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内容摘要：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除传统安全议题外，美国时常将中美关系中的经贸、科技甚至文化等非安全议题安全化，以此为由来污名化或打压中国。自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并发动全面对华竞争后，安全化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手段。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经贸关系安全化，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从理念到行动的重大转变。随着大国竞争叙事的确立，安全化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常态。传统安全化理论将安全化视为一种言语操弄过程，重视其运作细节，而忽视其对大国关系发展的影响。由于安全化已经从中美关系中的“例外政治”转变为一种常态，探究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表现形态，揭示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与未来走向，对认清中美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美国精英阶层的“反华共识”已成为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直接动因。中国的实力提升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政策偏好共同加速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安全化。安全化已成为美国操弄地缘政治关系、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安全化操弄也成为美国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趋势下，在国内层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与人文交流等政策领域外溢。在国际层面，美国对华 关系安全化导致“中国威胁论”扩散，美国对华竞争风险外溢。

面对中美关系一系列严峻变化，我们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回应，扭 转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局面。

第一，为何美国政府的安全化操作能够逆转中美关系？在美国政府的政治操弄下，中美经贸关系被认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改变了经济关系具备的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功能，将中美相互依赖关系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因此采取经济“脱钩”政策。安全化对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构成了颠覆性挑战，仅从话语建构的角度来分析显然无法 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第二，在现实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美对华关系安全化为何依然继续发展？美国不断突破政治与市场规则限制，肆无忌惮地以“安全”为由打压中国，短期内实现了其所谓安全目标，但却降低了美国政府的信誉，损害了其企业与民众的利益。传统上被视为临时性政治手段的安全化操作成为长期战略，这种不断安全化的现象是安全化理论不曾涉及的问题，那么在安全化导致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是何种机制抑制了利益诉求，维持了安全化政策？

第三，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战略层面将导致何种后果，是否会彻底改变中美关系？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在国际层面对与中国相关的问题进行安全化操作，其拉拢盟友反华的行为已导致对华关系安全化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有何限度，是否会最终演变为安全困境？

总之，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已在理念、手段和政策目标上突破了传统安全化理论范畴，需要从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本文认为，安全化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社会成员对潜在风险的自然反应。在分析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时，应跳出传统的安全化研究侧重分析安全化实现过程的局限，着重分析安全化现象对政策的影响。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安全化的政策影响主要集中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通过分析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表现形态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对安全化的滥用导致产生一系列悖论。分析这些悖论产生的根源与未来走向，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的趋势，把握安全化现象对大国关系的战略影响。

一、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表现形态

通过安全化议程摆脱国内政治的制约，赋予决策者优先决断权的现象并不少见，但针对一国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安全化操作却十分罕见。这种系统性、全方位的安全化操弄，使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呈现持续深化、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的状态。

（一）理念层面的安全化走向纵深

观念对政策的塑造是政策得以实施的前提。基于对中国国家身份的“他者化”塑造，美国决策者确立了中美利益冲突的基本框架。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演变为当前的“竞争对手”，这不仅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的重新定位，而且代表着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理念在发生变化。理念层面的安全化因素不断强化，导致美国在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战略意图与关系模式三个维度呈现过度安全化趋势。

第一，固化中国的“他者”身份。冷战结束伊始，美对华政策较为积极。2005年，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赋予中国“合作者”的身份。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在2006年提出中美G2的概念，建议美国与中国分享世界经济领导权。2009年9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提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概念，以期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美国明确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的中国，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声明代表了中美两国稳定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景。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被定义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战略竞争者”“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中国被视为“美国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的破坏者”，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身份”被进一步确认。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仍将中国视为“国际 秩序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中国的“他者”身份已然固化。

第二，强化中国的“反美”战略意图。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并不明显。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开始恶意解读中国的战略意图。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均被美国解读为“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信号。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反美”的叙事变得更为明确。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此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对美威胁”领域进一步扩大，指责“中国企图威胁美国的核心价值与民主制度”。拜登政府延续这一做法，布林肯声称“北京的愿景将使我们远离过去75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这些表态是脱离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也是美国为将中国塑造为“对手”而采取的举措。

第三，中美关系模式意识形态化。在身份定位与战略意图安全化基础上，中美双边关系模式也被过度安全化。传统上，中美关系被双方视为发展经济与维持战略稳定的抓手，但特朗普政府将这种关系模式视为“威胁”，美国政府不再视中国为一个“可以合作的国家”，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稳定模式 被零和博弈、大国对抗取代。拜登执政后，美国虽然试图降低中美关系中的对抗性，但依然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模式日益安全化的趋势。拜登政府强调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对立，这种逻辑导致中美关系模式意识形态化。

（二）议题层面的安全化横向扩散

美国对华关系在议题层面的安全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将具体议题（如贸易、科技等）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将其转变为安全议题；二是寻找这些“威胁”的责任者，即所谓“威胁代理”，将美国与“威胁代理”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所谓的“存在性威胁”。这种议题的横向扩散以中美经贸关系为起点，通过科技与人文关系进一步加强，最后向传统安全领域渗透，呈现迅速扩散的泛安全化特征。

第一，作为起点的经贸关系安全化。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便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口号，将国家安全的外延拓展至经贸领域，导致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经济安全的实质是美国经济持续、稳定获利的能力与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失去了这些，美国将失去繁荣与安全。在美国的安全化叙事中，中国利用所谓“不公平贸易”损害美国经济的获利能力，成为经济安全的“威胁代理”。拜登政府部分延续了这一主张，认为“中国通过其经济政策和实践，扭曲全球贸易，对美国的生产、投资乃至消费造成损害”。经贸关系的安全化叙事立足美国现实利益，特朗普政府通过将国内经济、就业问题与中美经贸关系挂钩，以安全利益替代经济利益，让中国承担美国安全利益受损的责任，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安全化。

第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向科技与人文领域扩散。科技优势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科技霸权已内化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政治正确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中美经贸关系被安全化后，与此密切相关的中美科技关系也被纳入安全化议程。2021年10月，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CSC）向美国企业和大学发出警示，称与中国实体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半导体和自主系统五个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存在风险，声称中国已制定全面的国家计划，致力于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美科技关系被视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当中国科技发展被认为“侵害美国利益”时，中美科技合作便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存在性威胁”。

中国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自信也被美国建构为“安全威胁”，这使中美人文交流成为安全叙事的又一重要内容。特朗普政府时期，随着中美人文交流的安全化，“威胁代理”从中国政府扩大到美国华人群体及亲华民间组织。拜登政府对中美人文交流的安全化行为略有收敛，但在政策上仍坚持“价值观主导”，在相关领域对中美交流的限制并未放松。中美人文 交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难以摆脱安全化叙事的影响。

第三，美国对华关系的安全化延伸到传统安全领域，造成双边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安全化概念起源于非传统安全，但在美对华关系安全化背景下，传统安全也受到安全化影响。在美对华安全叙事中，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融合，深刻影响中美政治与军事关系。例如，特朗普政府认为经济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使中国的对外行为具有“进攻性”特点。2018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的讲话中声称，“中国在政治上怀有改写现存全球秩序的长期计划……中国正试图在周边复制传统‘朝贡体系’，将其影响力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扩大至安全、文化乃至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层面，对美国构成竞争性挑战。”中国所奉行的军事和对外战略正在全方位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颠覆美国的联盟体系、全球机制与规范。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安全化操作延伸至传统安全领域，将更多安全要素纳入战略稳定框架中，对原有的安全与战略稳定机制产生冲击。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展开，赋予民粹主义势力影响战略稳定机制的权力。然而在现实中，代表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并不具备管理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能力，其为了攫取政治利益夸大“中国威胁”，以能力评估代替战略意图分析，用臆断的叙事替代理性的安全态势分析，不负责任地破坏过去由外交与军事领域专业官员悉心维护的大国战略信任。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既有战略稳定机制失控，持续不断地制造风险和危机。

作为回应，中国将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视为其打压中国、维护霸权、攫取利益的手段。2023年2月，中国发布了《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对华打压的不满，将美国滥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科技文化霸权的行径视为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基于这一认知，中国在面对美国在各领域的打压时，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例如，中国先后通过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确立反制裁法体系，积极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

（三）外交层面的安全化持续外溢

作为安全化的始作俑者，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塑造对华安全叙事。

第一，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散布“中国威胁论”。例如，美国联合菲律宾扰乱南海地区秩序，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美国勾结日本在科技、海洋与台湾问题上进行安全化操弄，联合组织多层次反华网络。美国拉拢欧盟将中国的5G等技术产品安全化，动员欧洲国家在科技产业领域与中国实现部分“脱钩”，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共同构建针对中国的同盟体系。

第二，美国将中国对外友好关系安全化。例如，美国对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合作大肆进行污名化，将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外交合作视为中国扩张影响力、企图控制重要海上通道的战略行为。美国阻止以色列扩大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也试图阻挠“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安全化由地缘政治向国际科技与经济合作领域拓展。此外，美国逼迫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总之，美国政府利用安全化手段扩大安全利益的外延，破坏他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试图限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美国将中国建构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安全风险”。例如，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污蔑为“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地区稳定”；美国还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指责为制造“债务陷阱”；美国把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与贸易关系污名化为“拉拢与腐蚀”拉美国家的手段；美国将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合作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行为逻辑，继续恶意抹黑中国的海外活动，制造舆论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美国将对华关系从理念到议题领域都深度安全化并外溢到对外关系层面，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观念安全化先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基础是“他者”与“敌人”身份的建构。二是安全化全域覆盖。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不是个案，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延伸。三是安全化政策目标聚焦于恶化双边关系。美国政府在经济、科技与文化领域的安全化操作，最终的落脚点均为中美整体关系而非具体议题。四是安全化脱实向虚。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发展由具体议题转向观念，再向社会价值层面渗透。概言之，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纵横两个方向上深入与扩张，并向其他地区与国家外溢。中美关系被安全化后，导致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冲突日趋凸显。

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政策悖论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激化了两国矛盾、恶化了双边关系、提高了大国冲突风险，并未对改善美国安全环境起到积极作用。尽管如此，美国依然不遗余力地推行其安全化政策，形成“愈实施安全化政策愈不安全”的悖论。

（一）身份认知悖论

美国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美对华关系安全化的重要一环。通过对中国的“他者”身份的建构，强调中国对美国的敌意，在理念层面确立对华安全化政策。国家身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概念，身份问题确定了安全问题中的“自我”与“他者”，并形成敌对性的“他者”身份。当身份叙事被安全化后，导致主体性安全化，安全建构将脱离现实利益分析，更多地由主观认知所决定。在传统理性主义视角下，身份由国家利益界定，身份建构是安全化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决定了“本体性威胁”建构的成败。因此，通过对现实利益分析就能对国家间敌友关系作出合理预判。然而，当身份建构脱离国家利益，而是由主观话语操弄决定时，安全化就可能脱离国家利益的约束，成为话语操弄者利益的表达。

在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发展过程中，对华身份认知存在明显的主观性偏差，先入为主地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以主观认知而非客观事实为依据，并在消除威胁的惯性思维下对华采取行动，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走向极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民粹主义快速兴起，先后爆发了“茶党”“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后达到巅峰。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反移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被视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民粹主义者的“敌人”。以极端的意识形态偏好替代理性的国家利益分析，中国的“他者”身份逐渐被固化。

美国民粹主义者试图建构一个“敌人”并将其击败，以此来解决美国现 实社会中面临的问题。但事实上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其自身社会经济制度及长期发动对外战争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简单将其归咎于中国自然无法得到解决。将中国建构为“敌人”只会阻碍与中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限制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2019年5月，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试图改变对中国的“敌对”身份界定，但最终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继续坚持中国的“他者”身份叙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华关系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即美国虽然在应对国内外诸多问题时急需中国的合作，但却依然持续强化中国的“他者”身份，导致双边合作受阻、政 策选择受限，从而形成了越强化中国的“他者”身份，现实困难越多，转而又不得不继续强化中国的“他者”身份的悖论。这一身份建构的悖论，成为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脱离现实与理性，滑向极端的“死结”。随着“他者”身份的强化与固化，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进程也加速发展。

（二）政策动机悖论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是一种将常规政治转化为特殊政治的手段，安全化动员有利于社会整合及社会认同的强化。这一现象在美对华关系安全化中表现为：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者利用安全化叙事，改变中美关系常规形态，以政治动员方式煽动民意，推动激进反华政策的实施。当常态政治下的政策权限无法满足决策者对华政策的基本诉求时，就启动安全化进程、泛化“中国威胁”，进而将所有涉华政策议题包装为“紧迫安全议题”，成为美国决策者获取更大权力、按照主观意志实现“全政府”对华战略的优先选择。

特朗普政府利用在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安全化叙事，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与劳工阶层结成政治联盟，使跨国公司与大企业等支持全球化的势力边缘化，打破传统美国国内政治格局，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同样，拜登政府也获得了对华关系安全化的政治利益，将对华关系安全化作为弥合国内外分歧的重要手段。拜登政府执政后，面对的是一个内部政治分裂、外部同盟体系松散的局面，因此其将“与中国竞争”作为“内聚民心、外结盟友”的舆论动员工具。在国内实现政治整合，平息国内政策上的争议；在国际上重新团结盟友，重塑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拜登政府的安全化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政治效果，在两党政治分歧尖锐化的背景下，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获得了广泛支持，拜登政府多项政策措施得到落实。

将对华关系安全化并采取强硬措施成为美国一些政客取得政绩的“良方”。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动机本质上是为了赢得国内政治竞争，而非所谓的维护美国“安全利益”。一味对华强硬，甚至将对华政策推向极端，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实质性利益。美国的所作所为最终损害的依然是普通民众的利益。在对外关系上，美国通过对中国的污名化与安全化叙事，破坏其他国家正常的对华政治与经济合作，强迫这些国家选边站队。极端安全化也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更具对抗性与冒险性，从而使美国又陷入一个“愈推动安全化政策愈不安全”的悖论。

（三）手段选择悖论

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在政策层面的具体表现是以制裁、打压与遏制取代沟通、协商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这一取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在中美经贸问题被安全化后，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向部分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其次，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被安全化后，美国政府开始打压中国媒体并阻碍中美正常人文交流。再次，在科技关系被安全化后，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将华为在21个国家的38家附属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施出口管制，强迫字节跳动关闭或出售抖音（TikTok）在美国的业务，在美国境内禁止与微信（WeChat）和抖音进行交易。拜登执政后依然延续这种打压政策。显然，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推动了一系列极端政策的实施，制裁、打压与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常态。

事实上，这些打压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造成美国的巨大损失。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1年的评估结果，美国因与中国在贸易领域的争端减少了24.5万个就业岗位。在科技市场，有研究指出若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2023—2025年，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可能损失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16%的收入，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关企业削减研发投入并直接减少1.5万—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不仅在经济领域遭受损失，美国的对华打压政策也并未提高其国际领导力，欧洲盟友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多次表达了不满。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历届政府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并在一定情况下做出适度让步。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并非通过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来维系，而是通过保持全球利益体系的相对均衡与稳定来实现。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的努力，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其霸权体系的稳定，绝非出于对权力的善意让渡。在诸多国际议题上，美国需要与中国展开多维度合作而非对抗，以降低其维护现有秩序的成本。

因此，安全化议程下的对华打压政策及其导致的中美对抗，本质上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无任何益处。对抗性政策只能加速现有体系的崩溃，这也是拜登政府一直试图为美国对华竞争安装所谓“护栏”，将竞争、对抗与合作进行拆分的原因。但坚持对华打压政策却是在安全化政策下美国政府无法回避的“政治需求”。这造成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美国在不断加大对华制裁与遏制力度的同时，又试图寻求与中国合作。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导致其政策在目标与手段选择上的悖论，虽然打压与遏制无法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却不得不在打压与遏制中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四）安全化悖论下的政策困境

在美国对华政策结构中，认知、动机与手段这三个因素受到安全化议程的影响，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安全化在通常的社会治理中具有一定的正向功能，通过将传统安全无法覆盖的风险因素转化为安全问题，可以催生新的治理机制。但是，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掺杂了过多的认知偏见与政治利益，使其负面效应凸显，抑制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理性声音，将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在这种极端政策下，基于理性的判断失去了市场，政策的制定更多是为了迎合公众或者利益集团的偏好。认知、动机与手段三个维度的政策悖论相互制约，使美国政府难以摆脱安全化的影响，导致多方面对华政策困境。

第一，在认知悖论下，美国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他者”身份。即使美国政府试图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防止中美关系恶化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稳定失控，也不能公开采取重塑中国身份的行动。这导致美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无法得到其国内相关人群的支持，从而使中美关系改善举步维艰。显然，动机悖论与手段悖论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也强化了美对华敌对认知，在中美关系理念层面产生负面效应。

第二，在动机悖论下，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将无序扩张。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机与目标是相互分离的，因此政治进程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取得积极的政策效果。安全化的成功将激励一些美国政客持续使用这一手段，而政策效果不佳则又将推动一些美国政客加大安全化的力度。这造成安全化在议题层面的横向扩散，安全化施动者试图通过扩大安全化议程所涉及的领域，来获取更多权力并实现政策目标。这种做法将给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风险点，既为认知悖论提供新的素材，也为手段悖论开辟新的“战场”。

第三，在手段悖论下，中美关系难以避免陷入对抗的局面。经过极端安全化，美国对华打压与遏制成为难以控制的政治冲动，也使其在解决中美关系问题上形成路径依赖。从竞争到对抗、从对抗到冲突的边界逐渐模糊，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部分非安全问题被安全化为传统安全问题。美国持续加大对华打压力度，同时对抗环境也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与进一步政治动员的需求。

上述三种悖论及其之间的联动效应，将美国对华政策的选项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在当前美对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秩序面临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被安全化议程束缚的美国政府很难在政策转变上有所作为，其不惜代价延续冷战思维，继续推动大国对抗的现实短期内恐难以改变。

三、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影响

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冲击中美关系模式，损害中美关系基础，已超越偶发性的政治操弄，演变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双方的分歧被美国建构为“安全威胁”，当利益和价值观念被安全化后，将制约中美关系的发展。

（一）过度安全化导致大国竞争异化

过度安全化导致大国竞争关系异化。竞争关系在不同领域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当竞争集中于经济、科技等资源可增长、可再生领域时，竞争者关注如何提升创造资源的能力，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当竞争聚焦于安全等零和博弈领域时，竞争者更关注资源转移。因此，安全竞争往往造成负面效应，诱发各种形式的矛盾与冲突。

安全化操弄将经济、科技议题与安全挂钩，将正常的竞争转变为安全竞争，导致竞争逻辑与手段发生异化。在竞争逻辑上，当经济、科技竞争转变为安全竞争时，原有发展逻辑被生存逻辑取代，竞争失败的后果变得不可承受，必然催生恶性竞争。在竞争手段上，安全竞争导致竞争手段由发展转为压制。鉴于安全具有明显的相对性，通过削弱对手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安全，这导致在安全竞争中更易出现打压与遏制对手的现象。

异化的竞争使大国关系变得脆弱。美国试图以安全化为手段进行政治动员，积聚更多资源开展对华竞争，但安全化操弄使良性竞争变为安全博弈，原本的良性竞争异化为以打压与遏制为主要手段的恶性竞争。美对华恶性竞争将导致双输的结果，甚至导致双方陷入安全困境。

（二）泛安全化造成安全风险外溢

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向各领域全面延伸，出现泛安全化现象。随着美对华竞争的持续，几乎所有问题都被纳入安全议程中。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泛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安全风险的外溢，出现许多新的安全风险。首先，在美国国内，中美关系泛安全化导致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走向极端，使中美关系恶化有了民意基础。例如，美国将台湾问题纳入安全化范围，对台立场被建构为“美国价值安全”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美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一民意基础的变化可能诱发台海局势失控，中美大国冲突风险骤然上升。其次，在国际层面，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外溢成为地区冲突与矛盾的根源。一方面，美对华安全化叙事在日本、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盟友中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造成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消极转变。另一方面，美对华关系安全化促进了其他地区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安全化进程。例如，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冲突引发欧盟的不安，使其将数字技术的对外依赖视为重要安全风险。欧盟通过推动“欧洲数字主权项目”与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措施，增强技术自主能力，维护数字领域的安全。

中美关系的泛安全化推动了美国国内与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化议程。这形成了经济、科技与文化领域的议题与安全议题挂钩的态势，全球开放程度下降，全球合作成本提高，传统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

（三）中美关系全面安全化动摇全球战略稳定根基

冷战后的战略稳定由单一军事（核）战略稳定延伸到政治、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复合战略稳定状态。复合战略稳定是一种多层次、多主体、多因素跨域影响、互相制约的战略稳定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出各因素彼此联系、相互依赖，各主体间利益深度交织的特征。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复合相互依赖”概念，将多维度互相依赖视为构建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思想被各国接受，由全球贸易与人文交流构筑的利益关系网络推动国际关系从对抗转为合作。但是，美国推动的对华关系安全化严重动摇国际秩序根基。安全化叙事解构相互依赖叙事，复合相互依赖倡导的合作共赢被安全化叙事建构的安全风险瓦解。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叙事通过对国家间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紧密联系进行歪曲解读，回避成就，夸大风险，通过“制裁”“脱钩”政策坐实“风险预言”。安全化叙事最终破坏的是国际 社会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信心，改变国际社会的认知。

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利益的长期威胁”，因而在对华关系层面不惜破坏全球经济秩序，导致其他国家利益受损，影响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全球战略稳定的期待。当安全利益取代经济利益、全球博弈取代全球合作，在全球化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复合战略稳定状态受到冲击，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将在世界范围内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从大国关系到区域安全，安全化议程将重新塑造全球战略稳定格局。

总之，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是一种政治操弄，既不符合“民主”原则，也难以满足治理绩效的要求，是一种纯粹的权力政治行为。安全化的施动者能够规避制度与结构的限制，直接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造成颠覆性后果。当前，中美关系被美国右翼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群体利用安全化叙事绑架。对此，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及时遏制这一危险趋势，回归理性，遵循各自传统的政治规则，缓和矛盾，避免安全化失控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结 论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了未来国际关系的格局。通过对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表现形态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安全化趋势在纵向上深入理念层面，在横向上扩散至所有社会领域，同时具有泛安全化与过度安全化的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安全化并不具备价值属性，其本质上是社会主体对新安全风险在认知领域的回应。安全化也并不必然是一种负面社会效应，通过安全化将新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中，是形成安全共识、控制风险、实施安全治理的前提。但是，过度使用安全化方式来应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处理国家间关系则非常容易陷入安全化困境，造成安全化施动者被安全化反噬，其政策被安全化绑架。

通过对美国对华政策安全化的分析，不难发现，特朗普政府在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利用安全化实施政治动员，开启了对华关系全面安全化的大门。在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从激进到极端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在认知、动机与手段三个维度陷入悖论。造成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将安全化作为社会动员工具，安全化目标与政策目标之间出现错位。通过安全化获得政治权力，并进一步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使安全化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联弱化，其实质上是将安全化变成一种政治技巧。当安全目标与战略目标一致时，安全化的确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来解决问题，这一社会过程在冷战时期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中美关系中，情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大多来自美国政客的偏见。将中美关系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除了增加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外，无法真正解决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一些政客陷入推动安全化、强化政治动员的路径依赖中。加之美国社会对华政治氛围日益恶化，导致美国政府难以做出有效的政策调整，只能在对华关系安全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美国政府试图扭转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局面，但是在政策上依然难以放弃对华强硬的老路。

安全化导致的政策悖论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采取有力举措管控这一趋势。大国关系安全化一旦失控，泛安全化现象也将难以管控，安全议题的内在联动性使得非传统安全危机可能传导至传统安全领域，直接威胁大国战略稳定。中美双方都应充分认识这一危险趋势，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化视为一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提出“去安全化”的概念，却未给出实践方案。陷入政策悖论中的美国政府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采取去安全化措施，较为现实的应对路径是在重构中美战略稳定的指导思想下，引导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模式的转换，将安全化由政治动员模式转换为风险治理模式，将安全问题与安全治理统一起来，把双方的安全关切纳入可靠、可控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形成制度化的安全治理模式，以专业的治理实践与理性的政治协商来应对安全问题。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将继续向前发展。首先，中美将重新定义两国的安全关系，重新界定两国战略稳定的内涵与外延。当前，中美之间在安全概念上存在分歧，导致安全化现象难以根除。在中美之间形成稳定的安全共识与身份认知后，安全化的运作空间将会被压缩，认知悖论也将逐渐消解。其次，中美应形成新的安全沟通机制，建构安全冲突“防火墙”。安全化的手段悖论是导致安全性质改变的重要因素，极端化的政策手段可以将非安全议题转变为安全议题，也能够将非传统安全矛盾转变为传统安全冲突。如果中美之间形成安全沟通机制，建立安全冲突“防火墙”，就能控制政策手段的极端化，防止安全政策变成风险源头。再次，美国国内政治环境趋于稳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政治极化与政治动员导致安全化政策动机的悖论。当美国国内政治环境走向稳定，理性思考将重新成为主流，这有利于削弱安全化的政治动员色彩，使其变得更为技术化与专业化，避免极端化现象出现。最后，国际格局的稳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主要受到国际格局发生调整与变迁的影响，当国际格局趋于稳定，促使安全化野蛮生长的外部条件将会减少。但是，安全化现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安全化留下的政治遗产也会消失。经历了这一轮极端安全化过程的中美关系必将形成一种新的动态平衡，从而建构新的中美关系。（作者：丁迪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