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安全秩序观的差异与亚洲安全秩序构建

内容摘要：亚洲安全秩序构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两国的秩序观是影响亚洲安全秩序构建的关键因素。在亚洲安全秩序观上，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美国提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美秩序观的区别在于，美国主张单边安全，中国主服合作安全；美国奉行霸权政治，中国奉行亚洲协商；美国旨在推动阵营对抗，中回旨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地区国家普遍支持中国秩序观，对美国秩序观怀有疑虑，只有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等极少数国家支持美围秩序观。结合亚洲安全环境特层，并借鉴其他相关大国有关微法，中国推进亚洲安全秩序构建应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和平”再保证；综合运用“经济”“安全“手段，既要维续以经济促安全，又要增加安全资源投入；精耕细作，分区域、分国别逐步推进，平衡处理好俄罗斯固素与美国因素。

一、亚洲安全秩序缺失与大国战略竞争

“秩序”主要源于社会学和政治学有关探讨，原意为所存在的稳定行为模式，使得人们能够有信心地预期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合作。国际秩序概念最通用的是布尔的界定，也就是可预期的国际行为模式。*阿拉加帕在此基础上将其引申为“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而阎学通等则更为强调“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状态”“国家维护安全的行2号东北论为模式以及由此塑造的稳定均衡状态”。由此可见，所谓亚洲安全秩序就是通过相关机制安排，亚洲地区所呈现的稳定安全行为模式与状态。在此基础上，所谓亚洲安全秩序观就是针对亚洲安全秩序的观念与理念。

不像欧洲与北美地区，亚洲地区安全秩序在二战后一直没能建立起来，处于明显缺失状态，当前主要表现为安全局势不稳定，朝核问题等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持续发酵。从机制安排看，亚洲地区现有14个多边机制，主要侧重于经济、社会、文化，侧重安全的只有东盟地区论坛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无论是机制安排、讨论主题还是参与国等都过于宽泛松散，越来越成为一个“清谈馆”。尽管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逐渐扩员，但其影响范围主要聚焦于中亚地区。2023年7月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表宣言，明确强调中亚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区”。造成亚洲安全秩序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冷战时期阵营对抗、当今的霸权主义与反霸权斗争、大国竞争，以及该地区缺乏被广泛接受的领导国家。二战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亚洲秩序受冷战格局影响，分属两个敌对阵营，美苏两国互不相让，在两者之间又存在中国、印度等有影响的中间地带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洲安全事务上的领导力上升，但这主要体现于其盟友之间，尤其体现在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建立的安全同盟上。在此意义上，郑永年指出，“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与其说是亚洲秩序，倒不如说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秩序在亚洲的延伸”。中国从来没有认可过美国主导亚洲安全事务的合理性，更不会认可在亚洲地区复制西方秩序。中国明确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大国竞争导致该地区安全秩序缺失，同时，该地区安全秩序缺失又直接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美国通过加强在朝鲜半岛、东海、台海以及南海四个方向的武器升级，以及通过联合军演、预定访问等方式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还通过美日韩安全合作、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菲安全合作等方式，集结盟伴对中国形成安全压迫。美国还将经济合作安全化，以“经济安全”为由诱拉周边国家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并利用在高端技术领域暂时对中国的优势，诱拉日本、韩国等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等。不仅如此，美国还制造价值观对立，2021年、2023年接连举行所谓“全球民主峰会”,2024年推动韩国举行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

中国当前正在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推动构建亚洲安全秩序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缓解该地区大国战略竞争，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国内外学者普遍指出地区秩序构建对于大国崛起的意义，“一个大国要取得真正成功，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稳定的国际秩序”,“一国崛起成功最重要的标志是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崛起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塑了一个或多个地区秩序。对中国来说，必须首先有能力引领亚洲安全秩序变革和构建，才能有能力引领全球安全秩序变革和构建。从安全上看，亚洲地区对中国安全环境影响最直接，涉及中国边境、边界和边疆，对中国主权安全、国土安全都有直接影响。新时期中国安全压力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国安全资源也有限，仅以国防预算为例，2024年中国国防预算约为2347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同期国防预算8860亿美元的26.5%,中国地区安全秩序构建核心应放到亚洲地区。

观念是实践的先导，推动构建亚洲安全秩序与推动亚洲安全局势稳定，首先需要认真分析该地区相关国家的秩序观，无其是大国的秩序观。在过去的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构建中，大国发挥了核心作用，未来亚洲安全秩序构建的最核心力量依然是大国。为此，有学者分析了中国与即度两国“邻国困境”的本质原因在于两个崛起大国对地区秩序主导权的争夺，而破除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构建“双三角”地区秩序重塑地区秩序。也有学者分析了中国与日本对地区秩序的竞争，指出日本核心目的在于“捍卫美国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现有秩序不受挑战者中国的破坏，为此日本提高自身防卫能力和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又试图植入日本理念，引导地区秩序向着有利日本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未来亚洲安全秩序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互动。一方面，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更多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发挥独立作用不大。2024年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在塑造印太秩序方面并不孤独，日本将和美国坚定站到一起”,公然与美国站到一起。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亟须基于规则的秩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印度将与美国作为伙伴站在最前沿”,清晰地表达出在秩序构建上要与美国站到一起的意图。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中美竞争加剧，美国在战略上尤其重视在亚洲地区利用安全手段加大对华打压。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发布的《美国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租暴指出，“中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稳定的消极因素”,“中国是唯一不仅有意图、而且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紧接着通篇强调“美国要如何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捍卫当前的国际秩序”。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主要担心在于所谓“一个军事实力日渐增长的中国在地区安全上的目标是什么”为此，美国还以自己曾经推行门罗主义为参照，大肆炒作中国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崛起国需要‘势力范围’与‘后院’”“中国想要在安全上主导亚洲秩序”。同时，美国还不断炒作中国动武的可能性，认为中国正改变和平崛起政策，尤其认为接下来五年极有可能对台湾动武，美国对此给出的依据非常牵强，比如中国放弃了“解决台湾问题着眼于未来”的政策、大力提升了军事技术、领导人频繁视察相关军事部门等，美国的根本目的在于吓唬亚洲国家、孤立中国，从而要图主导塑造亚洲安全秩序。

由此可见，未来亚洲安全秩序走向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互动，这不仅取决于两国权力转移的发展，更取决于两国秩序观中的哪一个更具有吸引力。有鉴于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有关亚洲安全秩序观的差异以及地区相关国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亚洲安全秩序构建的方向。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文本分析与历史脉络分析相结合，旨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周边环境支撑。

二、中美两国安全秩序观的差异

(一)中美两国秩序观的提出

2022年4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演讲中指出，“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中方愿在此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乎与安全”,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T*这表明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不仅停留在理念宣传上，而且会逐步推动落地生根，它不仅为推进全球安全秩序构建提供了方间，更为亚洲安全秩序构建提供了中国选项。

有关全球安全倡议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即：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些内涵在此前中国的有关外交政策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首次提出新安全观：“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2017年1月，中国发布《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对中国有关亚太安全合作的政策主张、亚太安全理念以及在地区热点同题上的立场和主张等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亚洲安全秩序走向上，美国政府最常提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21年3月18日，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首次高层战略对话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拜登政府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以及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22年10月12日，在拜登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印太”战略的五个原则，其中第一个就是“美国将支持和加强与遵守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国家建立与发展伙伴关系”。同时，美国在亚洲地区最频繁提及的主张就是“自由航行”。“自由航行”与“维护、训练、装备海军力量”和“阻止侵略”被美国视为海军的三大根本任务之一。早在1918年1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就包括平时与战时的自由航行原则。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推出了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鉴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显著地位，它不得不采取主动措施去保卫其权利免受沿海国家的非法侵蚀”。美国国防部每年都会发布报告指出哪些国家在海洋权益方面进行了所谓的“过度诉求”,美国以此频繁开展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据统计，1991~2019年，美国共对61个国家和1个地区实施了“自由航行”行动。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政府经常提及的战略举措就是要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维护地区秩序，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美国政府出台的重要文件多次明确指出，在安全领域不主张建立亚洲版北约，但会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为此，美国频频鼓动有关国家也呼吁自由航行，与盟友及相关国家共同举行联合军演开展所谓的“守护”自由航行行动，尤其依赖“小多边机制”,比如美日韩合作、美日菲合作等。在美国蛊惑下，某些国家也开始更倾向于小多边机宜玩制，比如，2023年3月1日，时任日本外相林芳正以参加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为借口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但在预算会还正在召开的3月2日却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显示出对二十国集团的忽视，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

(二)中美两国秩序观的差异

由上可见，在安全秩序观上，中美两国存在明显差异。其一，单边安全与合作安全的差异。不同于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期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强权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二战后各国都开始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应建立在多边机制以及规则基础之上，这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出现的时代背景。中国从来没有表示过不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遵守的“秩序”是什么?美国所谓的“秩序”显然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是基于二战结束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胜利建立起来的，是以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为价值观，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待其他发展模式的国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动辄以人权、经济制裁乃至武力方式压制与政变，其目的在于试图实现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统天下，维护美国领导地位，实现单边安全。2021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第76届联大法律委员会上明确指出了美国的虚伪性：“个别国家鼓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真实目的是想随意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用自己制定的规则取代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对法治精神的违背，体现的不是多边主义，而是单边主义”。

与美国秩序观强调单边安全不同，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强调合作安全。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鳖亚洲论坛时提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国反复强调，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各国之间实现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安全指引了方向。西方学者在对中国安全秩序观的分析上，尤为关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实际上，有关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并非中国原创，它最早被写进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达成的《赫尔辛基协议》,目的在于将欧洲安全视为整体。坚持安全不可分割性，反映出欧洲经过历史上长期的对抗与战争后所积累的战略智慧。2022年俄鸟冲突爆发恰恰表明某些国家忘记与违背了这一原则，企图实现单边安全。

其二，霸权政治与亚洲协商的差异。“自由航行“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专业术语，自17世纪以来就开始出现，其依据是海洋属于全人类，应保障自由航行。美国指出，所谓“自由航行”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某些国家对海洋权益的“过度诉求”,但是“过度诉求”究竟是什么,美国语焉不详。美国坚持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自己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本原因在于希望避免受其约束，便于自己决定“过度诉求”的判断标准。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海洋权益意识强化与维护海洋权力能力增强，开始提出正当诉求并对美国随意进入其领海说“不”;这些正当诉求就被美国污名化为“过度诉求”。

美国所谓“自由航行”对亚洲安全局势的影响最突出表现在南海问题上。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妄称中国正以“霸凌”方式企图控制南海，“世界不会允许中国成为南海地区的海上帝国”,这是美国首次就南海领土争议公开表明立场，公开站到中国对公小东石仑场立面。2021年7月12日，海牙国际法庭做出所谓“南海仲裁”五周年的当关，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2022年11月29日，中美元首在巴厘岛刚刚举行峰会后两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南海再次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任务，导致与申国海军发生争执。2023年，美军先后派遣“尼米兹”号、“里根”号和“卡尔·文森”号3个航母打击群，累计6次进入南海活动，同时，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开展大型演习演训约107次。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中国沿海发生的相关摩擦，比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无瑕号”间谍船对峙事件均与美国的所谓“自由航行”有关。

对于美国所主张的南海自由航行，2022年11月，时任总理李克强明确指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作为最大的货物贸易国，60%的贸易经过南海。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是同题”。说到底，美国的“航行自由”就是保障其能在全世界海洋的航行畅通，其真实目的在于维护海洋霸权，这也包括在亚洲地区作为一个域外国家能随意出入该地区。如上所述，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对于南海问题，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反对国际化与外部势力干涉。

其三，推动阵营对抗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差异。美国所构建的一系列小多边机制，尽管高喊自由、民主与人权，但究其实质在于推动阵营对抗与服务大国竞争。比如，2023年7月，美日韩三国所达成的《戴维营精神》文件开篇首先提及中国的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然后谈及所谓的朝鲜威胁，接着又大力批判俄罗斯。2024年4月，美日菲达成的联合声明中，肆意批评中国在南海、台海、东海(钓鱼岛)间题上的立场与行为，紧接着又批评朝鲜与俄罗斯。美国之所以倾向于采取小多边机制，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等进行打压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大多边机制效率低下，双边机制力量又不足。

与美国不同，中国明确反对美日韩等“小集团”,明确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致力于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命运共同体。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这显然也包括安全秩序观与安全秩序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亚洲安全事务上主动担当作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先后提出“双暂停”倡议与“双轨并进”思路，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不仅任命特使，而且提出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的《屯溪倡议》与发布《关于阿富汗间题的中国立场》文件，针对俄鸟冲突，中国不仅任命了特使进行斡旋协调，而且发布《关于政治解决鸟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三、亚洲地区对中美安全秩序观的反应

亚洲地区国家普遍支持中国秩序观，对美国秩序观表示质疑。截至目前，中国与巴基斯坦、老挝等14个周边国家以及2个地区组织宣布构建命运共同体，其中最新宣布的是2024年7月29日与东帝汶宣布“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学者的研究也指出，国际制度秩序已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的自由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并认为，“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模式有可能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生态，成为亚太地区号·东北亚论坛秩序的主流方向”。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也受到亚洲国家积极欢迎。比如，2022年7月，印尼总统佐科访华时达成的《联合新闻声明》中指出，“印尼重视全球安全倡议，愿同申方共同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维护和平与稳定”。印尼学者明确指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尼，应该支持全球安全倡议，避免该地区南海局势再度紧张”。2022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召开期间与会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表示积极支持。美国学者也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对‘全球安全倡议’应加以重视，不要一厢情愿认为国际社会不会积极回应”。

与此同时，亚洲多数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秩序观持质疑态度。以东南亚为例，由于该地区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尤其是通过东盟+3、东盟+6、东亚峰会等在塑造地区秩序上的重要性，在美国拜登政府2022年出合的《印太战略报告》中高度重视其作用，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高官也频频出访东南亚，但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并没有支持美国的安全秩序观。美国拜登政府曾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请求与美国建立新的同盟关系。由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小多边机制是美国亚洲安全秩序观的主要体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秩序观的态度突出反映在对这些小多边机制的态度上。尽管东南亚国家对于四方安全对话涉及新冠肺炎疫苗等议题积极回应，但在安全层面，多数成员国持怀疑态度。印尼最担心由于四方安全对话而使东盟边缘化，新加坡担心中美两国因此加剧竞争关系，老挝和柬埔寨因四方安全对话反华对其保持戒心，马来西亚与泰国也对四方安全对话保持怀疑。由于一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就意味着亲美反华，与东盟中立立场相抵触，因此，该地区民调显示，68%受访者不主张四方安全对话扩员，这充分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普遍不希望“QUAD+”延伸到该地区。

对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东南亚国家主流观点也是以质疑为主。2021年9月，印尼政府发表声明表示“非常担心因此导致该地区军备竞赛”,依据是考虑到地缘相近，澳大利亚一旦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拥有了核潜艇，不仅意昧着澳大利亚的潜艇有了更长的续航能力、更快的速度、更好的隐蔽性，而且能搭载先进的导弹系统，这显然会打破该地区军事平衡。印尼还因东帝汶问题与澳大利亚存在心结。马来西亚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明确表达了担忧，泰国持观望态度，新加坡与越南也没有表达支持。

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秩序观不太积极的原因在于：其一，对美国的不信任。历史上看，由于冷战结束，美国将重心转向欧洲、中东、东北亚，开始忽视东南亚，甚至在1992年将军队撒出了该地区，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政策后才开始重新重视东南亚2016年奥巴马政府主持召开了首次美国一东盟峰会。在美国拜登政府2021年召开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上，按照其“民主”标准，东南亚地区只有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参加，其他国家被排除在外，这也包括与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新加坡、泰国与越南；其二，随着中国发展，以及中国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东南亚国家意识到中国崛起对他们存在机遇，“东南亚不认为中国影响力扩大是一个威胁，而是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5即使和中国存在南海纠纷的越南、马来西亚、文菜，也不希望与中国关系陷入敌对。该地区老挝、缅甸、印尼、越南还在双边层面与中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尽管该地区许多国家对虫国崛起表示顾虑，身谷对号东北后论马但主张通过“参与”与“卷入”(enmeshing)的方式进行引导，而非与其他主要大国结成联盟的方式进行遏制与打压，不认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样阻止中国崛起的方式；其三，东南亚地区主义使然。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秩序走向上，东盟一直扮演着中心地位角色，不愿意“选边站队”,为此，东盟引入了多边主义，并在1994年创立了东亚地区迄今唯一的多边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引入合作安全的理念和实践，将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包括在内。

不仅在东南亚地区，亚洲地区其他次区域的国家也普遍对美围的秩序观怀有疑虑。东北亚地区的蒙古国在中美之间奉行中立立场，俄美关系由于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朝鲜和美国处于敌对关系，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明确反对四方安全对话，中亚地区相关国家在大围间奉行平衡立场、对美国的安全秩序观反应冷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美国的秩序观存在根本问题。对此，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和平与外交研究所(IPD)研究员扎卡里·佩金(Zachary Paikin)认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存在三个根本缺陷：第一，概念界定本身存在问题，理论与现实脱节。理论上，国家行为规则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但在现实层面为了做到这一点，处理国际关系时就不能只坚持原则，必要时将不得不妥协。第二，时代变迁与大国权力斗争的影响造成“秩序“的模糊性。规则本身具有政治性，是权力斗争的结果，问题在于不仅应该遵守何种秩序，还在于遵守“谁的”秩序。第三，霸权、大国协调、势力范围都无法提供当今世界所需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想象有任何单一秩序能应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霸权”的困难在于有其他次权力中心存在，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国协调”由于大国竞争加剧无法实现。由于中小国家不愿意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以及全球化与大国竞争的影响等，这些中小国家也具备避免选边站的能力，因此“势力范围”也不可行。

其二，美国推动安全秩序构建的能力下降。2021年8月，美国和西方在没有实现和平的情况下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留下了一个干疮百孔的地区安全局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在亚洲安金事务上的影响力呈现下降态势。2023年4月，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伊朗实现和解，考虑到美国历来在中东影响力较大，沙特又是美国传统盟友，此举意味着美国在中东主导的秩序正在发生动摇，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同时，美国动员盟友的能力也出现下降态势。冷战期间，美国以苏联为对手整合盟友体系，盟友出于对苏联的惧怕，愿意为美国的全球扩张买单。当前，尽管拜登政府希望整合地区盟友与伙伴共同对中国打压，但是考虑到中国是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经贸伙伴以及中国致力于共同发展的对外政策，美国显然难以完全动员盟友与伙伴对中国施压，比如，作为美国“印太战略”最为倚重国家之一的澳大利亚，自2022年5月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以来，就中澳关系发出了积极信号，重申坚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表明恪守一个中国政策，表示将以成熟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总理阿尔巴尼斯还于2023年11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展现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意愿。

尽管多数亚洲国家对美国安全秩序观表示不满，但还有极少数国家支持美国的安全秩序观，尤其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等国。日本不仅主动加强与美国的战略配合，而且还积极担当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代理人角色，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随后，2022公众岩东北论垃年3月和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相继访间印度与越南，加强“印太“合作是重要议题。韩国尹锡悦政府的《印太战略报告》与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报告》高度相似，负责起草该文件的是韩国外交部北美局，而不是东北亚局，表明该“战略”主要目的在于和美国配合。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公开支持四方安全对话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国家。2022年5月，小马科斯赢得菲律宾总统大选后大幅倒向美国，2023年2月，菲律宾公开宣布再向美国开放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其中一处军事基地距离台湾仅400公里。对于印度，如上所述，莫迪政府已经改变“不结盟政策”,和美国建立起准同盟关系，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各方背后动机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出于地区秩序主导权之争。日本毫不掩饰与中国在地区秩序领导权上的竞争，2022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甚至公开声称中国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挑战”。5“日本面对中国崛起产生严重焦虑心态，有借美国之力遏制中国崛起的考虑”。印度对于中国崛起也有类似的竞争心态。7韩国尹锡悦政府不仅希望“靠美”实现“全球枢纽国家”地位，而且主动“助美”帮助美国维护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二，希望在领土争端上获得美国支持。“目本、菲律宾、印度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在相关间题上期望借助美国制衡中国”。在2024年4月美日菲峰会上达成的联合声明中，美国重点就中菲与中日领土争议向菲律宾与日本进行了再保证。中印两国尽管均认为边界争议是两国间的事，不希望他国介入，但2021年3月，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讨论了中印边境安全局势，美国对其立场表示了理解，2022年印美联合军演演习地点靠近中印边境地区。

四、以全球安全倡议推进亚洲安全秩序构建

综上可见，中美安全秩序观存在明显差异，亚洲大多数国家支持中国安全秩序观，面对亚洲安全秩序缺失，应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方向逐步推进亚洲安全秩序构建。从历史上看，任何形式的秩序构建都比较困难，因为它需要提供稳定，涉及到秩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需要兼顾到相关方利益，以及维护秩序背后力量间微妙的动态平衡。就不同形态的秩序而言，由于安全的高度敏感性与稀缺性，安全秩序的构建更是难上加难。历史上安全秩序的构建基本都在战争之后，在和平状态下，中国如何推动构建亚洲安全秩序，更是一个巨大挑战。考虑到上述困难与挑战，中国在构建时应结合亚洲现实，并从其他相关大国做法中获取启示。

第一，应高度重视亚洲安全秩序构建，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和平”再保证。世界大国无一不高度重视周边安全秩序构建。美国崛起过程中，在“门罗主义”框架下，先后通过美墨战争和美西战争扩张了领土，逐渐把西班牙等老牌“宗主国”赶出了拉美地区，稳定了所谓“后院”。俄罗斯在恢复“强大”过程中也高度重视周边安全环境塑造，将其作为最重要、最优先的对外安全目标，自冷战结束至今，在周边先后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俄乌冲突，并介人纳卡冲突，俄罗斯希望借此凸显国际地位，维护战略缓冲区和国家安全，有效应对西方施压。美俄重视的具体方式虽然不同，但都体现出对周边安全秩序的高度重视。中国需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重视亚洲安全秩序构建，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也要首先从亚洲地区开始。

中国首先要解决亚洲国家对中国秩序观的认同，应从学科归属与学术议题角度深大阐释全球安全倡议，论证其理论科学性与外交实践性，尤其要深入阐释亚洲命运共同体导向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面对美国对申国的妖魔化以及相关国家对中国是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存在一定的疑虑，需要对周边国家进行“和平”再保证。冷战结束以来，有关地区相继爆发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俄乌冲突等，相关大国均不同程度直接参与其中，但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国已经40多年没和其他国家发生过战争，这在大国对外关系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快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

第二，应综合运用“经济”“安全”手段，既要继续以经济促安全，又要增加安全资源投入。美俄两国在塑造地区安全秩序过程中均高度重视安全资源投入。美国明确对盟友的战略承诺和提供军事装备等，让盟友吃“定心丸”。当前美国明确界定同盟关系的国家有55个，美国对北约成员国，以及日本、韩国都明确承诺“核保护”,同时通过与相关盟友提高军事装备互操作性，实现军事与作战一体化。俄罗斯与越南、印度等国关系主要组带在于安全合作。俄罗斯还注重通过全面参与安全机制提升话语权，包括联合国、欧亚联盟、独联体、欧安组织、上合组织、集体安金条约等机制。同时，美国在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过程还善于采取经济手段。美西战争后，美国将注意力放在拓展商业利益上，避免介入当时大国间战争。美国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却有“被迫”卷入的意味。在拉美地区，美国通过加强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巩固与该地区国家关系，减轻其安全疑虑。

有关“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2020年12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统筹“发展”与“安全”做了部署。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是在2021年9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后提出的重要倡议，是在外交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体现。应加强经济治理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推动数字经济合作，以及推动有关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的对话。同时要看到，长期以来，中国更加关注经济秩序，在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时，更强调经济和入文合作，安全资源投入不够。郑永年教授甚至对此认为，“和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历来不重视安全秩序”。在继续发挥经济优势以“经济”促“安全”的同时，尤其应双边与多边结合，增加安全资源投入。在双边层面，对与我国关系较好的国家，如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等，可探讨与其联合军演的议题，扩大武器贸易，增加安全合作链条。对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尤其是支持美国安全秩序观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等，可与其定期开展高层安全对话，讨论热点问题，管控分歧。

第三，应精耕细作，分区域分国别逐步推进，平衡处理好俄罗斯因素与美国因素。考虑到东南亚国家在中美秩序观上坚持平衡立场，以及美国尤其注重拉拢东南亚国家，我国一方面应稳定南海局势，增进与东南亚国家理解互信，另一方面应主动深化与东南亚国家供应链合作、粮食供应合作、能源合作，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与其经贸关系。在东北亚地区，对日关系应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对韩关系应保持战略沟通，稳定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对朝关系既应传承好中朝传统友好关系，文应妥善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在南亚地区，应以稳定和改善中印关系为主。在中亚地区，应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控制好三股势力。同时，应继续加强中俄战略协作缓解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但要避免陷入集团对抗。在美国因素上，应发挥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精神、推动两国关系斗而不破。

五、结语

当前亚洲地区冷战残余与信任不足相互叠加，领土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其中，大围博弈与秩序构建互为影响，俄乌冲突爆发促使亚洲地区国家更加关注安全，加剧了上述复杂局面。该地区缺失的安全秩序不仅导致地区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持续攀升，持续诱发地区军备竞赛，而且给某些域外大国分裂亚洲与搞乱亚洲提供了抓手，中国应从民族复兴的高度重视推进亚洲安全秩序构建。当前的亚洲地区与国际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等域外国家也有深刻影响，中国推动构建亚洲安全秩序不仅需要排除美国干扰，而且亚洲其他国家会拿美国秩序观与秩序实践衡量中国秩序观与秩序实践，这对中国的要求也更高。通过本文分析可见，以全球安全倡议统领亚洲安全秩序构建无论从科学性还是亚洲国家积极反应来看，都远高于美国出于冷战思维的安全秩序观，理应代表亚洲安全秩序构建的方向。中国应坚持战略自信，充分考虑到亚洲地区特殊性与亚洲国家意愿，吸收其他国家秩序观与秩序实践经验，逐步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亚洲地区落地生根与成功构建亚洲安全秩序。（作者：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