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正常关系的再思考：理论、历史与未来

内容提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中俄关系的强烈质疑和诋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认知层面的极度线性思维方式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本文对中俄数百年交往史进行了梳理和研判，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摆脱了近代极不对称形态和冷战时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高水平的、正常的互动机制。这一定位不仅是对西学中缺失中间层次的“有限论”和“威胁论”的必要矫正，也是对极化的“西方主义”的批判。中俄关系的深化与扩展对欧亚大陆的稳定和繁荣而言不可或缺，也为国与国、不同文明之间预防、掌控和处理危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以外，还极力弱化、离间甚至破坏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于西方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垄断态势，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公正和有原则的中立立场被描绘成善恶不分、损人利己的标志；中俄之间的正常交往，包括不断深化和扩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西方语境中更成了践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邪恶“轴心”。如此恶意炒作，不仅屏蔽了西方在俄乌冲突中的原罪（北约无休止的东扩），强化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的垄断权力，还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了中俄两国内部对俄乌冲突的理性评估和认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双方保持和发展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努力。

本文力图从西方关于中俄关系研究中的若干主要流派为切入点，进而梳理中俄交往的轨迹。一个初步的结论是，中俄关系在经历了近代西方历史性扩张、20世纪大起大落的中苏关系后，进入了相对稳定、不断深入和扩展的正常交往阶段。中俄正常关系的理念与行为，不仅是对西论中的极端论点（“有限论”vs.“威胁论”）的矫正，也揭示了包括国关理论在内的“西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在充满风险和战乱的21世纪，中俄正常关系的扩展和深化，对探索不同文明的共存之道，塑造一个正常、稳定的国际秩序，无疑是一个有益和可行的范例。

一、西方视角下的中俄关系

西方对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持的公正立场的极端负面的评判，除了政策层面的刚需（防止中俄进一步走近或结盟），还有其特定的认知和理论的根基，即后冷战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对中俄关系的论述，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有限和解论”和“中俄威胁论”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中，中俄（苏）之间要么芥蒂难消，同床异梦；要么互为盟友，威胁他国；而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层次则被认为是反常或令人困惑的现象。

（一）有限论

“有限论”（或称“有限和解论”）起始于冷战后期中苏开始缓和关系并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之际。尽管此类文献涵盖了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型，其立论和结论几乎都围绕一个挥之不去的命题，即中苏/俄关系的改善仅仅是技术性的，有限的，缺乏亲和度、前瞻性和持久力。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安德森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限性》，戈内特的《有限的伙伴关系》等。尽管有分析主张对中俄关系的性质和走向持某种开放态度，但多数的著述都致力于发掘中俄关系中的种种分歧、裂痕和众多潜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敏感的边境问题上，当然也包括中俄各自在认知层面对对方的误解、猜疑以致怨恨，不管是基于历史的遗痕、现实的无奈、还是臆想的发挥。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前后，“有限论”更是质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危机时期的力度和韧性。

“有限论”着墨最多的是中俄军事关系。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蔡明彦（Ming-Yen Tsai）的《从敌手到伙伴？后冷战期间中俄军事合作关系》一书。作为一部涵盖中俄军事互动方方面面的专著，蔡文几乎通篇都在发掘、考证和“坐实”中俄之间快速发展却又起伏不定的军事关系中的“限度”。

在西方学界“有限论”的海量著述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出版的波波·罗（Bobo Lo）的力作《一个轴心，各取所需》（Axis of Convenience）。波波·罗认为，中俄之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矛盾重重，充满了非对称（asymmetry）和令人困惑的成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过是对双方来说颇为“方便”的话语安排，且往往是技术和功能层面的；这使得中俄得以在双边、地区或全球事务中“夸大”双边关系的质量，但不可能进行任何长远的“战略性合作”。在波波·罗看来，中俄之间的历史恩怨是造成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之一，“在两国漫长的交往史中从未有过‘纯粹的友好关系’”；而苏联解体后中俄之间国运的反转，更加深了双方在心态和观念上的扭曲和不对称性，尤其是在帝国野心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方面。

该书出版11年后，波波·罗将“有限论”者定义为“怀疑派”，这些论者认定中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中俄只能在技术层面合作，战略层面互信互助的状态无法一直持续下去，尽管由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近年来不断同时强化对中俄战略空间的挤压，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在外交和安全层面的合作会更为紧密。俄乌冲突爆发后中方有原则的中立政策在波波·罗看来却是中俄关系“各取所需”的“战略便利”（strategic convenience）。

（二）威胁论

对中俄战略关系的力度和前景存有疑问和戒心的“有限论”的对立面是“中俄威胁论”。在“威胁论者”看来，似乎中俄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所有动作、成果和合理预期，都是对西方的挑战和威胁，不管是现实存在的还是臆想之中的，尤其是在中俄军事交流的技术层面。与之相关的一个议题是中俄“结盟”的可能与前景，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后。

即便是在俄乌冲突发生前的数年，西方学界和政策圈在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是否“终结”的大论战中，就在追责中俄对西方“自由秩序”的“修正”和冲击，尽管有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西方“自由秩序”的弱化和所谓“终结”多半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身的原因。在自由派看来，后冷战时期中俄各自的转型方式、结果非常不同，如中国的渐进改革和稳步崛起，俄罗斯的激进转型和历史性衰落，但二者居然会相安无事，且日益紧密，这不仅不可思议，其合力也构成了挑战西方的所谓“修正主义轴心”（Axis of Revisionists）。

（三）建构主义：超越或反噬？

“有限论”和“威胁论”虽然各自成理，但留下了巨大的认知、想象和质疑的空间，也自然引发了若干“整合”的尝试，比如后冷战时期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罗兹曼的《中俄挑战国际秩序》一书。在他看来，后冷战期间中俄之间既密切合作又深度分歧的双重性，可以借助建构主义的民族认同框架加以审视。罗兹曼的民族认同范式是一个复杂的六维建构，包括意识形态、历史、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组成的集合标志、国家组织系统、对外政策表述以及民族认同的力度；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其中既有历史的痕迹，也不乏对现实的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罗兹曼将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中俄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的头二十余年（1991—2013年）合力对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体制，根源是冷战期间共同的共产主义体制、相似的政治历程和意识形态；此后双方日渐扩大的分歧则源于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Sinocentralism）和大俄罗斯主义（Russocentralism），尤其体现在中亚地区相互对冲的“一带一路”和欧亚共同体战略方面。无论何种形态，中俄都是西方国际秩序的挑战和威胁，正如此书标题“中俄挑战国际秩序”所称。

（四）西论的基点与盲区

“有限论”与“威胁论”作为西方研究中俄关系的主流，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因由。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强调国与国之间由于国力沉浮和利益差异而产生的近乎永恒的冲突，中俄关系的任何改善都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另一方面，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取向的西方自由主义，对华盛顿共识核心圈以外的中俄体制，具有某种天然的戒备和敌视。

在方法论上，“有限论”与“威胁论”的路径大相径庭。“威胁论”的切入点是中俄政体的非西方的“专制”或“威权”主义属性，以及二者之关系的“外溢”效应。在基于自由主义的“威胁论”者看来，专制体制之间不存在永久和平的基因，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永久和平只存在于民主国家之间，这也是所谓“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观念，还是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方式推行民主化的理由。以此推论，中俄间的任何“战略”关系，不仅仅是反西方体制的联手，且具有明显的“邪恶”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益政治极化、意识形态化、民粹化的语境中，包括“有限论”在内的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中俄研究领域，均呈现出泛污名化的趋向，充斥着各种“专制”、“轴心”的标签。如果说早期的标签化尚不能排除某些商业炒作，如2008年波波·罗的中俄“轴心”论；那么此后各式“轴心”论日益走俏，甚至在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时成为时尚，如2018年理查德·埃林斯与罗伯特·萨特的“专制轴心”、2018年西梅斯的“危险的联姻”、2020年斯滕特的“修正主义轴心”、2021年鲍尔泽的“同流合污轴心”。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媒体和公共空间中的“邪恶轴心说”已泛滥成灾。

尽管如此，相对于“威胁论”的“体制决定外交”的叙事路径，“有限论”更为注重中俄之间力量对比所导致的双边关系中的非对称性（asymmetry），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尤其是在国际秩序层面的制约力对双边关系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在“有限论”的叙事中，中俄之间难有稳固的双边关系，不仅仅是由于政体的原因，在中俄（苏）数百年的交往史中，双方在历史、文化、宗教、地理、国力、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的近乎永恒的非对称性，使中俄之间难有真正“正常”的交往。

（五）政策效应与“政治正确”

在上述“外因决定论”的框架中，以现实派为主体的“有限论”，认为中俄对西方体制“冲击”的性质和力度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兰德公司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把俄罗斯界定为“流氓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挑战者”。波波·罗在《中俄友好的限度》一文中，认为俄罗斯对西方体制的威胁远大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体制内”的中国，而且前者恰恰由于自己国力的衰弱而更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前任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也反对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

然而区别对待中俄并非“有限论者”的专利。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种族化的环境中，“威胁论”对中俄分而治之的政策表现是联俄制华。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俄网开一面，对华则施以重拳。原因之一是普京“温和的保守主义”与西方的保守派、美国极右派和福音派在理念上有相当的契合度，即对西方自由派恨之入骨。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斯金纳甚至公开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而冷战时期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

无独有偶，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领班人米尔斯海默一直主张对俄“友善”，以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按照米氏“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大国悲剧”的逻辑，守成与崛起大国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存在调和、共处的可能；相比之下，冷战时期美国现实主义理论的主流是沃尔兹的“两极稳定论”以及与之配套的“相互确保摧毁”原则（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承认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苏联安全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存在是可以接受的，而中国的崛起则必须阻止。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与斯金纳对高加索白种共产主义的偏爱，中间只隔一张窗户纸。而作为非裔的斯金纳，毫不客气地剥去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文明”外套，在美国国际关系学建立百年之际，重拾当年盛行的“种族决定论”的“初衷”，以此透视美国的两大战略对手，在美国身份认同和族裔政治高度敏感的今天，至少给人以时空混乱之感。

21世纪美国自由派/建制派的对华言论虽然避开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色彩，但其逢中必反的取向，事实上与保守派的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殊途同归：中国之错，不在于中方的行为，中国存在本身或“身份”（identity）即是原罪。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对华政策呈现一个怪相：俄国是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而美国却尽力避免直接卷入；尽管美俄实际上已经间接开战，美方仍对联俄制华念念不忘。与此同时，虽然美国官方至今仍未完全抛弃“一中”原则，拜登却已经数次表示美国会军事介入台海。由于美国精英的引导，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而足足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在这个意义上，相对理性的“有限论”，对美国对俄、对华政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认知和决策层面，铤而走险的俄罗斯的“危害”是有限的，西方对策也是有节制的；而中国的“威胁”则是全面的、持久的，以致不可逆转，对华论点越极端，政治越正确。

二、灰色的理论与历史长青之树

排除美国和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中强烈的意识形态成分，叙事路径大相径庭的“有限论”、“威胁论”和“认同论”的一个极为明显的共性，是对个体的相当精细的描述，如罗兹曼的六维建构。关注细节本身并无不妥，但事无巨细、主次不分，使罗兹曼包罗万象的框架显得异常凌乱破碎，给人以面面俱到却又一无所有之感（everything and nothing）。

相比之下，“有限论”和“威胁论”的理论架构相对简练，但在各自的范式中也在寻求因果效应的最大化。“威胁论”强调中俄“专制”的共性对西方的威胁；“有限论”则专注中俄之间的差异和非对称性，实际上也是在追求某种“完美主义”。平心而论，《一个轴心，各取所需》一书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可读性很强。然而基于西方现实主义对大国之间所固有的悲观主义，该作品认定中俄之间的差异导致两国的竞争和对抗成为永恒；除了“无处不在”的“差异”，双方因缺乏价值观层面的契合，所谓“战略伙伴关系”也是“言过其实”，充其量是非正常的、或者带引号的“正常关系”。

然而完美主义本身就是排他的。西学种种流派对叙事路径的终极点孜孜以求，对细节近乎繁琐主义地执着，往往见木不见林，失去了对整体和主线的把握，无法解答中俄（苏）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节点，比如，如何解读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中俄关系与冷战期间大起大落的中苏关系？二者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如果“差异”是中俄两国以致任何双边关系的常态，那为什么在政治体制和实力对比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却经历了由沸点到冰点的大起大落？后冷战时期中俄之间国运（strategic fortune）反差极大，实力对比强烈反转，为何中俄关系却保持相对平顺并稳步提升？为何同一个俄罗斯却无法与西方保持正常的、非对抗型的关系？换一个角度，如果说西方在后冷战时期不能容忍一个非西方、非西式民主、非白人的东方共产主义大国的崛起，为何也容不下一个基督教的、西化的、弱化的俄罗斯呢？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历史拐点到底是象征性的还是具有（不带引号的）任何实质意义？在分析层面，即便“差异”可以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常量，中俄今天的差异与中苏时代、清朝时期、沙皇时代有何不同呢？换言之，中俄两国在经历了近代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野蛮时代、20世纪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的激情岁月之后，两国之间的“差异”还会是新瓶旧酒吗？

面对上述问题，西学中的种种范式要么由于其预设的因果关系而选择性地失明（如现实主义和自由干涉主义），要么沉湎于人为的、碎片化的臆境之中（如建构主义）。然而，大道至简，“魔鬼”似乎在细节以外的宏观层面。面向21世纪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一种正常关系，这一定义基于以下三个考量：第一，中俄两国在经历了近代欧洲野蛮殖民扩张时期和动荡不安的20世纪之后，进入了相对平顺、正常状态。第二，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告别了传统的国与国关系中盟友与敌手的两个极端选项。第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正常关系不仅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选项，更是一个不断探索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实体和文明载体和睦相处的动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俄正常关系的深化和扩展应该是没有上限的。

（一）历史之重

中俄作为两大文明载体，其近代交往史有着复杂的经纬。其中既有中外交往史中中方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即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它保障了此后一个半世纪中俄两国的和平相处；也有中西交往史中最为极端的非对称“交易”，从1858年到1879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永久性地丧失了近17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土地，而其“接收者”沙俄仅仅作为鸦片战争的旁观者，只使用了威逼利诱的“外交”手段。

沙俄在远东的领土扩张代价极小，有其特定的地理因素。首先，位于欧洲文明东缘草原地带的斯拉夫人，在摆脱了蒙古统治后迅速东进，16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17世纪中叶便抵达太平洋沿岸，包括欧亚大陆与北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相较于西方列强19世纪对中国沿海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的入侵以及中方的强烈反弹，俄国所攫取的中国北部的广袤地区大多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防备不善，俄国人的入侵往往不为关注，也未曾遇到有效抵抗，没有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弹。

18世纪中叶俄国强化了对中俄之间漫长边境地区（蒙古国独立之前中俄边境线长达11000公里）的“试探”和“进取”，并在鸦片战争前后达到高峰。尽管如此，中俄交往300余年间两国间从未发生过全面战争。原因之一是两国边境均远离各自的政治经济中心，降低了全面战争的冲动。从康熙到乾隆130余年（1661—1795年）的清朝“盛世”，也使中俄间得以维持均势和稳定，直至鸦片战争前夕。

俄罗斯的“东向”战略，在相当程度上是近代欧洲“丛林”环境的外溢效应。处于欧洲边缘相对落后的俄罗斯为了生存，必须也只能不断地强兵黩武。尽管如此，俄国人东扩也有自己的“特色”。19世纪中叶沙俄在与欧洲列强的争斗中屡屡受挫，如俄国在第一次克里米亚战争中（1853—1856年）败于英法和奥斯曼联军，更加强化了俄人在东方寻求光荣与梦想的企望，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

在欧洲我们是寄人篱下的人，是奴隶，在亚洲我们则是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在亚洲我们则是欧洲人。使命，就是我们在亚洲传播文明的使命，使我们的精神得到补偿，吸引我们到那里去，只需开始动作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就将建立起来，她会重振老的俄罗斯，使老俄罗斯逐渐地重现升级，为老俄罗斯指明道路。

俄国人在欧亚大陆两端身份认同的强烈反差，显然也包含强烈的宗教和种族意识。相对于以露骨的帝国-殖民主义为特征的纯欧洲视角的东方主义，俄版的“东方主义”——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想之中的——被赋予更为“复杂”的情结，或某种更具“人情味”的东方情调。此论或许是对萨伊德的后现代主义的微调，但也仅仅是从俄罗斯的单向自我认知出发的。近代东亚朝贡体制的解体，沙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管是临门一脚，还是落井下石。在国人眼中，沙俄与其他列强并无二致。沙俄得以在华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与中俄间的极度不平等互为因果。中俄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态势——或按照“有限论”称之为“不对称性”（asymmetry）——直到20世纪末才得以纠正。

西方列强对清王朝的深度侵蚀，既为沙俄蚕食北部边疆地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最终遏制了沙俄在华“利益”的进一步膨胀。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腐败、软弱的清政府居然“选择”中立，无数百姓成为交战双方杀戮的对象。然而日本的胜利至少在短期内中止了俄国在华扩张的势头，而对中国来说，这仅仅是20世纪更为深重的民族灾难的前奏。

（二）“短暂的20世纪”

冷战结束后，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以一战（1914年）为起点和苏联解体（1991年）为终点，将掐头去尾的“短暂的20世纪”定义为“极端时代”。在霍氏笔下充满动荡、激情、毁灭和重生的世纪中，中俄/苏两国的国难与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传统帝制的解体，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世界大战中的巨大牺牲。然而，两国之间的非对称或不平等状态一直持续，这不仅仅表现在俄罗斯东向政策的持续；中苏之间综合国力差异巨大，苏共的意识形态更是深度介入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整合。可以说，苏联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持久的、深刻的。

清朝的陨灭与民国初期的混乱无疑为俄国扩展在华利益提供了绝佳机遇，如参加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行动，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日本大打出手，推动外蒙自治乃至独立，还不断“试探”鞭长莫及的西藏，客观上刺激了英国对西藏的侵蚀。然而20世纪俄国对华战略的最大变量，却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全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反帝反殖的成分。早在一战爆发前数月，列宁就提出了民族自决的理论。此时欧洲列强正在为瓜分世界进行最后冲刺，他们之间为争夺海外殖民地控制权所引发的仇恨，反过来加剧了列强在欧洲的对峙，直至1914年夏欧战爆发。

列宁的民族自决论意在削弱沙俄的专制主义，但对战后帝国废墟上存留的无数弱小民族和前殖民地来说，反对这场帝国/殖民主义战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言不由衷的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相比，具有巨大的感召力。相比之下，威尔逊理想主义光环下的西方帝国/殖民主义仍然奉行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巴黎和约绕过中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不仅违背了威尔逊自己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也使一度对“德”、“赛”二“先生”顶礼膜拜、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知识精英急剧转向救亡（五四运动）。

1919年7月25日，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6月28日）尚不足一个月，苏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单方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放弃俄国以前在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和租界；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再次发表内容基本相同的宣言。由于种种原因，俄方的政策表述未能施行，但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历史性忏悔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即加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认可。加拉罕第二次宣言后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此后70年中苏之间动荡、复杂、多变的关系中又平添了意识形态的变量。

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政治符号的影响都是深刻和持久的，不管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对中共的支持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弱小的中共为了在内乱与外患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接受来自远方的不乏善意却往往不合时宜甚至十分武断的指导，有时还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造成这种极不对等的两党关系的因素，不仅仅是苏共坚持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轻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还包括苏共的意识形态其实也是苏联国家利益在华最大化的工具，其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苏联中心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28年里履险蹈难，几近濒亡，绝后重生，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苏区反围剿最终失败、迫不得已的长征、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群众路线、自力更生、游击战、持久战的提出，到渡江战役，直至解放全中国，中共内部的本土派在与苏联中心主义的复杂博弈过程中，一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以及与之相配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战争战略战术。

苏联方面，与中共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并未改变其一味追求本国私利的惯性。外蒙在苏联一手操纵下脱离民国，最终独立；苏联1945年对日宣战居然以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为先决条件；1949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斯大林仍不同意解放军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更担心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共会挑战苏联作为国际共运中心的地位；朝鲜战争前对金日成偏听偏信，战争爆发后对华军援又缩手缩脚，如此等等。

不可否认，中苏蜜月时期苏联对华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对恢复中国经济、建立骨干产业、维护新生政权的独立和安全，都起到关键的甚至无法替代的作用。苏联对华大规模的技术转让、包括核技术的转让，也是空前绝后的。然而与此同时，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参与和介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中央集权模式在华全面施行，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不同经历和性格，也造成两位领袖之间沟通交流的困难，最终使毛泽东回归“群众路线”。从大跃进时“超英赶美”、20世纪60年代的意识形态大辩论、到“文革”“挖身边的‘赫鲁晓夫’”，以至在7000公里的边境各自陈兵百万，中苏关系在短短十余年间经历了从同志兄弟到不共戴天的剧变，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倍增器”，放大以致扭曲了双边关系中的共同点和分歧处，在国际关系史上鲜有所闻。

中苏关系大起大落，两败俱伤，恐怕也使双方政治精英大彻大悟。直到20世纪80年代，双方才得以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的禁锢，克服政治隔阂，妥善处理历史积怨，逐步降低战略对峙，使两国关系步入务实、稳定的恢复阶段，并在1989年5月一致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中苏关系的基础并写入联合公报，最终迈出了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一步，为两国尤其是中国应对此后国际体制重大转型的冲击，赢得了宝贵时间。

（三）后苏联时代：从“存异”到“求同”

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节点，它还开启了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在经历了从“沸点”（十年“蜜月”期，1949—1959年）到“冰点”（30年敌对期，1960—1989年）的震荡之后，双边关系仍面临若干不同可能，如赵华胜提出的两极之间的其他三种模式（见图1）。

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之际，刚刚实现去意识形态化的中苏/俄关系仍面临相当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再度显现的意识形态分野，这首先来自两国的内部变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激进的西式政改、叶利钦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即“休克疗法”），与实行渐进经改、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形成强烈反差，中苏/俄在政治理念、转型战略和国家体制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对苏俄巨变的情结相当复杂。

至少从中方角度看，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的俄国应该是亲西方的。而一个转型困难或失败的俄国虽可能是反西方的，但至少是不稳定的、分裂的、混乱的，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对于以西化为己任的俄罗斯精英来说，中国渐进改革遭遇的瓶颈和困境，至少是俄方应尽量避免的路径。对中国的戒备，也表现在俄国的亚洲政策安排的轻重缓急上——对华政策竟然排在俄国对日本、印度和韩国之后。叶利钦本人1992年1月底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俄国认为美国和西方不仅仅是俄国的伙伴，更是盟友。这种关系是文明国家之间进行革命性的和平合作的前提”。以民主姿态出现的俄政权迅速赢得了西方的道义支持和政治认同。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结果，成为主导国际话语权的西方的强有力的舆论导向工具。

中俄之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调整和适应这一全新局面，维护来之不易的正常关系，包括两国之间漫长边境刚刚启动的裁军和互信机制，对中俄双方都是一个巨大挑战。回头看，中俄两国政治精英在国际和国内局势均异常严峻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进行沟通，稳定和规范了双边关系的基本格局，避免了意识形态的干扰。1992年年底叶利钦访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首次确定中俄视对方为友好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尊重对方人民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不参与针对对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不与任何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对方主权和安全的协议等。至此，中苏关系相对平稳地过渡到中俄关系。

在此之后的1993—1994年，后休克疗法的俄内政进入多事之秋，直接导致了1993年10月的宪政危机，而中俄政府之间的交往却日益频繁和规范化。1994年1月俄方首先提出，中俄间应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方积极回应，认为双方应以务实、合理的方式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边贸、非法移民等，双边边境协定执行中避免政治化和情绪化等问题。1994年9月江泽民访俄期间，双方确立了“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两国在各自社会转型期间意识形态鸿沟日趋扩大的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实现了和睦而不同，存异而共处。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俄两国的外部环境均明显恶化。1995年李登辉访美，中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台海和太平洋两岸危机频频，中美实际上处于战略对峙状态。与此同时，北约东扩、1995年波黑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也严重侵蚀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的西式民主化转型并未得到西方的任何同情和善意。中俄两国为了摆脱战略被动，拓展外交空间，有必要在“存异”的基础上在战略层面协调行动。1996年3月，俄罗斯副总理奥列格·达维多夫首先提出这一观念。叶利钦在1996年4月23日启程访华途中，建议修改即将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草案中的措辞，把原来确定的“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修改为“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至少包含三个主要支点：一是使双边高层交往制度化，双方同意建立定期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机制，设立北京-莫斯科热线，不断扩展和深化各级政府间的交流协调机制。二是稳健推进边境安全、勘察、非军事化、增强信任等措施，并以此建立多边安全机制（即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三是加大双边和多边外交协调的力度和范围，推动国际秩序层面的多极化和民主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叶利钦任期最后一年（1999年）达到相当水准。在1999年12月9—10日叶利钦访华期间，中俄双方表示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和均势的多极国际社会。作为俄国“民主之父”，叶氏选择中国作为离任前的最后出访地，在京期间甚至有意提醒美国，俄国仍拥有强大的核武库。中俄战略默契与合作的想象和操作空间显然在延伸和扩展。

回头看，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双边关系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其历史和现实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俄首先在社会转型的高风险期，尊重了彼此在内政问题上的“异”，进而在险象丛生的国际环境中携手求“同”，更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携手开辟出一片天地（上海五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的“正常关系”，向高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协作过渡。

然而中苏关系40年（1949—1989年）的极端模式（盟友或敌手），对后苏联时代正常的中俄关系而言仅仅是一个参照物，没有也不可能对未来的双边关系提供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尤其是在国际秩序和中俄两国内部均经历巨大转型期间。在这个意义上，中俄之间正常关系的走向、力度和任何结果，仍存在相当的变数，并非是排除了盟友或敌手的极端模式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了。维护、发展和深化正常的、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双边关系本身，对两国政治精英来说都永远都是处于进行时的挑战。叶利钦1999年访华后突然去职，对刚刚回暖的中俄正常关系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四）普京时代：西向vs.东进

普京时代骤然降临，对于经历了只有“休克”而无任何疗效的俄罗斯来说，克宫新人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如克服后苏联时期的经济乱象，恢复和强化政府功能，扭转地方政府的分离倾向，铁腕打击车臣叛乱等等，都是可以预见的，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普京执政初期在内政方面“去西化”，外交上却明显“西向”，这包括提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建议与美欧共建反导系统，上任之初就与美国高官长谈，却在早先承诺的访华问题上一再推诿。2000年7月18日，普京对北京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似乎也是他参加冲绳G8峰会前的“顺访”。即便如此，俄罗斯外交界仍认为俄新总统应对中方的“盛情”保持清醒，避免出现类似叶利钦那般的“头脑发热后”的“胡言乱语”。叶利钦亲手指定的接班人在对华政策上显然是在“去叶利钦化”（un-Boris）。

作为横跨欧亚大陆、拥有11个时区的大国，东西兼顾是俄罗斯外交的常态。对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已持续多年的“冷和平”，克宫易主也是缓解与西方关系的难得机遇，而情报界出身的普京曾驻欧多年，理顺与西方的关系亦是惯性使然。中方可以理解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动作，底线是不能损害中国利益。而普京提出加盟北约、共同开发反导系统的设想，为中俄关系注入了相当的不确定因素。俄罗斯加入北约意味着中国将在漫长的北部边界独自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中亚的原苏联各国也难以自持；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亚太战略，中国将不再具有任何战略纵深。与此同时，美俄之间的任何反导交易，不管是美国的全国反导体系（NMD）还是战区反导系统（TMD），都会极大地弱化中国极为有限的核武库的威慑能力。事实上，普京接任后，美俄加快了在预警方面的合作，并在半年内与美方达成协议，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双方共同操作的导弹/宇航发射预警信息交换中心。

为了尽快稳定后叶利钦时代的中俄关系，2000年7月中俄领导人两次会晤。第一次是7月初在杜尚别召开的“上海五国”年会上，江泽民与普京首次见面，确立了在反导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也重申了各自对台湾和车臣问题的承诺。与此同时，上海五国决定进一步扩员（增加乌兹别克斯坦）并深化合作。两周后普京首次访华，也就是中俄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双方签订了《中俄北京宣言》，确认了此前双边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还就反导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在反导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使普京在稍后的G8年会上得以联手法德加，共同反对美国偏离1972年的反导条约。

普京当政第一年结束时，小布什总统重回大国对抗战略，对中俄两国重拳出击。中俄的直接反应是进一步强化战略合作，同时抓紧制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草案。2001年6月15日，中俄共同推动的上海五国正式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7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签订。回头看，中俄在2001年中期的两大动作，在之后的数月乃至二十余年里，使双方在动荡的国际时局中处变不惊，保持战略定力，同时发展双边关系。上合的宗旨是保持地区稳定，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两个半月后，“9·11”事件发生，中俄在中亚“提前布局”，显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9·11”以后美军大举进入中亚，严重扭曲了地区安全形势，但中俄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作为指导21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双方长期的战略协作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有助于双方尽快适应“9·11”后的反恐与反霸之间错综复杂的局势。与此同时，中俄作为超大型国家和文明载体，得以保持各自的外交、军事和内政的独立性，这当然包括俄罗斯2022年2月发动的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及中国所奉行的有原则的中立政策。

中俄之间的正常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互动过程，很难以好坏、对错等简单的价值判断方式加以评判，也一直存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至少从中方看来，两国间政热经冷的持续，俄对华军售的种种顾虑，上合的经济短板，远东开发中俄方的迟疑与戒备，俄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抵制等等结构性和观念上的障碍一直存在；也时有严重影响两国人民感情的个案，如2009年2月中国商船“新星号”在海参崴近海被俄海警击沉；俄外交、军事战略的一系列重大突发动作，如2008年的俄格冲突，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半岛，以及2022年年初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固然有后苏联空间动荡的结构性因素，俄罗斯民族性、领导人个性和政策风格，也或多或少地塑造了“战斗民族”的“战斗”风格。其实俄罗斯政策的大幅摇摆度和突发性是一个历史常态，尤其是在领导人更迭期间：列宁到斯大林；赫鲁晓夫的“解冻”（非斯大林化）到勃列日涅夫的正统（或僵硬），再到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改。如前所述，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在东西之间的摇摆幅度和力度的反差更为明显。维护、稳定和发展同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文明体的正常关系，有解决不完的问题，难度非常之大，尤其是在俄罗斯历史性衰落和中国稳步崛起的巨大反差的21世纪。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俄之间“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经历了“存异”后而“求同”的“成熟坚韧”的正常关系，它可以应对中俄之间的那些在普京看来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双方经过磋商，往往可以妥善解决，“避免成为死结”。在这个意义上。在经历了近代（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俄国/苏联对中国的不对称关系、告别了意识形态至上的大起大落的中苏关系之后，21世纪中俄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永远在路上的漫长互动过程。对此，笔者写于2006年的一段文字，今天看来仍可堪用：

21世纪对中俄双边关系的最大挑战，恐怕是目前来之不易的“正常”关系本身。无论如何，冷战时中俄从“蜜月”到反目，虽酸甜苦辣，自不在言，却都快刀乱麻，一蹴而就。比之毛泽东时代中俄之间浪漫的“沸点”和悲壮的“冰点”，双方目前正常的“柴米油盐”关系更是一场韧性角力。……中俄两国在新世纪中要相干无事、善待对方，仍任重而道远。

三、中俄“正常关系”的哲学思考

本文收尾之时，俄乌冲突已一年有余。这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中俄“正常关系”的论点，即双边关系中排除和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同盟中的自动锁定机制。作为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超大型文明体，中俄有能力也有意愿按照自身利益和是非曲直行事。莫斯科开战，北京促和；后者不仅仅局限于俄乌，而是在文明的高度，尤其是在大中东地区，成功化解了多国之间的积怨和世仇，为最终打破俄乌之间的坚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中美关系，提供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与此同时，西学中的“有限论”和“威胁论”者们仍在“中俄结盟”问题上原地打转，完全无视欧亚大陆东西两翼地缘政治博弈的强烈反差：后苏联空间俄罗斯漫长的东西边界为何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为何中俄两国（外加中亚五国）能够相对稳定、逐步深化和扩展双边正常关系，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双方数百年的边境问题？而一个致力于全盘西化的俄罗斯非但不能融入西方，甚至难以与之共处，最终铤而走险，发动西方定义为“无端攻击”（unprovoked）的俄乌冲突？俄罗斯在意识形态、历史渊源、宗教信仰诸方面与西方有诸多共性，为何反而为后者排斥、羞辱甚至欺骗？

（一）窥见“西方主义”

“有限论”和“威胁论”论者在认知层面的巨大盲区，背后是西论中单向的和天真的线性思维和逻辑方式，这里不妨称为“西方主义”。在这个框架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种种流派，在方法论上都是以N数最少的自变量来解读以人为核心的复杂的现实世界，以求得理论的最高纯净度，有意无意地忽视好坏、对错、黑白之间的广大中间层次。在政策层面，西方资本主义、帝国/殖民主义、社会/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各种思想意识流派，更是按照自身的极端逻辑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标准影响和塑造世界。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别代表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尽管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在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面对一个拥有各种色彩和层次的“混沌”世界，美苏两国所开出的药方极为相似，即把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善恶分明的两极世界，并按自身的价值观念改造和征服对方。为了保持各自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保障自身公开或隐蔽的国家利益，美苏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有限主权论”，极力排斥“第三条道路”。美国以政变方式推翻智利的民选总统阿连德，苏联则把“布拉格之春”消灭在萌芽之中。西方主义在方法论上“从一而终”，在意识形态方面以“我”划线，在外交上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主义在各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品性，与宗教激进主义强烈的排他性极为相似。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义治下的世界呈现一幅极为扭曲的怪相。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大师级人物（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福山等）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际间的乱象与西方热衷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理念却渐行渐远。“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挑拨是非，制造矛盾，致使该地区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一度越打越多，越战越强（如“伊斯兰国”的崛起）。美军被迫撤出匝地烟尘的阿富汗，却又义无反顾地投入新一轮的“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并拒绝考虑中国多次提出的停火促和的努力。对于尚无战乱的亚太地区，美国又策动“台独”，加剧台海紧张，挑动盟友群殴中国，以此牵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西方治下的乱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不解之缘，原因很简单：悲观的西方现实主义致力于用强力整合“不确定”的世界；冷战后流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完全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将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交往视为你死我活的惨局。与此同时，乐观的西方自由主义把广袤的非西方世界视为西式民主政治体制和西方资本势力的自由空间，通过“华盛顿共识”塑造一个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无论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无意也无力与一个多元的、充满灰色的混沌的现实世界共处。

尽管如此，自我国国门打开以来，西学大举入华，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对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看似有条有理、整体上却谬误千里的种种范式，部分学人视为神明，致力于发掘所谓的“终极理论”，有意无意地争当中国的“亨廷顿”或中国的“牛顿”。这种对西学范式的顶礼膜拜，且不说与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多少关联，至少在方法论上似乎迈入了西论线性思维的死胡同。笔者并非反对研究、学习和借鉴西论，纯学术的自娱自乐也未尝不可；然而过分投入、以西贬中，甚至以此为荣则不可取。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独立自主外交，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然而它不仅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巨大群体带来了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持久的安定和繁荣，也使中国远离西方主义的基本内核。这里所说的“远离”，不是抛弃或决裂，而是在经过百余年的彷徨、反思、追求和探索之后，中国在其历史性崛起的过程中，能够同时对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不同要素进行评估、筛选和理性借鉴，而不必在不同的范式之间被迫进行“零和”式的、并且往往是痛苦的抉择。在这个对西论的理性筛选的过程中，中华传统理念、常识与智慧也被发掘和利用。

（二）传统、现代与未来

中国学者赵华胜注意到，近代史上中国的强大不会导致中俄关系紧张，而俄罗斯的强大却会使两国重新出现领土问题。这一论点的提出至少有两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是对于当下的中俄之间高水平的正常关系。“有限论”的基本论点之一，是中俄在21世纪国力反转，使俄罗斯沦为中国的附庸，最终会反噬双方的战略互信和正常交往。基于这一判断，美西从未放弃“联俄制华”的设想，即便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大打出手的今天。中俄反目为仇的可能不是没有。然而，西论忽略的不仅是中俄30余年正常关系中巨大的内生性，稳定的双边关系也是中俄共同的战略利益，不是西人对俄罗斯吹吹耳边风就能烟消云散的了。

在哲学层面，赵华胜的论点其实可以扩展到中俄关系以外的中国传统和现今的外交理念和行为。除了“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处事之道以外，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秩序，不是以纯粹的实力或实力平衡为游戏规则的丛林秩序，而是一个以公正但不平等关系为前提的超稳定建构。中国周边诸国在口头上承认中央帝国/君主的权威，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以换取前者的册封，并实行实质上的高度自治。换言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理论上的不平等而实际上的共处，中央政府不干涉各“藩属国”内政。相比之下，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的西方秩序，仅仅在理论上和口头上倡导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平等，而实际运行的国与国关系则是以弱肉强食为基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朝贡体制并非十全十美，其中不免掺杂昏庸与傲慢的成分，但作为一种与邻国交往的规范，其成本对相关各方均相对低廉。据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政治学者康灿雄考证，从明初到鸦片战争500余年间（1368—1881年），中国只有两次越境大规模用兵的记录；无论成败，中方均战后撤军，无意驻留；而且中国周边的主要政治实体基本保留下来。相比之下，大概同一时期英法两国直接交战46起，瑞典一国参加的战争达32次之多。理论上主权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制度仅仅是终止了基督教内部教派之间的杀戮，却开启了长达数百年战损率极高的“西方内战”至今。1500年欧洲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多达500余个，到1900年仅剩20个，其中绝大部分都已被永久淘汰（见图2）。

笔者在此并无意呼唤朝贡体制的回归，在习惯了主权平等理念的21世纪也不可能时光倒流；在此仅指出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以及对实力的完全不同的运用方式。在回归了传统、常识和理性的中俄正常关系中，中方一直尊重俄罗斯的选择，尤其是在俄罗斯处于历史性衰落的过程中避免西式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手段。俄罗斯东线无战事、西线烽火连天，其历史和现今的困境、出路和前途，在与东西文明（或不文明、反文明）的互动中，已有明确答案。对此，冯绍雷教授多年前的一段文字有点睛之力：

一个像俄罗斯那样具有几起几落复杂历史的基督教大国与一个作为古代文明中心的东方大国，全面而直接地交往与接壤，世界历史从未有过。

中俄之间高水平的正常关系，不仅为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对理念平等而现实残酷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也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路径。（作者：于滨 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