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与永久和平体制

内容摘要：“核”与“和”是长期困扰朝鲜半岛的两大根本问题。1990年代以来，半岛局势反复呈现所谓“周期性”危机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延续至今的半岛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从客观存在、主观判断和行动能力三个维度，给朝鲜与韩美同盟之间催生并完整构成了“安全困境”。在这种安全利益的对抗性结构中，只注重解决朝鲜的去核化，而不解决朝鲜对于美国军事威胁包括核威胁的安全关切，只注重推进半岛彻底无核化，而忽略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构建，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只有从根源上打破“安全困境”，公平和公正地同时推进“核”与“和”两大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一方面，开展以落实《南北无核化联合宣言》为宗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另一方面，建立以保障南北双方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谈判，通过构建彻底无核化与永久和平的制度性安排，来取代“相互核威慑”的安全困境，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

朝鲜半岛问题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叠加交织，归根结是“核”与“和”两大问题，即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如何建立永久和平体制取代1953年《临时停战协定》的问题。从朝鲜战争停战后半岛出现核武器化的全过程看，朝鲜核问题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化绝非孤立现象，而是始终同朝鲜与韩美军事同盟之间的战略安全矛盾密切相关。冷战时期美国在韩国前沿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及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延伸核威慑”，同朝鲜的“核遏制力”开发相互刺激轮番升级，共同构成了以“相互核威慑”为基础的“恐怖和平”。

朝鲜劳动党“八大”以来，为加强自身安全，朝鲜恢复并加快了核、导开发步伐，美韩同盟也立即作出反应，加强了对朝的“延伸威慑”措施，其结果是对立双方均面临来自对方更大的安全威胁。朝鲜以颁布国家法令的形式，把核武力作为“国家防卫力量的中枢”，从朝鲜单方面考察，这无疑有利于巩固朝鲜的国防安全和战略地位，但从半岛安全格局的整体互动结构考察，朝鲜“核遏制力”的不断加强，也必然伴随美韩威胁朝鲜的“延伸威慑”的强化。这种螺旋上升的对抗态势正在推动朝鲜半岛重蹈“危机周期”覆辙，使得相互核威胁进一步攀升，半岛永久和平更加遥不可及。本文从挖掘半岛“和平难题”与“核难题”产生的根源入手，分析有关各方为实现“无核化”与“永久和平”这两大目标所取得的成就和深陷“危机周期”的矛盾症结，论证朝鲜半岛在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下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在此基础上阐述以双轨谈判方式，通过制度性安排的永久和平体制，用南北双方的共同安全，来取代南北相互为敌的“核威慑保安全”，从而实现永久和平基础上的彻底无核化。

一、朝鲜半岛“和平”与“核武器”两大问题的产生及其演变

（一）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制造了延续至今的“和平难题”与“核武器难题”

朝鲜战争是以《临时停战协定》（以下简称《停战协定》）的形式结束军事冲突的，但是由于美国时任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不顾其他多数与会国家的批评和强烈反对，极力阻挠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提出的同与会各方签署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建议，导致《停战协定》第4条第60款所提出的举行高级别谈判确立战后和平安排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而延宕至今，致使朝鲜半岛在军事上和法律上，迄今仍处在战争状态，脆弱而仅仅具有战场停火意义的1953年《停战协定》，居然成了至今为止维持半岛南北对立双方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的唯一法律安排和军队脱离接触安排。

美国不仅在1954年扼杀了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机会，使朝鲜半岛继续处在战争状态之下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而且在日内瓦会议失败后不久，就公开撕毁《停战协定》中的关键条款，悍然把大量战术核武器引入韩国，由此给朝鲜半岛核武器化种下祸根。

根据《停战协定》第2条第13款d项（以下简称“13d条款”）的规定，实现停火之后，任何外国军队都不得向朝鲜半岛引进新的武器装备以防止战争再起和升级，但是美国军方和政府相关部门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就开始酝酿和计划把最新研发的战术核武器引进韩国。1956年9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德福特对媒体公开表示，美军有意图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而且这个意图已经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美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后不久，在1957年6月21日举行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例行会议上，美方代表就向朝方、中方代表宣称：“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再考虑接受《停战协定》“13d条款”的约束。美军上述表态意味着“13d条款”约束机制的崩塌。对此，美国《时代周刊》立即以“13d条款的终结”为标题，报道了美军不再恪守“13d条款”，即将向朝鲜半岛引进核武器。

1958年1月，美军开始向韩国引进第一批核武器，共计四类系统大约150枚核弹头，这标志着尚未签署和平协议而仍处于战争状态的朝鲜半岛开始笼罩在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同时也正式打开了朝鲜半岛“核武器化”的核扩散魔盒。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大肆增加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数量和提升质量，在最高峰时期的1967年，美国在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韩国，部署了多达8种型号、总数高达950枚核弹头的战术核武器。虽然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早期，美国开始大幅削减在韩战术核武器数量，但是美国更加注重在朝鲜半岛以外，运用战略核武器来取代驻韩战术核武器的“威慑”职能。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日益频繁地对韩国进行所谓“访问”停泊，频率最高时常常形成“甲刚唱罢乙登场”的“轮岗”模式，战略核潜艇每年“访问韩国”的次数达到年均十多次的频率。

1991年，美国从韩国撤出了全部战术核武器，但是驻韩美军并未由此改变在半岛的“核前沿部署”态势，而是通过对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延伸核威慑”等一系列措施，使“核前沿部署”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只不过把核武器部署的重点，从地理前沿的战术核武器，转向以弹道导弹核潜艇海基、B-2战略轰炸机空基、民兵III洲际弹道导弹陆基三位一体的对朝威慑/打击体系，该体系在2017年上半年朝鲜半岛爆发危机时的威慑/打击态势尤为突出。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以美韩联合声明的形式，再度承诺美国将运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对韩国提供“延伸威慑”保障。

总之，朝鲜战争停火后，美国一方面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谈判签署和平协议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另一方面公然撕毁《停战协定》“13d条款”，向韩国引进并长期部署大量战术核武器，后来又以战略核打击力量取代战术核武器，实施所谓“核威慑”和“延伸核威慑”，这是朝鲜半岛生成“和”与“核”两大错综复杂问题的根源。

（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核”与“和”两大问题展开对话谈判取得的共识与进展

朝鲜半岛迟迟不能终结战争状态实现永久和平，首先受害的就是南北双方；美国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前沿部署及“延伸核威慑”战略，对朝鲜的威胁与日俱增；而朝鲜面对美国核威胁，不遗余力地开发自己的“核遏制力”，也使韩国面临与日俱增的核威胁。因此，如何建立持久和平以及实现半岛无核化，就成为朝韩双方长期博弈和对话合作的两大核心问题。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给全球的冷战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和巨大冲击，同时也催生了处在战争状态下的朝韩关系解冻，开启南北对话与合作和解的进程。朝鲜与韩国从1972年发表《7·4南北联合公报》开始，先后签署了《基本协议》（1991年12月）和《无核化宣言》（1991年12月）。在随后展开的南北对话进程中，从2000年开始，先后举行了多次南北首脑峰会，签署了《6·15南北共同宣言》（2000年6月15日）、《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2007年10月4日）、《关于朝鲜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问题的板门店宣言》（2018年4月27日）、《平壤共同宣言》（2018年9月19日）等四份由双方最高层级联合签署的重要政治文件，特别是2018年朝韩元首先后两次举行峰会，发表具有突破性内容的联合公报，把南北关系推向历史新高度。尽管由于2019年2月朝美“河内峰会”无果而终之后的事态发展，使南北关系再度陷入僵局和低谷，但是双方通过上述文件所达成的共识，已经为双方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朝鲜中央通讯社在2022年4月报道朝韩最高领导人交换亲笔信的报道中所指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双方怀着希望付出不懈努力，北南关系就会符合民族的心愿和期待并得到改善和发展。

朝韩双方从1974年到2018年历尽曲折所达成的战略共识和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确立了自主和平统一作为实现民族统一的唯一路径，为半岛实现永久和平奠定了基础。双方在1972年7月4日发表的《7·4联合公报》中，共同确立了南北实现统一的三原则：第一，实现统一应不依靠外部势力不受外来干预；第二，实现统一应该以和平方式，不采取反对对方的武力方式；第三，作为同宗同族，南北应该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民族大团结。在2000年第一次南北峰会由朝韩最高领导人共同签署的《6·15联合声明》中，双方不仅重申了自主和平统一原则，而且还在和平统一的模式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共识，双方同意沿着“南方提议的邦联政府模式和北方的松散联邦形式”的方向，推进和平统一进程。

二是确定了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的目标和原则措施。朝韩经过总理级谈判，在1991年底共同签署了《无核化宣言》，明确确立了“八不”原则，即南北均不试验、不制造、不生产、不接受、不拥有、不储存、不部署、不使用核武器，南北均不开展核后处理和铀浓缩项目，南北的核项目仅限于和平利用核能。南北双方在2007年第二次南北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一致同意共同落实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2018年金正恩委员长更是在与文在寅总统共同签署《平壤共同宣言》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言，明确承诺“积极努力将半岛建设为没有核武器和核威胁的和平家园留给子孙后代”。

三是朝韩在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方面取得基本共识，在推动南北和平和解合作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主要包括：在追求和平统一的共同基础之上，朝韩双方承诺相互尊重对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南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赖的牢固的南北关系；加强南北军事联系与对话，建立军事互信措施，并采取实质性措施把终结“非军事区”的军事敌对关系，延展到在整个朝鲜半岛消除实质性的战争危险和根本性的敌对关系，共同致力于把半岛建设成永久和平区；通过直接相关的三方或四方会谈，以南北为主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取代临时停战协议。

（三）朝鲜与美国围绕双边关系以及“核”与“和”等问题展开对话谈判取得的共识与进展

朝鲜在同韩国围绕“和”与“核”两大问题展开对话谈判的同时，更为重视同直接威胁朝鲜自身安全的美国进行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敦促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改善朝美双边关系，朝美签署和平协议；而美国与朝对话谈判的焦点，则是迫朝弃核。

从1992年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金容淳访问美国，同美国务院副国务卿坎特举行朝美第一次高级别政治会谈开始，30年来朝美先后展开各个层级的对话与谈判，先后签署了《朝美共同声明》（1993年6月）、《朝美框架协议》（1994年10月）、《朝美联合声明》（1999年3月）、《朝美联合公报》（2000年10月）、《朝美关于朝鲜停止核、导试验及美向朝食品援助的协议》（2012年2月）、朝美《新加坡峰会联合声明》（2018年6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此外，美朝双方从1994年到2002年，展开了核、导、反恐怖主义、互设联络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项目、双边经贸关系等21个问题的密集对话与谈判，其中就17个问题签署了协议。特别是2018年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第一次明确列出改变朝美对抗关系的三大原则性问题，即构建新型朝美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这些会谈和谈判虽然曲折尖锐，但也取得了深刻影响当前及今后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和进展。

一是朝美共同承诺建立“新型朝美关系”，通过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永久和平体制。朝美通过谈判共同签署的1993年《朝美共同声明》、1999年《朝美联合声明》和2000年《朝美联合公报》等文件中，均对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建立新型的朝美关系作出了共同的承诺，确立了明确的原则。主要包括：双方承诺互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主权、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基础之上；美朝采取实际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双边关系，终止双方相互敌对状态，建立朝美新型双边关系；“朝美致力于通过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永久和平体制”。

二是朝美就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达成重要共识。朝美双方通过1993年的《朝美共同声明》、1994年《框架协议》、2000年《朝美联合公报》和2018年《朝美联合声明》等文件，明确承诺共同致力于没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的和平。美国将对朝鲜正式提供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朝鲜不退出《不扩散条约》，并将持续性地采取实际步骤落实（朝韩签署的）《无核化宣言》中规定的各项原则；朝鲜还在最高领导层级承诺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彻底无核化。这是朝鲜首次在朝美双边范畴，超越长期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表述，进一步做出的“彻底无核化”承诺。

二、朝鲜半岛的“危机周期”与愈陷愈深的“安全困境”

综上所述，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自1972年以来的积极接触，以及朝美自1992年以来的对话谈判，无论是在无核化问题上，还是在谈判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问题上，朝韩双方与朝美双方都曾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性共识，这些成果和共识给半岛、给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无核化与永久和平的希望和曙光。如果上述成果和共识都能够如约得到贯彻落实，朝鲜半岛早已步入通向长治久安的政治解决轨道。

但现实却是上述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贵成果，并未得到巩固和落实，更没有带来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与持久和平稳定。恰恰相反，朝鲜半岛核问题日益复杂，而朝鲜同韩美同盟的对立也愈发带有军事对抗性。过去三十年，伴随着一轮又一轮朝韩双边对话、朝美双边对话、以及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多边对话的进程，半岛局势总是沿着“危机—对话—进展—僵局—再危机”循环往复的“危机周期”演化。

（一）第一次危机周期（1994~2002）

1994年由于美朝在核核查问题上的分歧无法解决，朝鲜打破早前协议，单方面从核反应堆中卸载可用于提炼核武器材料钚的乏燃料棒，致使朝核危机爆发并迅速升温，克林顿政府决定出动F-117隐形战机和巡航导弹，企图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摧毁位于宁边的核设施，把半岛局势拖到了战争边缘。

在这关键时刻，美国前总统卡特秘密访问朝鲜并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就核冻结换取补偿达成口头协议，从而把处于战争边缘的美朝双方拉回到谈判桌旁。朝美派出高级代表团经过密集谈判，于1994年10月在日内瓦签署了不仅包括朝鲜“核冻结”措施以及销毁核设施承诺，而且还包括改善美朝双边关系的一揽子协议，即《朝美框架协议》。此后，无论是核问题还是朝美双边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取得一系列进展的基础上，2000年朝鲜和美国实现朝鲜战争停火以来的首次高层互访，双方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朝美联合公报》。

（二）第二次危机周期（2002~2008）

2000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平壤，同金正日委员长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和交流，并未能保障朝美关系以及无核化进程稳定前行。2002年10月美国代表团访问平壤，向朝方正式指出朝鲜违反《框架协议》秘密开发浓缩铀的问题，美朝双方就此问题各执一词，对话破裂，从而引发第二次朝核危机。在中国积极斡旋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发起并主导的六方会谈进程把朝核问题重新拉回对话谈判的轨道。经过四轮艰苦对话谈判，六方会谈于2005年9月共同发表了作为无核化行动纲领的《9·19共同声明》，首次以多边形式确立了综合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两大目标，即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在此基础上，六方会谈在2007年2月达成《2·13共同文件》，推动朝鲜去核化按照《9·19共同声明》确立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分阶段推进，朝核问题再次步入通过对话谈判不断取得进展的轨道。随着朝鲜在去核化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美国布什政府在2008年10月正式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而解除了与该“名单”相关的对朝制裁。但是在朝鲜去核化进程中，由于朝美双方在“可核查、不可逆、可验证”去核化措施方面缺乏战略互信，导致六方会谈陷入僵局。

（三）第三次危机周期（2009~2020）

在六方会谈深陷僵局无法重启的形势下，2009年以后半岛紧张局势轮番升级。从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以及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危机开始，直至2016年和2017年朝鲜连续密集进行一系列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朝美双方最高领导人相互进行核威胁，美国利用“军演”，在朝鲜半岛周边部署了三个航母战斗群和两艘俄亥俄级攻击性核潜艇，致使朝鲜半岛危机再度滑到了战争边缘。

面对危局，2018年初，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动开启了元首外交进程，先后举行中朝、朝韩、朝美元首峰会，不仅根本扭转了半岛危机，而且再次把朝核问题拉回对话谈判轨道。2018年3月，金正恩委员长访问北京，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表示：“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中朝元首3月会谈后，朝韩、朝美关系也开始积极向好，并取得了朝韩《板门店联合宣言》《平壤宣言》以及朝美元首《联合声明》等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但同以往一样，随着无核化问题讨论的深入，2019年2月朝美“河内峰会”因双方在朝鲜宁边去核化问题分歧巨大而破裂，半岛局势再度陷入僵局。2019年到2020年，朝美虽然进行了包括元首板门店会晤在内的各个级别的双边接触和对话，但是直到特朗普政府结束任期，也未能打破河内峰会无果而终造成的僵局。

（四）第四次危机周期（2021年至今）

朝美“河内峰会”之后，美国经历了动荡不定的总统大选以及执政党更迭，朝鲜以维持“暂停弹道导弹试验”的方式，等待美国拿出新的谈判方案。然而，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均坚持美方在“河内峰会”的立场毫不松动，这不仅使朝美对话迟迟无法恢复，更导致朝美矛盾再度升温。

2021年1月朝鲜劳动党“八大”召开，金正恩在大会所作报告中强调要“马不停蹄地强力推进早已开启的核力量建设”，这标志着朝鲜再度重返“以超强硬对强硬”的道路。2022年4月金正恩对“朝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进行了令人担忧的微妙而重大的调整，明确指出：“朝鲜发展核武器旨在遏制战争，但若我们不想看到的情况发生，核武的用途则不能局限于遏制战争”，金正恩还强调：“若任何势力企图侵害朝鲜的根本利益，我们不得不按次要目的使用核武。”由此释放出朝鲜版“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信号。而美国政府在新增对朝制裁措施、并渲染朝鲜即将恢复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的同时，也对朝发出明确威胁警告称将对朝鲜进行的任何核试验做出迅速和强硬的反应。显然，朝美双方针对当前形势均采取“以硬对硬”的对抗姿态，使朝鲜半岛局势再度面临爆发危机的临界点，新一轮“危机周期”正在更危险的高度重演。

上述“危机周期”的反复出现，呈现一个规律性的特点，即：每当朝韩或朝美的对话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有待进一步深化落实的时候，对话谈判进程以及行动落实进程必然陷入僵局；而每当僵局无法打破时，就必然导致新一轮危机。这种“规律性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朝韩与朝美之间都曾通过艰苦而真诚的谈判，达成过不少实质性成果，甚至在元首层面达成重大原则共识，却总是在进入实施阶段陷入僵局而爆发危机？

从根本上说，这种周而往复的“危机周期”的根源，就在于朝鲜半岛迄今存在的两种不正常状态：第一，朝鲜半岛迄今依然处于战争状态，1953年签署的《停战协定》仅仅是一种交战各方脱离军事接触的“停火安排”；第二，朝鲜半岛迄今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尽管冷战在世界范围已经结束，但是朝鲜半岛上的美韩同盟与朝鲜之间依然处在冷战状态。在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下的朝鲜与美韩同盟之间的安全关系，形成了一种十分典型的“零和博弈结构”中的安全竞争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是源于安全利益对立的常态化军事对峙，对立双方都不得不依靠发展优于对方的军备能力，来保障自身安全。但是，朝鲜与美韩同盟在各自追求自身安全的任何努力和投入，都必然带来另一方的安全减损。正如约瑟夫·奈论述“安全困境”的成因时所指出，“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

如前所述，当美国撕毁《停战协定》的“13d条款”，向韩国引进战术核武器，使韩国感到自己“更安全”的同时，朝鲜必然感到“更不安全”；而当朝鲜核武库越做越大，感到“更安全”的同时，韩国和美国必然感到“更不安全”；美韩同盟为此加强对朝“延伸核威慑”的同时，已经宣布“完成核武发展大业”的朝鲜，开始再度强调要“马不停蹄地强力推进早已开启的核力量建设。”双方这种竞相发展军备能力包括核武器打击能力的持续投入，使得朝鲜与韩美同盟之间愈发依赖“相互威慑”甚至“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来维持“和平”，朝韩这本是同宗同族的对立双方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是：朝鲜为增强自身安全，顶着严峻的国际制裁压力和内部短缺经济的制约，进行了持续的大量投入，终于建立起强大的“核遏制力”体系，极大增强了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却感受到来自美韩的军事威胁愈发严重；而韩国为加强自身安全，一方面持续大量投入，使得陆、海、空、电常规军备能力日益现代化，远超朝鲜，此外，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延伸核威慑”保护，使韩国在增强了自身安全保障的同时，却感受到来自朝鲜的核/导威胁愈发严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韩双方正是在这种“安全困境”的螺旋式加剧过程中愈陷愈深。

三、化解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结构性矛盾的出路在于建立南北共同安全的新架构

（一）延续至今的战争状态与冷战状态是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根源

“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约翰·赫茨等理论大师的书斋式创造，而是他们对国际关系客观现实的准确描述和深刻揭示。早在冷战爆发之初，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就在1949年深刻揭示了一方为增进自身安全而招致另一方相应的反应，最终导致双方都更加不安全的安全悖论现象。1950年，美国政治学家赫茨更进一步从学理上分析并正式提出了“安全困境”这一切中安全时弊的概念。自此以后，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后起之秀的建构主义等学派，均从不同角度对“安全困境”这一普遍的客观现实进行了学理层面和决策层面的持续探讨，其理论和范式也早已呈现见仁见智且五花八门的多样性。但是，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安全利益相关国家之间“（对方）意图不确定性”这两个因素，则是几乎所有各流派研究阐释“安全困境”都认同和依据的两个基本要素。

这是因为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来规范并治理国与国之间的安全事务和安全关系。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利益相关国家各自加强安全措施、提高保障安全能力的意图，无论对外怎样表达，对其他相关国家而言，都是不可确定甚至不可信的。

“无政府状态”和“意图不确定性”这两个导致当今世界各种“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在朝鲜半岛的现实中，则呈现出更为危险的现实逻辑：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比“无政府状态”更为糟糕的军事/法理上的“战争状态”叠加“冷战状态”；另一方面，“战争状态”与“冷战状态”相互交织所构成的敌对环境，使朝鲜与韩美同盟之间对于对方增强自身安保能力的“意图判断”，就远不是“不确定的意图”，而必然是“确定的敌对意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于生存在战争状态叠加冷战状态所构成的敌对环境中的朝韩双方而言，任何一方为了加强自身安全而提升军备水平，哪怕出于纯粹的防御目的，发展纯粹用于防御而绝不攻击对方的“威慑”力量，也一定会被对方判读为具有攻击性意图和攻击性能力的举措。这是因为现代科技条件下“进攻型”或“防御型”武器系统的界线已经日益模糊，而且用于“威慑”对手的军事能力必须建立在能够“摧毁”或击败对手的攻击能力基础之上，即便不是出于攻击对方的目的，但是为了保持“击败”对手入侵的有效“威慑”，也必须发展和列装足够强大的军事攻击能力。

因此，“战争状态/冷战状态”所构成的“敌对环境”，叠加该环境下对立双方“确定的敌对意图”这两个因素，必然推动朝鲜半岛安全对立的双方，都不遗余力地追求能够有效威慑、并足以打败对方的“防御/攻击能力”，而对立双方均努力发展威慑和打败对方的“能力”，就从客观现实（战争状态/冷战状态）、主观判断（敌对意图）、和行动能力（威慑/击败能力）三个维度，催生并完整地构成了半岛“安全困境”难以摆脱的结构性矛盾，即：敌对环境必然产生敌对意图，敌对意图必然导致竞相构建有效威慑对方击败对方的军备能力，而双方竞相投入的“能力构建”的互动过程，使“一方追求自身安全成为另一方不安全的根源”，这不仅使朝鲜半岛对立双方在分别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构建方面，陷入螺旋式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而且也推动军备能力竞争双方都把安全保障的目标，确立在“击败”而不仅仅是“阻吓”对手入侵的标准上，这把双方潜在对抗的烈度推向越来越危险的高度，推动双方都越来越依靠“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来维系不爆发战争的“恐怖和平”。

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和韩美军事同盟之间正是在这样的互动结构中，把保卫各自安全、“击败”对手入侵的攻防能力越建越强，在“威慑”和摧毁对手的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持续推升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危险水平，推升了潜在军事冲突的烈度和强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半岛先后经历的四轮危机，一次比一次严峻和危险，一旦爆发冲突所产生的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正是这种战争状态/冷战状态所构成的“敌对环境”“对方敌对意图”“威慑/打败对手的能力”三要素构成的负面安全竞争结构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后果。

必须指出，在上述“敌对环境”“对方敌对意图”“威慑/打败对手的能力”这三要素构成的朝鲜半岛负面安全竞争结构中，导致半岛危机循环往复、久拖不决的朝鲜核武器问题，仅仅是构成半岛对立双方在安全困境中愈陷愈深的一个衍生变量；同朝鲜核武器这个变量密切相关、相伴相生的其他衍生变量，还包括美国对朝实施“延伸威慑”的前沿部署和战略投送能力、韩国曾经秘密开发核武器的历史经历及其现实能力、韩朝现代化常规军备能力日益向韩国倾斜的不均衡变化、以及朝鲜同美韩军事同盟在长期对峙中形成的不稳定“相互威慑平衡”等，这些衍生变量同朝鲜“核遏制力”这个衍生变量一起，共同构成了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结构性矛盾系统，而该系统中所有衍生变量的原生变量，是朝鲜战争停火以来延续至今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所构成的敌对环境。在这种敌对环境下，美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谈上制造的“和平难题”、以及把大批战术核武器引入韩国所制造的“核武器难题”，开启了朝鲜同美韩军事同盟之间不断升级的负面安全竞争。

从上述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成因和结构性矛盾运动过程可以看出，积重难返的朝鲜核武器问题从来就不是偶然产生和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朝鲜半岛“安全困境”问题愈演愈烈的系统产物，是维系“恐怖和平”的“相互核威慑”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把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从上述安全对立矛盾系统中抽出来单独解决，而不解决敌对环境造成的结构性安全矛盾，必然行不通。试想在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为根基的敌对环境不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美韩“延伸威慑”被朝鲜判断为“确定的敌对意图”，并具有“入侵能力”的形势下，怎样去说服朝鲜放心地彻底放弃它赖以保障自身安全、威慑韩美入侵的“核遏制力”？在和平与安全没有根本保障的条件下，怎样推动“安全困境”中的一方把对方“确定的敌对意图”改变成为“确定的非敌对意图”、并由此忽略对方几十年积累建立起来的“威慑/攻击”能力？可以说，忽视或脱离半岛安全困境的系统性矛盾结构，只注重解决朝鲜核问题这个单一衍生变量，而不改变敌对环境，以及由“和平难题”与“核武器难题”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相关变量，这是造成过去几十年朝核问题几经进展又几度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

总之，如何公正合理地一揽子解决朝鲜半岛“核”与“和”两大问题，如何综合化解由“敌对环境”+“确定的敌对意图”+“相互威慑/相互打败的能力”三要素所构成的朝鲜半岛现实的结构性矛盾，既是打破半岛“危机周期”的关键，更是摆脱半岛“安全困境”的必由之路。

（二）通过“双轨谈判”综合并行解决“彻底无核化”与“永久和平体制”两大问题

对于深陷“安全困境”的朝鲜和韩国而言，以朝鲜的“核遏制力”和美国的“延伸威慑”相互制衡所维系的“不开战和平”甚至“恐怖和平”，绝非整个朝鲜民族所期盼的真正和平。以往的教训深刻表明，不从根本上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不建立起保障南北双方共同安全的永久和平体制，朝鲜半岛核问题就无法摆脱循环往复的“危机周期”。正是考虑到朝鲜半岛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是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根源性障碍，因此中国倡导并由六方会谈有关各方充分协商谈判后发表的《9·19共同声明》，在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的同时，还提出“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这一目标。

在当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起的形势下，更有必要通过创造性的多边外交努力，就“彻底无核化”与“永久和平体制”两大目标，分别设计出基于对等原则的谈判议题框架，同时推进互为动力互为信任措施建设的“双轨谈判”：一方面，开展以落实《南北无核化联合宣言》为宗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按照相关国际法把朝鲜半岛建设成无核武器、又能充分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永久无核区”；另一方面，开展以保障南北双方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谈判，用保障朝韩双方共同安全的法律制度安排和政治安排，取代“相互核威慑”的负面安全竞争，把朝鲜半岛建设成“永久和平区”。

谈判轨道一：以推动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为目标，建立系统性的美朝谈判与六方会谈相结合的谈判轨道，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谈判分阶段完成三项议题和任务。

第一，谈判细化“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的范围定义和技术要求。在朝美《6·12联合声明》、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等已有共识的基础上，以朝韩1992年《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为蓝本，谈判并由六方共同签署升级版的《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联合宣言》，细化“彻底无核化”的范围界定，重申和确立半岛南北双方不试验、不制造、不生产、不接受、不拥有、不贮存、不部署、不使用核武器等“八不”原则，但是双方均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明确南北双方基于和平利用核能的目的，可以进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监督下的铀浓缩和后处理活动；确立半岛实现彻底无核化之后，南北相互对等核查机制；半岛南北双方及六方会谈各方致力于最终建立以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标准为基础的“朝鲜半岛无核区”。

第二，谈判制定基于对等原则和有约束力的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行动路线图”。根据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关于“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原则，以及有关各国和平共处原则，根据朝鲜与美国在《联合公报》和《6·12联合声明》中确立的“建立新型朝美关系”的目标，谈判制定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美国彻底放弃对朝敌视政策行动措施的对等行动路线图。

朝鲜去核化的行动措施包括4个基本部分：（1）彻底销毁全部核弹头；（2）彻底销毁全部易裂变材料；（3）彻底销毁用于核武器及易裂变材料的生产制造、研发、贮存的全部设施；（4）对从事核武器研发和制造的全部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旨在转行就业的再培训。

美国彻底放弃敌视朝鲜政策行动措施包括3个基本部分：（1）废除全部现行针对朝鲜的相关立法和行政命令，全部取消基于上述立法和行政命令对朝实施的制裁措施；（2）根本性地修改现行基于战争状态下的针对朝鲜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联合军演制度，建立“军停线”两侧的“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履行承诺尽快完成韩美战时指挥权向韩方交接，推进以南北和平和解合作为主导的变“非军事区”为“和平区”的建设；（3）签署朝美互不侵犯及建立新型关系协定，实现朝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发展互利合作的正常贸易投资关系。行动路线图应该对等地囊括朝美双方上述全部行动措施，按照分阶段、同步走原则，约定和规划朝美各阶段相对应的各自行动措施。

第三，按照升级版的《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联合宣言》的要求以及朝美双边对等行动路线图，以六方会谈为平台，谈判落实各阶段行动措施和阶段性目标。同时，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化与能源开发合作组织”，负责无核化进程的申报、核查、验证、去功能化、销毁等各项技术保障与实施，负责促进朝韩可持续发展的多边能源开发与经济合作。

谈判轨道二：根据《9·19共同声明》的相关条款，建立由“直接相关方”朝鲜、韩国、中国、美国构成的四方会谈机制，谈判构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不仅通过签署朝韩中美和平协议，正式终结半岛战争状态，而且要通过签署一系列相关四边、三边和双边协议/协定/条约等法律文书，就保障南北双方共同安全的安全架构，彻底终结半岛南北双方以“相互威慑”为基础的冷战状态，实现半岛永久和平，做出政治性和法律制度性安排。

朝韩中美四方会谈机制，其构成要素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法理基础。朝鲜和韩国是朝鲜战争的主要当事方，更是决定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主人；而中国和美国是影响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的主要外部力量。由朝鲜和韩国作为半岛事务主要当事方，由中国和美国作为半岛主要外部力量共同参加的四方会谈机制，可为解决半岛持久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法理和现实基础。

第二，双边谈判及协议：（1）朝韩基于2000年、2007年、2018年等南北峰会文件规定的原则，谈判签署《南北和平合作和解协定》及附属相关议定书；（2）朝美谈判签署《互不侵犯与和平共处协定》，正式结束朝美敌对状态，明确界定双方建立“新型关系”与“和平共处”的行为准则；（3）中朝谈判签署面向永久和平新时代的《中朝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取代现行条约；（4）中韩谈判签署《中韩和平合作伙伴关系行为准则》，进一步深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韩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5）中美谈判签署保障半岛南北双方共同安全的《中国与美国关于半岛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准则》。

第三，三边谈判及协议：（1）朝鲜与韩国、美国谈判签署《朝鲜半岛有关武装力量和平共处的军事行为准则》；（2）朝鲜与韩国、美国谈判签署《合作建立信任措施协议》及附属相关议定书；（3）中国与朝鲜、韩国谈判签署《促进朝鲜半岛互联互通建设合作协议》及附属相关议定书，促进南北互联互通，中国与半岛互联互通，半岛在东北亚地区互联互通的枢纽作用，以发展促和平。

第四，朝韩中美四边谈判及协议：（1）四方谈判签署《终战宣言》，正式终结朝鲜半岛战争状态，确立合作构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共同目标；（2）四方谈判签署《和平协定》，确立保障四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共同规约与准则；（3）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四方谈判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相关事宜；（4）基于1991年南北总理级会谈签署的《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协议书》（即《南北基本协议》），四方谈判签署南北为主、中美积极参与的升级版协议，不仅确保南北共同安全与和解合作，而且确保南北自主和平统一进程。

由朝韩中美谈判达成的上述双边、三边、四边协议，共同构成综合、均衡、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能够可靠地保障南北双方的共同安全。这种以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谈判进程，应该同半岛无核化谈判进程同步推进，形成相互促进、互为保障的机制。因为从根本上看，朝鲜半岛的“核”与“和”两大问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拥核，都将毫无持久和平而言；而没有持久和平的半岛，则永远不可能实现无核化。

朝鲜半岛“核”与“和”这两大问题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过程，必然要伴随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问题的解决过程。1994年以来，朝鲜核问题多次陷入危机并且愈演愈烈，反复证明，不解决半岛和平问题，无核化进程行不通；朝鲜彻底放弃一切核武器及其相关项目、半岛实现彻底无核化，绝不能脱离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构建南北共同安全的永久和平体制进程。中国提出的无核化谈判与永久和平体制谈判“双轨并进”的建议，既是基于半岛“核”与“和”两大根本问题相互交织的现实，也是基于以往“危机周期”困境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现实可行的解决问题途径。

四、结语

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的迅速演变，从本质上深刻表明，1953年《停战协定》后逐步形成的半岛安全格局，正在进入历史性和结构性变化的前夜。推动这种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如何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而决定这种变化结果的，是建立什么样的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因此，实现半岛彻底无核化、构建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双轨谈判进程，本质上是朝鲜半岛新安全秩序的构建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明确地把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维护朝鲜半岛持久和平稳定作为两大战略目标。为此，中国一直主张，无论有关各方特别是朝美之间的矛盾如何尖锐复杂，都必须坚定不移地通过对话谈判方式解决有关问题，特别是必须以综合、均衡的政治解决进程，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既要解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也要同时解决朝鲜在安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理关切。中国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指在整个朝鲜半岛实现彻底无核化，而不仅仅是朝鲜的无核化。中国坚持构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就是要坚定支持朝鲜与韩国作为半岛的主人，按照南北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让半岛成为“永久和平区”和永久无核区。

肇始于朝鲜战争、发酵于长期冷战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持久和平问题，结构性矛盾错综复杂，通过谈判解决绝非易事。但是，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刻指出，“朝鲜半岛无核和持久和平稳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朝鲜战争停火以来70多年的历史已经清楚表明，在“安全困境”结构中开展“安全竞赛”，只能导致对立双方日益不安全。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安全关切和发展需要，把朝鲜半岛建设成无核区和永久和平区，是有关各方共同面临的历史责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者：杨希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