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运行：美元体系的生命周期与现状评估

内容提要：在国际秩序变革的新时期，美元体系的现状与未来再次成为焦点问题。从理论上而言，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包括体系确立、体系稳定、体系错位和体系失调四个关键阶段，并依次经历调适期、发展期、修正期和护持/重构期。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现状进行评估，可以发现美元体系已出现体系错位，正处于错位运行阶段。错位程度可通过美元基础条件与美元国际地位间的比值进行测量，美元国际地位相对其经济基础、治理基础和权力基础的错位存在差异和分歧。运用专家赋值法对美元体系的三大基础和美元国际化程度的不同指标赋权重来测量美元体系的综合错位程度，可以发现其综合错位程度在21世纪的前20余年里整体呈上升趋势。美元错位运行的主要原因来自美元体系的自我强化效应、美元寡头垄断国际货币供给市场的排他效应和美国霸权的护持效应。基于美元地位和基础条件的强弱变化，美元体系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平衡衰落、体系失调、体系强化和反向错位四种场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和美元体系的评估有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美元体系的演进阶段和错位问题，从而有效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制定维护国家和国际金融安全的中国策略。

一、引言

美元体系(或美元霸权)是否已出现衰落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且在不同时段都出现过周期性研究热潮和激烈争论。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学界对美元未来的走向进行了讨论；20世纪80年代，日元崛起对美元的挑战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21世纪初欧元诞生后，欧元与美元的货币竞争成为研究焦点；自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元体系的冲击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探讨。随着国际体系步入秩序变革的新时期，美元体系的现状和未来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学界对美元体系的现状与未来主要存在三类判断：一是“美元霸权衰落论”。这类观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出现多极化趋势，美元霸权进入了衰落阶段。有学者认为，由于国际货币权力的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延迟调整的结构性权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外债过度增长，动摇了各国对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信心。同时，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削弱了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美元正在失去其霸权地位，甚至其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也可能最终会被取代。二是“美元体系调整论”。这类观点认为，尽管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侵蚀”,但美元依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介于纯粹的美元本位体系和多元体系之间，将朝着“一超多强”的方向演进。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认为，美元可能从顶级货币下降为协商货币，这一变化将对美国的经济收益和结构性权力产生严重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一超(美元)两强(欧元和人民币)”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格局，全球贸易重构和美元“武器化”等因素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和碎片化。三是“美元体系进化论”。这类观点认为美元霸权将持续，美国在全球的经济优势、美元市场的流动性、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制度惯性以及美国维护美元体系的战略决心共同决定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被取代，任何实质性的多极化并未到来。但是，美元体系的内在机制和维护手段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升级，美国如何应对由其他国家主导的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带来的挑战、如何应对新兴货币和数字货币在国际货币功能层面对美元的侵蚀?这些问题都成为美元霸权能否延续的关键。

既有研究对美元体系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判断往往聚焦美元在特定时间节点上充当国际货币功能的绝对程度，多为静态和节点式分析，对美元体系基础性条件出现的变化考虑不足，忽视了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规律性和周期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生命周期的理论框架用以判断当前美元体系所处的阶段。考虑到美元体系已进入体系错位阶段并正处于错位运行的过程中，本文提出了一个错位指数用以测量美元体系的错位程度，通过分析美元错位运行的原因，提出了美元体系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四种场景。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

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来看，国际货币体系是多元行为体跨越国界的货币互动而形成的一个客观有机整体。多元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金融学研究多聚焦于市场层面的非国家行为体，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更加侧重国家行为体(如国际主导货币的发行国)和政府间国际货币组织。货币互动是指这些行为体间的复杂货币关系，如市场层面的货币流动和交换、国家层面的货币政策联系以及国际层面的货币治理等。不同行为体的多维货币关系所构成的复杂且有机的整体即为国际货币体系，其往往通过国际货币制度得以确立，如《布雷顿森林协议》和相应的国际货币机构所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基于《牙买加协议》的自由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秩序则是对特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行为规范和行为状态的概括。

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从旧体系到新体系的转变，二是体系内的变革，既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体系间的转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权力中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转移、主要大国合作意愿的变化以及国内外经济目标冲突的加剧等因素是导致古典金本位体系向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的关键。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从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牙买加体系取代的过程。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则强调无领导体系下货币权力扩散是国际货币体系更迭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对特定体系内的问题和改革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美元占主导地位所导致的美国与其他国家形成的权力非对称结构性、国际收支调整乏力、宏观经济失衡和全球金融体不稳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从体系变迁的视角出发，美元本位制的不可持续性引发了关于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国际货币权力转移、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研究也提出了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等多种方案。但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周期性问题，也较少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在不同演进阶段中改革目标和方式的差异性问题。本文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完整生命周期大致包括体系确立、体系稳定、体系错位和体系失调四个关键阶段，会依次经历调适期、发展期、修正期和护持/重构期四个时期。

国际货币体系确立是指体系中基本制度和行为规范得以建立，相关行为体能够在这些制度下有序开展货币互动活动的阶段。如古典金本位体系的建立是黄金充当本位货币的基本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确立的过程，该体系包含一系列较为明确的规则，各国遵守本国货币以固定黄金量定值和货币供应量受黄金储备约束等制度安排，这是古典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保持相对稳定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能够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基本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建立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式确立，此后体系便进入调适期。国际货币体系确立阶段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相关行为体接受该体系下各种基本制度和行为规范的约束，从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运转。调适期即国家和其他行为体接受和适应新制度的时期，这一过程也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成熟。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如何让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接受基于“怀特计划”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建方案。美国通过寻求扩大与英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实施“马歇尔计划”向相关欧洲国家提供美元援助等方式获得了体系内成员对货币制度和行为规范的认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直至1958年才真正运行，从1944年到1958年的这段时期都是调适期。

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是指体系的基本功能和秩序良好，该体系开始平稳运行和发展。在经历调适期后，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对此已适应和接受，该体系由此进入发展期，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黄金时期，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供给充足、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高、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适配度高以及国际货币秩序良好。在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阶段，全球贸易支付清算和国际金融活动的规则清晰、汇率总体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或可调节、各国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得力，国际货币体系因此也能很好地发挥其规则制定、风险预防和政策协调等功能。体系稳定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与改革的终极目标。在现实中，国际货币体系的状态却总是围绕着体系稳定这一理想目标而上下波动。

体系错位是指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基础与国际货币结构出现了不匹配的状况。由于各国的经济体量、贸易体量和综合实力等指标同体系建立初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有的货币制度安排无法有效调节体系运转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欧各国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逐渐恢复了经济增长，美国却因国内矛盾的激化爆发了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实力的变化导致美国资本大规模外流、国际收支逆差迅速扩大以及黄金储备急剧减少，这些变化严重动摇了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货币的信用基础，进而引发了1961年第一次美元危机。体系错位增加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国际货币体系也因此进入修正期。由于制度存在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往往很难发生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需要强大的外部冲击才能使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变革。

体系失调是指由于体系错位问题越发突出，体系因结构性矛盾加剧而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该体系得到外部修正的可能性降低，主要行为体倾向于采取自我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双边和结构性矛盾开始变得难以协调。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进入失调阶段，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无法同时满足维持全球流动性和自由兑换黄金两方面的需求，内在矛盾进一步加剧，双挂钩机制下形成的“中心—外围”国际货币结构导致各国间本就不对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更加难以协调。出现体系失调后，国际货币主导国会采取多种方法维系体系的运转，国际货币体系由此进入霸权护持期。1961年第一次美元危机发生后，美国联合西欧各国采取签署《巴塞尔协议》、组建黄金总库、建立借款总安排和创立特别提款权等多种措施，力图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常运转和美元的主导地位。

当霸权护持无法维持体系的基本功能和秩序时，体系便进入一个新的确立周期或重构期。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过程也是各国在货币领域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的过程。旧体系崩溃会导致国际货币秩序在短期内出现混乱，但同时也会产生建立新体系的巨大动力。旧体系结束而新体系仍在酝酿的时期称为建构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原本维系金本位体系运行的基本规则遭到破坏，导致货币战和贸易战频繁发生，国际贸易出现了严重萎缩，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主要国家都迫切希望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结束金融混乱的局面。与此同时，战争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崛起，美元的国际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英美两国之间的权力交替成为体系重构的关键，图1描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

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可逆向性。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并非单向和不可逆的，可能会出现不同阶段的反复交替，如体系错位经过有效修正后可以重回体系稳定状态，体系失调在经过结构性改革后也可以重回发展期。二是可跳跃性。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并不是要逐一历经所有的阶段和周期，可以实现跳跃式演进，如体系的稳定状况可能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内原因或受外部冲击而直接陷入失调，甚至步入体系重构的阶段。三是可重叠性。在现实中，很难区分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两者可能会出现重合的情况。例如，国际货币体系从错位到失调可能是一个较长的时期，错位和失调两个阶段同时并存；而当体系进入霸权护持期后，体系修正同样也会存在。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牙买加体系的延续，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也体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周期性。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重构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设立的二十国委员会围绕汇率制度、储备货币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以探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就一系列原则问题达成《牙买加协议》,这标志着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式确立。此后，牙买加体系进入调适期，该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更为自主的汇率制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世界经济动荡以及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对美元构成了挑战，体系错位初步显现。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政策协调修正牙买加体系的错位问题，如签订《广场协议》使美元对日元多次贬值。冷战结束后，牙买加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和运行，随后步入发展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加速推进，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地区货币纷纷崛起，国际货币体系错位进一步加剧。表1梳理了三大主要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

三、现行美元体系的周期评估：体系错位

运用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分析框架可对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的现状进行评估，判断其所处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急剧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积累了巨额顺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与外围国之间的经济失衡加剧，主要货币的国际地位与其经济基本面越来越不匹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求越发强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改革进程，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有所提升。但是，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彼此不匹配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美国经济相对衰退与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各方经济实力对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因素都使美国在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控制力继续下降，国际货币体系的错位进一步加剧。

(一)美元体系的基础条件：评估的基准

美元体系虽然进入错位阶段，但如何对其进行测量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美元的国际地位(或主权货币的国际化)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既有研究对这些决定因素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分别从经济体量、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货币可兑换性、信用水平、交易网络、政治领导力、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等角度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也有一些研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最常见的是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区分开来。例如，艾肯格林等认为，经济因素包括经济规模、金融市场、国际交易网络和国际商业信誉，政治因素包括政治—军事实力和国内政治制度基础。其中，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美国在政治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被认为是美元霸权的决定性因素。也有研究将经济和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分析美元体系的结构，认为美国金融霸权主要由以军事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主义、货币帝国主义、资源帝国主义和粮食帝国主义四根支柱构成。有学者借鉴了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认为美元霸权是由结构性因素支撑的，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的安全、生产、贸易、金融和知识结构。还有学者进一步将影响美元体系的因素归纳为市场基础、工具性因素和地缘政治三种类别。其中，市场基础强调信心、流动性和交易网络等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因素，工具性因素聚焦于政治和公共权威对美元体系的影响，而地缘政治关注更深层次的“政治动机和关系”。

对这些因素的识别和分析虽然有助于理解美元体系的形成和延续，但既有研究往往把美元体系形成的基础条件和维系其存在的助力因素混为一谈。基础条件是指在建构期或重构期为美元国际化及其体系的形成提供和创造可能性的必要条件；助力因素是指美元体系基本形成后，在其运行期有助于该体系延续的因素。本文认为美元体系具有经济基础、治理基础和权力基础三大基础条件。

经济基础是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主权货币国际化程度是该国经济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角色的直接反映，也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一国货币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和选择。经济基础的强弱具体表现在经济规模的大小、贸易体量的大小以及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等方面。本文主要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商品贸易额和金融发展程度三个指标对经济基础进行操作化。然而，一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未必能及时或必然带来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美国的41%,但并未直接导致美元的国际化，这说明还需要综合考量其他重要因素。

治理基础是经济实力转化成国际货币地位的关键中介变量。治理基础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发行国的国内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经济实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果，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又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和手段，进而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有研究认为，主权货币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果，也是国家有意而为而非完全市场选择的结果。还有研究从经济治理结构、政治领导力、货币领导力、货币和汇率体制、法律体系以及制度安排等不同视角分析了涉及治理基础的因素。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对主要国家的国内治理情况进行了测量，本文则主要使用“政府有效性”和“政治稳定与非暴力”两个指标衡量治理基础。

权力基础是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保障。经济基础和治理基础一般属于国内因素，而权力基础强调货币发行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尤其强调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影响力。经济基础和治理基础是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强大的国际权力对维系经济增长和国内政治稳定大有裨益。国际货币权力是国际权力的重要内容，主要来源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应与其国家实力大致匹配。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统治性地位不仅是美元体系在形成之初“怀特计划”战胜“凯恩斯计划”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的根本原因。既有研究对影响美元体系运转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地缘政治权力和国际制度性权力等内容进行了较多探讨，但较少对权力基础进行操作化与测量。本文主要考察了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两类权力。关系性权力侧重于国家的静态物质实力，而结构性权力聚焦国家在国际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为其带来的影响力。

此外，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测量是评估体系错位的另一关键环节。从货币功能、货币收益和货币权力三个维度可以较为全面地测量和分析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货币功能主要包括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国际货币收益主要包括收取国际铸币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等；国际货币权力可分为关系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观念性权力。在这三个维度中，以主权货币承担国际货币功能的程度来衡量主权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方法最为成熟，相关数据也容易获取。其中，国际货币的三大功能(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在两个层面(官方和私人)形成的六种国际货币角色(外汇交易货币、贸易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干预货币、汇率锚货币和储备货币)是此类方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不同货币功能在重要性方面的差异，本文对美元国际地位操作化主要根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美元在国际银行业对外负债和债权中的占比以及美元在外币债券发行中的占比三个指标，分别从储备货币、银行货币和债券货币三个维度对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行测量。对体系错位评估的方法是测量基r=A。其础条件与美元国际地位间的比例变化，这一比值被定义为错位指数，即=A\B。其中，Y是错位指数，A为美元国际地位，B为美元基础条件。错位指数越低，基础条件就越能支撑货币的国际地位；错位指数越高，美元实际地位就会越高于美国国家实力所能支撑的美元地位，基础条件就越不能支撑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表2总结了测量基础条件和美元国际地位的相关指标。

(二)错位的测度：不同基础下的差异性错位

既有研究关注不同的基础条件和助力因素，在判断美元体系的现状上存在较大分歧。从经济收益和货币功能的角度来看，美元为美国带来的利益以及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地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但美元依然是唯一的主导性国际货币。根据国际货币体系生命周期理论框架，本文没有对美元体系衰落与否问题进行直接判断，而是从四个方面测量了美元体系出现的错位问题。

1.与经济基础错位的波动和反弹

美元体系的国内经济基础在较长周期内被逐渐侵蚀，经济基础与美元地位也出现了明显错位，但美元体系的经济基础展现了较强的韧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趋势。图2a和图2b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美国商品贸易出口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以及美国金融发展水平占金融发展水平排名前十国家的比重等指标测量了美元地位相对其经济基础的错位程度。

测量结果显示，自冷战结束后，美元国际地位与美国经济实力的错位情况不断加剧，错位程度在2011—2014年到达峰值。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优先”的霸权政策试图强行复苏美国经济，维系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但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趋势在这一阶段依然比较明显，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占比由2015年的65.7%下降到2022年的58.5%,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值的百分比由2015年的24.2%上升至2022年的25.1%。这种反向调整趋势有利于缓解美元体系错位，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元体系的稳定性。

具体而言，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和在国际银行业债务中的占比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和金融发展程度的错位在2017—2022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相比之下，美国单边主义霸权政策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收效并不显著,美国商品贸易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2015年的9.1%下降至2022年的8.23%。图2显示，基于商品贸易规模测算的美元体系错位在进入21世纪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快速发展密切相关。总体而言，美元地位相对其经济基础的错位程度在20年的长周期里大致处于上行趋势，但在国际秩序调整的背景下，错位程度有短期回落的趋势。

2.与治理基础错位的加剧

美元体系虽然建立在有效的国内治理基础上，但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其国内治理基础的错位越发严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历届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国内治理方式配合和调整货币体系的运行，尤其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在基于主权信用货币的美元体系中，美国国内治理对美元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管理美元”而非自由市场选择成为美元体系延续的一种基本逻辑。进入21世纪，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国内治理基础逐渐动摇。图3a和图3b依据“政府有效性”和“政治稳定与非暴力”数据计算的美元错位指数显示，自2008年起，美元错位程度总体呈现出增强的趋势，主要原因来自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方面。在经济治理层面，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陷入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救市行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治理思路以及拜登政府的“新华盛顿共识”经济战略规划等治理方式都在改变美元体系所秉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理念(如美元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美元的自由兑换)。在政治治理层面，党派主义、民粹主义、教条的民主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是侵扰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和生态的不稳定因素。有学者探讨了政治稳定性如何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及其机制，认为政治稳定性会影响国际货币使用者的支持程度，具体可通过货币信心渠道、金融市场发展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

3.与权力基础错位的差异化

美元体系的维系依托美国强大的国际权力，但权力基础与美元地位之间出现了差异性错位。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的关系性国际权力和结构性国际权力之间的错位程度不同。就关系性国际权力而言，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绝对实力具有领先优势，但其在双边关系所构建的影响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与前文所述的经济基础和治理基础密切相关。例如，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在1960年高达40%,而在2022年时仅为25.1%,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也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而被分散。本文使用综合物质实力指标衡量美国的关系性权力。考虑到国家物质实力测算方法会忽视高科技实力的影响力等缺陷，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物质实力指数，用以测算国家物质实力。综合物质实力指数由一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武装部队人员占世界武装人员总数比重、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总开支比重、科研支出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比重以及能源最终消耗占世界能源消耗比重六个指标的平均值构成。使用国家综合物质实力计算的美元错位指数显示(如图4),相较于美国综合物质实力，美元地位的错位程度在21世纪前20多年的时间内表现出明显的起伏状态，其错位水平总体上处于高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错位程度达到最低，随后大幅增强，近期错位程度又有小幅回调。

相较于关系性权力，美国在结构性权力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结构性权力建立在关系性权力之上，关系性权力主要产生于权力主体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而主体间关系则共同塑造了复杂的国际结构。行为主体在这种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为其带来不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即为结构性权力。相较于关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更加稳固和不易改变，美国在关系性权力上的波动和相对衰落并未影响其结构性权力。罗杭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了美国的结构性权力，认为美国的结构性权力自1979年以来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总体上表现出增强趋势。本文使用罗杭等研究的结构性权力数据计算出美元体系的错位程度。图5显示，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强力支撑着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错位程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则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

4.综合错位程度的测量

上述不同细分指标所计算的错位程度在横向时间维度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加之在纵向维度上不同货币基础和货币国际地位的指标间出现了差异，这让基于不同基础的分析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计算美元体系的综合错位程度显得尤为重要。但在测量美元体系的综合错位程度时，经济基础、治理基础和权力基础的权重如何分配以及不同国际货币功能在反映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性方面都存在争论。本文采用专家赋值法对美元体系三大基础和美元国际地位相关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在此基础上取十个权重的平均值，由此计算出一个综合的美元基础指标和美元国际地位指标，具体赋值结果见表3。

其中，Y是错位指数，A是美元国际地位指标，B是美元基础指标，其他字母含义见表3。使用上述权重和计算方法可对美元国际地位相对其基础的综合错位程度进行测量，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显示了两点结论：其一，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段内，美元体系的错位程度总体呈现出大幅增强的趋势。以1999—2001年三年的平均错位指数作为参考基准(即图6中的错位基准线),2022年美元体系错位程度相较这一基准增加了约83.2%,而在整个考察周期内，美元体系的错位程度平均增加近30%。本文选取1999—2001年平均值作为参考基准的理由在于，1999—2001年是跨越21世纪前后的三年，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一些影响美元体系的重要因素尚未出现或者刚刚出现，因而对美元体系的稳定运行影响较小。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在贸易领域对美元的挑战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欧元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威胁尚未完全显现，困扰美国国内治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001年“9·11”事件后才突显出来。这一阶段可以被理解为美元体系的稳定期，选取三年的平均值能够避免特殊波动。

其二，美元体系的错位程度并不是线性上升的，而是处于波动状态，关键事件对美元体系的错位程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99—2022年的考察周期中，美元体系错位程度出现了两次显著波动。第一次出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这次金融危机始于美元体系的中心国家美国，因此使美元体系进行了短暂且有限度的调整。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制度的调整陷入“均衡困境”,即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国际货币制度调整到一定程度后又陷入调整乏力的状态。这也较好地解释了2008年美元错位程度指数出现短暂下降的原因。美元体系错位程度第二次出现显著波动发生在2017—2018年前后，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期。随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和政治极化加剧、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低迷等复杂因素共同削弱了美元的基础，美元体系的错位程度大幅增强，创造了考察期的最高值，且依然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

四、错位运行的解释：美元体系何以延续

既然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其基础条件的错位越发严重，为何错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可以运行和延续，错位的美元体系又会如何演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有哪些?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错位运行的原因可从国际货币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美元体系的自我强化效应、美元寡头垄断市场的排他效应和美国霸权的护持效应三方面内容。

(一)美元体系的自我强化效应

从国际货币的需求方来看，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受网络外部性、使用惯性和路径依赖的约束，美元体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我强化效应。美元体系的网络外部性是指体系的价值主要依赖于使用该货币的市场行为体数量，当体系运行的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多行为体时就会产生规模经济，交易成本随之降低。由于货币体系的价值和效率提高，转而使用其他货币的转换成本也随之增加。市场微观层面的双边经济交往和货币流通会汇集成一个复杂的美元流通网络。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大，美元的流通性、便利性和市场接受度日益提高，各类行为体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使用美元的可能性也会不断增大。

与体系层面的网络外部性密切相关的是微观行为体层面的货币使用惯性。研究表明，经济实力对货币实力的影响具有延迟性，国际货币体系虽然会随着国际生产体系的发展而发展，但总体滞后于国际生产体系，这是使用惯性在起作用。使用惯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本身的特有属性导致了上述货币网络外部性，并进一步塑造了货币的使用惯性。市场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而选择货币种类，一旦某种货币被广泛使用，持有者都会从其价值稳定性中获得收益，这也会改变行为体的选择并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形成行为惯性。使用惯性的改变需要更大利益的吸引，而网络外部性给主导货币提供了先发优势，使其地位难以被颠覆。有学者甚至认为，使用惯性是外汇储备货币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美元的网络外部性与货币使用惯性相互影响并彼此强化，共同塑造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行为和制度层面对美元的路径依赖。此外，国际货币制度在美元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制度路径依赖维系着美元体系，美元体系的网络外部性又为国际货币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随着网络外部性和使用惯性的不断增大，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和美元体系进入锁定状态。

通常来说，只有强大的外部冲击才能改变货币网络、打破使用惯性并破除路径依赖。当前国际货币的美元体系虽然遭受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2年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冲击，但以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等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美元体系网络、各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市场层面各行为体的使用惯性都尚未改变，这阻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二)美元寡头垄断市场的排他效应

国际货币供给市场的结构较为稳定，市场集中度较高，美元寡头市场长期存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并未发生实质性调整。美元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缺乏迫使其不断进化的有力竞争者。如前文所述，在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中，国际货币多元化和多极化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美元体系正在衰落。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认为，自21世纪以来，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发生了“隐形侵蚀”。②冷战结束后，虽然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美元的挑战者，如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和欧元等，但这些货币都没有对美元构成强有力的挑战。换言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可替代美元的货币，③国际货币供给市场的结构十分稳定。

本文借鉴了经济学中市场集中度的概念，通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计算了国际货币供给市场的集中度。表4所示，1995年和2022年国际货币供给市场的总体集中度(即平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几乎相同(约为0.34),交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市场集中度情况以及前两大货币(美元和欧元)和前五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所占份额虽然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依然十分稳定。在2022年之前，作为国际交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前两大货币(美元和欧元)在三大货币功能(交易、投资和储备)上的平均货币供给市场份额为71.8%,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前五大货币占货币供给市场份额的84.8%。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供给结构中的统治性地位十分稳定，美元作为国际交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平均货币供给市场份额在2004年占比为50.55%,2022年依然高达49.19%。这其实也驳斥了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多极化的观点。

还有观点认为，美元和欧元形成了双寡头垄断市场。但从美元和欧元在发挥国际货币功能的相关数据来看，在过去十年中，欧元相对美元表现出明显衰落。根据笔者的计算，欧元作为国际交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占比分别从2004年的18.5%、40.2%和25%下降到了2022年的15.5%、31.8%和20%,在三种功能上的平均占比也从2004年的27.73%下降至2022年的22.57%。欧元已从美元强大的挑战者逐渐下滑至国际货币的第二梯队。英国退出欧盟、乌克兰危机和欧元区在治理层面相对于主权国家存在的治理缺陷等因素使欧元成为美元替代者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发布的全球支付货币占比数据也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从2015年12月的47.87%下降到2020年7月的38.77%,但自2023年以来出现了强势反弹，在2023年11月创历史新高并达到59.78%;欧元却从2012年1月在全球支付中占比的44.04%大幅下降到2023年11月的12.85%。

国际货币供给的寡头垄断市场形成了坚固的市场壁垒，新兴货币进入国际货币市场阻力重重。在商品市场上，垄断会导致诸多弊端，如减少竞争、滋生腐败和降低经济效率等。在货币供给市场上，垄断会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主要原因是货币同时具备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属性，还区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往往由一个国家的政府垄断发行，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在国内市场中，货币主权和市场垄断有利于创造信用、提升经济效率以及维护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转。在国际市场中，不同的主权货币形成了一个竞争的货币供给市场，那些在国际货币供给市场中获得垄断地位的货币会给其发行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权力。因此，大国都有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的理由和动机。由于先发优势、自我强化效应和霸权货币发行国的护持，作为霸权货币的美元对新兴货币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效应。

(三)美国霸权的护持效应

对主导性国际货币的供给方来说，美国在结构性权力上的绝对优势和美元霸权护持方略在短期内维持着美元体系的基本稳定。霸权护持是指霸权国维护自身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国家利益而采取的行为实践。霸权国的实力衰落并不会导致其自动放弃霸权地位，但是地位下降和实力衰弱往往会使霸权国的战略自信降低、战略疑虑增加，进而激发霸权国采取措施实施霸权护持行为。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护持发生在主导国对体系的控制能力减弱而主导货币更迭尚未开始的阶段。自2017年以来，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国际秩序变迁使美元霸权的基础受到侵蚀，国际货币体系陷入制度变迁停滞不前和大国权力博弈加剧的双重困境，美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作用虽然被相对削弱，但其仍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提供国际主导货币的国家，替代美元的货币仍未出现，主导货币的更迭甚至尚未开始。因此，维持美元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美元霸权带来的经济收益和货币权力是美国霸权护持的重要动机。

霸权国的霸权护持措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从内部调整其政治经济政策以增强自身的绝对实力，二是从外部角度切入来削弱竞争对手。为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采取了相关措施以实现其霸权护持的目标。

在国内层面，美国采取调整货币政策的措施以增强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调整财政政策以维护美元的吸引力，放松金融监管政策以增加美元流动性等一系列举措。其目的是提升美元充当国际货币的合法性，获得其他国家对美元的认可与支持。在国际层面，美国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行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将美元体系的根本问题转嫁给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贸易政策；通过货币政策干扰和制裁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阻碍新兴货币的发展；通过国际舆论和“污名化”策略影响新兴货币的国际信用；通过制定数字美元战略应对新兴数字货币对美元霸权的冲击；通过加强双边货币互换等国际货币合作以巩固美元的中心地位；通过挑起国际地缘冲突提升美元价值和维系美元霸权；甚至对去美元化的国家直接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美国的目的在于遏制主要的替代性货币的发展以及削弱潜在的竞争货币。有学者认为，美元霸权的延续归功于美国统治性货币实力以及通过不同形式的权力手段运用这种实力的能力。

五、美元体系的未来

错位运行中的美元体系如何演进是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秩序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体系错位运行的情况如果持续恶化，该体系就会进入体系失调阶段。美元体系是否会出现体系失调甚至发生体系重构取决于美元国际地位的基础条件和维系美元体系运行的助力因素变化情况。美元体系的未来并不确定，其演进方向也是有条件的。综合考虑并匹配美元的国际地位及其基础条件这两个因素的升降趋势与强弱变化，美元体系在未来可能呈现四种场景(见表5)。结合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四种场景按发生概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平衡衰落、体系失调、体系强化和反向错位。

场景一：美元国际地位持续下降，美元的基础条件也持续减弱，美元体系将陷入平衡衰落。如前文所述，美元体系在21世纪的前20余年里表现出这种趋势，即美元基础条件(尤其是经济基础和治理基础)总体呈减弱趋势，美元国际地位也在逐步下降。由于基础条件的下降程度和速度远大于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程度和速度，因此出现了美元体系的错位。如果支撑美元体系的经济、治理和权力基础持续减弱，且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趋势也同时持续，美元体系将会出现平衡衰落。这意味着美元体系错位的情况不会迅速恶化，美元国际地位调整与美国综合国力调整虽然无法保持完全相同的程度和速度，但总体上能够保持相同的方向，其他主要货币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国际化机遇。

场景二：美元国际地位保持相对稳定或出现上升的情况，美元基础条件却在持续减弱，美元体系将步入体系失调阶段。与平衡衰落不同，如果美元基础条件持续减弱而美元国际地位得以保持或有一定提升，那么美元体系错位将进一步恶化。维系美元体系错位运行的诸多因素虽然在较长时间内会继续支撑美元保持其既有的国际地位，但国际货币体系会出现失调状况。美元体系错位的加剧及由此导致的美元体系失调势必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大的问题和风险。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技术性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出现汇率大幅波动与失调、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和国际货币制度持续低效等问题。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将大幅削弱，国际货币的供给将出现不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总体稳定也将受到巨大挑战。美国此时会更多地采取“公器私用”措施，将国际化的美元作为其谋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以挽救其不断衰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在这种场景下，美国的霸权护持策略将会有增无减，大国间的货币竞争和更广义的权力竞争也会日益加剧。

场景三：美元地位及其基础条件都不断增强，美元体系将出现体系强化。这是与平衡衰落相对应的一种场景，如果美元的基础条件持续减弱，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体系错位的加剧会导致体系失调，而体系失调意味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会陷入危机。相反，当基础条件增强、美元地位提升时，美元体系将被进一步强化，既有的“中心—外围”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将更加稳固。虽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问题和美元体系下的诸多缺陷依然存在，甚至可能由于体系强化而进一步加剧，但美元霸权会通过市场和政府等多重手段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稳定。

场景四：美元国际地位下降，但其基础条件反而增强，美元体系将出现反向错位。理论上而言，当美元的经济、治理和权力基础通过美国国内和对外战略及政策的调整扭转持续减弱的趋势，美元的国际地位将获得强力支撑。但是，如果美元国际地位依然持续下降，便会出现反向错位，即美元国际化现实水平低于美元基础条件所能支撑的理论水平。在呈现“中心—外围”结构的美元体系中，反向错位往往发生于边缘区的新兴货币。上述维系错位运行的诸多因素也是导致新兴货币崛起困难和反向错位的重要原因。在场景四中，中心货币出现反向错位的可能性很小，导致这种小概率情形的因素包括数字货币使国际货币的基本逻辑发生改变、美国领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以及美国自利的霸权思维和单边主义行为持续削弱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等。

这四种场景与前文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平衡衰落和反向错位是体系错位的具体表现，体系强化则很大程度上回归了体系稳定，体系失调的场景即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中的体系失调。上述关于美元体系未来场景的初步判断显示，体系错位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美元体系的现实状况，体系错位的恶化在更长周期中可能导致体系失调，体系错位得以修正从而使美元体系重回稳定的概率相对较小，美元体系重构在可预见未来的发生概率最小。

六、结论

国际货币体系和广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更迭和国际秩序变迁在微观层面表现为特定领域的体系演进。由此，在国际秩序的变革期，除宏观战略层面的分析外，对核心问题领域的现状和未来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是一个关键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虽有形式上的演变，但在本质上都是美元体系，这一体系随着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波动而跌宕起伏并延续至今，而美元依然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货币。本文通过构建生命周期理论框架，评估了美元体系的错位状况，解释了理解美元体系错位运行的演进逻辑并分析其可能的未来场景。

这项研究还可以在国家和国际维度进一步拓展。在国际层面，美元体系错位的限度何在，错位到何种程度将发生体系演进或变革?美元平衡衰落、体系失调、体系强化和反向错位四种不同场景的排序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数字货币、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等新因素对美元体系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国家层面，在美元错位运行期，中国如何更好地应对美国的美元霸权护持战略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美元体系演进的不同周期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中国战略是什么?这些问题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也是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的重大战略问题。总之，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命周期和美元体系的准确评估有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分析和解释美元体系的演进阶段和运行问题，进而有效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者：张发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明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