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的嬗变与出路

朝霞映照下的中国上海洋山深水港集装箱码头。

中美相互经贸依存度不断下降，脱钩在加剧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比较新冠疫情前后的中美经贸关系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金融关系，中美两国的脱钩趋势都在扩大。数年前学界和舆论作出的“中美不会脱钩”判断，现在看来显得过于乐观了。

仅就贸易而言，尽管疫情肆虐、中美总体关系不断恶化，2022年两国贸易额仍然连续第二年扭转了因2018年“贸易战”而出现的下滑趋势，创下759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海关统计）。究其原因，是疫情背景下，只有中国在开足马力生产，来自美国的订单大量涌入。但是，进入2023年，中美贸易并没有随疫情结束和中国经济复苏而步入更快恢复轨道，反而再现负增长。2023年前五个月，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5.5%，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8.5%，而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增长了4.7%。所以，中美贸易在两国对外贸易当中的比重也是大幅下降的。此前，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额当中的占比已在逐年减少，从2017年的21%、2018年的15.6%下降到2022年的13%。这意味着双方对对方的重要性都在下降。

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加拿大、墨西哥一度成为美国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崛起，先后超过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历史最高点，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却继续下降，降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位次低于墨西哥、加拿大。这一趋势值得高度关注，不能单看中美贸易的绝对量，还要看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化。

而就具体贸易物项而言，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继续萎缩。2022年美国自中国大陆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比减少0.4%，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比减少2.4%，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两国科技加速脱钩的趋势。再具体看相关产品类别，除生物技术产品贸易相对稳定外，中国出口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无论是数额还是在美方进口结构中所占比重都继续下降，尤其是光电和信息通讯（ICT）产品，降幅最大。2016年中国光电产品对美出口总额一度达到56亿美元，而到2022年下降了67.6%，所占美方进口总额比重也从22.39%下降至6.35%。ICT产业是目前中美脱钩趋势最明显的产业。

2023年8月27日晚，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穿绿衣者）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在机场受到中国商务部官员迎接。

周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详细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自美进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多于上升。在我国海关编码99大类产品里，降得最快的是第12章（含油籽仁和果实）产品，大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类别产品。2022年1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在中国进口的所有大豆中所占份额是64.6%，而2023年7月只占2.3%。再就是第20章（蔬菜水果），美国产品在我国市场所占份额降了近一半。自美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降幅也很明显，这里有我国汽车产品及出口激增的背景。当然，中国自美进口也有增长的商品，主要是第1章（活动物和动物产品）和第30章（药品），美国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所占份额分别从2022年1月的约4.1%和11.3%扩大到2023年7月的15.0%和15.7%。

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另外一幅图景。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分布非常广泛，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仍很强，但也有不少产品对美出口降幅明显，主要有三大类：第36章（炸药、烟火、易燃材料制品等），对美出口在相关产品总出口量中所占比重从2022年1月的53.8%降至2023年7月的12.2%；第46章（稻草编织产品），从27.3%降到21.5%；第66章（伞类、手杖等产品），从27.0%降至10.1%。对美出口仍在增加的产品类别相对较少，主要是玩具、运动用品。

中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两大类产品是第84章（非电气的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和第85章（电气电子产品及其零件），从数据上看，到目前为止双方进出口仍大体保持平衡。

马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跨疫情这几年（2018～2023年）的中美贸易，波动非常大：“贸易战”爆发后，2019年的中美贸易额出现显著下滑，2020年大概是出于对抗疫物资的强烈需求，相互进口又明显增加。2021、2022年，我方兑现“第一阶段协议”承诺，增加自美进口以减少对美顺差，加上中国供应链韧性经受住疫情冲击得以显现，中美贸易额再度激增。但2023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又重新下滑，根据中方统计同比下降了14.5%，美国需求减弱是重要原因之一。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美方基于贸易霸凌主义强行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至今没有取消，构成对双方正常合作的表面干扰。从2018年至今，美国对华整体关税水平从3%上升到19%，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只增加了2%～3%。相应的，由于采取了反制措施，中国对美整体关税水平也从8%上升到21%，升幅没有美方大。而同期我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从8%降到6.5%。

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因素空前复杂，预期在改变

周密：在观察和谈论中美经贸关系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人们对它的预期在改变。过去，人们觉得中美经贸摩擦更多是源于两国经济和市场方面的竞争与矛盾，没有什么不能通过协商谈判加以解决的，因而多为短期现象，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也是其作为“非主流总统”采取的“非主流措施”。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衣钵，以更大声势和力度推进对华战略竞争，并且在科技、军事领域采取更加精准、严厉的对华封堵打压措施，把人工智能、视觉识别、通讯电子等高科技领域的更多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进行更严密的监控和限制。这使得大家意识到，中美经贸关系的逐渐疏离只不过是两国战略目标对立、战略矛盾激化在具体领域的具体表现罢了，有可能形成长期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也日益受到意识形态、人权、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冲击，甚至受到不与中国相邻地区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比如乌克兰危机）影响，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市场预期的改变必然带来市场主体行为的改变，企业不再仅根据成本高低来估算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而是不得不考虑即使达到合规要求，正常经营的项目是否也仍存在因政治、安全等领域不可测事件而发生中断的风险。越来越多的两国和其他国家企业主动调整供应链布局，以规避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带来的风险。放到更广视域里看，中美乃至全球贸易的逻辑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只注重分工和效率，变成现在既强调分工和效率，又重视安全和防风险，对安全的注重甚至超过对分工和效率的强调。这样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严重地挤压着中美、中外经贸关系中的利益协调和妥协空间。 

继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后，9月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美省州经贸合作研讨会9月在厦门召开。双方最近也已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接下来会有一些平时重点关注经济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访华。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方政要都在不断重申，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应当承认，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还有合作的空间。但是，企业对中美关系信心的流失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可能。中方对美方不仅“听其言”，更在“观其行”。美方一边口头强调“无意脱钩”，一边不断出台行政令、国会立法或部门清单严限双边贸易投资活动，无助于重建有利于两国合作的底层逻辑。

董汀（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结构性的变化背后，是结构性的矛盾。中美两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不应是与对方进行战略竞争并重构世界格局，而是谋划好、维护住自己的安全与发展，彼此经贸关系的核心矛盾可能已经变成各自日益增长的安全和发展需求与地缘政治、技术迭代等带来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看到，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相互重要性在下跌，存在一系列强行脱钩的举动，但各自又在不断出台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扶持创新、保护发展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形成一种“倒挂”。

中美之间强行脱钩的举动最集中体现于科技领域，背后的驱动力是新一代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现在的网络技术门槛比较低，后发优势明显，而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增长是指数级的，可能是“去后发优势”的，也就是说，一旦一国掌握了先机，就有可能是“一骑绝尘”式地一直领先下去，不给别国留下赶超的可能。美方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就要确保占据新技术的上风，为此挖空心思打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甚至采取产业政策、政治打压以及非常规手段，不惜牺牲自己的企业和经济利益，纯粹的经济理论和市场逻辑不再起绝对主导作用。但与此同时，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也高度不确定。“脱钩”也好，“去风险”也罢，都是美方应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手段。风险不确定，所以手段也不固定，不断变化，动态调整。

美方对我们进行科技打压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中国的数字技术竞争力。新一代数字技术，集成电路是“根基”，人工智能是“本源”。过去十几年，美方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主要集中在“根基”部分，也就是限制与芯片相关的对华硬件出口。接下来，限制措施会逐渐向人工智能的算法等领域聚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基本评估大概是：中国虽然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基础研究能力尚不足以引领“范式性的”技术突破；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发展和创新深度得益于国际合作，凭借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在算法测试与改进方面比美国更有优势，但美国仍能凭借自己的基础研发和社会创新能力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占据先机。这一判断恰恰构成了美国把“大刀”砍向中国加强基础科研所需产品和技术的底层逻辑，而“大刀”一旦落下，受损的不仅是基础研究本身，商业创新、研发投资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科研作为科技产业价值链的支柱，既是创新的根基，也是可持续研发投入的重要来源。

第三方卷入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贸易在转移

李巍：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直接导致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加快进行。过去两年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在积极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同时，主动推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墨西哥、加拿大在美国对外贸易当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回升，就是推动“近岸外包”所产生的效果。今年前七个月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同比增长5%，达2750亿美元，超过了自中国的进口（2390亿美元，同比下降25%）。美国与印度和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显著加强，则是推动“友岸外包”的结果。苹果公司这样的超级企业正把供应链大规模地向印度、越南等国转移。中国入世后，用了20年时间崛起为“世界工厂”。今后10至20年，印度、越南、墨西哥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值得密切关注。

近些年，美国联合整个西方世界，从技术、市场、融资三个方面，对中国供应链进行全面打压。也就是，切断关键供应链的技术供给，挤压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比如美国在全球封堵华为5G市场，欧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发布行政令禁止美国公司为中国一些关键产业提供融资服务，以及打压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如果美西方在这三个方面的打压形成联合态势，将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产生很大压力。

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国维持自身枢纽地位拥有强大优势，并非哪个国家能够轻易取代：一是拥有比越南、印度好得多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业已形成完整、成熟、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谁要想把它全面移出中国或复制到其他国家是很难的；三是有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四是有充足的高技术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供给和储备。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改变，与西方的关系态势在改变，国内经济形势也在改变，要继续发挥好全球供应链上的枢纽国家作用，还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吸引力和包容力。

马伟：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加三国协议》签署后，墨西哥和加拿大获益显著，重新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印太经济框架”（IPEF）公布和落地后，印度、东盟与美国的经济互动程度明显提高。从2017至2022年，东盟在美国外贸进口份额当中的比重提高了3.1个百分点，而中国下降了约5%，我国让出份额当中的约60%被东盟所取代，贸易转移和供应链搬迁的速度快于人们预料。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常年发布《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其中一个数据分类是“美国从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中国、东盟等国都在这个类别里。过去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在这一类别里长期“一家独大”，占到近2/3，2018年达到66%，然而2022年已经降到51%。富士康公司近年开始实施“中国+”战略，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建“备份工厂”，目的是分散风险，这种“备份”不能等同于“转移”，但彼此也有密切关联，富士康的中国供应商也在为富士康在中国以外建立的工厂生产零配件。现在富士康在中国以外所建工厂所占的产品份额还比较小，但将来会不会随着形势的变化慢慢“吃掉”中国的额度，值得密切关注，而美国显然是乐见其成的。

我们在观察贸易转移时，也要看到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的中间品贸易正在显著增加，在东盟方向上表现尤其明显。2017年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中所占份额只有10.5%，2021年则上升到12.9%，其中低技术制造业中间品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从14.2%上升到20.1%。同期，东盟出口增加值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也从3%提高到5%，表明很多中国企业为了对冲来自美国的关税和产业政策压力，选择在东南亚投资建厂，形成产能或建立出口前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美方的警觉，美国商务部正在针对中国几家光伏产业公司开展调查，起因是有美国企业状告它们通过东盟国家把自己的产品贴牌出口到美国。

周密：中美经贸关系的变迁已不仅是两国之间如何打交道的问题了，越来越多第三方国家被直接卷进来，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意大利、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被迫选择不同的路径，放缓甚至中断与中国加强互利交融的趋势。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对美国经济安全战略亦步亦趋，最近稍稍有所后撤，但在安全互信垮塌的情况下，其要重建与中国的全面经济合作关系也绝非易事。印度和部分东盟国家虽然拒绝在战略上完全追随美国，但也在不同程度地加强谋划，积极承接因中美关系恶化而发生的贸易转移，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影响力。在经历了中美脱钩带来的震动之后，全球供应链正在主动进行适应性调整，要在成本风险、安全考量、合规需求等要素间重新达成平衡。

正在发生的贸易转移绝非哪个国家单方面推动就能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做法并不一样。美国主动创造条件，吸引制造业回流或产业链“重新上岸”。中国并不拘泥于传统产业链上的竞争，而是积极推动创新领域的发展，允许一些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境外生产。所以，很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能够顺应这种复杂的环境变化，重新确立自己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就连中亚、非洲、拉美地区一些原来处于经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国家也开始参与到白热化的竞争当中来。

张启迪（高级经济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新冠疫情前后的中美贸易数据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总量变化。2018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贸易伙伴。2023年1～8月美国已变成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贸易伙伴。二是美国从墨西哥进口金额已经超过中国。2023年1～7月，美国从墨西哥货物进口金额为27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从中国进口金额为239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墨西哥是美国“近岸外包”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第三方贸易转移现象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着手将生产环节搬回国内，以解决其产业空心化困境，进行所谓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盟友外包”，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的趋势。然而其他国家没有能力取代中国生产可以满足美国等西方国家需求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于是发生了第三方贸易转移。

虽然美国、欧洲、日本已经开始进行供应链转移，但目前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已经取得明显进展。新冠疫情后美国出台了大量法案鼓励制造业回流，取得一定效果，制造业建筑工程规模明显上升，但集中在芯片和计算机领域，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后续仍有待观察。从劳动力市场看，美国就业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018年1月商品生产就业人数占比为13.8%，服务生产就业人数占比为86.2%，目前仍是如此，就业仍主要集中于服务生产。制造业就业也未因制造业回流而明显上升，就业人数仅从2018年1月的1256万小幅上升至2023年8月的1300万。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重反而出现下降，从8.5%降至8.3%。主要是因为制造业回流规模相对有限，而美国缺乏制造业人才，即便是发生制造业回流也难以提升制造业就业水平。

从欧洲、日本的情况看，制造业回流迹象并不十分明显。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不仅没有出现制造业回流，反而部分本土企业正在迁出。日本制造业回流虽有进展，但并不以减少国外产能为代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近期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演讲时提到，2023年虽有半数日资企业打算扩大本土产能，但仍有50%的日本企业计划增加海外产能，只有极少数企业计划缩减海外产能。

夜幕中的美国第二大集装箱港西雅图港。1979年4月18日，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柳林海”货轮在此停靠，成为1949年以来首艘靠挂美国港口的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船舶。

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势头趋弱，信心在衰减

李巍：近年美国在将经贸问题“安全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安全审查机制越来越严格，直接导致中企对美投资断崖式下跌，现在在美国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中资项目了。2023年本来还有几个项目有望在美落地，比如光伏投资，以及宁德时代拟与美国福特公司在底特律联合投资设立磷酸铁锂电池生产工厂，但均引起美国国会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关注而被搁置。最新消息是，福特公司拟放弃与宁德时代的合作。美国荣鼎咨询援引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估计，2022年中国在美完成的直接投资交易额为24.9亿美元，还不到2021年的一半，是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如果计入资产剥离，局面就更为严峻——“过去七年，中国已从美国五大投资者之一变成了被卡塔尔、西班牙、挪威等国超越的二线投资者”。

荣鼎的报告还宣称，美国和欧洲的对华新投资从2018年的1200亿美元高点，下降到2022年的200亿美元，而同期美欧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增长了400%。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予以否定。他驳斥称，“总的看，中国市场对外资仍保持较强吸引力”，今年以来众多跨国公司高管密集访华，他们普遍表示，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将持续加码在华投资、深耕中国市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和欧盟2022年实际对华投资为860亿元人民币，较2018年增长15.6%，2023年1至7月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国对华实际投资仍在增长。难以否认的是，美企目前处于既舍不得离开中国市场、又担心政治风险，迟疑观望、不敢轻言增资的焦虑状态。

杨水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美相互投资势头减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堵更加精准、严厉。在这方面，拜登政府实施“小院高墙”政策，现在看来是“院子”越修越小，也就是为了减少对美国企业利益的冲击，放入出口管制范围的产品类别有所削减，经过反复审核和征求意见，不轻易扩大针对中国的限制和制裁范围。但“院墙”却越修越高，也就是在已经明令限制贸易和投资往来的产品范畴，出台更加细致、严格的法规政令措施和惩戒办法。

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该法案于2020年2月正式实施，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严审中国赴美投资，尤其针对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2022年2月美国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这是自2020年10月白宫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以来的首次更新，列出了19项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包括先进的计算、工程材料、核能、自主系统和机器人、通信和网络、高超音速、量子信息、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等等。今年8月拜登签署了新的行政令，明确限制美国企业在芯片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三大敏感领域的对华投资，比2022年那个包含19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清单更加精简、聚焦。当天美国财政部就发布了一个长达46页的实施细则草案，拟在完成征求意见程序后，于明年初正式执行，将来有可能每年进行一次动态调整，具体怎么调整则要由美国企业游说力量去和财政部、商务部沟通协商。

以此为背景和路径，将在美国对华投资和中国对美投资之间形成一个“双向闭环”，这将极大地压缩两国投资往来的可操作空间。美国正在形成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区。当然，这里存在管理程度的落差，也即，美国政府对其企业来华投资的管制程度要远远低于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管制程度——对于美企在行政令颁布前的对华相关投资行为基本上“既往不咎”，但对中企的在美投资行为则是“既查增量又究存量”，审查起来手续非常繁杂。

按照美国政府现有规定，外国企业在敏感领域赴美投资意向的申报有“正式申报”（Notices）和“简易申报”（Declarations）两种。中国赴美投资企业基本上选择的是程序更为繁琐的“正式申报”。2020～2022年，中国企业选择“简易申报”的数量分别为5份、1份、5份，选择“正式申报”的数量则分别为17份、44份、36份。这说明，中国企业的海外风险应对与合规能力在显著提升。事实上，2021年中国企业主动提交的“正式申报”比2017年翻了三番，44份“正式申报”中，有10项关键技术的申报被批准，远低于德国（16项）、英国（16项）、日本（15项），但比加拿大、法国的数量要多。美国政府对中企取道第三国赴美投资也在加强封堵，今年以来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就受到“正式申报”的“格外关照”。从投资金额看，近年来中国对美投资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自2020年起流量持续为负值，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正部分撤回在美投资。2020～2022年，中国对美投资流量分别为-14.9亿美元、-64.5亿美元、-12.9亿美元。

美国除实施双向投资限制外，还对华实施了极为严厉的出口管制，有关措施正由“点”向“线”，未来可能向“面”扩展。所谓“点”，是指美国将中国的具体企业加入黑名单，如“实体清单”。所谓“面”，是指针对具体行业设定出口管制技术限制参数，如针对半导体行业设定“三条红线”，红线内的均不得对中国所有企业出口，包括：16nm或14nm或以下非平面晶体管结构（即FinFET或GAAFET）的逻辑芯片，18nm半间距或更小的DRAM内存芯片，128层或以上NAND闪存芯片。对于“点”的打击也更为严格，以美国商务部为例，以往一家企业被加入“未经核实清单”后，并没有单向通道转为其他更为严厉的制裁。但在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开启了单向转换通道，即，一旦一家已被纳入“未经核实清单”的企业在60天内仍不配合核查（主要是核查其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技术的最终用途），美国商务部将启动程序，将该企业列入更为严厉的“实体清单”。长江存储曾在2022年10月被纳入“未经核实清单”，当年12月被纳入“实体清单”。

马伟：多方面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持续显著增加，2016年达到历史高点，之后又持续下降，2022年只有24.9亿美元。美国在中国入世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年度直接投资额在2022年虽然也有80多亿美元（荣鼎咨询数据），但相对于2016年的约140亿美元仍有明显下降。拜登政府发布的高科技投资限制令严重影响了两国企业相互投资意愿和便利，恶果将逐年加速显现。除此之外，拜登政府为吸引制造业回流和增强美国竞争力，还出台了很多产业补贴政策，比如在半导体和绿色能源领域，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洲、韩国等盟友伙伴，但对华针对性特别突出，任何企业要想获得补贴，就不能在中国有同领域投资业务。在美国的霸凌政策下，中国是主要受害者，实际上欧盟等其他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引资能力也在下降。

张启迪：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两个方面。证券投资方面，自2018年以来国内市场出现过几次既非由经济因素也非由货币因素引发的股市下跌，即，股市下跌既非因经济数据下滑而起，也非由流动性收紧所致，而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激化对外资的风险偏好产生了较大影响，导致外资出逃。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企业若想继续赴美投资，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中企赴美投资意愿仍然存在，但由于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中企赴美投资很难通过审查。对于在华投资的美企来说，中美关系紧张对于它们投资中国的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2023》，2021～2023年连续三年，“中美关系紧张”均位列美在华企业面临的五大商业挑战之首。然而，大多数美企并没有转移供应链的考虑，只有12%的受访企业明确表示已经开始将制造或采购转移出中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当然是重要原因，但还要看到包括美企在内的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外资企业的经营模式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生产产品，之后出口到国外，本质上是把中国当成加工基地，形成一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以前中国市场规模比较小，老百姓没有多少消费能力，外资企业经营的重点是出口而非内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大幅上升，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未来几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当前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其余才出口国外。如果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也就相当于把市场让给了其他竞争者，对自己弊多利少。未来外资走不走，虽然跟中美关系是否进一步恶化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那么美企仍将留在中国并继续增加投资。

2023年9月6日，河北石家庄2023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展厅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展区里人头攒动。当天，特斯拉公司全球副总裁王昊宣布，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200万辆整车下线。

妖魔化中国市场环境的话术攻势值得警惕

李巍：美方高层在公开谈论对华经济政策时的话风、话术在不断调整，从一开始的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到后来的“有限脱钩”，再到现在无意与中国脱钩，但要去风险，其背后很可能是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战略从“短平快”向“长期化”的转变。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还是希望用最短时间压制住中国崛起势头的。现在，美国意识到自己低估了中国的韧性，需要完善长期的对华竞争战略，减少暴风骤雨式的对抗打压，放宽一些即便限制起来也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贸易投资领域，总的来看是更加讲究策略和效果。

美方最近不断强调并不寻求与中国的“全面脱钩”，有一定真实可信性。因为，美国仍然需要中国的市场，仍然需要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以提高民众福利、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也仍然需要中国继续持续稳定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并不否认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利共赢性质，仍希望其在能合作的领域保持稳定，不要变化得太过激烈。

但是，美国的主要目标还是“竞赢”中国。为此，除了针对高科技领域的精准打压外，美国一些人也在调动舆论工具，散布“中国发展见顶论”，炒作“台海开战风险”“宏观政策风险”“中俄威权联盟”“债务陷阱”“中国经济胁迫论”以及《反间谍法》、“新疆人权”等话题，看空、唱衰中国市场，污名化中国战略意图，以期恢复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自信，同时动摇世界各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可靠性、稳定性的预期。

董汀：从科技这一局部看，美国运用话术手段操弄中美经贸关系结构性变化的痕迹非常明显。首先，美国把国家安全、人权和价值观因素注入科技问题，利用其官方话语和舆论工具，极力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发展因果的认知逻辑，将“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威胁各国信息安全”“中国正利用其先进技术对各国进行政治渗透”“人权不可侵犯，中国科技产品带血”等观念源源不断灌输进盟友伙伴国家官员和公众头脑，对他们进行配合美国对华科技打压政策的动员，给这些国家的对华经贸政策划出即便牺牲利益也要守住的红线，也让很多国家的采购商和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产生了过去几十年前所未有的抵触情绪。这种话术对作为美国首要竞争对手的中国造成很大成本消耗，我们的政府、企业、高校不得不花费比别国多很多的精力去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科技产品的普适性、安全性、人文性。

图片2023年6月15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称，中美应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仍将是世界最重要经贸关系之一

李巍：在目前这样一个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重新起主导作用的险恶国际环境下，中美两国都在有意减少对对方的过度依赖，这一过程对双方都是很痛苦的。美国也很痛苦，其推进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的过程并不顺利。台积电迫于美国的软硬兼施同意在亚利桑那州设厂，但操作过程中遇到很多麻烦，问题不断，不得不从台湾岛内调集大量人员前去补位。

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中美矛盾如何演变，局部脱钩怎样继续，中美关系都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关系也将继续是世界最重要的经贸关系之一。很显然，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或者说地球上仅有的两个国内生产总值在十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都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位置——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拥有强大的市场权力；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枢纽国家，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中美只有保持经济合作，才能给世界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才能保持基本稳定。否则，任由目前脱钩趋势发展下去，世界将分裂成两个市场、两个体系，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将不复存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从这样的趋势中长期得利。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所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在这20年间是以合作为主基调的。

今后应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可做的事情很多，主要体现在三个大方向上。第一，锐意推进自身改革，以更大的开放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走上自我封闭的道路，那样的话将正中美国推动中美脱钩和压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下怀。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9.8%降到7%，但仍比许多国家高，有继续调低的余地，也就有与美方谈判恢复正常关税水平的空间。降关税有利于增加进口，减少国内经济运行成本。我们的投资壁垒也有大幅下降的空间，以吸引更多外资进来。中国已经具备相当高的产业水平，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担心境外跨国公司的同业竞争了。第二，在一些战略性的产业和环节上加强自主可控能力，不一定什么都必须自己做，但需要具备自己会做的能力，也需要具备通过市场和技术等手段反制别人对我们“卡脖子”的能力。如果中美两个大国能在经济上形成一种相互均衡的态势，彼此经贸关系就可以重新稳定下来。第三，积极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特别是在东南亚和欧盟这两个方向上，尽最大努力扩大互利双赢，包括尽快谈成中国-东盟3.0版自贸区，推动共同市场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经济竞争的关键不在双方，而在第三方，东南亚和欧洲则是两个最重要的第三方。

杨水清：现在外媒外资看空中国的氛围比较浓重，我们需要用扩大自身开放、加强研发投入、培育初创市场有针对性地加以化解。比如针对目前国内市场上创业成本太高的问题，在规范、引导龙头企业发展的同时，出台政策性措施保护微创企业的积极性，形成大中小企业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为此，政府部门也有必要多从企业端去了解关键产品市场利润分布情况，对于低利润但对解决“卡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节点有针对性地予以扶持，增加国内生态链的完整性。

周密：一段时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波动甚至震荡的主因，在于美方大搞贸易霸凌和科技围堵，严重破坏了两国互利合作的基础。如果美方不能有所收敛和改变，很多美国的跨国企业将面临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要么离开中国市场，要么建立两套合规体系，以分别满足美中两国的监管要求，而后者显然会提高它们的经营成本，也涉及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转移授权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很难改变美国的政策方向，但可以重点加强企业联系，创造友善的条件，促成一些“留在中国、赢在两国”的正面例子，为将来经贸关系的改善留下根基和种子。

至于关税互降的问题，中方一向是有谈判诚意的。问题在于，按照美国宪法规定，调整关税政策需要国会授权，而在当下美国两党尖锐斗争的国内政治氛围下，拜登只能在经贸问题上尽量绕开国会行事，也就不愿触及关税这块“硬骨头”，即便触碰也不大可能得到国会授权，因为目前的高关税正是几年前共和党执政期间加上去的，而共和党的对华情绪可能比民主党还要高涨。

张启迪：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仍十分重要。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无论彼此政治、战略关系如何紧张，相互依存如何减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仍然谁也绕不开谁。美国既需要中国的市场，也需要继续进口中国产品以抑制国内通胀。而对中国而言，虽然美国已经降为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位列东盟和欧盟之后，但从单个国家贸易规模来看，仍位居第一。美国仍拥有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市场，即使在经历了中概股震荡之后，中国企业赴美融投资的需求依然存在。未来中美两国金融联系仍将紧密。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续推进，但美元霸权不可能一夕瓦解，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环流仍然绕不开美元和美债。中国崛起对于世界最大的意义之一，是在很多方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又一选项。

今后处理中美经贸关系，我认为应坚持以下四点：一是美国越要与我们脱钩，我们越要努力与世界挂钩，让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二是不断加大对国内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努力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游跃迁，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对贸易霸凌和科技围堵要坚决反击，让施暴者明白其并不能够为所欲为，自己也同样要付出代价。四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归根结底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发展好自己的经济和科技。今后中美关系的最佳状态可能就是“斗而不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实力不断增强，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但如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并停滞在一个相对不理想的状态，系统性风险迟迟得不到解决，美国就有可能在经贸、科技甚至军事安全领域采取更加冒进的措施，不断制造事端，以实现彻底压制中国的目标。

董汀：新兴科技已经在推动世界走向改变，但西方看待科技的方法还是一成不变的，认为其仅仅是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中国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科技话语体系，告诉世界中国的科技研发最终着眼于社会应用，意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并为全人类去谋福祉。我们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科技产品，用科技造福人民、造福人类的事实效果去说话，让世界爱上中国科技产品，这才是破解美西方污名化中国科技创新的根本办法，才能为我们的科技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马伟：中美经贸合作还能不能继续发挥两国关系“压舱石”作用，考验着双方的政治智慧和市场韧性，需要专业、及时、精细的互动，也就是只要一方释放出哪怕一丝一毫善意的时候，另一方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并予以积极回应。目前虽然无论在复审“301关税”还是取消出口管制方面，拜登政府都踟蹰不前，不过扩大专项豁免仍有继续操作的可能。而且，经这几年的实践，两国企业都在积极调整，逐渐适应相互高关税水平的现实，保持正常经贸往来。另外，在中美其他领域关系紧张因素继续增多的情况下，在经贸领域维持正常合作关系对于双边关系风险管控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当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周期“错位”，导致两国宏观经济政策高度分化。美国在持续大幅加息后，其经济体现出一定的韧性，但仍面临通胀回落不及预期等问题，不得不维持高利率，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美国的高利率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欧洲的需求也萎靡不振。中国经济已经在触底回升的过程中，仍需要降息、财政宽松等进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也需要良好外部环境的支撑。中美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对两国汇率和资本流动都会产生影响，掣肘经济复苏的势头，也体现出全球经济治理的碎片化趋势，双方仍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和协调。（发言人：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周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伟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汀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启迪 高级经济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杨水清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