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内容摘要：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其走向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悲观者不少，特别是从美苏冷战的历史案例出发，一些学者提出了中美正处于或正走向“新冷战”“中美必有一战”“中美难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等观点。这些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渊源大都可以从结构现实主义中找到。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中美在安全、权力和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决定了两国难以避免冲突甚至战争。观察中美关系发展，结构视角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结构现实主义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即使从结构视角出发，也需要认真思考结构的原初状态和具体特征。如果在结构起点处就存在较大不同，那么很难完全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旨在探讨中美所处结构的起点状态，阐释其特征，并分析中、美当前的政策取向，以便更为全面地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从结构出发，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在冲突和战争之外，还存在着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可能。正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2023年在旧金山会晤时所言，“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

一、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

由于国家是在特定的结构内互动，结构确实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结构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结构状态也并非一成不变，也非千篇一律。这就需要考察一定时空背景下国家互动的结构起点问题。所谓结构起点，是指构成特定国际关系结构的初始状态。体系的初始状态不同，体系特征不同，国家间互动的演化逻辑也不相同。结构起点塑造结构演化的进程，并作为给定的条件，影响结构内不同行为体的互动模式。

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总体结构仍是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结构。关于这种结构，美国更多地是以所谓“新自由主义秩序”来概括；但中国认为，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管对于结构的秩序有何不同称谓，二战后所确定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然而在总体结构保持大致稳定的背景下，阶段性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

事实上，二战之后的全球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构，即从1947年冷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个结构中，美苏两极对抗，军事上对立，经济上基本隔绝。在20世纪50年，中国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美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也尚未正常化，中国保持相对独立并置身美苏对抗之外。为了赢得对苏联的冷战优势，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迅速改善。1979年中美建交，这标志着中美对抗苏联的态势正式形成。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进入“准蜜月期”，两国在战略上协同，经济联系快速增加。由此，苏联在冷战中逐渐处于被动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战之后的总体结构进入了第二阶段。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从大国力量的角度看，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一超多强”的时代，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一超独霸”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因此大力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此同时，中国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标志性事件。同年，“9·11”事件爆发，美国随即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中国总体上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由此，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随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国力受到极大冲击，为了应对危机，中美携手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2010年以来，国际体系结构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逐渐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政策。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对华征收高关税，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华为公司及中国其他高科技企业，并在涉港、涉疆、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拜登政府执政后，开始将“合作、竞争、对抗”作为对华政策指导原则，延续对华高关税措施，同时通过提升盟友关系持续对华施压。此外，拜登政府还强化出口管制、投资限制，试图赢得对华竞争优势。

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确定结构起点，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在时间坐标上，起点前后的国际结构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具体而言，判断阶段性结构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依据有两个。

一是结构内原有的关键行为体发生重大变化。在冷战阶段，美苏两国成为结构内最强大的国家，而之前结构内关键的塑造者（如英国和德国）不再具有原有的地位。在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结构中，俄罗斯的实力急剧下降，美国“一超独霸”，其他国家的实力都无法与美国匹敌。在当前国际结构调整的第三阶段，美国继续作为结构主导国家存在，同时中国国力快速上升，影响不断增强，成为结构的关键塑造方之一。

二是推动结构演化的国家间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冷战期间，国际结构内最主要的国家间关系是美苏关系。美苏两国在全球争霸，互有攻防。在第一阶段，美国和苏联分别建立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军事联盟，争夺势力范围，打造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同时，美苏关系也塑造和影响着其他的国家间关系，并决定着国际结构的走向。在第二阶段，美国以维护、巩固和拓展其领导地位为目标，美国与多极化进程中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结构中的主要关系。美国试图打造霸权体系，这与结构中其他行为体希望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诉求产生了冲突。在第三阶段，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认为中国可能挑战其国际地位，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地缘竞争对手”。因此，美国进行战略调整，聚焦“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而中国坚决捍卫自身发展权利，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为。国际结构也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成为国际结构中的主要国家关系。中美两国均认为当前的国际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美国认为“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中国则认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虽然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总体上仍然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塑造，但具体而言，结构中的主要行为体和主要国家关系已经出现了三次重大调整。因此，将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定位到二战结束、冷战时期或者是冷战结束之初，都不够精确。准确地讲，在二战结束后的近80年间，中国和美国作为体系结构中的两个关键大国应该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也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一方面，中国持续扩大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断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例如，2019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但是在2021年，这一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三。就力量而言，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一超独霸”的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要将某一具体事件作为中美关系成为结构中主要关系的标志，那么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具有这种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破坏力强，深刻改变了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极大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后续变化。

二、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特征

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结构的关键行为体，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也决定着国际结构的未来发展。关于这一点，争议不大。核心的问题在于中美所处的国际结构和美苏所处的国际结构是否一致，美苏冷战的结构是否能够自动移植到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或者更为直接的是中美是否难逃结构带来的悲剧。这需要从结构的起点特征加以理解和阐释。泛泛地认为中美所处的结构与美苏所处的结构都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两国对抗，而忽视结构起点的差异和后续进程的不同，不利于更为精准地分析中美关系。

当前中美作为体系内的关键行为体所处的结构起点的特征和冷战爆发时期美苏所处的结构特征有显著差异。

第一，在全球经济结构上，全球经济具有连接性和互嵌性，中美两国之间也保持着高度的相互依存。作为当前结构下的经济体系，全球经济高度连接和互嵌。在2010年前后，“超级全球化”大行其道，各国经济开放度、国家间经济联系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数量达到空前的水平。从数据来看，从1870年到一战前，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从1870年的9%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4%。从1914年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全球经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大为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大逆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贸易占世界GDP的比例跌至5.5%。二战结束后，美国在1947年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将西欧等盟友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苏联也推出了“莫洛托夫计划”，将东欧经济与苏联经济紧密捆绑。此后，世界经济被划分为两大平行且对立的经济体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际贸易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到1980年，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在苏联对外贸易中只占四分之一。冷战结束后，“超级全球化”进程开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其平均增速大大超过全球GDP增速，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5%上升至2012年的26%，2012年商品和服务出口约占全球GDP的33%。

中美关系所处的结构起点，不仅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而且中美之间也深度相互依存。而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经济基本是相互隔绝的，以美、苏为代表的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经贸联系也较少。从1950年到1959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年均不到100万美元，同期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年均为2 100万美元。1960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升至3 960万美元，并在随后的十年中迅速提高，在1968年达到5 770万美元。1969年美国《出口管理法》通过，其当年对苏联的出口额达到1.055亿美元，1971年达到1.62亿美元。与此同时，苏联对美国的出口额一直保持在2 000万美元左右，直到1965年才跃升至4 260万美元，1970年达到7 230万美元。但是双方的贸易额与它们各自的贸易总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1965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不到美国出口总额的0.2%，1970年这一比例也不到0.5%。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在1965年和1970年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0.5%和0.6%。1971年，美国与苏联的贸易总额为2.19亿美元，但是远低于美国与加拿大、日本以及主要欧洲盟国的双边贸易总额。1980年，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0.2%，苏联自美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2.1%。

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联系却极为密切，供应链高度整合，互补性强，具有体系性对接、彼此间依赖的特征。以2016年为例，这一年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9%，美国自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0.9%。同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8.4%，中国自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5%。由此可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远远高于美苏在冷战初期和后续的经济相互依存度。2016年，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6%，中国自欧洲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8.1%。如果再把日、韩等美国盟友包括在内，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第二，在安全结构上，国际安全形势大幅度缓和。中美两国所处安全结构的起点，全球安全形势整体好转，和美苏冷战形成鲜明对比。1947年冷战开始时，美、苏都刚从二战的残酷现实中走出来，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战争恐慌心理。对两国而言，战争并不遥远，因此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是它们的理性选择。首先，从军费来看，经过二战之后的大裁军，苏联的军费开支从占其GDP的50%以上降为约20%，美国的军费开支则从二战期间占其GDP的40%降为6%左右。但随着冷战的爆发，苏联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高位，20世纪50年代的年均占比在20%以上；美国的军费开支也快速攀升，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年均保持在10%左右。而中国和美国的军费预算在2010—2020年占GDP的比例分别低于1.7%和3.8%，[14]均大大低于美苏冷战初期的水平。其次，从军队规模来看，以1960年为例，美国和苏联的军队规模分别约为250万人和360万人，占其国家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1.4%和1.7%。而中美两国在2010年左右的军队规模远不如冷战期间的美苏。尤其是中国在2015年裁军之后，军队规模维持在200万人，占人口的比例不到2‰；近年来美国的军队规模保持在140万人左右，占人口的比例低于5‰。再次，从军事联盟看，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别构建了由自己主导的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军事联盟，冷战也直接表现为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军事联盟的对抗。当前，中国始终坚持不结盟政策，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关系，更没有建立多边军事联盟体系，因此，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亚太地区都不会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美国虽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盟关系和联盟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盟友并不支持美国对华实施军事遏制。因此，冷战期间的美苏军事同盟对抗模式在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需要指出的是，美苏之间虽然爆发了冷战，但能够避免热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核武器的存在，也就是说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维持了结构的和平。在中美安全结构的起点上，这一因素继续存在，也有利于避免中美陷入冲突。因此，相较于冷战初期，当前中美结构起点的安全环境是显著改善的。

第三，在观念结构上，全球意识形态竞争相对弱化。当前，在观念结构起点方面，意识形态更为多元和包容。而在冷战初期，美苏在意识形态领域高度对立。无论是作为客观存在的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还是美国主观认为苏联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入其扩张行动之中，美国都需要针锋相对。而从苏联的角度看，“杜鲁门主义”主张“全世界应该选择美国制度”，进而认为美国二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反对共产主义，谋求世界霸权。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影响力是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但在目前的全球观念结构中，美国虽仍极力推广其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但中国并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意愿和行动。在相对宽松的全球观念结构中，其他大多数国家也认为应根据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选择政治制度。此外，在后冷战时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具有交融性、共通性、普遍性和全球性，成为全球观念结构中的主导理念，这也有助于抑制特定国家单一意识形态的扩张。

第四，全球性挑战持续上升，需要中美携手应对。对当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而言，全球性挑战的持续上升是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均受其影响，但又无法独自解决。美国认为，气候危机既是国内危机，也是影响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气候危机正在重塑物质世界，目前气候变化的速度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中国也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美两国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威胁的认识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进展是相伴相随的。IPCC的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升温幅度需控制在1.5℃，否则地球在2030年之后会出现毁灭性气候。如果中美之间缺少合作，按照目前的情况，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造成全球气温上升幅度超过预期。为应对气候危机，中美需要加强合作。但在冷战初期，美苏之间基本没有面临类似的全球公共问题挑战。

上述特征是当前结构的初始属性，渗透到结构的各个领域，成为结构内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成员互动的基础。结构的起点塑造体系结构的形态，进而产生结构压力，传导至结构内国家，塑造着国家的政策选择。如果体系结构的起点是对抗性的，那么就会产生对抗性的结构压力。但如上所分析的，中美所处的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这种结构所产生的体系性力量对包括中美这样的关键性国家在内的体系内成员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其指向更多的是和平和发展。要打破这种结构，回到冲突甚至战争，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三、结构塑造者的政策选择

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虽然有利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有利于避免中美陷入冲突，但是结构能否持续发挥作用，这又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如果中美两国选择冲突，那么结构起点的有利因素会随着冲突的持续和扩大逐渐消失，进而导致原有相对良好的结构瓦解。中美作为结构的塑造者，在双边关系上的政策选择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维持结构还是颠覆结构，取决于体系内各关键行为体的选择。从目前情况看，结构中的重要行为体的政策选择考虑到了结构起点的作用，这有助于维护结构的稳定。

第一，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由中国的国家发展逻辑所决定的。对于美国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以及美国的霸道、霸权行径，中国的态度是坚决抵制且敢于斗争。但这种斗争不是所谓争夺全球霸权的斗争，而是国家之间的正常互动。为了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下简称“三大倡议”）。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三大倡议”，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总体思路，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特点，更是中国为应对百年变局提出的解决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环境，明确要“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和美国的协调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应对全球安全变局，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这包括了促进中国与美国的良性互动，避免核战争，守住不冲突的底线。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各种文明开放包容和交流互鉴，主张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全球文明倡议既有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击，也有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交流、沟通。

具体到当前的中国对美政策，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连贯的，逻辑也是清晰的。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主张以“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为基调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在拜登政府时期，中国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由此可见，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始终强调三点。一是尊重，中国尊重美国的社会制度，同时也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二是和平，中美之间有分歧、矛盾，这很正常，但不能用战争的方式消除彼此分歧；三是合作，合作是中美最佳的选择，双方要通过合作来扩大共同利益。

第二，美国的政策选择。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合作和竞争两个选项中摇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合作相对更多一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两大领域，美国需要中国，也和中国积极协调。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在上述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合作成果是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奥巴马政府后期对华政策中竞争的一面也在上升。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并推动美欧战略协同。在地缘经济上，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增强。在政治安全领域，美国在涉港、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冲突性因素急剧增加。但从合作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在经贸领域也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避免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

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美国对维持中美战略稳定的考虑增多，对务实处理对华关系的考量增加。从2021年提出的“竞争、合作、对抗”旧三分法到2022年的“投资、结盟、竞争”新三点论，两者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将“合作”和“对抗”的表述都删除了，只保留了“竞争”。但在具体说明时，事实上保留了“合作”的选项，“美国准备随时和中国合作”，但希望避免对抗，“美国和中国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对抗或新冷战”。 2023年，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拜登总统在经贸领域提出“两不”，“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和中国需要思考如何管理竞争以缓和紧张局势。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也强调，要以务实的经济战略来应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良性的经济竞争。

第三，关键第三方的政策选择。中美是结构中的重要行为体，对结构有着直接且显著的影响，但现有的结构并不只有中美两国。2017年，中美两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接近40%，尽管如此也远没有达到冷战初期美苏两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程度。在中美两国之外，其他的行为体的选择也会塑造中美两国的政策。在当前的结构中，如果第三方选边站队，将会加剧中美的对抗；如果第三方保持中立，将会抑制中美的对抗。这和冷战期间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冷战期间，处于对抗状态的两大阵营几乎囊括了所有大国，即使存在独立的第三方，其作用也受到限制。大国塑造第三方的政策选择，而第三方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结构起点的状态相关。与冷战时期不同，受益于复合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当前结构中的第三方拥有较为独立的行动空间，其典型代表是欧洲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

一是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多数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盟友，美欧政策协调有所增强。与此同时，欧盟也希望实现“战略自主”。这种“战略自主”在军事上是力争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经济上是能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在战略上是在中、美之外发挥欧洲的规范和平衡作用，防止欧洲利益受损。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担心过度与美国捆绑将会损害自身利益，甚至可能会被边缘化。不仅如此，欧洲国家还希望与那些不愿卷入中美竞争的国家加强协调。在美国不断拉拢欧洲国家打压、遏制中国的情况下，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制约。正如布林肯所言，美欧联合起来才可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如果没有欧洲的坚定支持，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无法取得实质效果。事实上，美国对华政策从“脱钩”到“去风险”的转变，也与欧洲国家不完全赞同对华遏制政策的立场有一定关系。因此，欧洲国家是塑造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第三方因素。

二是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有多种内涵，其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且是一个经济社会概念。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南方国家进一步觉醒，全球南方兴起。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相对应，其已经被塑造为一个“抵抗空间”，不仅反对“北方”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也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全球霸权。美国力图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分化其与中国的关系。对于美国打压中国，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是“不支持”。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等北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剥削和压迫非常反感；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世界和平和道德正义的角度看，全球南方国家也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由此可见，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全球南方国家，它们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希望中美能和平共处，拒绝选边站队。对于关键第三方的明确信号，中美两国尤其是美国需要正视并予以积极回应。从结构角度看，关键第三方的政策选择也是制约中美两国走向冲突的重要力量。

四、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与中国的主动作为

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不同于美苏冷战爆发时的结构起点，当前的结构现状也远没有进入所谓的“新冷战”状态。基于结构起点和结构现状，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还有除冷战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道路。当前，拜登政府也有意管控分歧，为中美关系设置“护栏”，客观上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但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化、领导人的更替以及外交战略的调整，可能会冲击结构，有把中美关系拉入“新冷战”的风险。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面临着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也拥有冷战时期苏联所不具备的多重优势，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动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降低美国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的可能。

第一，持续推动与美国的合作，扩大利益交集。中美关系能否健康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中美两国自身。从美国近些年的对华政策看，其已经意识到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主要大国的地位。中国也意识到，无法在短期内超越美国。中美战略博弈注定是长期的、持久的。在这种趋同的判断下，为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中国需要主动作为，扩大中美利益交集。利益不存，稳定不再。一是维护经贸利益，维持中美相互依存的基本格局。经济深度相互依存是中美关系不同于美苏关系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特征。中国要在维护好中美经贸存量利益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增量利益，拓展中美经贸合作，确保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二是回应美国的现实诉求。美国国内存在大量经济社会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但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问题，如芬太尼问题。[30]中国可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适度回应美国的诉求。三是在全球共同利益上的合作。中美两国是全球性大国，在事关全球安全、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两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美也可以在维护和扩展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增进信任。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优先领域，人工智能治理也是重要的合作议题。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利益交集外，中美还要扩大互动的规范交集。一方面是中美两国确定管控分歧的规则交集，如中美要就如何管控分歧确立规则；另一方面是确定中美互动的机制交集，要在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更多正式的合作机制。

第二，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创造复合化的结构均势。其一，推动国际局势缓和，助力国际政治多极化。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英国的战略思想，即发挥自身相对孤立的地理优势，大搞“离岸平衡”。该战略的核心是在关键地区制造矛盾、推动对立，借此维护自身利益。有鉴于此，如果能够在美国实施“离岸平衡”战略的关键区域如欧洲、中东、东亚地区推动实现局部缓和，则美国战略的效果将会下降。因此，中国可高举“大缓和、大团结、大和解”的旗帜，推动与周边地区和其他关键地区的合作，增加在相关地区的贡献，助力形成多元、稳定的全球结构，以此对冲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其二，着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平衡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最后堡垒，也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钱袋子”。冷战时期，苏联重军事、轻金融甚至无金融，放任美元霸权持续发展，也被迫承受美元霸权带来的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可通过提升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的国际份额，约束美元霸权。中国也应借助自身经济和贸易优势，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应通过市场逻辑和战略谋划，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应对美国联盟体系，防范美国打造对华联合阵营。美国能够在冷战中胜出是因为其构建了强大的联盟体系。当前美国政府也借助更为紧密的联盟体系对华展开竞争。对此中国要寻求破解之道。在经济上，中国要以扩大对外经贸联系为主要方向，从战略高度加强与欧、日、韩、澳等美国盟友的经贸关系，稳住既有的经贸网络，优先拓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措并举确保与美国盟友在经济上不脱钩。在意识形态上，应吸取苏联在冷战时期的教训，不主动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另外，中国还要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中的新型大国和中等强国，避免这些国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美国目前竭力拉拢印度，考虑到印度与中国的地缘关系以及印度未来的增长潜力，中国应稳住中印关系。

第四，努力打造和平环境，夯实民族复兴基础。冷战期间，美苏在军事方面虽然高度对抗，但未发生直接战争，主要原因在于美苏都是核大国。“核武器和平”或“核恐怖平衡”定律在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中国和美国作为有核国家，彼此之间固然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会出现，第三方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可能成为消耗两国国力的因素。冷战时期，美苏均对外发动过大规模战争，但两国也因战争消耗了国力，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越南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国力，使苏联在一个阶段内获得了竞争优势，形成“苏攻美守”的态势；阿富汗战争则消耗了苏联的国力，帮助美国最终在冷战中获胜。就目前而言，一方面，中国应增强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应坚持和平崛起，不搞军事扩张，不主动发动战争。

第五，应始终将国内发展置于首位，尤其是做到政治要稳定、经济要繁荣、社会要发展、安全有保障。中美战略博弈的走向取决于各自国内的发展。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华竞争战略都强调其国内议题的重要性，各种形式的“投资于国内”成为美国的优先选项。中国也要注重国内的发展。具体而言，一是政治要稳定，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应对中美博弈的优势来源。二是经济要繁荣，当前中国应更加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同时，要营造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三是社会要发展，要保持社会活力，回应民众需求，增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切实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是安全有保障，要保障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安全，避免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当然，安全有保障并不意味着泛安全化，过分强调安全也会冲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结束语

结构确实重要，各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结构之中。真正的结构主义理论不仅要看到理论意义上结构的趋同性，更要承认具体时空背景下结构的差异及其巨大影响。仅仅从抽象的结构出发，容易陷入新现实结构主义的窠臼，这是历史主义贫困论的表现。如果只是僵化地看待结构，那么就会得出“循环和重复”的结论。在重视结构的同时，还要关注结构的起点和特征，这样才会看到动态和变化。结构起点不同，结构进程不同，结构的发展方向也不同。结构的发展并不只遵循现实主义的逻辑，也遵循非现实主义的逻辑。

当今世界面临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对中美关系而言，“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了”，也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必然滑向“新冷战”。中美关系所处的结构起点与历史上特别是冷战爆发时的结构起点有诸多不同，需要准确定位和把握。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的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在“再也回不去”和“新冷战”之间，中美可以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道路。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塑造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也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包括正确看待国家权力、引导各自国内民众的情绪和做出理性的政策选择。同时，中国也要主动作为，借助结构去重塑相互关系，不被旧的结构及其历史所限制。（作者：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