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伙伴选择与地区关系拓展——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为例

内容提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正加快与世界各地区及其域内国家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当中国同某个地区开展与深化经济合作时，常常由点及面，即首先与地区内某个或某几个国家接触并结成经济伙伴，再逐渐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观察中国拓展东南亚地区关系时的经济伙伴选择，可以发现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由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和该国的地区网络中心度构成的经济指数，二是由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领导人互访密切度以及该国与美国的立场背离程度构成的安全指数。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相对更高的东盟国家更可能率先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以及加强与该地区关系的切入点。对1980-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构建投资伙伴关系样本数据的模型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在案例分析中，东盟国家不同的经济指数与安全指数特征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选择投资伙伴呈现出先后顺序的差异，泰国与新加坡率先成为中国投资伙伴的现实案例也为研究结论提供了证据支撑。

一、引言

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争取各地区内国家对自身和平发展的支持，为此有必要积极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加快在世界各地区发展经济伙伴关系。中国通过与对象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T)和本币互换协议(CSA)等国际经济合作协议提升双边经济关系的制度化水平，建立起不同层次的经济伙伴关系。

当中国开始面对某个地区开展与深化经济合作时，常常采取由点及面的方式推进，即首先与地区内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接触并结成经济伙伴，再逐渐扩大经济伙伴范围，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在欧洲地区寻求建立投资伙伴关系时，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同瑞典、联邦德国和法国等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到90年代与欧洲国家的投资伙伴关系数量快速攀升，同超过70%的欧洲国家建立了投资伙伴关系。又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首先与智利和秘鲁等国建立自贸伙伴关系，借助这些国家的桥梁作用，密切了与该地区的经贸合作并发挥“南南合作”的典范作用,随后与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等国建立起自贸伙伴关系。

事实上，通过由点及面地与一个地区及其中的国家群体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来深化经济合作是一种成本较低、可行性较高的方式。当一个地区内各国相互间都建立起经济伙伴关系时，一种地区经济伙伴网络便形成了。如果地区外国家希望拓展与该地区网络的关系，与地区内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成本往往要低于与地区网络整体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成本，而这种网络的存在又使得地区外国家与地区内不同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时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逐渐降低。地区外国家采取由点及面的方式能够有效提升本国在该地区的关系影响力。

如何在地区内诸多国家中选择适合先行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对象国？对象国的特性条件及其与一国目标需求相匹配的程度通常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回答中国如何选择经济伙伴优先对象的问题，首先需要对潜在伙伴对象国的特性条件进行考察，确定一国具备哪些条件有助于其成为中国拓展新地区关系的桥梁国家。

本文聚焦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经济伙伴关系的构建情况来探讨上述问题，这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东盟国家与东南亚地区在中国经济伙伴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非比寻常，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截至2023年，中国和东盟已连续四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彼此的重要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地。由此，讨论东南亚地区及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很有必要。第二，东盟国家兼具整体性与自主性有助于多维度理解中国经济伙伴关系的形成过程。在中国与东盟(10+1)合作、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以及东亚峰会等外交场合，东盟国家往往作为整体同其他国家进行协商，体现了东盟这一国际组织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东盟国家在开展对外经济关系时仍然保持相当的自主性，东盟国家相互间也建立了不同类别的经济伙伴关系并形成地区经济伙伴网络，不同的东盟国家在网络中的位置有所差异，这为分析各东盟国家作为中国经济伙伴时的特性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窗口。第三，从可操作性上看，东南亚地区涉及的国家数量相对较少，且这些国家历年数据比较完整，既有助于研究的开展和结论的提炼，也便于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因此，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可具体化为:当中国准备启动东南亚地区的制度化经济合作时，哪些因素对中国经济伙伴的优先选择对象产生了影响。本文意在探究优先成为中国经济伙伴的东盟国家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由此探讨中国拓展并深化地区关系的可行路径。

二、中国拓展东南亚地区关系的经济伙伴选择

在以发展为导向的中国对外战略中，东盟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东盟国家也在地缘与全球化的作用下与中国联系紧密。由于东盟国家具备较强的自主性，往往根据自身需求开展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可以首先在国家层面选择合适的经济伙伴，并逐步与东南亚地区建立并深化关系。

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过程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大致是从 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陆续构建起投资伙伴关系。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多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构建双边投资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越发牢固;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东盟各国平均经济增速相较于60-70年代有所放缓，东盟多国存在财政赤字，外债数额上升，不少东盟国家外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番。此时东盟国家有意加强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并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成为东盟国家的优先选项。由此，中国于1985年与泰国、新加坡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而后又与其他东盟国家相继签署协定，直至2001年与所有东盟国家都建立了投资伙伴关系。

第二阶段大致是 2002-2008年，中国重点与东盟国家建设自贸伙伴关系。除2002年11月与作为整体的东盟建立的自贸伙伴关系外，中国于2008年与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率先建立了双边自贸伙伴关系。新加坡是经济最为发达的东盟成员国，中新双边自贸伙伴关系对其他东盟国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2007年中国已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新加坡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外资来源国与第二大劳务市场，2007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471.5亿美元。 在中国与东盟2026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中占比接近1/4。一方面，中新两国经贸联系密切，而当时仍在建设中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中新关系深人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新加坡“第二只翅膀”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中新两国建立双边自贸伙伴关系是大势所趋。

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今，中国与东盟国家着力构建货币伙伴关系，同时继续推进自贸伙伴关系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2009年起加速推进，寻找合适的货币伙伴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更牢固可靠政治基础的重要性日趋著。在东南亚地区。2009-2011年中国先后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建立起了货币伙伴关系。

此外，中国继续从两方面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自贸伙伴关系。一是升级既有的自贸协定。2015年11月中国与新加坡在宣布共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之际就自贸协定启动升级谈判达成共识，并最终于2018年11月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升级版中新自贸伙伴关系是“一种适用于中新两国可持续发展、合作层次更高、合作领域更广、合作潜力更大的新型经贸关系”体现出中国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更高质量双边自贸伙伴关系的决心。二是继续选择合适的东盟国家发展自贸伙伴关系。第二个与中国商签双边自贸协定的东盟国家是柬埔寨，两国于2020年1月启动首轮谈判，仅历时7个月就结束谈判，成为中国参与谈判效率最高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一。中柬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使柬埔寨经济获益巨大，也为中国后续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东盟国家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起到了示范作用。

简单梳理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与不同东盟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呈现渐次推进的态势。由于东盟国家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中国如何判断并选择合适的东盟国家作为拓展与该地区关系的优先合作对象值得关注。下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做出这种判断选择的考量依据。

三、中国选择经济伙伴以拓展东南亚地区关系的理论机制

本文关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伙伴选择，实质上关注的是国家间制度合作关系尤其是经济制度合作关系的形成问题，即为什么一国与一些国家而非与另一些国家先行建立伙伴关系？国家间建立经济制度合作会受哪些因素影响？既有研究对此的探讨主要有市场驱动、权力博弈和跨国联系三种视角。市场驱动视角重点回答了国家间建立经济制度关系即经济伙伴关系的必要性，认为经济伙伴这种制度关系的形成主要出于国家解决问题的需要。但此类研究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实世界中一些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之间没有形成高制度化水平的经济合作协议。后两种视角更多地探讨了国家间如何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权力博弈视角注重分析行为体间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分配情况对经济伙伴关系形成所发挥的作用。但无法解释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过程以及伙伴选择的先后顺序。跨国联系视角主要展现了国家间互动情况所发挥的作用，认为不同形式与状态的国家间互动可能会对国家选择经济合作对象及展开国际经济制度合作产生不同影响，但既有研究尚未很好地解释何种互动形态才能为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提供更大助力。

本文运用跨国联系视角，试图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动关系中寻找中国与特定东盟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原因。事实上，经历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的过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推进的伙伴关系建设堪称典范。

（一）“政经分离”的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地区关系拓展策略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地区秩序由此呈现出复合制衡的状态，东盟国家得以实现保持大国平衡、保护自身安全与推进利益最大化等目标。这种二元格局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东盟国家既不愿意舍弃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外溢红利，又倾向于与中美两个大国同时开展合作以维持大国平衡，或者以与一个大国的关系水平为标尺调整与另一个大国的关系，即采取“对冲(hedging)”策略。当然，现实中对冲策略也未必总能使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有时一些东盟国家反而因此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无论如何，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追求与权衡始终影响着东盟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对冲策略。

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各方权衡收益与成本的结果。当中国有意加强与某个或某些东盟国家的联系时，如果其愿意接受合作，双方都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美国可能会因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而改变为东盟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使东盟国家遭受一定的安全损失，中国拓展地区关系给东盟国家带来的经济收益必须超过其可能承受的安全损失才能让东盟国家愿意接受。由此可见如果某个东盟国家与中国经济联系越紧密、获得的经济收益越多，同时与美国越疏离从美国获得的安全收益波动越小，中国越可能优先选择与该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这样一来，中国在探索与东盟国家发展更进一步的制度化经济伙伴关系时，就必须同时考虑自身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及安全关系状况。由于不同的东盟国家对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偏好存在差异，它们对中国采取对冲的方式及程度也并不完全一致，这意味着中国与不同东盟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所面临的难易程度也不尽相同。

由此可见，中国要顺利拓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关键在于东盟国家能否接受中国的行动。在这一点上，除东盟国家的自主政策选择外，中国采取何种拓展方式也十分重要，因为东盟国家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可能抵消或降低其在安全上对中国的负面对立情绪。寻找建立关系的突破口或重点突破的对象是中国拓展东南亚地区关系策略的关键所在。许多大国在寻求与某个地区建立制度化合作的初期往往会谨慎地选择要先行建立伙伴关系的地区内国家，以免事倍功半。对中国而言，经济伙伴的选择要同时关注自身与对象国的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状况，前者意味着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经济影响力以吸引对象国合作，后者则预示着中国为降低对象国安全顾虑要付出的成本，这构成了中国在选择合适的经济伙伴对象国时要重点考察的两个维度。

（二）影响中国经济伙伴选择的两个主要维度

互为经济伙伴的双方既通过制度联系达到互利共赢，也向外界表明了对彼此的政治支持，因此伙伴的选择需要契合本国未来发展需求，这增加了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难度。面对“政经分离”的东南亚地区，中国在选择首先接触的经济伙伴时可从对象国的经济指数与安全指数两个维度进行评估，这两个维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刻画出该对象国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1.经济指数

经济指数衡量的是东盟国家的伙伴价值，某个东盟国家的经济指数越高，即其伙伴价值越大，中国与其构建经济伙伴关系获益越大。

第一，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是双方互惠互利的主要方式，因此贸易相互依赖度可被视为双方经济关系密切程度的直观表现。理论上，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常常更愿意结成制度化的经济伙伴，因为各方行为会受到规范的约束,违约或背叛行为容易被识别并招致反制，这促使国家遵守协议并维持互惠互利，因而经济伙伴关系呈现出一种自实施与自强化的性质。同时，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国家避免国际贸易波动的风险，为双方贸易提供保障。两国经贸联系紧密，意味着国家间经济结构及分工相对专业化，此时重塑经济结构或重新寻找替代对象将带来巨大损失，因此两国都会倾向于采取合作政策。此外，如果经济体量差别明显的一对国家结成了经济伙伴关系，双方贸易额增幅更大，由此带来的可观收益预期也有助于促使两国建成经济伙伴关系。这也比较适用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情景。

第二，在同一地区网络中，各国嵌入网络的方式以及与他国关系的强弱不同，因而各国所处的网络位置有所差异，那些受限较少、接触和传递信息或资源更多的行为者往往处于更加有利的结构位置，在网络中处于中心的国家比处于边缘的国家影响力更大。东南亚地区目前已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伙伴网络，东盟各国在其中处于不同的网络位置。例如，越南与除文莱外其他所有东盟国家都结成了投资伙伴，还参加了东盟自贸区、“清迈倡议扩大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济伙伴制度化安排，因而在东盟经济伙伴网络中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文莱则仅加入了涉及所有东盟国家的制度安排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其他东盟国家尚未建立单独的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在地区经济伙伴网络中的位置相对边缘。

通常而言，如果地区外国家有意与地区内的特定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往往更愿意先与该地区的中心国家进行接触，再逐渐扩展到其他非中心国家。一方面地区中心国家涉及关系众多，具有更多渠道和更充分的掌控力来获取资源，在信息流动过程中能够有效过滤、筛选与传递信息，在地区网络中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权力。换言之，一国在网络中的权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网络位置或网络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常常与国家间关系相关。通过与中心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地区外国家能够间接接触地区内其他国家，为进一步拓展在该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网络中有直接关系的行为体常常倾向于相互模仿，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也会影响它们对彼此的模仿程度，网络中的邻近国家尤其容易成为政策扩散的目标对象。地区网络中的中心国家与多个国家相关联，其做出的对外经济关系决策可能会引起许多非中心国家效仿，当注意到中心国家与地区外国家建立起经济伙伴关系时，一些非中心国家可能被吸引而效仿中心国家的经济伙伴选择。这样一来，地区外国家就能够在该地区以较低的成本逐步建立和完善其经济伙伴网络。

总体上，某一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及其在地区经济伙伴网络中的中心度反映了该国的经济伙伴价值:贸易相互依赖度显示了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经济影响力以引导双边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网络中心度则体现了相关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继续拓展经济伙伴关系。两个指标共同构成中国选择合适经济伙伴时的经济指数。由于经济指数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能从经济伙伴关系构建中获得的收益状况，因此对象国带来的预期收益越大，中国越可能与其优先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由此可得出假说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东盟国家的经济指数越高那么中国优先与该国构建经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越大。

2.安全指数

安全指数衡量的是与某个东盟国家结伴成功的概率，某一东盟国家的安全指数越低，中国与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将要付出的成本越高，结成经济伙伴的难度就越大。中国需要对系统效应进行预判并评估双边关系，选择足够“安全”的对象国才更有可能增大结伴成功的概率，推进周边伙伴关系网络发展。安全指数有助于准确定位需要付出成本最小的东盟对象国，中国与该国优先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可能更具可行性。

第一，构建伙伴关系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与中国外交关系更密切的东盟国家则是构建伙伴关系的优先对象。高频率的领导人互访有助于加快建立与升级经济伙伴关系，也有利于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与强化共同安全。领导人出访作为首脑外交的一种表现，既能够反映中国外交的特点与布局，也能从侧面观察并推测出中国外交的优先考虑对象。此外，外交活动往往具有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领导人出访在研究中已被证实能够有效促进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也说明中国更有可能同与领导人互访频繁的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就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而言，经贸关系的每一步重大发展几乎都是在国家领导人高层磋商与推动下达成的，其中便包括制度化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商与建立。

由此可见，中国与某一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互访频次越高，表明该国与中国在外交关系上越密切，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和相互信任关系相对会更牢靠，因而该国对中国的安全指数也就越高。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更容易与该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第二，东盟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伙伴选择。在二元格局下东盟国家的对华态度会因美国而产生波动，中美战略博弈的发展促使两国都不断采取措施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战略联系，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强化对东盟国家的影响与渗透，试图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从单元层面上看，东盟国家长期以来奉行大国平衡战略，这给中国留下了较大的转与争取空间。

一般而言，政治立场一致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往往有更多的共同利益需求，而且彼此间意图透明度相对较高，国家间的交往成本较低,更容易在诸多政治经济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并展开合作。例如，美国可能利用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服务于其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意图，与这些国家展开相应的政治外交合作。中国要争取这些东盟国家的难度较大，因而此类东盟国家难以成为中国经济伙伴的最优选项。相对而言，那些在政治立场上与美国更为背离的东盟国家是比较“安全”的潜在伙伴对象国，中国可以考虑优先与这些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领导人互访密切程度以及该国与美国的政治立场背离情况两项指标有助于中国判断该国是否足够“安全”、率先与其建成经济伙伴关系是否足够可行。两项指标从不同侧面衡量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善意，共同构成了中国选择合适经济伙伴时的安全指数，代表着构建经济伙伴关系的成本。对于结伴付出成本越低的国家，中国越有可能优先与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由此可得出假说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盟对象国的安全指数越高中国优先与该国构建经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越大，在选择经济伙伴时，理性做法是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相对更高的东盟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中国优先选择的经济伙伴。中国能够借助对象国的网络中心位置进一步打开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格局，对象国与中国既有的密切外交往来以及潜在的对华善意都将使中国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经济伙伴关系。

四、中国经济伙伴选择与地区关系拓展策略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始构建投资伙伴关系。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所能采取的较为有效的经济合作手段，既能为国内发展引资，又有助于开启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本文以中国与东盟国家是否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为被解释变量，以东盟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分析1980-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样本数据，对前文提出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本文的因变量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情况。因变量是取值为0或1的虚拟变量:0代表中国在该年未与该东盟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1代表中国在该年与该东盟国家签订或存续双边投资协定，即两国间存在投资伙伴关系。

本文检验的假说是东盟各国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会正向影响中国经济伙伴的选择。经济指数由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和东盟国家地区网络中心度两项指标构成，安全指数由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领导人互访密切程度以及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立场背离程度两项指标构成。

1.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度

本文在既有文献基础上，以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为基数计算中国与不同东盟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度 Intertrade，计算公式为:

其中，ShareTrade..,是指国家i和国家j在第t年的双边进出口贸易额,TotalTrade，,表示国家i在第t年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经式1计算得出的两国贸易相互依赖度结果是0-2的连续型分值，分值越趋近2，表明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分值越趋近0，表明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越低。

2.东盟国家的地区网络中心度

根据对网络中心的不同理解，存在多种测度节点国家中心度的方式，本文采用最为简单直观的度数中心度进行衡量。它计算的是网络中行为体拥有的关系数量，即与其他行为体相联系的程度。度数中心度更高的国家可能会对地区网络中更多国家产生影响，在网络中处于比较中心的位置。根据东盟国家间签订各项经济协议的情况，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计算得出不同东盟国家的度数中心度。

3.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领导人互访密切程度

该指标相关数据主要统计的是本文研究时间范围内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导人互访情况，主要针对有公开报道的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和短暂访问等出访记录，按照一国一次的方式统计当年领导人互访次数。在考虑数据的权威性、可信度与一致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基础上，本文的领导人互访记录数据全部来源于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4.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立场背离程度

本文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一致性数据测量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立场背离程度。联合国大会是唯一一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参加且在共同的国际社会议题基础上进行投票的外交平台，对各国在这一平台上的外交决策进行长时段观察能够较为客观地判断出绝大多数国家在相关议题上的利益倾向，并且分析国家间关系情况。在本文研究时间范围的 1980-2002年，逐年标准化后的东南亚地区各国与美国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一致性距离如图1所示。本文采用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来源于埃里克·伏特(Erik Voeten)等发布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

考虑到四项核心指标的取值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每项指标进行逐年标准化处理后加总，分别得到该国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均应呈正相关，即东盟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越高，该国越有可能较早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

为增强检验的可靠性，本文还对一些变量进行了控制。

一是对象国经济实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流入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是中国寻找经济伙伴对象的目标之一，而对象国经济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是否具有对华投资的实力与能力。因此，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情况可能对中国的伙伴选择产生影响。本文以东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对象国经济实力情况，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是对象国与中国的立场背离程度。在二元格局下，多数东盟国家通过考察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信誉而做出战略或策略选择,②它们在外交政策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更准确地捕捉东盟国家的立场特征，本文对该国与中国的立场背离程度也进行了控制。

三是对象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差异。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构建投资伙伴关系时冷战尚未结束，尽管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已开始被淡化，但国家政治制度类型的差异仍有可能影响国家间建立新的制度关系，需要进行控制。该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发展和冲突中心的“政体5(Polity5)”数据库，该数据库在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也被广泛使用。

四是共同制度参与程度。一般而言，处于同一制度平台中的成员国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沟通并增进理解。相较于联盟之外的国家而言，同一联盟内的成员国发生冲突的概率相对较小。中国与某个东盟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制度或组织越多，越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具有较强的共同地区利益，本文将东盟国家与中国共同参与的主要地区国际制度的数量纳入控制变量，具体以参加二十国集团、亚欧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中国与东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为准。数据整理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通过对相关变量数据的整理，本部分最终收集了1980-2002年十个东盟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以检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选择投资伙伴的逻辑：

其中，BIT表示该东盟国家当年是否与中国存在双边投资协定，下标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为减轻逆向因果的影响，自变量均以滞后一阶形式进行回归。econ-,和 safe分别代表该东盟国家前一年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X为控制变量组，包括东盟国家的经济规模、与中国立场背离程度、与中国政治制度差异和共同制度参与程度等变量。为残差项。通过分析B、B,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可以估测这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伙伴的选择。

此外，本文也进一步考虑了经济指数与安全指数的构成指标，将对象国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度 intertrade、地区网络中心度 degree:、领导人互访密切程度 visit和与美国的立场背离程度afinityUs,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以详细分析每一项指标对中国经济伙伴选择的影响情况。相关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该模型中系数的设定与解读和式2类似。

根据设定的回归模型和已有的变量数据，本节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见表2)：

根据研究问题与数据结构，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增强回归结果的可信度。首先，本文使用面板线性模型进行回归。由于豪斯曼检验提示随机效应更为适宜，本文加入随机个体效应来反映国家特质的影响。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这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与本文的两个基本假说相符即如果某个东盟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越高，该国越有可能较早地成为中国的投资伙伴。

其次，考虑到本文的因变量为虚拟变量，采用线性模型可能会导致一定的估计偏误，在模型2与模型3中本文分别采用面板Probit 和面板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并控制随机个体效应。回归结果表明，经济指数与安全指数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结论较为稳健。

最后，本文对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按其构成进行拆解，以细致分析单个变量的影响。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分别展示了面板线性模型、面板Probit 模型及面板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四项核心解释变量总体上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中国在选择投资伙伴时不仅关注该东盟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同时也注重该国自身在地区网络中的影响力情况，本文的假说得到验证。

总体来看，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能够为中国的投资伙伴选择群体成功“画像”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往往优先选择那些在经济上互惠关系更加紧密且具备更强地区影响力、安全上对自身抱有更多善意且与美国存在比较显著立场差异的东盟国家进行签约。通过与这种类型的东盟国家首先建立投资伙伴关系，中国能更大程度地提高签约成功概率，以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结拉紧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纽带，在周边地区实现增信释疑，加快塑造良好的周边发展环境。

五、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伙伴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启动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进程中，首先寻求建立的是投资伙伴关系。国家间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识别投资伙伴关系的标志，意味着跨国资本流动能被制度化规范所保障，而且向外释放出伙伴双方对彼此外交关系、营商环境和发展潜力等方面持乐观态度的积极信号。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东南亚地区日益成为中国制度型开放合作模式的核心支撑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陆续与东盟国家接触并建立了投资伙伴关系。东盟国家不同的经济指数与安全指数特征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选择投资伙伴上呈现出先后顺序的差异。

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具有较高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的东盟国家更容易成为中国优先选择的投资伙伴。1985年，中国与泰国、新加坡率先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因而观察1985年时东盟国家相应的指数状态能够为中国当时的伙伴选择提供相对直观的证据支撑。将东盟十个国家在1985年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制成散点图可以发现，在经济指数方面，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位于中位线之上;叠加安全指数表现，泰国和印尼位于右上方象限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安全指数接近或落于中位线上。综合来看，新加坡和泰国确实是当时中国选择经济伙伴时的较优选项(如图2)。下文将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检验。

冷战后期，受国际格局与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变化影响，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在东南亚形成新的一极势力。1978年年底越南人侵柬埔寨导致东南亚地区形势更趋复杂。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关系再次进入激烈对抗和僵持阶段。为遏制苏联和越南扩张，美国一定程度上重新加强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并主要发展安全与防务关系，把对东南亚区域的政策同自身全球战略更紧密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同一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也有所调整，服务国内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政策面向的重点从中南半岛转向东盟。为形塑更和平安定的周边发展环境以保障国内建设不受外部突发事件干扰，中国需要与东南亚地区保持良性互动，尤其需要处理和经营好与东南亚重点国家之间的关系。

重点国家通常会在地区网络中心国家中产生。1967年8月8日，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在曼谷宣布正式成立东盟，这五国也是当时东南亚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1977年2月，五国正式签署了《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总体上确立了东盟国家间增加贸易的框架，标志着东盟国家迈向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步。 在金融方面，五国签订了“东盟互惠外汇信贷协定”即相互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结成了地区货币伙伴关系网。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与印尼初步形成了东南亚地区网络中的核心国家圈，它们率先在东南亚经济伙伴关系网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保持了这样的分布状态。根据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计算，1985年东盟五国的网络中心度为4，其他国家为0，在数值上也体现出东盟五国较高的中心度。

相对而言，泰国和新加坡的网络中心度略高于其他东盟国家。泰国时常会在地区内国家冲突矛盾爆发过程中扮演积极斡旋者的角色,成为其他多个东南亚国家相互联系的渠道。对中国而言，泰国被视为“同东盟国家合作的桥梁”中国要很好地同东盟合作，首先要同泰国合作。如果中国与泰国结成投资伙伴，便能借助泰国在东南亚的商业与外交联系逐步扩大与整个东盟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对话联系。新加坡则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的政局和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在东盟内部贸易中发挥“中转站”作用，其他东盟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橡胶等初级产品一段须经新加坡加工再出口，而机械电器类商品也有赖于新加坡转口贸易获得，因此新加坡在东盟地区贸易关系网中居于流通的中心位置。此外，新加坡还有意识地打造并强化了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如在1968年设立亚洲美元市场，通过活跃频繁的金融活动不断巩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由此，具有较高网络中心度的泰国和新加坡在沟通东南亚地区域内外国家方面显然具有更大优势。

在与中国经贸往来方面，泰国和新加坡也具有相对突出的表现，这增加了中国与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可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同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新加坡互设商务代表处，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进人80年代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契合了东盟国家扩大国外市场的意愿，双方经贸往来逐渐增多，贸易相互依赖关系日益突显。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重心逐渐转移至泰国和新加坡。新加坡在大多数年份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80年代初中新两国贸易额出现迅猛增长，1985年双边贸易额达 22.8亿美元，在当年中国同东盟国家贸易总额中占比超过六成。对新加坡而言，中国也成为其仅次于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在彼此贸易版图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与此同时，泰国和马来西亚两国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差别不大，产品结构也比较类似，在对华出口方面存在较高竞争性和相互替代性。但中国外贸部门更倾向于优先与泰国而非马来西亚发展贸易，这是因为泰国商品价格低廉，而且中泰之间存在“运输方便、华侨多、政治关系好”等开展贸易的优势。

显然，在推动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双重驱动下，中国亟须深入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泰国和新加坡正是重要的切入点。优先强化与泰新两国的合作可使中国获益最大，因为与这两个国家可观的经贸往来能够较大程度地满足中国开放经济、加速增长的需求，而且泰新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网络的中心位置也使得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域内国家间接加强关联，有利于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双边投资协定深化与泰新两国的经贸合作，既有投资协定签约的先例可循，也能通过鼓励投资解决贸易方面的资金不足，进一步激发双边经贸发展潜力。

从可行性上看，率先与泰国和新加坡结成经济伙伴对中国而言也是更为“安全”的选择。柬埔寨问题爆发后，1980年6月越军入侵泰国暖马木村，使得泰国直接感受到来自越南的威胁，中泰两国在对待越南的立场上高度一致，在地区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大的共同利益。20世纪80年代初，中泰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互访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不仅威胁着东南亚地区的和平，而且直接威胁到泰国的安全”。在此背景下，泰国放弃了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追随美国的立场。例如，在1975年“马亚克斯”号事件中美国不顾泰国警告擅自使用了泰国基地，这种侵犯泰国主权的行为引发了泰国的不满与抗议，美泰关系由此陷人低谷。此后，泰国转而奉行独立自主的灵活外交政策，意味着中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更大可能因为共同利益而走近。依靠着泰国等国的支持，中国也得以遏止苏联借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势力。中泰两国领导人的密切交往促使两国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友好合作的典范,而泰国与美国的相对疏离则使得中泰这种密切交往更易于实现，中泰两国结成经济伙伴也更加顺利。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东盟国家中，泰国是与中国领导人互访次数最多的东南亚国家，其次就是新加坡。中泰领导人互访会谈的议题常常聚焦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局势，而中新领导人互访不仅关注地区形势问题，更重视发展包括经济技术合作在内的中新友好经贸关系。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新加坡虽然同样认为越南入侵柬埔寨构成了对东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极大威胁，但在解决方式上却更接近马来西亚和印尼，即要使柬埔寨问题区域化并发挥东盟作用，减少大国在其中的影响力干预。相较于泰国而言，新加坡对华态度明显更加务实，中新领导人互访时往往探讨扩大两国经济往来的途径。新加坡务实的对华政策也意味着它不会完全追随美国去遏制中国，因为新加坡认为维持中国的稳定发展不仅有助于东亚经济快速成长，也符合新加坡自身安全战略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认为，西方式民主观念不能完全照搬至亚洲的东方国家,他在多个与美国领导人会晤的场合都从务实角度出发谈及中美关系发展，建议美国与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可见，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力图保持“大国均势”，其务实倾向便于中国充分发挥经济影响力，吸引新加坡与中国构建经济伙伴关系，为双边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

同一时期的其他东盟国家几乎不具备这样的结伴条件。受整个东南亚地区冷战的结构性制约，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长期陷入“悬搁”状态。与美国具备军事同盟性质、受美国影响较大的菲律宾难以与中国形成密切关系。印尼与中国此时处于断交状态。文莱与中国的官方往来也基本停滞，直至1984年完全独立后中文两国才恢复往来。这些东盟国家与中国领导人的互访次数很少甚至没有互访，沟通渠道不畅通以及偏低的互信状态使得中国与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成本非常高互利合作难以达成，中国也无法通过分享经济红利使这些国家接受中国拓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因而它们并非中国经济伙伴选择的最优选项。

事实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综合表现更优的泰国和新加坡率先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伙伴。它们是中国能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理性选择。在后续发展中，泰国与新加坡作为东盟中心国家的示范作用愈加显现，不仅其他东盟国家在与中国订立经济协议时出现了趋同化的条款内容，而且在新加坡的带头推动下，东盟国家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地区合作对话机制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可见，中国的经济伙伴选择比较成功地促使中国打开了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局面，为中国进一步密切与东南亚地区联系、拓展未来伙伴关系提供了助力。

六、结论

在开展与深化同一个地区的经济合作时，如何选择合适的对象国先行接触并结成经济伙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适宜的经济伙伴选择与恰当的伙伴关系构建顺序有助于一国在拓展地区关系的过程中实现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本文发现，中国在选择先行开展制度化合作的经济伙伴对象国时会同时权衡该国的伙伴价值以及与该国结成经济伙伴需要付出的成本。前者即经济指数，包含对象国能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网络影响收益;后者即安全指数，包含对象国与中国的领导人互动往来情况及其与美国的立场背离情况。总的来看，对象国的经济指数和安全指数越高中国越有可能优先与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并以此作为加强与该地区关系的突破口。本文结合定量定性方法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结成经济伙伴的实践过程，验证了这一伙伴选择的行动逻辑。

本文仍有进一步挖掘与延展的空间，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广度上，可以扩大样本量，将中国与更多地区及其域内国家开展的经济伙伴关系纳入研究范围，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要能在东南亚地区得到检验，还要能在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层面进行验证。因此，未来需扩大研究范围并增加参与讨论的对象国的数量，以更全面地绘制中国经济伙伴网络的整体图景。第二，在深度上，于篇幅，本文仅选取了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未来可以进一步丰富经济伙伴的内容与表现，如增加可供探讨的经济协议类型或增加对协议规则文本的分析。目前中国在新兴贸易领域签署的双边经济协议数量还较少且多为框架性协议，开展更深入研究的条件仍有待积累。在通过分析协议规则文本来帮助理解中国与不同对象国经济伙伴关系“质量”方面，则需要结合一定的文本分析方法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作者：孙忆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宇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