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外交新布局

内容摘要：中国外交布局正在进行新的调整。本文从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的互动角度，讨论外交布局发生变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方向。百年大变局是一种看待中国崛起的理论框架，经济变化先行一步，并带动其他力量的变革，包括外交布局。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经济力量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百年大变局之前，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是发达国家，中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融入国际生产链以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外交布局的重心也放在维护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并内生于中国构建的国际经济关系之中。然而，中国经济体量壮大和发展水平提升，引起美国的打压遏制，国际秩序被迫调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达国家消费能力下降，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失去了动力，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因而中国逐步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了新发展格局。在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外交布局将更为重视周边和发展中国家。

中国外交布局正在进行新的调整。按照学界的一项定义，外交布局指的是一国在对外关系中对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的安排，体现的是一国对外关系的定位与战略。对于中国外交布局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和各领域外交工作这样一种顺序安排。但是，2020年至2022年连续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没有按照地域和国家类型划分中国外交布局的表述，而是变为问题领域外交，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多边外交、国际抗疫合作等内容很抢眼。2020年5月全国两会期间，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记者提问，阐释了中国外交的任务和布局，传统上被视作外交布局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板块已经融入全球伙伴关系这一新表述内。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撰文指出：“不断完善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为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这是首次将周边与大国并列，且周边还被置于大国之前的新表述。在2021年和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布局中大国板块也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有关俄罗斯的提问被排在美国相关问题之前。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继承了十九大报告对全球伙伴关系、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先后顺序排列，但明显丰富了外交布局中各个板块的内涵和目标，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上述变化预示着中国外交一种新布局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布局已经呈现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顺序排列，但每间隔５年这一顺序仍会发生变化，直至21世纪初才基本定型为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这样一种安排。在新冠疫情后，经过两年的调整，外交布局的新局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按照中国领导人的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而百年大变局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种体现时代性变迁的“巨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过去300年来世界已经历几次巨大转变，如今正处于另一场巨大转变的边缘。百年大变局首先指的是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层面的变革。以国际形势变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原因，是中国外交界长期接受的思想。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调整两者之间关系有过很清晰的论述。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两个重大转变，一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从战争转向和平发展，二是对外政策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指出：“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紧接着，邓小平还指出：“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判断国际形势，还是调整对外政策，都是作为搞建设的一种手段。国际形势变化是调整对外政策的原因，但就手段而言，同样也需要根据搞建设的需要随时调整对外政策。因此，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就有两大主因，一是国际形势变化，一是搞建设的需要。

本文将围绕中国外交布局的新调整，进一步讨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导致中国外交布局进一步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力量还是国内力量，如果是两者形成的合力，那么就需要借助国际关系、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分析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近些年学术界所重视的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的互动。二是中国外交布局调整后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从历史的延续性看，未来外交布局的调整既与大变局发生之前的外交布局有关系，同时也应当考虑下一阶段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方向是否存在独特性，即是否仍然主要取决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外交布局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国际经济关系中。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和百年大变局的演变，传统的国际经济关系必然发生深刻的转变，中国外交的任务也变得更加多元，这对外交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01、国际秩序变革、发展战略转变与中国外交布局

中国国际问题专家非常重视国际环境对本国外交战略的影响，不定期开展对未来10—15年国际环境的评估及预测研究。同时，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很早就认识到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或者国际格局的变化引发一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并以所谓“颠倒的第二镜像”来概括这种现象，强调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结构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其变化的根源。需要注意的是，通常大国要比小国更能抵抗国际体系的压力，从而延缓政策变化，而小国对国际体系的变化更为敏感和脆弱。显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今天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承认。因此，国际形势的变化只是导致当前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因素，另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更新。

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做出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但决定中国外交布局的主要因素仍是国际形势变化。1988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1988年3月，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时任国务委员谷牧在会上指出：“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格局，为沿海地区转向外向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特色是只“参加国际大循环”，并不参与国内大循环，而且早期参与该发展战略的主要沿海地区仅限于3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6亿人口。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小，无法影响国际经济力量对比。而且，中国很快因国内政治原因遭遇美西方的制裁，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也遭受一定的挫折。此后，虽然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在1992年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外交布局的排序是周边、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而非21世纪初的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布局。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外交布局最优的安排应该是西方发达国家优先，但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安全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都不强，对外政策调整并不能影响国际局势，发展战略调整短期内也不能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因而出现了只能顺应时势布局外交关系的局面。自身实力地位不够强是中国外交长期重视国际形势研判的重要原因，决定外交布局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发展战略。这就是中国外交布局的传统智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对外交布局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世界银行数据表明，按现价美元计算，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7%，1988年确立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占比略有下降。21世纪初中国外交布局定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4%。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1%，2021年上升至18.5%。2010—2021年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翻了一番，占美国比重从40.4%上升至77.1%。中国经济已经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动力。自2020年起，中国的发展战略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著降低了对美西方市场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也已改变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的对华政策，将中国视作最难缠的战略竞争对手。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经济变化的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依据过往经验对中国外交布局调整动力的判断需要更新。

像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大国，外交布局的调整到底更多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还是国内发展战略调整的影响，也是在学理上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外交布局有可能是极不稳定的，因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正如习近平指出：“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表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已构成显著影响。有两种意见值得关注。一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构成百年大变局的显著内容，虽然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总体上是消极的，但是中国通过政策调整逐步改善了周边环境。另一种则认为，从国际社会关注的视角看，国际环境越来越不稳定，特别是中美博弈加剧了周边国家的选择困境。2022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群众庆祝大会上表示，“中国和美国的分歧日渐加深”。因而，随着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周边作为中国外交布局的一个重要板块，其发展前景并非高度确定，既可能再度破碎化，也可能形成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辨析国际秩序转变、发展战略调整与中国外交之关系，学界讨论相对不足的是发展战略调整与外交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解读，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确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主动调整内外战略的步伐非常之快，不仅是构成百年大变局的重要主体之一，而且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然是“构建”，而不只是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参加”已有的国际大循环，那就意味着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抑或两者的互动，都有可能需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指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选择”。也就是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身是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果。既然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一种重大的战略抉择，那就必然涵盖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需要相应的对外新政策加以配合。

经济学界擅长研究新发展格局，虽提及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属于对外关系领域的课题，但却对“百年大变局”重视不够，尤其是对美国放弃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用战略竞争对中国发展战略产生的重大影响了解不足。早在2015年，张军就已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在辩论中国经济前景时忽略了世界秩序这一更加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应深入讨论如下问题：“中国可以在当前全球秩序的约束下维持高速GDP增长吗？还是当前由美国主导的秩序必须做出彻底改变以适应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可惜此后多年，经济学家对世界政治问题的研究与我们转变发展格局所需要的国际认知之间仍存较大差距。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与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是分不开的，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尤其重要。而目前美国却不愿意接纳中国，转而在高科技领域加速对华“脱钩”。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最大的变化。

鉴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势必通过三种机制进一步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对外政策。一是中国经济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不仅继续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也会极大地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例如，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题为《（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演讲中，将中国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并表示传统上美国等待中国自行改变的政策已经失效，从今往后美国政府将“塑造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如果说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在改变中国的行为，那么从今往后则侧重于改变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布局需要调整。

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远不只是对国际形势和新发展格局的国际背景的认识，而是一种新的有关大国崛起的理论性框架。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国崛起的新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推动新发展格局才能摆脱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逻辑的窠臼，转而更加重视国内因素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力量。与以往相比，国内和国际力量的互动将更加紧密，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对外政策，都要求进行彼此的融通与借鉴，才能相得益彰。

三是发展战略的变化本身也会带来中国对外政策从理念、布局、战略、机构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在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是很明确的，但随着迈入新发展阶段，非物质性利益的重要性相对上升。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界对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国际环境的讨论是不够的，对新发展格局如何影响对外关系的讨论也不够。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与对外关系的相互关系分属于不同学科讨论的话题，彼此相互分离。从实际工作看，则需要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为此，我们必须从学理层面加强对百年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相互联系的研究，并且从对外关系的视角讨论两者的互动，从而更加稳妥地优化外交布局。

0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国崛起的新理论

2012年12月军队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习近平首次使用“大变局”描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格局。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的进一步壮大，中国领导人更加自信地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将从“百年大变局”中获益，要求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9年5月，在江西参加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021年3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用于在未来十五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认识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的指导性意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成为中国各界观察国际形势的坐标和指导对外政策的重要方法。其提法与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等论述一脉相承，主旨都是准确辨识国际形势巨变以及这种巨变可能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说，这样一种论述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体系性理论有关国际体系转变和国际秩序转型将决定性地影响国家对政策的论述也有交织。“百年大变局”这一重要论断所蕴含的对中美两国角色和作用的趋势性判断，换成学术表述方式，可能就意味着一种有关大国崛起的新思想和新框架。

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百年大变局”的论断之后，中国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对“大变局”的思想内容用学术语言做了进一步论述。例如，张蕴岭认为，力量对比之变、发展范式的转变以及新科技革命是百年大变局的主要内涵。张宇燕认为，理解百年变局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科技进步、民众权利意识、人口结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多边体系瓦解与重构、美国内部制度颓势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个维度进行。林毅夫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伴随的世界格局变化。胡鞍钢在对2000—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工业化格局、科学技术格局、贸易格局、城市格局与以发电量为核心指标的现代化格局作出实证性评估之后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因此，在众多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变量中，学者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仍然是经济变量和世界经济格局。 

事实上，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述“百年大变局”的内涵时也有针对性地做出了调整。例如，2018年7月，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2019年6月，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习近平用“三个前所未有”来说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2020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2021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和科协的大会上，习近平又再次强调，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编写出版《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一书，进一步将“百年大变局”概括为四项内容：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深刻演变。

从新近有关大国崛起的理论研究来看，即便是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两个大国，不同问题领域的权力更替顺序也是不同的。美国学者丹尼尔·德雷兹内沿用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分类法，认为崛起国的反霸权战略在生产贸易、安全、意识形态和金融等问题领域各有不同，其本质在于这些问题领域的权力转移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一个理性的挑战国在冲击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时，首先应考虑远离物质领域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其次是生产和贸易领域，再次是安全领域，最后才是金融领域。

中国政府对“百年大变局”核心内容所做的总结，与上述反霸战略所涵盖的问题领域有一定的契合度。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今后应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将“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列为“百年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长期被西方主导这一态势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被美国视作挑战，只是在某个时期这种挑战的严峻性让位于地缘政治平衡的需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传播效应日益扩大，国际舆论也出现了对“北京共识”的讨论，并将其作为与“华盛顿共识”争锋相对的一种发展模式。正如构造“华盛顿共识”一词的约翰·威廉姆森在2010年的一次对话中所指出的，谈论和使用“北京共识”的多数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许多发展中国家把该共识视作正确的发展道路。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冲击下，国际社会有关发展的思路和路径也在发生大变革，以美国为范式的“华盛顿共识”正趋于瓦解，西方不再认为自由贸易有益于所有人，并提出了“康沃尔共识”，试图加强政府的作用，以应对全球经济变革。中美在贸易生产领域、科技领域以及思想领域的博弈是全球巨变的生动体现，提醒我们应重新审视旧有范式，探索新的适应更多国家和平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从理论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含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国崛起需要注意的关键变量，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包括经济力量、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秩序和规则）、科技（产业）以及思潮（文化）等四项。对照传统的国际关系叙事，“大变局”没有明确提及军事方面的变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仍非常巨大。例如，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比排名前十位的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还要多。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总体上认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因而军事领域的变革将是“大变局”的结果，而不是加速“大变局”的主要原因。

从方法上看，“统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统筹”二字，既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涵盖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作为可以并且需要“统筹”的对象，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崛起和外部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通过排序以及筹划，两者仍然是有机统一的。因此，面向未来，中国总的大战略构想是，充分利用科技、产业和治理体系变化所带来的机会，尽可能联合和团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一步带动中国崛起。因而，“百年大变局”既是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新表述，也是在强起来阶段或者说新发展阶段，从理论上构建大国崛起的新框架，并且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列为最为重要的外交对象，这无疑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外交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坚定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些都是以往未曾出现的新表述。

03、非西方国家经济崛起与全球经济治理变迁的关键十年

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构成了百年大变局最为重要的支柱，中国外交也应该因势利导做出重大调整。不过，正如上文指出，权力转移在不同问题领域耗时不同，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全面调整是一个更漫长的进程。那么就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是等待实力地位持久变化引发治理机制全面变革之后，中国以跟随者的身份做出外交调整？还是进一步认识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地位变迁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关系，把握其中发生前瞻性变化和转折性变化的重大契机，以建设者和引领者的身份做出更主动的部署和行动？显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非常明确的，在全球治理领域要做一个建设者和引领者。下文的考察显示出一项新的经验性认识，20世纪40年代这一关键十年，正是美国集中创设新的国际经济制度，而欧洲的老制度逐步退出世界舞台的时候。当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30个西欧国家的经济总量从这个十年之初相当于美国150%下降至中期的不足70%，到该十年结束时稳定在９０％。根据多种机构测算，从经济总量上看，2020—2030年这十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比将发生类似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欧洲经济力量对比的重大位移，因而这十年也将是国际经济制度发生变迁的重大契机。

“百年大变局”的判断首先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经济势力的经济力量对比上。在这一项上，有三个关键事实需要加以确认。一是过去三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在加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数据显示，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1MF所定义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平稳在37.0%。20世纪90年代这十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比升至43.0%，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上升至近53%。2017年跃升至56.2，2026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可能超过６０％。因此，习近平2019年在讲话中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一论断主要就是建立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ＩＭＦ所界定的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四小龙”实际上就是新兴市场，那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占比还要增加约４个百分点，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０％上升至2005年的50%，2018年又进一步超过60%。因此，中国领导人选择在此前后对外公开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列为首要变量，其基础正是这一群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上升了20个百分点的历史事实。

二是过去100多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比经历了由衰而盛的历史过程。尽管多数学者认为，“百年大变局”中的“百年”是一个虚数，是体现中国文化中对巨大和持久的变化的一种表述，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领导人在使用数字表述时仍有具体的时间限制。例如，邓小平曾经在香港问题上反复强调“五十年不变”，在发展战略上提出“三步走”等都有清晰的时间约束。因此，以百年为尺度，也不妨是我们看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方法。如表－1所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21年，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在1%（包括接近1%的三个经济体———澳大利亚、波兰和埃及）以上的经济体总共有20个，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以此为标准算作世界上经济比较重要的国家，那么1913—2012年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三种态势：(1)经济总量占比上升的一组，包括韩国、巴西、土耳其、埃及、中国、墨西哥、日本、印尼；（2）经济总量占比下降的一组，包括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2）基本持平的主要是加拿大、西班牙和印度。从重要经济体中发展中国家多数占比上升这个意义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已经发生了。而且，表－１还表明，增长规模最大的是中国，占比从1913年的8.8%上升至2021年的18.7%，翻一番还多，并超过了美国。因此，自20世纪末叶迄今，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经济的复兴。

三是以市场汇率衡量，未来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将超过传统的发达国家。在衡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多种国际比较数据中，在认定前者何时赶超美国时，美国农业部要比世界银行、ＩＭＦ等机构预测的适当延迟一些。不过，按照美国农业部2022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按2015年实际美元价值衡量，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于2013年超过美国（时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24.4%），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31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22.1%、美国为21.7%。2032年，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27.1%，而不包括美国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27.2%。如果将中国列入发展中国家并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列入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经济集团，那么前者的经济总量超过后者的年份是2032年。2012年至2022年间，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并未上升，维持在25%。但是中国占比稳步上升了6个百分点，从13%到19%，美国仅下降1个百分点，从２５％跌至２４％。因此，这也印证了上文的一个判断，近十年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最为核心的变量就是中国自己。未来十年的世界，很可能形成不包括美国的发达世界、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美国等相对均衡的“四个世界”。

虽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中没有明确提到政治力量对比，但中国将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因而倾向于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比较有利于中国，或者说中国相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和中国站在一起。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看，中国政府早就明确“要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这样一种方向。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那么至少从体量上看，非西方世界的分量正在快速超越西方力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鉴于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集团中，其他国家的体量以及崛起速度远没有中国显著，也没有中国的影响大，那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个支柱，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崛起，而这也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读“百年大变局”论断时的一个共识。

至于其他三个方面——科技、全球治理体系和思潮，从各种实证分析来看，西方虽掌握着压倒性优势，但这种主导地位正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点尤其让中国人印象深刻，因为在习近平公开向外界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之后，中美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战。这一重大经济冲突不仅对中美两国，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ＩＭＦ的经济学家首次承认，过去60年来，这是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次造成全球层面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以往这类事件通常只是与美国单方面联系在一起。在治理方面，由于全球性问题增多，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领域和机制，这些新兴领域和机制既有可能造成中美之间的冲突，也有可能带动中美之间的合作。

按照前文美国学者德雷兹内所总结的反霸策略的不同领域顺序来看，在贸易战之后，美方会相当集中地关注中国在安全和金融领域发起的挑战。最近几年，中国陆续推动成立了若干新的多边机构，有一些多边机制是对现有体制的补充，但也有一些填补了空白。在国际金融领域，最为典型的是引领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总体而言，这些制度创新行为表明，中国不再满足于“加入”现有的全球秩序，而是加快建设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多边机制，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融资等硬件方面需要急发展中国家之所急。众多国家，包括英国等成为AIIB的创始成员国，被一些学者视作追随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象征。之所以如此，参与国对全球金融不稳定的不满情绪是特别重要的推动因素。同时，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强大能力，为追随其领导地位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此外，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家也容易接受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援助。

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源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进而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开辟了新的机制。当然，这种从经济总量上升影响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迁路径并非是全新的。二战结束后，美国也面临相似遭遇，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国际经济制度建设战略。在20世纪40年代全球经济制度变迁的关键十年中，美国经济力量进一步壮大而欧洲大幅度萎缩，这是导致全球性经济治理机制变迁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近30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涨了20个百分点，从37%上升至57%，这一比重与20世纪4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57%几乎一致。前文也已经指出，2012年至2022年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的增幅。因此，过去十年的确是力量对比发生巨变的十年。从美国创设全球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看，如今也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时刻，并且中国在经济占比上几乎达到当年美国的占比——美国农业部数据认为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将超过20%，因此期待中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并不为过。而2022年10月1MF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以市场汇率计算，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首次超过20%。也正是基于此，一个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无几的中国，调整其发展战略以及随之而来进行新的外交布局，其影响将是全球性的，也会引发更多国家的关注。

04、国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与外交布局

在上述集团性的经济力量对比之外，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新旧动能的转变也至关重要。在旧的增长动力衰减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是如何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外部力量支持时究竟要依靠谁。前文提及，2018年习近平在论述“百年大变局”时也曾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国际大循环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度萎缩，迫使中国要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总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西方国家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中国作为全世界出口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因而以往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发展范式也在深刻变化中。正如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接近40%，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综合，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理解这种转变过程，对于思考和部署下一阶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要。

20世纪80年代，东亚小型经济体的增长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0%上升至15%，这与它们的发展战略以及当时的国际经济格局密切相关。东亚小型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实施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或者说参加了日本引领的“雁型模式”。日本作为领头雁，将不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东亚“四小龙”，东亚“四小龙”采取与日本类似的手段，将过时的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随着日本的产业升级，其他国家通过承接日本转移出去的产业也会逐步升级。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所构建的经济分工格局对当时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1985年下半年美国与其发达国家缔结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日本产业向外转移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为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承接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产业提供了动力。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起，中国明确了“参加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此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外交布局逐渐倚重发达国家是理所应当的。沿海地区近2亿人口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日渐深入日本主导的东亚生产网络。1988年3月，时任国务委员谷牧在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1979—1988年，“这9年可说是在如何把国内建设与国际经济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实现了经济思想的飞跃。”从1988年开始，“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复合词汇———“改革开放”，并以方向明确的发展战略作为指引。用当时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经济工作会议的总结来说，即为“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加国际大循环”。在此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一样，追求出口导向、积累外汇，并顺利加入了WTO。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在发达国家中心地带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十分重大，首当其冲的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的动能转换。2009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有些国家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口号，声称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储蓄太多、贸易顺差太大，要求新兴市场国家降低储蓄、减少顺差、扩大内需。实际上，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胡锦涛强调：“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确实不可持续，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势在必行。”2010年2月，胡锦涛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一是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基地；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三是资源富集国家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主要提供者；四是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对应的环流关系。胡锦涛还强调，“在全球需求结构经历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顺差偏大、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格局难以维持。”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

如图－1所示，世界消费支出总额（包括私人消费和一般政府消费）和世界商品进口总额均在21世纪初出现了快速上升，但两者也均在2009年和2015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可能也是中国领导人两次作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占世界商品进口额比重跌破50%是在2008年，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全球比重跌破50%是在2011年。21世纪初迄今，全世界消费支出和商品进口额翻了一番多，但发达国家占比却下降了10%多，其中商品进口下降幅度要大于消费支出占全球比重的跌幅。下降10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减少6万亿美元消费支出和2万亿美元的商品进口额，西方发达经济体吸收全球商品进口的能力和重要性双双下降。尽管图－1显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阶段，西方的进口额和消费支出额遏制住了快速下降势头，但无法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更不用说恢复到占比60%这一鼎盛时期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原先深信不疑的西方的自我修复能力未能重现，进一步表明依赖于发达国家作为消费市场的旧发展模式的破产。

在学术界，旧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或者说旧发展模式，也被称为“东亚生产、美欧消费”的全球分工模式。自2005年以来，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全球不平衡”问题的一部分，且不可持续，但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国家依然愿意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因为亚洲国家需要通过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来解决国内就业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均认为，“亚洲生产、欧美消费”之所以无法维持下去，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消费上不去。美国存在巨额贸易赤字，也凸显了亚洲各国再也难以通过向美国出口实现致富之路，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在美国学者巴里·艾肯格林看来，亚洲决策者早已意识到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效果得失参半，正寻求建立既依赖国内需求又倚重出口的、更加多元的经济体系。其中，有两个国家特别突出，一个是消费信贷快速增长的韩国，另一个是总需求中消费增速远快于出口增速的中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艾肯格林的上述观点最早发表于2004年初，反映的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体的短暂调整，并未预料到2004年后旧发展模式仍得以维持数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净出口额连续五年下滑，直到2004年才超出1998年的水平，因而以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时，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净出口是负增长，消费的年均增速在７％左右。但在中国加入WTO后，2004—2007年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年均增长14.7%，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年均增长达到了惊人的71.9%。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依旧能够吸收巨额的中国出口，中国政府并没能将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变过来，扩大出口要比扩大内需在经济上更加容易实现。中国进出口占GDP比重于2006年达到峰值后双双下降，特别是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占比几乎回到了入世前的水平。2008年GDP核算中净出口同比仅增长3.4%，而消费增长几乎是净出口增长的5倍。此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负增长，进出口占GDP不断下降。因此，中国领导人强调世界（特别是美国）需求大幅度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再调整势在必行。

中国向发达经济体的出口进一步揭示了对外关系格局的国际经济基础。如图－２所示，美国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1978年为2.8%，至1988年明确构建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美国占比为7.1%，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占比不足2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的发达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46.6%稳步上升至1991年的66.3%。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开放迈入新阶段，进一步融入发达国家市场。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初不到10%提升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20%以上。在21世纪初中国入世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在40%以上，超过了亚洲发达经济体在中国出口格局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这构成了21世纪初中国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的国际经济基础。中国入世之后，美国在中国出口中占比数年都稳定在21%左右，未能实现20世纪90年代的增幅，这表明美国容纳中国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终于加速下跌。在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再度下降至2019年的16.8%。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市场占比略有恢复，但2022年1—10月，美国占中国出口额（美元值）仍下跌至16.5%。这一水平已经低于2013年，未来不排除继续下降的可能性。从长远趋势看，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可能跌落到10%———这是目前美国市场占德国和日本出口的比重，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也即中国确立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之前的状态。

图－2有一项重要事实需加以注意。在2012年末习近平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个历史低点（16.7%），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最近两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重要性再度下降至16.5%。这至少说明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在美国之外寻找出口市场的难度同样不小，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已经波及其他主要市场；二是美国希望减少中国对美出口，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市场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还比较稳定，美国要主动对华经贸脱钩并不容易。不过，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被迫调整收支平衡不同，2018年特朗普政府主动开启对华经贸摩擦乃至经济脱钩，不仅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也被拜登政府所继承。从美国的战略调整来看，美国作为中国出口市场的地位最终还会进一步下降。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不仅反映在进出口占GDP比重双下降的趋势上，也突出表现在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以人民币计价，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5%下降至2018年的2.5%。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该指标于2021年反弹至3.8%。1990—2021年，该指标的均值为3.0%。而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9.9%迅速下跌至2011年的1.8%。从进出口占比大幅度下降、净出口占比下降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发展战略调整的转折点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8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也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也被称为净出口贡献率）只是反映了贸易顺差增量的变化，而不能全面反映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以支出法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在统计上假定这三部分是彼此独立的，但事实上，净出口既包含出口也有进口，从经济运行上看，进口商品不仅对消费和投资直接产生作用，也为我国的进一步出口提供了原材料和零部件。在价值链贸易时代，后者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有研究表明，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重新测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比现行统计口径中的“净出口”贡献率大得多，并且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发展时，特别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程度越深的行业，两种估计方法的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的三部分数据，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一种呈现，而不表示三个部分对经济运行的实际贡献。有学者经过测算之后发现，1995—2011年，中国GDP实际增长348.1％，其中国内最终消费、国内资本形成和国外最终需求拉动的比例分别为137.7%、134.4%％和75.9%。尽管国外需求的确要小于前两者，但肯定要比统计年鉴所列数字大得多。从时间序列变化看，传统方法和新方法衡量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转折点均出现在2006年，其中，按照传统方法衡量为15.1%，按照新方法衡量为23.8%，2008年后两者均有较大幅度下降。按照新方法衡量，2015—2018年外需占GDP的比重约为年均15%，而基于传统方法衡量只有3.6%。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推动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舍弃国际大循环，外需对经济增长仍然十分重要，也从侧面证明旧发展方式的某种长期合理性。

05、结论

中美关系已降至建交以来的历史低点，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变故，中国政府判断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这预示着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迥然不同于以往，对中国发展战略以及外交战略的影响将十分深远。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做出时代主题进入和平与发展阶段这样的大判断，是构成中国前一个发展战略———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国际政治基础，并逐步推动以发达国家为首要的外交布局。现在进入新一轮国际政治周期，中国政府已经调整了发展战略，做出加快形成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在国际环境和发展战略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外交布局也正在做出调整。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排名不靠前的情况下，外交布局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国际形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80%，并极有可能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结束之际超过美国，中国已经是推动“百年大变局”最重要的力量。中国自身的变化，特别是发展战略的调整，已成为影响外交布局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早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依赖于向发达国家出口，因而外交布局依赖于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随着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结束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我们转向立足于自身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外交布局也必然随之进行调整。

外交布局调整的方向是更加重视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近两年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一项中长期战略。这一战略之所以势在必行，并且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见效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西方的进口和消费能力下降10个百分点，且美国对中国持续打压并进行高科技封锁，中国被迫进行调整；二是中国的进口能力和消费能力大幅度增长，有能力为其他寻求出口目的地的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提供市场，主动作为带动它们发展；三是中国周边地区处于中高速增长时期，且不少经济体也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为了适应这一发展战略的转变，外交布局更应重视周边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同时，鉴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多边外交方面也应加大对发展中地区的投入。因而，最近两年外交布局的逐步调整，并非是临时性的，而是与百年大变局、新发展格局等紧密联系。周边和发展中地区的地位上升，中国外交布局的调整方向看似带有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色彩。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需要并且带动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外交布局也将更加注重伙伴关系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以多种伙伴关系维系的多边外交已被置于大国之前，成为引领中国迈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本文强调，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外部环境的开放性有关。中国领导人从改革开放之初至今始终强调，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主要功能是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多数时候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时把国际政治环境视作常量，长期关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变化。如今，随着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经济学家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还取决于国际秩序是否开放，即外交和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在美国对华实施高科技“脱钩”、进行全面打压的前景下，中国能否继续获得增长并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呢？本文认为要重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美国及其西方的力量已大不如20世纪80年代，甚至也不如超级全球化时期，“百年大变局”这一论断就是对此做出的全面研判。二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受到发达国家政策的影响，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毕竟出现了新的替代性选项，即若干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起到核心作用，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一言以蔽之，世界经济运行的逻辑已然改变。那么，内生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外交布局也将发生新的根本性变化。（作者：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