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视角下的“全球南方”合作路径
全球南方崛起源于多重因素交互作用，而新兴大国在最近几年先后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是其中之一。加之金砖国家的合作深化及其对全球性议题的高度关注，全球南方的世界观与全球治理观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舆论关注，并持续向由全球北方所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范式施加改革压力。很显然，全球南方合作导向已呈现从“联合自强”向“协同促改”的微妙转变。
我们在讨论如何推进全球南方合作时，首先需要客观了解全球南方合作所面临的来自机制建设、引领群体和集体共识三个维度的现实挑战。
第一是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散点化和碎片化。首先，当前南方国家的合作机制以区域化为主要特征，全球各个地区基本都存在性质各异、侧重点不同的一体化合作机制。相比而言，东盟的一体化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一些新兴大国针对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区建立了“1+N”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比如，中国推动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论坛等跨区域合作机制，巴西也以南美洲为依托建立了南美—非洲论坛、南美—阿拉伯论坛等。再次，由多个发展中大国共同组建的小多边机制，比如印度—巴西—南非三国论坛和金砖国家（尤其是后者）成为对接全球南方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机制。此外，在全球范围内，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中国”等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世界百年变局之下，这些机制需要探索全新的合作思路。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散点化、碎片化与全球北方合作机制的内聚化、系统化形成了鲜明对比，机制建设是全球南方需要切实推进的紧要步骤。
第二是全球南方合作需要多元驱动。在全球南方的互动合作中，影响力最大的还是中国，这一方面在于中国拥有综合实力上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在构建代表全球南方利益的话语体系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效，比如“三大倡议”非常符合全球南方的世界观和全球治理观。但必须认识到，全球南方是一个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传统等多个层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庞大国家群体，并且在传统的全球治理决策体系中长期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带，因此，要实现更广泛的全球南方有效联动，多引擎驱动可能是未来探讨的方向，并且这也符合全球南方多维差异的现实特征。事实上，单引擎驱动不仅存在较大难度，而且面临陷入“话语陷阱”（既包括外部施加，也包括内部产生的）的巨大风险，而全球北方合作其实也呈现出多元驱动的发展态势。
第三是全球南方凝聚力的不确定性。首先，从历史经验看，南方国家的国家身份定位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一个国家对政治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的排列次序不同，其国家身份定位也会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取向的稳定性。以巴西为例，其国家身份定位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间经历了多次调整，科洛尔政府（1990~1992年）和博索纳罗政府（2019~2022年）分别强调巴西“发达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属性，而由左翼劳工党主政的各届政府则更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等身份，受此影响，巴西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完全不同的偏好与选择。其次，南方国家的外交存在自主性不足的普遍特征，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这同样会给全球南方的凝聚力与政治共识带来不确定性。
巴西既是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创始成员国，也是2024年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还是全球南方概念的积极推动方。比如，巴西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创立了《全球南方》和《全球南方研究》两本学术期刊，努力构建具有全球南方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另外，全球南方也是现阶段巴西政府在各大外交场合中反复强调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巴西不仅对全球南方有着清晰的身份认同，而且将全球南方合作置于其外交的优先位置。可以预见，巴西将利用2024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方面提升其在全球南方群体中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展示自己对全球南方合作的认知和考量。
总体来看，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巴西在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上的政策主张既符合全球南方的普遍立场，也体现出巴西“积极且自信”的国际战略特征。笔者认为，巴西主要将全球南方合作投射在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层面，尤其重视以下具有鲜明层次的三条合作路径。
第一，联合国改革是巴西争取全球南方积极响应的核心议题。自2023年重新执政以来，巴西总统卢拉几乎与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大国进行了直接互动，而联合国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巴西与各大国对话的核心议题。此外，在与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互动过程中，联合国改革同样也都是巴西争取全球南方积极呼应的关键议题。针对联合国改革，现阶段巴西政府主要强调两点：改革的迫切性和改革的代表性导向。前者主要聚焦联合国的“效率赤字”问题，尤其强调联合国在解决诸如海地危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低效乃至失效，“尽快将联合国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现阶段巴西政府不断抛出的引导性议题。后者则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基于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原则，增选的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不仅面向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也应面向经济大国、农业大国、文化大国等群体。另外，巴西还强调，安理会应对的大多数问题都与发展中国家有关，而发展中大国对这些问题有着更好的认知以及应对经验，因此，安理会向发展中大国群体开放能提升其决议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综上两点，联合国改革问题是巴西争取全球南方积极响应的核心议题，而对巴西所具有的多重代表性的强调，则是巴西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全球南方）内营造的更符合本国利益的外交叙事。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巴西推进全球南方合作的优先议题。自重新执政以来，巴西总统卢拉多次谈到“去美元化”“本币结算”“共同货币”“新支付体系”等议题，这些均属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范畴。纵观巴西的全球多边参与进程，其对国际多边经济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重视程度更高，参与的活跃度及收益同样更加明显。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作为全球南方合作的优先议题，巴西的考虑主要基于两个层面：其一，要维护发展主权，全球南方应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大讨论，敢于推动贴近全球南方利益关切的议题，让弱势的“南方方案”得到更广泛的呼应。比如全球南方在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负责的货币政策、“绿色殖民主义”等方面应强化政策配合及联动。其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决策体系改革，增加全球南方的决策参与。这一点既基于巴西本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也符合全球治理体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比如，金砖国家努力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就属于在全球经济治理决策体系层面的集体发力。从实际效果来看，全球南方合作是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必要且有效的路径。
第三，巴西认为全球安全治理是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地缘冲突的发生、走向及解决方案，基本全部由全球北方主导。从现阶段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两大安全危机来看，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呈现出鲜明的立场分野，根本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尤其随着国际权力体系的渐进演变，全球南方敢于对全球北方利己狭隘的安全观说“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全球的舆论走势。例如，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政府，玻利维亚宣布与以色列断交，智利、洪都拉斯、哥伦比亚等国召回驻以色列大使，这些都体现出相当多的南方国家持有与北方国家大相径庭的安全主张。近四十年来，代言全球南方是巴西外交的重要思路。鉴于此，巴西总统卢拉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上均表现出不同于全球北方的安全立场，呼吁成立和平俱乐部，将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些主张其实具有与全球南方相呼应的内涵。要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权力体系，关键还在政治安全治理环节。因此，巴西一方面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另一方面也重视全球南方内部的立场呼应，推进更广范围的全球南方安全共识，进而改变由全球北方垄断的全球安全治理传统范式。（作者：周志伟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