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助推世界经济复苏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和国际地缘政治变局等因素的冲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依然彰显强大韧性，正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2022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九年。在局部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项目投融资风险有所增加等新挑战。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展现出巨大的活力，绿色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基调，“丝路电商”等贸易新业态迅速发展，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为国际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向着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稳步推进，正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一、成果与现状

2022年，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伙伴数量继续增加。阿根廷、尼加拉瓜、叙利亚和马拉维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2022年7月，已有149个国家/地区和32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200余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1—9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为156.5亿美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了5.2%。从投资结构来看，能源、交通运输以及金属行业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较为活跃的领域。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中国投资全球追踪》数据表明，2022年1—6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大型投资（单笔投资规模1亿美元以上）中，能源领域投资规模为70.6亿美元，同比增长95%，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仍是重点，但光伏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投资增长迅速，清洁能源项目数量已占能源投资项目数量的三分之二；对交通运输领域的大型投资规模为9.4亿美元，同比有所下降；对金属开采及冶炼业的投资规模为31.3亿美元，较2021年同期翻番。

从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2022年上半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依然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我国企业在亚洲的投资规模较大，对亚洲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为82.3亿美元，同比增长83%。其中，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规模为16亿美元，对中东国家和地区投资规模为61.5亿美元。沙特阿拉伯是我国企业投资最多的国家，有4家企业开展了5宗大型投资，投资总规模高达55.5亿美元；对非洲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为25.4亿美元，同比增长29%，津巴布韦和喀麦隆是我国企业投资最多的非洲国家，投资总额均为6.8亿美元；对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为10.5亿美元，智利是我国投资最多的拉美国家，3家企业对智利的能源和健康领域的投资总额为6.7亿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为我国企业开拓工程承包业务提供了契机。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1—9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新签了4357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新签合同额为767亿美元，同比下降5.1%，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2.2%；完成工程承建营业额为573.3亿美元，同比下降7.2%，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总额的53.6%。这表明，尽管面临着全球通货膨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2022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程承包业务依然保持了基本稳定。

从我国企业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领域来看，美国传统基金会披露的《中国投资全球追踪》数据显示，2022年1—6月，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程承包依然集中在能源、交通运输和金属矿产开采冶炼等领域，这三大领域的金额合计占新承揽大型工程承包业务总金额的82%。其中，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新签工程承包合同数目为20笔，合同金额为54.8亿美元，同比增长47%；交通运输基建领域新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数为15笔，合同金额为77.6亿美元，同比增长71%；金属矿产开采冶炼建设领域新签订合同金额为16亿美元。

从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工程的空间分布看，2022年上半年，新签订的工程承包项目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亚洲是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工程承包业务的主要区域，我国企业与亚洲国家和地区新签工程承包合同的总金额为100.5亿美元，同比增长69%，主要分布在菲律宾、伊拉克、孟加拉国和泰国等国。在与亚洲国家和地区新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中，资金规模最大的项目是中国中铁股份公司、中铁三局和中铁工程设计咨询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中标的菲律宾南线长途运输段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项目金额为28亿美元；在非洲国家和地区新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总额为41.9亿美元，与2021年同期基本持平。项目主要位于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刚果等国。其中，中钢国际下属的中钢设备公司与TOSYALI集团签订的阿尔及利亚四期综合钢厂项目EPC总承包合同，金额达10.96亿美元，是2022年我国企业在非洲新签订的最大工程项目；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总额为14.5亿美元，工程项目主要分布在智利、厄瓜多尔和圭亚那等国。

二、新变化与新特点

一是绿色发展奠定投资贸易新基调。在世界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大背景下，绿色正在成为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积极践行绿色理念，绿色投资项目数量持续增加。从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中国投资全球追踪》数据来看，2022年上半年，在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38项大型项目中，绿色项目共计19项，占全部项目数量的一半。我国自2021年以来已经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2022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9项能源投资项目中，有6项是绿色项目，主要是光伏太阳能发电项目。除了绿色投资，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一带一路”绿色产品贸易也在蓬勃发展。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披露的数据，2022年1—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9.9万辆，同比增长96.7%。我国汽车企业不断扩大海外市场布局，比亚迪等本土品牌电动车已进入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东、非洲、欧洲和亚太市场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点区域。为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鼓励“走出去”企业增强绿色发展能力，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这些国家实现绿色转型贡献中国力量。

二是“丝路电商”成为经贸合作新亮点。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要素与生产消费的结合日趋成熟，不仅将重塑全球要素组合和生产方式，对各国的社会生活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数字经济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结合，催生了“数字丝绸之路”。作为数字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跨境电子商务等一些新型贸易业态也应运而生。自2016年与智利签署首个双边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来，我国目前已与17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的国家已达23个，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国—中亚五国等区域性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已经开始运作。在2022年6月底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中，五国领导人同意推进落实《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框架》，促进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从而为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22年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郑州）高峰论坛、中国—东盟丝路电商论坛相继成功举办，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越来越多的贸易商尝试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一步促进了“丝路电商”的蓬勃发展。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22年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电商出口增长幅度达到92.7%。“丝路电商”正在成为推动“一带一路”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货物、人员、资金等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大大提升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水平，因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尽管疫情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工程承包业务造成了不利影响，但2022年我国企业依然高质量完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举行期间，由我国企业承建的印尼首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成功试运行；塞内加尔振兴计划重大项目方久尼大桥顺利通车，该国沿海地区南北行车时间因此大为缩短；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顺利建成，该国南部21个区与首都达卡之间得以通过公路紧密相连；中老铁路货运站陆续全部启用，大大促进了老挝的对外贸易，2022年前10个月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180万吨，货值突破120亿元。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基础设施联通水平的大幅提升，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空间有了明显扩展。近年来，中欧班列在开辟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助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维护国际供应链安全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中欧班列已开通78条运行线，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80个城市。2022年1—7月，中欧班列累计发送货物86.9万标箱，同比增长4%。“一带一路”沿线“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环境，推动了这些国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极大地提升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潜力。

三、挑战与应对

一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全球供应链，一些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对外投资区域化和近岸化的趋势初露端倪。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及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重新分化的风险，使得本已处于低潮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减速，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也受到拖累。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博弈也在加剧，一些发达国家试图以推进区域合作的名义，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美国高调推进“印太经济框架”，试图通过与一些亚太国家建立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将我国排斥在战略产业的供应链之外。在2022年G7峰会上，西方七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声称将在未来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满足这些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国际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使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

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环境的新挑战，可扩大和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能合作，鼓励一批拥有自主品牌、自有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走出去”。通过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重构区域内的价值链，推动产业整合以及区域生产网络的建设，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市场竞争。鼓励我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土企业加强合作，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当地企业纳入我国企业的供应链，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相关国际组织间的沟通，确保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通道的安全和稳定。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尊重国际商业规则的基础上，由我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努力实现三方共赢。

二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也带来了高通货膨胀率的后患。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加大了全球通货膨胀风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抑制通胀，开始逐步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吸引了国际资本的流入，推动美元指数持续上行，使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的风险，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偿债风险。“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单一，对大宗商品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双重影响下，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严重受挫，居民收入下降，国内消费不足，政府财政赤字也在上升，这不仅会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风险，也可能会给我国的大宗商品海外供应安全带来冲击。

面对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防控。鼓励国内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根据行业特点做好产业链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进加工材料供给渠道的多元化，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进口依赖。针对不同情境制定好相应预案，最大程度地减少国际市场和东道国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各种损失。

三是大型项目的投融资风险增加。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开展，我国企业投资或承建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普遍不够发达，这些大型项目的融资通常是以我国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来提供。大型项目具有初始投资额巨大、回报期限较长等特点，融资主体较为单一意味着中资银行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项目的潜在风险。中资银行提供的资金占比过高，也容易被一些戴“有色眼镜”的观察者所曲解，被贴上“排斥第三方参与项目竞标” “商业交易不透明”等不利标签。此外，疫情导致一些项目所在国政府的债务水平持续增加，可能会影响对中资金融机构长期贷款的偿债能力。

为降低投融资风险，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大型项目的投资或投标前，可对项目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考虑项目的融资规模、回报周期、业主实力等因素，量力而行。国内金融机构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探索加强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西方跨国金融机构、东道国商业银行等机构合作，联合开展银团贷款，并尝试借助国际资本市场发行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证券等金融产品，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作者：万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室副研究员；王永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