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参与度和可见度逐步提升。中国始终恪守公平、公正、非暴力的立场和角色，并逐步由参与外交斡旋转向建设性发挥外交调停的作用，其倡议和方案愈益成为解决热点问题的共识。在参与推动朝核、伊核、阿富汗、巴以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已然积累了诸多丰富经验，提出了“建设性参与”、“标本兼治”和“对话协商”等一系列原则，并采取了以热点问题暂时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解决、促进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联动以及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等实践策略。这些理念、原则和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当前的全球治理观念和路径，为世界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前言

从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到促成沙伊复交，再到穿梭于俄乌之间的外交，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热点问题的解决之中，为全球治理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不断取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学界对此问题关注已久，但鉴于中国外交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研究仍然滞后、总结不够深入和充分。迄今分析中国参与热点问题的动机与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类代表性观点。

第一类动机性解释，认为参与热点问题解决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参与和推进热点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调解人的形象和国际威望。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权力和影响力。

第二类功能性解释，认为中国将热点地区作为大国外交的实践平台。自确立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之后，中东地区就成为中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担当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舞台。第三类治理观解释，认为倡导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路径。中国特色中东伙伴外交体现出中国在中东日益拓展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冲突解决意愿和逐步提升的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能力。同时，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也为中东的地区冲突解决提供了新思路。第四类系统性解释，认为地区安全与中国安全密切相关，具有参与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中东政治日益全球化，中国必须承担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责任，随着中国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大踏步进入中东，中东政治、安全同中国息息相关。

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越来越奋发有为，积极参与并深度嵌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使得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需要重视中国的理念和原则，需要中国外交实践的推动。中国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方面已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对其理念、原则和实践的梳理和提炼尚有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

一、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理念

20世纪以来，西方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的理念有其自身逻辑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面前，其解释乏力、指导失灵的现象屡有发生。2021年1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记者招待会上坦承，美国和欧洲的民主正在倒退。美西方国家影响力减弱，在解决热点问题上表现乏力。而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从国际社会的发展看，西方话语、西方理念、西方手段主导国际关系的局面应该有所改变。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时，应更多吸纳东方哲学的思想精华，调整化解安全问题的理念，促进有助于人类和平、发展与安全的共同价值的丰富与完善。

(一)“律己利他”的国际观

“律己利他”的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家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道家倡导“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都在诠释有别于西方的东方智慧。对于自身，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正人先正己”,特别强调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主张从我做起，以己示人，带动示范效应；强调自我克制，而不是先限制他人再限制自己，或只限制他人不限制自己，或单纯借助于外部因素；不以抵毁他人来抬高自己，而是注重完善自己来展现形象魅力。

“律己利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己的关系。在国际政治中，这种思维就是对“自身”和“他者”以及自身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考。中国倡导“让利助人”,其智慧之道在于考虑自身利益时，兼顾他人利益，以“利他”促“利己”,从而最终达到双赢的结果。西方理论也讲互利，但实践中还是更多强调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讲利他而西方讲排他，中国讲利他才能利己，西方讲利己再利他。本质上，西方哲学强调“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差异，将二者割裂对待，东方哲学则侧重“自我”与“他者”的联系，二者对立又统一。

因此，律己利他理念是对西方自我与他者对立哲学的超越，对处理地区热点问题颇具启示意义。中国对于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体现“天下为公”、“义利共赢”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调中国智慧的力量。习近平主席强调，在国际关系中需要坚持和践行正确的义利观，提出树立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重视平衡利益与价值的关系，坚持互利共赢、公平正义的原则。也就是说，正确的利益观秉持互利，即“利己”与“利他”的结合。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出发，西方话语中的安全困境思维是责问式的，动辄指责对方，而逆安全困境的思考是自省式的，反问自己是否已经做够做好，主张国家恪守已有协议，约束自身行为，在缓解地区安全的同时自身也获得安全。显然，在应对地区热点问题时，逆安全困境的思维模式更适合，国家应该转变自利排他的安全观念，构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综合”安全，强调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相互合作、相互帮持，彼此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利他思想还体现在非强制的理念中。儒家学说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内敛，主张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柔克刚、不战屈兵。“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在利他思想中，还有一种观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成全”。所谓成人之美，是中国重要的济世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主张让利于人，成人之美，相互成就。成人之美，也成全了自己的名声。成人之美，自己也美；乘人之危，自己也危。这是解决热点问题的中国方案深刻的思想基础。从国际安全的角度阐述，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正确地评估和考虑对方的安全，才会有自身真正的安全。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

中国既是“律己利他”理念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者。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争端，致力于推动一切有利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国际努力。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与联合国宪章承载的理想一致。事实证明，中国对于所有热点问题、争端问题均倡导并力求推动和平解决，积极探索和平解决热点问题或危机的新途径新办法，全力谋求通过谈判与协调以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善方案和决定。对待大国关系，中国始终保持冷静克制，以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为目标，坚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对待周边矛盾，中国坚持与当事国直接对话沟通、与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双轨思路”,支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协商和落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数十个国际军控条约和机制。尽管中国国家实力日益增强，但中国始终保持审慎克己的外交政策，从未恃强凌弱，以最大善意保持克制，最大限度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以此建立双方或多方协作解决难题的基础。

(二)“中和”的辩证观

《礼记·中庸》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在达到“中和”状态下，天地各归其位，万物由此生长发育。所谓“中和”即是不偏不倚、合乎于道的中立平衡，而“位育”则是万物于天地间构成的秩序之中找到属于自身的合适位置，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进而带动整体发展。“中和”是达成“位育”的方式。“中和位育”的哲学观包含了正确处理国际问题、推进全球治理的目标和手段，特别是对于中国外交致力于解决热点问题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

“中和”,要求中国外交立足于基本的规律和准则，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多方复杂利益关系之中达成平衡。孔子把不偏不倚、守常不变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史记》《礼书》篇讲“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坚守正义立场，恪守正道，便能确保中庸之道。用中庸之法处理国与国关系，就是持中道，把握不偏不倚。中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大本也，庸者，天下之定理，中立而不依，无过无不及，合于度的要求，恰到好处，这就是最完善的办法。中庸提倡通过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体谅和宽容来实现和平。

中国“中庸”的外交智慧体现在，不囿于简单因果，不受二元对立的哲学束缚，不执着于线性思维，而注重复杂的系统思维，有所为有所不为。《礼记·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同道路和模式的国家之间并不一定是先验的敌对关系。从辩证观来看，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世界的本质是互补而非冲突，事物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国家关系中存在非敌非友的状态，多数国家都是既竞争又合作。相互对立的方面是可以改变的，也取决于改变，这就为变化预留了更大空间，也为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大的可塑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才有了渐进的理念，才有了热点问题的软处理思路。

另一个东方辩证观也值得注意，那就是变通。变通不是无原则让步，而是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注重方式的灵活性。中国哲学讲变则通、通则融，化被动为主动，化压力为动力，化批评为激励，变危险为机遇。中国文化讲灵活性与妥协性，讲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可照搬与强求一律。在大目标确定的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应对方式则随形势而变。顺应与变通，不做逆时代潮流之举。

中国倡导的平衡理念也与西方的平衡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主张的平衡是制衡，旨在通过权力的损益实现相互制约。由于西方制衡的本质是为了阻止或压制新型力量的出现，这种平衡注定具有冲突性。历史也证明，西方主导下的国家间平衡往往通过战争实现。相比之下，中国所倡导的平衡是中庸之道，是实现互学互鉴、接纳包容达成多元一体的哲学。中国式平衡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寻找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合适的位置，促成彼此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从而维持系统内秩序，实现整体的和谐。比如，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找不到一方反对另一方的特征，没有排他性，不针对特定的第三方。伙伴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伙伴关系形塑了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一种新型关系。

在地区问题治理上，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使其具备其他文明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把握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在处理问题时中国更有耐心、更有长远的规划。中国的地区冲突治理彰显“协商型”,就在于中国更多地考虑到所在地区和国家的文明特性和制度传统，只有通过多方协商、包容妥协，才能照顾和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也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和演进。西方的地区冲突治理凸显“强制型”,而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治改造的失败，一再证明“强制型”治理模式不能化解热点地区的矛盾，也无法得到热点地区民众的认可。

(三)“差异化合作”的合异观

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以处理国家间关系。时过境迁，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问题愈加复杂。传统的“求同存异”侧重于搁置差异，暂时不使差异影响国际合作，已经无法适应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现实诉求。因此，中国外交的理念也逐渐从“存异”转向“合异”。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应当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同时，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典故。“合异”是指国际行为体在各自的核心利益和价值理念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处理好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并使其有利于促进相互合作。合异思想强调不是所有差异都能够得到解决，存在分歧与差异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合作，甚至可以使差异成为促进合作的有利因素。相比于“存异”,  “合异”更重视主动正视并积极调动、协调差异为国际合作服务。

“合异”观的本质在于国家间建立“差异化合作”模式，在合作中解决分歧与问题。“合异”的初级目标就是在差异间维持和谐，在差异间共存共处，高级目标则是化解差异，使差异能够和谐共处，有利于合作。而实现这些目标则需要国家间以“尊重包容、交流互鉴”的价值认同为前提，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性原则，以“互补”为宗旨展开国家间互动，着眼共同点，扩大共同点，把对各方有利的事情先办起来，同时承认差异、正视差异，在求同与合作中妥善处理差异，并依据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最终利用差异更高效地促进合作、扩大成果。

中国之道注重包容，注重差异间共存，注重合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突出包含、包容、融合的理念，西方人则强调超越、取代、取消的思维导向。如钱穆所言：“西方人贵分不贵合。中国人主张和合与化同。”因此，在处理差异的具体方式上，与西方不同，中国主张包容差异，多元并存，互学互鉴，以对话交流等和平方式解决差异，最终实现从适应差异到利用差异开展合作。美西方国家主张“以同代异”,在一元理念指导下，通过军事征服或“和平演变”等手段，在全球范围推广西方模式，将自身意志和文明强加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实现同化的战略目标。从16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至今，西方处理差异的方式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引发全球的冲突和动荡。

在求同的过程中，西方的竞争思维主张“同化”,东方的合异思维强调“化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同化”的过程中，主客体分明，强势文明永远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化同”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方都是主体，都有权主导这个过程，相向而行。“同化”是被动接受，以强制方式实现国家之间的同质化，被同化者则面临服从或毁灭的两难选择。“化同”是主动建构，国家拥有自主性和选择权，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汇融通，国家间在差异上建立新的共同点，超越原本的分歧。

在解决热点问题上，“合异论”的智慧在于通过价值的再创造解决分配中的矛盾，即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使各方利益尽量得到满足，从而解决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不同国家必然存在差异、诉求不一，首先要寻找最大公约数。显然，热点问题国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是发展。热点地区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都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因此可以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安全。中国尊重热点地区国家的主权诉求，也强调发展与主权之间的相互作用。霍恩希尔德认为，中国在中东的行动系由“没有和平，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的概念驱动，把经济进步视为推进地区和平的关键。①其次，注重妥善处理与协调彼此间的观念或政策差异。对于存在争议的领域或议题，中国始终倡导发展对于和平稳定的重大意义，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使主权与发展实现最大平衡。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重视所在地区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之间的互补融合，从而超越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具有多元特色的新文明形态。

二、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原则

中国处理热点问题的原则是总结长期外交实践经验所得出的合理化的方针策略，大致可分为公正性、系统性与和平性三个方面。

(一)基于公正性：建设性的参与原则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愈来愈多地参与热点问题的斡旋和调停。作为热点问题和争端的第三方国家，中国坚持“以义为先”,对地区冲突不预设特定前提，吁求有关各方保持谨慎克制，立足涉事国家的利益解决问题，坚持公平、公正参与争端调停。而最大限度地践行“律己利他”的主张，“不干涉”原则是最好的选择。

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干涉”是中国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鲜明特色。只有“不干涉”才能真正体现公正性。“不干涉”并不意味着对问题的“超然”态度，而是一种建设性参与。因而，中国的“不干涉”有着坚持客观公正、兼顾各方关切、以发展促和平三层内涵。

首先，客观公正，不强加意志于他国。习近平指出，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中国坚持平等、公平、正义，倡导以和为贵，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有关问题，不赞成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是对热点问题相关国家的内政不予干涉，换言之，中国不以自身偏好为前提介入问题的解决，不对问题的解决强加自己期望的结果，而是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推进热点问题的解决。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介入国际问题时强调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注重建议的可行性，坚守行为的合法化，任何制裁与限制都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

正因如此，中国才获得了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信誉。国家信誉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唯有坚持客观公平公正，才能不断累积信誉。中国外交不仅倡导而且做到了“公正”。一方面，中国有着更加可信的中立政治立场，在热点地区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从不附带任何政治性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外交的公正性也体现在政策的“一致性”。中国外交言行一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不是明一套暗一套。朝令夕改、表里不一的行为只会遭到地区国家的怀疑，而稳健、一致的外交政策则能使他国建立稳定的预期，促使国家间信任的建立。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积累了解决国际危机的良好信誉，树立了公正调停人的角色，因此才能赢得当事各方的信任，成为不可替代的第三方对话国家，发挥能动作用。21世纪初，能同时与朝鲜和韩国对话的国家并不多，中国成为各方都认可的“六方会谈”东道主并非偶然。在俄乌冲突中，欧洲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作用，都期待中国积极参与冲突解决。因为在现阶段，能够同时得到俄罗斯与乌克兰认可的对话国家也并不多。长期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地区大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都试图在热点地区促成持久和平与安全，但均未取得显著成功。阿以拒绝讲和，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超出美国的掌控范围，伊朗和朝鲜根本无法接受美国要求的弃核计划。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立场的公正性遭到有关国家的质疑。立场公正与否，决定了是否具有资格调解矛盾，构成了参与解决热点问题的前提条件。

其次，不偏不倚，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热点问题往往涉及多种矛盾以及复杂的历史因素，简单地划分对错、以有利于自身的标准强调“善恶”二元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也会在介入的过程中厚此薄彼，产生行动偏见。因此，中国主张不干涉内政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干涉”不是不作为，而是为了给有关各方更大的自主性，允许有关各方表达自身的合理关切。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匡扶正义”、“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在热点问题上，中国从未对任何一方加码制裁、极限施压，也没有拉偏架，“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更没有煽风点火，挑动国家间矛盾升级。中国特别注重照顾当事各方利益关切，而不是以一国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以自身利益关切来判断和促进问题解决。

最后，以发展促和解。其逻辑在于通过国家能力建设，促使地区国家自主地解决问题。而增强国家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发展。过度干涉无法起到促进作用，只会产生破坏性的负面效果。西方的干涉主义不仅不能推动国家发展，反而会破坏国家原本的能力，以致其无法履行国家的基本职能。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干涉都证明，西方干涉主义对一国国家能力的破坏，往往导致旧问题无法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的现象。基于对西方干涉主义失败的反思，中国奉行不干涉主义，保护热点地区国家的国家能力，同时帮助相关国家发展，提高国家自身能力，最终为自主地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二)基于系统性：“标本兼治”的综合原则

人类社会是有组织的复杂系统。许多问题的解决涉及众多国家和交叉领域，必须以系统整体观才能加以解决。①罗伯特·杰维斯也提出，国际关系中存在复杂的系统效应，世界上的事物相互关联，也正因如此，行为的总体结果不等于诸多个体行动的机械加总，而是受制于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②热点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系统效应的影响。

热点问题不仅涉及一系列拥有不同利益主张的行为体，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包括各种议题和次级问题，它们往往相互构成问题解决的前提，从而使问题本身复杂化，形成结构性难题，增加热点问题解决的难度。例如，巴以问题不仅仅是民族矛盾，还有领土划分、水资源、宗教问题等多种纷争，任何一种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就无法根治，单一的方案只能治标不治本。而标本兼治则要求行动遵循系统原则，采取综合性行动，争取根本性解决。简单或粗暴的解决方案在复杂的热点问题上不仅无效，还会引发其他次生性问题，如某些大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却引发了政治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

作为中国外交在解决热点问题上坚持的一种系统性原则，  “标本兼治”包含两方面要求：兼顾问题的缓解和根本性解决，统筹问题的解决与地区发展。一方面，中国主张对问题既要采取权宜之计，又要推动根本性解决。由于任何地区热点问题都有复杂的历史经纬，长期的矛盾积累，各种势力与利益集团的博弈，都使得结构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有效解决。需要将问题拆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分阶段解决。因此，中国在处理热点问题时兼顾暂时性解决和最终解决，表现形态是“一揽子”方案，即不仅包含暂时性成果，也涵盖部分最终目标，其核心理念是以暂时性方案促进达成最终解决方案。“一揽子”方案中的临时议题一般与根本议题的方向一致，如搁置争议对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前提条件，更具有策略性意义。相反，西方某些国家采取武力强制解决方案，即使短期来看似乎带来一定效果，但后果大于效果，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不利于长期和根本性解决，反而会断送解决前景。

另一方面，中国主张兼顾安全和发展利益，依靠发展解决安全问题，达到“标本兼治”。习近平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①中国支持热点地区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热点地区经济发展，巩固地区和平稳定。须综合考量和平发展与主权争议之间的关系，加强经济合作的针对性，减少主权问题的排他性。中国倡导热点地区国家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互商互谅的精神防止主权排他性外溢到经济合作，影响地区发展与稳定。

以系统和整体的思维解决问题，要有登高望远的心境和超前的意识。中国解决问题着眼全局、属意高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和文明倡议，都是基于人类共同威胁和当今世界的重大挑战而提出的，人类必须共同合作加以应对。而对于共同威胁和重大挑战，中国也是强调标本兼治，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的处方是加强地区内国家的能力建设，促进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动。中国的治理哲学是“本国的善治”。依靠本国的国家能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恢复和稳定国内秩序，进而形成辐射效应，促成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三)基于合异性：“谈判协商”的和平原则

论及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逻辑，习近平指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源于中国在近代饱受欺凌的经历，更源于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信解决分歧需要超越差异的简单思维。孔子有云：“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老子也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怨怨相报，两败俱伤，且难以了结，因而“冤家易解不易结”。诚然，报怨以德、化敌为友需要超群的魄力和智慧，谁先迈出这一步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外交深受“和合”文化影响，历来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劝和促谈是中国解决一切热点问题的总原则。

中国外交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也是源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传统和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断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包括大国的遏制与军事威胁，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等。在这样的历史和战略环境考验下，中国外交探索出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中国对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始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尊重热点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注重在地区热点事务中加强对话与协调，倡导以发展巩固和平，公正参与调停，促进各方在“存异”的基础上和解，实现求同合异与求同化异。协商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不仅符合有关各方的利益诉求，更符合和平时代的发展规律。

“对话协商”从来不是空洞的政治宣传，中国外交积极为推动各国协商对话作出贡献。中国坚持有关各方以和平对话方式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同意参与朝鲜战争终战宣言签署。在阿富汗问题上，早在2014年中国便已积极支持阿富汗政治和解，呼吁各政治派别摒弃前嫌，参与到政治和解进程中来，共商阿富汗和平与发展大计。2017年，在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重申，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中方主张，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势头，支持联合国继续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展现诚意、耐心协商，努力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政治解决方案。

三、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实践

中国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多数国家支持和期待，这是与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深得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赞许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外交在大方向上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一边。中国在处理热点问题时，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坚持抓主要矛盾、公平公正、对话协商，致力于推动和维护热点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以热点问题的暂时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促进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动、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

(一)注重以阶段性解决推动根本解决

谈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循序渐进，改革创新”。②针对复杂热点，不求速成，不搞夹生饭，而是强调实事求是，稳中求进。根据形势变化，注重务实可行的路径，灵活调整手段和方式。

当前，国际上许多热点问题不仅不存在一步到位彻底解决的条件，而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因此，关键是推动问题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急功近利，使得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应该在问题恶化之前及时止跌止损，而不是火上浇油。中国反对美西方国家违背联合国决议、采取制裁断供封锁等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做只会激化矛盾，使有关各方的关系走向对抗而非合作。中国提倡以临时性方案推动向根本性解决迈进，更适合国际热点问题当下的具体形势。

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国在多种场合呼吁止战停火是当务之急，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十二点方案。尽管美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反对俄乌双方停火，但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支持俄乌问题应该先实现停火。基辛格在采访中也肯定中国方案的可行性，认为中国的行动将促成俄乌和谈的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客观、平衡立场，主持公平正义。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在热点问题上实事求是、根据复杂情况提出阶段性临时性方案，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意愿或能力触及问题的症结，找到真正有利于问题根本解决的方式和路径。2023年沙伊两国在中国调解之下恢复外交与合作便是有力的例证。伊核问题关乎地区核扩散，但本质上是海湾地区的安全与和平问题。沙特和伊朗这两个海湾地区大国的敌对关系不仅影响伊核问题的解决，更影响该地区长期的安全和稳定。因此，沙伊两国和解大大缓解了地区紧张关系，增强了海湾国家的安全感，也有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

伊沙和解开辟了中国斡旋外交的新篇章。在中国的独立主持之下沙伊成功复交，不仅是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里程碑，更是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理念、原则以及实践的成功。习近平强调，“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中国“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全力推动政治解决，支持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推进文明对话”。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21年3月中国提出了“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的五点倡议，主张兼顾各方合理关切，推动海湾地区国家平等对话协商，相互理解照顾，改善彼此关系，实现中东安全稳定。④在中国的支持下，沙特和伊朗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且联合中国共同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沙特和伊朗达成一致，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并恢复双方在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的合作。⑤这表明沙伊和解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实现的，中国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沙特和伊朗的一致认可。与美国军事手段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实现地区和解的手段是对话协商。中国一直在努力加强与所有地区大国的关系，而不偏袒任何一方或卷入他们的冲突，依靠经济力量与和平理念在该地区施加影响，这种方法使其获得了各方认可的争端调停者的身份。①沙伊北京对话是地区安全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有力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才是谋求地区和世界长治久安的长远之策。

沙伊和解为中东和平带来了一系列正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启了和解潮。结束沙特与伊朗的公开敌意有助于平息叙利亚、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等国内冲突，促成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国改善与伊朗的关系。2023年5月，以沙特为首的地区阿拉伯国家开始改善同叙利亚的关系，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级特别会议决定，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也将继续推动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的重构。这也有力地证明中国在热点问题上采取渐进式的策略，以阶段性解决带动安全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二)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强调，中国将与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其中，“综合”是指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人类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当前，世界面临更突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中国如何超越传统安全观，凝聚国际共识，以化解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切入点增强各方战略互信，那就是“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紧密相关，它们复杂的叠加关系不仅体现在威胁的产生上，也体现在对威胁的化解上。梅尔克纳普将非传统安全视为一种方便且非对抗性的外交方式，可规避政治敏感性，可直接将非传统安全本身作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不论是将安全合作视为合作的前提，还是以非传统安全作为外交手段，都无法忽视非传统安全对于“综合”安全的意义。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治理是化解地区安全矛盾的重要方式。

中国在能源、科技、禁毒、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与热点地区国家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中国以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新冠疫情、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促进交流，建立互信，从而实现以非传统安全合作推进解决相关国家棘手的传统安全问题。

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在首次参加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时即表示，阿富汗邻国应发挥独特作用，既解决自身正当关切，又为阿富汗稳局重建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可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协调合作：帮助阿加强疫情防控、保持口岸开放、加强难移民管控、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深化反恐安全合作、开展禁毒合作。2022年3月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通过了《屯溪倡议》,中国承诺加强邻国合作，在人道援助、互联互通、经贸、农业、能源、能力建设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推动阿富汗重建。

近年来，中国也努力采取行动，落实自身主张。自阿临时政府成立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阿提供超过3.5亿元人民币的人道援助，为阿民众送去急需的粮食、药品、越冬衣物和抗震救灾物资等。2022年6月，阿富汗遭受地

震、洪灾后，中国第一时间向阿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通过开辟“松子空中走廊”扩大阿优质农产品进口，助力阿富汗松农增加收入；推动重启阿姆达利亚油田项目，带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给予阿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帮助阿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中东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因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而遭到国际社会忽略。叙利亚因内战引发的危机持续了整整10年，导致至少38万人死亡。叙利亚人口约1750万，其中1340万人需要人道协助。中国同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合作，向叙利亚等国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粮食、生活物资、发电设备、临时住所等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难民来源国和接收国应对危机。

与一些国家割裂对待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方式不同，中国外交在中东不仅兼顾二者，也在通过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中国大力支持叙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叙利亚开展重建、恢复发展。叙利亚是中国的援助对象国之一，中国给予叙利亚大量防疫物资以及约300万剂疫苗。2023年2月，叙利亚遭逢地震，中国又向叙利亚方面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和叙方急需的救援物资，同时承诺加快落实正在实施的粮食援助项目。此外，中国欢迎叙利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中国主张合力铲除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势力，早日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符合中东各国的利益。

(三)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动

正如习近平指出：“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和平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④因此，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不能依靠单一的手段，中国主张采取系统方法，将争议问题的解决与地区发展有机结合，以发展形成地区稳定，以问题的化解促动发展。

依据这一原则，中国针对不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在巴以问题上，中国提出“以发展促和平”,为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调解巴以冲突，中国以建设者姿态与冲突双方保持良好关系，主张加强巴勒斯坦的经济民生发展。2016年1月，习近平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指出，在巴以问题上中国主张以土地换和平，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2017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举行会谈，强调中国视巴以双方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伙伴，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开展互利合作，继续支持巴加快发展。2021年7月29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举行正式直接会谈，以色列希望与巴勒斯坦在经济和民事方面进行合作。2023年6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再次访华，中国再次强调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同时和巴勒斯坦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正因依靠发展促动问题的解决，中国在热点问题频发地区常常能以建设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利用经济手段为地区和平奠定基础。2020年，中阿贸易额近2400亿美元，中国自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2.5亿吨，占同期中国进口总量的一半。中阿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有序推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合作方兴未艾，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在地区认可度不断提升。2021年3月，中国与伊朗签署了25年全面合作协议，涵盖政治、战略及经济等范畴，聚焦能源、基础设施、制造、技术等领域合作。2023年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又与中国签订20份双边合作协议，进一步推动中伊全面合作计划落地。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与伊朗的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随之攀升，这也构成了沙伊复交的关键性外部因素。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也充分表明中国外交注重采取系统性方法解决国际问题，兼顾安全和发展两大关切。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则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安全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也不可持续。因此，2021年9月，中国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率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主张，就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八大重点领域提出合作设想和方案。随后，在202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2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针对当前最突出最紧迫的国际安全关切框定了20个重点合作方向，涵盖发挥联合国作用、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等多个方面，并就倡议合作平台和机制提出设想。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引领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创新发展。两个倡议之间并非割裂，而是相辅相成，发挥联动效应。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广带动全球安全倡议，既扩展了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也提高了中国在解决热点问题上的能力。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也为国际社会解决热点问题提供了信心和物质支持，同时，与全球安全倡议联动，更是为大国以更有效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冲突、健康和贫困等相互交织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合作路径。

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是对解决全球问题系统方案的又一发展和深化。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动力，而文明则是发展与安全的土壤，同时发展与安全又是文明演进与前行的途径。  全球文明倡议夯实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价值基础。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安全要建立在文明共存的前提下，发展也须建立在文明交流的基础上。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叙事里，拥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和发展，在资源争夺过程中处于天然的敌对状态。“文明冲突”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不利于问题解决，而且必将加剧纷争。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往论”和“文明互鉴论”为基础，为推动全球文明秩序朝对话、和平、平等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

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面对热点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郑重表明中国“将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劝和促谈，为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作出不懈努力”。

地区热点问题频发，缺乏地区安全机制被认为是一大原因，因而应该促进对话协商，建立地区层面的安全机制。中国参与和推动解决热点问题，主张首先实现政治对话，促进各方直接交流、增进互信，进而搭建对话平台。在稳固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地区安全机制，促使地区安全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在构建地区安全机制方面，中国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和相对主导的作用。中国与热点地区国家间的广泛合作，与地区热点国家的文化互鉴，都为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东安全的一大短板就在于缺乏有力的地区安全机制，甚至没有多边对话平台。随着美国战略收缩，地区大国自主性增强，相关各方筹建地区安全机制的主客观条件正在出现。在伊核问题上，中国主张伊核危机管控应当与海湾安全统筹考虑，呼吁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以确保地区安全的可持续性。伊核问题的本质是地区安全的稀缺与国家间的战略互疑。维系海湾地区安全的传统办法是联盟政治，即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地区内以及与美国结盟的军事手段遏制伊朗。这种做法只能进一步刺激伊朗拥核自保的决心，激化地区安全矛盾。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地区安全合作对话机制，诉诸共同安全机制约束和塑造各国行为，彼此之间形成稳定的安全预期，最终促进海湾地区国家之间的共识和互信。

中国坚持政治解决中东问题，以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确保地区安全可持续性。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安全问题，是中国方案在地区安全进程中的分水岭，也是与西方干涉主义的根本区别。为了落实政治解决中东安全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充分利用既有的地区多边对话平台。2018年中阿合作论坛通过《北京宣言》,重申中阿双方相互支持对方核心重大利益，宣示双方在巴勒斯坦、反恐、安理会改革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同主张，明确了深化中阿关系和集体合作的方向。中国一向支持中东国家独立自主，支持地区国家不断增强自主的安全治理能力，自主搭建符合地区实际的地区安全架构。同时，中国也充分体现出外交的灵活性，会根据具体安全问题和地区安全态势的发展而提出具体的方案。海湾合作委员会仅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制约了其在海湾安全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构建海湾安全架构，不能只局限于海合会的内部整合，还须重视伊朗的积极作用。而增强互信是构建海湾安全架构的核心，各国应停止内耗争斗，共同抵制外部干涉，实现和解合作。因此，中国也适时提出了搭建“海湾安全对话平台”的倡议，以补充海湾地区既有但不完善的安全合作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与热点地区国家建立对话伙伴关系，同样提供了国家间合作的平台。2022年9月，在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上合组织正式批准沙特、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为新的对话伙伴。2023年2月，伊朗完成了加入上合的国内法律程序，正式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⑤这本质上推动了上合组织内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具体而言，一方面，海湾地区国家可以在上合组织的对话与合作框架内积累互信，为构建海湾地区独立的安全合作机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促进上合组织的精神、理念和原则在中东地区的传播，有利于在海湾地区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地区安全构建观念前提。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风格逐渐转向奋发有为，对于国际重点热点问题，中国也从旁观者逐渐变成参与者，再到建设性斡旋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尽其所能参加了几乎所有国际危机的斡旋、调停，劝和促谈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美国操纵国际舆论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努力视为中国意图改变现状的威胁。美国等国一方面转嫁危机，让中国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另一方面，在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之时，又指责中国别有用心，是想取代美国。其实，真正别有用心的国家正是美国。

事实上，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争端，一切有利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情中国都积极加以推动，对所有热点问题、争端问题均倡导并力求和平解决，并积极探索和平解决热点或危机的新途径新办法。回顾过去十多年的中国外交，中国积极参与朝核、伊核、阿富汗、巴以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努力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团结，支持联合国依据授权开展斡旋。中国积极推动海湾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促成沙伊历史性的外交和解。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诸如“劝和促谈”、“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这些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主要原则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方式方法丰富了传统的治理理念。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优先”理念，中国立足于客观公正立场，主张以义为先、解人之危、成人之美。当前国际社会是一个整体，国家共存共生是不可忽视、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国立足大局看问题，注重律己利他，坚持国家应该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审慎克己的立场，追求实现各方获益共赢，而非“赢者通吃”。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理念绝非西方舆论渲染的“空想主义”,也不是抹杀差异、忽视竞争的理想主义，相反，正是认识到差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中国倡导从“存异”向“化异”最终走向“合异”。中国欢迎立足于共性的良性竞争，在合作中竞争，激发参与者的活力，促进共同发展与整体进步。中国反对的是过分强调差异的不可调和性，过分强调竞争主导关系，从而恶化竞争关系，致使双方滑向螺旋式冲突。因此，“合异”观既是中国对解决热点问题的理念创新，也是中国大国特色外交的独特标识。

基于这些理念，中国在参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过程中提出了“建设性参与”、“标本兼治”和“协商合作”等一系列原则，并采取以热点问题的暂时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解决、促进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动以及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等实践策略。长期以来，受制于国家实力，中国在解决热点问题方面参与度有限，但随着中国日渐强大，中国越来越主动地参与热点问题解决，承担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独立斡旋者，反映了中国角色和身份的历史性变化。而沙伊和解正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一次突破。

诚然，中国方案在大国协调日益困难的今天也面临巨大挑战。大国在应对热点问题方面仍存在严重的理念分歧和手段差异，如何进行有效的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是一个重大问题。有些国家采取简单外科手术式的做法，有些国家冷眼旁观，有些国家拉偏架，根本无意于解决热点，而是利用热点谋取更大的自身利益。还有国家则是为了控制热点来达到全球霸权和地缘政治目的。甚或还有国家本身即是热点问题的制造者、干扰者、煽风点火者和暗箱操纵者。如果大国之间和国际社会难以达成共识、建立互信并采取有力行动，那么热点就会成为燃点爆点，危及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

可见，中国在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方面能力还远远不够。中国对地区的影响力存在不均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热点问题解决过程的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对热点问题解决过程的参与程度，丰富实施和落实中国理念和方案的政策工具箱。总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统领下，中国在参与解决热点问题方面已然探索出一系列基于东方哲学理念、有助于问题根本解决的可行可信的方案，为世界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高度肯定、关注和进一步期待。（作者：王帆 外交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