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供应链合作与中国角色

内容提要：国际供应链面临增长潜力不足、大国博弈加剧、客观冲击增多等多重挑战，发展速度放缓。国际社会应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变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管控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协力合作应对风险等解决供应链面临的问题。中国作为国际供应链中的重要一方，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有效化解各类冲击、主动加强与各方合作，推动国际供应链稳定发展。

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供应链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近年来，国际供应链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大国博弈、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冲击国际供应链发展，并持续产生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应该合作应对风险挑战。然而，当前国际社会合作的动能不足。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积极担当负责，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发展。 

国际供应链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国际供应链是各国对一种产品的生产均有所贡献的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供应链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分工程度不断深化。然而，国际供应链目前面临发展潜力受限、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逆风泛起、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客观冲击增多等四大挑战。

第一，多重因素导致国际供应链遭遇发展瓶颈。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国际供应链是一种分工模式。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地区）之间跨越国界的生产分工，受生产要素分布、科技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因素影响。目前，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是三种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其中产品内分工（国际供应链）占据主导地位。

2023年6月27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直面挑战：在脆弱的环境中重启增长”对话会，图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对话会上发言。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信息技术进步、国际运输成本下降及制度变迁降低了跨境经济活动成本，加速了产品内分工的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打破了东西方阵营之间的经贸限制，对外贸易额呈井喷式上升。产品内分工的范围越来越广、比重越来越大，其增幅远高于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

与此同时，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信息数据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以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规模增长了64倍。2020年，进口和出口规模最大的10大经济体占全球数字贸易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为60.8%和65.78%，其中美国数字贸易进口和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15.16%和18.63%，这充分表明不同经济体之间数字经济贸易发展水平十分不平衡。

当前，国际供应链发展进入瓶颈期，国际供应链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难以突破5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参与国际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国际供应链的链条长度等发展停滞不前。国际供应链发展及潜力挖掘需要贸易成本下降、技术变革推动等基本面因素的支撑，即如果没有新的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变革，国际供应链分工很难进一步深化。因此，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也进入相对低迷期，其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难以突破30%。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逆风泛起，扰乱国际供应链稳定。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兴起，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从民间蔓延至政府层面。2011年9月，美国兴起抗议社会不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超过半数的投票者支持脱离欧盟。2016年11月，鼓吹“美国优先”的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胜出。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导条约》、《巴黎协定》等国际组织和协定。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年新增加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有223项，新增加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仅有61项。其中美国出台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明显多于其他国家，占所有限制措施的7.43%。尤其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的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2018年2月，美国基于“201调查”对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分别加征30%和50%的关税；3月，基于“232调查”对钢、铝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美国更是基于“301调查”对中国发起“贸易战”。2017年以来，美国修订并实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强化对外国在美投资的审查力度。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相关贸易政策。

第三，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阻碍国际供应链发展。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越来越接近，美国战略焦虑增大，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打压，严重破坏了国际供应链的健康稳定发展。大国博弈主要从四个维度影响国际供应链发展：一是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调整影响国际供应链发展；二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破坏国际供应链分工；三是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加大贸易成本；四是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生产经营风险。

2023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关于美国国际经济议程的演讲，阐述美国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美国推行的所谓“去风险化”、重振美国工业等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助推“友岸”“近岸”“回岸”等贸易模式兴起，造成国际供应链收缩。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推行“小院高墙”政策，不断加强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给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国际供应链带来巨大破坏，并对其他产业供应链造成负面影响。美国通过“301调查”对中国加征的大量关税至今未取消，严重冲击国际供应链发展的市场运行环境，迫使一些在华跨国企业将部分产业转移到综合成本更高的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大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使许多企业不得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多元化配置，影响国际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第四，国际供应链面临的客观冲击增多，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动力不足。自然灾害、运输中断、网络攻击、供电紧张、劳动力短缺等都会冲击国际供应链。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指出，平均每3.7年就会发生一次持续1个月或以上的供应链中断。以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6个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占全球GDP的55%、全球制造业生产总量的60%、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量的50%，新冠疫情不仅对这些国家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更对国际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具体而言，疫情从供给、需求、货运、人员流动等方面影响国际供应链，链条越多的行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如电子、汽车等。疫情也倒逼各国重新调整国际供应链发展模式，尽可能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以降低风险。未来，诸如疫情之类的客观冲击还会持续存在，这是国际供应链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

应对国际供应链风险具有典型的维护公共产品的特征，即只有各国共同维护，才能有效保障供应链稳定安全。但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产业链和不同的环节，其从维护供应链中获得的收益不同，参与维护的积极性也就不同。此外，国际政治格局也影响各国合作的意愿。美国更倾向于在国际经贸中进行联盟化的合作。这使得供应链合作出现了不同的阵营，甚至相互对立，从而影响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

国际社会需合作应对供应链挑战

应对国际供应链挑战需要集体行动。只有各链条都发展得好，供应链整体才会稳定发展。为应对国际供应链面临的四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合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第一，各国应通过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把握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提升国际供应链的发展潜力。国际供应链的特点是，各国都在自身最有效率的环节生产，从而使得最终产品的价格降低。与此同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跨越国境次数越多，贸易成本越高。与传统的在单一国家生产的模式相比，国际供应链的发展潜力取决于生产成本降低的动力和贸易成本增加的阻力之间的权衡。因此，需要将降低贸易成本作为提升国际供应链发展潜力的重要抓手。降低贸易成本的方式包括两个：一是通过多边或区域贸易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壁垒，二是通过推动技术变革降低货物跨境成本。从消除贸易壁垒的角度来看，各国需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体系地位，尽可能发挥其贸易谈判功能。各国应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通过谈判制定包容的区域贸易协定，扩大市场准入。

同时，各国应把握技术变革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据统计，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从2005年的12014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31376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6.68%，大大超过同期货物贸易（3.52%）和服务贸易（4.21%）年出口复合增长率水平。数字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也从2005年的44.73%上升到2020年的63.55%，数字贸易正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各国需要加强数字贸易合作，共同制定具有包容性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

2023年9月19日，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图为参观者在一组进行车身焊接演示的机器人前驻足观看。

第二，大国之间应通过负责任地管控竞争来降低其对国际供应链的冲击。国家竞争具有负外部性。在国际供应链中，一国对另一国的制裁会影响整个链条，进而波及链条上的第三方。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应注意国家竞争的外溢性。一国政府限制企业出口造成供应链中断，有可能导致多个国家的利益受损。因此，应让市场在国际供应链中发挥作用，开放式的供应链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国际供应链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证明市场力量才是推动供应链发展最基础的力量，应该将国家竞争甚至对抗带来的供应链安全挑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市场和新冠疫情给企业带来的供应链风险需要国家之间通过合作来消除。对抗是最坏的情形，会使国际供应链发展减缓甚至逆转。

第三，国际社会应协力合作应对国际供应链的客观冲击。所谓的“去风险化”并不能达到降低供应链风险、保障供应链稳定的目的。美国试图通过建立排斥中国的供应链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但其错误地认为安全就是“去风险”，也就是跟中国“脱钩断链”。美国确实面临供应链风险，但其他国家很难对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带来挑战。将中国排除在外会使多元化目标难以达成，供应链更加脆弱，反而增加了供应链的风险。欧盟、日本、东盟等不应该被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战略绑架，其最优选择是共同制定供应链领域的国际规则，通过合作来降低国际供应链风险。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供应链合作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始终坚定维护国际供应链稳定、推动国际供应链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主动管控大国竞争、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切实承担起大国责任。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体现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大国担当。

2023年8月18日，第三届RCEP区域（山东）进口商品博览会在山东省临沂市开幕。

第一，通过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塑造国际供应链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国旗帜鲜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阻碍全球化前进的行为，始终做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的积极推动者，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中国始终坚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让和平发展、合作发展成为全世界的主旋律，让共同安全成为各国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各国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

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签署多项含有电子商务专门章节等相关规则的协定，同时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领域涉及多项前沿议题，体现了中国在数字经济治理国际规则方面的重要探索和有益尝试。中国目前已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协定。2022年8月，中国加入DEPA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推进中国加入DEPA的谈判。中国的这些行动无疑为供应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运行环境。

第二，通过主动管控大国竞争降低国际供应链发展的不确定性。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双方要做大合作“蛋糕”。美国应停止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中国始终坚持有理有据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中美经贸摩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同美国进行双边磋商，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贸易争端，降低“贸易战”对彼此的负面影响，最终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另一方面，中国也表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坚定态度，即一旦美国执意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将坚决反制，并同时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美国的行为。当美国推出加征关税的举措后，中国也相应公布了对美国的反制清单。中国始终认为对话而非对抗才能解决相关经贸分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证明，中美经贸存在的分歧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关税战”解决，只能通过谈判的形式解决。中国主动管控大国竞争的行为有助于降低供应链运行的不确定性。

第三，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抵御国际供应链面临的各类冲击。在协商一致规则的前提下，世界贸易组织运用多边形式制定规则的可能性较小，未来将借助诸边谈判的形式推进规则制定。中国发起投资便利化倡议，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电子商务谈判等诸边谈判，为供应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中国还和其他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共同维护医疗物资、粮食等重点产业链的安全。

2023年8月29日，第六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召开。

除积极改善与美国关系外，中国还协调与欧盟、东盟、日本、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的关系。中国始终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重启持开放态度，积极强化与东盟经贸关系，稳定东亚区域产业链。对于日本，除了在RCEP框架下发展强化中日经贸关系外，中国还希望通过加入CPTPP继续加强与日本的经贸联系。此外，中国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加强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协调。中国的这些行动无疑将增强国际社会抵御供应链冲击的凝聚力。（作者：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