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砖”与“全球南方”：合作、治理与变革

积极应对印度对金砖合作机制的认知变化

2024年伊始，金砖正式扩员。对于百年变局而言，金砖合作机制的大范围扩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次扩员将二十国集团内的发展中大国基本上都纳入金砖合作机制当中，促使不少发展中大国将多边合作的重心由二十国集团转向金砖合作。不仅如此，金砖合作机制将不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大国同时纳入进来，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全球南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印度是金砖合作机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从经济总量这一维度上说仅次于中国。印度过去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积极正面的角色。然而，随着近些年来印度外交内政的根本性变化，印度反倒日渐成为金砖合作机制的消极因素和阻碍力量，由此也导致金砖合作机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上升。与此同时，中印双边关系上的不睦，更是被带人金砖合作机制中来，给金砖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要解释印度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政策变化，就需要理解印度参加金砖合作机制的“初心”。2009年4月，四个金砖国家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开启了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9月，G20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第三次领导人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辛格感慨：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这句话一方面真实地体现了印度长期以来所具有的大国雄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对于长期被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所限制的不满情绪，以及印度具有强烈的修正和改变当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体系的政治意愿。因此对于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彼此抱团以集体的力量来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印度自然是非常支持的。

与此同时，印度国内当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反西方、讨厌西方、怀疑西方的情绪。2008年印美签署民用核能协议引发了印度国内严重的政治争论和内部动荡，与国大党联合执政的印度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坚决反对印度政府采取大踏步迈进的“亲美”政策。而且，美国当时在金融上大搞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是大力施压中印等发展中大国，这反倒刺激金砖国家之间认识到面对西方国家所具有的共同利益。

同样重要的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建立等于承认印度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也是南亚地区唯一的“霸主”。因为过去大国的南亚政策总是将印巴挂钩。在金砖合作机制里只有印度而没有巴基斯坦，使印度终于从印巴二元关系中摆脱出来，间接地承认了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强大的新兴大国。

由于这样的背景，印度在金砖合作机制建立之初积极推进其建设。在2012年的金砖新德里峰会上，印度提出金砖国家建立一个多边金融机构的想法，直接推动了2014年新开发银行的设立，以及2016年金砖应急储备机构(CRA)的建立。在战略理念层面，印度更是认同追求多极化的目标，因此追求以金砖合作平衡西方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使发展中大国能集体获得更大的全球议价能力。在国际发展政策上，也积极推进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建设基础设施而融资的努力，支持中国牵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

理解了印度当初参与金砖合作机制的背景和初心，就可以理解印度现在对金砖合作机制采取消极态度的原因所在。金砖合作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如今所需要面对的国际环境及中印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同其他国家就金砖合作机制发展方向的矛盾是在扩大，而不是相反。

最直接的表现是，印度近些年强烈反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扩员，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只能是发展中大国的“俱乐部”和发展中大国享有的身份标志，而不能轻易扩大到其他国家。而且、印度担心的是，金砖合作机制的扩员进程一旦启动，印度就必然要面对巴基斯坦加入的可能性。

印度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态度趋于消极的根本原因是印度内政发生的巨大变化。自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上台后，印度左翼与中左翼政治力量被逐渐边缘化，形成了右翼一家独大的政治态势，由此造成印度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平衡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印度人民党基于其传统的意识形态偏好，采取了亲美亲西方的对外政策。2019年5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任后，更是明确将印度定位为“西南强国”(South Westem Power),实际政策上更强调印度与西方的共同立场和利益，淡化了印度同金砖国家具有的共同利益。为此，印度将多边外交的重点放在三十国集团，并加强与七国集团甚至北约的互动，同时淡化了印度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合作机制的成员国身份。

在印度内政变化的基础上，印度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进一步对华采取打压遏制政策。印度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同时借着中印边境加勒万冲突的爆发，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以至于在国际多边平台上采取了某种程度上“逢中必反”的做法，甚至一度扬言要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机制中“对抗”中国。

印度在对华政策中采取了以竞争和对抗为主导的做法，在金砖合作中也有所表现。印度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自己主导亚洲的战略，因此要联合美日等国的“印太战略”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扩大，试图推进旨在平衡中国的亚洲多极化，而且印度也要在金砖合作中阻扰中国“控制”该机制的可能性。金砖新开发银行采取的平分股权的治理结构，被印度认为是可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机制设计，要普遍地用于未来金砖合作机制中的方方面面。

当前印度对金砖合作的消极认知和政策将会影响金砖合作机制的未来发展。鉴于当前印度内政外交短期内变化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要从较长时期的视角上来看待印度因素，着眼于淡化或消除印度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实际政策上，不能对印度回归金砖合作的“初心”寄予过高期待。虽然金砖合作机制的目标并非反美国及西方，但是由于它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与整体利益，自然就具有修正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倾向。印度人民党执政下的印度一改过去的政策偏好，现在更乐于成为西方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带路党”,更注重借“全球南方”拉近印度同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整体关系，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努力克服中印双边关系对金砖合作机制的冲击。中印在金砖合作上的分歧扩大是自然的，因为中印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地位都不尽相同，产生各方面分歧并不奇怪。另一方面，在中印的分歧中仍然要尽量求同存异，不将双边矛盾和问题带到多边平台上来。

最后，金砖合作机制要基于中印关系现状，着眼于长远，就当前的一些机制作出调整和修正。例如，金砖合作的成员国有进入的机制，但是没有退出合作机制的决策机制。而且，此前金砖五国遵循的是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未来，随着成员国增多，分歧可能也将越来越多，是否要考虑多数决策的机制，这都是要思考的问题。（作者：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巴西视角下的“全球南方”合作路径

全球南方崛起源于多重因素交互作用，而新兴大国在最近几年先后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是其中之一。加之金砖国家的合作深化及其对全球性议题的高度关注，全球南方的世界观与全球治理观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舆论关注，并持续向由全球北方所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范式施加改革压力。很显然，全球南方合作导向已呈现从“联合自强”向“协同促改”的微妙转变。

我们在讨论如何推进全球南方合作时，首先需要客观了解全球南方合作所面临的来自机制建设、引领群体和集体共识三个维度的现实挑战。

第一是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散点化和碎片化。首先，当前南方国家的合作机制以区域化为主要特征，全球各个地区基本都存在性质各异、侧重点不同的一体化合作机制。相比而言，东盟的一体化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一些新兴大国针对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区建立了“1+N”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比如，中国推动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论坛等跨区域合作机制，巴西也以南美洲为依托建立了南美—非洲论坛、南美—阿拉伯论坛等。再次，由多个发展中大国共同组建的小多边机制，比如印度—巴西—南非三国论坛和金砖国家(尤其是后者)成为对接全球南方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机制。此外，在全球范围内，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中国”等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世界百年变局之下，这些机制需要探索全新的合作思路。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散点化、碎片化与全球北方合作机制的内聚化、系统化形成了鲜明对比，机制建设是全球南方需要切实推进的紧要步骤。

第二是全球南方合作需要多元驱动。在全球南方的互动合作中，影响力最大的还是中国，这一方面在于中国拥有综合实力上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在构建代表全球南方利益的话语体系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效，比如“三大倡议”非常符合全球南方的世界观和全球治理观。但必须认识到，全球南方是一个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传统等多个层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庞大国家群体，并且在传统的全球治理决策体系中长期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带，因此，要实现更广泛的全球南方有效联动，多引擎驱动可能是未来探讨的方向，并且这也符合全球南方多维差异的现实特征。事实上，单引擎驱动不仅存在较大难度，而且面临陷入“话语陷阱”(既包括外部施加，也包括内部产生的)的巨大风险，而全球北方合作其实也呈现出多元驱动的发展态势。

第三是全球南方凝聚力的不确定性。首先，从历史经验看，南方国家的国家身份定位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一个国家对政治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的排列次序不同，其国家身份定位也会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取向的稳定性。以巴西为例，其国家身份定位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间经历了多次调整，科洛尔政府(1990～1992年)和博索纳罗政府(2019～2022年)分别强调巴西“发达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属性，而由左翼劳工党主政的各届政府则更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等身份，受此影响，巴西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完全不同的偏好与选择。其次，南方国家的外交存在自主性不足的普遍特征，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这同样会给全球南方的凝聚力与政治共识带来不确定性。

巴西既是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创始成员国，也是2024年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还是全球南方概念的积极推动方。比如，巴西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创立了《全球南方》和《全球南方研究》两本学术期刊，努力构建具有全球南方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另外，全球南方也是现阶段巴西政府在各大外交场合中反复强调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巴西不仅对全球南方有着清晰的身份认同，而且将全球南方合作置于其外交的优先位置。可以预见，巴西将利用2024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方面提升其在全球南方群体中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展示自己对全球南方合作的认知和考量。

总体来看，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巴西在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上的政策主张既符合全球南方的普遍立场，也体现出巴西“积极且自信”的国际战略特征。笔者认为，巴西主要将全球南方合作投射在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层面，尤其重视以下具有鲜明层次的三条合作路径。

第一，联合国改革是巴西争取全球南方积极响应的核心议题。自2023年重新执政以来，巴西总统卢拉几乎与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大国进行了直接互动，而联合国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巴西与各大国对话的核心议题。此外，在与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互动过程中，联合国改革同样也都是巴西争取全球南方积极呼应的关键议题。针对联合国改革，现阶段巴西政府主要强调两点：改革的迫切性和改革的代表性导向。前者主要聚焦联合国的“效率赤字”问题，尤其强调联合国在解决诸如海地危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低效乃至失效，“尽快将联合国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现阶段巴西政府不断抛出的引导性议题。后者则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基于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原则，增选的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不仅面向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也应面向经济大国、农业大国、文化大国等群体。另外，巴西还强调，安理会应对的大多数问题都与发展中国家有关，而发展中大国对这些问题有着更好的认知以及应对经验，因此，安理会向发展中大国群体开放能提升其决议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综上两点，联合国改革问题是巴西争取全球南方积极响应的核心议题，而对巴西所具有的多重代表性的强调，则是巴西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全球南方)内营造的更符合本国利益的外交叙事。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巴西推进全球南方合作的优先议题。自重新执政以来，巴西总统卢拉多次谈到“去美元化”“本币结算”“共同货币”“新支付体系”等议题，这些均属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范畴。纵观巴西的全球多边参与进程，其对国际多边经济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重视程度更高，参与的活跃度及收益同样更加明显。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作为全球南方合作的优先议题，巴西的考虑主要基于两个层面：其一，要维护发展主权，全球南方应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大讨论，敢于推动贴近全球南方利益关切的议题，让弱势的“南方方案”得到更广泛的呼应。比如全球南方在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负责的货币政策、“绿色殖民主义”等方面应强化政策配合及联动。其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决策体系改革，增加全球南方的决策参与。这一点既基于巴西本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也符合全球治理体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比如，金砖国家努力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就属于在全球经济治理决策体系层面的集体发力。从实际效果来看，全球南方合作是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必要且有效的路径。

第三，巴西认为全球安全治理是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地缘冲突的发生、走向及解决方案，基本全部由全球北方主导。从现阶段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两大安全危机来看，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呈现出鲜明的立场分野，根本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尤其随着国际权力体系的渐进演变，全球南方敢于对全球北方利己狭隘的安全观说“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全球的舆论走势。例如，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政府，玻利维亚宣布与以色列断交，智利、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等国召回驻以色列大使，这些都体现出相当多的南方国家持有与北方国家大相径庭的安全主张。近四十年来，代言全球南方是巴西外交的重要思路。鉴于此，巴西总统卢拉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上均表现出不同于全球北方的安全立场，呼吁成立和平俱乐部，将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些主张其实具有与全球南方相呼应的内涵。要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权力体系，关键还在政治安全治理环节。因此，巴西一方面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另一方面也重视全球南方内部的立场呼应，推进更广范围的全球南方安全共识，进而改变由全球北方垄断的全球安全治理传统范式。（作者：周志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俄罗斯“金砖年”及其与“全球南方”合作

2024年金砖峰会将引起全世界关注，原因有四：一是2024年是“大金砖合作”元年；二是深陷地缘政治冲突的俄罗斯成为轮值主席国，这也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一次在本国举办大型国际多边会议；三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扩员后的金砖是否会成为与西方抗衡的阵营，或者染上反西方色彩；四是金砖扩员后俄罗斯与全球南方的合作走向。

一、俄罗斯将金砖合作机制视为其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工具

首先，全球南方是俄罗斯外交突破的战略方向之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和打压，将外部世界分为友好和不友好国家，友好国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全球南方国家；不友好国家是美欧等对俄采取了严厉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①。从俄罗斯确定友好与不友好国家的原则看，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几乎未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俄越来越意识到俄与美国及西方的对抗将长期持续，因此愈发重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多是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公平和公正国际秩序、反对霸权、希望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等方面与俄罗斯存在共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南方是俄进行外交突破的对象和重点，试图由此重新获得战略主动。

其次，“大金砖”国家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力量组合，客观上降低了西方的影响力，从而使俄罗斯倡导的多极化进一步得以实现。2024年扩员后的金砖成员国基本代表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俄罗斯认为，世界是由多种文明构成的，因此是多极的。从文明属性看，金砖国家中有亚洲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非洲和拉美文明的代表。同时，金砖国家是多极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大金砖”的经济增长潜力将不可避免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推动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公平和民主的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在土地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上占全球比例较大，GDP总和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

二、俄罗斯对金砖合作机制的诉求

金砖国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集体，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也不是按照地理范围、文化同一性概念构建的国际组织，作为合作机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俄罗斯不仅把金砖国家看作是构建多极化的平台，而且突出其外交和经济功能。

俄罗斯强调在金砖平台上的四项任务。一是不断加强金砖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强调在开放、团结、平等和相互谅解、包容和互利合作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新出现的挑战，确保成员国的和平与安全，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成员国的发展，消除贫穷、不平等和失业，造福于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二是提倡多边主义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提倡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促进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尊重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三是强调发展与安全密不可分，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希望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取得共识。四是加强金融、经济合作，支持建立和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发展，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推动探讨金砖国家间交易中使用本币的可能性，加强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同时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制造业和矿物加工、能源、农业、科学、技术和创新、金融、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减贫和反腐败等领域的合作。

2024年俄罗斯任金砖轮值主席国，10月在喀山举办第十六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峰会的主题是“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公平的全球发展和安全”,为此将在俄15个城市举办200多场会议和论坛。俄罗斯负责金砖国家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2024年俄罗斯金砖峰会的核心思想是维护金砖合作机制的传承性，巩固金砖国家作为变化世界秩序中多极的一极①。在峰会上俄罗斯将积极推动以下议题。

首先，为保障多边贸易顺利进行，应对SWIFT制裁，俄将积极推动金砖支付体系建设。2023年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分别创历史纪录，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与南非的贸易额达到220亿美元，与印度的贸易额突破了650亿美元，与巴西的贸易额达到110亿美元。未来俄罗斯与金砖成员国的贸易潜力更大，巴西和俄罗斯的化肥和柴油贸易，俄与南非的粮食和能源合作，俄与印度的能源合作等，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新加入的成员国在能源等领域也都与俄罗斯有很大的贸易空间。毋庸置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俄罗斯提供了新的对外合作机遇，有利于俄拓展广阔的新市场和增加贸易伙伴数量。

目前俄与金砖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关系遇到的最大瓶颈是国际结算系统被制裁。为应对制裁，使多边贸易顺利进行，2024年2月俄罗斯在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不受政治干扰的独立金融体系，以便为商业交易提供保障。该结算支付系统将基于新规则，首先是数字规则、区块链规则。

其次，为实现多极化目标，俄或再次提出金砖扩员。2023年普京在南非金砖峰会上指出，金砖已经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合作机制，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拥有着眼于未来的统一战略方针，符合国际社会主体(全球南方)的愿望。

三、俄罗斯与全球南方的合作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2023年3月推出了新版对外政策构想，强调积极推动俄对外政策“向东看”和“向南看”,在这两个方向上寻求友好合作。在俄的话语体系中，东方和南方国家被称为“世界多数”,俄认为全球南方和北方的概念源自西方，具有冷战色彩。当前在俄对外政策中也开始使用“全球南方”,指代“世界多数”。

首先，俄罗斯与全球南方国家有合作基础。对于俄罗斯来说，全球南方是多极化中的一极。金砖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平台，其黏合剂是多极化以及反对单极霸权的理念。金砖的吸引力是其组织形式灵活、开放、包容。

其次，俄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具有丰富的经验。俄罗斯强调其与全球南方合作的能动性，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上将提出促进成员国与所在地区一体化组织融合发展。比如，促进金砖机制与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探寻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发展中国家治理水平。

最后，俄与全球南方合作也面临挑战。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很大，政治和经济利益与俄并不完全吻合，虽然谋求建立公正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但只是希望在多极化条件下利用自己的资源、市场谋求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空间，无意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抗。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方向。在这个层面上俄罗斯对外政策显示出来的阵营化特点将考验俄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未来发展。（作者：李勇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多边与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非洲视角下的“大金砖合作”

金砖国家是发展中大国的代表，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二者经济快速增长共同构成了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金砖峰会机制两次扩员都将非洲作为重要方向，“金砖+”、“金砖之友”、新开发银行等机制也致力于同非洲国家构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金砖扩员后，参与金砖合作的非洲成员国和伙伴国更加多元，“大金砖合作”助推非洲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一、非洲增长是“全球南方”崛起的组成部分

21世纪初，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引擎。与此同时，非洲也表现出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2000～2008年，非洲实际GDP每年增长5%,是20世纪80~90年代增速的两倍多。基于此，《经济学人》杂志在2011年提出“非洲崛起”,将非洲经济增长也视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组成部分。

与金砖国家类似，非洲也具有人口规模较大、自然资源丰富等基础禀赋。1914年非洲总人口仅为1.24亿；截至2023年，非洲总人口约为14.5亿，增长了十倍多，并且这一数字在未来数十年还会进一步增长。非洲人口革命带来非洲城市化、劳动力以及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扩大，这些要素构成非洲经济增长的引擎。此外，非洲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锰、钴等与产业转型相关的关键矿产。随着全球经济对关键矿产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不断提升，非洲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也会不断增加，从而构成非洲经济增长的又一支柱。

当然，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并非非洲增长的全部原因。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表明，2000~2008年，自然资源及其相关政府支出仅占非洲GDP增长的24%,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电信和制造业等部门的增长同样显著。在制度建设方面，非洲国家普遍在政府治理和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科特迪瓦、卢旺达等跻身全球营商规管改革最多的国家之列。2018年44个非洲国家签署成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旨在将15亿非洲人口连接成单一市场，为非洲内部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近年来，非洲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趋于复杂。从外部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巴以问题等地缘冲突，非洲地区出现食品紧缺、能源价格飙升、偿债压力增大、全球贸易萎缩等系统性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从2022年的4.0%降至2023年的3.3%②,2030年实现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已希望渺茫。从内部看，南非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陷入经济低迷，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部分非洲国家的治理问题不容乐观，政治腐败、军人政变以及族群冲突等痼疾时有反复。尽管如此，由于支撑非洲经济长期增加的基础禀赋并未改变，非洲国家仍普遍具备较大的经济潜力，金砖扩员有望成为非洲发展与转型的新契机。

二、非洲历来是金砖扩员的重要方向

自2009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进行了两次正式扩员，并且每次都与非洲有关。金砖第一次扩员发生于2011年在中国三亚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金砖四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接纳南非作为新的成员，金砖四国也由此更名为“金砖国家”。虽然经济规模不如其他金砖成员国，但南非是非洲地区大国，拥有相对成熟的工业和金融市场，有能力成为金砖国家对非合作的门户和前沿。金砖也为南非提供了一个展示国际领导力的平台。通过搭建金砖国家与非洲发展的桥梁，南非得以更有效地为本国和非洲大陆的利益发声。

金砖合作机制第二次扩员发生于2023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在本次峰会上，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受邀加入。埃及地处中东北非交界地带，历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埃及积极参与和推动不结盟运动，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抵制大国干涉，提升了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号召力。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非洲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国家。当前，埃塞俄比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是非盟总部所在地，地区影响力不容忽视。随着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加入，金砖国家的非洲成员增加到三个，使非洲在金砖合作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进一步增加。

在金砖峰会召开期间，当年的轮值主席国通常会举行“金砖4”“金砖之友”等非正式会晤机制，增加金砖成员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对话合作。例如，南非作为2023年金砖主席国，邀请金砖成员国和候选国参加“金砖之友”会议，最终达成金砖第二次扩员。与此同时，南非还举行“金砖一非洲”会议和“金砖+”对话会，邀请所有非洲国家元首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非盟委员会主席等20位国际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参加，创造了金砖国家峰会规模之最。此外，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金砖国家智库会议等配套活动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金砖+”合作，与会各方围绕促进非洲经济增长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充分体现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新开发银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框架，其扩员进程并非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完全重合。南非是新开发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也是该行非洲区域中心的所在地。埃及于2023年3月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同年8月又受邀成为金砖正式成员。埃塞俄比亚已成为金砖成员国，但尚未加入新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为金砖国家参与非洲发展提供了灵活、包容的制度框架，既深化了中国、印度等国与非洲过去数十年来的双边经济合作，也扩展了金砖国家在减贫、粮食安全、创新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等议题的伙伴关系。

三、大金砖合作助推非洲持续增长

受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影响，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非洲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以及发展合作陷入停滞。相反，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南南经济合作则明显加强。扩员后，非洲将为金砖其他成员国提供多元化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大金砖合作”助推非洲持续增长的能力也将同步提升。

首先应加快机制整合，使非洲新成员深入参与“大金砖合作”。经过多年的积累，金砖国家已达成《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金砖国家能源合作路线图》《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等诸多倡议文件。可逐步推动新成员国加入上述倡议文件，或对既有文件进行升级，特别是对非洲成员国降低关税壁垒、简化贸易程序，提升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和附加值。在金砖正式扩员后，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金砖财金智库网络等机制也面临新一轮扩员。目前来看，金砖财金智库网络扩员相对灵活，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则需要及时与埃塞俄比亚等新成员国进行资格谈判，使之尽早融入金砖国家务实合作。

其次可依托新开发银行，开展更大范围的金砖国家对非发展合作。新开发银行建立了机构精简、决策高效、反应灵活的运营机制，形成了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结合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资本充裕的新成员国加入以后，新开发银行的实缴资本将进一步增加，针对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贷款能力也将随之提升。除了继续在基础设施、绿色发展、疫情防控等领域加大投人，新开发银行还应积极推动构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着力支持更多非洲国家参与中国—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示范区等相关机制，积极营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技术发展环境，缩小全球南北之间的发展鸿沟。

最后要加强立场协调，提升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没有非洲国家，二十国集团中只有南非一个非洲国家，非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也非常有限。金砖国家坚持构建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积极提升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发言权。扩员以后，金砖合作机制扩大了自身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在全球治理中的整体分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加，更加有助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由于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相对较高，非洲国家可借助“大金砖合作”,将更多的非洲诉求整合为“金砖声音”和“金砖立场”,使传统上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来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从而为非洲长期增长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作者：沈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