在内的各地区，权力的逻辑正日益明显并动摇国际秩序，提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维持和巩固基于规则、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林芳正强调，他所说的“权力”不仅涉及军事实力，还涉及经济和技术影响力。林芳正主张，“志同道合”的日欧需加强合作，制定有关数据流的共同国际规则，强调实现经济安全至关重要，通过减少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脆弱性提高自主性，并通过防止尖端技术外流保持优势，在拥有实力的基础上阻止经济胁迫。285月12日，日本欧盟首脑《联合声明》表示，通过包容性合作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强调促进经济安全，应对或缓解过度依赖的风险，以应对半导体和原材料等关键全球供应链的风险，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反对“经济胁迫”,并宣称将“通过在相关领域制定新的标准、规则或规范来加强全球经济体系，以支持我们的共同价值观”。29日本欧盟首脑还就创设新合作机制“数字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等。30

2022年10月，日加达成“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作出贡献的日加行动计划”,强调加强经济安全，努力提高供应链的弹性以促进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贸易，鼓励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新兴技术方面加强双边合作，强调共同应对“经济胁迫”,承诺共同努力，识别、预防、威慑和应对经济胁迫，分享有关经济胁迫的信息，并探索开发新的外交和经济工具以应对挑战。

四是对小国重点就提升经济安全能力开展支援性合作，构筑印太经济安全秩序环境。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关注小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日本认为东南亚是大国“竞相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外交舞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强的形势下与东盟开展协调合作十分重要。2022年10月3日，岸田表示为推进“印太战略”将“加强与东盟、欧洲、大洋洲等志同道合国家间的合作，我将为此制定新的计划”,将东盟排在了第一位。32“岸田和平愿景”也强调：“在印太地区与东盟的合作不可或缺”,“太平洋岛屿国家也同东盟国家一样，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伙伴”33。

岸田就任首相后最先访问国就是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其后访问的是印尼、越南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2022年5月2日，日泰首脑会谈商定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并就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交换了意见。6月11日，日本新加坡首脑会谈确认将通过举办旨在强化供应链的研修活动等方式，扩大两国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商定尽快召开数字领域的专家会议。9月18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出双方开展新经济合作项目，双方企业积极共享库存和物流等数据信息，加强供应链安全合作。

在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安全合作方面，2022年5月24日，QUAD峰会《联合声明》强调：“将单边与集体行动相结合，强化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合作，以提高其经济福祉、卫生基础设施和环境恢复能力，改善海洋安全和维持渔业，提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349月9日，日本帕劳首脑会谈后就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达成共识，日本承诺为完善帕劳电网提供最高21.4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另外，2021年12月，日美澳宣布共同出资开发海底光缆项目，为瑙鲁、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三个太平洋岛国提供服务，应对“地区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战略挑战”。

三、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岸田多次表态愿意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日本当前的举措不是“倒向美国还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守护还是失去普遍价值与和平秩序”的问题。35但是，日本“印太战略”及其经济安全指向带有明显的制华意味，对中国具有复杂的影响。

一是加剧大国竞争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博弈，加大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日本“印太战略”中经济安全指向的目标是加大与美国为核心的共有价值观国家开展经济安全合作，意在印太地区形成日美共同主导的经济安全秩序。2022年5月23日，日美两国确立“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明确提出要合作加强印太地区和世界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36岸田政府的日本“印太战略”更明显地体现出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特点，在关键方面出现美主日从的趋向。日本将经济利益置于其后，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计划，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容忍其对自身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竞争性挑战。另一方面，日本也有利用美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契机，再次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引向印太地区，防止其被俄乌冲突吸引而被置于欧洲地区，目的就是加强对中国的联合牵制，特别是在经济上对华形成具有优势的经济联合竞争力。同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首次公布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指导性文件《国家安全战略》(NSS),将中国定位为“兼具改变国际秩序意愿和能力的唯一竞争对手”。基于美国的战略动向，日本将会继续在“印太战略”下配合美国开展战略应对，加强美国的竞争优势，共同与中国展开“较量”。2022年2月19日，林芳正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就曾表示，日本应和美国等国一同在台湾问题、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与中国展开较量。中国面临来自日美“印太战略”的联合战略压力将持续增大。

二是日本在“维持经济安全秩序”的名义下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排斥中国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在“印太战略”下不断强调“明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的同时，还积极推动共同讨论“中国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一致的持续行动，包括通过经济和其他手段进行胁迫”等所谓“挑战性”问题。372022年7月29日，日美外长会谈提出，考虑到中国不断向印太地区施加经济压力，一致认为美国参与区域经济秩序建设愈加重要，林芳正重申希望美国尽快重返TPP。和对美国的态度相反，日本“印太战略”不希望中国加入TPP。10月12日，日澳经济部长对话就CPTPP表示，欢迎遵守高水平规则的国家参加，同时认为经济施压及不当贸易惯例违反协定的目的，暗示将慎重对待申请加入的中国的批准程序。关于中国申请加入CPTPP,日加外长一致认为应“保持其高标准和维护CPTPP的精神和原则的重要性，CPTPP不容忍经济胁迫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38,意在排斥中国，主导区域经济合作。

三是增大“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日本将人权和债务问题作为维持经济安全秩序的重要合作内容，目的就是阻碍“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在价值观外交主导下，日美《联合声明》强调停止使用强迫劳动的道德和经济必要性，表示认识到为供应链中尊重人权的企业营造有利环境的重要性，并重申在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下促进债务可持续性和透明度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公认的规则和标准对主要债权国的重要性等。39为牵制“一带一路”,在泰国与中国面临潜艇交易与高铁计划开展受阻的情况下，日本则趁机与泰国加强“印太战略”合作，将日本对泰政策的出发点落在战略合作而非其“印太战略”宣称的价值观外交上，对华的对抗意味明显。

四、结语

为吸引各国加强合作并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岸田宣称日本“印太战略”是“以包容性为基本理念”,并强调追求经济的繁荣。 40但在战略实施中，“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指向上却有的明显的对华针对性，这种“对抗性”挑战地区国家的切身经济利益和发展关切，暴露出日本“印太战略”与现实的背离。被日美视为“印太战略”中心的东盟，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友好合作关系，2022年5月25日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在东盟各国实施的对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日本作为未来最重要伙伴国家的回答占43%,次于选择中国的48%。地区国家更需要和平发展的稳定环境，希望走合作共赢而非对立对抗的道路，不愿意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更不想成为日美“对抗中国”的棋子。而且，在地区产业链实施“去中国化”带来的风险，也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地区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日本应在大国间发挥推动合作的桥梁作用，与中国一道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下深化地区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作者：孟晓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