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联盟多边化的可能性——基于协同性和威胁源的分析

内容提要：当前美国对华遏制持续深化，不断推行“印太战略”，这使其亚太地区的双边联盟是否可能重组为“亚洲版北约”多边联盟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通过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美国近期着力推进的多边机制的分析，本文认为虽然可能存在多边联盟形成的条件，但除了美国对华遏制较为坚决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在与美国的多边合作中各有盘算，不愿与中国全面为敌。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纸上谈兵的“中国威胁论”不足以使美国和亚太各国仅依靠政治因素建立完全脱离中国的技术供应链，但美国可能会先促成“小三边”或四边联盟，然后步步推进，并基于朝鲜半岛、台海和南海局势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联盟间的有机联动。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可考虑从多角度着手，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当前，美国以“中国威胁”不断加大的名义，持续强化其亚太联盟。在已有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基础上，美国近期还打算推动建立南太平洋岛国联盟。其中日澳之间的协作表明，美国亚太联盟的“北锚”（美日联盟）与“南锚”（美澳新联盟，主要是美澳联盟）将向美日澳三边联盟的方向发展，这将打破美国联盟体系原有的轮辐结构。

那么，日澳合作是否会将美英澳三边机制扩大为四方合作机制？印太地区的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有无可能将英国纳入其中成为五方合作？美国的亚太联盟是否有可能“北约化”？有没有可能形成“亚太小北约”？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和对华战略的调整，美国意在西边以北约控制住俄罗斯，在东边用亚太或印太“小北约”控制中国。在这一背景下，亚太联盟“北约化”的可能性值得关注。

一、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体现了美国联盟战略的新动向。美国主导形成的这一机制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盟战略的新发展。

第一，这个联盟是“新冷战”的产物。美英澳三边联盟组建于2021年，是美国营造“新冷战”围堵战略的产物。美国的“新冷战”思维集中表现为强化对华竞争，聚焦中美对抗。为此，美国以建立美英澳三边联盟的方式加强对华战略威慑，试图在各领域维持对华竞争优势。

第二，这个联盟是盟上加盟，也是盟中之盟。三边联盟是“五眼联盟”的浓缩版，也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升级加强版。英国虽不是四方机制的成员，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英国和澳大利亚是英联邦中的核心国家。美英澳三国都是北约或亚太联盟的核心国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传承者。

第三，这个联盟具有很强的军事目的。美英澳三国签署核潜艇协议意味着美国和英国准备向没有核武器的澳大利亚出口核技术，这样的安排将使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投射能力。美英澳在“五眼联盟”框架下共享情报已久，《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允许澳大利亚获取美国和英国高度保密的核潜艇信息。澳大利亚政府还宣布为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将购置“战斧”巡航导弹并与美国合作研发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

第四，这个联盟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高科技合作内涵。美国在关于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三国政府将加强谋取安全和国防利益的能力，促进更深层次的信息和技术共享，推动安防科技、产业基地、供应链深度融合，并将大幅深化在安全和防御能力方面的一系列合作，涵盖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第五，美国一直希望将北约与其亚太联盟体系联为一体。英国政府在2021年3月发布的“全球英国”蓝图中提到印太地区约30次，明确表示英国打算成为所有欧洲国家中在印太地区“最广泛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存在”。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莫里森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联盟体系衍生的最新小团体，标志着美国的印太地区架构取得重大进展。

三边联盟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尝试在现有的伙伴关系与盟友体系中进行进一步的力量整合，将对联盟战略和地区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基于将亚太地区作为权力交锋核心地区的战略考量，美国对中国的制衡可能会激化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奉行“自身利益至上”“基于规则的秩序”之霸权属性与双标色彩、建立“集团对抗式”制度的集中体现。美英澳未来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蓄意挑事势必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二是对核不扩散体系的影响既消极又严重。美英澳的核安全合作是对1968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违背，是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挑战，可能引发一些国家大搞军备竞赛，从而造成局势动荡。

三是使澳大利亚进一步丧失战略自主性。澳大利亚本就极度依赖美国提供军事装备与技术，使用美国的核潜艇技术进一步加剧了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此外，三边协定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对外威胁感知的提升更使澳大利亚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四是可能对美国的一些盟友或准盟友造成复杂影响。更多的盟国意识到美国即使在联盟内部也是亲疏有别的，这甚至可能离间盟友关系和使盟友相互背弃。印度尼西亚政府发表声明称，正在“谨慎”看待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的决定，并“深切关注该地区持续的军备竞赛和权力投射”。

五是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合作减轻财政压力。国防预算的财政压力使美军越来越难以在印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基于“减负”的考虑，美国要求盟友扩大军费分摊，致力于帮助盟友提升自身军力建设，支持盟友在地区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

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及发展走势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酝酿了较长时间，并非美国首创，而是由美国的盟友日本提出的。

（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由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四个国家组成。2007年初，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组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倡议。根据该倡议，印度将加入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正式多边对话机制。中国在2007年7月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后，澳大利亚开始担心加入该机制将损害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最终决定退出该机制，印度随即跟进，致使这一机制夭折。在2017年11月东亚峰会期间，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领导人宣布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重启后的四方机制以应对中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太地区的所谓“军事扩张”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目标，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亚太版“小北约”。

美日印澳四方合作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合作。四国意欲发起“四方机制基础设施伙伴计划”，并和“蓝点网络”计划对接，旨在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削弱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美日印澳达成了五点共识：发布关于技术合作的共同原则声明；成立技术标准联络小组；启动半导体供应链倡议；支持5G的多样化部署；共同管控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发展趋势。四国还提出要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并在太空领域展开合作。

有分析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技术合作议程实际是对《中国制造2025》的直接挑战。该机制具有很强的科技联盟功能，其技术合作或许将不限于四国之间。在2022年韩国大选期间，尹锡悦曾承诺参加该机制下的各种工作组。未来，该机制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投射到东盟各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甚至是中国台湾地区。

（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内部仍存在分歧

虽然遏制中国是美日印澳四国的共识，抗击新冠疫情、维护网络安全、发展关键技术等是四国的共同关切，但四国领导人参加峰会的动机各有不同，该机制的未来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

美日印澳四国与中国存在不同的矛盾。印度与中国存在陆地领土纠纷；澳大利亚与中国因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摩擦不断，“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更加剧了两国的矛盾；日本与中国存在钓鱼岛争端。总体而言，四国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对印太地区海上安全构成挑战。但鉴于中国是主要贸易伙伴，四国不得不谨慎处理与中国的矛盾。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面临许多重大挑战。首先，四国对如何遏制中国尚无共识。四国中美国的遏华政策最为激进，但对于日本和澳大利亚来说，美国遏制中国的步子迈得太大。其次，四国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或共同愿景来承受军事安全上的风险。对美日澳三国来说，西太平洋、东海和南海是主要战略方向；而对于印度来说，印度洋才是其首要关切，其次才是南海。再次，印度素有“不结盟”传统，印中关系紧张不代表印度要加入军事联盟，美国和印度仍有亟待解决的利益与战略方向分歧。最后，印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传统，不与任何大国走得过近。

另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经济驱动力有限。该机制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经济联盟，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能力有限。中国是四国在印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中国与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四国在关键领域建立替代供应链来“孤立”中国恐难实现。

（三）“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美印合作难以改变印度战略自主传统

印度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目标是推进美印关系。但到目前为止，美印关系喜忧参半。从积极方面来看，第一，拜登政府已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表示将长期优先发展和促进美印关系。第二，两国强烈支持“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第三，两国都将中国视为“最紧迫的挑战”。尽管如此，美印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美国没有将印度设定为条约盟友；美国对印度的人权问题颇有微词，也对印俄关系不满。

印度并不愿因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而使战略自主受限。“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传达出的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信号强于四方机制，虽然印度不反对强化印太地区防务合作，但对美英澳签署的核潜艇协议所代表的任何形式的核扩散都感到不满。事后，印度加强了与法国的战略沟通，此举被认为是印度彰显外交战略自主的表现。

印度还在左右摇摆，不愿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阵地。尽管印度与美国走得很近，但双方各有所图，印度不甘于做美国的“棋子”“炮灰”，也不愿让美国舰队进入印度洋海域。尽管与中国有矛盾，但印度不敢更不愿与中国全面对抗。

尽管印度与美国共同建立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但也没有冷却与俄罗斯的关系。2021年12月，俄印双方签署了一揽子重大合作协议。这表明印度仍然坚持战略自主传统，在对外事务中不会轻易成为美国的“棋子”。如此看来，在推进“印太战略”的问题上，印度不会完全倒向美国，美国利用印度打压中国或介入亚洲事务的企图是难以实现的。

（四）“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美日合作呈现新动向

近年来，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协调有所加强。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发强硬。美日加强对中国对台政策的威慑，制定联合应急计划，以应对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的对台行动。该计划包括，如果台海冲突迫在眉睫，两国将在日本西南群岛建立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

美国还动员日本构建“综合威慑”，这将是美国战略的基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烈要求日本参与“综合威慑”。这是一种通过联盟伙伴的合作在军事、互联网、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提高遏制中俄能力的构想，因为日美同盟是与美英澳三边联盟等多边机制共同构建“综合威慑”的关键。

然而，尽管日本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基本一致，但事实上其主要目的是想使美国放松对日本的控制并帮助自身扩充军力，并希望美国强化在东海和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以帮助日本抗衡中国。

在中美对峙大背景下的日本战略选择，实质上是在利用美日同盟关系的同时，通过经济互动和基于规则的接触及多层面的外交来“稳定”地区局势。日本在与美国强化军事合作的同时，还在推动与中国的合作。日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稳定国家关系和提升相互依存来维持地区秩序，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进对华务实外交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日本是想借美国的支持壮大自身实力，从而增强战略自主性。但与美国联盟也给日本带来了国内政治问题，驻日美军基地与当地之间的关系不时困扰着日本政府。日本国内有越来越高的呼声要求政府采取更加独立自主和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不过主流看法依然是将美国视为“全球霸主”，并且是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提供最大支持的伙伴。

从长远来看，日本还希望构建自身所期望的国际秩序。日本将日美关系定位为实现国家和国际安全、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在日本看来，虽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至关重要，但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对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也是必要的，而包容性反过来将促进国际环境长期稳定并有利于其推广“普世价值”。

从供应链和资本关系来看，日本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日本越来越关注美国引领的旨在重组全球价值链的对华“脱钩”行为，但日本产业界不愿放弃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日本已与亚洲的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并以此推动本国经济实现显著增长。日本更为期待的是利用中美的矛盾或中美相互制衡形成有利于其自身的外部环境，但担心美国领导地位的终结可能会导致一个无领导者的国际秩序，而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日本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五）“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日澳合作新动向

澳大利亚和日本是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中最为倚重的两个国家。2022年1月6日，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伙伴关系再次升级。《互惠准入协定》的签署是该体系中所谓“南锚”和“北锚”之间的首次协作，提升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协同性。该协定的目的是通过授权两国军队在对方国内行动，极大拓展两国防务合作的范围。该机制赋予了日本自卫队新的职能，即在未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可保护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武器、装备和资产。

近年来，日本“借船出海”，不断强化对外军事合作。2021年11月，日本自卫队对澳大利亚海军舰只遂行了保护任务，这是其首次为美国以外的国家提供保护。在开创了将行使安全保护的任务扩大到美国之外国家的先例后，日本正在考虑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进行类似的合作。

三、多边联盟形成的可能性分析

多边联盟形成的基本要件包括存在集团式的对抗背景、多边盟国的安全诉求存在高度共识以及盟国之间存在长期的军事合作传统。目前，有利于美国主导亚太多边合作的因素有三。其一，冷战时期，美国“重欧轻亚”，现在则“重亚轻欧”，这将为亚太地区内多边合作的加速提供驱动力。其二，亚太其他国家要想发挥更大影响力，就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其三，美国的盟国或准盟国在“中国威胁论”方面有共识，希望能够共同制衡或阻止中国军力的发展。

但是，也存在制约多边合作发展的因素。首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无法摆脱经济上开展域内合作和军事上服从域外大国的选择困境。全球化使得美国难以在产业链或供应链方面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日澳韩均意识到了区域合作对经济的重要性，因此不可能放弃区域经济合作而完全致力于军事联合行动；东盟国家积极助推亚洲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建设。因此，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面临区域经济合作的极大冲击。经济合作与军事联合一旦出现背离，将使美国的“印太战略”陷入困境，这些国家仍然会既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也与美国在军事上联合威慑中国，但显然会保持一定的限度。事实上，经济领域是亚洲真正的“战场”。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2018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表明，贸易协定在亚洲地区很受重视。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积极补强“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构建排华性质的印太经济体系，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

其次，美国无法解决主导与协作的矛盾关系。美国强化联盟体系有两大目的，一是控制盟国，二是将盟国推向前台充当“炮灰”，这就造成了联盟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把盟国捆绑在其霸权主义战车上，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另一方面，美国始终在规避“自动卷入”的联盟条款，避免因为某个盟国的自行其事而使美国不得不承担相应的盟友义务和军事风险。美国既想主导地区事务，又不想承担过多责任，这必然使美国与盟友之间出现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从而在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领导力。

再次，盟国安全诉求的多元化与美国化之间存在矛盾。美国的盟国只愿为自身所在地区的利益承担责任，不愿为美国的单极霸权服务。在安全威胁多样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下，美国与盟友的分歧将不可避免地扩大，甚至出现战略性分歧。

最后，联盟间安全利益的分歧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大。在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盟国间就费用分摊、监视范围、控制权等问题的矛盾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加深。在美国联盟体系原有的基础已经丧失的前提下，若联盟不能就新问题迅速完成相应的功能、结构、形式转换，美国与盟国的合作将面临巨大困难。

此外，在政治领域的联盟合作还存在两个固有问题，一个是“永久性”（即长期的、可更新的）联盟与轮替的政权之间的衔接。另一个是持续行动所要求的严谨的联盟组织和范围与联盟为了特殊利益一致性而临时划分和组合的矛盾。这两个问题都在客观上对盟国的独立自主提出了挑战。但美国的亚太联盟多边化战略在其本国和盟国国内都缺少政治基础。目前，亚太地区国家均致力于国内发展，“中国威胁”只是纸上谈兵，中国还不足以对美国等国构成现实威胁，因此美国和盟国均缺少构建多边联盟的足够动力。同时，由于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中存在对盟国主权的损害，因而盟国普遍有反联盟、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以上分析来看，从东亚到西亚再到南亚，美国对其联盟伙伴都难以完全控制和为己所用，因此，美国介入或干预亚洲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只能通过搅局破坏来干预亚洲事务，这反而令亚洲国家更为反感。历史上的联盟都是由安全威胁驱动，现在美国试图建立靠技术驱动的联盟有很大难度，因为科技合作有其时间周期和自身发展的规律，短期很难见效，且科技合作的发展更多依赖市场，绝非政治因素所能完全左右。

四、美国亚太联盟的可能趋势

（一）美日英澳四边将更多互动，但难以形成正式的多边联盟

日本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建立视为“黄金机遇期”。日本未来的走向值得关注，它需要权衡是加入该联盟更好，还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更为有利，日本需要一个两全之策，但中国对此将难以接受。一些人认为日本很可能走向美英澳三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另一些人则认为，日本不太可能加入一个正式联盟，因为日本不想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认为，由于四国在制衡中国的行动上保持一致，非正式的美日英澳联盟（JAUKUS）事实上已经出现。还有学者认为，虽然日本对美英澳联盟表示欢迎，但四方联盟不太可能正式化，日本不会成为该联盟正式成员，而是很可能与美英澳联盟在关键技术和进一步推动海上防务一体化等方面开展临时性或针对特定问题的合作。

韩国加入美英澳联盟的可能性更小。有学者指出，韩国对“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反应可以解释为其坚持在复杂的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并认为除了地理位置相近外，中国还是韩国最大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意识到中国可能对贸易伙伴进行经济抵制时，韩国很难像澳大利亚那样坚决反对中国，因此也很难从美国获得敏感的核心技术。现在看来，尹锡悦政府不仅把日本定位为“共享普世价值的合作伙伴”，而且有解决韩日两国历史恩怨、修复双方紧张关系的意愿。两国领导人不仅时隔多年再度会晤，而且重启了美日韩联合军演，尹锡悦政府更是计划以“第三方代偿”的方式解决“劳工问题”。可以预测韩日矛盾可能将进一步得到缓解，这也是美国力推之事。但由于贸易摩擦、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韩日矛盾很难彻底消除。

印度认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给其开展多边外交带来了机遇。印度是连接大西洋两岸国家的纽带。在联合国、华盛顿和巴黎，印度都可以发挥作用，弥合大西洋两岸的分歧。但印度目前主要还是立足于印太地区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四方机制中的成员国澳大利亚似乎拥有了相当于日本和印度的“特殊地位”。“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日本和印度的战略选择，因为日本和印度认为它们与澳大利亚一样，都是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框架下平等的战略伙伴。虽然美国声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互补关系，但这只是其一厢情愿，前者对日本和印度的心理冲击还将持续。

（二）建立印太地区贸易联盟可能是美国与盟国努力的方向

美国在印太地区内的盟国都希望美国参与其贸易协议，以使其创新产品和服务进入美国市场，平衡它们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已加强在地区供应链、设置国际标准和制定贸易及投资规则等领域的建设，因此不能错失与中国合作的机遇。拜登政府正在推进“印太经济框架”，以解决供应链韧性、脱碳、数字技术和工人权利等优先事项。但事实上，美国国内对多边贸易协定的不同意见、政策连续性不断降低、对国际投入减少等，都使“印太经济框架”不大可能被视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令人信服的替代品。

（三）联盟体系中将可能形成多组“小多边”合作机制

美日英澳联盟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践中各国之间仍存在战略意图各异且难以协调的情况。因此，构建几组“小三边”组合的可能性更大。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小多边”有美英澳、美日澳等，还有可能出现美日韩等机制未来向整体化发展，虽然美日韩形成正式的三边联盟的可能性不大，但三国之间围绕朝核问题、情报共享等的互动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种种迹象表明，多边联盟的形态正在一步一步分阶段推进，先以“小三边”或四边升级形态，然后步步推进。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就是这些“小多边”之间形成网状联动，美国试图利用在东亚地区一系列复杂的组合来构建一个事实上的多边联盟，它们基于朝鲜半岛、台海、南海局势的不同情况，各种联盟进行不同的有机联动。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小多边”有美英澳、美日澳等，未来还可能出现美日韩等机制向整体化发展，虽然美日韩形成正式三边联盟的可能性不大，但三国之间围绕朝核问题、情报共享等的互动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四）各种“小多边”的介入将增加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

2022年2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三国外长谈及台海问题，这是美日韩外长联合声明中首次出现“台湾海峡”的字样。在美韩领导人举行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曾提及“台海和平”。2021年以来，英国海军加入穿越台湾海峡航行的行列；澳大利亚扬言如果台湾“受到攻击”，将追随美国军事介入台湾地区；美日领导人峰会、美韩领导人峰会、欧盟和日本领导人峰会、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日澳“2+2”会谈、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都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部势力不同程度的介入，使两岸关系的走向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五）联盟关系中“准联盟”形态的变化值得关注

美印防务合作的不断深化以及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军事关系的发展变化，都呈现出“准联盟”的特点。“美台关系”的一大变化在于，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军事合作不局限于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人员在一定范围内赴台驻台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与此同时，美台之间就高科技等产业链的合作正得到增强。美国联盟体系的跨洲际形态是其突出特征。比如，“五眼联盟”成员分布在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七国集团也是跨洲性的。一些跨领域性质的新型联盟合作也是趋势之一，比如“民主十国”“技术十二国”等，这些跨洲联盟可能形成网、连成片，能较大程度弥补美国亚太联盟的碎片化问题，其中“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机制对联盟的对手最具“杀伤性”，而北约东扩及其与亚太联盟的对接也可能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总之，美国亚太联盟的新变化表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正由“空心”转向“实心”，并可能成为其全球联盟体系的核心。这一联盟体系将在军事上协作、在科技情报等领域共享，其协同性不断增强，但整体联动的可能性不大，仍将会是针对不同情况和态势进行不同组合。

五、结论

通过对美国近期着力构建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美国虽然以这些多边关系为基础试图构建更为广泛的多边联盟，但在现有条件下，难以在亚太地区建成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然而，美国可能在互联网、高科技、供应链、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形成更大范围的多边互动机制，实施对中国的“综合威慑”。

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国可以以全球大棋局应对区域“小多边”机制，以大国协作应对美国的联盟体系，以中国市场的持续开放加大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合作，从而破解美国亚太联盟针对中国的遏制策略，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首先，面对美国纠集更多盟友围堵打压中国的行动，中国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动力。其次，以不断深化的区域合作应对美国联盟新组合。要运用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全球大棋局破解美国的步步紧逼，进一步扩大与欧洲、中亚、非洲、拉美国家的“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最后，从战略高度管控好东海、台海及南海问题。由于美国的介入，南海争端具有复杂性和突发性，东海问题涉及中日领土主权争端和《美日安保条约》，台湾问题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需要谨慎处理这些地区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防止争端扩大或激化，加速推进与相关国家的磋商谈判，不给美国可乘之机。

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中国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政策界的共识，但美国因其内政外交上的困境已无力单独应对中国，不得不将盟友捆绑到其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战车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冷战思维不会再度甚嚣尘上，多边主义才是人间正道。正因如此，美国的亚太地区盟友不会轻易与中国为敌，冷战式的“亚洲版北约”不太可能出现在当今的亚太地区。面对美国的“综合威慑”，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以战略性综合手段加以应对和妥善处理。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在美国的遏制打压下，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实现和平发展。（作者：王帆 外交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