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太地区秩序重构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互需
冷战后的很长时间,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地区秩序呈现出安全上的一国独大与经济上的多元化特征。虽然美国军队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撤出,但美国仍然保持着在亚太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同时,随着中国、东盟等力量的崛起,亚太经济出现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以及“10+1”“10+3”等多种形式构成的经济多元化。这种经济多元化推动地区秩序的调整,特别是东盟经过努力,逐步建立了在亚太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并得到地区主要国家的认可。
但是,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地区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并推动亚太地区秩序走向重构,突出表现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发起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美国的政策逻辑是,尽管乌克兰危机爆发,但是中国仍然是唯一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和能力的国家,并且这种“重塑”将会威胁“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遍价值观”,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最严峻、最具长期性的挑战, 因此要加强对华竞争态势。而在无法改变中国的情况下,美国应“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对中国形成“规锁”之势。美国的战略调整,极大地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包括导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加强了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战略需求。
对于东盟来说,美国通过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建立盟友与伙伴关系等多种方式,重塑自身对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与美国战略相呼应,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甚至欧洲国家纷纷出台各自的“印太”方案,以示对“印太”事务的重视。这些方案均表示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这虽然提升了东盟的战略地位,但同时也加大了东盟的战略压力。东盟认为,中美战略博弈迫使东盟不得不“选边站”,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更是冲击着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更为严重的是,成员国对中美博弈、AUKUS 的成立、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不同选择,也在削弱东盟的统一性。面对这种情况,东盟对内试图加强统一性,对外力图维护、加强与主要国家的伙伴关系,从而夯实自身的“中心地位”。因此,在保持与美国战略协调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并未削弱。
对于中国来说,加强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样重要。环顾周边,当前东北亚、南亚地区的对抗阵营已经初步形成,中亚地区将面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再次战略博弈,只有东南亚地区,以东盟为引领,保持了较好的战略自主,也成为缓冲中美博弈、迟滞地区走向“新冷战”的重要地带。不仅如此,回顾历史,中国在与东盟的合作中,通过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类合作机制,构建了与整个地区的对话平台,增加了与该地区关系的稳定性。而且,参与区域机制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提升,进而具备了主动塑造和建立区域组织的能力,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从更广泛意义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起到示范效应,让更多中小国家坚定中国会坚守多边主义、在地区合作进程中不谋求主导地位的信念。为应对当前美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中国仍然需要利用好东盟平台,协调与中小国家的战略互动,共同维护开放、包容、平等与合作的地区新秩序。
二、在“双倡议”指引下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再选择
面对中美博弈,东南亚国家受到“选边站”的压力。经过一段时期的战略焦虑后,东盟开始进行战略重塑,以加强统一性、中心性为途径,试图提升自身地区与国际地位,继续保持“大国平衡”政策,聚焦于疫后经济复苏。因此,无论是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东盟都表示欢迎与积极回应。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当前,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凸显主动性与引领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被深度嵌入对东南亚外交议程中。对此,东南亚国家也较为迅速地做出回应。截至2022年底,中国与东盟国家发表多份双边联合声明。其中,东盟各国均积极欢迎全球发展倡议,表示愿意在该倡议框架下开展具体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高度的发展共识。2023年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后不久,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访华,并盛赞三大倡议极富远见,强调马方愿同中方深化文明交流对话。
未来,中国与东盟需要更好地把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从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中寻找新思路、新路径,通过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合作与创新,为南海的可持续性安全提供动力;通过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管控分歧,为南海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最终,通过可持续性发展与可持续性安全的良性互动,为处理南海问题提供更多新契机、新途径。
(一)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南海的可持续性发展
当前,整个亚太最紧迫的挑战是避免被美国裹挟,放弃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好局面,转向军备竞赛与阵营化对抗。鉴于此,虽然短期内开展南海地区的经济合作较为困难,但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跳出南海看南海”,继续推动中国-东盟框架下的双多边经济合作,增加彼此间的黏合度,巩固经济互利共赢对于稳定南海局势的“压舱石”作用。对此,全球发展倡议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该倡议提出要以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及互联互通为重点合作领域。围绕这些合作领域,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利用“10+1”“10+3”等已经建立的合作机制,并考虑建立与粮食、能源相关的更多应急机制与合作基金,共同维护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
长期而言,中国应全面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落地,加强与《东盟印太战略》的各项经济议程的对接,坚持创新驱动,拓展绿色合作,寻求在智慧城市、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新能源、环保技术等领域打造与东南亚合作新亮点,从而挖掘各方经济增长新动能;鼓励更多企业把东盟作为投资首选目的地,加强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战略对接;加强RCEP释放合作红利,提升各国GDP,同时加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推进,包括澜湄合作与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此外,中国应重视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激发地区新的发展动能,进而为南海治理合作提供新思维、新路径。重点研究海洋低碳经济,通过利用新技术,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寻求与东盟国家在海洋资源中的合作共赢,包括清洁能源合作。亦可参考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合作议程,例如,在海洋资源利用方面,随着深海开发新技术的不断出现,通过制定规则,优势互补,寻求不同海域层次的共同开发。
(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全球安全倡议的要义。共同安全区别于美盟体系的“零和博弈”,强调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同时,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调可持续性安全,体现了以发展促安全的中国特色。全球安全倡议还强调要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这些理念既是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维护南海稳定的既有实践的高度概括,同时对未来拓展和深化南海安全合作也具有指导意义。正如王毅在2022年7月中方举办的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研讨会上提出的四个“持续”,持续守好和平底线,持续推进对话协商,持续深化海上合作,持续推进“准则”磋商。
在安全治理方面,当前的地区与国际环境导致推进南海地区的传统安全合作困难重重,各方应以有选择性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为主要方式。中国可考虑发挥自身在信息、高新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为推进海上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中国应与东盟国家继续推进“准则”磋商,寻求各方可以接受的规则与制度,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南海沿岸国对话机制,使之成为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架构的有益补充。当前,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地区形势下,“准则”磋商面临多重挑战,但保持磋商进程本身就是对地区稳定的重要贡献,也是与东盟共同保持区域合作的重要沟通渠道。“准则”磋商需要各方继续坚持“东亚方式”,而中国作为大国,应更多理解东盟国家的安全关切,以机制与制度形式提供可预期的行为模式,增加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因此,中国还应考虑适时发布地区秩序的中国方案,增加政策透明度,更大程度地消除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广大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疑虑。
(三)实现 “双倡议”在南海问题上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主席指出,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实践证明,没有和平,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安全,繁荣就是无本之木。只有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安全。而只有以发展为解决要义的安全,才能保障南海地区的长治久安。
“东亚方式”与“双轨模式”对中国与东盟妥处发展与安全的积极作用表明,各个国家与地区都有自己源远流长、丰富多样的文明传统,这些文明传统为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正是对于这些文明传统的尊重与认同,中国在2023年又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主张,从而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共同构建起更为完善与全面的全球治理方案。
对于中国与东盟来说,在过去几年中,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外部因素干扰的加强,导致彼此民众间的相互认知受到程度不等的削弱。因此,恢复和加强多层次的人文交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而让各国民众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的发展和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且任重道远。(作者:张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