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与大国战略竞争

新生产要素与大国竞争的新赛道：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历史视角

在世界大变局加速的背景下，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之一，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对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推陈出新”具有战略性意义。

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品，生产要素影响和塑造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劳动力（含熟练劳动力和半熟练/非熟练劳动力）、科学知识、技术、生产组织、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因此，从生产要素出发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要素的时间序列及其世界政治意义

关于生产要素的构成，学者们并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传统的三要素，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企业家才能、信息、数据等是否以及如何成为生产要素，仍存在不少的争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一文件列出了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个生产要素。

回顾世界经济史，我们发现这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加以使用或者发挥重要作用的时间起点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在农业经济时代，第一生产要素是土地，第二生产要素是劳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说过：“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人类社会步入工业经济时代，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技术创新开始成为工业增长的源泉，包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资本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大型企业不断涌现，管理或者企业家才能开始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一时期，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科学知识大范围地创新了劳动工具，变更了劳动对象，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从而开始在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们走向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兼具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且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之中，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鉴于这些生产要素出现或者发挥重要作用的时间起点有先有后，相对于已经广泛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刚刚出现或者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生产要素可被看作新生产要素。新生产要素将使生产力的发展从传统路径转向新路径，这一转向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某些在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上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新生产要素的引入率先踏上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进而超越先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就此而言，新生产要素可以为大国竞争提供新赛道，从而引发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推动国际格局的变迁。

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国与国之间主要争夺土地和人口，帝国的兴衰就最直观地反映在帝国幅员和人口的增减上。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后，在土地和劳动之外，新生产要素接连涌现，从而使大国竞争不断出现新赛道。在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和资本作为新生产要素推动了英国霸权的确立。在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知识和管理作为新生产要素推动了美国、德国对英国的超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虽然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但并没有催生严格意义上的新的生产要素。而在当今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并成为中美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表1）。基于此，本文接下来主要就第一、第二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新生产要素及引发的国际格局变迁进行论述。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和资本要素与英国霸权的确立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主要分水岭。之前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严重依赖于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虽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只居于边缘地位。只是在英国率先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才在生产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承认，技术从石器时代起就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附加在土地和劳动力上的。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煤炭作为矿物燃料的大范围采用，技术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改变了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则。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中指出：“对于所有这些产业而言，新技术改变了一条最基本的经济原则——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人类的历史上，生产成本总是随着产品产量的上升而累积性的增加。在前工业社会里，所有使用农业、矿业和森林出产的原材料进行生产的行业——差不多就是所有的产业了——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产量的增加，生产每单位产品所要消耗的成本也在上升：农场需要增加投资或者扩展到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继续经营，矿井需要向更深处挖掘，森林采伐也需要到更深处去寻找木材。然而，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的少数产业中，这条规律失效了，这些产业的产量有了两倍、三倍乃至四倍的增加，而成本则下降到了原来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从采用蒸汽动力的棉纺织业开始，技术创新扩散到其他产业中，现代工业体系逐渐成型。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开始在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社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可能。

除了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才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此前荷兰在资本市场上实现了多项制度创新，其资本财富令欧洲各大国垂涎不已，但其只是把资本投向商业和航运业，以此重组了全球贸易网络。也就是说，荷兰将资本投入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只是搬运商品的“海上马车夫”，而非制造产品的“世界工厂”。与荷兰不同，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将资本开始投入生产领域，当然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英国工业革命早期，棉纺织业的创业者以个人和家庭储蓄作为起家的资本，即使有借贷也多发生于亲朋之间。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将技术转变成产业化的发展，就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此时信贷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银行业主导的信贷开始成为工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后期，铁路建设大范围展开，涉及相当复杂的融资问题。英国的铁路建设公司和线路经营公司以发行股票作为融资的主要方式，从而持续不断地获得资本来源，为全世界提供了主要依靠资本市场发展产业的先例。关于资本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必须用金钱给产业革命加油，而产业革命则以投资收益的形式转过来又创造更多的金钱。……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制和银行联系纽带。”

随着技术和资本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英国不仅建立了不同于农业帝国的新型的殖民帝国，而且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霸权。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许有助于厘清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些理论争论。比如说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英国的崛起并不是必然的，很多偶然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上所述，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才真正成为新生产要素。尽管同一时期清代中国的江南在诸多经济数据上可以跟英国相媲美，但是并没有土地和劳动力之外的新生产要素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而难以避免掉入“马尔萨斯陷阱”。

三、第二次工业革命：知识和管理要素与美国、德国对英国的超越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开启了“电气时代”。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从约瑟夫·熊彼特所提出的技术创新周期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期和后期基本对应于以棉纺织业和炼铁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周期和以铁路、蒸汽机和炼钢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周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则基本对应于以电气、化学和汽车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周期。但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有重要的不同，即科学知识和管理开始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大部分技术创新，如纽科门的蒸汽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和瓦特的往复式蒸汽机，都由技术工人所发明，而没有借助新的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那时重大的科学发现主要来自有闲阶层的“闲情逸致”，与棉纺织业工厂和冶铁工厂没什么关系。但到了1870年以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得多，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虽然经验主义在许多行业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基于科学理论的系统知识开始引导产业的发展，诸如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这样的新兴工业完全是基于科学发现而创立的。由于科学知识直接应用于生产过程，科学发现可以对经济发展取得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比如电力工业提供了崭新的光、热、动力和通信的能源，而化学工业基于新方法制造了纯碱和硫酸。因此严格地说，科学知识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才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德国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的动作十分迅速，比如，在电动机制造、苯胺染料等方面，德国将科学理论用于实践的过程平均比英国要快三至五年。

在生产组织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工厂体系。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工厂通常规模较小，工厂主个人或其家族获取利润，熟练工人则承担起车间管理的责任。第二次产业革命则使生产组织从工厂体系向大规模生产制造体系转变。一方面，装配线的运用使工人通过完成简单的任务来实现相互的协同与合作；另一方面，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施、操作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相互关联的三重投资。这样，直接生产过程就分化为管理活动和生产劳动两个独立的过程，管理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和德国，工业企业建立了多部门多单位的等级制结构并由领薪水的专职人员组成专业化管理团队，企业的规模和经营范围都远远超过了英国的小型工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中就指出，德国的工业企业为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率先组建起必需的管理机构，从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部门形成了先发优势。作为基于科学知识创立的新兴工业部门，德国的电气和化学工业在发展初期就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并很快出现了英国公司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型企业，比如大型电气设备制造集团西门子、军火公司克虏伯。

随着科学知识和管理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生产能力快速增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德国又取代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和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国际格局由此发生转换。经过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作为战胜国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而德国虽然两次战败仍然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际主导者。就此而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非两次世界大战更多地塑造了20世纪国际格局的基本面貌。

四、第四次工业革命：数据要素与中美竞争

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但并没有催生新的生产要素。科学知识和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科学知识要素上，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大科学”的出现。“大科学”主要体现于不同领域科学技术知识的交叉与融合，以及不同国家间的协作。冷战时期，美国就通过“大科学”来应对与苏联的军事和技术竞争。在管理要素上，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日本出现了以准时生产和全员积极参与改善为特征的“精益生产”，推动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美苏、美日之间的大国竞争分别在20世纪50-70年代和20世纪70-90年代徐徐展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最新出现的生产要素。围绕数据要素而展开的数据采集、治理、使用能力竞争构成大国竞争的新领域。基于科学知识要素的重要外溢效应，美国一直在信息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获得的红利使美国在数据采集、治理、使用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对知识、技术等要素具有相对独立性。“超大规模市场”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规模庞大且颇具活力的国内市场所产生的海量数据资源，能够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培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数字平台。同时，市场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将使其有动力采用中国的数据规制。因此，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为中国经济“换道超车”提供了重要机遇。

2024年3月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举措之一。基于数字要素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中国应充分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提高数据资源利用效率。数字经济运行产生的原始数据是杂乱、零散、无意义的，只有对数据进行有效、合规、安全的使用，才能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其一，应制定数据采集、存储、加工、流通、交易等环节的制度和规范，在数据确权的基础上完善产权保护相关制度，从而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行动指南。其二，应有序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并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打破企业间、行业间、公私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建立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池。其三，应引导企业和政府部门进行数据梳理，明确数据资源结构，以便于在微观层面进行数据治理和合规应用。基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好数据要素的价值，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进而在中美大国博弈中“换道超车”，在未来产业与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而这或许正是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所在。（作者：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国际挑战与外交障碍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伟业大局双重背景下的战略性举措，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挑战、勇担使命的历史勇气。众所周知，当前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的重点就是高科技和新产业，为此不惜在国际上组建芯片同盟，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而新质生产力之新，其核心恰恰就是新科技，并以此带动新产业，形成新模式，创造新动能。从这个意义上看，新质生产力是对美国经贸、科技打压的直接回应，但也必须面对美国纠集盟伴高强度施压所形成的严峻国际环境。而且，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不管美国打不打压，都要主动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创新资源和扩散先进生产力，直面全球各种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分析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其挑战，并提出应对与改善之策，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深入探讨。

一、新质生产力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一般来说，国际环境分析对象针对的是整个世界。但不是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政治与安全问题都对培育新质生产力同等重要。根据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分布以及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布局，不同国家与地区对我国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整体关注国际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我们重点关心的国际政治与安全问题不能不因为这些国家与地区差异而有所侧重。

概而言之，以下两类国家与地区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十分重要：一是科技创新方面领先也就是有利于我国吸收创新资源的国家与地区，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北美、西欧、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东南亚的新加坡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占据突出的位置；二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即有利于我国输出先进生产力的国家与地区，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我国出口最多的三个地方是东盟、欧盟与美国，出口额超过了3.5万亿人民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这两类国家与地区有很多重合之处，概要来说就是东亚、北美和西欧。

那么，为了培育和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在这些方向的国家与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总体而言，就是要保持一个总体和平、开放友好的国际政治环境。这样的要求放在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下，有其独特的内涵。

所谓总体和平，是指中国与这些国家与地区之间不发生直接或间接的重大武装冲突，或即使陷入武装冲突也整体可控，不至于对中国的发展进程造成重大干扰。之所以要强调间接武装冲突，是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核大国来说，很难想象其他国家会与中国直接开战，但间接武装对抗的风险也值得警惕。俄乌冲突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俄罗斯没有与西方国家直接交战，但西方通过金钱与武器支持事实上在对抗俄罗斯，而且对俄罗斯施加近似于全面封锁的经济制裁措施，这对俄罗斯的长期发展将产生深层次的长远影响。

所谓开放友好，是指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保持创新与生产要素能够比较自由充分流动的状态。开放是创新的空气。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意味着不但我国自己要开放，也要推动相关的国家对我国开放。中国体量巨大，有着世界最齐全的产业体系，也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新系统，但也不可能与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和世界市场脱离开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开放，而中国未来继续成功的关键则取决于如何在继续开放自己的同时，推动其他相关国家也保持开放。

二、当前国际环境对新质生产力的挑战

当前的挑战恰恰在于，上述对中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十分重要的一些关键地区与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对华不利形势。

最严重的是北美方向。美国出于维护霸权、“胜出”中国的考虑，正全力推进对华经贸科技议题的政治化安全化，至少在核心领域试图对华关起开放的大门，为此不惜破坏美国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国内外经济秩序。美国的这种对华经济科技围堵被称之为“小院高墙”，其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既不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先进科技与产品流向中国（如在半导体领域组建芯片同盟），又不让中国的新产业和新模式流向世界（如渲染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其核心就是让中国经济“缺钙”、创新“缺氧”，最终保持对西方经济科技的依附状态。一旦美国的“小院”围堵政策有效，对华的经济依赖度下降，未来很可能就会把“小院”扩展为“大院”，甚至是全面对华围堵。加拿大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上与美国深度绑定，也是最为紧跟美国对华遏制的国家之一。墨西哥在投资与贸易方面受益于中美博弈的“溢出”效应，本质上不愿意敌视中国，但问题关键是缺乏抵御美国意志的本钱。

其次是欧洲方向。部分欧洲国家在产业与科技竞争加剧、俄乌冲突引发的安全担忧中对华利益认知在发生变化，加上外有美国的拉拢驱使、内有民粹排外思想的拱动，其对华创新链产业链合作面临重新定位。2024年4月德国总理朔尔茨率领庞大企业代表团访华，以及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塞、匈等欧洲国家，代表了中欧试图引导双边关系健康调整的努力。但未来中欧关系还在以下方面接受考验：一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欧洲能否理解并接受中国“站在和平一边”和劝和促谈的务实立场，再次确认双方没有根本的地缘政治冲突，能在各自重大安全关切问题上照顾彼此利益；二是双方能否在新型全球化、新的技术浪潮与持久气候变化面前，找到在科技、产业上的利益结合点与互补领域，并使之强大到足以抵御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政治与安全挑战。显然，这些任务很难一下子完成，中欧关系可能还将面临波折。

最后是好坏参半的东亚和东南亚方向。利好方面，绝大部分东盟国家坚持不选边和平衡外交政策，拒绝加入美国组织的对华遏制打压阵营，目前东盟已连续四年保持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雅万高铁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在印尼正式开通，为中国和东盟的创新链产业链合作提供了示范样本。挑战方面，日本作为在经济与创新方面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已成为美国遏华阵营的有力伙伴。日本不但自己配合美国各项对华打压措施，还协助美国推动美日韩、美日菲等全方位对抗中国的准同盟机制，在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积极发挥“补缺”功能。韩国顾忌在安全与经济利益方面的与华密切关联，不敢像日本走得那样远，但也经常在旁边为美国的行为摇旗呐喊。菲律宾自身经济与科技实力非常有限，但在炒作南海事态积极为美国介入我国周边进而组建全方位对华遏制链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接下来南海事态如果继续按美菲操作方向前进，可能对地区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上述方向情况不一，但对我国的挑战总根源都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组建阻遏我国发展的盟伴体系所致，其后果是对冷战结束以来的两根世界秩序支柱产生了严重的腐蚀性影响。一是政治多极化，由于西欧、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趋同之势，其作为单独力量极的意义正在减小。加上西方借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实施封锁式制裁，对其未来发展不可避免产生深刻影响，作为独立一极的脆弱性可能在增加。二是经济全球化，美国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举动已严重危及到全球市场秩序。尽管美国最终还是无法完全逆转整个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但完全可能在局部特别是涉华的全球化方面造成重大倒退。

三、如何改善国际环境？

考虑到上述挑战的严峻性、持久性，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国内国际创新生态的平衡问题。毫无疑问，面对美国围堵，我国必须加大国内创新的力度，努力打造有更大动能的国内创新生态系统，从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出发，预想各方面的情况，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放在自己力量这个基点上。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打造以我为主的国际创新生态圈，这种国际创新生态圈一定是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脱钩是美国想做而当前还没能做到的事，我们绝不能替他去做。美国越是想脱钩，我们就越是要绑定，在绑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位阶。综合来看，就是要形成科技创新领域的双循环格局，未来要逐步以国内科技创新为主，但国际循环不能丢，而且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一定是联系而不是隔离的。但也要看到，积极的目标与单方面善意并不会自动产生好的结果，这就需要针对恶化的国际环境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

这种举措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纠治受到美国破坏的当前国际秩序，维护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土壤”。

当务之急是推动世界秩序重新回到多极化与全球化的轨道上来。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事实上说得很清楚：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要在坚持反对美国霸权霸道霸凌行为的同时，意识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不可调和的权力与利益矛盾。与美国的矛盾从长远来看也是可以调和的，只是考虑到中美博弈的相持阶段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目前重点是把其他各极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除了传统的俄、欧、印、日等外，还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积极组合成团维护自身的权益，让他们既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也成为捍卫全球化的正能量。

从长远来看，中国仍然要高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方面付出持续的努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内在缺陷众所周知，美国治下霸权的种种弊端其实大家也看得明明白白，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和倡导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既是化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战略疑虑的长期之策，也是最终在中美博弈中胜出的道义优势与现实对策，关键是要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逐步落实全球安全、发展、文明倡议而分阶段化语言为行动，逐步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是有针对地回击美国的围堵，拓展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空间”。

要致力于在大环境当中创造小环境。所谓的大环境就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对我国打压机制及其气候，短时期内难以改变。但正如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欧受到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热情接待一样，我们在具体的地区、领域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缓和我国面临的战略压力还是有帮助的。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优势，而辩证法思维就是要善于在不利环境中发现有利条件，善于把不利的一面向有利的一面转化。

还有就是在反击美国经济科技围堵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保持甚至扩大合作的问题。要保持中美博弈相持期间的基本平稳，并为最终挫败美国的零和竞争企图、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创造条件，就需要保持合作的维度。所以，面对美国的一些制裁举措，有针对性的回应是必要的，但这种回应一定不应该是你堵上一条路、我砍掉一座桥，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帮了别人、害了自己。对于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如应对气候变化，还是要大力推进合作。对于有可能延续的合作机制，如中美间的科技协定，还是要推动早日达成延续的共识。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大选在即，延续这一协定有利于从总体上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性。

最后还是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潜力。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际，这有利于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展示和铸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国际平台，同时实现“一带一路”的提质升级。特别是在美国及其盟伴对我国进行重点围堵的领域，可能需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找到更多空间，要借此打造先进的跨境产业链，推动北斗导航、高铁、核能、超算中心等先进技术和重大装备“走出去”，促进先进技术、数据、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打造以我为主的外循环。特别是在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我国周边，各项发展水平与市场条件相对较好，应该率先建成新质生产力的国际合作示范区。（作者：李开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通过聚力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高质量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必然会推动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展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能动角色。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作为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外交是上层基础的一种展现。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创新，必然会作用到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上。客观上，新质生产力所包含的各种维度，包括科技、产业、要素、制度及其衍生的环境、政策、数字、人才和开放等，都恰恰是与我国当前外交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基于此，我们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新质生产力将以何种路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与深入？

一、作为一种多元集合的新质生产力概念

作为一个面向先进、创新、突破的概念，新质生产力展现出包容而多元的发展取向。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前沿理念，是一种在当前时代中的先进生产力，强调创新、效能、质量等新指标和新元素，首先表现为一种代表生产力最前端的先进“理念”或者“理念集合”。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呈现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新质生产力落地面向的是嵌入先进理念的产业集群。当前，我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呈现新质生产力的产业集群，如半导体、新能源、数字产业及其他先进制造等，这些产业集群赋予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力，也为我国更好对外拓展提供了重要抓手。新质生产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它既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结构调整的催化剂，是国际规则演变的重要推手。

新质生产力自身也正在塑造一个支撑其更好发展和完善的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创新为起点，立足产业，超越产业，形成一个联结不同环节的动态体系，这是新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发展会具备越来越大的规模效应，也会具备越来越显著的利益聚合功能。另一方面，因为其特殊性质，新质生产力也会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纳入到其有机的支撑体系中，从而产生积极的融合效应。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仅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对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格局带来了新路径。

二、作为一种分层体系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过新时代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已经发展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

如果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操作，它至少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其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种“大国”外交，也是一种“特色”外交。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种集理念倡导、问题解决、战略决策、制度创设、体系建构于一身的政策体系。其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化在外交议题领域中，例如它涉及的外交议题包括独立自主、公平正义、伙伴关系、对外开放、共同发展、国际安全、全球挑战、冲突管控、公共产品供给、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等。

三、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技术革命事关大国兴衰，更是大国外交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变量。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其一，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竞争力。面对大国战略竞争的基本结构，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全球“东西”竞争。新“生产力观”为大国博弈重新开启了理念竞争的新战场。新质生产力具备引领国际竞争的潜力，也具备支撑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国际舞台上呈现能动性的能力。

其二，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利益塑造力。当前，全球处于紧缩时代或者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中，较之以往，利益冲突的烈度和利益分配的难度都有很大提升。新型生产力的发展为扩展利益“蛋糕”提供了可能，也为重新配置全球各国多样的合理利益诉求提供了新空间。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我国可以立足全球，关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再造，并在厘清相关国家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基础上，与该国形成一种兼容的生产力合作机制，追求不同国家、不同行为之间的利益匹配格局，“因地制宜”个性化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其三，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产业联结力。产业竞合是当前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关注点。我们需要立足当前的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和产业链竞争的议题，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塑，并在其中占据有利地位。要将产业作为沟通、互动和协调的平台，通过新质生产力将各国相关产业链接起来，特别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产能合作纳入进来。同时，也要关注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广或者合作，致力于打造提升“五通”和“五路”功效的互联互通网络体系。

其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议题容纳力。伴随科技发展和时代变迁，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治理“新疆域”，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回应的现实需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显著的问题解决能力，它也是一个伴随“全球中国”进程、不断吸纳其他议题进入外交视野的政策体系。我们可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利用新技术和新资源，统筹发展与安全，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全力解决新时代中的重大全球治理需求。

其五，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合作建构力。国际政治的目的之一就是“多交朋友”。当前，在中美战略竞争势头凸显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较大的被遏制压力。面对全球南方崛起等新情况，我们可以立足新质生产力所衍生的理念、产业、利益和议题等，打造立足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战略资源的多元化立体式合作伙伴关系。例如，新质生产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平台的合作内容，也势必会提升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合作力度。

其六，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循环再造力。当前，逆全球化潮流和大国战略竞争交织，“半球秩序”或者“平行世界”成为美西方经常诉诸的政策选项。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成为我国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面对这种围堵形势，我国可以立足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创造国际政治经济（如国际贸易往来）新突破口，打造更高层次、更富韧性的多元大循环，拓展“走出去”的空间，对接我国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突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其七，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治理助推力。我国积极建构自身“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但是，中美战略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中国施展自身角色的空间。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挥一种“助推（Nudge）”能力。根据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助推”要求行为者通过积极肯定、选择建议、情境打造与资源支持等方式来呈现有针对性的选项结构，从而影响参与者，获得相关利益，并推动治理目标达成。新质生产力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新的资源、新的技术和新的政策等，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严重赤字，新质生产力具备嵌入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潜力。

四、展望

作为一项崭新的研究议程，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路径与机制需要立足更开放的视野进行更深入的学术探讨和更主动的实践探索。未来，要激发源于新质生产力的外交赋能效应，还需要注意以下五方面问题，从而助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扮演更显著的角色。

其一，着力降低大国战略竞争张力对新质生产力的制约效应。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压力和深入程度可能会影响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力度。如果在美国“政治化”和“安全化”逻辑操作之下，美国有可能将新质生产力视为另一版本的“2025中国制造”，进而进行打压遏制甚至制裁，那必然会削弱新质生产力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支撑作用，也会影响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应体系的成长与完善。因此，我们不仅应在国内层面为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也应该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国际层面，为新质生产力的成长提供充分保护和有力支持，减少国际结构对其形成直接冲击。

其二，积极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国际政治势能推动力。就客观条件而言，国内外政治经济互动形势可能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而影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接受支持或者展现政策效果的力度。因此，我们应科学评估新质生产力与当前发展所需资源、人力、土地、制度等因素的适配程度，应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政治方略，由借力到造力，形成合力，提升新质生产力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优先程度。需要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对外交体系的塑造需要战略耐心和战略恒心的支持。

其三，大力增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全球发展议程的对接能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当前全球治理方面的主要指导原则。新质生产力如果要在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方面扮演主动角色，必须与全球治理的最大共识议程进行结合。新质生产力既是解决当前全球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全球治理需要关注的“新疆域”。面对全球治理的现状与夹杂冲突混乱的“规则丛”，新质生产力如何探寻一种合适的角色，兼顾政治逻辑和技术逻辑，也将影响其作用程度。

其四，妥善处理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外交议题政治复杂结构制约。每个议题领域都有自身的自主运行逻辑，但是，大都受到大国战略竞争结构的影响。可以说，大国战略竞争的张力已经映射在全球议题政治和议题间政治之中。如果将新质生产力视为一个体系，如何将其作为一种统摄主线，来统一处理议题政治中的冲突维度，积极塑造其在议题政治及议题间政治中发挥的问题解决合力，这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外交效果落地的重要依据。例如，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我国从有特色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外交拓展或者提升到海外“新基建”外交中，以充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容。

其五，全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由新理念向新动力和新实践的转变。作为一种新理念，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需要展现出更稳固的事实基础，并得到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认可。该概念被接受的程度越大，那么在利用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赋能难度就越小。作为一种新动力，新质生产力需要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目标追求和政策设定方面的利益交集，夯实其动力可持续性，从而为新质生产力更好地推动中国外交实践奠定基础。作为一种面向实践的新着力点，需要在实践中关注正面影响效果的同时审慎应对可能因结构因素衍生的潜在挑战。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关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虚”“实”结合，实现理念推广和产业落地相呼应，渐次配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时代产物，其赋能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此外，我们也需要注意，新质生产力既会带来战略机遇，也可能面临一定的挑战，尤其是美国的遏制，对此需要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规划守底线与求突破之间的平衡，推动新质生产力之外交赋能角色行稳致远。（作者：毛维准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大国竞争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程度、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所做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简而言之，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最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数字时代的融合创新，包括新产业赋能和高质量发展两个关键。毋庸置疑，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容错过的重要战略机遇，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一招。

一、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美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美国为了实现“霸权护持”在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美国及其盟友，在一些重要产品和关键技术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打造基于意识形态划界的产业链联盟。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技术民主同盟，成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巨大的国际环境压力下，中国必须做出重大转型，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原有的发展模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唯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实现逆境中换道超车。

毋庸讳言，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也是促成我们下决心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原因。以往通过全球购买的方式可以获得的产品，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想再次获得变得举步维艰。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不仅是美国，欧洲国家在美国的煽动下，也逐渐对华“去风险化”。欧洲也将中国逐渐塑造成具有地缘政治冲突的一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客观地说，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面对国际复杂形势下，全面解决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和堵点问题，夯实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能够促成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大显身手的关键一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成为中国经济“换道超车”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也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话语权。

二、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内涵

新质生产力的新，必然需要包括几个核心要素。第一，新制造，包括新能源、新材料以及一些新的设备；第二，新服务，特别是在全球性的产业链中，对全球产业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第三，新业态，包括数字化传媒互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新零售等。

相比以往来说，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就是要聚焦“创新”，而关键点则是“科技驱动”。综合来看，创新最大的亮点集中在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发展。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唯有掌握了最前沿的科技，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不掉队，并保持一定的优势，我们在大国竞争中才能取得有利地位。我们对标的美国，虽然没有提新质生产力这样一个概念，但拜登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的发展，而且很多是通过军民融合的方式来推动、来达成它想要的效果。纵观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诞生一些世界级的强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抓住了蒸汽机的机会，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德国、日本、美国抓住了机会，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每一次科技变革，都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如果中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不能把握机会，我们将很难超越美国。管中窥豹，我们回顾日本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代表丰田、本田、日产、东芝、松下、索尼曾经家喻户晓，但在互联网时代，日本却没有一家能够拿得出手的互联网巨头，日本错失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导致日本经济滑落到世界第四。

得科技者得未来，要想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尤为重要。因此，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将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新质生产力，重要的依托源自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它能够采集、加工、升华知识，然后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个性化的数字内容服务，是一种智能式的认知理解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娱乐、教育、电商都出现了一些颠覆式的发展，也可以说成为数字时代的一个重要引擎。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和推动发展，它包括数据交流共享新机制，依赖于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采集的数据，它能够自动生成一些内容，然后尝试一些优质的对数据的高效传输和整体应用。

未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资源的整合，可以实现包括战略分析的算法化、战略决策动态化，也可以让我们的决策执行结果更加的灵活。要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找到有效的技术支撑至关重要。

回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难发现，2018年英伟达发布了styleGAN模型，可以生成逼真的人脸，使得大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大幅度增加；2022年利用Midjourney生成的《太空歌剧院》图片获奖，引爆全网；2022年Stable Diffusion发布开源版本，大量文生图公司涌现；2022年11月ChatGPT横空出世，成为现象级事件；随后在2023年4月GPT4发布，具有多模态能力；2023年12月，谷歌公司发布Gemini，原生多模态架构，直到2024年2月，Sora横空出世，整个技术迭代进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体现的层次和维度众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在针对个人应用变革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搜索、会议、文档、陪伴、游戏、个人助理、学习等领域都可以通过大模型赋能，以及大模型原生功能，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这一领域市场已有的应用已经突破2000多种；此外，在针对企业应用变革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根据Gartner预测，未来五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企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今后最少有40%以上的企业应用程序将嵌入对话式AI，五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将有超过1亿人聘请机器人同时为他们的工作做出贡献；而到2027年，将有15%左右的新应用程序将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其中，大模型+会议的方式可以实现智能纪要，将会议纪要完全解放；大模型+农业的方式则可以解决信息鸿沟问题，帮助广大农户更好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大模型+政务的方式，则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高效、便捷有效的政务咨询服务；大模型+芯片设计的方式，则可以实现效率的大幅度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正在快速推进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从英伟达公司的发布会中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未来人形机器人“手”“脑”的进化可以大幅度解放生产力。综合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大幅度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具体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客观上体现的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典型的新兴数字技术，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为了能够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我们需要从顶层设计以及微观操作上关注具体的实现路径。

第一，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借助举国体制撬动创新源泉。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具体来说，就是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优势，集中力量干大事，并充分激发市场的力量。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仅靠政府是完全不够的，必然要激发企业家与科学家群体的创新能力，通过市场激励、制度激励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使得企业家、科学家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的正向循环。这就要求中国建设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文化，打造更具稳定性与确定性的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条文与法治环境，稳定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强化他们对在国内发展壮大的决心，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家继续在国内发展创新、不断投入加码，激发市场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优质土壤与强劲动力。

第二，需要培养数字领域的人才队伍，敢于创新思路从全世界引才助力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积极从14亿人口中发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才，发挥高校与研究机构在数字技术创新以及培养高质量数字人才的独特优势。加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培养，并且建立人才梯队，加大国际合作交流，助推人才队伍国际化；另一方面，也要学会从全世界80亿人中发掘人才，客观地说，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善于发掘人才，微软CEO、英伟达CEO、谷歌联合创始人等都是美国的新移民，他们对于美国科技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该学会在80亿人中寻找人才，吸引全球人才为我所用，这样才能助推我们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后来居上。

第三，摒弃行业饱和乃至过剩的刻板理念，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要市场的投入力度。我们需要做到以技术创新与理念创新打造行业发展新模式，实现行业发展的精细化。从传统逻辑上来说，当行业市场被瓜分后，后续企业要想实现“换道超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新技术变革下一切都可能发生。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底层逻辑被不断击穿，商业发展的领域远比之前更加广袤。以电商行业为例，跨界竞争变得越来越容易，企业发展逐步呈现多领域化。曾经在电子商务最繁华的时代，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已经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抖音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电商的底层逻辑。抖音基于其在短视频所积累的庞大的用户群体与粉丝粘性，借助庞大流量开发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等新型商业模式，不仅降低商家入驻平台的时间与资本成本，拉近商家与顾客间的距离，更为用户提供了商业信息流转的极佳传播平台，最终促成抖音成为了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这就是典型的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赋能，迅速实现对既有平台换道超车，开拓了相较于过往平台截然不同的营销思路与算法机制。这一实践经验，也证明机会永远存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想换道超车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如此。

第四，在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要注意对隐藏风险的提前预判与应对，避免盲目扩张损害企业乃至国家利益。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炙手可热，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以及它面临的安全伦理问题，特别是内容幻觉、虚假信息与滥用问题，避免其对社会大众认知产生潜在负面影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科学技术被认为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都在围绕大模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与规则展开竞赛。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加剧“发展不平等”问题，因为该领域的“准入门槛”极高，只有中美欧等大国或地区性组织能够参与其中，其它国家对此只能“望而兴叹”，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平等将被加剧。当然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觉，即美国当前是否在打一场“技术领域星球大战计划”，通过鼓吹大模型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分散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以削弱中国。因此，为长久保持创新与发展动力，我们不仅要紧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还要继续紧抓其他领域的科技创新，实现我国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第五，坚持统筹全局，重视与培养战略性信息产业，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与试错成本。特别是对新出现的或正处于调整转型期的企业给予足够的包容。新技术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新生事物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给新质生产力调整与发展的空间与时间，不应因其出现些许问题就扼杀。在不触碰原则性问题基础上，我们应当给予相关企业试错的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刀切的政策不仅将直接泯灭企业家的发展热情，打击科学家的创新动力，更将直接导致我国产业发展的停滞，技术突破的阻滞。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基于长期技术积累的发展，我们一定要给予足够时间与空间，摒弃商业发展模式中的急躁思维，厚积薄发，以底层技术、基层技术的沉淀发展夯实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最终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演进。

综上所述，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需要转变中国企业的发展范式，积极加大对技术创新领域的投入和运用；同时，也要促成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升级，通过数实融合的方式，实现产业的迭代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生动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活力，使得我们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作者：黄日涵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新质生产力与金融强国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新概念，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2024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针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全面阐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3年10月30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年“第一课”上进一步阐释了“金融强国”的丰富内涵，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中央在部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要求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反映出二者之间紧密的逻辑联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金融强国作为支撑。

一、基本逻辑：科技创新需要金融高质量发展

把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本质上是指资源配置效率，是在扣除劳动、资本、土地等各个有形要素投入之后的“增值”。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理解为，在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管理改善等方式所提高的生产效率。在当前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尽管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有比较宽泛的外延，但其核心内涵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以科技创新带来技术进步，带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甚至是质的跃升。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国际竞争格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要做好科技创新这篇大文章，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高端芯片、工业母机，到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再到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才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基础、提供支撑。

科技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路径，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核心动力。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还是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科技创新的每一步突破都可能带来深远影响。然而，科技创新的推进离不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典型的高风险行为，具有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有较强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性。科创企业在进行科技创新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从最开始的基础研究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再到市场开拓，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配置工具，通过识别风险和为风险定价来分散和转移风险。科技创新需要高质量金融体系来提供资金和分散风险。科技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的结合，有利于形成以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和责任投资为理念的“耐心资本”，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金融强国是推动我国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全面转变的重要支撑。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围绕“金融强国”这一战略核心，明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并将“科技金融”置于首要地位，体现了对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的高度重视。在这种良性互动中，高质量金融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和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促进新技术和新产业不断涌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国际经验：金融体系差异影响科技创新能力

从国际经验看，历史上德国与美国不同的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一直秉承实业立国的理念，是制造业强国，“德国制造”也是高质量的代名词。在一百多年前，化工、汽车、机械制造、医药和电器这五大产业成为德国最核心的产业。然而直到今天，德国的核心工业仍然是这五大产业，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这种稳定性显示了德国在这些传统制造领域的持续优势和创新能力，但也反映出德国在科技创新上的渐进和保守。反观美国，其产业结构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主导产业以农业、钢铁、铁路和纺织业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逐渐转向以现代服务业和科技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近几十年，从互联网革命到以人工智能、半导体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保持优势地位。美国诞生了大量引领潮流的科技公司，如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显而易见，近百年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在科技创新方面显得相对滞后。欧洲拥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丰富的科技资源，但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以及培育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方面，欧洲的表现不如美国。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非常多，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金融体系，与美国金融体系有着明显不同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欧洲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而银行天生是厌恶风险的。银行作为吸纳并管理公众存款的金融中介，承担着保护储户利益的责任，因此银行不能承担太多风险，在投资决策上表现得相对保守。这使得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严格控制风险，通常需要借款方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价值的抵押品，以确保贷款的安全。然而，初创公司和专注于创新的公司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市场风险很大，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比例低。并且，科创企业的核心资产往往是技术专利、产品创意等无形资产，往往缺乏银行所认可的合格抵押资产，这导致它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美国的金融情况与德国截然相反，在美国，银行业力量相对较小，而资本市场相当发达。资本市场的核心是各种股票、基金以及证券化的金融产品，包括各种高度创新、设计复杂而专业的衍生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为科技公司提供了丰富的融资渠道。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美国，直接融资比重超过了80%，而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德国，直接融资比重仅为美国的一半。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更看重技术本身以及技术带来的预期收益，并不需要科技公司提供抵押品。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愿意为那些有潜力的创新技术和未来可能带来高回报的项目进行投资，即便这些项目存在较高的风险。因此，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天生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和激进性，愿意为风险、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潜在利润进行投资。

三、目标任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质量金融体系作为支撑，关键在于科技能够被有效地产业化和商业化。现有科技或新兴科技成果只有通过产业化，实际应用于生产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因此，科技创新不仅要重视“从0到1”的原始创新突破，更要关注“从1到无穷”的成果转化应用，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然而，这一过程蕴含大量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需要金融来防范化解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这要求金融体系必须变得更加高效、更高质量，其中关键就是要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六个强大”的提出，明确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核心要素，指明了我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实践路径。依靠金融强国建设，服务支撑科技创新产业化、商业化，形成实实在在的产业力量，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发展出新质生产力。

然而，目前我国离高质量金融体系仍有距离，金融体系总体上仍大而不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距离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差距。从结构上看，我国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着主体地位，目前整个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偏低。这显然不能完全适应科技创新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资本的紧密融合。

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要求进一步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这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风险识别、风险定价、风险管理和价值发现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国情，在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探索出壮大“耐心资本”的新路径，促进科技创新。“耐心资本”的优势在于长远的眼光和高风险承受能力，这与科技创新的需求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实现科技创新、技术突破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耐心资本”的引入不仅可以为科创企业提供稳定且长期的资金支持，更是对其创新能力和未来潜力的认可和激励，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壮大“耐心资本”，正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首先是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债券市场制度建设，提高债券市场市场化定价能力和市场韧性，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次要推进银行业改革，鼓励银行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此外，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推动金融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作者：赵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